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美古代廉洁清官的对联

第一篇：赞美古代廉洁清官的对联

赞美古代廉洁清官的对联

历代清官为官清正，大义凛然，具有感人至深的人格力量。有的对联佳作是对他们的褒扬，有的对联佳作是他们创作和留下的精华，这些都是他们高尚人格的反映，光彩照人，流传千秋，回味无穷。

南宋余玠，曾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有军政大权。他到任后，就在行署大门自题对联： 一柱擎天头势重； 十年踏地脚跟牢。

横批“靠实功夫”。这是一副对联，这是一篇用文字叙述的简洁明了的就职演说。强调为官一任，责任重大，非同儿戏，不敢掉以轻心。苦干十年，争取交给人民一份满意的答卷。明代况钟，字伯津，江西靖安人。任苏州知府十三年，刚正不阿，执法如山，勤于吏治，廉洁奉公。上任以后，清理积案，平反冤狱，除暴安良，深受百姓爱戴，是历史上著名的清官。他死于苏州任上，归葬靖安故里。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在他墓后的清风亭上镌刻了一副对联： 一肩行李，试问封建官场有几？ 两袖清风，且看苏州太守如何? 两句对联，两句疑问，读后发人深思。

清朝嘉靖年间有位清官藩司参议钱显，他在任上时，令所属官衙都要贴上对联：

要一文，不值一文，难欺吏卒； 宽一分，民爱一分，见佑鬼神。

上联告诫官员人格与贿赂是不可兼得的，鬼神和民众是无法欺骗的，下联告诉官员对民宽爱，民敬官员，鬼神保佑，官运长久。

明代弘治年间吏部尚书王恕，为官清廉，任人唯贤，曾题联悬于吏部大堂：

仕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仕于外者，以苞苴人都为羞。

羞耻观念常挂于心，藉以自律，藉以警世。

清代余小霞为官清正，深受人民敬仰。他的诗写得好，对联也写得很不错。他任三防主簿时的在衙门里撰写了一副对联： 与百姓有缘，才来此地； 斯寸心无愧，不鄙斯民。

珍惜官位的来之不易，珍惜民众期盼之情的难得，应勤政爱民，做到问心无愧。他还为桂林知府的仪门撰写了一副对联： 此是公门，裹足莫干三尺法； 我无私谒，盟心只凛一条冰。

告诫官民知法守法，莫作非分之想。表明心迹，不存苟且之心。

清代宁波府郡署有一任太守写过一副流传久远的对联： 念厥职非轻，休戚与六邑相关：曰慎，曰清，曰勤敏； 求斯心可问，是非唯群言是度：不宽，不猛，不因循。太守忠于职守，严于律己，谨慎行使手中权利的清官廉吏形象，跃然纸上，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

清代潘先珍，他为官清正廉明，被当地百姓称为“青天”。他在任蓬溪县令时，在县衙三堂曾自题一联： 扣心自惭兴利少 极目只觉旷官多

他反省自己，兴利太少。发出感叹，旷官过多。古人有如此境界，实在难得。

清代余云焕所撰在与义府撰写了大堂联： 不要百姓半文钱，原非异事； 但问一官二千石，所造何功？

告诫官吏，清正廉洁非异事，责问官吏，自身俸禄从何来？看似平常，却颇具深意，耐人寻味。

清代山东金乡县令王玉池曾撰写对联警醒自己，言词恳切，颇为感人：

眼前百姓即儿孙，莫言百姓可欺，当留下儿孙地步； 堂上一官称父母，漫说一官易做，还尽些父命恩情。清代武承谟为无锡县令，在接印前一日就悬挂了对联，这是安民告示，这是施政纲领。衙前照壁上的对联是： 罔违道，罔怫民，真正公平，心斯无怍； 不容情，不受贿，招摇撞骗，法所必严。悬挂在大堂上的对联：

人人论功名，功有实功，名有实名，存一点掩耳盗铃之私心，终为无益；

官官称父母，父必真父，母必真母，做几件悬羊卖狗的假事，总不相干。

清代清官的赵慎畛，在桂林府衙撰写的对联，表达了他其克已奉公，廉洁奉公的决心：

为政不在言多，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

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

河南内乡县衙大堂楹联，把贪污害民提高到欺天负国的高度，真是掷地有声，充满正气： 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 ； 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

清代张鼎任徐州兵备道，统兼军事、航运、海防，权势极大，但他手握重权不专权，巧妙地以对联的形式表明心迹，自己决心官清似水，为民作主：

地当黄运之中，水欲治，漕欲通，十里河流，涓涓都从心上过；

官作军民之主，宽以恩，严以法，一方士庶，笑啼都到眼前来。

清代古文学家吕璜遭冤狱十五年，昭雪后任浙江庆元县知县。他在大堂撰写对联：

我也曾为冤枉痛入心来，敢糊涂忌了当日? 汝不必逞机谋争个胜去，看终久害了自家。

以自身经历举例，告诫法度的森严，执法的公正，立志当官不糊涂，秉公办事，不徇私情。

清康熙年间，史书上称赞徐士林“治狱如神，多决疑案”。任皋司时，在大堂自题楹联： 看阶前草青苔绿无非生意 听墙外鸦啼鹊噪恐有冤魂

对联情景交融，借景抒情，向民众表明自己的决心，体恤百姓，断案精细，杜绝错案冤狱的发生。

中国古代清官对联佳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精品，艺术纯熟，精巧别致，寓意深远，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欣赏这类充满正气的对联，能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让人警醒，让人沉思。欣赏清官对联，既是一种精神享受，也是一种思想领悟。一举多得，弥足珍贵。今天阅读和欣赏这些对联，也不无裨益。

第二篇：古代清官自勉联

古代清官自勉联

古代官员没有发表施政演说的习惯，也没有报刊杂志发表长篇文章的地方，因此从宋代起就开始在官署衙门撰题对联，以表明自己的官风、心迹，对施政纲领，对建立威信、贯彻政令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一副对联言简意深，不但醒目，还可久存，此举至明代就已多见，到清代则几乎成了各级官衙普遍的故事了。在古代封建社会，吏治败怀，贪污成风，难免有口是心非之徒，但也不缺洁身自好，廉洁自律的官吏，并留下许多廉政佳联。

一肩行李，试问封建官场有几？

两袖清风，且看苏州太守如何？

这是江西靖安县况钟墓后清风亭一副对联。况钟（1383-1443），字伯津，江西靖安人。任苏州知府13年，刚正不阿，执法如山，勤于吏治，廉洁奉公。上任之初，即清理积案，平反冤狱，除暴安良，深受百姓爱戴，是历史上著名的清官。他死于苏州任上，归葬靖安故里。上联中的“一肩行李”，化自况钟离开苏州赴京时写的诗：

检点行囊一担轻，长安望去几多程。

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同盟。

在贪污纳贿盛行的封建社会官场中“检点行囊一担轻”，是极为少有的。下联中的“两袖清风”，谓居官廉洁，除两袖清风以外，别无长物，典出都穆《都公谭纂》卷上：“于少保（谦）尝为兵部侍郎，巡抚河南，其还京日，不持一物，人传其诗云：绢帕麻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闾阎，借指平民。况钟自己也在“赴京诗”中写道：

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绵。

惭愧士民相钱送，马前洒酒泪如泉。

此联语朴实无华，极切亭名“清风”二字，高度概括赞扬了况钟清正廉明的高贵品德。并劝戒后来为官的人们。

张伯行，仪封人，仪封即今焦裕禄任过县委书记的河南兰考县。康熙二十四年（1685），他24岁考中进士，以内阁中书任用，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看中他很有才干，便派出搞黄河修治工程。他通晓河务，督修堤岸二百里，走马上任，正逢荒年，他倾家财运粮救济灾民，并载数船棉衣，粮钱分发给冻馁户。康熙皇帝南巡，驻跸江宁，赞扬张伯行是“江南第一清官”，即升拔为福建巡抚，后转任江苏巡抚。任巡抚时，他发布一份安民告示，叫《禁止馈送檄》，全文如下：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

一厘一毫，民之脂膏。

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

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

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文字简洁，琅琅上口。张认为当官不能牟取白姓一丝一粒、一厘一毫、一分一文不义之财。数量虽微也是民之脂膏，虽说交际是人之常情，来路不干净也伤廉耻。所以禁止馈送。比张伯行更早，明朝嘉靖年间有位叫钱显的藩司参议，便令所属官衙都要贴如下的对联：

要一文，不值一文，难欺吏卒；

宽一分，民爱一分，见佑鬼神。

上联直刺那些爱钻钱眼的贪官污吏；下联则说明官爱民与民爱官的关系。

《七修类稿》载明代弘治年间吏部尚书王恕，为官清廉，任人唯贤，曾题联悬于吏部大堂：

仕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仕于外者，以苞苴人都为羞。

“馈遗”、“苞苴”均指贿赂。此联告诫人们，切莫以贿赂买官卖官，并以此自律。

清代余小霞不仅很会写诗，而且很是清廉，深受人民喜爱。他任三防主簿时的衙联为：

与百姓有缘，才来此地；

斯寸心无愧，不鄙斯民。

他为桂林知府写的仪门对联也很有名：

此是公门，裹足莫干三尺法；

我无私谒，盟心只凛一条冰。

那些想循私舞弊的人见此，免不了要心寒腿软。

为官者，责任重大，南宋有个余玠，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有军政大权。他一到任，就在行署大门自题对联：

一柱擎天头势重；

十年踏地脚跟牢。

横批是“靠实功夫”。对联表明他肩负重任，脚踏实地，以十年为期，治安全蜀的决心和意志。

清代宁波府郡署有一任太守写过如下的对联：

念厥职非轻，休戚与六邑相关：曰慎，曰清，曰勤敏；

求斯心可问，是非唯群言是度：不宽，不猛，不因循。

表示了自己重职守、勤政事、兴群言、慎举措的作风。

为官者，应爱民如子，关心百姓疾苦。清代画家郑板桥，早年生活贫寒，四十九岁时，当上了山东范县知县，五年后又调任潍县知县。他自己表白，当官是想“得志加泽于民”，他经常穿着布衣，到乡村田间关心农作，他不摆官架子，以至老人们和他见面时，还不识他是知县。六十一岁愤而罢官，去官的那一天，百姓遮道挽留，家家画象以祀，并为建生祠。离开县衙门，两袖清风，两书夹板，一具阮弦，就是他全部财产。正如他在一幅画竹题款中写道：“乌纱掷去不为官，囊囊萧萧两袖寒。”他喜欢画竹，在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题款曰：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这幅画是送给大官的，劝告做官的应该时时刻刻想到百姓的疾苦。

清代潘先珍，任蓬溪县令时，在县衙三堂自题一联：

扣心自惭兴利少，极目只觉旷官多。

他扪心自问，觉得为民兴利太少，深感惭愧；同时，又看到不为民办事，甚至鱼肉百姓的官吏太多，警戒自己不做旷官。由于他为官廉明，被当地百姓称为“青天”。

清代余云焕所撰与义府大堂联，也是以联告诫，联曰：

不要百姓半文钱，原非异事；

但问一官二千石，所造何功？

此联告诫官吏，不拿百姓半文钱是起码的为官之德，并非什么特殊的事迹，更重要的是要问一问享受着国家的俸禄做出了什么政绩，也就是说不光要廉政，还要勤政，要有功于民。

清代山东金乡县令王玉池这样提醒自己：

眼前百姓即儿孙，莫言百姓可欺，当留下儿孙地步；

堂上一官称父母，漫说一官易做，还尽些父命恩情。

如清代武承谟任无锡县今，在接印前一日就悬挂了四副对联作安民告示。其中衙前照壁上的是：

罔违道，罔怫民，真正公平，心斯无怍；

不容情，不受贿，招摇撞骗，法所必严。

大堂联为：

人人论功名，功有实功，名有实名，存一点掩耳盗铃之私心，终为无益；

官官称父母，父必真父，母必真母，做几件悬羊卖狗的假事，总不相干。

这些对联语露冷锋，话带刀音，好人感到快意，歹徒觉着无情，联语一贴出，“四乡人皆聚观”，“时先声所夺，平日绅衿之出入县庭者，皆悚息危惧，右避至他省者”。

清代清官的赵慎畛在桂林府衙所写对联，更是表达了其克已奉公廉洁的决心：

为政不在言多，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

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

河南内乡县衙大堂楹联更可谓掷地有声，把贪污害民提高到欺天负国的高度。其联曰：

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

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

清代张鼎任徐州兵备道，统兼军事、航运、海防．权益极大，他的道署对联就是要表明自己官心似水。对联写得也很艺术：

地当黄运之中，水欲治，漕欲通，十里河流，涓涓都从心上过；

官作军民之主，宽以恩，严以法，一方士庶，笑啼都到眼前来。

当官常法严法慎。清代古文学家吕璜遭冤狱十五年，昭雪后任浙江庆元县知县。他的大堂对联立意是：我不判错案，你也别错告人：

我也曾为冤枉痛入心来，敢糊涂忌了当日？

汝不必逞机谋争个胜去，看终久害了自家。

清康熙年间，徐士林任臬司(相当于高级法院院长)时，在大堂自题楹联：

看阶前草青苔绿无非生意；

听墙外鸦啼鹊噪恐有冤魂。

此联意思说：看到院里草木春浓，要惦记百姓生活的安定；听到墙外鸦鹊啼叫声；要想到是否有错案冤狱。由于他体恤百姓，断案精细，史书上称赞他“治狱如神，多决疑案”。

往事越千年，但今天官员腐败案件时有所闻，远华走私案、胡克杰、胡长清受贿案……一件件触目惊心，我们编缉佳联不是在提倡学古人，而是借鉴与告诫，当你走在平坦大道上要谨慎小心。唐代杜荀鹤《泾溪》诗云：

泾溪不险人竟慎，终岁不闻倾覆人。

却在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

这首诗虽说是写溪水，但给为官者也是深刻的启示。

第三篇：古代“清官文化”的启示

古代“清官文化”的启示

包拯、海瑞、于成龙、张伯行、张养浩„„这些古代清官，既给一代又一代人留下难以释怀的廉洁情结，也启发人们思考这样一条千古不变的历史规律：官员清廉则国运兴盛，官员贪腐则国家败亡。对任何一个政权来说，如果不解决官员的贪腐、奢靡、纵欲、享乐问题，必然会导致国将不国。

清官之念

长期以来，在古代史料典籍的文字中，在千千万万的百姓心中，对官员都有这样一种理想期盼：他们心中装着百姓，恪守着“清、勤、慎”为官箴言；他们公正无私、廉洁自律、大义灭亲；他们为了百姓，不惜丢掉乌纱帽，自毁锦绣前程，敢与贪官污吏、豪强权贵做斗争；他们不惜牺牲身家性命，犯颜直谏，抨击皇帝的误国政策、荒唐行为„„这就是历史上的清官，百姓心目中的好官。

从历史上看，“清官”一词出现的时间要比“循吏”“良吏”“廉吏”等词汇稍晚一些。最早见于《晋书?何遵传》中：（何嵩）“宽弘爱士，博观坟籍，尤善《史》《汉》，少历清官，领著作郎。”清官是中国话语中的一个特有概念，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特有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是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土壤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是受宋元民间清官文学的影响，由民间用语转而被吸纳至官方法律文书中的。

那么，清官（好官）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官才能算得上是一个清官呢？应该说，不同时期衡量清官标准的侧重点是各不相同的。在崇尚法家政治的战国、秦及汉初，“守法”是最主要的好官标准。汉代中期以后，推行教化又成为好官的标准。但是，教化的成效往往很难考核，所以从三国末年开始，“清、慎、勤”成为衡量好官的标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严于律己、鞠躬尽瘁、言传身教、秉公执法、公正不阿、犯颜直谏„„都是用来形容清官形象和品行的。

在奉行官本位思想的封建社会，“清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官德与廉政文化的重要内容。时光荏苒，时移世易。近代中国，经历了百年的沧桑，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内容逐渐式微甚至消亡。然而，“清官文化”却是长兴不衰。在反腐败斗争日渐深入的今天，报刊上在宣传清官，影视剧在热播清官，老百姓也在热切地呼唤清官，充分显示着“清官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表达着中国人心中浓厚的清官情结。

清官之德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儒家思想是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也是其治国理政的基本路径。

儒家主张以德治国。早在三千年前，周公就提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思想。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同时，儒家还主张以德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庸》）。儒家文化向来重视个人的道德操守。“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等，这些思想构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传统文化中最闪光的思想内容，也是传统“清官文化”的基因与来源。

清官之德，核心在“清廉”二字。三国时期的司马懿说，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清廉”是为政的首要前提。

一方面，“清廉”乃为政之本。“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汉书?宣帝纪》），“廉非政之极，而为政必自廉始”（《揭溪斯全集》第三卷）。可以说，官廉则政举，官贪则政危。

另一方面，“清廉”是士君子之大德。“理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宝也”（《臣规?廉洁》），“士之不廉，犹女之不洁。不洁之女，虽功容绝人，不足自赎。不廉之士，纵有他美，何足道哉”（《西山政训》）。可以说，为政清廉，不以权谋私、不贪污受贿、廉洁奉公都是清官必备的品德。

清官之行

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官吏贪污腐败是官场上的一种常态，但也不乏一些品行高洁、为人正直、处事公道、不贪不虐的清官。像西门豹、赵广汉、黄霸、徐有功、狄仁杰、包拯、况钟、海瑞、袁可立、于成龙等人。他们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铸就了人“清”、官“清”、政“清”、国“清”、民“清”、风“清”的青天寰宇。

北宋时期的包拯，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家喻户晓。明朝的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清代的于成龙，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而蜚声朝野。他天南地北，宦海沉浮20余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他的清操苦节享誉当时，卒后，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

这些清官，他们做官“清廉”，不只是为了人生的点缀和粉饰；他们做人“刚正”，不只是为了做官的荣誉和名声。他们将“做人”和“做官”融为一体、贯通一片，在“做人”中完成“做官”的责任和义务，在“做官”中完成“做人”的本性和尊严。

清官之思

古代“清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弥足珍贵的思想宝库，可以为当代廉政文化理论建设提供充分的思想支持。魏徵“犯颜直谏”、包拯“秉公执法”、范仲淹“刚正不阿”、司马光“直言正论”、海瑞“两袖清风”、于成龙“铁面无私”、张养浩“宁屈官宦，不曲小民”„„这些古代清官们所展示出来的是中华民族的魂魄和中国古代官员的铮铮铁骨，已经渗透到“清官文化”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官德的建设。

总书记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我们应该加强对“清官文化”的研究，借鉴传统“清官文化”中的合理因子，弘扬“清官文化”中积极健康且符合时代精神的东西，大力宣传清官的清廉思想和事迹，对于在全社会形成反贪倡廉的社会风气，促进廉政文化建设大有裨益。

清官是人治社会的产物，“清官情结”反映出的是老百姓的一种期盼。正是因为清官具有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所以，若把社会治理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清官身上，那是根本靠不住的。我们进行反腐倡廉建设，法治和制度建设是根本。

为此，一方面，必须大力加强法治建设。“法者，国之权衡也。”（《商君书?修权》）在现代法制社会里，人们依法办事，借用法律保护自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无须乞求于“清官”的庇护。过分强调清官政治，既不利于法制建设，也与民主精神根本相悖。实现国家廉政治理的现代化，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通过法度来震慑和要求官员，使其“不敢腐”。

另一方面，必须在健全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健全各项法律法规制度，是遏制腐败、铲除腐败的根本出路。加快形成“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钱”的机制，堵塞各种制度上的漏洞，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遏制腐败产生的源头，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官员“不能腐”。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第四篇：说说古代的清官

说说古代的清官

发布时间：2009年08月13日 10:49 作者：王春瑜

翻翻二十四史，人们就会明白，有名有姓并且货真价实的清官，不过几十位。明末清初优秀的文学家、史学家张岱，在所著《夜航船》卷七“清廉类”中，扳着指头数了很久，也不过找出４０位清官。物以稀为贵，况人乎！这些清官的相关事迹，大部分都很感人。如北齐彭城王高攸自沧州召还，老百姓纷纷拿着食物欢送他，说：“您在沧州，只饮这里的水，从未尝过百姓的饭菜，今天我们谨献上粗茶淡饭。”高攸很感动，但也仅吃一口，不愿占百姓的便宜。又如隋朝赵轨在齐州做官，后入京，父老送别，说：“公清如水，请饮一杯水，以代替我们献钱。”赵轨愉快地一饮而尽。上世纪８０年代，有一出京剧《徐九经升官记》，后拍成电影，轰动一时。徐九经是确有其人的。他在江南句容当县令，任满后调走，百姓恋恋不舍，说：“公幸训我！”徐九经答道：“唯俭与勤及忍这三个大字。”他曾经在大堂上画了一棵菜，上题“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无此味。”徐九经走后，百姓将他画的菜刻在石上，并写下“俭、勤、忍”三字，称为“徐公三字经”。这三个字，在中国政治史上实在是可圈可点的。不能甘于清贫淡泊，就当不了清官。

战国时魏国的邺令西门豹，“清克洁懿，秋毫之端无私利”（《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真是难得。他的治水投巫、破除“河伯娶妇”恶俗的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批鳞直夺比干心，苦节还同孤竹清。龙隐海天云万里，鹤归华表月三更。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草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二引《座右编》）这是明代苏州人朱良写的歌颂海瑞的诗，与一般颂诗，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因为：万历十五年（１５８７）十月，７４岁的海瑞以老病之身卒于官舍后，他的同乡苏民怀检点其遗物，只有竹笼一只，内有俸金八两，旧衣数件而已。时人王世贞以九字评之：“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明·周晖：《金陵琐事》卷一）朱良亲睹海瑞如此简朴的行囊，以及士大夫凑钱为海瑞买棺的情景，感慨万分，惟恐后世人不相信有这等事，特地写下这首吊海瑞诗，以期与山河作证，让海瑞的两袖清风长留人间。事实上，海瑞生前俭朴到一般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的私章用泥巴刻成，夏天睡在一张破席上，盖着夫人的旧裙，以至有道学家攻击他作“伪”，这无疑是对海瑞的污蔑，这种人是无法理解海瑞的。

清官少的原因之一，是难过家庭关。清官张玮曾经慨而言之：“为清官甚难！必妻子奴仆皆肯为清官，而后清官可为，不然则败其守矣。”（清·余怀：《东山谈苑》卷三）难得的是，张玮家人都理解他、支持他。张玮病死于京师后，其棺运抵毗陵（今常州），因无钱下葬，只能停于荒寺。家中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其妻患病，无钱抓药，后竟饥寒而死，令人无限感慨！显然，清官赖以生存的小环境至为重要，亦即妻儿、部下是否贪心。若老婆、孩子成天念叨好吃好喝、穿金戴银，并与他人比较，说某某仅为七品小官，现已置下绸缎铺、木材行；部下动辄说有权不用，过时作废，过了这村，便无此店，赶紧能捞则捞，反正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天网虽大，毕竟多漏。试想，在这样的小环境下，为官欲冰清玉洁，又谈何容易！张玮说的“为清官甚难”，实在是肺腑之言。

惟其如此，明代清官江一麟夫妇相规的事迹，很值得称道。江一麟是婺源人，在地方做官有廉声，被调至京中任部郎。将北行，他取出俸银十两，令州民赵锷修船。及登舟，见修理一新，问花了多少银子？赵锷说１０两。江一麟不信，认为１０两银子不够，便暗查各色工匠费，实际上花了２０多两银子。于是又取银６两，扇子３０把，墨２斤，折银４两多偿还。赵锷不肯收，但因江公坚持，只好收下。江夫人一向贤惠，谓公曰：“既知１０两，即当如数偿之，而则以扇墨酬其劳可也，何必又用这些折银？”江公不禁脸红，赶紧又补了４两银子，赵锷更加不敢收下。江公生气地说：“乃使我不如一妇人耶？”清初作家龚炜对此评曰：“予以公之偿锷已足，夫人犹以为歉，公以夫人之语，而犹以不如妇人为嫌。其平日之善善相规，施德于民者尽哉！”（清·龚炜：《巢林笔谈》卷二）笔者认为，这个评论是公允、深刻的，因感慨于此也写过一首打油诗：妻贤淡泊在陋巷，居家严分公私账；后院倘若有贪婆，清官肯定无指望！

正因为此，不甘沉沦于腐败泥淖的清官，不得不挖空心思安抚子女。明代前期陕西山原人王恕，历任刑部侍郎、左都御史、吏部尚书等职，掌权５０余年，寿至９３岁。他为人刚正清严，始终一致。他的儿子见他两手空空，面露难色。王恕对他说：“你怕穷是不？咱家历来有积蓄，不需要做官时像粮仓里的老鼠那样。”他引其子到后宅，指一处说：“这里是藏金的地方，有一窖金。”指另一处说：“这里是藏银的地方，有一窑银。”他死后，其子去挖掘，“皆空窖也”（明·李中馥：《原李耳载》卷上）。王恕为保持清廉品节，可谓煞费苦心。事实上，历史上的著名清官，其妻、子无一不是甘于清贫者。

清官的精神风貌，还不止于清廉自守。他们不惜丢掉乌纱帽，毁了所谓锦绣前程，甚至不惜牺牲身家性命，与贪官污吏、豪强权贵抗争；更有甚者，则敢于犯颜直谏，抨击皇帝的误国政策、荒唐行为，这又多么需要无私无畏的勇气啊！如宋代的包拯，在仁宗提拔张贵妃的叔叔张尧佐时，上殿直谏，“反复数百言，言吐愤疾”，溅了仁宗皇帝一脸唾沫星，直到皇帝将错误任命“罢之”为止。（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一）包拯如此刚正不阿，难怪当时京师吏民畏服，称颂“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又如明代，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不断加强，皇帝被进一步神化，导致君臣隔阂，大臣见皇帝，竟以召对为可怪，一逢召对，便手足无措，只知道连呼万岁，赶紧磕头。而至明中叶后，某些大臣觐见时简直如坐针毡，甚至吓得当场昏死过去，大小便失禁。（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但是，偏有不怕死的清官，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批所谓龙（皇帝也）身上的逆鳞。海瑞骂了嘉靖皇帝后，备好棺木，诀别妻子，准备慷慨赴死，已为人们熟知；天启二年（１６２２）四月，御史帅众在奏疏中竟然敢于说“内外朝万岁呼声聒耳，乃巫祝之忠”，这又需要何等的胆识！果然，皇帝阅疏后大怒，说“帅众不许呼朕万岁，无人臣礼！”（明·叶向高：《蘧编》卷十二）幸亏首辅叶向高多方保护，帅众才幸免于难。这种大无畏的气概，是“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的生动表现。封建社会的官吏，几乎无官不贪，枉法者不可胜数。海瑞等人能不贪赃枉法，仅此一条，已堪称出污泥而不染，足可流芳百世了。

现在，中国历史已进入２１世纪。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历史上的清官，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当百姓手中无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时，才会在绝望中盼救星，呼唤青天大老爷能爱民如子。然而，最好的清官仍然是老爷，最好的百姓不过是儿子。什么地方百姓大呼包青天之日，一定是他们已经被侮辱、被欺凌之时。清官是封建时代茫茫黑夜里的昨夜星辰，他们绝不代表未来。在健全的民主、法制社会里，人们凭借民主和法律来保护自己，而无需乞灵于清官。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才是我们不懈的呼唤！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第五篇：古代反腐倡廉及清官的故事

文章标题：古代反腐倡廉及清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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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重典治吏”与当代反腐败斗争

贪污腐败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问题，自从文明社

会诞生以来就一直困扰着人类。倡导为政清廉，惩治贪污腐败是中国历代王朝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反贪立法的着眼点，由此形成了我国古代丰富的反贪法律史料。其中，尤以明太祖朱元璋的“重典治吏”对我们今天反腐败斗争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一、朱元璋“重典治吏”的措施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总结了元朝败亡的教训，认为纲纪废弛，官吏放纵，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了农民大起义，这是元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为此，他极力主张“立国之初，当先正纲纪”，用重典惩治“奸顽”。他曾说：“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基于这样的认识，“重典治吏”成为明代特别是明初为政、立法的指导思想。

朱元璋认为吏治腐败是严重弊病，“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因此，明初治吏的重点在于惩治贪官污吏。“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冒，重绳赃吏。揭诸司犯法者于申明亭，以示戒”。《大明律》沿用了唐律“六赃”的规定而略有改动。“明六赃”为：监守盗、常人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窃盗和坐赃。以“监守盗”取代唐律“受所监临财物”而正式列人“六赃”，说明明律加强了对主守官吏凭借职权侵吞国家各项钱粮之类贪污犯罪的惩罚。其他如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坐赃也是为惩治赃官而设置的罪名。《刑律》为《大明律》的主体部分。其中专设了“受赃”门，规定犯“枉法赃”，官“八十贯，纹”，吏“一百二十贯，绞”。犯“不枉法赃”至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三千里。同时规定：“凡监临官吏挟势求索借贷所部内财物者，并计赃准不枉法论，强取者准枉法论，财物给主”。若是执法御史及督抚这类的“风宪官吏”犯赃，加二等治罪。犯赃官吏，官除名，吏罢役，永不叙用。至于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的贪污行为，明律规定“并赃论罪”，并于犯官右小臂刺“盗官钱(粮)”字样，耻辱终身，赃四十贯处斩。明律对官吏索贿也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此外，明律还规定了对负有监察之责的都察院、监察道、在外按察的御史之官贪赃枉法的，要加重处罚。

为了对贪官形成更大的威慑力量，明太祖朱元璋大量滥用律外重刑，刑罚手段令人发指。他下令各州县设立“皮场庙”，在众人围观之下活剥贪官的皮，然后实之以草，制成人皮草袋悬挂在官府门前，以示替戒。有人统计，仅《明大浩》载有案例的156个条目中，治吏者有128个，其中惩治贪赃官吏者占43个;多属于“株连人数多，且道杀最厉害的案件。”《明大浩初编》规定，官吏“贿路出人，致令冤者不伸，枉者不理，虽笞亦坐死”，《大浩三编》规定，官吏受赃而纵囚徒者，“本身处以极刑，络没家产，人口迁于化外。”此外，明太祖朱元璋还允许人民对“巧立名目，害民取财”的省、府、州、县官吏，“连名赴京状奏’，力图借民众力监戒和惩治贪官。洪武年间，仅贪污秋粮一案，贪官“系死者，数万人”。为加强监察杜绝贪奸之路，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把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负责纠察百官并随时检举弹劾。朱元璋还设立巡检司和锦衣卫，遍布全国各地，广布耳目，访察贪廉，要求百姓举报，从而使一大批贪官受惩。朱元璋严惩贪官污吏不分亲疏，他下令凡贪官污吏都要治罪，不容宽待。明初有人检举他的侄儿朱文正违法乱纪，朱元璋立即罢他的官。他的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出使办事时私贩茶叶，朱元璋下令依法把他处死。朱元璋“重典治吏”的政策对肃整吏治、缓和社会矛盾、恢复发展经济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朱元璋“重典治吏”的弊端

尽管朱元璋的重典治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依托王权与专制制度，严法整治贪官赃吏，只可收一时之效，无法从根本上杜绝。明代虽有完备的廉政法制，还有系统的监察制度，但是，推动整个政治体制运作的最高权力（皇权）却不受任何制约。所以，廉政建设往往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腐败的滋生蔓延也就成为必然的事情。清代学者赵翼对宋代惩治赃吏的总结同样适用于明朝。赵冀说：宋太祖的严法治赃吏，到太宗时，“法令犹未弛”，但已出现“骶法(枉法)曲纵”的现象；真宗时，则“比国初已松弛矣！”到了理宗时，“已为具文，而官吏之睃削如故也。”总之，越是到后期，越是不能贯彻反贪立法的基本精神，越是不能惩治贪官污吏，社会也就越黑暗，这就是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通病，无一例外。因此，“重典治吏”可能会在一时起到一定效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