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级谋杀》影评专题

第一篇：《一级谋杀》影评专题

一级谋杀影评

《一级谋杀》这部电影揭露了阿尔卡特拉斯监狱所存在的司法黑暗面。主人公亨利·杨，在他17岁的时候，为了给饥饿的妹妹买吃的而盗窃了邮局5元钱，之后便被送进阿尔卡特拉斯监狱服刑。但其在服刑期间又因为越狱未遂，被告发之后，被特殊对待，把其送入了暗无天日的“地牢”关禁闭。按当时的监狱制度规定，关禁闭最高期限为19天，但是他一进去就是两年三个月。并且，在其关禁闭期间他遭受了监狱长格伦惨无人道的虐待，摧残，威胁，压迫。不但脚筋被割断，在遭受了无数次浮的殴打之下，他的精神都接近崩溃。直到后来亨利·杨杀死了出卖自己越狱的卢夫斯，法院辩护律师詹姆斯介入调查之后，才最终揭露了这一司法制度当中非人道的一面。电影从头至尾都给人一种压抑甚至让人窒息的气氛，即使最后詹姆斯帮亨利·杨赢得了胜利，也没能传达一种胜利的喜悦，然后令人意料不道的是，亨利·杨在胜利中选择了自杀。

值得我们反思的是，也是本部电影所要凸显的主题：监狱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一个正常的人被投入监狱之后，不但没成为人们希望的好人，却成为一个精神病人甚至是一个杀人犯？亨利·杨仅仅偷了邮局5元钱，正如他所说，假如他的生活像詹姆斯一样的话，也许他也只是被告知下次别再这样了，他会想詹姆斯一样得到他人的宽容和谅解，至多稍微惩罚一下。但是，因为他是穷人，所以，他即使偷了几块钱也避免不了遭受着残忍的虐待。对于我们这个法律不够完善的国家来说，特别是现在我们所在的社会，不公平的现象比比皆是。央视大伙静安大火最后抓的都是几个民工电工做了替死鬼。一个农民因为要给自己心爱的处于癌症晚期的女人穿上一件婚纱偷了一辆电瓶车而被判关押十几年。而一些贪官污吏，吃喝公款，拿钱不做事，更有甚者做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的事，却依然逍遥快活，而他们的儿女，所谓的“官二代”还不知羞耻的到处称霸。即使犯事，爸妈出面，总是那么轻松地解决问题。这是现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中国的法制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社会没有什么绝对的公平公正，英美国家虽然法律体系看似比较完善，但仍然存在不公平因素。就拿电影中的陪审团制度来讲，英美法庭电影中我们总能看到，律师总是对着几排陪审员滔滔不绝的说，律师总说他相信人民，相信陪审员会做出公正的判决，而不是法官，这种随便抓几个人让他们决定有罪无罪是种好的法律制度么？陪审制度可以说是当今美国司法制度中最为重要和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重要区别之一。在美国法庭审理中取胜的关键是说服陪审团，因为最后做出裁决的是陪审团，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法官。陪审团裁决被告有罪还是无罪，然后由法官量刑。法官只是一个控制法庭节奏、维持秩序，决定陪审团应该知道什么，什么证据能够呈堂，对证人的提问是否恰当的裁判。由最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团来决定一个嫌犯的命运，这样做符合美国的平等公正精神。所以，能否组成一个对自己有利的陪审团将直接影响案件的结果。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他有可能在一天醒来以后接到个电话，要求他担任陪审员，这是他的义务。法官是从法院管区内通过社会保险号码或者电话号码黄页随机挑出几倍于陪审团所需的人数参加初选的。候选陪审员应当在种族、年龄、性别和其他方面准确反映社会中各阶层的状况。能成为陪审员也非常不容易，与案件有关的人都不行，有职业思维习惯的，例如律师、医生等也不能担任。然后，律师会通过几个简单的问题来进一步选择陪审员。这主要是为了删除那些因为环境和经历而有思维倾向或种族倾向的人，以防止被告受到不公正的裁判。在有些时候，如果新闻媒体的报道和社会舆论会妨碍到陪审员们做出正确的判断，会由美国政府出钱把陪审员隔离起来，严禁与外界接触，打电话也是绝对被禁止的。经过法庭的证据开示，证人的交叉询问等庭审步骤，最终将由12名陪审员合议做出有罪和无罪的裁决，并且只要有一个陪审员不同意，只要有一个陪审员认为检察官的证据还没有达到超越合理的怀疑的地步，被告的罪就判不下来。这也是美国刑事案件审判的定罪率很低的原因。总体而言，这一制度集中体现出了正当程序的原则，整个庭审通过中立无思维定势固有偏见的中立第三方作出裁决，适当限制法官权力，提高被告和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整个刑事审判过程显现出一种正三角形的模式，极大地排除了各种外界因素的干扰，并且真正的使疑罪存无成为了可能。

电影中的律师詹姆斯，是我们十分敬佩的。在为亨利辩护的过程中，詹姆斯将着一件又一件的监狱丑闻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办案过程中，遭到大众的不理解，因为它挑战的是权威的监狱机构；同样遭到自己亲哥哥的出卖与女友的疏远；亦同样遭到别人的毒打，同时，还要一直鼓励是自己为唯一朋友的亨利。詹姆斯是法院派过来的律师，在接受这个案件之前，没人会认为这个案子能够赢得胜利，亨利杨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杀的人，而原告是政府，是司法部门，有人让他接受这个案件也只是为他这个刚毕业的“新手”了解一下这一方面的程序之类的。但是詹姆斯却以他惊人的胆量和智慧，赢得了这场胜利。他对这件案件的付出是巨大的，也许在别人看来是不值得的，但这就是职业道德，是职责所在。而在中国，为了这个社会的制度而敢于挑战的寥寥无几。这使我想起来之前李庄的案子，李庄是重庆“黑社会”的辩护律师，他发现中国的打黑制度严重违反了法律的程序，他是对方的政府，是这个国家制度，他没有胆怯，依然用勇气承担责任，即使地方政府的使诈，也没能让他低下头。这是一个律师的职责，在这方面他绝对是一个称职的律师。这个社会的法律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总需要我们去不断完善，当一个问题出现时，我们不能因为对方的权利大而胆怯，我们的社会总会一步步走向法制，走向自由，平等。

影片中的地牢让我们恐惧，阴暗，潮湿，而更恐怖的莫过于孤独，而亨利杨却在里面每天都饱受折磨，我们无法想象在暗无天日的地牢里如何呆了三年多。在我们看来，那简直不是监狱，而是“地狱”。也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一个正常的人进去，出来之后却神经失常，甚至成为杀人犯。我们也不得不反省我们的监狱制度，监狱到底是为什么而设?是为了改造人还是仅仅为了关人而关人？我查询了一些资料，得知监狱在社会上的功能，或者说理想中的监狱，应该如何从人道主义的角度为受刑人服务，同时为和谐的社会服务。一 惩罚功能。这一个众所周知。所谓监狱的惩罚功能是指监狱是受刑人的身心均置于刑罚的条件下，现实地承担刑罚，从而感受到被剥夺自由的痛苦与耻辱意味的效应总和。二 校正功能。该功能是指监狱通过基本矫正手段消除受刑人主观构成。促进其再社会化的效应总和。三 整合功能。该功能是指鉴于本体的存在以及其行刑活动本身所标立和昭示的权威性，及其对于被害人的安抚与对于社会心理的安定，而产生的凝聚社会心理，维护社会秩序的效应。四 导向功能。该功能是指监狱本体的存在与行刑，特别是其为受刑人提供社会化行为模式的矫正活动，通过威慑机制，从反向对社会所释放的辐射效果，具体表现为宣言效果和警戒效应。上述主功能中，惩罚功能为较低层次，为实现受刑人的再社会化创造了前提，从而构成了监狱的功能的实质；矫正功能是核心和归宿，二者通过对于具体受刑人个体的作用，继起递进地推演出以社会为对象的较高层次的整合功能和导向功能，共同服务于最大限度地矫正罪犯，预防再犯的行刑目的与刑罚目的，最终通过法律调整整个社会生活。

《一级谋杀》这部影片给我们的启示很多，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法律不是完美的社会中，我们更应该加强法律意识，有勇气的用法律的武器面对社会上的不公正，如此才能让我们不断地去完善各种法律制度，也将我们的法制社会推向更文明，更和谐，更发展，更完善的人道主义社会。

第二篇：一级谋杀观后感

法制电影一级谋杀观后感

一级谋杀是一部根据美国四十年代真实事件改编的，揭露美国监狱黑幕的影片。它讲述了一个关押在阿尔卡特兹监狱而后又因越狱失败而被关进人间地狱的犯人--亨利杨的故事。这个犯人很特殊，特殊之处就在于亨利杨曾经为了能够让相依为命的妹妹填饱肚子，逼迫无奈之下，偷了邮局5美元。而后就被关进阿尔卡特兹监狱三年零两个月；饱受终日没有阳光，日夜与阴暗、潮湿、恐惧、绝望、蜘蛛、老鼠作伴的非人折磨。影片播放结束后，我陷入了沉思。我不知道该佩服亨利杨的坚强意志，还是佩服詹姆斯为了让正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亦或是感慨美国四十年代司法制度的不完善，监狱的残酷不人道.刑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设置监狱的目的又是什么？改造吗？将人改造成一个“杀人犯”？亨利杨后来宁愿认罪判死刑也不愿意再回到监狱，这是不是对监禁的莫大讽刺，监狱到底是让人弃恶从善的教堂还是使人磨灭希望失去未来的人间地狱？

影片中有一处鲜明的对比，那就是亨利杨的辩护律师詹姆斯，他小时候也曾经偷过他哥哥的五美元，但他的哥哥只是和他说了一句，以后再也不要在这样做了的话。虽然表面看来，亨利杨偷得是邮局的五美元，詹姆斯偷得是他哥哥的五美元。两者有区别。但是就因为偷了邮局五美元，就要在监狱饱受折磨，过得生不如死吗？这样的刑罚是否太严厉了？这样做就能打击犯罪拯救罪犯？这样做又是否符合刑罚的原则？我不禁想到了我国这几年在劳教所、看守所、监狱相继发生“冲凉死”、“躲猫猫”、“喝水死”等一系列离奇死亡案件，我们的监禁措施是不是存在影片中出现的问题？是不是真的就是报应与教育改造相结合，贯彻了刑罚人道主义的思想？

陈兴良教授曾经说过：“犯罪人也是人，作为人，犯罪人也有其人格尊严，对犯罪人的任何非人对待都是不人道或者反人道的。” 犯罪人也是人，我们在让他们付出应该付出代价的同时，也应该保障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利，维护他们应有的尊严，真正实现公平公正。

影片中最精彩的莫过于庭辩部分，庭辩是充满智慧的，律师在法庭上交叉询问的镜头扣人心弦，令人澎湃激昂。当然一场精彩的庭辩少不了一位善良的法官和一群通晓世事的陪审团。他们总是在正义几乎要被迫放弃的时候扭转局面，使得善良的人们获得内心的安慰。这部影片也不例外，陪审团最后给了亨利一个公正的判决。虽然亨利杨的死让人很遗憾，但他是幸运的，他使得后来美国废除了solit ary confinement制度，修正了司法制度，社会是否平等也被搬上了台面。

陪审团制度，是指由特定人数的有选举权的公民参与决定嫌犯是否起诉、是否有罪的制度。美国法律规定，每个成年美国公民都有担任陪审员的义务。但是不满21岁、不在本土居住、不通晓英语及听力有缺陷的人、有前科者，没有资格充当陪审员。陪审团制度使人民成为真正的审判者，也只有人民的审判才会得到人民的信任。这和我们中国的人名代表大会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篇：《一级谋杀》观后感

《一级谋杀》观后感

我看过各种各样的电影，主要属悬疑以及爱情片居多，但是最近接触到一部叫《一级谋杀》的电影，其实也是个阴差阳错，看着题目也让我原以为是个悬疑片，但是事实是我没有过多接触过的法律片，但是在我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看完一部片才会发现这部经典电影蕴涵着的魅力，或许是我在网上看过的这么多杂乱的其他各种电影所无法企及的。

《一级谋杀》是部真人真事改编的监狱罪案片，电影发生在美国旧金山的阿尔卡特拉斯监狱，叙述的是一位越狱不成而被囚禁在狭小黑暗的地下室饱受肉体和精神的摧残达三年之多的犯人，冲动之下杀了当年检举他们越狱的人而被控一级谋杀，一位年轻律师为了他的不公而公然反抗当时的监狱制度。

这部电影的背景色调极其黑暗，观看的过程中就能感受到那种压抑窒息就像身处地狱无处可逃的感觉，但是这种黑暗与主人公亨利所呆的地牢却是无法相比拟的。想象如果是自己被关在这样不见天日的地方，每天只吃些发霉发臭的食物，还无来由的就会给打一顿，直觉我的精神已经崩溃了。

当关了一段时间亨利被暂时放出地牢，可怜的他以为自己终于逃离地狱但是却被告知只有三十分钟的时候我不禁眼睛一阵酸楚，这短短的三十分钟的阳光被显得格外的明媚，这是三年多来他能拥有的唯一的光明，仅有的一点希望。相比之下我感觉我拥有的太多太多了，相比亨利我们简直已经是拥有了全部幸福的一切。正是这无尽的残忍让亨利到最后宁愿选择一级谋杀罪名成立而获死刑也不愿减轻罪名继续呆在阿尔卡特拉斯监狱过那种生活。监狱已经变得比死亡还可怕。

美国的司法制度是黑暗的，监狱里面一直是一种弱肉强食以及阶级制度显着的状态，监狱长就是监狱里面唯一的上帝。原本监狱是作为一个误入歧途的人改过自新的地方，而事实却是进入监狱的犯人不但得不到反思的机会，拥有的仅仅是肉体及精神上的残害，以至于一出监狱又是无穷无尽的犯罪，或者说造就了亨利的谋杀罪，这是电影里面的律师对抗监狱制度的最大的证据。或许美国的监狱以及司法制度的黑暗是如此大胆的摆出来给批判给改进的，所以如今的阿尔卡特拉斯小岛成了美国的观光胜地。但是对于从来不敢把监狱的黑暗摆出来的中国又能清明到哪里呢。

正义的人也是存在的，代表就是片中的律师，他并没有按期望的以及哥哥和上级的压力下随随便便就把这个案子结了，而是极力维护监狱制度的公正，很是值得人敬佩。他为了挽救亨利而与他做了朋友一起聊天打牌，或许刚开始仅仅是为了赢这官司而接近了解，但是后来也真真切切地把亨利当成朋友。

从这些法律的阴暗面以及正义面，不禁也让我扩展到我们的人道主义社会，也正是充斥着这样那样的一些黑暗，对于那些历史，以及现在经历的各色新闻，我永远都是抱着观摩的态度，又有谁分辨的出来作者们到底又是不是另类的监狱长呢？

第四篇：《一级恐惧》影评

影评 怀着对法律的崇敬，总认为法庭是一个发掘真相还世间正义的地方，而影片开头，就赤裸裸地告诉观影者：“想讨回公道就去妓院，想受人凌辱就去法庭。”在这部影片中，一场以正义为名的审判，所谓正义与邪恶的交锋背后充斥着各种人性的丑恶面，大主教的伪善，律师的名利，州检察长的私利，女检察官的职位。而这些人统统都在这个法庭上遭受凌辱和审判，唯独真正的凶手最终逃离了法律的制裁。且不讨论艾伦杀死大主教的行为是否师出有名。来看一下这部影片中所反映的美国司法制度，讨论一下最终凶手没有收到法律制裁的制度因素。

辩诉交易制度：从影片的一开始，马丁律师就开始与州检察长为他的委托人潘乔伊进行辩诉交易。检察官助理愤怒地指出，潘乔伊是个亡命之徒，贩毒、敲诈、洗钱。看起来是十恶不赦之徒，然而马丁律师强调了“涉嫌”，这个词不仅体现了无罪推定的原则，更是基于律师对于检方证据不足，指控很难成立而胸有成竹。在证据不够充分的时候，检察官更倾向与选择辩诉交易来避免败诉的危险。果然检察官提出了他的价码：一百五十万，他得离开本州。马丁律师在与潘乔伊交流中，也告诉他最好要接受这个建议，除非他想用两年时间上诉。辩诉交易制度在此看来是一个三赢的模式。检察官不用承担高成本审理后，嫌疑人被判处无罪的风险，能够致力于更加严重的犯罪的诉讼。而嫌疑人也免去了长年累月的官司之苦，避开较重的刑罚。而代理人也可以在最后确定的嫌疑人支付的金额中获得四成（该影片中对该案的提成）。之后影片又提到：潘乔伊表示，两个月前，警察找到他，要他帮助警察指控阿德马蒂纳，然后提出交换条件，也是让他离开本州（而不追究他的犯罪行为）。这是采用辩诉交易的另外一个原因，为了在对其他更严重的犯罪的起诉中获得该被告人的合作。

所谓的辩诉交易，是指检察官与被告人或其辩护律师经过谈判和讨价还价来达成有被告人认罪换取较轻的定罪或量刑的协议。辩诉交易制度是最能反映美国刑事公诉职能特点的制度之一。美国的检察官公诉职能的独断性表现于此。辩诉双方达成协议之后，法院便不再对该案进行实质性审判，而仅在形式上确认双方协议的内容。如今美国有90%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制度完成的，也就是说，事实上需要陪审团进行法庭审判的案件只有10%。这对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有着很大的帮助。美国前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曾说，如果辩诉交易在所有案件中的比例从当前的90%降到80%，就需要配备双倍的人力、物力，包括法官、法庭书记员、法警、陪审员和审判场所等。然而对于辩诉交易制度的反对之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很多人认为，辩诉交易制度损害的司法的公正，让本应接受法律制裁的犯罪者逍遥法外，而受害者的权利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

辩诉交易制度在美国的普遍实施有其背景。案件繁多而如果每一桩案件都要经历召集陪审团的过程，将会使得案件的结案率大大降低，导致案件积压，加重了司法系统的负担和控辩双方的负担，而一些亟需得到经济补偿以进行医疗甚至生存的受害者由于案件的无法审结而陷入生存困境。这是一场关于公正与效率的博弈。“迟来的正

义即非正义（Justice delayer is justice denied）”。当然在辩诉交易制度的使用上，美国法律也作出了限制和要求，以保证正义的实现。在我国是否应当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对于我国来说，近年来，案件数急剧增长，给有限的司法资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也规定了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案件分流方法。那么对于是否能够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呢？2002年4月黑龙江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借鉴美国的辩诉交易处理孟广虎故意伤害案件，引发了媒体、法学界对辩诉制度引入的关注和讨论。而我认为，辩诉制度的引入，最大的一个障碍点在于司法系统的公信力缺失以及民意对司法审判的影响过于严重。我国民众对于法律的了解愈加深刻，愈明白司法系统中存在的种种不公正现象，引起了极大的民愤。而中国千百年来的道德传统认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有罪必究，辩诉交易制度在民间更易被看做是“以金钱换自由”“钱权交易”云云。对公信力已经极其薄弱的司法体系又将会造成多大的打击也不得而知。正如死刑的存废问题一样，将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因此，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如何以专家的话语权填平民意的鸿沟，存在很大的难度。

律师制度：马丁在看到艾伦被捕的消息之后，职业敏感性告诉他这将是一个抢手的案子，当时他想要接下此案的缘由并不是什么伸张正义，而仅仅是为了出名，为了自己的执业生涯。在查到艾伦下落的时候，他迅速地会见了艾伦，并且要求成为他的律师，免费提供服务，并表示能够为他免除牢狱之灾。马丁的话语中也透出了，如果艾伦不接受他而使用费用便宜的公设律师，将要准备把牢底坐穿。这也

体现了美国社会的一个现实，有钱人才能聘请得起大律师为其辩护，并经过众多律师的头脑风暴最终免于牢狱之灾，而穷人只能接受法律援助，而援助质量不高，而不得不接受严苛的处罚。

美国的律师享有很高的权利，在该片中当马丁轻松的来访于关押艾伦的“看守所”，狱警没有任何阻挠，也没有要求出示任何证件。律师会见其当事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马丁还可以深入现场进行现场调查，第一次调查，对看守犯罪现场的警察出示了证明文件，然后警察仅仅告知了他，注意保持现场的原状，就允许他进入现场调查。之后马丁怀疑有第三人作案时，为了探明案情深入取证甚至“抓捕”证人阿力。马丁在法庭上援引美国宪法修正案传唤州检察长作为证人得到了法官的允许。而我国的律师则局促的多，律师在侦查阶段没有阅卷权，不能调查取证，甚至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也受到侦查人员的在场监督。在这种强职权主义模式下，刑事辩护律师很难放开手脚，为委托人争取应有的权利。

特权规则：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特权是委托人有权拒绝透露与组织他人透露委托人与律师之间的秘密交谈。所以，马丁律师在与艾伦会谈时，能够无所不说，甚至教他如何摆出一副无辜的面孔以博取陪审团的同情。美国的华尔兹教授指出：“特免权存在的一个基本理由是：社会期望通过保守秘密来促进某种关系。社会极度重视某些关系，宁愿捍卫秘密，甚至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有重大关系的情报，例如很难想象有什么事情比‘律师——当事人’特权更能阻碍事实的查明。此外还有医生与病人之间，夫妻之间，神职人员与忏悔者之间的特权。这些特权保障了社会一些基本道德的存在，使得社会机器能够平稳运行。如果这些特权得不到保障，那么社会一定会陷入一场令人恐慌的信任危机。这也就是本片结尾的时候，艾伦暴露出了他并不是真正的多重人格障碍患者，而是伪装成存在精神病患而逃脱法律制裁，马丁律师落寞地离开了看守所，而无法指证艾伦的杀人行为。这种特权制度，倒是与我国古代的“亲亲得相首匿”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我国现在的法律制度，总是过分强调实质正义，有错必纠，而把程序正义放在一边，但并不见得真正地实现了正义应有的内涵。证据展示制度：该片中，由于马丁是提出无罪辩护，并一直在寻找一个所谓的第三人。因此，后来发现艾伦可能存在多重人格障碍问题时，无法改变当时的无罪辩护，只能偷偷把发现的犯罪动机录像丢在检察官家门口，并且诱导女检察官在交叉询问时激发出艾伦的第二重人格。而在法庭上，当马丁的辩护偏离无罪辩护时，检察官能提出抗议，且法官也给与了马丁警告。这是基于，如果辩护方准备在审判中提出被告人案发时存在精神问题的辩护，必须在法定期限内将此意图书面告诉公诉方和法庭。否则辩护方就不能做出这种辩护。如果辩护方准备在审判中出示被告患有精神病、神精缺陷或其他与承担刑事责任相关的精神状况和专家证言，也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将此意图书面告知公诉方和法庭。法庭根据公诉方的请求，可以对该被告人的精神状况进行强制检查。如果被告方未能履行告知义务，或者不服从法庭的检查命令，法庭可以排除其提出的有关专家证言。这种证据制度，能够防止控辩的任何一方在法庭上提出新证据或者事前隐匿证据而

在法庭上进行突袭，导致任何一方没有防备而无法进行有效的防御。最终法庭发现艾伦可能存在精神障碍时，由于与当时召集陪审团时进行审判的情况不符，法官解散了陪审团。明显的，艾伦最终可能由于精神障碍而免于法律制裁。

这种精神鉴定，在我国可以参考前些年的邱兴华案。邱兴华案一审被判死刑，不仅是对受害人，更是对所有保持着朴素道德观的民众的告慰，杀人偿命。然而对邱兴华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申请的提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各方巨大的反响。一边是受害者家属血和泪的控诉以及不杀不得已平民愤的民意沸腾声；一边是法律专家挥动着法治旗帜为精神鉴定奔走呼号，同时法官还承受着自身法律专业素养和道德情感的抗衡。民意与精英的对抗走在了风头浪尖。这种精神状况鉴定的法律程序缺失，是导致这种冲突的关键。也提醒着我国司法体系关于程序正义的关注和重构。以及如果向民众解释死刑的存废。关于该片所体现的一些美国人的观念。马丁在与采访他的媒体人在酒吧谈天时，先是抱怨了律师所遭受的社会重大非议。然而，当媒体人问道：你为什么辞去公职。马丁的回答中有一句话：能上场打球何必当裁判。作为一名美国的刑事辩护律师，马丁一定能为中国的刑事辩护律师所羡慕，美国司法体制为了保护人权，对于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有众多制度，如人们所熟知的证据制度，米兰达规则等等。因此也赋予了律师很大的权利。在法庭上，律师的专业素养和辩护技巧，同样也能够呼风唤雨。甚至影响陪审团最终影响判决结果。而对于公权力的限制，法官与检察官的行为也必须合法，避免了公权力的肆意

妄为。因此，马丁愿意在上场打球，而不愿只做一名裁判者。而在中国的情势完全不同，越来越拥挤的公务员考试独木桥，更多的人愿意走这条捷径而进入裁判者的行列，因为裁判者意味着权力。权力本位的思想，让人更愿意做裁判者，而上场的人不关注实力和技巧而反投寻求制度外的帮助。

艺术总是来源与生活而高于生活，此片在美国人的角度，更愿意的是揭示美国司法制度中存在的总总弊端，而最终导致凶手逍遥法外。而对于司法改革口号震天响而雨点小的我国，则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第五篇：《无罪谋杀》与疑罪从无

《无罪谋杀》与疑罪从无

（一）1998年春天，我参加了侦探小说作家联谊会组织的武夷山采风活动，然后又作为中国-欧盟高等教育交流合作项目的受益人，到法国的埃克斯-马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在此期间，我收集积累素材并进行初步创作，后来于暑假期间完成了一部解读证据法学的小说——《黑蝙蝠·白蝙蝠——证据的困惑》，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在该书中，我借当事人之口，系统讲述了证据法学的内容，特别介绍了一些外国的证据制度和规则。在当时，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小说，对于普及证据法学的知识也发挥了一点作用。

十多年过后，当我要修订这部小说的时候，发现那些证据法学的内容已有些过时，而且会削减读者阅读犯罪悬疑小说的兴趣。于是，我决定尽可能删除那部分内容，仅保留基本的故事框架。另外，正在把这部小说翻译成法文出版的法国黎明出版社编辑在来信中说，法国读者很喜欢小说中的“洪钧-宋佳组合”，希望在这部小说中能再次看到他们的身影。于是，我让宋佳走进了“武夷山疑案”的审判法庭，也算是满足了读者的一个愿望。修订之后，这部小说的名字也改为更符合创作本意的《无罪谋杀》。

刑事司法有一个美丽的传说，那就是“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坏人”。但是，在任何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中，这都是做不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错案的发生具有不可避免性，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不仅法制不太健全的国家有刑事错案，譬如中国，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也有刑事错案，譬如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许多州都建立了“无辜者中心”，通过“无辜者行动”对可能错判的案件进行复查，至今已通过DNA检验，发现并纠正了约380起错案。

（二）2011年4月7日至11日，我应邀到美国的辛辛那提市参加了“2011年无辜者协作网研讨会——错判的国际探索”，并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国大陆地区刑事错案问题的主题发言。在研讨会上，来自墨西哥的代表罗伯托·赫尔南德兹放映了他执导拍摄的一部纪录片，披露了墨西哥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该片名为《有罪推定》，其寓意发人深省。

2012年8月7日至8日，“预防刑事错案国际研讨会”在吉林省长春市顺利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吉林大学法学院共同主办，主题是“完善司法制度，预防刑事错案”，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15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我国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地区和美国、英国、挪威等国家的16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预防刑事错案，需要改良我国的诉讼制度，例如转变刑事庭审虚化的现状和改良陪审徒有虚名的制度，也需要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例如明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和细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另外，司法人员还必须转变司法观念。

司法观念是指司法人员在实践中逐渐积累形成并指导其行为的思想、观点和心理状态。就刑事错案的预防来说，司法观念的转变包括十个方面：

（一）从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转向多元平衡的价值观；

（二）从权力本位的司法观转向权利本位的司法观；

（三）从长官至上的司法观转向法律至上的司法观；

（四）从军事斗争的司法观转向文明公正的司法观；

（五）从暗箱操作的司法观转向公开透明的司法观；

（六）从偏重实体的公正观转向实体和程序并重的公正观；

（七）从有罪推定的办案观转向无罪推定的办案观；

（八）从侦查中心的程序观转向审判中心的程序观；

（九）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

（十）从倚赖人证的证明观转向重视科学证据的证明观。

刑事案件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实，司法人员不能直接去感知，只能通过各种证据去间接地认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司法人员的这种认识无法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因此，无论是侦查人员还是预审人员，无论是检察人员还是审判人员，他们就案件事实所做出的决定都难免出现误差。这是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了的事情。

从办案的客观结果来看，误差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有罪者当成了无罪者。于是，该抓的没抓，该关的没关，该起诉的没起诉，该判刑的没判刑，总之，是放纵了坏人。另一种情况是把无罪者当成了有罪者。结果，不该抓的抓了，不该关的关了，不该起诉的起诉了，不该判刑的判了刑，总之，是冤枉了好人。为了简便，我们可以把前者统称为“错放”，把后者统称为“错判”。

在案件中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办案人员面临两难的选择。放吧，可能放纵坏人；判吧，可能冤枉好人。当然，有人会说，继续调查嘛，案情总能水落石出，但是，受人力、物力、时间等客观条件的限制，继续调查只是一句空谈，或者是一厢情愿。换言之，有些案件就是无法查至水落石出。在这种情况下，办案人员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司法观念。

（三）我们的民族传统似乎是宁愿“错判”也不要“错放”的。诚然，我们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道义上都坚决反对“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的口号，但是，让我们接受西方那种“宁可错放十个，也不错判一个”的观点亦有困难。有人认为，让有罪者逃脱处罚是使社会利益受到损害，而让无罪者错受处罚是使个人利益受到损害。两相比较，后者的损害轻于前者。换言之，如果一定有错的话，那么这错误最好由个人承担。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我并不反对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但是，人们在比较“错放”与“错判”的危害时，犯了一个“计算上的错误”。实际上，“错放”只是一个错误；而“错判”很可能是两个错误。“错放”只是把一个有罪者错误地放到了社会中；而“错判”则在错误地处罚一个无罪者的同时，还可能放纵一个真正的罪犯。2010年震惊中国的赵作海冤案和2013年颇受关注的“浙江张氏叔侄冤案”都是很好的例证。另外，错判还有一个严重的潜在危害，那就是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司法乃至国家的信念！由此可见，“错判”的危害要大于“错放”的危害。因此，在案件事实处于模糊状态时，办案人员的选择应该是宁可“错放”也不要“错判”！这正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一项基本要求。

于是，我在《无罪谋杀》的题记中写到：“在刑事诉讼中,任何人在被法院依法判定有罪之前,应该先被假定为无罪者,然后由公诉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既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也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的义务。如果公诉方不能用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法院就应判被告人无罪。简言之，疑罪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