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现状与未来(二)11

第一篇：中国法治：现状与未来(二)11

2010年10月31日星期日

朱苏力：中国是大国，大国很难法治。如取保候审，新加坡、汤加很小，相当于在重庆、重大校园里转，而中国面积大，取保候审后全国转，所以在外地一般不取保候审。有时候看起来是人权问题，实际是国情不同。中国学外国，不是直接移植，也不能把今天硬与历史上套。中国东西部问题，是一面临海的问题，美英加拿大都是多面临海，凡是内陆、交通不发达都是经济落后的。所以开发重庆、成都。农村土地置换，土地其实在县、市一级手里。过生活，家里只有3千块，就不能像别人家有3万块那样过。80年代美国人就在减肥（国情不同）。我们不能想词，要想事。在中国法治中，必须去研究实实在在的问题。讲中国国情。有的人不分大国小国，讲大国小国都一样，三权分立呀等等。还有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不同于日本。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引进文化也不会导致分裂。中国“认老乡”，外国很少这种现象，所以中国容易办人情案。中国人考上大学觉得很荣耀……这就是与外国不同的东西，这就是发掘本土资源。所谓本土资源，不是说把外国的拿来就用，要经过自己的消化改造；不是去考究历史，如死刑复核把历史拿出来，要研究这个东西为什么还能存在，在历史上有什么好。研究外国的也是和历史的一样。整个欧洲也有很多落后的地方，中国才发展几十年。而且中国人口是整个欧洲的两倍多。两个人旅游容易，全班组织旅游事就多。小两口也不愿与公婆同住。这都是日常经验，治大国与治小国不一样。重庆在中国不算大，放在欧洲可以是三个国家。我们要在现有条件下做得更好，条件制约人。幸福也各不同，谈恋爱，别人看着不幸，自己觉得幸福。本土的也未必不是世界的。普通法，walkman、MP3当年都是本土的，后来成为了世界的。我们学着有的傲得不得了，有的特别自卑，看见外国的东西都说好。我们是缺乏自信，有时候我分析问题，得出结论，但从来没见过，就认为自己错了，过了十几年，看见名家也这么说。他没想到，我想到了，我就比他厉害。现在我只觉得波斯纳……为什么不相信自己。我们不可能了解美国比美国人还深入。我们能发掘的资源只能是在自己家里。不是说你研究福柯、德沃金、波斯纳就是法学名家。学术的好坏不是真的学术好，而是根据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家认为美国、英国经济发达，就认为它学术好，其实不一定。如最优秀和最努力小孩很难考上大学，得到不应该的评价。人类是根据后果来评价的。我们认为学术一定跟经济有关。现在世界上经济学论文最好发的，一定要扯上中国。我现在可以说，大陆的法学学术比台湾、香港好得多。如研究彩礼，从身边的生活就可以找出对社会有用的。当初科斯研究“企业”，就是从很小的问题开始，后来的制度经济学、XX经济学都是从这些发源的。人类历史上很难看到像中国过去几十年那样的发展，不要说我们就是落后者。陈院长说我们当年好分配，情况不一样。当初看毛泽东，对我很大影响:中国是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大国，这一点一直制约中国的发展;毛泽东说反对党八股、反对教条主义。当初热爱诗歌，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点。现在做个好律师，让父母放心，不是也很好嘛。在座的可能都没有我辛苦，我年三十还在翻书……你们好好做个公务员啊，晚上回去看看电视，把孩子培养好，做个正派的人，也很好。一个时代必须有人准备做一些事，准备牺牲自己。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是大国的情况，是中国的法律学者能作出贡献的优越条件，学术资源。

陈忠林：苏力的阐述比昨天有了升华。我下乡的时候学习靠看书，影响最大的《中国文学史》、《马恩选册（两卷集）》，我个人认为在方法论上没人比得上马、恩。我比苏力自信，敢于说古今中外的法学理论都错了，我对人性的认识超越了所有的哲学家。要自信，为什么我们不能超越其他人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比其他人高大呢，每个人都要有自信。人区别于其他动物，一是独立性，而是创造性，要创造人家没有的。都拜倒于人家，就永远是人家的奴隶。我们只敢说孔孟是好的，不敢说我们比孔孟好。不是说不承认先人，而是在承认先人成就和其他人成就的基础上，找出自己的法子。民主，首先是每个人要有自己的意识，要作自己的主，要想发表意见。

苏力讲的本土资源，其实就是中国的现实。但仿佛又不是。关于中国的“送法下乡”发表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在联系那个外国人来。中国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一定是外国，（朱苏力：其实我不在乎是哪国的）对！外国也在学习中国的方法。大国小国不一样，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定是中国的，不意味着就一定不学习外国的方式。要把外国的方法改造，适合中国。（朱苏力：我讲的是资源，不是方法，资源是要提炼的。我觉得没有外国的方法和中国的方法之分，都是调查研究、资料分析……）我讲的是方法。既然外国的已经成功了，就一定有合理的东西。（朱苏力：其实我根本不关心什么方法，有用就行，猫捉老鼠不在乎是什么猫）苏力的观点不被理解，可能是因为表述。这是词，所以中国知识分子重视词是正常的。但关键是词后面的意义。如三权分立，在中国土地上是什么意思，我常说，如果只是权力者的分立，八权分立也没有用，权力者的利益都是一样的。靠权力来制约权力，是妄想。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是用书本来套现实。严格讲三权分立的国家世界上没有。

资源是历史上有它的合理性，还延续到现在的东西。最根本的方法在民众的认同、接受当中。不能和民众对立，这就是这些东西还能不能发挥作用的基础。苏力讲的很多问题的根本的解决方法从启蒙思想、战国就有。不能用法律的手段强制改变一些东西。风俗、民意都曾被启蒙思想家提到很高的地位“风俗才是一个国家宪法的试金石”。苏力也是在研究这些东西，无非是讲在民众中法治的接受程度。（朱苏力：我不是讲这些，民俗是可以改变的，如北京市民上厕所。民俗太大了。公序良俗，风俗要是良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良的，如果一概赞同太保守了。如过去谈恋爱保守、早婚，现在还这样就太保守了，是个怪人）我认为最基本的是不害人。在改变风俗的时候要考虑民众的接受程度，如果民众不接受，风俗再坏也不能改。将坏的风俗取消，也要考虑它的接受程度。要取消，要先宣传，让原有的习惯只被少数人接受。不能用法律的手段改变风俗，即使要用法律来改变风俗，也要考虑民众的接受度，要宣传。当大家都愿意改的时候，风俗就不是风俗了。西藏的命价制度，人家已经解决得好好的了，再把人抓起来是激化了社会矛盾。不能在大多数人都不接受的情况下，用法律强制改变。不害人，这就是资源。什么是害人，什么不是害人，一定是本土的认识，一定不是外国人的认识，不能把外国的陋俗搬过来。什么方法、什么技术，一定是适合当前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也许是世界的，但是一定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不能用老百姓不认同的方法推行法治，如果这样，法治就是失败的，就是专制。朱苏力：你把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研究问题的方法混淆了。陈忠林：不管哪种方法，西方都更先进。西方重事实，重分析。但在中国的问题上，这些方法……因为中国的很多数值是不可靠的。苏力的方法其实是社会学的方法。但这个“实证”取样可能就有偏差。（朱苏力：我有的不是实证，如秋菊打官司是取材于电影）电影反映的也是社会现实。我个人认为真正的本土资源就是现存于我们每个社区、辖区中每个人普遍认同、至今没有证明为错误的道理、知识。

朱苏力：我认为常识常理常情就是纲常。另外风俗若等到老百姓都觉悟了、都愿意改了，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七八十年代大家都习惯种地……有的风俗的改变并不是坏事，如公共场所禁烟。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无论历史多么珍贵。历史不会自动转化。死刑复核的历史，不是你们去提，就不会……历史的东西并不会都是资源，即使是常识常理常情也不都是资源，必须经过提炼，经过学者的选择、分析。

陈忠林：纲常不是现代词，现代人不认同。现在讲的是公共秩序、买卖、言论自由。任何自由都有界限，言论自由也是。不能损害他人利益，不能破坏公共秩序。苏力说的不经过学者提炼就不能成为本土资源，是对的。讲常识常理常情，就是把常识常理常情需要的东西化为法律规则。这就是需要我们学者做的，不经过学者，常识常理常情没办法化为法律。苏力的文章《民意规范与难办案件的办理》，请他做介绍。

朱苏力：法律最终是这个时代的基本价值、道德判断。买卖公平，保险条款、保险的问题，往往民意争论就争在这点。第二，民意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民意如流水，往往会战胜法律。“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是否到该杀的程度。许霆案，许霆说“帮银行保管”，是真话，人在做坏事时给自己找安慰，如婚外情，支持他的就变为反对，但他是否应该被这句话判刑？法律不惩罚思想，只惩罚行为。法律对同样的行为应同样处罚，每天都不一样……第三，民意是有操纵的可能。煽动闹事，村里纠集四五百人提出要求，老百姓可能是沉默的大多数，真正沉默的才是民意。我们往往只看到浪花，没看到底下。刘涌案，法官应该自己思考，不要屈从民意。许霆录像中显示一个小时取了上百次钱。社会不应机会主义太重，否则违法犯罪会到处都是。所以许霆不能无罪，而民意说他无罪。否则法官判案，只需在网上征集意见：该不该判、判多少年，大家点击投票。美国黑白人比例，判案不能光凭民意。不相信民意、只相信规范，死板的教条主义也不可取。法律人要培养灵活的……可以接受的结论都是合乎情理的结论，几个结论都是合乎情理的。判三年或三年半都没错。司法中有时很精确，不是因为它精确，而是因为不精确要伪装成精确。把简单的案件判复杂，是为了把复杂的问题判简单。司法中大量存在模糊。法律人要多方面考虑。检察官有罪推定、法官无罪推定，不是法官与检察官谁好。律师不能推定自己当事人无罪，而是推定他有罪，再策划为其脱罪。法律维护的总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但民意不是……如社会中同性恋占大多数，会说异性恋的婚姻不是婚姻。杀人定死罪，因为社会大多数人认同杀人判死罪。对民意应有一定的尊重，以前法律太死板教条主义。如果许霆案一审判八年、六年而不是无期，就不会引起争议，不会改判。国家规定盗窃银行判得重，因为多是专业人员和贪污腐败，但许霆案可算（取款机）受害人有过错。但中国不能过分，从教条主义变为民粹。

陈忠林：苏力刚才的话是我一贯的主张。但感觉对民意不够尊重。就目前的案件来看，按民意判的没有一个是错的。刘涌案，不改判才是司法史上的耻辱。“不从根本上排除刑讯逼供的可能”，任何案件都不可能排除刑讯逼供的可能（朱苏力：同意）。邱兴华案件，要求作司法鉴定，司法鉴定是为了鉴定行为人可不可能认识到、控制自己的行为和危害，邱兴华这两点都很明确，他认识得很清楚。有人拿到中日论坛说事，日本专家也认为这种不需司法鉴定。邓玉娇，防卫过当，民众都认为是正当防卫，法学家也说不出怎么才不会防卫过当。醉驾杀人，是故意杀人。至今看到的民意都没有错。但孙伟铭案不是民意，是煽动的。检察官起诉有问题，认为无照醉驾有杀人故意，但应该是过失，他也想避免事故，只是轻信能够避免，而不是放任。（朱苏力：刑事案件如果都按民意去办，就不用检察官了）“民意就是民粹”，这些话被法院利用。（朱苏力：许霆案后来的民意错了，要求判无期。）那是少数。（我觉得多数少数谁来判断呢？无法达成共识，就没有常识常理常情，还是法院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三常也不能发挥作用的）民意只是需要区分是自发的还是鼓动下产生的。还有是否受害的情况，如拆迁。民意是了解事实真相还是不了解事实真相，是第一个判断。

民意是要尊重的，不管是否了解情况，是否情绪激动。最高法院说的要接受要引导。面对错误的民意，法院就要把事情说清楚。讲理性，就是要认识社会中的道理来对规范作出解释，这也是反对民粹的唯一方法。提问：

1、怎么了解民意，网民？媒体？怎么知道沉默的大多数的民意？

朱苏力：陈的民意与真理等同。而真实世界的案件都会有争议。所以民意是我们生活中的判断，基于具体的事实。如许霆案，三五年都可以。判三缓三也可以。不要简单说炒作。网络往往是极端的人。孙伟铭案不极端没人看。报纸也有背后推手，所以我们只看信息。很大程度就要依靠法官的独立思考、合议庭的独立思考，相信自己的独立判断。发生的问题往往是法律和你的独立判断有差别。

陈忠林：法律根本上讲是社会经验的升华，没有社会经验，就不知道法律是什么，就会被一些观点搞模糊。有社会经验，也就能判断这是少数人的看法还是多数人的看法，这是不是根据事实得出的。找上门的民意不是民意，民意就在你心中。司法独立是法官的良心独立。你的独立和你良心的独立是两个事情。我们法治的问题是把良心和独立与法剥离开来。我不赞成网民都是极端的，网民都是带情绪，但不是极端的。我赞成关于报纸的说法。报纸是按它们想写的来写，不是按事实，张君案、李庄案。

2、在中国单一制国家情况下如何实现地方化？

在知情权缺乏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民意？ 陈忠林：我不赞成地方化。

民众不了解情况，你了解情况，你要判断分析民意是否是了解情况而产生的。你有义务在判决书中把情况说出来。没有禁止你写出来。

民意就是普通民众的看法，不是专指错误的、极端的、情绪化的。朱苏力：没有办法辨别哪些是真民意。也不是所有人都关心某个案件的，大多数人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种情况下，民意是遇到问题。要防止利益集团操纵的民意，就是把案件稳稳，拖一下，或异地审理。还要注意并不是知道了事实就能判断。如夫妻黄碟案，是在诊所不是家，三伏天开着窗，在农村，有人报警，而很多人看到却没留意这些信息，反对者多是城里30多岁男人。还有，民意不该涉及太多，婚姻家庭可以看民意，知识产权不能，所以民意的作用越来越少。齐玉林案件，只有学生关心，没有形成真正的民意。所以对民意，要关心，但不能……如许霆案，判得差得太多了，才应该做出调整。

3、新闻媒体是官办的，真实声音只有网上，多元的价值判断，看法不一，怎么集合民意？最终认定民意还是在掌权者手中 朱苏力：现在爆出问题的都是官方的报纸，报纸已经商业化了。所谓网民代表民意，我前面已经讲了。多元的价值判断，确实是有权人决定，就是他说了算。美国的大法官也是如此。必须基于他个人的良知、个人的判断。老百姓的说法是多元的。微小的调整法院可以做，但做大调整就使法院变成了政治。

陈忠林：民意不是找上门的，是在你心中。找上门了，说明它闹得很大了，你就要分析。价值多元也有价值共识，否则就没有沟通，没有多元的社会。

4、朱说解决法治的问题要靠市场经济和高效廉洁的政府，人性不可靠怎么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

朱苏力：高效廉洁是相对而言，邓小平的政府是高效的政府。高效廉洁的政府可能过段时间也会腐败，又有铁腕人物整治，一张一弛。

下午：

陈忠林：上午讲民意，下午就说规范：

1、规范的实质是什么；

2、怎么样实现，怎样保障规范实现。

朱苏力：规范是一定区域里的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使人们的活动能有效的进行，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当信息交流不便时有种规范，人们活动范围扩大后又形成种规范。家里的规范→国家的规范，先尽忠后尽孝，规范的位阶出现了。古今的变化。公正是具体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大义灭亲，表现了规范的层级。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为什么以怨报怨不行？因为以怨报怨有情绪，可能惩罚超过损害。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有理性在里面，对等。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有不等的，如瞎子与独眼龙的眼睛价值不同。讲“以直报怨”，“直”是需要一种文化共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比较具象的东西，是在社会缺乏共识的时候，而以直报怨是在社会有了共识的时候实施的惩罚。孔子讲以直报怨时已经过了商周，社会有了共识。还有信息问题、效率问题，如包办婚姻。是同男方家庭结婚，与父母生活，所以一定要父母喜欢。信息不对称，没有通讯工具、交通工具，只能靠媒妁之言。现在能出来认识人的机会多了，所以能自主结婚。以前的人早婚，因为平均寿命短，兄姐可照顾弟妹。民意能处理犯罪、家庭、财产问题，但对现代社会作用有限，如环保问题。民意还有一个问题，民意是过去经验的积累，不一定适合未来生活，固守民意不适应时代变化。因此法官理解民意要理解民意为什么这么形成，为什么变化，怎样变化，法官判案的时候可以比民意稍超前。法官要想，民意认为判错了，为什么错了。法官判案不是建立在个人坚信上，还是要考虑社会共识。坚信的东西未必是真的。社会共识以制定法表现出来，也以民意表现出来。陈忠林：我和苏力的观点不完全一致。完全一致没意思。老师坚信法从水，由上到下颁布；去兽性。我讲法治也从说文解字开始。法的古文作“人一正”，是人共同认同的东西。规范是一定社会群体的人以共识为基础的社会群体。这个社会群体可能是国家也可能是个群体。这个群体的存在是以共识为基础，用规范来约束成员的行为。规范就是以共识为基础。法是规范中最典型、最为人们感触到的。因为法有国家强制力。法是统治阶级意志吗？法一定是全社会的共识，否则就没人遵守。法的表现形式是通过一定的程序—由当权的人公布的，所以给人的印象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任何时代的法一定是社会的基本共识的体现。任何统治者不能违背这个社会当时的常识常理常情。只要可能，立法时都要剔除民意中不理智的成分、个别利益集团利益中不被社会接受的部分。法既是确定的，也不是确定的。按教条主义只按法条办事，是不行的。任何法条都有常识常理常情。任何一条法律规范的文字内容没人能背出来。对法律的理解是教科书+自己的经验，而不是严格根据条文内容。在超市买东西是“签订履行格式合同的买卖行为”，很少人能答出来，不是先学法律后生活。我们制定规范是为了这个群体的存在、发展。所以“规范”是：以社会共识为基础的，这个社会群体的行为规则。“法律规范”加上“国家强制力、国家强制认可”。

朱苏力：规范把不合理的东西、社会不接受的东西清理出去，还是占主导地位的群体来决定。为什么不承认同性恋家庭，因为社会异性恋多。表面上是人民的意志，理性的意志，其实人民就是在那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志。统治阶级的意志并不是和社会中绝大多数的利益矛盾的。婚姻自由中“离婚自由”曾经不是社会主流观点，而是少数精英的观点。新中国成立为了标榜先进才推广的。少数人给多数人让路，不是因为少数人被说服了，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少数--《自由平等博爱》。同性恋说我天生如此，我有什么错，为什么你们不接受？这种“理性”是别人强加的。男女分手，“理性”是话语权的争夺。更大的利益集团还是利益集团，人民也是利益集团。哪些人多、占主导地位，他们的观点就是……少数人的观点不是不理性，而是他们的观点不被社会接受。提醒：要防止多数人的暴政。

陈忠林：统治阶级判断哪些观点是理性的时，他也在被选择，他选择的观点不被被统治阶级接受就完了。统治阶级的观点必须以被统治阶级忍受的限度为底线。研究“法”，不应该是寻找统治阶级的观点是什么，而是寻找被统治阶级的底线是什么。朱苏力：不赞成用“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谁是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呢？人人都是。统治阶级概念过时了。所以用占主导地位的群体。一个人可能在刑法观点上占主导地位，在其他法的观点上是少数。我不赞成法从水，自上而下，只是编的例子，说怎么解释都能解释通。

陈忠林：当然以前的划分方法过时了，我个人认为从利益上划分还是有资产阶级的。文字是多义的。被故意杀害的人，什么时候算生/死，什么时候是人？刘海若为例。每个条文可作多种解释，在做选择的时候是选择统治阶级的观点还是民意。

朱苏力：中国的语言比西方精细。刘海若例子可说“夺人命”，同胎儿。“命”和人不同。还可有其他说法。陈忠林：法律解释中“立法者原意”是没有的，只能按社会的常识常理常情来解释。法律解释的问题是脱离了整个体系，孤立地解释条文。法是与时俱进的，是没有缺陷的。解释分则，必须按总则来解释；解释总则必须按原则来解释，按宪法来解释。量刑，总则有罪行相适应；一切法律不能与宪法相抵触。宪法的解释？宪法上没有法了，只能按照社会共同的道理解释。人权条约，各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经济体制。只有把法律作大的体系来解释才不违法，需要全面系统地理解法律。当然其中有的理解不一样，我认为的常识常理常情和你不同，我判3年，你判5年，甚至有截然不同的理解，都是正常的。怎么解决，就是通过合议庭等。怎么克服“当权者=法”的问题？权力制约权力行不通，只能权利克制权力，加强民众参与。

朱苏力：陈老师太天真了，逻辑上讲得通，实际上不可能。一个案件，律师、检察官、法官有各自的利益，不是全力维护法律的。一审法院希望少发回重审，二审法院要完成发回重审的指标，捡不顺眼的捏，判3年的可以说判5年，老百姓都接受。我同意法律要系统解释，但系统中着重哪个？谁有权谁就选择哪个系统。老百姓接受判决不是因为它事实清楚、论证充分，它根本没说清楚。你的观点，学生觉得对，我也觉得对，但面对法官，怎么对付它？学者观点各形各色，选择哪个？“动物吃植物”是抽象，必须讲清楚是什么动物吃什么植物，才知道是否应该干涉。很多看起来能实践的实际上是不能实践的。当一个东西写得太像真的的时候往往是假的。

陈忠林：正是因为有利益所在，所以检察官、法官不按常识常理常情来。我们要设计一个制度来制约。如改判率指标应改为过错考核，改判不是过错。要有最能代表社会共识的制度，不然良心可能让位给利益了。我不认为陪审团是最好的方式，而是最能让民众接受的方式。美国90%案件无陪审团，但只要当事人要求，就会组陪审团。一旦当事人选择陪审团，法官、检察官就会想陪审团会怎么审，怎样让他们接受我的观点。提问：

1、刘涌案，民意不能过多掺杂在审判过程中。

你们对“三个至上”的看法？

朱苏力：刘涌案，不仅仅是你说的。不是要司法独立吗，律师、学者为什么要给最高法院、全国人大写信，为什么要干涉司法，要罗干干预，你们就违反了规则。要不改判，将错就错，是强奸民意。

三个至上，是政治家对法律提的要求。法律本来就是政治的成分，政治家可以提要求。只是他用的是政治语言，不是法律的语言，但你为什么要求政治家用法律语言？如过了诉讼时效，院长用糊牌给群众解释，群众懂了。过去几年司法出事多，政治家为什么不可以对法学提要求？好的法官都是政治家。三个至上的表达未必合适，但政治家有权这么做。美国的法官也是政治家做，死刑可废可恢复，政治塑造司法。宪法不是法学家创造的，是政治家创造的。宪法单词c……就是各方面力量构成。只有美国有宪法司法化，其他很多国家都没有。

陈忠林：从今年起，刑事审判的律师数量要增加。学习日本，日本人不愿打官司，免费也不打，因为听不懂法言法语，赢了不懂，输了憋气。搞圆桌会议。

三个至上是个口号，法律上没错。按三个至上是遵守法律，不按三个至上是违反法律。按党章，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利益，它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党怎样维护人民的利益？党章规定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内活动。这就是对三个至上的正解。违背党章不是合格的党员，违反宪法不是合格的中国公民。有的党员是反党叛党的。

2、法治导致腐败，用民意做手段，民意又太傻太天真，法治的未来在哪里？

朱苏力：法治不只是一审，还有二审、检察院等等。但是不能把所有的赌注都放在法治上。只能靠契约自由和政府干预，还有一些制度。如抗辩制，商事纠纷、民事纠纷起作用，刑事就不合适。社会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农民工、女生就业、社会福利等问题都需解决。不仅是加强社会福利，而是使社会福利如何适当。实现科学发展，其他的可能成本太高，所以要法治。但最主要的要靠科学技术和制度，不是法治。现在很多学科日益变成政治科学。知识产权法的不愿听法理。平庸者治理未必不好，天才有疯狂的倾向。我们赞赏天才，因为他对社会有贡献，不是因为他本身。社会平庸者多，稳定，天才也不会被淘汰，金子在哪里都闪光，韩寒。大学制度筛掉了天才，社会不会。

3、在立法、司法、执法过程中，多数人的意志怎么表现出来？往往少数人的利益集团更有凝聚力。

朱苏力：西方国家往往给法官大的裁量权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法官裁量权越大，腐败的可能越大。所以我们给法官较小的裁量权。二审是限制法官裁量权的。这需要改变。许霆案，若一审更注意依法办事，二审更注意在规则上的创新，考虑更多的情节，可以更好维护一、二审法院的威信。二审法院不宜调解。不是不让司法独立，大部分法官都是人，有自己利益。不可能兼顾，如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一样，好东西不可能都要。因此需要有政治家的头脑权衡哪个更重要。现在我个人的判断是反腐更重要，所以压缩法官的裁量权有必要。可能5年10年后法官清廉了，可以扩大裁量权。

第二篇：中国法治现状

中国的法治现状

人治和法治的问题及中国民主法制体系的建设

虽然我国的普法宣传活动已开展了20多年，但由于我国缺乏法治传统，人治思想影响深远，法治基础薄弱等原因，我国民众法治意识依然很落后，法治实践的动力严重不足，人们对法律缺乏应有的信仰，既不能自发的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不能用法律的思维评判社会问题。

但是从人治到法治是改革最初的目标，也是一个非常长远的目标。因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最初的动机所以最早的一个目标就是不能够由个人来决定国家的命运，国家命运必须由制度来掌握，依法才能够保障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出的目标就是十六个字：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这十六个字可以说在这三十多年来，进展还是蛮大的，第一个目标我们大体达到了。有法可依，原来我们没有多少法，现在法律制度比较完善了，或者说原定的目标到2010年，我们国家能够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上做到了。但是不可否认中国的法制体系还是相当的不完善，在很多领域存在着缺陷甚至空白。

中国政府法治建设成效

中国政府法制建设成效很多。一是各级政府行政人员特别是各级行政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提高；二是政府立法质量进一步提高，理念上更加体现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内容上更加重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式上更加重视听取公众意见；三是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体制、机制和制度进一步健全；四是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五是行政机关依法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成效比较明显；六是进一步加强了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七是依法行政的体制进一步完善。

中国公民法治意识的问题及法治现状

老百姓从“屈死不告状”，到为主张权利去打“一分钱、五分钱、一元钱”官司；从令人难以启齿的离婚诉讼，到均能以平常心来对待；从“亲吻权”、“男人生育权”的诉讼，到“阳光权”、“环境审美权”的要求，都显示了民众法律意识的觉醒与进步。

但是国民众法律意识的缺失是当前中国法律问题的一个相当显著的方面。在我国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法律制度的替代品——“人情-权力”制度，民众在用该制度谋取自身利益时所付出的交易成本要小于用法律制度时所付出的交易成本，因此我国民众在实践中更倾向于选择人情-权力制度，而不是法律制度来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知法、懂法的人在增多的同时，知法犯法、执法犯法的事例却数不胜数。法律知识普及与法律意识提高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偏差，这些问题在普法工作取得初步成效的今天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与重视。

第三篇：中国雷达现状与未来

中国雷达现状与未来〖特别报道〗

作者 航空报国追求第一

２００６新年倾情奉献

【本人郑重申明】雷达技术和装备是国防建设的关键环节；本文有关中国雷达的图片和数据都是官方网站和专业期刊中已公开解密的资料。◇引子

几天前，我写了篇关于我国航空机载雷达的文章，发表后被空军版竹置顶。我感觉因为时间仓促写的不好，雷达型号不全；太多的专业性数据，铁血里面专业雷达工作者毕竟不多。这样的文章也置顶我感觉有些糊弄观众。所以本人在这篇文章中尽量减少繁琐的理论数据，让广大军迷通过本文对我国雷达技术和装备有一个“感性”上的认识，增加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如果军迷朋友有疑问和兴趣，欢迎大家与我联系，我将热忱的尽我所能为大家答疑。◇雷达起源

雷达这个名称是“无线电探测和测距”(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英文的缩写。而雷达的出现，是由于二战期间当时英国和德国交战时，英国急需一种能探测空中金属物体的雷达（技术）能在反空袭战中帮助搜寻德国飞机。二战期间，雷达就已经出现了地对空、空对地(搜索)轰炸、空对空(截击)火控、敌我识别功能的雷达技术。二战以后，雷达发展了单脉冲角度跟踪、脉冲多普勒信号处理、合成孔径和脉冲压缩的高分辨率、结合敌我识别的组合系统、结合计算机的自动火控系统、地形回避和地形跟随、无源或有源的相控阵、频率捷变、多目标探测与跟踪等新的雷达体制。后来随着微电子等各个领域科学进步，雷达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内涵和研究内容都在不断地拓展。目前，雷达的探测手段已经由从前的只有雷达一种探测器发展到了雷达、红外、紫外、激光以及其他光学探测手段融合协作。当代雷达的同时多功能的能力使得战场指挥员在各种不同的搜索/跟踪模式下对目标进行扫描，并对干扰误差进行自动修正，而且大多数的控制功能是在系统内部完成的。自动目标识别则可使武器系统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AWACS和JSTARS这样的具有战场敌我识别能力的综合雷达系统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未来战场上的信息指挥中心。◇雷达技术发展过程

早期的雷达天线是固定的、无方向的阵列,只有距离信息。天线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发射射频脉冲,将接收到的回波放大并在CRT上显示(即常称的A 显示),产生一个与目标位置对应的水平线,供雷达操作员识别目标的大致距离。但由于当时所用的射频信号频率较低,为了有效地发射和接收射频信号,雷达系统需要一个很大的天线,这种天线不能迁移或者改变方向,而且只能探测到大目标,且距离信息的精度也很低。

到二战结束时,雷达系统中那些现在熟悉的特征—微波频率、抛物面天线和PPI 显示已建立起来。

在50年代早期模拟的PPI 显示中,一条由电子束绘制的亮轴线由电磁线圈控制绕阴极射线管面旋转,这种电磁线圈类似于CRT 监视器或者电视机中的偏转线圈。

6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维扫描

用一种所谓的扫描转换将每个单元位置从(r ,θ)坐标转换为(x ,y)坐标。标志着现代雷达技术初现雏形。

80年代技术相当成熟的单脉冲雷达（F-18机载单脉冲雷达为标志）

80年代后相控阵雷达技术

相控阵理论的研究始于60 年代,而实际应用是在80 年代。并广泛的应用在航空航天、舰艇、卫星等领域。标志着未来雷达的发展方向。

◇当代雷达的主要特点

1.同时多功能；2.传感器融合；3.高灵敏度；4.隐身；5.反隐身；6.雷达ECCM；7.自动目标识别； 8.战场敌我识别；9.高可靠性。◇雷达总体的结构单元及基本组成，以典型直观的航空机载雷达为例

（一）平面阵天线裂缝线源

裂缝线源是平面阵相扫天线的单元，在长达3~4米的波导壁上铣开若干中心间距一致、方向不同角度不同、深度不同的等宽裂缝。

（二）蛇形波导

是平面阵天线中的一重要部件，为减少因多个波导法兰连接引起的电磁波传送。位置在雷达天线的背面。状态为真空有利于转送高频信号。

（三）波导转换开关，雷达收发信号的转换机构。位置在波导管与收发单元之间。

（四）发射机（低、高功率），采用行波管作放大器，这是一种高电压、高功率密度的器件。在结构组成上的合理划分对发射机的性能及整体结构设计十分重要，发射机借鉴以往的经验划分为以下几大部分：钛泵电源；控保电路；调制高压电源；前级放大器；行波管和机箱。

（五）连续波照射器。用于连续照射目标，对己方制导武器控制和发射，引导武器攻击目标。

（六）显示控制单元数字化雷达视频信号要求实时传输,合理地安排数据的流程非常重要。由底层到应用程序,雷达数据主要经过三个数据传输过程。(1)由数据采集卡至设备驱动(2)驱动程序和显示应用模块的数据交互。同时也是雷达信息交换的人机接口。◇中国雷达发展的四个阶段

（一）修配阶段(1949年～1953年)这一阶段以开创基业和修配美、日旧雷达为主要标志。1949年5月，我军接管了国民党的雷达研究所，标志着我国雷达工业的发展从此揭开了序幕。

（二）以仿制为主的发展阶段(1953年底～60年代初)这一阶段以建立雷达生产基地和仿制苏式雷达产品为主要标志。

（三）以自行设计为主的发展阶段(60年代初期～7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以自力更生研制雷达、新技术大量采用和科研队伍成长壮大为主要标志。

（四）发展提高阶段(7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阶段以雷达新技术不断被突破，品种增多，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为主要标志。◇中国雷达发展史上的两位“奠基”人

（一）毕德显，（１９０８—１９９２）中国最早的无线电子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一批院士。中国雷达工程专业的创始人。毕生致力于雷达、通信工程专业的教学、科研和领导工作，为培养雷达及通信工程技术人才，开创雷达信息论科学研究，发展雷达和通信事业作出了突出的重要贡献。

（二）张直中（１９１７—至今）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雷达技术的主要先驱者；发展我国动目标显示雷达、单脉冲精密跟踪雷达、相控阵预警雷达等工程的倡导人；发展我国脉冲压缩雷达技术、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微波成像雷达技术等的学术带头人，为发展我国雷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雷达研制生产的几个重要院所

（一）江苏雷华电子技术607研究所，该所是我国最早组建的机载雷达研究所。中国第一台机载雷达的诞生地。

（二）南京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14研究所，目前是亚洲和中国最大的雷达研制基地。同时该所的技术水平和科研力量是我国雷达领域的排头兵。我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雷达都是出至14所。（战斗机雷达）

（三）上海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所，创建于1957年，是中国航空机载雷达系统的专业研究机构，主要从事航空电子和雷达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生产。（运输机雷达）

（四）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是1956年根据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和发展“无线电电子学”等新技术的四大紧急措施而创建的我国第一个综合型电子信息科学研究所。同时也是中国最早开展微波成像合成孔径雷达（SAR）及其应用技术的研究单位。现在该所致力于高功率红外气体激光理论和技术的研究，特别是高功率高重复频率脉冲红外气体激光技术的研究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反隐身机雷达技术）。

（五）西安兵器工业集团第207所。是相控阵雷达、战场车载雷达的研制基地。

（六）国防科工委直属第23研究所。（负责研究、跟踪国际尖端雷达技术）

（七）中国北方工业集团。是我国大型地面雷达研制基地。

第四篇：中国房地产业现状与未来

中国房地产业现状与未来

姓名:吕文祥

学好：200930455011班级：09自动化

摘要：近几年,我国建筑节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在建筑领域,而自在社会各个领域已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强大潮流,这股潮流正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经济增长;房地产业

现在房地产是全国乃至中央领导高度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也引起了业内外特别是学术界的争论。大家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规模是否过大；第二，冲动是否过快；第三是价格。房地产具有先于国民经济萧条而萧条，后于国民经济复苏而复苏的特点。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统计资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6—7年构成一个经济循环周期。1999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进入谷底，这标志着从1993年开始连续7年的一个完整的循环周期已经完成，从2001年开始，经济运行将进入一个新一轮的稳定增长期。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我国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的基本走势是：“十五”期间GDP的增长率在7．0％～8．1％之间，2010—2020年，GDP增长率将降至5．5％～6．6％。房地产发展与宏观经济的发展具有正相关性。宏观经济的持续发展，将对房地产业发展提供强力的支撑，有利于放大房地产上游的生产要素供给总量，并拉动房地产的终端市场需求。因此，未来几年内，宏观经济发展对房地产具有推动和拉动双重效应。

国家政策对规范房地产市场，调整市场结构与产业结构，平抑市场价格具有深远的影响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目的是完善和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进而带动我国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2003和2004年是我国房地产高速发展的两年，在这两年中房地产开发数量和投资量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商品房售价也连连攀升。为了调解市场需求和价格，两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治理和规范房地产行业的运行秩序，其中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国土资源部、监察部联合下发的《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建设部等七部委发出的《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以及央行两次上调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政策等。国家在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规范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获取开发土地，加强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完善廉租住房制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等方面进行引导和调控。

从区域经济来看，房地产业是一个区域差异巨大、级差收益明显的行业。一个区域的房地产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状况的制约。一般而言，区域经济增长是随着投资量的不断增加和需求量的持续上升发展起来的。这种投资与需求的增长，必然导致对房地产需求的增加，从而带动房地产业的相应发展。

21世纪“绿色、生态、环保、健康”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主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房子作为人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也有了更多的时代内涵——绿色健康的人居环境成为消费者购房的第一选择，低碳成为人们追求的生活方式。现在国内房地产开发是以土地为原料、以资金为动力、以时间为坐标、以销售为导向的粗放型的生产模式，这种生产模式突出表现为技

术含量低、生产过程与经营过程能耗大、追求销售速度和资金周转效率，而不是产品的经营效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带来资源的严重消耗。中国现在每年新建的房屋面积占到世界总量的50％，建筑节能减排已列入我国三大重点节能领域之一。房地产业的低碳发展，不仅是国家整体碳排放目标承诺的要求，也是行业实现创新升级、健康发展的内在需求。我们现在的房子90％左右都是毛坯房，这只是一个半成品，重复的装修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要发展低碳经济，建造低碳住宅，房地产企业需要不断地提高开发水平和质量，在户型规划设计上要做到集约和节约。提高精装修的比例，虽然资金回笼时间会比较长，但是对企业未来的发展以及对消费者都是非常有利的。精装修是对低碳的一大贡献，一套精装修的房子会比毛坯房少产生两吨的垃圾，精装修将是未来低碳住宅的发展趋势。新技术、新材料、新软件方面的科技进步，势必对建筑设计及配套设备和部品等行业带来重大影响。提高建筑科技水平，不但可以提高建筑室内的舒适程度、提高人居健康水平，而且可以节约能耗、减少环境污染和降低建筑的全寿命成本费用。同时，提高建筑科技水平可以提高项目在出售或出租市场的竞争力，以及提高企业项目自身的市场形象。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建筑科技含量势必要提高，真实的技术含量将成为市场真正的需求。科技进步刺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而新的市场需求又会反过来促进科技进步。

已经过去的10年,是中国房地产取得飞速发展和巨大成就的10年。自1998年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正式确立了房地产的全面市场化方向,计划和分配时代长期积聚的需求得到了极大释放,加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市化步伐的迈进,推动了我国房地产业的大发展,房地产规模和建筑面积逐年递增。同时,房地产市场逐步形成、完善和成熟,当前的房地产业已经发展成为包含土地、建筑、交易和金融服务的多链条、多部门的重要产业,同时房地产的投资和投机属性也已充分的显现和发挥作用。

在过去的10年中,房地产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卓着。在消费、投资和出口贸易这三大经济增长的动力中,投资和出口构成了中国增长的核心,其中房地产是投资中的重要力量。整个循环的过程是,出口形成了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解决了就业,增加了居民收入,也给国家带来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和税收收入,政府转而将这些收入转化为政府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和民生建设;实体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形成了对城市化的需求,从而推动了房地产的快速发展,进而又推动了经济的增长。所以,可以说,在“中国式增长”的动力中,出口、政府投资和房地产是三大重要力量。出口增加了政府和居民收入,政府收入用于投资,居民收入转化为储蓄和房地产需求,同时房地产又给了政府土地财政,逐步升高的房价剥夺了居民的多数储蓄,让我们这个高储蓄的国家在缺少消费时,同样能够取得惊人的经济增长。

中国的房地产似乎一直处于稀缺的卖方市场状态,即使保持了年均20%多的增长速度,但仍然难以满足不断增加的需求。原因是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的进程带动了城市的就业和人口增加,以及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加上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都形成对房地产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房地产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投资品,在房价上涨的预期下,投资和投机需求铺天盖地的进入市场。目前,投资和投机已经过度,推动房价一路非理性快速上涨,严重脱离了经济增长和人民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房价泡沫毋庸置疑,近期被福布斯列为全球六大资产泡沫第二位,其中蕴涵的风险不可小觑。

展望10年代,房地产的发展空间依然很大,我国的城市化比率和国外相差甚远,“居者有其屋”的目标远没有实现,房地产仍然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然而,当前问题的重点,是高房价的风险及其带来的一系列隐患。首先,高房价带来的资产泡沫一旦破灭,将影响房地产相关的产业链,严重影响经济增长和金融安全;其次,高房价不利于房地产的进一步发展和发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过高的价格将阻碍正常需求,不利于我国城市化推进;再次,高房价剥夺了居民的收入,不利于启动内需和消费的增长。

第五篇：中国法治的过去与未来范文

《法学》杂志1997年第8期

一、中国百年法治的反思

中国法治，当然是指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其起点，学术界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认为在1895年，有的认为在1898年，还有的认为在1901年。笔者认为，中国法治的起点应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1895－1901年期间。作为一个重大而漫长的历史事件将其点确定为一个期间也并不为过。其实，历史的真实也大体如此。在1895年，面对甲午战争中惨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中国，以康有为为首的中国知识分子1300余人发动了公车上书，掀起了民众的变法维新运动。这实际上是中国民众法治之梦的开篇，是中国启动法治建设的准备。1898年，光绪接受变法主张，颁“定国是”诏，重用变法维新人士，颁发了数十道维新法令，推行新政。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诸多方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戊戌变法”虽然仅有百日，当时也仅仅是不得已而为之，远没有在中国实现现代“法治”的明确意识，但其确实应被视为中国政治当局（官方）谋求法治的朦胧开端。1901年，中国清政府发布了“变法自强”的上谕，拟制了宪法性文件、民律草案、商律草案、新刑律、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以及关于警务、新闻、教育、金融、税制，甚至商标、国籍等方面的法规。开创了与世界先发达国家类同的六法体系，在中国法治化的漫漫征程上迈开第一步。反观百年的法治之路，笔者认为，法治发展在我国是：有制度移植，少社会根基；有机械模仿，无整体共进；有先锋引导，少民众基础。

（一）有制度移植，少社会根基从清末的法律改革以来，中国的法治发展可以说都有相当大程度的制度移植。在本世纪初的前十年，清王朝所进行的制宪修律活动，基本上是对西方法治的制度移植。不仅颁布或草拟了取法西方的六法框架（宪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或行政法），甚至移植了在当时的中国似乎没有多大存在必要的《公司法》和《破产律》等。其中的《大清监狱律草案》基本照抄了日本的监狱法，但又抄的“犹豫不决”，乃至草案内部也“相互矛盾”。辛亥革命时的“《临时约法》”将中国法治发展推进了一个新的高度。国民党政府前十年的立法，应当认为是较有成效的。其《宪法草案》（五五宪草）、《民法典》、《刑法典》、《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的草拟和颁行，为国民党政府的法治发展奠定了基础。其立法目的固然有维护国民党统治的一面，同时也还有继承中国法律传统，吸收西方先发达国家立法成果，实现中国法治（国民党政权所追求的法治）的另一面。其后，国民党政府法治的发展概莫能出其左右。

从清末到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结束为止，应当说，中国向西方移植的法律法规已经不少了，而且经历了至少半个世纪，为什么在中国还未建立起真正的法治呢？

笔者认为，真正法治的建立，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综合发展的顺理成章的结果，而不是靠简单的模仿、抄袭就能成功的。中国之所以长期未能建立起真正的法治，关建就在于，当时的中国缺乏建设法治的社会根基。从经济上看，中国的经济一直是农业经济、自然经济，而不是作为法治基础的民主政治；从文化上看，中国的封建文化，集权、特权、宗法等的传统观念没有被摧毁，民主、自由、平等等的社会文化尚未形成，而现代法治却是以民主、自由、平等等为文化、思想基础的。

（二）有机械模仿，无整体共进

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本着师夷自强、与万国同制，赶上先发达国家的理念，谒力学习西方列强。或是在法律规范上抄袭，或是在法治组织上模仿，不一而足，但终未能建立起中国先进分子所期望的那种法治。这又是为什么？

笔者认为，法治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由法治原则、法治制度、法治组织、法治观念、法治过程共同构成的整体；是一个由合乎法治要求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共同构成的整体，甚至是法治内部各元素及其整体与社会协调统一的整体。它需要各个要素的共同作用和有机协调。任何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发展，都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法治。法治发展过程应是其内在各要素的整合发展过程，是其内在各要素的一体化共振共进过程。法治是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系统，不是简单的机械仿就可以建立的。通观中国近百年的法治建设不能不说，缺乏整体共进，是中国法治未能达到理想目标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有先锋引导，少民众基础

中国法治的百年发展都是由先锋引导得以推进的。其引导的历史可以作两段来分析。

前50年（1949年前），中国法治的发展基本上是“以学为先，以官为主”的。在中国法治建设之初，首先是由康有为、梁启超、文廷式等学者率先倡导，继而为君主所看中的。然而真正从事法治建设的并不是学者。因为中国学者无权从事法制改革，无权将西方的法律制度引入中国。当时的官方亦无今日的“西化”之累，他们可以大胆地“西化”。法治，应当说是西风东渐的。没有官方参与，封建的法制改革根本就无法进行。“以学为先，以官为主”的模式一直延续到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结束。

后50年（1949年）又可以分作两部来考察。在前期的近30年（1949－1978年）的时间中，可以说是“以学为主，以官为否”，意即，主张“法治”的基本上是学者，而“官方”则基本上是否定法治的。在后期近20年的时间中，可以说是“以学为先，官学互动”。主要表现在，在本世纪的80年代初，中国的法学家们就已公开而较深入地研究、探讨了现代法治，并且历久不衰，千方百计地通过为国家领导人上法制课等形式，引导国宵领导人实行“法治”。这对于国家领导人主张法治，并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目标写进国家和社会

三、中国法治发展的历史进程

我国正在进行的法治建设，也就是市场经济下的法治建设。它已经经历了怎样的历史阶段，还将怎样发展，现在我们处在怎样的历史环节，这些都是我国法学界正在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市场经济下的法治建设已经经过了准备、起步，正处于从起步走向形成之间，必将由形成走向完善。

（一）准备（1978──1993年）

我国法治建设开始准备的时间，也许可以定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也许可以定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或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笔者认为，应当确定在1978年3月我国1978年宪法的公布。因为法治准备的开始应当以足以代表法治萌动的根本性法律的产生作为标志。1978年宪法明确了我国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强调了必须发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1978年宪法的这一特征，不能表明其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但是它为社会主义法治作出了经济、政治、法制三方面的准备。

随后，到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社会主义法治的准备得到了党的政策的升华。这次会议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果断地停止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党史誉之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起点”。这交会议使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被进一步确立。

1982年宪法及其1988年宪法修正案就是这一准备阶段法治发展状况的标志。从经济制度的角度看，它为市场经济的提出及其法治建设进行着准备。这部宪法它从根本大法的角度确立了这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与此相适应，它还具体确认了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在这国经济体制在的一位和作用。从政治制度的角度看，它也为市场经济的提出及其法治建设进行着准备。这部宪法扩大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与组织，加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赋予了省级人大及其常设机构的地方性法规制定权；规定了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制和限任制，等等。

从1978年 3月开始准备，到1993年开始起步，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准备阶段历时15年整。

（二）起步（1993──2010年）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起步点在哪里，也许可以将其确定在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也许可以将其确定在1993年

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的产生。笔者认为，将其确定在1993年

3月的宪法修正案公布为宜。因为没有这一修正案，中国社会还不能说就开始了真正的法治──市场经济下的法治建设。这一修正案将宪法原有第15条关于计划经济的规定，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作法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从而启动了中国市场经济及其发展中的法治建设。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从党的政策上进一步深化了上述宪法修正案。它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法制建设。它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要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做到改革开放与法制建设的统一，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法制建设的目标是：遵循宪法规定的原则，加快经济立法，进一步完善民商法律、刑事法律、有关国家机构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本世纪末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改革、完善司法制度和行政执法机制，提高司法和行政执法水平；建立健全执法监督机制和法律服务机构，深入开展法制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在法治建设起步后的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明确指出，到下世纪初要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又再一次肯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社会理想。党的国家领导人认识到并明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方针（见《人民日报》1996年2月9日）。法治的目标意义更加突出。

（三）形成及其完善（2010年──）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将于何时形成，这是中国法学和法律工作者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都十分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要确定其形成的时间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列出绝对准确的时间表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因为法治发展的进程要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一个偶然的重大因素甚至可以使法治发展受阻或搁浅。笔者所拟的2010年这一时间，是以我国目前的法治状况、可能的正常速度、市场经济发展预期进程，以及我们党和国家的社会发展目标来确定的。实际上只能说是一个计划中的时间表，其实际状况如何，还有待历史发展予以说明。

社会主义法治形成以后，还有一个长期的发展完善过程。这个过程与社会主义社会并存，并在社会主义社会在不断重复“从相对的不完善到新的再完善”的过程，直至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建立。随着共产主义社会的来临，社会主义法治也就辉煌而终。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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