第一篇：社会创新的十大理论问题
社会创新的十大理论问题
自1986年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提出“社会创新”的概念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创新日益受到各国政府、学术界、民间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在谷歌网站上输入“social innovation”一词，搜索结果有725万条，输入中文“社会创新”一词，搜索结果更高达4070万条。英国是较早从事社会创新研究和实践的国家，布莱尔政府时期就在内阁设立了第三部门办公室，致力于建立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美国奥巴马政府成立后在白宫设立了社会创新办公室，新政府积极致力于推动社会创新。加拿大2004年以来先后两次发表了反映本国社会创新进展的研究报告，在该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和中国等不少国家都设立了自己的社会创新奖项。社会创新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因此有必要对社会创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
一、社会创新的概念
综合熊彼特和杰夫·摩根等人关于创新的定义[1]，对创新可作如下界定：创新是将新思想付诸实施的创造性活动，同时也是创造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过程。这一简明的定义将创新与改革、改良以及发明、创造区别开来。改革与改良是对原有的事物加以修改完善的行为，创新则是寻求新的解决方案的行为。发明、创造是提出新知识、新思想、新方法的行为，创新则是将新思想、新理念付诸实施的行为。创新与改革及发明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发明是知识的生产过程，创新则是知识的传播与实践过程，它是发明、创造的一种延续。创新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结果。作为一种过程，它包括新思想的提出、实施和传播或扩散等内容。作为一种结果，它又具体表现为新产品、新服务、新组织、新解决方案等。
社会创新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从这一概念的提出到现在只有20多年的历史。人们对社会创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尚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对社会创新的理解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在国际学术界，有两个社会创新的定义具有广泛的影响。一个是英国杨氏基金会主席杰夫·摩根的定义。他指出，社会创新是在满足社会目标方面产生效果的新想法，或者是指受满足社会需求目标所驱使并主要由以社会目的为主的组织所从事和扩散的创造性行动和服务。[2]另一个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创新研究中心菲尔斯(James
A.Phills)等人提出的定义，即，社会创新是对某个社会问题的新颖的解决办法，这个解决办法比现有的办法更有效、效益更高、更可持续或更加公正，同时它所创造的价值为整个社会带来利益而非仅仅对某些个人有利。[3]我国学者王名认为：“社会创新可以理解为一个涉及社会生活的基本理念、组织和制度的创新过程，是在旧的社会生活范式或体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运作模式的过程，其中既包含着对旧的生活范式或体系的否定，以及在理念、组织和制度层面突破旧有体制的大胆改革，也包含有建构新的理念、组织和制度的种种积极探索和尝试。”[4]俞可平教授在2010年5月26日举行的“中国社会创新奖”启动仪式上指出，从广义上说，社会创新就是社会领域的各种创新活动，公民团体、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是社会创新的重要主体。
在上述国内外有代表性的社会创新定义基础上，可以对社会创新作出如下界定。社会创新就是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等社会行动者在社会领域为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而率先发起和实施的富有成效的创造性活动。这个定义有五个要素，这五大要素概括了社会创新的特征，明确了社会创新的基本内涵和外延。
1.社会创新的主体。作为社会创新主体的社会行动者，首先地和主要地是公民社会组织及社会企业家、社会活动家、民间意见领袖等杰出公民，他们往往是社会创新的发起者。社会创新不排斥甚至需要政府和企业在创新的实施和推广过程中的参与，但它首先强调和关注的是公民社会的主动性和首倡精神。这就将它与政府创新和企业创新区别开来，后者的创新主体分别是政府和企业。
2.社会创新的领域。社会创新的活动领域主要是社会领域，如教育、医疗、养老、扶贫、助残、环保等领域。社会创新不同于技术创新，后者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世界中所从事的创造性活动，社会创新则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性需求而从事的创造性活动。社会创新还不同于政治创新、经济创新或商业创新以及文化创新，它是人们在社会领域为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而开展的创造性活动。
3.社会创新的目的。社会创新的目的不是为了增进某些特定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增进社会利益，不是为了实现私人目标，而是为了实现社会目标。实现社会目标、创造社会价值、增进社会公益、保障公民权利是社会创新者从事创造性行动或服务的动机或目的。这就将它与企业创新、商业创新以及政治创新和政府创新的目的或动机区别开来。企业创新和商业创新是为了实现利润或投资回报的最大化。政治创新和政府创新的目的是在确保增进政治家或政府官员及其所代表的组织机构利益的前提下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4.社会创新的过程。社会创新是一种过程。作为一种过程的社会创新，是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的新创意的提出、实施和推广的过程。这将它与文化创新、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区别开来。后者侧重于提出新知识、新理论、新观念，而不太关心将它们应用来解决社会问题。
5.社会创新的结果。社会创新又是一种结果。社会创新是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方面富有成效的创造性活动，从而在或多或少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变革。成功的社会创新最终往往表现为一种得到社会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新理念、新产品、新服务、新组织、新体制、新政策法规、新生活方式、新行为方式、新社会关系等。这种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过程是和平的、理性的，尽管并非一帆风顺。这就将它与社会改革和社会革命区别开来，社会改革通常是由政府发起的对现有的社会体制进行完善或改良的活动，并非对旧事物的否定或取代。社会革命则是由政府以外的社会力量对旧的社会体制或社会系统的颠覆性破坏或毁灭，其方式是暴烈的，其结果是打破旧制度，但未必能够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体制。
社会创新与企业创新、商业创新、政府创新、社会改革、技术创新、知识创新既有区别，又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创新不但不排斥政府和企业参与其中，甚至迫切需要他们与社会组织合作推动创新。社会创新与政府创新、商业创新在寻求解决社会领域面临的挑战的新方案活动中存在着交叉和重合，政府创新和商业创新中包含着社会创新的内容。同时，社会创新的推广或制度化有赖于商业创新或政府的社会政策创新或社会立法创新。[5]社会创新往往成为政府发起和实施社会改革的强大推动力量。社会创新和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往往携手合作，社会创新者在应用新技术、新理念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的创造性活动，使技术创新和知识创新的社会贡献彰显出来。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主动参与社会创新实践，则会使社会创新如虎添翼，力量倍增。
二、社会创新的分类
对社会创新进行科学的类型学研究，构成社会创新理论的重要内容。可以结合社会创新的概念及特征，对社会创新从多个角度进行分类。
首先，可以根据发起社会创新的社会行动者的特征来进行分类。据此可以将社会创新分为个人发起的社会创新、社会运动发起的社会创新、社会组织发起的社会创新。驱动社会创新的个人又可分为社会企业家、社会活动家等，他们都具有共同的人格特质，如清楚的愿景、坚定的承诺、坚韧的毅力、不畏风险的勇气、充满激情和使命感等，所不同的是，前者抓住机遇，整合资源，直接提供社会服务;后者则是动员更多社会成员，致力于实现特定的社会目标。[6]与个人的力量和作用相比，社会运动推动的社会创新更加引人注目。追求特定社会目标的社会运动如环境保护运动、女权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公平贸易运动等，往往从小团体开始，随后建立联盟，组织推广运动或激发社会大讨论，将私人问题转变为公共问题，最终上升为政策法律或成为主流商业模式而取得成功。意义重大、力量联合、人数众多、投入深入成为社会运动发起的社会创新取得成功的四大要素。[7]社会组织发起的社会创新又可以根据对社会组织的不同类型划分而确定不同社会组织发起的社会创新的不同类型。如可以根据社会组织的功能将社会组织区分为服务类社会组织、自治类社会组织、兴趣类社会组织、联谊类社会组织、资助类社会组织、维权类社会组织、倡导类社会组织、公益类社会组织，在此基础上将社会创新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它有助于研究哪类社会组织在发起社会创新方面更为活跃及其原因。社会组织发起的社会创新又因驱动力量的不同而进一步划分为用户驱动或消费者驱动的社会创新、社会组织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如雇员驱动的社会创新等。
其次，可以根据社会创新的社会领域来进行分类。对社会领域又可以进行具体的细分，由此明确社会创新得以发生和扩展的具体领域类别。如社会领域又可以区分为科学研究、文化、卫生保健、公共设施建设、灾害救助、扶贫济困、环境保护、弱势群体维权、社区服务、特殊人群(如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儿童、心理疾病患者、职业病患者等)服务、公益服务、政策倡导、慈善中介与志愿促进等。对不同领域的社会创新进行分类，是为了对同一领域的社会创新项目进行比较研究和科学评估。
再次，可以根据社会创新的社会目标来进行分类。社会创新所追求的社会目标同人类对理想社会、美好社会或伟大社会的设想联系在一起，它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增添新内容的过程。消除通往理想社会的障碍，创造走向美好社会的条件，是激励人们从事社会创新的重要价值目标。这些具体的价值目标，包括消除贫困，反对社会歧视，减少社会不平等，争取平等机会，追求社会融合，促进社会公正，维护公民权利，实现公平贸易，推动环境保护，建立永久和平等，都成为激发各种社会创新的重要理想。根据社会创新所追求的社会目标的不同而将社会创新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对于了解社会创新的精神激励机制很有帮助。
又次，可以根据社会创新的过程因素对社会创新进行分类。社会创新是一个公民及公民社会组织发挥能动性和首创精神的过程，治理和善治所倡导的价值原则贯穿于社会创新的过程之中。合作、参与、透明、包容、赋权、问责等价值原则对于社会创新的过程来说必不可少。社会创新的过程是一个多种社会行动者合作完成的过程，合作及合作的协商、妥协、宽容等原则为社会创新所必需。社会创新又是一个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主动参与其中的过程，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发言权保证着社会创新始终符合创新主体的利益。社会创新还是一个透明的、开放的过程，这种开放和透明是社会创新得以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保证。社会创新是一个将受到社会排斥的、边缘化的社会群体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包容性是社会创新的内在要求。社会创新需要解决那些因权利缺失或能力欠缺而处于贫困、流浪等不利境地人群所面对的问题，因此社会创新又是一个赋权、补权、增能的过程。社会创新是一个实现权力和责任均衡的过程，问责是将创新的权利、责任和风险相统一的重要机制。每一个特定的社会创新在体现这六大价值原则的侧重点方面各有不同。据此可以将社会创新区分为合作取向的社会创新、参与取向的社会创新、透明取向的社会创新、包容取向的社会创新、赋权取向的社会创新以及问责取向的社会创新。
最后，可以根据社会创新的结果对社会创新进行分类。社会创新有自己的产品，它可能表现为社会普遍接受和认可的新服务、新组织、新体制、新行为规范、新理念、新行为方式等。根据社会创新的产品性质的不同，可以将社会创新区分为服务类社会创新、组织类社会创新、体制类社会创新、行为规范类社会创新、理念类社会创新、行为方式类社会创新。成功的社会创新导致某种社会变革，后者又有渐进和激进、零碎和系统之分，据此可以将社会创新区分为渐进的社会创新和激进的社会创新、系统的社会创新和片断的社会创新、持续的社会创新和间歇的社会创新等。
三、社会创新的背景
社会创新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和公民社会崛起的背景下发生发展的。尽管社会创新概念的提出和流行只有20多年的时间，但社会创新的历史却已有数百年。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既为世界带来了物质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也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如贫困、失业、职业病、环境污染等，一些边缘群体的生存和发展需求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得到满足，异化、剥夺、排斥、歧视等社会不公正现象有增无减。
现代化和市场化同时也催生了一个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的公民社会，后者成为社会创新的重要主体和推动力量。一些有良知的公民通过建立各种社会组织或发起各种社会运动，在社会创新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正如杰夫·摩根所指出的那样：“在近代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公民社会(原译为市民社会——引者注)为社会创新提供了最大的动力。19世纪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同时还伴随着众多社会企业和社会创新的涌现：互助行动、微型贷款、住房协会、合作社、贸易联盟、读书俱乐部，以及具有慈善精神的商业领袖开创的示范性社区和学校。……有些时候，社会创新由社会运动驱动。”[8]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生态运动、女权运动、民权运动、反种族隔离运动等，在政府、企业和非营利部门催生了许多重要的社会创新。
福利国家的诞生使得政府在社会创新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公民及公民社会组织对福利国家的依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公民社会的创新活力。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英国和美国政府采纳了福利自由主义和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大力推行福利国家政策改革，鼓励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和承担服务提供者角色。公民社会组织在提供创造性的社会服务、满足社会需求方面的角色和作用创新受到各方的重视。强调多中心合作管理的治理和善治理论以及发端于英美等国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推动了政府、企业与公民社会合作解决社会问题并提供社会服务。英国工党政府在社会福利的供给中积极建立政府、商业企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引领了三大部门合作进行社会创新的世界潮流。社会创新研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历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发生着社会大变革，有大量的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大量的社会需求迫切需要得到满足。与此同时，一个相对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的公民社会悄然出现。公民社会组织和公民自愿发起的某些社会运动，以及那些杰出的社会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作为社会创新者，都成为社会创新的重要主体。党和政府积极认可和鼓励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中的参与和协同作用。自2006年中英两国合作举办“社会创新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研讨会以来，社会创新逐渐为社会各界所认识和关注。在公民社会发起的大量社会创新实践基础上，由相对独立的学术机构主办的“中国社会创新奖”于2010年5月正式启动。该奖项将专门对公民社会组织发起的各类创新行为进行评选奖励和总结推广。[9]
四、社会创新的意义
社会创新已经成为人们应对各种重大而紧迫的挑战、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一条重要途径。社会创新对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促进各个层面的民主治理和社会自治，以及推进科学技术创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社会创新有助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节约资源，发展清洁能源，保护生态环境，改善低收入人群的生存状况，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公民及公民社会组织发起的各种社会创新，如绿色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公平贸易运动、女权运动、道德消费、穷人银行等新型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为解决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所面临的各种重大挑战如环境问题、贫困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社会排斥问题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深入开展和逐步普及，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投资者开始根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来决定自己的消费和投资选择，从而促使许多企业履行自己作为企业公民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如为改善公司所在社区的生态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做出贡献等。公民社会组织发起的环境保护运动也推动着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通过环境保护的立法和国际公约。社会创新中公民社会、政府、企业、国际组织的携手合作为人类解决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实现了力量倍增。
其次，社会创新有助于推动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社会创新开辟了一条和平、理性的社会变革之路。社会运动往往成为政府发起的社会改革的先导，他们对政府形成了强大的外部压力，推动着政府的改革与创新。社会政策和社会立法创新往往是在社会运动的推动下启动和实施的。社会企业在低收入人群中所开辟的各种小众市场，由于具有稳定而合理的营利能力，吸引着工商企业加入进来，将其改造为主流商业运作模式并拓展为大众市场。面向低收入人群的社会服务的低成本商业化运作提高了这些人群的生活质量，同时使这些社会服务的提供具有了自我维持的能力。公民及公民社会组织发起的社会创新通过帮助边缘人群、困难人群、弱势人群维护权利、获取服务、提高能力，减少了社会的仇恨、分裂和冲突，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对于增进社会团结与社会融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再次，社会创新有助于深化民主治理和社会自治。将治理和善治理念引入社会领域、推动社会创新是21世纪社会创新的重要内容。在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的过程中，多主体的合作管理、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决策主体的回应、决策过程的透明、决策后果的问责，对于社会治理创新的成功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为那些受排斥、边缘化的人群和社会服务的对象赋予权利、增强能力、提供参与的机会和手段，是实现社会包容或社会融合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社会组织创新的重要内容。公民通过社会组织在特定范围和领域内对社会生活和社会事务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同样构成社会创新的重要内容。公民及公民社会组织在社会领域为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而进行的上述民主治理和社会自治实践，为国家政治生活领域民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在地区和国际层面由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所从事的社会治理创新，对于促进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同样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最后，社会创新有助于科学技术创新。正如孙启贵、徐飞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创新是科学创新的助推器，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条件。国际范围内兴起的社会运动，如绿色和平运动、公平贸易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等，对科学创新的走向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社会创新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对于科学创新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社会创新可以促进技术创新的推广和应用，影响着技术创新的深度、广度和速度。技术创新的社会经济功能的发挥也需要社会创新的协同。比如，造出好肥皂是一项重要的技术创新，养成洗手习惯则是一项社会创新，没有后者，前者就没有用处。而改善民众的卫生健康状况，既需要好肥皂，也需要养成洗手的习惯，换言之，需要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的有机结合。唯有科学技术创新与社会创新的有效结合，创新性发展才有可能变为现实。[10]
五、社会创新的动力
社会创新既是问题驱动的创新，又是精英驱动的创新。它是社会精英为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而发起并推动实施的创造性行动和服务。
气候变化、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贫困、失业、剥夺、排斥、歧视、贫富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成为现代社会必须加以应对的重大社会和环境挑战。这些问题中有的是市场失灵的产物，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私人企业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缺乏足够的动力。随着社会复杂性的不断增加，不同人群的社会需求日益分化和多样化。老龄人口、残疾人、留守人群、妇女儿童、心理疾病患者、网瘾青少年、职业病患者等不同人群有着不同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政府提供的统一的、标准化的公共服务很难满足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特殊人群的特殊需求。不解决这些严峻的社会问题，不满足这些特殊的社会需求，社会犯罪和社会反叛行为就会有增无减，整个社会就会因为彼此仇恨而处于分裂、对抗和冲突之中，社会和谐、社会发展、社会进步都会成为一句空话。社会问题未解决，社会需求未满足，一方面说明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创新赤字[11]，另一方面也说明整个社会存在着强大的社会创新需求。创新的需求为创新的供给提供了机会和市场。
社会创新的发起者和支持者作为社会精英在社会创新的供给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催化作用。社会创新的发起者主要是社会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社会企业家是那些致力于发现低收入人群的社会需求，并善于采用商业运作方式低成本高效率地提供社会服务来满足这些未满足的社会需求的服务类社会组织的杰出领袖。社会企业家群体是为同情心和使命感所驱动、具有创造力和直接行动能力的社会群体，他们从低收入人群的需求中发现市场机会并整合各种资源去提供相应的社会服务。社会活动家是社会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他们对现状不满并寻求动员社会力量改变现状。社会活动家发起和推动的社会运动包括倡导性社会运动、维权性社会运动和抗议性社会运动等类型。对现状的不满和创造未来的希望是他们发起和推动社会运动的主要动力。社会创新是一场推动社会变革的接力赛，有远见的政治家、政府官员、企业家、基金会领导人、大型社会组织领导人是社会创新的关键支持者，他们在推动社会创新的扩散和巩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治家、政府官员通过将社会创新的某些成果上升为社会政策和社会立法，而将社会创新的成果加以制度化。政治家、政府官员支持社会创新的动力在于社会创新可以为他们赢得公众的支持，从而有助于巩固他们的权力并实现他们的理想抱负。一些企业家积极推动那些有良好赢利前景的社会企业转变为商业企业，或主动加入类似社会服务的提供者的行列，从而使某类社会企业的运作方式转变为主流的商业运营模式，这些社会企业及其所提供的社会服务由此具有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企业家促进社会企业从边缘进入主流商业运营模式的动力在于该类社会服务的供给具有稳定的赢利能力。基金会领导人、媒体领袖、大型社会组织领导人之所以支持社会企业或社会运动的发展，其原因在于他们认同社会企业家或社会活动家所追求的社会目标或所创造的社会价值。正如杰夫·摩根所说，社会创新需要蜜蜂和大树的联盟，蜜蜂是有新创意的个人和小型组织，他们行动迅速并富有灵活性，大树是政府、公司、大型非营利组织等，他们具有执行力、持久力、规模性等优势。他们彼此需要，共同推动社会创新。[12]
普通公民作为社会创新的参与者在社会创新的供给中发挥着重要的杠杆作用。公民参与社会创新的动因在于，他们认同社会活动家所阐明的特定社会运动的意义和目标，认可社会企业家所领导的社会企业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因此愿意投身于相应的社会运动，或者为特定的社会企业奉献时间、精力和金钱，或者愿意改变自己的某些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作为选民的公民对社会运动的参与和支持，对政治家、政党领导人、政府官员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如果后者想要获得公众的支持的话。公民作为消费者，他们对某个公司、某件产品、某个品牌的接纳和抵制，足以影响特定公司企业的兴衰。公民社会责任和社会权利意识的普及和觉醒，有助于公民主动参与社会组织创新、社会治理创新和社会服务创新，有助于他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而促成深刻而系统的社会变革。
六、社会创新的过程
社会创新的发生和演进是一个过程。成功的社会创新都要经历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的社会创新的机制不尽相同。
加拿大学者司徒·康格从创新者的角度将社会创新的过程区分为12个阶段，它们是：概念研究——探索开发——样本开发——试验性研究——高级开发——项目实验——项目定型——田野检测——操作系统开发——展示项目——宣传——实施。[13]生态学家豪林(C.S.Holling)将社会创新的生命周期概括为发明、测试、扩散、衰退和重新出现的连续过程。齐默曼(Brenda Zimmerman)进一步提出，社会创新的生命周期是一个出生、生长和成熟的S形曲线和一个作为补充的创造性毁灭和再生的倒S形曲线构成的循环往复的过程。[14]杰夫·摩根将成功的社会创新的发生演变过程概括为四个阶段，即通过理解需求和识别潜在的解决方案而产生新创意，对新创意的开发、制作样本和先期试验，评估、扩散和传播好的创意，学习和演进或者系统的创新。[15]我国学者孙启贵、徐飞在总结国外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将社会创新的过程概括为三个阶段，即创新思想的形成、创新思想的试验评估、创新机制的扩散与传播。[16]他们对成功的社会创新的发生演进过程的阶段划分各有其优长。一般来说，成功的社会创新都要经历三个阶段，即解决社会问题的新创意的提出和试验，新创意在一定范围内的实施和完善，新创意在更大范围内的扩散和传播。
第一阶段，新创意的提出和试行。这一阶段是特定的社会创新的起始阶段。社会企业家、社会活动家、专业社会工作者、政策分析人员等潜在的社会创新者通过自己的观察、考察、谈话、倾听、诊断性分析和亲身实践，理解不同群体的社会需求，剖析社会问题成因，提出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的新创意。社会创新不能停留在提出新创意的阶段，还需要通过自己的行动直接实施或推动实施新创意。早期阶段实施新创意往往采取小范围内的样本实验或试验的形式，通过试错法，寻求合理可行的新方案。社会企业家在起始阶段多通过直接创办小型社会企业来实践新想法。例如，1976年孟加拉经济学家尤努斯在乡村走访调查时发现，一名制作竹凳的赤贫妇女因为受到放贷人的盘剥，一天连2美分都挣不到，他就掏出27美元分别借给42个有同样境遇的农村妇女帮助她们摆脱贫困。随后他筹款成立了为农村贫困妇女提供小额信贷服务的“格莱珉银行”(乡村银行)，1983年孟加拉当局正式允许其注册。这是全球第一家为穷人提供金融服务的小额贷款组织，它既是一种金融创新，也是一种社会创新。社会活动家等社会创新者在发现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后，主动提出解决问题的动议或倡议，动员社会舆论或发起社会运动，力图吸引社会各界关注相关的问题和倡议。例如绿色和平组织及其所发起的绿色和平运动。新创意的实验或试验既可以在现实生活中进行，也可以在社会实验室或孵化器中进行，后者对实验条件加以控制，便于进行观察和比较研究，
第二阶段，新创意在一定范围内的实施和完善。这是特定的社会创新的持续和完善的过程。新创意经过早期阶段的试验实验或初步实施，证明其可行性后，社会创新者会从试验评估阶段转向在一定范围内的正式实施和持续实施，并在实施过程中通过学习和调整对创新行为加以修正完善从而使之走向成熟。尤努斯在乡村银行早期经营取得成功后，对小额信贷项目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他还在20世纪90年代对乡村银行进行了改革，推出了“第二代格拉珉银行”，新增了住房、高等教育等贷款项目。他还为乞丐设计了“奋斗成员”项目，帮助7万多名乞丐改善生存条件。绿色和平组织在早期活动取得成功后，将目光转向关注其他的环境问题，包括水底拖网捕鱼、全球变暖和基因工程，从而使运动获得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第三阶段，新创意在更大范围内的扩散和传播。这是特定的社会创新的推广和普及的阶段。坦尼摩托(Kanji Tanimoto)将社会创新扩散的过程进一步细分为五个阶段，即社会问题的识别——社会商业的开发——市场利益的扩张——社会关系和体制的变革——社会价值的普及。[17]摩根指出，将一个好的创意和做法在更大范围内推广需要良好的策略和协调一致的愿景，同时要有能力动员资源和支持，减少反对的阻力。社会企业家或发明者作为创新性的“蜜蜂”需要找到支持自己的大树，即有能力使好的做法在更大范围内实施的大型组织。为此需要采取正式的方法如投资评估和影响评估等方法来说服潜在的支持者，并需要采取较新的评估手段如“投资社会收益”(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SRoI)或“混合价值”(Blended Value)来衡量是否成功和成功的程度等。对好的做法和实践赋予好的名称、品牌、认同，以及吸引人的故事情节等，都会有助于抓住支持者的注意力。扩散和传播的方式包括实施该创意的组织自身的自然成长、联合、复制、调适等多种方式。政府可以通过立法、分配公共资源和成立专门机构等方式扩散社会创新。工商企业可以通过组织扩张、特许经营、接管等方式扩散社会创新。电视、新媒体如互联网在创新的传播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18]社会创新的支持者在社会创新的扩散和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尤努斯既是一个社会创新者，又是一个社会创新的支持者，他还创建了格拉珉信托基金，募集资金为30多个国家100多个组织复制格拉珉银行提供支援，迄今已提供了1600多万美元援助。国际组织、基金会的奖励、资助和支持对于创新的传播贡献良多。联合国将2005年确定为国际小额信贷年，2006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尤努斯，这对于面向穷人的小额信贷金融服务模式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扩散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再如，绿色和平组织反对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和反对捕鲸的不懈努力和牺牲精神，在媒体的聚焦报道和舆论广泛关注下，终于得到了有关国家的响应，停止了在大气层进行的核试验。受这些成功的激励，绿色和平组织在全球41个国家设立了办事处，在全球拥有280万支持者，他们所提出的一些倡议已经被接纳为政府立法甚至国际公约。又如，公平贸易运动倡导一种关于全球劳工、环保及社会政策的公平性标准，并对符合公平贸易标准的产品及组织进行认证，在公平贸易运动的倡导下，欧洲消费者日益接受公平贸易的观念并选择购买贴有公平贸易标签的商品。2005年，全球公平贸易商品的销售额达到了11亿英镑，占到了欧洲市场的5%，发展中国家有600多万人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公平贸易运动。2006年，欧洲议会专门通过了一个公平贸易的决议文，提出要在全欧洲政策框架下发展公平贸易，这反映出公平贸易运动已经为欧洲议会所接纳并将进入欧盟的政策议程。这是社会运动通过影响消费者选择进入大众市场并进入政府政策议程而得到扩散和推广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并非每一项社会创新都能走完这三个阶段，但只有经历了这三个阶段的那些社会创新才会引起系统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七、社会创新的评估
社会创新的评估奖励，有助于扩大特定的社会创新的影响力，促进优秀的社会创新项目的扩散、传播和推广。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学术机构、私人基金会甚至媒体都设立了社会创新奖，表彰奖励那些优秀的社会创新者或社会创新项目。
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设立了“Financial Times-Justmeans Social Innovation Awards”(《金融时报》迷你社会创新奖)，该奖项设立了九大类奖项：最佳社会投资策略;最具持续性的采购策略;最佳新颖绿色产品;最具战略性的慈善项目;最具影响力的供应链管理策略;行销战略金字塔最佳基地;最佳内部可持续性奖;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最佳实践;雇员参与的最佳实践。[19]这个奖由一个专门的评选委员会负责评选。他们还设立了特别奖即“公民选择奖”，从上述获奖项目中由公民网上投票选出最有创新性的企业、最有创新性的非营利组织。
美国杜克大学社会企业促进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Enterprises，CASE)2008年设立了“The Annual Case Awards for Enterprising Social Innovation”(企业性社会创新年度奖)。奖励的对象是个人、组织或企业，他们发起的创新结合了商界和慈善界的方法以创造可持续的社会价值，这些社会价值具有产生大规模影响的潜力。这个奖项的评估标准包括两大维度：第一，识别和颂扬这些企业家在所从事的事业中必须具备的特征，具体包括创造性、奉献精神、适应力，以及专注结果、致力于创造和维持积极的社会影响。它要求获得提名的个人和组织应当发挥如下作用：(1)以创造和维持社会价值而非私人价值为使命;(2)识别和坚定地追求服务于该项使命的新机会;(3)处于一种持续的创新、调适和学习过程之中;(4)不受目前所拥有的资源的限制而勇敢地行动;(5)对他们所服务的人群和所创造的结果展现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第二，提高公众对这些杰出的个人、组织或公司的认知度，后者通过企业性社会创新而致力于产生更有效、更持久、更具规模的影响。那些被提名的社会企业家的工作应当混合了商业的和慈善的方法，他们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应能扩散和持续，同时打破现状，创造了解决社会需求的新模式、新途径或新方法。[20]有一个专门的评选委员会负责申报项目的评选工作。
加拿大彼得·德鲁克基金会和社会创新研究中心在2005年设立了加拿大非营利组织创新彼得·德鲁克奖。该奖项每年颁发一次，每年奖励一个非营利组织，后者通过自身的社会创新项目显著地改善了所服务人群的生活，它所产生的结果体现了德鲁克对创新的定义，即“创造了一种绩效的新维度的变革”。正是在需求引人注目而财政资源又很有限的领域，德鲁克关注帮助组织应对这一挑战。该奖项的选择标准是，要求所申请的社会创新项目必须符合5个条件：(1)推进组织的使命;(2)具有特定的和可以测量的结果;(3)通过展示一种工作业绩的新维度而成为创新的典范;(4)显著改善了它所服务的人群的生活;(5)适合成为一种模式，其做法能够被其他组织复制或采纳。该奖项不是针对个人，也不是针对一个组织的一般性工作，而是专门针对非营利组织所从事的社会创新项目。[21]
中国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等单位于2010年5月联合设立了“中国社会创新奖”，该奖项计划每年举办一次。它是一个由学术机构对公民社会发起的社会创新予以奖励的相对独立的民间奖项，由专家委员会通过通讯评审从自愿申请和推荐申报的申请项目中评选出10名“中国社会创新奖”获奖者。这个奖项奖励的对象是公民团体、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所发起实施的社会创新项目。中国社会创新奖的评选标准有5个：(1)创新程度：该项目在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推动社会建设和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具有相当的创新性;(2)效益程度：该项目在相关领域产生了明显的社会效益，且已被事实充分证明或得到受益者广泛认可;(3)参与程度：该项目本身体现了多元合作、广泛参与和公开透明等特征，有助于提高公民参与程度、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4)重要程度：该项目在推动公民社会参与社会建设、实现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善治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5)推广程度：该项目具有一定的示范和推广意义，能为其他组织所效仿和借鉴。[22]这是我国第一套社会创新评选标准，对于社会创新的评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八、社会创新的条件
社会创新的成功和活跃，取决于许多主客观条件。其中有5个条件特别重要，这就是：拥有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公民社会;社会服务领域向民间资本和社会组织开放、鼓励竞争;政府、企业、媒体、基金会、学术界积极支持社会创新;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供给;社会创新的羽化和集聚。
首先，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公民社会是实现成功而活跃的社会创新的前提条件。公民及公民社会组织是发起社会创新的重要主体。在公民处于政治上的依附和从属地位的情况下，公民的主动性和首倡精神受到窒息，公民自主发起的集体行动受到限制，社会创新的活力严重不足。在社会组织行政化色彩浓厚的情况下，社会组织领导人及其成员主动发现社会需求、积极反映边缘弱势人群利益诉求、创造性地提供社会服务的动力严重不足。在社会组织商业化色彩浓厚的情况下，社会组织同样也会缺乏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急需的社会服务的动力，因为这种面向低收入人群的社会服务无利可图或利润微薄。因此，公民社会相对于政治国家和市场经济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权，社会组织的民间化和非营利化，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法治保障，是公民社会主动发起和实施社会创新的前提条件。
其次，社会领域向民间资本和公民社会组织开放，鼓励竞争，破除垄断，是实现成功而活跃的社会创新的重要条件。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养老、托幼等社会服务需求日益旺盛，但在公共机构垄断急需的社会服务供应的情况下，在社会服务往往需求大于供给而处于紧缺的状态下，作为顾客或用户的普通公民缺乏自由选择的权利，作为供应方的公共机构缺乏外部竞争的压力，其结果是公共机构没有动力进行社会服务创新。唯有破除垄断，开放社会服务领域，鼓励民间资本、商业企业、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进入这一领域，在社会服务供给上与公共机构展开平等竞争，依法保障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社会创新才会获得强大而持久的动力。
第三，政府、企业、媒体、学术界、基金会支持社会创新，推动社会创新的扩散和传播，是实现成功而活跃的社会创新必不可少的条件。公民社会在发起和实施社会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社会创新要真正产生广泛、持久而深远的社会影响，离不开政府、企业、媒体、基金会和学术界的支持和推动。社会创新所需要的资金、信息和思想不受限制的自由流动，只有得到政府和法律的充分保障才会变为现实。社会企业的成长壮大，需要慈善家和基金会的慈善捐赠和项目资助，尤其需要慈善风险投资或者说公益创投，需要以结果或产出为导向的资助。社会企业家所开创的低收入人群服务的新模式从边缘化走向商业主流，从小众市场走向大众市场，离不开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各类工商企业家的参与。公民活动分子所发起的各类社会运动有赖于学术界和媒体的积极肯定和广泛报道，才能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形成强大的公众舆论压力，推动政府在社会领域的改革创新。社会运动面向政府所提出的呼吁和倡议只有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回应和响应，上升为社会政策和社会立法，社会运动的成果才能够以制度化的形式巩固下来从而扩大其影响。社会运动针对公司企业行为的倡议如企业社会责任、公平贸易、生态伦理等，只有得到公司企业的积极响应，才能产生所需要的社会影响。社会运动如果得不到来自政府和企业的积极响应，则很容易走向极端化、激进化和暴力化，不但无法促进社会变革，甚至会扰乱社会秩序。社会企业所开辟的社会服务新领域，只有在公共财政予以支持、公共机构予以介入的情况下，才能保证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社会服务来满足社会需求。政府、企业、媒体、基金会和学术界对社会创新和社会创新者给予支持、鼓励和响应而不是阻挠、压制和漠视，形成一种有利于社会创新的良好环境，乃是社会创新走向成功和活跃的基本条件。
第四，公民及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是实现成功而活跃的社会创新的重要条件。如果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只是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被动的接受者，无权知晓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信息，无权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过程，无权评价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结果，他们就无法成为社会创新的能动的主体，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服务创新就会缺乏来自公民社会的动力。保障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权利，特别是保障他们参与社会政策和社会立法制定和实施的权利，是社会创新的内在要求。地方政府和社区是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主要场所。为了保障公民在地方和社区层面参与的成效，有必要通过分权化和财政转移支付赋予地方政府和社区以必要的自主权或自治权以及充足的资源，使它们有足够的权能从事社会管理和提供社会服务。地方政府和社区也要为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提供机会、渠道和手段，通过利益相关各方的协同合作来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和挑战。
最后，社会创新的羽化和集聚，是实现成功而活跃的社会创新的又一个重要条件。玛格丽特·威特利(Margaret Wheatley)和德博拉·弗雷泽(Deborah Frieze)专门探讨了依靠羽化促进社会创新的扩散的问题。他们指出，羽化的生命周期包括三个阶段，即形成网络、建立共同体和产生系统的影响。在第一阶段，那些社会创新的志同道合者建立联盟，形成同盟，结成各种网络。第二阶段是在关系网络基础上建立一个个共同的工作圈，圈内人员分享知识和经验，相互支持，同时创造新知识，新知识、新经验在这个共同的工作圈中快速传播。第三个阶段是，各个工作圈在互动中产生系统化甚至全球性的影响。先驱性的地方创新实践从徘徊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标准或规范，系统性的变革由此得以完成，羽化就此实现。[23]坦尼摩托等人通过对旧金山市社会创新活跃原因的案例分析发现，社会创新的集聚效应在起作用。在旧金山市，公司、非营利组织、大学、研究机构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彼此间产生一种协同效应，组织的互动关系中既有合作又有竞争。正是通过社会企业、支持性组织、金融机构、大学和研究机构等各种组织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组织在特定区域内的集聚为多样化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办法并创造了新的社会价值。这些组织之间良好的互动特别是伙伴关系推动着旧金山市社会创新的活跃。[24]这些研究说明，社会创新者依赖网络和共同体的知识和经验的分享，社会组织与外部支持性组织间的良性互动，推动社会创新走向成功以及更多社会创新的出现。
九、社会创新的培育
当今世界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重大而紧迫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的严峻挑战没有现成的解决办法，社会创新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成为应对这些挑战的必由之路。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乃是社会创新的开路先锋，保护他们从事社会创新的积极性，精心培育和支持社会创新，社会发展和进步才能顺利实现。
首先，政府在培育社会创新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戈登堡(Mark Goldenberg)等人概括了政府在培育社会创新中的几种角色，即倡导者、促进者、资助者和监管者。作为倡导者，政府在鼓励提出创新性的解决办法应对社会问题方面可以发挥倡导性作用。作为促进者，政府应该鼓励私人经济部门和第三部门进入社会领域，提供相关的社会服务而非政府自己亲力亲为，否则会阻碍社会创新。作为资助者，政府对公民社会组织和第三部门的资助应该具有稳定性、非歧视性等特征并努力支持新兴的复合型社会组织。作为监管者，政府需要减少自己的监管给公民社会组织带来的不必要的报告和问责方面的负担和“红灯”。[25]杰夫·摩根提出了培育社会创新的公共政策框架：以结果为基础的资助模式，为社会组织引入更大程度的竞争和竞赛;权力和资金的分散化，以便允许社区有更多的自由去提出和实施自己的解决方案;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设立各种特区，特区为公共、私人和非营利组织突破全国性规则实验新创意提供空间;将实践者、政策制定者和社会企业家召集到一起探讨解决问题的新的可能性;建立各种实验室测试新创意并让用户参与创新过程等。[26]米歇尔·乔琳(Michele Jolin)认为，为了培育社会创新，政府应当为具有较高影响力的非营利解决方案提供资金，支持处于启动和实验阶段的社会创新，支持开发人力资本的努力，创造一种有利的税收和监管环境以鼓励创新。[27]
其次，公司企业在培育社会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简·尼尔森(Jane
Nelson)等人主张利用公司和社会企业之间的伙伴关系的潜力来投资于社会创新。他们认为，公司可以通过三种主要的方式支持社会企业：一种方式是直接投资于社会企业家和他们的组织，另一种方式是公司通过从事公共政策对话、倡导和制度建设等活动为社会企业创造一种激励赋能的环境，第三种方式是公司可以通过鼓励雇员创新等方式为社会企业家精神创造一种内部氛围。他们总结了大型公司企业联合社会企业激发社会创新的途径：开拓低收入人群市场;改善全球供应链和生活机会;通过社会风险资本投资于创新性的金融机制;通过发放小额贷款投资于创新性的金融机制;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促进社会进步等。[28]
再次，基金会包括公益风险投资基金在培育社会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凯瑟琳·皮尔森专门探讨了基金会在促进社会创新中的作用。基金会的首要功能是为社会创新项目和社会创新者提供资助。除了直接提供资助外，基金会还可以通过下列方式为社会创新提供帮助：在创新者和专家之间建立交流平台;改进计划和管理技能;允许资金使用方面有一定的灵活性;拓宽资助概念的范围;创造一种持续创新的文化。皮尔森特别强调了发展性评估在维持社会创新中的作用。她指出，评估是一种批判性思维，发展则是一种创造性思维，发展性评估是在这二者间保持平衡。发展性评估需要评估者和从事创新活动的人之间建立起长期的、伙伴性的关系。衡量创新成功与否取决于长期的目标。基金会还尝试将有思想的实践者和富有实践经验的专家召集到一起，既解决问题又生产知识。基金会还可以同中介组织一道将“私人的麻烦转变为公共问题”以引起公众关注，组织实践和学习的共同体，孵化有价值的倡议，发展伙伴关系，从而推动政策和监管改革。知识的动员和中介、召集、领导才能的开发、系统的支持，是基金会在培育社会创新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四个领域。[29]近年来在欧洲和美国等国颇为流行的公益风险投资基金，采用风险投资而非慈善捐赠的方式投资于富有发展潜力的“社会目的组织”，为这些公民社会组织开展社会创新提供了可持续的资本供给，在培育社会创新方面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30]
又次，学术界和媒体在培育社会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学术界在生产和传播社会创新的知识、阐述社会创新的价值和意义、总结社会创新的做法和经验、评选奖励优秀的社会创新项目和社会创新人物方面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新闻媒体在报道社会创新的先进事例和经验、传播社会创新的最佳实践和先进理念、塑造社会创新方面的公众舆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学术界和新闻媒体可以携手合作，促进社会创新的扩散、传播和推广。
最后，社会创新者及其支持者在培育社会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创新者是社会创新的直接发起者，社会创新的支持者是社会创新的主要支持力量。社会创新者及其支持者在全球范围内结成各种网络，通过密切的交流互动，彼此分享社会创新的知识和经验，相互支持各自的创新实践，开展社会创新的能力建设，这无疑将会有力地推动社会创新的发生和发展。社会创新的行动和研究的全球网络正在出现，这一网络已经有了自己的网站——国际社会创新交流(International Social Innovation Exhange，SIX)。杰夫·摩根主张创立一个社会创新网络中的网络，它将利用社会企业家、设计、技术、商业、公共政策、城市、社会运动和社区发展方面现存最好的网络，汇聚全球社会创新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交流社会创新的知识、信息和经验，提高各国社会和政府的创新能力。[31]
十、社会创新的趋势
社会创新日益受到当今世界各国的重视，并逐渐演变为一种世界性现象。从率先推动社会创新的国家来看，这些国家的社会创新出现了一些新的值得关注的趋势。这些趋势包括：社会企业家群体的崛起;社会企业异军突起;公司社会责任和公司社会创新蓬勃发展;政府、公民社会和公司企业在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社会服务方面寻求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政府、商业、非营利部门之间走向融合与趋同，“第四部门”悄然出现;社会经济迅猛发展。
首先，社会企业家群体的崛起成为社会创新的一个重要趋势。社会企业家是指这样的人，面对一些人群受到忽视、被边缘化或遭受痛苦的不幸但又稳定的均衡状态，他们立志改变这种情形，采取直接行动，富有创造性，勇敢无畏而又坚韧刚毅，他们的行动最终改变了这种形势并建立起新的稳定的均衡，从而保证目标人群和更大范围的社会长久受益。[32]社会企业家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实现社会目标的献身精神，具有创业能力、创新能力和变革能力，能够以创造性的解决办法来应对社会挑战，是社会变革的制造者。社会企业家可以帮助制定和实施政策，可以使用商业技能来解决社会问题，可以解决特定的地方性问题，因此又可以把他们细分为政策企业家、项目企业家和商业企业家。[33]社会企业家精神正在从非营利部门向商业领域和公共部门渗透，影响着公司经理和政府官员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许多国家都在大学里开设了社会企业家培训和教育课程，致力于培养本国的社会企业家。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还设立了专门的奖项来表彰奖励那些作出突出贡献的社会企业家。作为社会创新重要主体的社会企业家群体正在不断发展壮大，并在从事社会创新、推动社会变革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其次，社会企业异军突起是社会创新的又一个重要趋势。按照社会企业联盟的定义，社会企业是为了社会目的而进行的商业活动。社会企业有三个基本特征：(1)企业倾向——直接为市场生产产品或者服务;(2)社会目标——明确的社会或者环境目标，利润主要被再投资于实现社会目标;(3)社会所有权——社会企业是自主性组织，其治理结构和所有权结构通常建立在利益相关群体参与或者代表利益相关群体的受托人或董事参与的基础上，社会企业就其行为的社会影响向利益相关各方负责。[34]社会企业是以新的商业途径实现公平贸易、社会包容、社区振兴、为处于劳动力市场最边缘的人群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环境的可持续性的一个关键来源。[35]社会企业在欧洲、美国发展势头很猛。王名、朱晓红的研究发现，社会企业在中国非营利领域也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涌现的基金会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由于引入了市场运作模式、开放了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结合了公正与效率这双重目标，从而实现了组织运作模式、组织形式和组织目标的创新，具有了社会企业的意蕴，可以通过创新成长为社会企业。[36]异军突起的社会企业既构成社会创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成为推动社会创新、促进社会公平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三，公司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和公司社会创新(Corporate Social Innovation)的勃兴是社会创新的一个重要趋势。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曾一度流行，80年代归于沉寂，而在过去10年作为对日益高涨的公众对全球化的关注的一种反应又再度复兴。企业发现自己要对自己在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利益集团要求公司治理透明和负责任，骚乱者抗议全球化的消极影响，这些都对企业的经商战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除了追求利润以外，追求社会目标也可以成为企业家行为的一个强大的动力。公司社会创新的概念1999年由罗莎贝斯·莫思·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提出，她认为企业应当将社会问题作为学习的实验室以识别未曾满足的需求，并提出解决办法以开辟新市场。公司社会责任驱动的社会创新可以发生在制度层面，规范企业行为的全球公约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报告自身的社会、环境和经济表现的框架，从而使企业在社会中具有合法性。公司社会责任驱动的社会创新也可以发生在个人层面，社会企业家和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在推动社会变革和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司社会责任驱动的社会创新也可以发生在组织层面，利益相关者驱动的创新日益重要，这包括用户和消费者驱动的创新、活动家驱动的创新等。全球层面上，风险资本在推动可持续性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37]一些研究者和观察者也都发现，私人企业和营利部门日益涉足社会创新，已经成为社会创新领域一个最重要的发展动向。企业从单纯的财政底线转向社会、经济和生态指标构成的三重底线。企业社会责任反映一种观点，即企业既要创造财富又要改良社会，后者包括善待雇员、为所在社区发展做贡献、完善公司内部治理、促进环境保护、支持慈善事业、人权和问责。[38]投资者根据社会责任意识做出投资选择、消费者根据社会责任意识进行消费选择、基金会根据投资的社会收益评估进行资助等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推动着越来越多的企业接受公司社会责任标准，并积极投身于社会创新。
第四，政府、公民社会和公司企业在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社会服务方面努力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成为社会创新的又一个重要趋势。今天人们所面对的社会问题是艰巨而复杂的，所需要满足的社会需求是高度细分的和多样化的。无论是政府、公民社会组织还是公司企业，无论是政府行政手段、市场机制还是志愿捐赠，单靠哪一方的力量独自整合资源完成任务都会力有不逮。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结合政府、公民社会和公司企业三方的力量来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分工合作提供社会服务成为许多国家政府的一个不约而同的选择。1998年，英国政府率先与非营利部门签定了正式的协议，该协议规定了政府与非营利部门在提供社会服务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各自的权利义务。协议书要求政府尊重非营利部门的独立性，制定相关政策时向非营利部门咨询，为后者提供的服务提供资金保证。协议书要求非营利部门按照开放和可问责的程序运作，满足接受公共资助所需的行为标准，使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并推动多样性。非营利部门与政府的合作伙伴关系在随后十多年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英国将政府与非营利部门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制度化的努力受到不少国家仿效。[39]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营利部门与非营利部门之间的各种伙伴关系和各种形式的合作在加拿大也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40]中国政府也积极倡导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中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民参与的新模式。我国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服务外包、政府资助等多种方式鼓励公民社会组织成为政府提供社会服务、参与社会管理方面的合作伙伴。公司企业、基金会与社会企业之间在扶贫、为困难人群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也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
第五，“第四部门”的悄然出现成为社会创新的又一个重要趋势。西方国家长久以来形成了三大部门的分野，这三大部门是私人(商业)部门、政府(公共)部门和社会(非营利)部门，他们各自有着自己的功能。私人经济部门生产商品和服务，创造经济价值。社会部门为实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如减少贫困、促进社会公正、改善生态环境等而创造着社会价值。政府依靠法律等强制手段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但在过去数十年中，这三大部门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许多先驱性组织将经济和社会价值以及商业方法结合在一起。私人经济部门活动的目的出现了向非营利部门和政府一方位移的趋势。这种转变的具体表现包括：公司社会责任、事业相关的销售、事业相关的采购、商业伦理、低碳补偿、公司慈善、环境管理、社区关系、社会责任投资、三重底线、利益相关者问责、社会审计、雇员所有权、志愿主义、可持续性报告、透明性等价值理念在商界日益流行。与此同时，公共部门和社会部门组织则试图以一种更具商业性的方式来运作。公共部门和社会部门获取收入的运作方法向商业部门位移的具体表现为：有效性、效益、市场约束、责任性、影响的可测量性，慈善风险投资或公益创投、社会投资、项目相关的投资、使命相关的投资、获取收入的风险投资、经济的可持续性、私有化、政府创新、新公共管理运动、小额信贷、投资社会收益等经济方法越来越多地为公共部门和社会部门所采用。随着这些活动的渐趋成熟，经济中的“第四部门”正在形成。三大部门中的一些先驱性组织正在向一种新的组织形态或部门汇合或趋同，这就是将商业方法与社会目的融合起来的第四部门。新的复合型组织模式数量激增。它们有意识地混合了三大部门的特征和战略并抵制传统的三大部门界线之内的简单分类。但是它们都具备两个共同的特征，即追求社会目的并采用商业方法。正在兴起的第四部门和复合型组织具体包括：混合价值组织、混沌有序组织、公民/市政企业、公共品公司、社区发展公司、社区利益公司、社区财富组织、合作社、跨部门伙伴关系、伦理性社会机构、以信仰为基础的企业、新营利公司、非营利企业、社会商业、社会经济企业、社会企业、可持续性企业等。尽管第四部门已经悄然出现，但对第四部门的支持性生态系统尚未形成，第四部门的发展仍然受到法律、资本等多方面的约束。[41]
第六，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成为社会创新的又一个重要趋势。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如农民、失业工人、城市无房人群等通过合作互助、平等参与等方式进入市场从事经济活动、改善自身处境的努力，成为全球化和市场化背景下社会创新的一个重要景观。它是一种不同于市场经济和福利经济的社会经济。雅克奎斯·德福尼(Jacques Defourny)等人指出，社会经济主要是合作社、互助协会和社团所从事的经济活动，这些社会经济组织遵循以下一些原则：对成员或当地社会的服务优先于盈利;奉行管理自治原则;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决策机制;在盈余分配上以成员及劳动为本而非以收入分配为本。社会经济又被称为“基于团结的经济”，是市场竞争中弱势边缘人群团结互助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活动形式。社会经济与非营利部门的区别在于，非营利部门禁止利润分配因而排除了合作社组织，非营利部门未强调而社会经济强调组织内的民主决策程序。合作社企业如今已遍布全球，国际合作社联盟已经在全球拥有8亿社员。合作社企业涉足的领域包括农业、储蓄、信贷、消费、保险、住房等领域。互助性组织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国际互助协会已经有1.7亿会员，活动领域主要是医疗保险、医疗和社会服务、丧葬、歉收方面的互助。过去20多年中，市场的扩张和国家的退出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通过合作互助性经济活动改善自身境遇，由此推动了合作社和互助性组织的大发展。非洲的农民积极开展医疗和丧葬方面的互助。拉丁美洲医疗护理方面的社区互助或合作社得到发展。在中国乡村，政府鼓励下农民的各种专业合作社和专业协会等社会经济组织发展势头强劲。在中东欧转型国家和西方福利国家转型过程中，社会经济再度受到人们的重视。“无数的分析让我们得出结论，即在过去的10年或20年里，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一个真正基于社区的社会经济——正在出现并比以往更为强大。”[42]
中国作为一个在全球化背景下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和信息社会的双重转型国家，其社会创新还有一些独特的趋势：(1)社会组织创新方面：社会组织民间化、社会组织企业化、社会组织专业分工细化、社会组织联合化、社会组织全球地方化、虚拟社会组织崛起等成为社会组织创新的重要趋势。(2)社会治理创新方面：透明、参与、问责、法治、自治、增权成为社区治理、社会组织治理、社会立法和社会政策制定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趋势。(3)社会服务创新方面：政府服务外包、社会服务商业化运作、社会服务领域开放性和竞争度日益增加都成为社会服务创新的重要趋势。
社会创新理论研究只有20多年的历史。2006年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与英国社会创新研究的权威机构在北京联合召开“社会创新与建设创新型国家”国际研讨会后，社会创新的实践和理论引起国内各方的重视。但总的来说，社会创新的理论研究在国内仍处于起步阶段，笔者希望本文能够对深化这方面的研究有所裨益。
注释：
[1] 熊彼特率先提出创新的概念。他认为创新是将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而带来超额利润的活动和过程，并提出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杰夫·摩根则认为创新是可实施并产生效果的新想法。
[2] 参阅Geoff Mulgan et.al.，“Social Innovation：What It Is，Why It Matters and How It Can be Accelerated”，Skoll Center for Social Enterpreneurship working paper，http://。
[21] 参见http://www.xiexiebang.com。
[24] 参见Kanji Tanimoto and Masaatsu Doi，“Social Innovation Cluster in Action：A Case Study of the San Francisco Bay Era”，pp.1-17。
[25] Mark Goldenberg，Wathira Kamoji，Larry Orton and Michael Williamson，“Social Innovation in Canada:An Update”，CPRN Research Report，September 2009，http://www.xiexiebang.com.
[26] Geoff Mulgan et.al.，“What It Is，Why It Matters and How It Can be Accelerated”.
[27] Michele Jolin，“Investing i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Fostering Social Innovation”，December 2007，A Progressive Growth Issue Paper，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http：//www.xiexiebang.com.
[28] Jane Nelson and Beth Jenkins，“Investing in Social Innovation：Harnessing the Potential for Partnership between Corporations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
[29] Katharine A.Pearson，“Accelerating Our Impact：Philanthropy，Innovation and Social Change”.
[30]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2010年第4期推出的两篇介绍公益风险投资的文章：赵萌的《慈善金融：欧美公益风险投资的含义、历史与现状》和罗伯·约翰的《高度参与的慈善：公益风险投资在欧洲的发展》。
[31] Geoff Mulgan et.al.，“Social Innovation：What It Is，Why It Matters and How It Can be Accelerated”.
[32] Roger L.Martin and Sally Osberg，“Social Entreprenership：The Case for Definition”.
[33] Suresh Babu and Per Pinstrup Anderson，“Soci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Developing Capacity to Reduce Poverty and Hunger”，October 2007，2020 Focus Brief on the World’s Poor and Hungry People，http://www.xiexiebang.com.
[34] 转引自夏绪梅：《社会企业——一种社会创新的企业形式》，载《企业活力》2009年第9期第5页。
[35] Charles Leadbeater，“Social Enterprise and Social Innovation:Strategies for the Next Ten Years”，A Social Enterprise Think Piece for the Office of the Third Sector，November 2007，p.3.
[36] 王名、朱晓红：《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创新》，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4期第125—127页。
[37] Kai Hockerts and Mette Morsing，“A Literature Review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Innovation Process”，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CBS)，Center 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38] Mark Goldenberg，Wathira Kamoji，Larry Orton and Michael Williamson，“Social Innovation in Canada：An Update”，Canadian Policy Research Networks(CPRN)Research Report，September 2009，pp.10-11.
[39] Nicholas Deakin，“Government，Civil Society and Business-partnership Working in Social Wealfare in England”，presentation in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Beijing 2010-6-10.笔者感谢俞可平教授赠予这篇演讲稿。
[40] Mark Goldenberg，Wathira Kamoji，Larry Orton and Michael Williamson，“Social Innovation in Canada：An Update”，pp.19-20.
[41] 以上关于第四部门的论述可参见美国第四部门网站：The Emerging Fourth Sector，http://www.fourthsector.net/learn/fourth-sector。
[42] 上述社会经济的介绍引自Jacques Defourny，Patrick Develtere and Li Zhao的《社会经济在全球：历史脉络与当前进展》，这是他们提供给《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的特稿，即将刊出。
第二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若干理论问题探讨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若干理论问题探讨
中国的社区矫正工作正在迅速发展。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涌现出来，需要加以探讨。本文探讨关于如何利用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这方面的探讨将有利于完善中国社区矫正制度，能够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一、引言
利用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是社区矫正的本质特征之一。在讨论有关问题之前，首先应当对“社会力量”进行界定。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所说的“社会力量”，是指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可以利用的社会人力、组织和设施、技术、资金等总称。社会力量也可以称为“社会资源”。
在这些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中，社会人力具有核心的地位。社会人力是比其他任何社会力量都重要的社会资源，他们虽然不具有执法者的身份，不是社区矫正机构的公务员，但是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被低估的。
从目前社区矫正的现状及社区矫正的未来发展考虑，可以将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有关人员统称为“社区矫正工作者”，他们包括两大部分：
1．社区矫正执法人员。也可以称为“社区矫正官员”或者“社区矫正官”。他们是在社区矫正中承担执法职能的国家工作人员。
2．社区矫正辅助人员。也可以称为“社会人员”。他们是辅助社区矫正执法人员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
除了社会人力之外，在社区矫正工作中，也应当重视利用其他社会力量或者社会资源。
二、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
利用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无论是对于国家和社会，还是对于社区服刑人员和他们所在的社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
从国家和社会来看，利用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
（1）体现社区矫正的特点
社区矫正的本质特点之一，就是在社区中对服刑人员开展管理和改造工作，即所谓的“社区参与性”。⑴在这个特点之中，当然地蕴含着利用社区中的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的含义。也就是说，要充分利用服刑人员所在社区中的各种资源，共同进行服刑人员的管理，促进服刑人员的改造。如果在社区矫正中不重视研究和利用当地的社会力量，而把社区矫正孤立成为社区矫正机构自己的工作，那么，就不能体现社区矫正的本质特点，也会增加社区矫正机构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困难性和成本。因此，在社区矫正中有效利用社会力量，是体现社区矫正本质特点的重要方面。
2）节省刑罚执行的资源
利用现有的教学机构对服刑人员进行教育工作，可以大大节省新建教学机构的费用，也不必招募专门的教学人员；利用现有的技术设施和成熟的技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不仅可以节省新增技术设施的资金，还可以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技术水平。
3）提高社区矫正的效率
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过程中，社区矫正机构要对服刑人员进行多方面的控制和帮助活动。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如果重视利用社会力量，可以大大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效率。例如，在开展服刑人员的控制活动时，如果利用现有的技术资源，包括信息技术、心理测量技术等，就可以提高控制服刑人员的效率。司法所工作人员通过电话了解服刑人员的情况，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节省面对面接触所要花费的资源。通过心理测量技术了解服刑人员的情况，并且在对服刑人员的人身危险性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实行分类管理，对高危险性服刑人员
进行重点监控，对低危险性服刑人员实行宽松管理，可以大大节省平均使用监管力量所造成的资源浪费。
同时，在对服刑人员进行帮助活动时，如果利用现有的一些技术，也可以提高帮助服刑人员的效率。例如，由社会上现有的专职心理咨询人员利用成熟的心理咨询技术对服刑人员开展相关工作，可以更加有效地解决服刑人员的心理、情绪和行为等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些专业人员在从事这些活动中积累的经验、拥有的专业技能等，都远远胜过社区矫正工作人员。
2．对社区服刑人员的重要性
对于社区服刑人员来说，利用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
（1）能够获得有效的帮助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利用社会力量，可以使服刑人员获得有效的帮助。
（2）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
（3）能够减弱标定的效果
3．对社区发展的重要性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对于社区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价值。这种价值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1）促进当地的社区建设
吸收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是对社区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控制功能的一种发展，同时，也可以促进社区的社会化功能、社会福利保障功能和社会参与等功能的发展，这些都会促进当地社区的建设。
（2）提高社区的凝聚力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可以提高社区居民的凝聚力。社区不仅意味着一定的地域空间，更意味着这个地域空间内居民之间的密切关系，而社区居民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社区参与来实现的。吸收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可以让社区居民更多地了解社区中的事务，更广地参与社区中的活动。这种认识与活动，不仅可以密切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而且也可以提高社区的凝聚力，增强社区整合，使社区居民把社区建设看成是自己的重要责任，更好地组织和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解决社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社区的建设和发展。社区居民的这种变化和状态，又会进一步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进行。
（3）增进社区的安全感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可以增进社区的安全感。这是因为，通过吸收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利用社会力量多方面地帮助社区服刑人员，可以有效地解决社区服刑人员遇到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可能引发他们进行社会危害行为的问题。这会大大地减少甚至消除社区服刑人员产生社会危害行为的因素，从而减弱社区服刑人员的社会危险性，预防他们可能在社区中进行的社会危害行为，使社区变得更加安全，使社区居民获得更大的安全感。
（4）增强社区的建设性
三、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原则
1．广泛利用社会力量的原则
首先，从社会人力来讲，要研究、发掘和利用社会上各种可能的人员，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在这方面，不仅要研究和利用过去习惯使用的社会人员，例如，各种具有专业技能的专业人员、离退休人员等，也要研究和利用过去不习惯使用的社会人员，例如，失业人员、刑释人员、解教人员等，恰当利用他们的优势和特长，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其次，从社会组织和设施来讲，要研究、发掘和利用周围社区中各种社会组织和设施，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在这方面，不仅要研究和利用家庭、学校和社区组织及其设施，利用它
们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还要注意研究和利用其他社会团体和组织及其相关的设施，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再次，从社会技术来讲，要重视利用社会上已经成熟和普遍使用的技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机构要关注社会上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与应用状况，注意它们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联系，充分利用有关的技术为社区矫正工作服务。
最后，从社会资金来讲，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的主要资金应当由政府财政负担，但是，也应当充分重视利用社会资金的问题，通过争取社会捐助等形式，利用社会资金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积极有效地利用社会资金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不仅可以节省国家的刑罚执行资源，而且也是体现社会参与性的重要方面，是吸收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途径。
2．科学利用社会力量的原则
在社区矫正中，要尽可能科学地利用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但是，如果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达到有效利用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目的。在科学地利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方面，尤其要重视下列问题：
（1）恰当选择。要根据社区矫正工作的需要和当地社区中社会人员的情况，挑选最符合社区矫正工作需要的社会人员，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如果偏重一面而忽视另一面，都不可能恰当地利用社会人员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2）分工合理。要认识社会人员的特点和优势，在社会人员与社区矫正官员之间进行合理的工作分工，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充分发挥社会人员的特长。
（3）岗前培训。在选择了恰当的社会人员之后，要对他们进行适当的岗前培训，让他们了解社区矫正工作的特点，尤其是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身份和职责，明确自己在工作中的任务，掌握必要的工作技能。
（4）平等对待。在利用社会人员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方面，要充分尊重社会人员的人格和感情，在人格和感情方面平等地对待他们。社会人员虽然在法律地位、专业知识等方面都与社区矫正官员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是，他们在人格和感情上，应该与社区矫正官员是平等的，社区矫正官员不能歧视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人员。
3．有偿利用社会力量的原则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既要重视利用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必要性，又要认识无偿利用社会力量的局限性，确立有偿利用社会力量的原则。这个原则意味着，要区分不同情况，有偿使用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四、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关键——建立科学有效的机制
利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社区矫正工作的长期需要。为了保证这方面工作的顺利进行，就需要确立一套恰当利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机制。这是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关键。
第三篇：创新社会
XX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开展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活动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县委、县政府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系列精神，提升我县社会管理水平，推动转型跨越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全县实现“两大”目标、打造“三大”基地、推进“四县”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切实做好全县食品药品监管创新工作，确保食品药品市场秩序有序可控，按照县三项工作领导小组各部门职责分工，结合监管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结合我局实际，制订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立足服务群众为根本，着力解决食品药品监管工作中的突出问题，着力解决在食品药品社会管理活动中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创新和完善食品药品监管体系，实现社会管理更加有效，服务更加到位，确保社会和谐稳定，为我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工作目标
建立责任明确、制度健全、运转高效、风险可控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系，全面解决食品药品安全存在的突出问题，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加强检验检测、认证检查和不良反应监测等食品药品安全技术支撑能力建设，防止区域性、群体性、灾难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发生，确保食品药品安全。
三、主要任务
（一）完善监管责任体系。将食品药品安全纳入政府目标管理，明确政府、监管部门和企业的责任，强化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落实“地方政府负总责、监管部门各负其责、企业是第一责任人”的食品药品安全责任体系。
（二）创新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一是监管网络机制。积极与各乡镇协调配合，在农村药品“两网”建设的基础上，完善三级网络建设，每个乡镇设1-2名食药安全协管员，每个村设1个食药安全信息员，构建完善的县、乡、村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网络，统筹推进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和药品监管、城市监管和农村监管、专项整顿与示范创建，逐步建立管理网格化、检查格式化、监管痕迹化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新模式。二是科学评估机制。探索构建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和药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体系，建立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和药品安全专家库，明确权责，加强对食品药品中有害因素的检测和风险监测，对食品药品安全隐患和风险做到时时排查，早发现、早分析、早预防、早整治、早解决，防患于未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建立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综合评估体系，客观评估各级政府及监管部门的工作绩效，提升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水平。三是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建立健全调解组织和信息网络，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化解”的原则，落
实防范措施，妥善处理涉及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和药品的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四是安全发展机制。充分发挥各类餐饮服务环节食品、药品行业协会和龙头企业的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和行规行风建设，积极引导、督促企业加强质量安全体系和诚信体系建设，进一步规范生产经营和服务行为，使企业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努力提高质量安全保障水平，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促进食品药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三）依法严惩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为。保持打击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加大巡查和抽检力度，严把餐饮服务环节和药品生产、流通、消费等各道关口,大力实施食品药品放心工程。针对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深入开展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与公安、工商、邮政、卫生等部门建立监管联动执法机制，形成监管合力，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的违法犯罪行为。对严重违法违规的，及时移送公安部门立案查处，使犯罪分子付出高昂的甚至付不起的代价，真正起到震慑作用。
（四）完善食品药品安全应急处置体系。要以“情报灵敏、网络健全、行动迅速、反馈及时、信息准确、处置高效”为要求，制定完善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配套建立一系列保障措施，切实加强监测预警系统、应急处置系统、应急处置队伍、应急保障能力、应急
管理示范、应急科技支撑体系等方面的重点建设。同时开展应急处置演练，切实提高应急处置和快速反应能力，保证在发生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时，应急处置工作能有序开展、有效组织、高效运转，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造成的危害。
四、实施步骤
（一）项目启动阶段（2012年2月至2012年3月）。
广泛宣传，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深入开展调研，摸清监管对象数目、情况、设施等基本情况，确定工作重点，结合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实际制定工作方案；组织召开相关会议进行全面部署，统一思想认识，明确目标任务和工作措施。
（二）项目实施阶段（2012年4月至2013年5月）。
针对食品药品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制定实施计划或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和进度要求，不断完善落实政策措施，建立健全各项制度，抓好各项工作推进，确保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三）项目总结、全面深化阶段（2013年6月----）。
对社会管理工作进行考核验收，全面总结成功经验，建章立制，研究建立工作长效机制，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纳入规范化、制度化、长期化轨道，在此基础上促进全区食品药品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二）强化调查研究和信息报送。要深入基层、深入企业、深入群众，实地调查研究，科学认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面临的新形势，准确把握社会管理对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新要求，准确查找食品药品监管工作中的问题和不足，找准工作的突破口，制订切实可行的措施。各科室（队）要根据实际，确定主题，每年至少上报一篇调研文章，做到文章数据准确，内容详实，具有一定的深度和价值；每月至少上报1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方面的信息，报送信息文字要简明、语言要平实，具有真实性、时效性和创新性。
（三）加大宣传力度。要充分利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专栏简报等媒体和手段，集中宣传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重大意义、目标要求和主要任务，宣传本单位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新举措、初步成效和先进典型，为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结合“全国安全用药月”宣传活动，积极开展食品药品安全知识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活动，广泛宣传食品药品安全法律法规和科普知识，全面提高公众的食品药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切实提高从业者的责任意识、诚信意识、法律意识和质量安全控制能力，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关爱生命、珍视健康，人人关注安全、参与监督的良好氛围，筑牢食品药品安全最后一道防线。
第四篇：思想理论问题调查报告
干部群众当前关心的思想理论问题调查报告
为了进一步了解十六届四中全会后，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思想问题、理论问题和社会问题，以便更好地把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根据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的要求，我们分别以面向全校师生员工的问卷调查、召开干部座谈会、专家学者座谈会和学生座谈会等形式，从不同的角度，多渠道地收集了当前干部群众比较关注的思想理论问题及其困惑，同时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和观点。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座谈会情况
1、对经济学界较关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讨论
目前我国社会的贫富悬殊问题，已经引起各个方面的关注和重视。造成贫富悬殊的原因很复杂，然而，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与北大经济学派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一直占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主流地位不无关系。他们主张应迅速把公有资产低价卖(或送)给私人；否定活劳动创造新价值和大私有制具有经济剥削性质，认为贫富两极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现象；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的市场改革观，把国家的作用仅限于“守夜巡警”，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主张一切产业都无须保护，高新技术和建设资金也完全或主要从外国引进，比较赞赏拉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路子。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影响下，导致了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而这种贫富差距的扩大，并不是通过公平手段造成的，而是一些人借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借助企业改革、改制之机，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大肆侵吞工人利益，大肆逃废债务特别是银行债务等手段和行为造成的。这成为一些人一夜暴富的手段和机会。更有甚者，企业改制之后，又通过各种手段，成为上市公司，然后在股市里再捞一把，再去掠夺广大股民利益。而改制企业员工只有面临下岗、失业的命运，造成普通股民血汗钱血本无归。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严重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急剧拉大。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国企业改革的理论选择，过分推崇西方新自由主义，单一依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来推进我们的企业改革，几年来实践证明，问题不少。从我国的国情看，是否适宜以西方新自由主义为推进企业改革的经济理论基础，是值得怀疑的。我国的最大国情是有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十三亿人口，如何保证这些人有饭吃、吃好饭，应该是首要任务。我们必须吸取拉美国家、俄罗斯、以及泰国一些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教训，如果贫富悬殊一直拉大，相对贫困人口不断增加，不说像拉美穷人人数已占其总人口的43.4%，就是更小的比例，都会带来严重问题，甚至社会政治动荡。
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最终或根本目标更应该是为劳动群众谋福利，为全社会服务。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本应具有这种社会性。所以，我们应当让企业向有利于劳动者和社会的方向发展。反之，如果一些人的只为富人服务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主张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把产权变更和股权赠予视为制度创新，那就只能是国有企业的全面私有化，只能是损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
2、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改善工作作风的问题
根据政府公布的数据，2003年中国的国民平均年收入约为1000美元，西方经济学界有一种理论，即当一个国家的国民平均收入达到800美元~4000美元时，这个国家即进入一个“特殊风险期”，在此风险期之内，如果政府的执政能力强，宏观调控到位，则国民经济会持续发展，人民生活也会继续提高；但是如果政府执政能力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够，那么整个社会必然会出现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等恶果。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重视执政能力的建设，提高依法执政的意识和水平。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从总体上看，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基本能够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党在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在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等方面，还存在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有些问题亟待解决。比如政府在管理国家、制定相关决策的过程中，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不够，致使社会改革中存在一些失误，已有的制度很多法律逻辑不完全，有的界限不明确，有的有很多漏洞；政府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淡薄，随意性很大，由于我国的立法是学者立法，政府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法者，这样就不能杜绝执法人员以权谋私，制定的法律法规有的就不能完全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央政府的一些正确决策在地方政府中落实困难，真正利民利国的政策不能落到实处，很多是走走形式，有的甚至将其置于一边，仍然我行我素，某个领导说了算； 领导干部没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大搞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而不是利国利民工程，党内管理混乱、虚假，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很多政府的职能部门、地方官员谎报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类似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浮夸风。
要纠正这些不良的工作作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在于提高各级干部的素质，尤其是基层干部的依法办事的能力。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增强执政党意识，牢固树立执政兴国、执政为民的思想，真正懂得自己手中的权力是谁赋予的、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竭尽全力为人民谋利益，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起来。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以建立健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为重点，以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为目标，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从制度上保证那些忠诚于党的路线和纲领、具有较高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的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
3、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私有化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我国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消除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但是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国有资产逐渐通过各种方式私有化，致使我国的国有资产只占20%多一点，私有资产所占的比重大大超过国有资产，这从数量上不能说明，我国的国有经济成分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强调国有经济的质量而忽略了数量，这样必然会导致国有经济成分主导地位的丧失，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主又如何体现？当前人民群众不认为，我国是完全、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剥削现象比较普遍，很多人的衣食住行得不到保障，尤其是那些在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边缘人，他们没有必要的生存技能和知识，面临
着很多具体的生活困难。
4、干群关系问题
干群关系历来是我党始终关注的重要问题，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是否牢固。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期，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结构不断调整，有些问题关系群众切身利益，是群众十分关心和期盼及时解决的，但是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重视，没有得到及时、正确地解决，甚至出现推诿扯皮、漠然视之的现象，这给群众利益造成很大损害，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引致群众不满，由于某些干部贪污腐败，极力维护个人私利，致使人民群众对干部、对政府失去信任，政府正处于一种十分严峻的群众信任危机之中。在判断谁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时，大多数人指向了党政干部，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的主要受益者。因此，如何使政府和工作人员重新取信于民，重新使老百姓认同我们的党和领导干部是真正为民谋福利，代表人民的利益，这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我们党执政地位的巩固。比如在一些农村或偏远地区，农民认为没有哪个利益集团代表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就只能自发组织，采用非法、非理性的手段维护其利益，这势必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要缓和干群关系，只有我们各级党委、政府真切关心群众的安危冷暖，及时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才能够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创造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凝聚和激励群众共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美好未来。
5、理想信念淡薄问题
理想是立足现实又高于现实，对未来美好远景和远大目标的自觉的价值追求。信念，是在对真理的坚信与价值认同的基础上超越现实、超越自我，坚信未来美好结果的稳定的自我意识，是坚信正确并必能产生良好结果的稳定、持久的观念。理想和信念不仅是统帅人们灵魂的精神支柱，也是良好道德的基础。邓小平同志曾经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
我国目前很多人认为自己没有明确的理想，也没有坚定的信念，精神空虚，得过且过。有的人即使有理想，其理想也很平庸，只图一己之私利，就会被金钱、女色、名利、权位所诱惑，而干出一些损人利己，损公利私，甚至触犯刑律的勾当而走向沉沦。那些真正目光远大，有远大抱负，舍己为民，能够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能有力地抵制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能经受任何艰难曲折的考验，永葆高风亮节的高尚人士已经少之又少。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势必导致整个社会风气的恶化，人际关系冷漠，干群矛盾激化，很难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就目前高校的情况来看，众多学校重视的是专业知识的传授和专业技能的培养，而马列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思想品德修养教育等却成为豆芽学科，不仅课时少，而且此门课程的教师也得不到相同的待遇。80%的学生在马列课堂上看其他的书籍或做作业，能认真听讲、做好笔记的同学凤毛麟角。科学的理想信念具备强大的精神动力，邓小平同志曾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而我国很多不良的社会风气就是因为缺乏科学的理想信念，因此，我们主张不仅在学校要加强对学生的理想信念的教育，而且在政府、单位也应该加强对相关领导干部、工作人
员的理想信念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净化人们的心灵，形成一股浩然正气，全国上下才能拧成一股绳，朝着共同的目标奋斗。
6、指导思想宣传问题
党的十六大的一个历史性决策，也是一个历史性贡献，就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完整科学的体系，它把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的认识，推进到了新的水平。十六大召开后，全国各地都掀起了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潮，理论界、学术界也层出不穷地提出了各自的见解，硕果累累。
但是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比较低，目前还有占全国人口相当大比例的文盲和半文盲存在，尤其是一些偏远山区和贫困地区，老百姓根本无法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他们所关注的就是如何能够吃饱饭、穿好衣，孩子能够上学接受教育，毕业后能找到工作，生活水平能够提高。如果这些实际的生存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理论和实际完全脱节，或者“三个代表”并没有给老百姓一个感性的认识，他们就无法真正体会和认同“三个代表”的先进性和指导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失去了实践的群众基础，必然会变成一具理论的空壳，变成一句只被有些人挂在嘴边的空话，就会失去对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真正的指导价值。
7、反腐倡廉问题
腐败问题是一个全世界都比较普遍的社会问题，自从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这些年，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落实反腐败的各项任务，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一些成效，一批大案要案受到查处，一批腐败分子受到惩办。但尽管如此，我国腐败发展蔓延的势头在有些方面仍然不减，领导干部违法违纪的案件仍在增加，涉及干部的职级层次较高；大案要案居高不下，新发生的案件数量上升，窝案、串案突出；违法犯罪的金额越来越大，腐化堕落的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腐败现象在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蔓延，党政干部腐败、司法干部腐败的案件屡有发生；讲排场、比阔气、盲目追求高消费的奢靡之风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滋长，等等。同时在党员干部身上还大量存在一些不廉洁行为和不正之风。比如，党政干部乘坐超标准小汽车问题，在住房方面以权谋私问题，用公款吃喝玩乐、挥霍浪费问题，基层干部作风粗暴、与民争利问题，基层站所吃拿卡要、不收礼品不办事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面广量大，既严重影响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又是滋生腐败案件的温床。如果党政干部对这些不廉洁行为不引起注意，那往往就是堕落的开始。如果在党政机关和干部中奢侈浪费形成一种风气，那是非常危险的，腐败案件就会层出不穷，查不胜查。人民群众就会怀疑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我们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甚至动摇我们党的执政地位。
二、问卷调查情况分析
除了以上的座谈会外，我们还编写了调查问卷，围绕群众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度、民主问题、经济发展问题、社会公正问题、反腐倡廉问题、社会热点问题和高校的一些实际问题展开了调查；调
查对象随机在全校范围内抽取教职工108人，占调查对象的24.7%；学生330人，占调查对象的75.3%。此次问卷调查表一共发出去450份，由教职员工和学生独立完成，除部分调查问卷由于误差形成无效问卷外，有效问卷438份，占全部问卷总数的97.3%。这些调查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目前对比较关注的政治经济问题和现实生活中的困惑，为我们了解真实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现实依据。
1、对党的执政能力和指导思想的认同
在问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其执政使命是否相适应时，绝大多数人认为我们党是能适应其执政使命的，对党的执政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基本适应的人占61.2%，认为完全适应的占22.4%，只有16.4%的人认为我们党的执政能力与其执政使命不适应。
但是在被问及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党员干部、教职工中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信仰的人有多少时，大多数人认为形势不容乐观，不仅普通群众不太信仰共产主义，就是共产党员和党员干部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人也不多；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其认同度一般，其中认同在60%以下的比例较大。具体人数比例见下表：
2、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目前，据调查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不是很高，在人们心中趋于下降，值得关注。只有22.6%的人认为在群众心中党和政府的信任度提高了，34.8%的人认为党和政府的信任度一般，而认为党和政府的信任度降低了的人占42.6%。
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等），群众的信心是28.1%的人相信能够实现，42.3%的人认为可能实现，25.6%的人对此信心降低了，还有4%的人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实现。
3、对我国民主、公平的看法
在问及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否适合我国国情时，30.1%的人认为不适合，认为可以试一试的占大多数，占了49.5%，而20.1%的人认为完全适合，我国可以采用西方的民主政治。对当前我国民主现状的看法，44.3%的人认为当前发扬民主不够，33.1%的人认为现在是个人说了算，30.1%的人认为是施行程序有问题。如何搞好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47.1%的人认为应该着重解决法制问题，37.2%的人认为应该首先解决民主问题，还有24%的人认为应该解决政党制度问题。
在社会公正方面，63.5%的人认为我国名义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38.1%的人认为有
人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17.1%的人认为社会不公正是因为行业收入差距过大造成的，15.5%的人认为是非劳动致富造成的。
4、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观点
在问及近阶段我国经济制度是否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时，20.3%的人认为此问题存在，39.3%的人认为不存在，而40.4%的人认为自己对此问题感到困惑，难以正确判断。
就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科学发展观是否符合这一问题，很多人认为差距很大，占55.7%；认为基本符合的人占37.2%；认为符合的人只占总人数的7%。在引进外资银行或银行引入外资股份方面，55.8%的人认为对我国的金融安全有潜在风险，但是仍有53%的人认为尽管有潜在风险，还是应该引入外资银行；而认为没有风险和没有必要引入外资银行的人均很少，分别占总人数的2.5%、0.2%。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45.4%的人认为应该提倡“无私奉献”的价值观，有15.5%认为没有必要提倡，而48.6%的人认为应该提倡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的劳动价值观。
5、对高校实际问题的调查
当前高校特困生成为人们比较关注的群体，就高校特困生的产生，有60%的人将此归因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充分，45.9%认为是社会经济制度不合理造成的，12.1%的人认为是特困生及其家庭自身努力不够，只有7%的人认为这是有一些不可控的自然灾害、疾病等原因造成的。
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也是大家经常论及的问题，44.1%的人认为这是由于高等教育的发展超越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扩招步伐太大造成的，42%的人认为是大学毕业生对就业的期望值过高造成的，还有26.9%的人认为目前我国的就业岗位太少。
6、对自己最关注的社会问题和困惑问题
就目前老百姓最关注的社会问题我们也进行了调查，除了列出一些问题供调查者选择外，调查者还可自行列出自己关注的社会问题。老百姓最关注的是腐败问题，占63%；其次最关注的是贫富差距问题，占54.3%；对就业再就业问题最关注的人占41.8%；对干部作风最关注的人占39.7%；对乱收费问题关注的人占38.8%；对“三农”问题关注的人占37.7%；而另外分别有33.1%、26.7%的人关注社会治安问题和物价问题。同时，我们还就如何有效开展反腐倡廉进行了调查，41.1%的人认为应该增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作的透明度，有40.6%的人认为应该完善干部提拔任用机制，37.2%的人认为应该加强对机关、单位“一把手”的监督，34.9%的人认为应该严厉惩处违纪违法案件。
另外群众目前比较困惑的问题主要有：①我们国家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②我们党狠抓腐败，为什么却越抓越多？有的还是“贼喊捉贼”？③干部的监督机制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④怎样才能真正落实代表群众利益？⑤如何使人民群众真正深刻地体会和理解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第五篇：高级会计学若干理论问题探讨
高级会计学若干理论问题探讨
阎达五 耿建新（2002年03月12日）
随着我国会计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会计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高级会计学已作为一门独立课程出现在我国各高等院校会计专业的教学体系中。到目前为止，有关高级会计的定义、理论基础、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高级会计学的理论问题仍是空白。我们认为，既然高级会计学已作为一门正式课程列入高等院校的会计教学体系中，就有必要首先回答这类问题。本文拟就此谈谈我们的意见，以求教于各位同仁。
一、高级会计的定义
高级会计学是以高级会计为研究对象的，要对高级会计学有一个清晰、总括的认识，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高级会计概念。那么什么是高级会计呢？它究竟高在哪里？与一般意义的财务会计有何区别？另外，高级会计指的只是高级财务会计，还是融管理会计为一体的广义高级会计？这些问题在研究高级会计学时已无法回避。下面我们先将我国学术界对高级会计的认识和理解进行列示与比较，然后再在探讨界定高级会计的重要意义之后，提出我们对高级会计的界定。
（一）我国理论界对高级会计的界定
从现在的情况看，我国大部分学者认为高级会计即为高级财务会计，也有的学者认为高级会计一词难以捉摸、不好解释，因而将其界定为“特种会计”或“特种业务会计”。我国现已出版的高级会计学教材中对高级会计进行的解释都比较含糊，如：
1．“本书（指《高级财务会计》承接《中级财务会计》一书的内容，对一些专门的会计领域，也是比较深奥的会计课题展开论述”（见厦门大学会计系列教材《高级财务会计》前言）。该书简述的内容为公司会计（含股东权益会计、所得税会计、清算与重组会计）、合并财务报表、外币折算、物价变动会计和租赁会计。
2．“中级财务会计限于论述财务会计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术，即通用的课题；高级财务会计则是针对上述各种专题（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而出现的股票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清算、集团公司、跨国经营等经济活动---本文作者加），对有关问题加以阐述”（见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系列教材《高级财务会计》前言）。该书阐述的内容为不同组织形式有特色的所有者权益会计、企业合并和合并报表、特殊的财务报告、政府及非盈利组织会计和一些特殊的财务会计专题（包括寄售与分期收款销售、租赁、房地产、退休金、所得税、期货交易、外币业务、外币报表换算以及公司的重整、改组与破产清算）。
3．“企业特种会计”是指企业一般会计业务以外的特殊业务会计本书所论述的企业特种会计问题可分为三类：（1）特殊的财务报告问题。如控股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分店经营时的汇编财务报表，有海外分支店和子公司时的外币报表折算,以及通货膨胀情形下对财务报表数据上的通货膨胀影响因素的消除和和调整。（2）企业会计中比较特殊而又比较复杂的问题。如分店经营，合伙会计，外币交易会计，分期收款，专营权及寄代销业务会计，租赁会计，所得税会计等。（3）企业处于非持续经营等特殊情况下的会计问题。如企业破产、解散和清算，以及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资产评估等”（见中南财经大学会计系列教材《企业特种会计》前言）。该书还认为，由于国外的高级会计还包括非企业会计的内容，因此将该书定名为高级会计学是不大恰当的。
4．这种研究、应用和修正原有的财务会计理论和方法，以及创建新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亦指高级会计学--本文作者加），用核算和监督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出现的“特殊经济业务”，向外部与企业有利害关系者提供更为真实有用和相关经济信息的会计学科，我们称其为“高级财务会计”（见首都经贸大学会计学系列教材《高级财务会计学》导论）。
此外，我们还参阅过由谢诗芬主编的《高级财务会计学》（湖南出版社1993年出版）和向泽生主编的《高级会计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但他们均未明确地界定过高级会计，而只是说高级财务会计学?quot;系统讲授财务会计中的高尖理论与方法“（谢诗芬主编），”我们就财务会计中最核心的问题和经济改革出现的新业务、新问题编写了这本《高级会计学》“（向泽生主编）。
从上述不同论点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高级会计的认识尚未形成共识，这不仅表现在高级会计的范围上，即高级会计应否包括管理会计、非盈利组织会计、人力资源会计等内容，还表现在对”特殊经济业务会计“的认识方面，即高级会计与一般财务会计分野的标志是否就在于”一般“与”特殊"，高级会计是否就是指特殊业务会计。
应当指出，高级会计一词源于英文的Advanced Accounting,在国外的会计教材体系中，有关这一概念的内容既有专门论著，也可散见于一般财务会计（即Financial Accounting）之中。但是，从我们见到的国外原文版教材中，很难找到对高级会计的定义性描述。我国港台地区的学者对高级会计的界定也很笼统，一般将其解释为特种会计，认为高级会计主要是将会计原理运用在非一般会计事项方面，是对会计原理所作若干更深入的讨论与运用（参见台湾辅仁大学会计系高松教授所著《高等会计学》自序）。也有的学者更进一步说明，由于高级会计阐述的是一般财务会计不能包括的业务，所以其内容有的较难，有的则不难，不能将其全部归为复杂的业务事项（参见台湾政治大学郑丁旺教授所著《高级会计学》）。
由上述可以看出，对高级会计作出清晰、准确的界定，是会计理论研究中有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界定高级会计的重要意义
我们认为，通过深入的分析，从最基础的角度给高级会计下一个切合实际的定义是很有必要的。这种必要性主要表现在：
1．可以界定高级会计的外延，概括高级会计的本质特征、从概念这一基础环节奠定对高级会计进行研究的逻辑基础。
2．可以在明确概念的前提下，将高级会计与其他会计学科，尤其是与一般财务会计进行比较，以期在比较的基础上对高级会计、广义财务会计乃至整个会计学进行深入探讨。
3．可以用明确的高级会计概念及建立在其上的相关理论，更好地指导业务实践，在解决我国会计改革面临的难题方面发挥作用。
（三）我们对高级会计的界定
根据我国当前会计工作的实际情况，并考虑到今后的发展，我们倾向于将高级会计定义为：高级会计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原有的财务会计内容进行补充、延伸和开拓的一种会计，即利用财务会计的固有方法，对现有财务会计未包括的业务、或者需要深入进行论述的业务以及随着客观经济环境变化而产生的一些特殊业务进行反映和监督的会计。它与传统财务会计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了财务会计的完整体系。
深入理解这一概念，还需要进行下列补充说明：
1．高级会计属于财务会计系列，因为：（1）它也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进行核算；
（2）它也是以合法的会计凭证为记录经济业务的依据；（3）它也是依据会计凭证登记账簿并编制对外报表；（4）从本质上看它也是以记录经济业务为手段而全面介入企业经营的一种管理活动。总之，它在会计方法上与一般财务会计完全一致，也符合财务会计的一般特征。
2．高级会计与一般（中级）财务会计的分野主要表现在业务范围方面,即高级会计核算和监督的内容有些是一般财务会计不包括，或者不经常发生的业务事项，主要是一些特殊经济业务和特殊经营方式企业的特殊会计事项。将这些业务单独归为一类，我们即可将企业单位经常、普遍存在的会计业务与不经常、不普遍存在的会计业务划分开来，将前者归为中级
财务会计的内容，而将后者归为高级会计的内容，并将二者描述为财务会计中的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这样划分一般财务会计和高级会计能够与国际会计惯例基本保持一致，也易于被广大会计界所接受。当然，在高级会计中还包括对一般财务会计内容需要深入论述的部分，但这些内容有一定深度，远非一般财务会计所能涉及。
3．高级会计与一般财务会计的区别还表现在对会计业务反映的连续性、系统性和全面性方面。高级会计反映的业务有些只发生于某一特定时期，且既可能发生于所有企业，也可能发生于部分企业，总之属于一般财务会计所不能完全包括的业务事项。将这样的业务归为高级会计的内容，可以给一般财务会计以完整的外延范围，使其有更为完整、清晰的体系，也使高级会计在核算范围、内容方面的特殊性得以明确体现。
高级会计学是专门研究上述高级会计业务的一门学科。它的形成与进一步发展是本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情。但从
现在的情况看，它的出现与发展，确实对一般财务会计学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其结果是以专门对一些特殊会计业务进行研究、表述的高级会计学弥补了一般财务会计学的不足，二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财务会计学的完整体系。
二、高级会计学的理论基础
（一）高级会计学理论基础的特征
按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提示，一般财务会计的理论首先应当是四项会计基本前提（或称会计假设、会计假定）和十二项一般原则；其次才是与会计假设、会计原则密切相关的会计要素及其确认、计量的基本要求。《企业会计准则》的其他内容和行业会计制度，是在会计假设划定的框架内，以会计原则作为指导思想而建立的指导会计业务实践的行为规范。因此，我们可以将四项基本假设和十二项一般原则视为财务会计学的核心理论。会计理论界在以此为核心进行理论研究时，都将会计假设视为会计理论的最高层次，即认为它是建立财务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基础；同时，也都将会计原则视为会计理论的另一重要内容，即认为会计原则是在会计假设指导下控制会计实务、制定会计行为规范的信条。
众所周知的另一事实是：在本世纪中叶以后，美国会计界放弃了以会计假设为会计理论研究逻辑起点的研究方式，代之以财务会计目标为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并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以财务会计目标、会计报表构成要素、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确认、会计计量、资本保全为核心的会计理论框架结构。按这种思维方式进行会计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效，已为国际会计界所认可。
现在的问题是，会计假设、会计原则在会计理论体系中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以会计假设为核心与以会计目标为核心的会计理论体系是何种关系，这已成了人们需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以会计假设为核心和以会计目标为核心的理论全系产生的背景和适用的范围是有区别的，两者的结构和包含的内容也不相同，但它们不是互相排斥的，两者具有互相结合和相互转化的关系。以会计假设为核心的会计理论体系由于以一定的前提条件为支撑，其范围必然要受前提条件所制约，很难容纳超越其前提条件的内容；这样，当会计环境发生变化、一些新的经济业务超越了前提条件的限定后，以会计假设为核心的会计理论体系就很难支撑下去了。而以会计目标为核心的会计理论体系由于冲破了会计假设的限制，处于一种可以包括更加广阔范围的境地，因此，它也就能在变化了的会计环境中发挥作用。实际上，美国会计界走的就是这条路子，他们从研究会计假设起步，而在环境发生变化后随即建立了一套以会计目标为导向的会计理论体系。国际会计准则理论框架中只将权责发生制和持续经营作为基础性假定，在《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会计政策的说明》中也只承认继续经营、一致性、权责发生制三个基本会计假定，同样是使财务会计适应环境变化而对会计理论进行的必要修订。这也就是诸国际会计准则规范的业务事项中很少有一般财务会计业
务而多数属于特殊会计业务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我们的看法是：由于受假设限定范围的制约,以四项会计假设为基本前提的会计理论体系只适用于一般财务会计,应当是中级财务会计学的理论基础;而以财务会计目标为核心的会计理论体系有了更大范围的适应性，可以容纳高级会计，因而可以被视为整体财务会计的理论基础。但是，从实践的结果看，以会计目标为核心的会计理论体系并没有将以四项会计假设为核心的会计理论体系全盘否定，它们都在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究其原因，两套理论体系除存在外延大小的区别外,还有内涵丰富与否的差异,因此它们能够适应不同会计层次的要求而存在，并随着不断变化的客观形势而变换自身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会计原则方面，后有专门说明）。
我们认为，在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过程中，承认并认真探讨以四项会计假设为基础的理论体系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使我们从会计理论的原始性,基础性环节上更为全面地认识会计理论，在完成会计工作的初步转轨、建立以会计准则为指导的会计核算体系中发挥作用；但是，当客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各种超越会计基本前提的经济业务大量涌现以后，势必要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而增添一些新的会计理论，以更好地指导会计实践。因此，我国会计界对高级会计业务的深入探讨，正是这种环境变化的客观要求，由此而产生的结果，必然是会计理论研究更加深入，财务会计学体系更加完整、健全。有鉴于此，我们想从以四项会计假设为核心的会计理论体系和以会计目标为核心的会计理论体系之间相互结合、互相转化的角度来探讨高级会计学的理论基础。我们认为，介于两种理论体系之间的衔接部有着非常丰富的的内容，充分体现了高级会计学理论基础的特征，应成为进行高级会计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线索，这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摘自中华会计学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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