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军统特务”49年起义后的人生轨迹（共5篇）

第一篇：一个“军统特务”49年起义后的人生轨迹

一个“军统特务”49年起义后的人生轨迹

王灿明、刘坤碧夫妇摄于新中国成立前

两航起义人员证明

1955年的判决书

王灿明：从“军统特务”到起义人员到“反革命”

趁记忆还在，82岁的刘坤碧开始撰写回忆录。

简短的文字，大半和她的爱人有关———王灿明，抗战期间从军，先后在中美合作所、中华民国国防部气象站、中央航空公司(央航)电台培训与任职，1949年在昆明参与中共地下组织“新民主主义者联盟”工作，同年参加两航(中航、央航)起义。

64年前的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此时，中航、央航总部已迁往香港。进入2月，中共地下党开始筹划两航起义事宜。从策划到最后收尾，两航起义整整跨越了一整年的时间，1950年2月，中共在香港对两航的护产斗争取得胜利，距今已是63年光景。因两航起义，对内战的结束具有重要意义，故包括王灿明在内的起义人员受到了优待。

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的噩梦开始了。

最终的劫难是以1955年的司法判决形式呈现的，他头上戴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入监、劳改、被批斗和申诉，成为他此后十余年的日常生活。在1988年去世前，他获得了平反，却发现自己罹患了晚期肝硬化。他只活了62岁。

刘坤碧还留有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有些羞涩的大家闺秀模样，那是王灿明用自己购买的相机所抢拍的。彼时，他们分属两个乡间士绅的家庭，尚未结合到一起。在央航享受高薪的王灿明还有最后一段意气风发的岁月，即将度过。

他们将共同面对即将袭来的暴风骤雨。

经常抱着孩子为地下党作掩护

在昆明读书时，刘坤碧结了婚。那是1948年初。结婚前，她参加过学生运动，喊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口号，混杂在人群中游行，向执政的国民党政府示威。她刚刚17岁，对政治懵懵懂懂，“我不晓得有中共地下党在领导运动。”

对新婚丈夫王灿明，她也所知不多。虽然从小就被父母确定婚事，但碍于男女授受不亲的旧观念，实际接触很少。她只知道王灿明参军抗日，直到他从国防部调动到昆明央航电台，两人才多了联系。

在昆明，刘坤碧很快有了孩子。这是她幸福生活的尾声。

王灿明是昆明央航电台报务员，而电台台长刘荣德是地下党员。“刘荣德发展王灿明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叫‘新民主主义者联盟’，简称‘新联’。他们业余时间经常在刘荣德的家里，或在工余时间抄收新华社消息供地下党使用，有时还有人来我家里找他谈话。我经常抱着孩子为他们作掩护。”刘坤碧记得，刘荣德曾从仓库偷出两台发报机给地下党使用，还输送过一名报务员参加中共领导的边纵工作。她并不知晓丈夫与地下党开始联系的准确时间，虽然感觉到他们有时在密谋什么，但自己并无兴趣打探太多。

时代的风云汹涌，卷起千堆雪，处于西南一隅的刘坤碧也感受到了国统区山雨欲来的氛围。丈夫王灿明决定参加两航起义。“起义时，形势非常紧张，因为昆明还在国民党统治下。两航的香港飞机飞到了北京投共，昆明开始响应。当时接到通知：发两个半月的工资，等待解放。”刘坤碧说。

刘坤碧此时腹中又怀了孩子。王灿明把她送回老家云南省石屏县，然后返回昆明。刘坤碧回到石屏没几天，就听闻了昆明解放的消息，“没想到解放这么快。”

父亲划分为“恶霸地主”被枪毙

王灿明个人很快接到民航局的通知，让他去上班。但他的父亲，则被划分为“恶霸地主”，枪毙了。“那时杀人是很简单的事。”

父亲的被镇压，一开始并没有影响到王灿明。作为起义技术人员，他受到重用。“刚解放时，两航地下党的名字已公开，灿明被吸收为候补党员，在输训队学习结束后，被安排在航空公司搞人事工作，工资相当高，每月190元。他相信共产党。”

这一阶段还可称为蜜月期。包括接下来的抗美援朝。作为家属，刘坤碧也被组织起来，每天早上学习两个小时，读报，学习时事，动员捐款。“大家都很踊跃，每人工资扣掉10元捐赠，一直到停战。我把我的结婚戒指也捐献，支援抗美援朝。政府还给了我一张收据。”

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

形势的转变，最初是以裁员方式呈现的。1952年底，王灿明离开昆明民航局，调到二零三厂(昆明机床厂前身)。“那时，只要当过国民党兵的就都不被信任了。民航局调走30多人，灿明是其中工资最高的一个。到机床厂后，工人开始当干部，他翻到底下了。”刘坤碧说，王灿明的工资开始下降，由190元降为50元。他真正的灾难在三年后才开始。肃反运动来了。刘坤碧记得当时流行的大标语：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不幸的是，王灿明此时已被认为是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

他的“反革命”历史从1943年开始。那一年，王灿明17岁，在云南大学附中响应国民党“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报名参军抗日。“因为父亲有文化，英语也可以，容易培训，就被分到中美合作所，在那里待了三个月。”王灿明之子王曦对南都记者说。王灿明学的是气象，后来被分到贵阳等地的气象观测站。抗战胜利后，他成为位于上海的国防部气象站中尉气象观测员，一直到1946年离职到央航工作。

王灿明参与两航起义时，王曦还在母亲的肚子里。从记事起，父亲就不在身边。母亲骗他说：去外面出差了。事实是，1955年12月21日，王灿明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为“历史反革命”，“从宽处理”，判处管制三年，发送到玉溪的国营农场劳动改造。判决书上这样写着：

“被告于1944年参加国民党之军统特务组织，在匪军委会军令部通讯人员训练班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受过特务训练，毕业后先后在美蒋特务机关贵阳、息烽、上海等地气象站任少尉、中尉气象员，替蒋匪及美帝海空军预报气象，以进行反人民内战。解放后，在昆明机床厂工作中，散布反动言论，谩骂领导等。”

家里失去了收入来源，刘坤碧没钱去玉溪探望丈夫，他们有一年半的时间没有见面。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文章，给了王灿明希望。“我没能力申诉，但灿明一直申诉，后来省里通知机床厂处理此事，他提前一年半恢复了工资。但组织上还是认为处分得正确，不予改正，只是恢复工资。”

王灿明从劳改农场回家时，王曦已经7岁，父亲在他心中形象清晰起来。但1943到1946年，在中美合作所和国防部气象站工作的历史，却始终无法向组织说清楚。

“王灿明说他在脱离伪国防部后，在央航曾利用工作机会，用电台收集延安的广播，提供给云南地下党。但机床厂不承认。包括参加两航起义，也被说成是政治投机。申诉了好多年，没用。”刘坤碧说。

给中央写信但信被转回保卫科 1963年，四清运动开始。王灿明被下放到车间挖炉渣。“一直被整，1964年又重新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每晚要去保卫科学习，很晚回来。家里菜刀都被我藏了起来，怕他自杀。他一直上告，给中央———包括毛泽东、林彪写信，但信被转回保卫科，保卫科的人拿着信在手里抖动：你写啊，还不是又回我手里！”刘坤碧回忆。

在年纪渐长的王曦刻骨铭心的记忆中，还包括这一时段，父亲晚间常在卧室内用手将床板捶得咚咚响，“大骂政府，要去杀他们。”但在公开场合，王灿明还是要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接受改造的驯服模样。他遗留下的笔记本中，每封申诉信底稿，都是以“敬爱的首长们”这样的话语开头。

待到“文革”爆发，王曦可以在张贴的大字报中，看到父亲被指控为“军统大特务”。私下里，他听父亲对母亲说过，1943年在中美合作所时，只见过美国人，没见过关押中共地下党员的监狱，那是后来内战时的事了。

他家的大门口，则贴着各色标语纸，有的干脆用笔直接写在墙上：历史反革命分子，抗拒从严，中美合作所大特务，魔窟„„

“文革”批斗别人时，王灿明也必在台上接受批斗。他的一只耳朵被造反派头头、机床厂保卫科长刘某打得严重失聪，另一只耳朵要大声说话才能听得见。

王曦在那个时候，养成弓着腰走路的习惯。“我受歧视，抬不起头来，慢慢养成了驼背的习惯。”后来，他决定离开中国，遂前往缅甸参加了缅共，在枪林弹雨中侥幸存活。

“文革”后期，王灿明又开始为自己的案件进行申诉。并不顺利，所以一直到1980年才被平反。而此时，他的生命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临终前不久，他还在为被下放到农村的幼子王曙的工作问题而奔走。

王灿明去世后，留下了一个小日记本，里面记载了他多次申诉的信件原稿，字字血泪。“我有时看二战犹太人受迫害的电影，内心会想：他们遭遇迫害就那么几年的时间，我们则是几十年，多么漫长！”他的儿子王曦说。

第二篇：一个“军统特务”49年起义后的人生轨迹

一个“军统特务”49年起义后的人生轨迹

一个“军统特务”49年起义后的人生轨迹

2013-02-0

[导读]1948年初，刘坤碧结了婚。结婚前她参加过学生运动，喊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向执政的国民党政府示威。她刚刚17岁，对政治懵懵懂懂，“我不晓得有中共地下党在领导运动。”王灿明、刘坤碧夫妇摄于新中国成立前两航起义人员证明1955年的判决书

王灿明：从“军统特务”到起义人员到“反革命” 趁记忆还在，82岁的刘坤碧开始撰写回忆录。

简短的文字，大半和她的爱人有关———王灿明，抗战期间从军，先后在中美合作所、中华民国国防部气象站、中央航空公司(央航)电台培训与任职，1949年在昆明参与中共地下组织“新民主主义者联盟”工作，同年参加两航(中航、央航)起义。

64年前的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此时，中航、央航总部已迁往香港。进入2月，中共地下党开始筹划两航起义事宜。从策划到最后收尾，两航起义整整跨越了一整年的时间，1950年2月，中共在香港对两航的护产斗争取得胜利，距今已是63年光景。因两航起义，对内战的结束具有重要意义，故包括王灿明在内的起义人员受到了优待。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的噩梦开始了。

最终的劫难是以1955年的司法判决形式呈现的，他头上戴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入监、劳改、被批斗和申诉，成为他此后十余年的日常生活。在1988年去世前，他获得了平反，却发现自己罹患了晚期肝硬化。他只活了62岁。刘坤碧还留有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有些羞涩的大家闺秀模样，那是王灿明用自己购买的相机所抢拍的。彼时，他们分属两个乡间士绅的家庭，尚未结合到一起。在央航享受高薪的王灿明还有最后一段意气风发的岁月，即将度过。他们将共同面对即将袭来的暴风骤雨。经常抱着孩子为地下党作掩护

在昆明读书时，刘坤碧结了婚。那是1948年初。结婚前，她参加过学生运动，喊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口号，混杂在人群中游行，向执政的国民党政府示威。她刚刚17岁，对政治懵懵懂懂，“我不晓得有中共地下党在领导运动。” 对新婚丈夫王灿明，她也所知不多。虽然从小就被父母确定婚事，但碍于男女授受不亲的旧观念，实际接触很少。她只知道王灿明参军抗日，直到他从国防部调动到昆明央航电台，两人才多了联系。在昆明，刘坤碧很快有了孩子。这是她幸福生活的尾声。王灿明是昆明央航电台报务员，而电台台长刘荣德是地下党员。“刘荣德发展王灿明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叫‘新民主主义者联盟’，简称‘新联’。他们业余时间经常在刘荣德的家里，或在工余时间抄收新华社消息供地下党使用，有时还有人来我家里找他谈话。我经常抱着孩子为他们作掩护。”刘坤碧记得，刘荣德曾从仓库偷出两台发报机给地下党使用，还输送过一名报务员参加中共领导的边纵工作。她并不知晓丈夫与地下党开始联系的准确时间，虽然感觉到他们有时在密谋什么，但自己并无兴趣打探太多。

时代的风云汹涌，卷起千堆雪，处于西南一隅的刘坤碧也感受到了国统区山雨欲来的氛围。丈夫王灿明决定参加两航起义。“起义时，形势非常紧张，因为昆明还在国民党统治下。两航的香港飞机飞到了北京投共，昆明开始响应。当时接到通知：发两个半月的工资，等待解放。”刘坤碧说。刘坤碧此时腹中又怀了孩子。王灿明把她送回老家云南省石屏县，然后返回昆明。刘坤碧回到石屏没几天，就听闻了昆明解放的消息，“没想到解放这么快。” 父亲划分为“恶霸地主”被枪毙

王灿明个人很快接到民航局的通知，让他去上班。但他的父亲，则被划分为“恶霸地主”，枪毙了。“那时杀人是很简单的事。” 父亲的被镇压，一开始并没有影响到王灿明。作为起义技术人员，他受到重用。“刚解放时，两航地下党的名字已公开，灿明被吸收为候补党员，在输训队学习结束后，被安排在航空公司搞人事工作，工资相当高，每月190元。他相信共产党。”

这一阶段还可称为蜜月期。包括接下来的抗美援朝。作为家属，刘坤碧也被组织起来，每天早上学习两个小时，读报，学习时事，动员捐款。“大家都很踊跃，每人工资扣掉10元捐赠，一直到停战。我把我的结婚戒指也捐献，支援抗美援朝。政府还给了我一张收据。” 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

形势的转变，最初是以裁员方式呈现的。1952年底，王灿明离开昆明民航局，调到二零三厂(昆明机床厂前身)。“那时，只要当过国民党兵的就都不被信任了。民航局调走30多人，灿明是其中工资最高的一个。到机床厂后，工人开始当干部，他翻到底下了。”刘坤碧说，王灿明的工资开始下降，由190元降为50元。

他真正的灾难在三年后才开始。肃反运动来了。刘坤碧记得当时流行的大标语：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不幸的是，王灿明此时已被认为是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

他的“反革命”历史从1943年开始。那一年，王灿明17岁，在云南大学附中响应国民党“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报名参军抗日。“因为父亲有文化，英语也可以，容易培训，就被分到中美合作所，在那里待了三个月。”王灿明之子王曦对南都记者说。王灿明学的是气象，后来被分到贵阳等地的气象观测站。抗战胜利后，他成为位于上海的国防部气象站中尉气象观测员，一直到1946年离职到央航工作。王灿明参与两航起义时，王曦还在母亲的肚子里。从记事起，父亲就不在身边。母亲骗他说：去外面出差了。事实是，1955年12月21日，王灿明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为“历史反革命”，“从宽处理”，判处管制三年，发送到玉溪的国营农场劳动改造。判决书上这样写着：

“被告于1944年参加国民党之军统特务组织，在匪军委会军令部通讯人员训练班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受过特务训练，毕业后先后在美蒋特务机关贵阳、息烽、上海等地气象站任少尉、中尉气象员，替蒋匪及美帝海空军预报气象，以进行反人民内战。解放后，在昆明机床厂工作中，散布反动言论，谩骂领导等。”

家里失去了收入来源，刘坤碧没钱去玉溪探望丈夫，他们有一年半的时间没有见面。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文章，给了王灿明希望。“我没能力申诉，但灿明一直申诉，后来省里通知机床厂处理此事，他提前一年半恢复了工资。但组织上还是认为处分得正确，不予改正，只是恢复工资。” 王灿明从劳改农场回家时，王曦已经7岁，父亲在他心中形象清晰起来。但1943到1946年，在中美合作所和国防部气象站工作的历史，却始终无法向组织说清楚。

“王灿明说他在脱离伪国防部后，在央航曾利用工作机会，用电台收集延安的广播，提供给云南地下党。但机床厂不承认。包括参加两航起义，也被说成是政治投机。申诉了好多年，没用。”刘坤碧说。给中央写信但信被转回保卫科

1963年，四清运动开始。王灿明被下放到车间挖炉渣。“一直被整，1964年又重新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每晚要去保卫科学习，很晚回来。家里菜刀都被我藏了起来，怕他自杀。他一直上告，给中央———包括毛泽东、林彪写信，但信被转回保卫科，保卫科的人拿着信在手里抖动：你写啊，还不是又回我手里！”刘坤碧回忆。

在年纪渐长的王曦刻骨铭心的记忆中，还包括这一时段，父亲晚间常在卧室内用手将床板捶得咚咚响，“大骂政府，要去杀他们。”但在公开场合，王灿明还是要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接受改造的驯服模样。他遗留下的笔记本中，每封申诉信底稿，都是以“敬爱的首长们”这样的话语开头。待到“文革”爆发，王曦可以在张贴的大字报中，看到父亲被指控为“军统大特务”。私下里，他听父亲对母亲说过，1943年在中美合作所时，只见过美国人，没见过关押中共地下党员的监狱，那是后来内战时的事了。

他家的大门口，则贴着各色标语纸，有的干脆用笔直接写在墙上：历史反革命分子，抗拒从严，中美合作所大特务，魔窟„„

“文革”批斗别人时，王灿明也必在台上接受批斗。他的一只耳朵被造反派头头、机床厂保卫科长刘某打得严重失聪，另一只耳朵要大声说话才能听得见。

王曦在那个时候，养成弓着腰走路的习惯。“我受歧视，抬不起头来，慢慢养成了驼背的习惯。”后来，他决定离开中国，遂前往缅甸参加了缅共，在枪林弹雨中侥幸存活。“文革”后期，王灿明又开始为自己的案件进行申诉。并不顺利，所以一直到1980年才被平反。而此时，他的生命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临终前不久，他还在为被下放到农村的幼子王曙的工作问题而奔走。

王灿明去世后，留下了一个小日记本，里面记载了他多次申诉的信件原稿，字字血泪。“我有时看二战犹太人受迫害的电影，内心会想：他们遭遇迫害就那么几年的时间，我们则是几十年，多么漫长！”他的儿子王曦说。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第三篇：张文军：一个传奇期货人物的人生轨迹

张文军：一个传奇期货人物的人生轨迹

张文军：被称为中国期货交易“第一操盘手”。现供职于深圳中期公司。张文军是个谦和的人，谦和得让你觉得他根本不像“期货杀手”，但就是他，竟然在三次“破产”后，以2.5万元的本钱在五年内增值至千万！如今，名声大振的张文军依然在交易一线继续着他的传奇。张文军从不坐飞机，因为在他看来，期货的风险可以控制，但人一旦上了飞机，风险控制便拱手别人。这，是张文军无法忍受的。

古人云：“千仓万箱，非一耕所得；干天之木，非旬日所长。”人们往往只关注成功者收获时的辉煌，而不去理会其曾经的播种和耕耘。要知道，没有种子，怎能结出硕果!不洒汗水，哪来的收获!

张文军是一个善于思考、勇于求索、敢于冒险的人。无论是当初利用业余时间与朋友一起合伙做服装生意，还是在大连证券、期货投资市场若干次的“捷足先登”，都体现了他是敢“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采访中他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我感觉到，这又是一次机会”。他的经历充分体现了他具备成为风险投资市场优秀操盘手的良好潜质，他日后的成功，绝不能用“偶然”来阐释。

记者：据我了解，2001年北亚期货的总交易金额在全国各经纪公司中排名第一，其中，你个人的300多万手交易量占很大份额。我还注意到从1999年开始，你已连续几年个人交易量在大商所排第一名，而你的资金收益表上，也留下了非常成功的记录。作为期市闻名的操盘手，市场人士对你的期货投资经历很感兴趣，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张文军：1988年大学毕业后，我先到一家大酒店做业务推广工作，在工作中常常感到所学专业与所从事的职业间的差距，因此，并不安心。就在那时候，发生了一件令我终生难忘的事情，那就是我父亲看出我的心思后，便送给我一句哲人的名言：“不要轻视行为，因为行为会形成习惯；不要轻视习惯，因为习惯会形成性格；不要轻视性格，因为性格会决定命运。”这句名言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可以说，我的人生因些而受益无穷。以后，在酒店工作的5年中，我学习到很多知识，有了许多收获。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常常回忆一天的工作过程，查看自己是否有什么过失，想一想同事们的为人处事为什么那样妥当得体，那样成熟。我还经常换位思考，自己做得怎样，还有哪些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养成了总结、思考的习惯，这也许就是我心理上最明显的特点吧，我认为，这个特点对我的人生非常重要。

工作一两年后，为了赚点外快，我与朋友合伙经商。当时大连服装市场火爆得很，赢利空间很大，我们从广州往大连发运服装，一年下来竟赚了几万元。所以，我认为，成功离不开对机会的及时发现和把握。1992年，大连市五大银行同时推出五家银行债券，我认为机会来了，便积极认购。两个月后债券上市，回报相当丰厚，投入5万元就净赚了5万多元。这次投资的成功，激起了我对金融市场投资的兴趣，也使我开始思考是否要对职业重新进行选择。之后，我又相继投资山东淄博、山东农药等企业债券，其回报也很可观。1993年年初，大连市建行开始推出上海股票交易试点，名额限50人，我感觉这又是一次机会，便积极参与并成为大连股市最早“吃螃蟹”的人。当时上海股票行情跌宕起伏，风险很大。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交易中，我体验到了股市的风险，投入的5万元几个月便亏损了3

万多。

1993年4月，大连首家大型国际期货公司——大连万发期货公司成立。公司招聘经纪人，我再一次认为机会来了，这次毅然辞掉酒店的工作去应聘。公司从1500个报名者中欲选出120人，几轮考试下来，我幸运地被录取了，从此走上了期货之路。经过严格培训后，我开始了实际工作——开发客户。这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因为当时期货对大家来说毕竟还很陌生，在人们心目中还没有一丁点概念，给人的感觉是“虚无缥缈”的。我每天要谈20到30个客户，夏天30多度的高温，还要穿西服戴领带，满世界地去跑，真是很不容易呀。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试用期满的最后几天，我终于开发到一个客户，他投入了2万美金做期货。从此，我便开始了期货交易的实际运作。当时可以进行交易的品种有日本东京谷物交易所的大豆、红小豆和小麦；前桥干茧交易所的干茧；还有香港的恒生指数；美国的标准普尔500指数(SP500)，以及其他的商品期货，包括大豆、小麦、牛腩、咖啡和橡胶等。我选择了风险较小的日本红小豆(静盘，分小节报价)和当时风险比较小的恒生指数。运作一段时间之后，还算理想，给我的客户赚了10％左右的利润。

百折不挠

日本经营管理大师松下幸之助先生登上著名的高野山时，曾有一番意味深长的感慨，“现在这里有公路、电车、缆车，很方便。但一千多年前，弘法大师在这么偏僻的山上开路，必有无法想象的坚强信念。我们现在感触不到弘法大师那时的心境，但我却深感人的信念的伟大，人生应当有自己的信念”。是的，文军也有他自己的信念，那就是他对从事期货事业的挚爱。文军的期货投资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更经历了三次“破产”。当他个人账户第二次“破产”时，他刚新婚两年的妻子对他说：你必须作出选择，要我还是要期货？！在采访中，文军平静地对我说：“但我怎么能放弃我所喜欢的事业。”好一个“但”字，将其两难抉择时的万般痛苦表达得那样淋漓尽致!

记者：看来你对风险市场的投资意识很强，是一个敢于面对风险去冲锋陷阵的人。进入期市后，你一直就很成功，很顺利吗?

张文军：其实并不是这样，相反我却经历了很多磨难，个人账户曾三次“破产”，可以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的这句话来形容。

1993年7月，我们公司的一个新经纪人成功地开发了公司最大的一个客户，客户投资1000万人民币，但在运作中成绩不太理想，亏掉200多万。客户希望更换经纪人，找到公司的香港总顾问，总顾问帮他推荐了两个人，很幸运，我是其中的一个。那段时间，我早上8点上班做日(本)盘，10点半开始做香港恒生指数，一直到下午4点。然后，回家休息，晚9点30分再做美盘交易。如此以来，我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的觉，非常辛苦，但感到很充实。

那位客户喜欢做风险较大的品种，所以他选择了当时风险最大的SP500。在我们两个经纪人和客户的共同操作下，一段时间后账户的资金状况有了转机，赚回了100多万。可天公不作美，9月整个市场极度看涨，我们也做了很多买单，一天，开盘时行情先是上扬，但突然间盘面发生剧变，是什么原因呢?原来路透社发出一则消息——俄罗斯发生**。于是SP500快速暴跌1500多点。因为不能预测事情将如何发展，我们只好马上止损。随即由于叶利钦出面讲话，俄形势有所稳定，当天收盘时又强烈反弹近1000点。但我们的账户损失惨重，盘后结算，这一天亏了300多万。这次交易，使我第一次真正体验了金融投资市场的巨大风险。

同一时期我运作的小户，也因投资策略不当而造成严重亏损。当时做日本红小豆，在一片看好声中入市做买，日本方面也不断公布利多消息。奇怪的是，行情不但不涨反而盘跌，因此保证金在不断缩水。终于有一天，公司结算部通知追加保证金，我把通知告诉客户，客户表示实在无力追加。由于我们在日常的交往中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因此我不想让这个客户就这样“死”掉，于是就将自己的3万元追加到其账户中。但行情仍无改观，继续盘跌，结算部第二次发出通知，我又拿了3万元追加到账户中。其后，行情又突然暴跌，当再次接到通知时，我把仅剩的4万元积蓄全部追加上。当时我是那样地期盼着行情能有所改观，并在幻想着也许会有“上帝”出现来救我一把。可结果事与愿违！最后只能被强行平仓。总共投入的2万美金加上10万人民币，最后只剩下1万4千多元人民币。这是我从事期货交易的第一次“破产”。

交易运作的失败使我真切地感受到期市的残酷，由此我总结了三条经验：其一，止损是非常重要的。从此在以后的国际期货交易中，我常常把止损单同时下到场内，时刻想到止损。其二，当好消息不“好”时(盘面不涨)，千万不要去做买，当坏消息不“坏”时，千万不要追着卖。其三，永远靠自己来拯救自己，不要期盼“上帝”会救你。

过了一段时间后，大商所开始筹建并招聘工作人员，同时，一家期货公司也在招聘公司管理人员，我感到这又是一次机会，便决定同时参加应聘并最终被两家单位录醛当最后选择做交易所工作人员还是期货公司管理人员时，经过反复考虑，我最终选择了后者。这期间，我参加了大商所首期出市代表培训班并获得出市代表资格。当时因为大商所刚刚成立，运作缓慢。于是，向来不甘寂寞的我又应聘为星洋国际期货公司大连业务部经理，这个职位待遇优厚，底薪3000元/月，具体业务是上午培训经纪人，下午带经纪人开发客户。工作很快取得进展，有一客户投入1万美金做香港恒生指数，由我来运作。

在这家公司里，我结识了其香港总顾问翟先生。翟先生在香港期市有二十多年的从业经历，积累了丰富的期货投资经验，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交易技巧，可谓受益匪浅，这在我以后运作香港恒生指数的交易中已有所体现。当时香港恒生指数风险加大，主要是因为摩根士坦利看好港股，增持其投资组合中香港股票的份额。因此恒生指数从6600点一跃涨升到12785点。我认为将有一波回调，便果断沽空。这期间，我有一天的交易纪录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战例：1万美金的账户，我一天38个来回下了76手单子(5.5万港元/手，一次只能做一手)，一天下来净赚4千美金。

记者：真不愧为“超级杀手”，你后来的短线、大单量操作手法，就是从这次交易后开始所养成的习惯吗？

张文军：是的，这次经历对我后来的影响很大。根据当时市场风险大的特点，我做单时非常小心，每进一次单，就与止损单一起同时下到场内。就在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一天，我是一直站在盘房下单交易的，一天几乎没有下来过。收盘时，一位经纪人已经为我计算好当天的盈利状况，当时有很多经纪人也是一直在下面看我怎样运作的。随后，很多客户都找过来，希望我能帮他们运作。当时我的成交量占公司总成交量的80％以上，而且一直到该公司因国家有关政策调整而停止营业为止，我都保持着这样的记录。

当时做外盘，国内的交易商真正赚钱的人非常少。这主要是由以下几点原因所造成的。首先，期货是专业人士所从事的行业，境外对手身经百战、阅历丰富、技巧纯熟，而我们却刚刚起步。其次，信息获得上的劣势，国内做外盘，信息不

灵，消息严重滞后，不能第一时间掌握基本面情况。其三，公司操作不规范，有“吃点”的嫌疑。比如下市价单，回单时间有1分多钟，因为在这1分钟内，会产生很多价位，结果是，买单则成交价位相对较高，而卖单则成交价位相对较低，所以盈亏差异较大。境外交易造成国家、个人资产大量流失，国家有关部门也发现了这种情况，因此决定停止境外期货交易活动。由于政策原因，大连几家做外盘期货的公司便停止运营了。

当时停止境外期货交易，我的态度非常明确：大力支持。现在，随着中国期货市场的规范发展，期货人才的不断成熟，特别是加入WTO后市场的需要，我认为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开放境外有投资价值的期货品种的交易活动，如LME的铜和CBOT的大豆、小麦、玉米等品种，这也是现货市场国际贸易活动回避风险的需要。

记者：境外期货不能做了，你对新的市场机会又有了什么“感觉”?你已经有了一定的市场经验，为什么还会接连两次“破产”呢?

张文军：这时，正好大商所开始正式运行，但我发现国内期市交易不活跃，而股市交易却异常火爆。因此，我一边做大商所的大米期货交易，一边炒股票，但把主要精力放在沪股交易上。那时，我是在联通证券的大户室做交易的，交易结果不太理想，股市暴跌损失惨重(因为当时股票大户可以透支进行交易)。而运作大米期货也没顺势，持有空单，行情却暴涨。两面运作都很失败，所以，我再次破产了，虽然大部分的损失是在股市发生的。此时，我经历了人生中最灰暗的低潮期，由于再次输光，因而引起家庭不和，结婚刚两年的妻子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要我还是要期货？你再做期货，我们就分手。

但我怎能放弃我喜欢的事业呢？结果可想而知。这段时间是我人生最痛苦的时光。记得有一天到市场去，衣袋里只有5元钱，心里想着给父母买点什么，可几次掏出来又都放了回去，为啥?没舍得买。现在想想，还是很心酸。正在此时，我以前认识的一位香港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浙江投资了一家期货公司，打算做国内期货品种，希望我去担任业务总经理。我答应了他。去杭州时，机票是两个姐姐给买的，在临上飞机的最后一刻，她们每人又拿出1000元钱塞进我的衣袋里。大姐说，穷家富路拿着吧，多保重。当时我的眼泪差一点就流了出来。到杭州后，公司的运营并不理想，由于公司的合伙人意见不统一，导致运作混乱，工作进展缓慢。因此，春节休假后我便再没有回去。

此后，大商所玉米交易行情火爆，涨得很凶。我再次进入市场参与交易，但由于当时玉米期货价与现货价比相对较高，在1500点时，我果断地进入市场沽空，但行情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去跌反而继续暴涨，最高达2100多点，这使我第三次赔光出局。交易的又一次失败，令我做了认真的总结和彻底的反思。我想，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对市场仍缺乏全面的了解，特别是对基本面、政策面把握不够，没有找准行情方向；二是交易经验和技巧还不够成熟，缺乏更多的磨练；三是资金管理有问题。

厚积薄发

梅花香自苦寒来。似乎侠客的诞生都要历经磨难的洗礼，世上没有百分之百的不幸，正所谓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当你能够挺过厄运的折磨，幸运之神就会悄悄地降临。这是自然辩证法，是宇宙运动的伟大理性。期货市场蕴含了太多的宇宙真理，人生的历程岂不就是一段期货走势吗?反复地沉淀、积累和

修磨，终将爆发出一轮气势磅礴的行情。尽管文军对自己后来的成功是那样地轻描淡写，但从1995年开始，文军就开始走上成功的征程。他不仅期货做得较顺手，而且，据朋友们说，2000年他在上证B股市场抄了个大底，赚了好几个涨停。文军来自实战洗礼过的交易策略和技巧，是其成功的基穿

记者：经过三次“破产”后，就好像行情图表上的头肩底，你该向上突破了吧！张文军：第三次个人投资的失败，使我怀疑，我当初的选择是否正确，我是否适合这个行业，我应不应该继续做下去。也许我运气并不是那样坏，每一次陷入绝境都有朋友拉我一把。此时一位做二级代理的朋友又让我过去帮忙。我去了以后，其客户的账面亏损有了改善，他为了感谢我，把他母亲的2万元期货账户交给我做。我从姐姐那里又借了5000元加入账户，共同承担风险，收益也均分，并以5000元为风险上限。我知道这可能是我最后的机会，因此我加倍勤奋，每天晚上都用1—2个小时，对行情进行分析，对白天交易进行总结，并制订第二天的交易计划。当时真有点胆怯，就是不敢再输，赚点小钱就快跑。过了一段时间账户再次亏损，个人资金从5000元赔到2000元，我心里非常害怕，有一种上断头台的感觉。记得那天是周五，我停止了交易，闭门思过，找输的原因。到下个星期一我突然有了感觉，三天的思过我好像悟出很多东西，自信的我又回来了，当天便净赚7000元，一下子起死回生。紧接着在这个星期里净赚4万多元，使账户资金达6.5万元。我跟朋友说，你的资金赚了一倍，期市风险大，见好就收吧。他同意并撤出4万元，剩下的2.5万元归我，这是1995年初的事情。

我就用这2.5万元做本，几年后赚到千万元。其间，我发现赚第一个10万元非常艰难，用了我整整一年半的时间。之后用了半年的时间赚到100万，再之后，资金绝对值的增长就快了。1999年年中，我到北亚期货开户，当时公司成交量排100名以外，半年后就跃居全国16位，2000年则跃居全国第二名，我个人成交量为全国第一，2001年个人成交量已突破300万手。这里我想说一句，北亚公司，特别是康晓杰副总对我的帮助很大，营业部规范的管理、优质的服务，给我提供了良好的交易环境。

记者：这么说，你去年缴纳的手续费远远超过1000万，这对期市是一个不小的贡献。你交易量这么大，收益率又那样高，可以说是中国期市的“第一杀手”，但你给朋友们的印象却总是那样温文尔雅，很斯文，一点也不像一个“杀手”。有人说，知识、文化、涵养与人品的综合才能形成独特的气质。巴菲特说，冷静、理性和耐心是投资者重要的品性。你认为他们的话有道理吗?

张文军：都很有道理。期货交易是一种高级的市场活动，没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是难以成为一名成功的投资者的。我认为一个成功的操盘手应具备自信、冷静、理智、果断、坚定、胆量和勇气等品质，缺一不可。

记者：格拉罕姆说，操盘手交易理念的第一条是防范风险，第二条是记住第一条。在你的经历中，你一直都在与风险搏斗，你的成功肯定与在实践中总结出的、完善而系统的交易理念有关，而你的交易理念是什么呢？

张文军：防范风险是第一位的观点肯定没错，但防范风险并不是一句空话，它应体现在你的交易过程中。我的交易理念主要有以下几条：1.选择方向是交易成败的关键。或者换句话说，要清楚这个市场是多头市场还是空头市畅只有把握了市场的方向，顺势做，赚钱的可能性才更大。2.把握好止损。即使你没有交易经验，做好止损也可以控制住风险。假如你按习惯20点止损，而赚钱时尽可能赚取更多的点数，按对错比率各50％算，最终结果你还会赚钱。3.学会资金管理。这在期货投资中有重要意义，比如说你看不准行情时，轻仓出击，看准时重仓杀

入。但投资者大多是越赔越加仓，赚钱时反而仓量较些4.利多行情不涨时，决不能做多，反之，决不能追空。5.超买的可以更超买，超卖的可以更超卖。有些投资者太注重技术指标，不敢顺着行情走，反而反向开仓，结果没能赚钱却输了钱。记者：选择趋势方向的前提是进行行情分析。你更注重图表分析还是基本面分析?你对哪位交易大师的分析理论更感兴趣?

张文军：技术分析、基本面分析都很重要，但在我的交易中，盘面感觉更重要。因为盘面可以表现出全部的信息，技术面是静止的、滞后的，盘面是运动和变化的，更能体现出一些动态的东西。比如说突发行情来临，图表是不会提前告知的，这时盘面经验更重要。突发行情风险相对大，但机会也大，更能体现出操盘水平，突发消息对市场影响如何，盘面表现会告知一切。在行情分析方面，我比较欣赏约翰·墨菲的一句话——keep it simply stupid(务求简单)。比如说，行情突破昨天或上周高点时，不要轻易沽空；相反，也不要轻易去买，这就是“简单”的真理。

记者：看来你已经属于“感觉派”啦，就像许世友打枪，是不需要瞄准的，抬抬手就行啦，这是悟性与实践经验的有机结合。中国已加入WTO，国内期市将发生很多变化，你比较熟悉大豆交易，但对股指等金融期货品种将来的上市交易，你也有所准备吗？你对我国期货市场的未来又怎样看?

张文军：我国期市虽然起步较晚，交易品种也相对较少，但还是有发展潜力的。这些年，我国期市是处在不断规范、完善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品种开发较谨慎，但从某种角度讲，却是正确的。我对我国期货市场的未来充满信心，目前，我希望股指期货等金融或其他商品期货品种尽快上市，市场政策更加宽松，我喜欢挑战，希望在国内期市更有用武之地。

曾看过一部叫《神鞭》的电影，讲的是清末一位武功高深的侠客，将头上的长辫子练成“神鞭”，并用它惩治过一个恶霸。多年后的一天(已是民国时代)，那个恶霸想凭借手枪向侠客复仇。当看到侠客的辫子剪了时，他更是心花怒放。可意想不到的是，侠客使出双枪，且枪法特神。恶霸惊谔，满脸狐疑，侠客大笑道：“鞭没了，神还在)我想用这句话来表达我对未来的信心。

张文军简介：1966年生，大连人。1988年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学院，先在大连富丽华国际大酒店工作，1992年开始投资银行债券，初涉金融市畅1993年4月，应聘到大连首家国际期货公司，成为大连期货业首批经纪人之一，并从此走上期货之路，后担任过多家公司的业务经理、投资顾问、操盘手。1996年开始个人期货投资，之后，从艰难地赚取个人账户在期市的第一个10万元，到收益超过千万元，他仅用了短短的5年时间(1997—2001)。从1999年开始，其个人账户成交量连年位居大商所第一名(2001年达300多万手)，受到大商所的嘉奖。

◇失败并不可怕，善于总结和思考，才会有进步和收获。

◇成功离不开对机会的及时发现和把握。

◇利好来临却不涨，千万不要去做多；相反，也是一样。

◇突发消息到底利多还是利空，盘面会告诉你方向。

◇永远靠自己来救自己。

◇鞭没了，神还在！

开户Q151669454

第四篇：足以改变你人生轨迹的政策

足以改变你人生轨迹的政策

昨天，北京市落实“国八条”的调控政策细则出台。限购令是其主题，且严厉程度空前。

细则规定，对已拥有1套住房的北京市户籍居民家庭、持有北京市有效暂住证在北京市没拥有住房且连续5年（含）以上在北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的非北京市户籍居民家庭，限购1套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

对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北京市户籍居民家庭、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北京市户籍居民家庭、无法提供北京市有效暂住证和连续5年（含）以上在北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的非北京市户籍居民家庭，则暂停向其售房。

针对新政，有业内人士评价为“楼市回归居住本质，投资投机需求将归零”，楼市成交量下滑将成必然。有专家认为，京“十五条”实施3到6个月之后将会使北京市住房的销量及价格出现松动。而且北京空前严厉的政策不仅将对本地市场构成巨大影响，影响力将投射全国。

对房价问题“苦秦久矣”的人们终于等来了一个具有实在意义的调控措施。但是却鲜有为此欢呼雀跃者。

房地产商率先发出了哀鸣：“太过分了，这意思是不让开发商再卖房子。”用反市场的手段来调控房价，生意没法做，心中自然愤愤不平。但是并没人留意欣赏“人民公敌”们的哀声，因为新政让购房者们马上陷入巨大的苦乐不均中。

评论员王志安认为，“北京国八条实施方案中，最大的受害者是刚来北京不足五年尚未买房的外地户籍人口，不能买，只能租。其次是已经买了一套的外地户籍在京人口，他们失去了改善住房的权利。受益最大的是已经有多套房进行出租的投资群体，他们将会获得因为管制带来的溢价收益。”

人们看到，一道户籍的铁幕猛然落下，把昨天还在一张饭桌上讨论买房婚姻家庭等等鲜活话题的人群彻底一分为二。因为户籍问题没有买房资格的人马上需要为自己的前途忧虑。这些人，是构成今天大部分民营企业的主体，也是今天各种创新型产业的主体。

究其政策根源，在调控房地产业的同时，调整北京的人口承载量也是题中应有之意。从治堵限车到如今房产限购，都采用了相同的逻辑，透露了相同的考虑。潘石屹就说：“我刚看到北京出台15条细则，其中外地人须5年以上的纳税证明这一条，我想不光是在打压房价，而是要缓解北京市政府这几年提出来的北京人口和环境资源的基本矛盾。”

今天尽管落户很难，仍然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在大城市坚持下来。因为当前大城市的社会开放程度，户口带来的生活成本差异，似乎已经不那么明显了。大城市欢迎他们，更好的消息是，各地户籍改革在破冰，甚至大跃进。

但是一夜之间冰冷的现实摆在眼前，当大城市载不动那么多的人时，户口本将用来决定你是否可以在这里继续有希望，有未来。不能买房子，不能买车，婚姻家庭都是未知数，继续留下来工作的意义又在哪里？

房产商和购买者共同的疑问是，这个政策能执行多久？民间有各种猜测。有人认为房价一旦有风吹草动，政策自然马上回调，房地产商就是命硬。这也是已有的经验。但也有人猜测，从当前根本上调整房地产市场的供需结构，城市人口承载量，甚至社会稳定的调控目标看，限购令可能将会长期存在。

对于大批尚不需谈买，只考虑租的年轻人来说，紧接着要面对的，也许将是水涨船高的房屋租金。除了普通商品的价格持续上涨，生活的成本在全方位进一步增加。多重的压力之下，能坚持5年的人，有多少呢？可以肯定的是，相当多人的人生轨迹将因此改变了。

第五篇：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传奇人生

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传奇人生

--学习杨善洲先进事迹永葆党员本色

有这样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响遍大江南北，他一生淡泊名利、地位；他一生公而忘私、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他是官员，却时刻铭记自己是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他是共产党员，当手握重权，却时刻牢记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他60年始终如一地坚守自己的梦想，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他用自己的实践兑现了对党的承诺。于是人们记住了这个老共产党员的名字——杨善洲，这三个字像刚劲的隶书镌刻在每个人的心中。

不图回报

杨善洲同志从事革命工作近40年，担任保山地委领导近20年，几十年如一日，两袖清风，清廉履职，忘我工作，一心为民，为了兑现自己当初“为当地群众做一点实事不要任何报酬”的承诺，退休后，主动放弃进省城安享晚年的机会，义无反顾扎根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艰苦创业，一干就是22年，建成约5.6万亩的大亮山林场，使昔日山秃水枯的大亮山完全变了模样：森林郁郁葱葱，溪流四季不断；林下山珍遍地，枝头莺鸣燕歌„„他用自己平凡的生命谱写出不平凡的人生，把生命酿造成一坛醇醇的好酒，为岁月留香，品后让人唇齿芬芳。

2009年，他将价值超过3亿元的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献给国

家，他视金钱而不顾，是多么崇高伟大，令人钦佩啊！当我看了这些，深受感动的同时，明白了一名共产党人为国家献身的精神，一心为党的情怀和奉献人们的决心。更加坚定了我学习和追求他“人格重如山，名利淡似水”的理想信念。今天我们缅怀先进、学习先进，就是要传承和发扬他的博大胸襟、人生追求，不断被矫正和找准自己的生命航向。积极学习杨善洲同志忠以报国，恪守信念，在创先争优活动中锤炼政治品质和要求。作为新时期的村级干部，我们要以杨善洲同志为榜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公仆本色

当前，社会不断进步，时代也在向前发展，人民的意识形态趋于多元化，新事物诱惑力不断增强，有的人不能经受考验，将党和国家的利益置之度外，只顾追求个人利益，在工作上得过且过，脱离甚至背离群众，对党和国家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学先进，就要学习杨善洲诚以修身、一心为民、求是探索的精神，始终牢记党的宗旨，永葆公仆本色，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甘做人民的公仆，把有限的生命融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事业中去，以对党和人民的忠心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心中的明镜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要想成为一名好干部，就要把杨善洲作为心中的明镜，学习他那股不摆官样、敢穿草鞋到基层的朴实劲，多与群众打交道，多到基层解实情，甘当一名熟悉泥土地的庄稼汉型干部；时刻把群众冷暖挂在心上，想千方设百计地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舍小家顾大家，不记个人得失、不求名利地位，怀揣一颗为党和人民服务的赤子之心，才能真正成为一名好干部。

精神财富

在对待后代的问题上，杨善洲又是怎么做的呢？他担任地委领导20年，未帮妻女捞上一册“农转非”的户口本、没给家里盖上一间像样的房子、不帮女儿找工作、不为外孙跑关系，退休后造林22年，创下了达3亿元经济价值的林场，却将其无偿移交给国家，甚至连国家发给他的奖金，都没给后代留下一分。身居地委书记职位，他没有给他的后代留下别墅，也没有留下存折，更没有留下“门路”，留下的只有一种令世人敬仰的崇高精神。

杨善洲同志的崇高的精神在“创先争优”活动中涌现出集示范性与教育意义于一身的典型代表，不仅为党员及领导干部群体在工作方法、思想武装等方面提供了借鉴，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笔财富。俗话说：“是金子到哪都会发光”。“创先争优”活动不仅作为“试金石”，激发人的积极性，鼓励大家“百炼成金”，引导人们成为真金，更作为“放大镜”，引导人们发现真金，让真金的光芒照的更亮、传的更远。

况且物质财富再多也是会消耗掉的，但精神财富却能够流芳千

古，世代相传。杨善洲留给了后代比物质更加珍贵的做人做事的道理：凡事都自力更生，不依赖他人，不占公家便宜，哪怕是“顺风车” 也不搭，始终如一地坚守信念，不抛弃、不放弃；也给为官者树立了榜样：共产党的官就应该这样当，真正的共产党人永远把党和群众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前面，始终如一地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真正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

从杨善洲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可以看出，对于党性的锤炼和考验，不一定非要经过战火的洗礼，和平时期也可以；真心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不一定非要成为大官，普通党员也可以；赢得群众信任的，不一定非要办大事，办好日常生活小事也可以。由此可见，杨善洲不是遥不可及的先进典型，他就在普通党员中间。学习杨善洲，除了领导干部，普通党员也可以有大作为！

古人说：“一诺千金。”承诺了，就要替党尽责，就要把承诺的事一一落实到位，给群众以交待。如果千千万万个党员都能把答应群众的事办好，群众必然增强对党的拥护爱戴，党的事业也必将长盛不衰。承诺了，就要为民负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糊弄群众的承诺必将被群众所识破，不践行诺言的党员干部也肯定会失去群众的信赖。作为党员干部，要像杨善洲老书记那样，郑重对待向群众许下的承诺，以事不干成誓不罢休的工作劲头，尽心竭力为群众谋利益；以鞠躬尽瘁、不懈奋斗的崇高境界，促进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以大公无私、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自觉实践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

他的一生荣誉颇多，先后被国家和云南省授予过“优秀共产党

员”、“全国十大绿化标兵”、“全国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老有所为”先进个人等荣誉。

学习杨善洲，一生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我们将在信念的坚守中收获灿烂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