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旧制度与大革命PDF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解读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在原有的封建制度崩溃之时，因并未带来革命预期的结果，而致使执政者与民众间的矛盾公开化，社会动荡愈演愈烈。看这本书的原因，是处在中国反腐浪潮风口浪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想推荐的，虽然是一名工科研究生，我却明显的感受到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特别是托克维尔对于法国大革命背景和旧制度的分析有其独到的视角，改变了我对革命的看法。为什么法国的封建权利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令人民感到厌恶？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是在封建势力对人民压迫最轻的地方发生的？
关于大革命的重新解读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我看来并不是一本历史书。显然，托克维尔并没有采用大量的史料堆积，同样无意于去详细介绍法国大革命的前因后果与具体进程。
然而，这本书的影响是如此深远，直到今天，依然能够激起广泛的思考与讨论。
这样一本经典之作固然体现在全书中随处可见的精辟的论断与
华丽的词句，然而却不仅于此。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是在特定历史结构下，旧制度长期演化的结果，甚至这场革命本身都只
是旧制度演化的一个过程。同样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新的机制只不过
是旧有的萌芽的发展，而那些骤然建立起的制度却依然脆弱。
虽然对于革命的宏大意义保持审慎地怀疑，托克维尔却并非简
托克维尔(1805-1859)单地主张“告别革命”。相反，对于民情的冷静地考察使他敏锐地看
到平等化的观念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浪潮，并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广泛地传播开来。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加剧了法国阶级的分离，法国人们变得彼此相似，但却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最后，法国的旧制度被一群相似的人推翻。造成社会阶层分化
因此，尽管我们可能通过史料的不同挖掘与解释，对于托克维尔的某些论断提出质疑，然而，这种超越历史的核心的命题是无法被消解的。不简单地成为纷繁历史的工具，也不轻易地沦为激昂情感的奴隶。正因为此，思想才能穿越时代的隔膜，成为深邃的洞见。革命的发生并不是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的忍受着罪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他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他开始改革的时刻。”法国大革命就是这种情况。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时就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那时候公共繁荣迅速发展，人口不断增加，财富增长更快，但是却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改革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改革可能促进制度的覆灭。如中国的同治中兴，同治中兴时期清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目标是要恢复古代最完善制度的活力。但同治中兴的伟大目标是复兴儒家价值观念及其制度。同治中兴和路易十六期间进行的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路易十六不同的是，他的改革刺激了人民发财的热情，但是其存在的政治制度却阻挠了这种热情实现的可能性，使得人民认定了法国封建体制不得不推翻，从而促成了
自身的毁灭。
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读者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嘛，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远不是这么回事。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
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
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
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本来人们认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处于水深
火热民不聊生的时候发生的，但路易十六统治时
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
了大革命的到来？
托克维尔的判断是：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
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
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
紧密混合。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
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
难。也就是说，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读者在当当网购买的《旧制度
与大革命》 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无
法忍受，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就来了。
当今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政府腐败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人们对于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碍会很大。但是如果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借用托克维尔的话“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那么中国现在政府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说明中国社会也处在非常危险的地步。法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政府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试论本书的政治思想（上）
托克维尔在政治理念上的倾向性在这本著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衷心的热爱着政治自由和地方自治的治理模式，这从他对英国政治制度的不遗余力的褒奖中就可以看出来。在他关于三级会议省朗格多克治理状况的描述（商务印书馆92年版附录一）中，或者在他的旧作《论美国的民主》中，这种对自由的热爱表现得更加明显。在他看来，英国、美国，以及在某种意义上的朗格多克，都是既有平等、又有自由的社会。他评价朗格多克的地方自治制度说：由于有了朗格多克这种特殊政体，新的时代精神才得以平稳地渗透到这古老的制度中，它什么也不破坏，就改变了一切、全部适合现代文明的需要。
而对于旧制度，托克维尔认为，它既保留了不平等的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又增加了王权专制的不自由因素，因此是一种弊端丛生的坏制度。他在全书各处不止一次的对这种制度的弊病痛心疾首。他这样评论已经变质的封建等级制度：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对国王的中央集权制度，他更不留情面，这里仅举一例：国王窃取权力任意征收捐税乃是一切流弊的根源。
在大革命后产生的专制帝国里，人们实现了较为彻底的平等，但也较为彻底的丧失了自由，这也是不合托克维尔理念的。他把1789年革命初期人们那种追求自由的精神描述得无比伟大和神圣：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与之相对的是，当人们放弃了自由，重回专制君主怀抱的时候，他又非常遗憾的说法国人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奴仆。他甚至断言：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并进而认为，这场大革命实际上是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的倒退：当我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根据他在书中的措辞判断，他对自由的热爱远远超过对平等的热爱。
那么，对于未经王权专制污染的传统封建制度，对欧洲传统的贵族政治，托克维尔又是如何评价的呢？在这方面他的态度仿佛非常暧昧。一方面，他曾列举了1788年时德意志大多数邦国农民生活的惨状，把这些地方说成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以此看来，他仿佛是反对这一极不平等的制度的。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书中更多的地方，托克维尔反复赞扬传统封建制度下的自由传统，赞扬贵族阶级的高尚精神，对后来贵族阶级的失势表示了极大的惋惜。他说，在封建时代??贵族享有令人痛苦的特权，拥有令人难以忍受的权利；但是贵族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多少世纪中一直走在最前列的阶级，长期来发挥着它那无可争议的伟大品德，从而养成了某种心灵上的骄傲，对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惯于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为社会躯体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仅气质雄壮，还以身作则来增强其他阶级的雄壮气质。
托克维尔甚至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大革命打倒了贵族，才切断了法兰西民族的自由根基。他说：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永远值得惋惜的是，人们不是将贵族纳入法律的约束下，而是将贵族打翻在地彻底根除。这样一来，便从国民机体中割去了那必需的部分，给自由留下一道永不愈合的创口。
试论本书的政治思想（下）
在阅读这些词句的时候，我猜想，无论如何，托克维尔本人也许并没有完全超越他的贵族出身。他对抽象自由持有坚定的、异乎寻常的热爱，对社会平等却抱着一种若有若无的模糊态度。他最欣赏的当然是自由和平等两全其美的制度，但是，倘若在全民平等却毫无自由的帝国专制制度和极度不平等但存在贵族自由的封建制度之间选择的话，也许他更喜欢后者。毕竟，他在描绘贵族的传统美德时动用了那么多浪漫华丽的词汇，而这些丰富的感情却从未应用到消除了等级差异的平等社会的身上。
托克维尔在书中还不止一次的描述了贵族政治瓦解之前地方自治带来的美妙效果，以及各阶级之间通力合作的美妙关系：如果你研究初期三级会议，定会看到??资产者与贵族那时有着更多共同利益，更多共同事务；他们表现出更轻微的互相仇恨。在最初和在长时期内，农村的阶级??与贵族接近、??与贵族混合以处理同样的事务。资产阶级作为整体，在当时的政治社会中，却占据更有保障的、更高的地位。资产阶级参加政府的权利是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在政治议会中起的作用始终是重要的，常常举足轻重。其他阶级每天都感到需要重视资产阶级。??贵族和第三等级当时??共同管理事务，共同进行抵抗。当然，托克维尔的这些话并不是在正面论述封建社会的美妙。他的本意是拿贵族政治全盛时期和贵族政治衰落后的情形作对比，以彰显后者的不堪。但每当读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怀疑的感觉：他毕竟表露出了某些倾向性。欧洲封建社会真的这么美妙吗？各阶级之间真的这么通力合作吗？地方自治真的这么卓有成效吗？然后，我看到这一句话：领主法庭为农村小所有者所作的事情，省三级会议与更晚些的全国三级会议也为城市资产者作了。引起我注意的是，在这里，领主法庭和三级会议服务的对象是农村小所有者和城市资产者，也就是说，没有所谓无产者的位置。
这个小小的发现触动了我的某根敏感的神经。再次读第二遍书的时候，我注意到，托克维尔的用词习惯中，仿佛总是把人们和人民分开来，人们常常指代当政者、特权者，有时也包括资产者，而人民则指代劳苦大众。甚至有一句话：所有阶级都可能与人民分离，仿佛托克维尔在写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把人民也算作一个阶级。尽管妄自揣度前人是需要谨慎的，但我还是隐约感到，虽然托克维尔曾经批评过当权者对人民的轻视，并指出这种轻视的确激怒了人民，但在无意之中，他自己也流露出相同的倾向。当然，对于一个出身贵族、一生混迹于政坛的知识分子，要求他对待人民也抱有与对待贵族一样的尊重，这未免也太苛刻了。何况，托克维尔自己也承认：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
说到民主，顺便提一点疑问。初读的时候，托克维尔对民主这个词的使用总让我感到疑惑。有时，他似乎把民主和平等等同起来，作为等级特权的对立面。在他看来，民主和专制似乎并不矛盾，一个民主的社会同时也可以是一个专制的社会。从我今天的理解看来，这种对民主的理解岂不是很奇怪？民主只是意味着平等、无特权吗？难道它不包括对专制权力的反对吗？是这个词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内涵发生了变化吗？或者，仅仅是一个翻译上的问题？篇二：《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笔记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思考与感悟
学期伊始，我选修的《法国文明史》周老师热力推介我们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由于图书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全都被借出了，只找到了相关的一本《现在为什麽要读〈旧制度与大革民〉》的书籍，便先借来翻阅，方得知此书的重要意义与价值还有老师的推介之由。201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时，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该书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中国很多进步开明人士很早就注意到并研究与讨论法国大革命，这本书特别是有了中译本之后，它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关注对象，并被列为政治学的必读书目。随后我便带着急切阅读此书的欲望从网上下载了电子书版的《旧制度与大革民》，利用两周的空余时间将之通读，的确感悟颇深，受益匪浅。这本书思想触发点有很多，全书似在解疑，通读之，则引更多疑问与思考，带着很多疑问我查阅了一些学者书评，便在之后又通读了第二遍。接下来，我将在我的读书笔记基础上浅谈一些思考与感悟。
一、《旧制度与大革命》内容概述与读书笔记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于1856年出版，以“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为目标的评价历史著作。本书着眼于对法国大革命前旧制度下政治、社会生活画面的剖析，并由此阐明旧制度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同时亦是大革命后人民重新建立起来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制度原型。点明法国大革命真正的目的，是摧毁封建等级制度，实现平等。本书分为三编。
第一编就大革命本身特点展开探讨，颠覆了人们对大革命的一贯认知，指出大革命的根本取向是消灭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是实现人民对平等的追求。
第一章托翁基于对法国大革命成果的疑惑，认为所谓的大革命的新鲜成果其实都是旧制度在新环境下的重新表现和完善，提出对法国大革命爆发原因的探索时不我待。第二章和第三章分析了宗教对大革命发生的障碍性作用，从而导致大革命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原因：一是宗教信仰与平等、自由、民主的18世纪哲学思想相悖，二是宗教对世俗的实际控制及其教会成员所享有的特权和优势地位所代表的等级制度与革命者对于平等的追求相冲突。同时分析说明了政治权力在大革命前的法国的无限集中趋势以及对特权的纵容，从而导致革命者为实现平等而欲完全摧毁的愿望，从而导致法国特殊的无政府状态。但大革命后基督教会和集权制的政府无一不重新振兴，由此证明摧毁宗教力量与削弱政治权力并不是大革命的根本和最终目的。大革命真正的敌人，是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在欧洲普遍建立的封建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大革命只是借用反宗教和无政府主义这两种形式作为实现革命的手段。第四章、第五章作者基于对整个欧洲制度、社会结构的相似性的分析和比较，发现封建制度衰落的地方，民众对其仇恨越大。同时得出，法国大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企图用平等、一致的社会政治秩序来取代统治整个欧洲的封建制、贵族制的政治制度。
第二编讲述大革命得以发生的基础——旧制度的种种机制。通过对每个机制的运行、发展的阐述得出，法国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是所有机制如此变化、存在和运行的根本原因。而大革命的敌人--贵族统治的封建等级制度，很早就被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架空，在大革命开始前已经开始崩溃。
第一章指出了法国农民在自由权利方面的进步性，进而再次提出革命爆发于桎梏最轻的地方的问题。与之相对应，贵族权力也已在革命前大大衰落：贵族作为一个阶级整体，已经不得不放弃了治理国家的政治权力，但誓死保住了经济上的特权，并使之不断扩大。第二章描绘了在大革命之前法国的真实权力结构——由国王亲自设立以加强集权为目的的新行政体系：由御前会议、总监、各省的总督、各县的总督助理组成。税收、征兵、筑路、救济以及部分立法和司法等，都由这一行政系统所控制。从而证明，中央集权乃是存在于大革命爆发前的旧体制，大革命只是对其的沿袭。第三章描写集权政府为财政卖官鬻爵的行为使得城市政府混乱不堪，地方自治权丧失，城市全民大会不再具有全民代表性，农村领主也不再进行治理。人民几乎完全退出了公共活动，人民所剩的，只有空洞的教区自由。第四章叙述集权政府对司法权的剥夺：中央政府通过特别法庭、调案等手段实际控制法庭的司法权，通过官员保证制庇护着自己的官员，使法律总是为政府所用。第五章讲述了中央集权在旧制度中的生命力何在：中央政府的这个夺权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发生的，是出于政府独揽大权的本能，也出于人民的某种自然倾向。正是这种倾向，导致了大革命后君主制度的重新恢复。总之，作者通过对旧制度下行政、司法等机制的描述得出，作为大革命成果之一的中央集权制，其实并不是大革命的发明，而是在旧制度中早已有之且已占据统治主体地位，大革命只是重新使之完善来适应新的时代。
接下来，托翁描述了这种中央集权制在旧制度下对社会和人们带来的影响。第六章形象的描绘了中央集权的制度如何重塑了社会风尚：政府方面，官僚机构效率低下，权力交叉严重，轻视和随意更改法律；人民方面，养成了对政府权力的依赖习惯，也不知何法可依，同时寄托所有希望于政府，认为一切成功的实现皆依靠政府的英明决策。第七章论述了由于中央集权制，首都巴黎成为全国的绝对主任，外省成为巴黎附庸，其行动皆以巴黎为指向标。从而导致日后革命自巴黎爆发后各省的蜂拥而至。第八、九章具体描绘了中央集权制下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不断分离和更加冷漠。贵族虽然日益贫困，与日益富有的资产者在财富、知识、思想、习惯方面差异越来越小，然而由于权力的差异，尤其是免税特权的差异，使得贵族对资产者始终蔑视，他们之间的界限始终分明。而且他们日益成为敌人。此外，资产者几乎全部住在城市，他们酷爱官职，这些官职也给他们带来某些特权，从而把他们与城市平民、农民也分隔开来。城市资产阶级内部也分裂为无数小团体，且越分越小，只图私利，毫无公共精神。最悲惨的是农民，他们被贵族和资产阶级抛弃，承担着沉重的赋税、兵役、劳役，处于毫无希望的境地。总之，社会各阶级的相互隔绝，处于稍有触动就会分崩离析的危险状态。第十章对中央集权制所带来的这种种弊病给出来源上的解释。历代国王为了保证自己的这些贪欲，顺利筹集供自己挥霍的钱财，施行更多不平等的措施。这些不平等加剧了阶级之间的分离。随着这种趋势不断发展，国王为顺利实现集权、集财，进一步剥夺了人民的政治自由，限制三级会议，而这又进一步导致各阶级之间的分离和不团结。当各阶级之间陷入不团结的争吵时，地方自治变得更加困难，这就给中央集权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总之，这是一个循环作用过程。第十一章阐释了隐藏的大革命力量：人们的自由性格。一方面，政府贪婪捞钱的欲望损害了它的控制力，而且它的集权经验不足，不自信，行政风格上也受到司法习惯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专横跋扈。另一方面，虽然被大量剥夺，贵族、教士、资产者、司法机构，还都保持着一些自由的性格。它表明法国人并没有完全心甘情愿的服从于专制的奴役。当然，作者说，这种病态的自由虽然有助于法国人推翻专制制度，但它也使得真正自由的法治国家更难于建立了。
第三编主要从思想动因及其相关因素方面进行了补充性的分析阐述，进一步对革命发生的顺序、逻辑和较为浅显却直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第一章里，托克维尔认为，在大革命之前，持有政治理想却对政治现实一无所知的文人掌握了法国的社会舆论。而由于被分离开和被抛弃太久，人民早已与公共政治生活脱节，于是盲目地追随由无政治经验的文人提出的大胆的“推倒重来”的政治理论，对这种理想主义的政治理论在实践上的不可行性毫无预见。其结果是，文人这些理想主义的政治主张快速渗透了全民族的精神，从而导致了后来大革命因为理想的冲动而革命，产生的却是回归专制的畸形成果。第二章解释为什么反宗教成为普遍的情绪。由于文人在舆论中占有了主导地位，他们的理想主义政治原则和教会的宗教原则正好是相悖的，因此为了避免被孤立，无论是否与群众思想一致，均追随之乔装为反宗教的阶级。第三章论述了法国人对平等的执着和对自由的模糊态度。法国的经济学派传统上就强调平等，并不崇尚自由。而人民处于对等级制度的憎恨，也只是将平等作为第一需要。同时，作者认为人民对自由的热情具有极强的功利性，他也直言：“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第四至七章描述了四个看起来矛盾的事实，这些事实构成了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刺激：一是路易十六政府着力于削减农民的不平等，在税收等各方面弥合差距，并开展公益事业进行救助等。这些措施在促进了公共繁荣的同时，激发了人们发财的欲望，但政府财政等方面和本身的局限性又妨碍了人们致富的步伐，这使得人们对政府更加仇恨；二是18世纪的一些显贵们同情农民，为农民大声呼号，但本质上对农民始终蔑视。他们言论没有使农民实际福利，只是刺激农民对自身处境的认知，点燃了农民心中的怒火；三是在大革命过程中，人民推翻旧制度时所使用的种种手段，恰恰是旧政府自己教给他们的，这些手段包括对制度、传统、产权和个人意愿的不尊重、草率不公的刑事诉讼等；四是路易十六推行一系列重大的司法、行政体制的改革，其初衷是顺应民意要求，改善社会状况，但相应的却破坏了制度和传统习俗，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最细节的平衡被扰乱，结果导致更大动荡的出现。同时，因为草率和鲁莽，许多制度在改革后很快重新恢复，这更加嫉妒了人民。第八章，作者对大革命从旧制度种自然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并再一次阐述对于自由的热爱，并指明之追求平等的革命得到的结果可能是平等的奴役，只有追求自由的革命才会换来真正的平等、民主和自由。
二、思考与感悟
很多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无其必然性，那么，是什么撬动了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不容易，却着实激烈、彻底。正如托翁所言：“只有法兰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 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易，主要依据是四个稳定的阶级：国王与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农民（第三等级）。而以上阶级形态的构成，究其根源，均落脚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旧制度的影响。
具体来看，贵族在遭到集权权力较为充分的剥夺后，安于守住其经济特权度日，并因此保留有对资产阶级的蔑视和自由的性格。资产阶级则在积极争取后实际掌握国王权力中心以外的大小官职和权力，并成为贵族以外享有特权最多的阶级，可以说是大革命前法国社会幸福指数最高的阶级。对于农民而言，他们被压迫和贫困牢牢拴在偏远的土地上，远离公共生活，从不参与政治。他们甚至没有产生相对剥夺感的权利和机会。他们对自己的境况困住，又对它一无所知。他们的学识、认知都不足以使他们产生革命的念头。不可忽略的是，各阶级相互分离的趋势，使得他们团结起来的可能性变得更加渺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抑制革命发生的作用。因此，环顾各阶级的境况，无论哪个阶级，都没有进行革命的直接动机。因此，法国大革命爆发并没有其必然性。
可是，革命还是似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而且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然而，若究其突发性所依赖的必然性基础，这些基础或许恰恰是阻碍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旧制度下的政治、社会形态。这些，造就了稳定又不无生命力的阶级。
革命之所以反复，最重要的原因是法国人民选择了平等，而放弃了自由。正如托克维
尔认为，只有自由的制度才能杜绝专制集权统治。法国人民由着对平等的执着发起的革命最终结果却再次回到旧制度的框架和束缚中，所实现的平等不过是平等的被领导甚至奴役，因此这必定不会成为革命的结束。同时，人民也绝不会满足于这样的平等。托克维尔这样有些诗意的描述法兰西民族来进行解释：“它从未自由到决不会被奴役，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
革命之所以矛盾甚至对立，首先体现在旧制度的摧毁和重建。无论是宗教还是旧的政治体系、行政体系，虽然在彻底革命的要求下被暂时摧毁和抵制，但在革命后重新不可避免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继续领导、管理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生活中。而产生这一结果，一方面在于革命抱负的理想化，而没有具体的实践指南；另一方面便在于旧制度的许多不是非摧毁不可，人民甚至对于其中诸多的暂时消失而抱憾。与此同时，社会的进步与其对革命的催化作用也是矛盾的。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政治更加开明，压迫和特权不再死死压制人们，人民逐渐产生了对自身境况的认知和不公感，加之国王、贵族和善良的资产阶级的鼓舞，正是他们给了农民产生相对剥夺感的资格，从而激怒了他们进行对他们的反抗。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实属偶然，但当回望法国这片孕育革命的土壤上所发生的，又会发现其必然性。必然性首先要存在，才得以在适当的时机得以爆发。就像托翁所言：“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
在历史与体制上法国与中国有哪些相似之处呢？
有人说，中国和法国在传统上是极为相似的两个国家。读过《旧制度与大革命》，我也深切的感受到了这一点。书中所谈及的种种现象，很多都可以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找到类似的对应物。因此，该书对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托翁抱怨短暂的王权专制统治给法国社会风尚带来的创伤，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一直持续了两千年，它给中国带来的问题，在性质上与托翁所提出的问题类似。托翁对充满暴力的大革命没有好感，认为它反而加剧了专制制度。他说：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这就让我想起清末立宪派和革命派的争论--不管立场如何，面对类似的社会问题，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式也都是一样的。托翁的一大主张是反对超越社会风尚现实去谈论社会的改造。他认为，法国人法律观念的淡薄应该归咎于旧制度对风尚的塑造：人们常常抱怨法国人蔑视法律；哎呀！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学会尊重法律啊？可以说，在旧制度的人们身上，法律概念应在他们头脑里占有的位置一向是空的。每个恳请者都要求人们照顾他而撇开现行法规，其态度之坚决和威严就像要求人们遵行法规一样，的确，只有当他们想拒绝法规时才会以法规来反法规。人民对当局的服从还是全面的，但是他们遵从当局却是出于习惯而非出于意愿；因为，倘若人民偶然激动起来的话，最微小的波动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这时，镇压人民的，也总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法律。而今天，人们在谈论中国的法治化，托翁的观点也许能够给我们以警示：在法治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风尚，而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来促进风尚的改变呢？
托翁说，中央集权制导致人民对政府权力的过度依赖：由于中央政权已经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大家都认为，若是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不好。这些改革家们提出的目标虽然不同，他们的手段却始终一致。他们想借中央政权之手来摧毁一切，并按照他们自己设计的新方案，再造一切；在他们看来，能够完成这种任务的，唯有中央政府。他们说道，国家力量应像国家权利一样，没有限制；问题只在于劝说它恰当地使里它的力量。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思考中国今天的发展问题、对于我们思考某些具体的政策问题，都是有益的。另外，我感觉，中国目前的城乡户籍制度，与当年法国的贵族等级制度有一点类似之处。
这两者都是不平等的制度，都是出身论。从前，人们根据某些需要制定了它们，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员的流动，在今天，或者在不远的将来，在中国进城的农民工看来，户口这个东西，正如从前法国农民眼中的贵族特权一样，将会变得毫无必要而且罪恶万分。托克维尔还描述了中央集权国家首都的畸形繁荣和农村的凋敝：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与上层阶级几乎完全隔离开了；他们与那些本来能够帮助他们、领导他们的乡亲们也疏远了。这些人有了知识，富裕起来，就避开农民；农民好像被人从整个国民中淘汰下来，扔在一边。对应中国三农的现实，我们可以发现某种惊人的相像。
此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启发有那些呢？
托翁在书中说到：“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我们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以及管理制度，就有可能遇到以上矛盾，甚至有的因为矛盾较为尖锐导致流产，或者就是所说的暂停执行等等，其中的原因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敏感，引起我们的思考。因此，在任何一件事情改革之前，要让被改革的人明白为什么要改革，明白改革不能一步到位，改革会让大家变得越来越好„„，只有赢得了被改革的人的支持，改革的效果才会更好。同时，更应该坚持的是，要研究新情况、新问题，适应新形势，改革不能停止，改革应该坚定不移，不畏艰难。
国家号召“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一切“民主公开”。一方面国家号召让人民体面地劳动、有尊严的生活，另一方面诸如富土康的员工跳楼、官二代和富二代撞人、救母卖肾的事件不断发生，房价，油价，物价持续上涨，贫富差距日益加剧。官员、学者、网络上的言论不停地换起对穷人的同情，而现实又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这些无不重蹈着法国的覆辙：社会上层阶级开始关心穷人的命运时，穷人尚未使他们感到畏惧；他们关心穷人时，尚不相信穷人的疾苦会导致他们自己的毁灭。在互联网时代，压制社会各界对穷人的同情几乎不可能。无论从道义还是现实出发，关注和同情穷人都是正确的。但正是这种同情和关注，使得穷人的欲望和怒火被点燃，而庞大的中国社会，不可能一夜转型，实现政通人和。农民上访，工人罢工，张力正在加剧，危机正在迫近。中华民族实现稳定转型，更需要的是坚定不移的改革，破解难题。
经济繁荣也会加速革命的到来。托翁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观察到：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 所以，托翁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篇三：《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报告 品味历史的点滴
——随托克维尔一起看法国大革命 路尧
社科8b 2008012705 【摘要】本文是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读书笔记。文章阐述了作者对托克维尔法国大革命研究的理解，并结合中国历史写了作者的一些思考。
【关键词】《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读书笔记
引
当研究一部历史时，重要的不是史实，而是对各种社会要素的分析，既这些要素如何作用而使历史成了这般模样？这些要素往往复杂琐碎，它们之间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能把它们理清，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工作。
托克维尔正是做了这样一件工作。
托克维尔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他的成名作是1835年问世的《论美国的民主》，年仅36岁的他就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他出身贵族，但在政治上却倾向于自由主义。《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他在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并建立第二帝国的动荡时期酝酿并完成写作的。他“企图解释那些构成时代连锁主要环节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质、意义，而不是单纯的叙述史实”1，并最终出色的实现了这一初衷。
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前后延续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一个月中，一边读书，一边对重要内容做笔记，然后再综合几章内容写一篇读后感。这些读后感主要是对文章内容的分析，还有结合书中观点对中国历史及现状的思考，总共十三篇小文章，按照书中章节的顺序进行排列。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只是作者个人想法，恐怕还有不少问题，请读者多多指正！
文章中所有带引号的部分如无特殊注明，全部摘自《旧制度与大革命》
一、前言
1.专制与自由对公民思想的影响
在前言中，托克维尔表达了自己对专制的厌恶与对自由的向往。他指出，专制制度有趋利性的本质，在专制制度下，“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成为最普遍的感情”2；而只有自由制度“能够随时以更强烈的、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3。1 2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8月，第一版，序言ii。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8月，第一版，第35页。
首先，来梳理一下托克维尔在此问题上的逻辑。在叙述专制制度的趋利性时，托克维尔实际上认为人们的趋利性是一直存在的，而专制制度把人们的注意力进一步从公共事务上转开，更加集中于金钱地位上。用托克维尔自己的话就是“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4前言中托克维尔并没有对专制制度如何具体地为拜金主义提供“秘诀和庇护”作出解释。在我看来，或许可以这样分析：专制制度下，一方面，社会等级明显，阶层之间流动较少，因此如果下层公民想享受更好的生活，就要表现得更加急功近利，由此拜金主义有了生长的土壤；另一方面，专制制度限制人们自由往来，公共事务的处理不经过公民的互相讨论，而是由专制的权力决定，然而公民正是在讨论中“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的，因此在专制制度下公民的“善”得不到发展。
在叙述自由制度时，托克维尔更明确地提出了在分析专制自由与公民思想之间关系时的一个前提：公民地位具有独立性。这一独立性使公民生活在独立状态中，而在自由制度下，公民需要在商议处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中相互考虑对方、相互理解，由此也就少了庸俗的思想，而多了对集体利益的关注。托克维尔还鲜明地指出：没有自由的社会可以繁盛，但绝没有伟大的公民。
写到这，我不得不抒发一些随想，或许并不适宜。中国当前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呢？一言蔽之，是拜金的、拜权的。能否从社会的专制与自由上找出相应理由呢？我认为，总的来说，我国现在的社会还是专制的。这并不是说形式上人民没有应得的权力，而是实质上社会崇尚绝对权力，社会阶层分明而缺乏流动。这其实与托克维尔描述的专制社会很像。在现在的社会中，人们为了突破阶层限制而过上更好的生活，不得不“辛苦的奋斗”，有时做出因金钱权力出卖人格的事也在所难免；在现代社会中，公共事务的决定还是由统治阶级做出的，人民并不广泛地具有决定公共事务的权力，因此也就缺乏了在讨论中互相体谅的机会。因此，生活在当下社会的人会感到人情淡薄，人们互相为了自我利益奋斗，越来越少的人关注国家、集体利益。虽然我们的时代是繁盛的，但如托克维尔所言，“没有伟大的公民”。2.托克维尔的写作背景
《旧制度与大革命》成书于1851——1856年，当时法国正值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托克维尔对旧制度的复辟非常反感，由此写作了这本书，表达了自己对自由的向往。由此，便可以理解托克维尔在前言开头提到的有关法国大革命功绩的评价“在这项独特的事业中，他们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的要小”。5 另外，托克维尔还提到“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利用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6。法国大革命向来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中最彻底的。但其实任何革命都对旧社会的部分制度、思想有所保留。联想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虽然从1840年到1949年持续了一百多年，但其实直到今天，封建思想的残留还依稀可见。由此，完全彻底的革命是不存在的，绝大多数革命都是利用“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制度。
第一编（五章）
二、法国大革命与宗教革命
在大革命初期，欧洲各国都低估了这场革命，大多数国家都认为大革命是“转瞬即逝的地方性事件，只消从中渔利”7然而，很快他们就发现法国大革命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它不仅摧毁了法国国内的一切政治机构，变革了法律，动摇了社会基础，并很快跨越国界，像瘟疫一般影响着其他国家。
对于大革命的起因，托克维尔认为18世纪哲学（启蒙运动）是主要原因。18世纪哲学又包含两个部分，一方面包含关于社会地位和民事、政治法律准则的所有革新的观点。比如说人生而平等，应该废除各项特权等等。另一方面是与教会为敌，但需要注意的是，与教会为敌的本质是与教会背后的政治制度为敌。人们之所以憎恨教会，是因为当时教会在社会统治阶层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法国革命不同于亚洲很多革命的特点。但反对宗教并不是法国革命的本质，因此作者指出当时（拿破仑三世复辟时期）在法国出现的对自由的追求已经丧失，对宗教的反对仍然保留的现象是没有意义的。5 6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8月，第一版，第29页。同上。
法国大革命像宗教一般，传播极其广泛。然而，大革命一个基本特点确是反对天主教会在法国的特权。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法国大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8也就是用宗教的形式反对宗教特权。
那么大革命是如何反对宗教特权的呢？我们来看一些史实。
1789年（大革命开始的一年）的10月1日，制宪会议颁布法令没收教会土地；1791年的《信仰自由法》宣布了法国信仰自由；1792年离婚法允许教士结婚，使教会进一步世俗化；1792年11月的财政预算法案取消了给教士发放的年金，这是法国迈向政教分离的重要一步。再看领导大革命的派别，雅各宾派的领袖们都是自然神论者，雅各宾派实行了严格的政教分离政策，激起了教士的反抗与叛乱；热月派的宗教政策有所松动，但这一松动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教会的支持，当教会力量再度反对热月派的统治时，对宗教的镇压又开始了；拿破仑·波拿巴实行了更宽松的宗教政策，与罗马教皇签署了《政教协议》，但实际上宗教此时已成为拿破仑统治的工具；后来的各代君王的宗教政策时而严苛时而宽松，但都倾向于把宗教作为统治的工具。有位学者将这一时期的宗教斗争概括为“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极端君主派、立宪派和自由派相互较量的中心内容”。9 也就是说，大革命始终在反对宗教的特权，而在我理解来，法国革命反对的根本上是社会的制度建构，反对在此种制度下的种种特权。而为了反对这种制度，法国人采取了近乎推翻一切的方式。然而很多国家的革命并不具有这一特点，比如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就保留了皇室的特权，中国的辛亥革命虽然提出了推翻满清的统治，但为了“保留革命成果”，革命后把实际权力交给了袁世凯，实质上并没有推翻封建帝制，后来又出现了军阀统治，还是封建集权制的延续。可以说，很少有革命像法国大革命一样，为了反对旧制度，就推翻了旧制度框架下的一切。
以上给出了一个现象：法国大革命具有宗教的形式，并反对宗教特权。那么为何会如此？
首先，为什么法国大革命具有宗教的形式？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法国有政教合一的传统。10法国在宗教上是一个很矛盾的国家，一方面法国历史上君权8 9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8月，第一版，第51页。此句话以及此段所有史实都摘自：马生祥：《法国大革命的宗教外观》，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5月，第25卷，第3期。
第二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
目录 概述 内容梗概 创作历程
1.2.写作背景 写作初衷 点评鉴赏
1.2.内容探讨 学者评论 成就与影响
概述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原著出版于1856年。
内容梗概
《旧制度与大革命》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
法文原本名称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1856)，英文版名称有两个：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和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创作历程
写作背景
《旧制度与大革命》写于1851年到1856年之间，当时的法国正处在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建立和巩固第二帝国的时代，信奉自由主义的托克维尔对之悲观失望，成为“国内流亡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期酝酿成熟的，其中浸透着对法国命运的深沉思考，和对拿破仑三世专制政权的强烈仇恨。
写作初衷
托克维尔的初衷是以十年帝国时期（1804—1814）作为主题，不是重写一部梯也尔式的帝国史，而是试图说明帝国是如何产生的，它何以能在大革命创造的社会中建立起来，凭借的是哪些手段方法，创立帝国的那个人（拿破仑）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他的成就和挫折何在，帝国的短期和深远影响是什么，它对世界的命运，特别是法国的命运起了什么作用„„
总之，托克维尔企图解释那些构成时代连锁主要环节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质、意义，而不是单纯地叙述史实。虽然托克维尔后来放弃了对第一帝国的研究，把注意力移向大革命的深刻根源——旧制度，但是他的分析方法并未改变。用托克维尔自己的话说，他要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他要以孟德斯鸠为榜样，写一部像《罗马盛衰原因》那样的著作，“为后世留下自己的痕迹”。尽管他也参政议政，但他自信“立言”比“立功”更适合自己的性格。
点评鉴赏
内容探讨
1、法国大革命革命缘于三中心共振，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叠加在一个首都，三中心叠加，有一个中心发生危机，立刻引起另两个中心共振。美国经济中心在纽约，政治中心在华盛顿，学术中心在波士顿，开车都是一天可达。闹**，基本上在波士顿；经济出危机，纽约震荡；政治有风潮，乱在华盛顿。三者分离，不会叠加在一起引起共振。
当时的法国，路易十四奠定了几个中心叠加在一起的大巴黎，一出事就出大事，全法国跟着起事。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一个学建筑出身的警察局长，奉拿破仑的侄子小拿破仑之命重新规划巴黎市。他既有建筑师的专业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长的职业需求，故而将巴黎改建为适宜和平居住不适宜起义巷战的城市，将那些适于打巷战的弯弯曲曲小街小路，统统拉直，把马路打宽，一旦有事，不可能像电影《九三年》、《悲惨世界》里面描绘的那样——革命青年一喊，小街两头一堵，就是现成的一个街垒，马队难以冲进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后不断革命的教训，把巴黎改造成现在的样子。今天你们看到的巴黎已经不是大革命时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长改造过的巴黎。但巴黎的规模以及巴黎和法国的关系他毕竟改不过来。从路易十四以来巴黎人非常骄傲，一直到现在都这么牛，他们有一句名言，“法国嘛？法国是巴黎的郊区！”中央与地方关系在这里呈现出病态扭曲。
这是信奉全能主义统治哲学必然带来的后果，一个超级首都，迟早要出大事，而且已经出过了。在和平时期似乎可以夸耀，一旦动荡，如此规模就是你的坟墓。
2、革命与改革的不解之缘。
三千贵族迁居于凡尔赛，路易十四有政治目的。贵族分散于各地，与地方势力结合，这是古今中外朝廷心腹之患。中国历史上打豪强、削藩镇，不绝如缕，屡见史乘。从秦始皇开始，皇帝坐稳的人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迁藩。把贵族统统给我搬到我眼皮底下，可谓和平迁藩。你们在我眼皮子底下花天酒地，最好是醉生梦死，但不能分散到全国各地区，走出我视野。
下一个皇帝就是路易十五。一个花花公子，他爹留下来这样一个花团锦簇的帝国够他消费了。尽管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碍眼前每一分钟的享乐。所以他这个时代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样了，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话来说就是击鼓传花，这盘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开明的。巴士底狱没有政治犯，如果路易
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关进去某某某这样的人物，到路易十六也早就把某某某放走了。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众还是要攻占巴士底狱。为什么要攻？因为老百姓在流传这里面还有政治犯。打下来以后才发现没有，只有几个精神病。其次，他接受启蒙哲学。启蒙哲学最富有民粹主义情结的是卢梭，卢梭认为上流社会最腐败，下流社会最干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那么高贵者怎么变得聪明起来？应该向底层社会学习，每一个人习得一门手艺，做木匠、种地，都可以。路易十六还真信这个，他习得的手艺是做锁匠，开锁。全法国各种疑难杂锁都收集来，一把一把琢磨着打开。可是最后一把锁他打不开了，那就是法国的中央集权。[1]
3、“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1789年7月革命开始，路易十六一直摇摆不定，有时同情巴黎，有时厌恶巴黎。所以革命的第一阶段的成果是君主立宪，不废君主，是要制定一部宪法，君主听宪法的制约就行。这个阶段维持了一年多。这是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能够控制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通过很多法律，最著名的《人权宣言》，最著名的1791年的宪法，以及重新规划法国的行政区域，把法国划为81个省等等，都是这一年做的。这一年的革命可称小革命，有建设性。但问题来了，国王招来第三等级开会，给前两个等级施加压力，而第三等级后面跟来了“第四等级”。当时的“第四等级”男人叫无套裤汉，女人叫编织妇。按照卢梭哲学的“直接民主”，不要当中一层过滤，国民公会开会、制定宪法、讨论议程，要敞开大门，无套裤汉与编织妇都要冲进去呐喊。
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吉伦特派执政时发生了国王叛逃案，把国王拉回来，要不要判决国王？国王一下子变得形象猥琐，要上法庭，成了被告，而且要判死刑。比吉伦特派更加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则是罗伯斯庇尔——卢梭的粉丝。他们投了死刑票，而且认为此前两个阶段都保守、都局限，没有彻底地改造法国。学者评论
从2012年年末开始，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持续大热，这本十九世纪中期出版的老书在市面上几次脱销。2012年11月30日中纪委召开专家座谈会，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向参加座谈会的专家推荐：“我们现在很
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作为一本探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起源及特点的著作，能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除了高层领导人的推荐外，2013年1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评论道，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可以说，经由改革达成代价最小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改革怎样推进、制度怎样变革，《旧制度与大改革》这本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成就与影响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1856年出版时，托克维尔对此书的命运忧心忡忡，他写信给他的英国妻子说：“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出乎作者的意料，到托克维尔逝世那一年（1859），此书在法国已印行了4版共9000册，到1934年已印16版，共计25000册，在英国、美国、德国都极畅销。
托克维尔的著作1870年后被冷落了七八十年后，近几十年来在西方突然走运，随着保守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抬头，托克维尔的政治观点重新受到了重视。《托克维尔全集》在1952年出版第一版后，至今已印行第三版。1979年在美国成立了托克维尔学会，出版《托克维尔评论》。
第三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简介
《旧制度与大革命》(TheOldRegimeandtheFrenchRevolution)在中国被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推荐，引起热读，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当下的改革处境有关。
这本书是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的经典名著，原著出版于1856年，中文版199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中国的改革，我们常常听到“改革进了深水区”，“改革到了攻坚期”等说法，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所剩不多，改革导致了人们普遍对改革产生紧迫感乃至焦虑感。政治高层抛出“改革红利说”，似乎要坚定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同时政治高层公开推荐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似乎担心改革不成功，反而引发革命。
托克维尔所说的旧制度下的法国，就是一个通过改革不断产生“红利”、不断改善法国人民生活的政府；同时却也是一个因为改革而不断引发难以满足的改革诉求，致使社会矛盾激化，最终走向革命的政府。改革可以产生红利，但改革本身绝不必然就是红利。怎样使改革之利最大化、改革之弊最小化，无疑是对执政者的执政水平与政治智慧的重大考验。
但是，在谈论“改革”时，非常有必要区分两种“改革”：一种是“革命前的改革”，一种是“革命后的改革”。简单地把中国当下的改革事业比附为法国旧制度下的改革，其实并不允当。有人把当下中国的改革与晚清政府推行的改革相提并论，显示了同样的思维错乱。实际上，中国的革命已经发生了，“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当下中国的改革是革命后的改革，是新制度的自我完善。
该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界说大革命的历史意蕴及其基本内容；第二部分分析大革命古老的、一般的原因；第三部分则分析大革命特殊的、较晚近的原因。它是托克维尔生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本书，但它是一本未竟之作。显然，托克维尔在书中致力于发掘大革命的原因，但他更关心的问题——大革命的后果，却未及展开。不过，从他对拿破仑帝国与1848年革命的态度上，不难发现他对革命的后果并不满意。法国在大革命后出现的政体更迭与社会动荡，离他想望的一个自由的民主国家相距甚远。
对托克维尔而言，法国大革命本身只是此前一系列已经开始展开的趋向的最终完成而已。只不过，民主革命虽然把君主制推翻了，但真正的民主制并没有建立起来；民主革命使得平等观念深入人心，但在民主社会怎样保有自由，却成了更大的难题。
因此，真正值得中国读者关注和思考的是：大革命所创造的新制度如何不断获得自我完善？面对法国大革命造成的种种不良后果，托克维尔致力于探究民主社会中“自由的技艺”，这实质是“革命后的改革”所要面临的问题。
托克维尔最纠结最痛苦的莫过于，他意识到民主是一种出于天意的历史必然趋势，浩浩荡荡，无可阻挡，但他又想不到法国人如何在这种趋势下保持贵族式的自由。早先他曾认为美国民主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对民主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但1848年爆发的民众情绪和急剧高涨的社会主义革命热潮，使得民主在法国呈现出新的面貌，这一面貌使托克维尔对民主感到恐惧。他在另一本著作《回忆录》(Recollections)中说得尤其直白：“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这实际凸显了自由与民主之间所具有的张力。而此张力，本质上也就是“贵族制的自由”与“民主制的平等”之间的张力。托克维尔所热爱的自由，并非后来所说的“消极自由”，而是具有积极政治参与意味的共和主义的自由，是一种具有高贵男子气的政治德性，显示了人性本身的卓越，故而他所期待的民主社会，是一个贵族式的自由得以普遍化、公民普遍享有并实践政治自由与共和美德的社会。这种主张是因为，与民主相生相随的平等精神会对人性产生一种夷平化的效果，使人的品格趋于同质的平庸。然而，如果人性所具有的卓越光辉越来越黯淡，以致放弃了对于高贵事物的追求，又怎么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呢？
虽然热爱贵族式的“自由”，但托克维尔同时也愿意承认，大革命的必然趋势是谁也无法抗拒的，不能因为革命后的不良后果而否定大革命本身的意义。正是大革命使“民主”成为唯一正当的现代政治，而革命后的制度建设、改革与自我完善，实际上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民
主化之后的“民主巩固”问题。
法国大革命这一事件本身所经历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如果从大革命给法国与世界带来的深远影响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大革命仍然尚未终结。法国在大革命之后经历多次的政体更迭，帝制复辟与共和再造反复进行，直到1958年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才算告一段落。有一种说法是，1971年，当尼克松向周恩来询问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时，周恩来淡淡地回答：“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太早。”最近，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在他的新著《论中国》(OnChina)中对此作了更正，认为周恩来所指的是1968年巴黎运动，但这岂非恰恰说明了1968年依然受到1789年精神的感召？
大革命推动产生了世界性的民主化潮流，直到今天，人们所呼吁的民主化改革，源头上仍与法国大革命构成精神性的关联。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发生的中国革命，也与法国大革命分享了共同的民主革命精神，但却试图建立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一种更新的新制度。同样，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革命也可能产生不良后果，革命后的新制度建设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在二十世纪同样经历了“漫长的革命”，1949年建国后仍一度坚持“不断革命”，甚至改革开放也被认为是“第二次革命”。
今天，我们不能假设，旧制度下的法国君主如果更为审慎就能避免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也不能假设，旧制度下的满清政府如果更为审慎就能避免中国革命的发生，因为从君主主权到人民主权的根本变
迁，乃是托克维尔所说的“天意”。但如果革命所希望建立的新制度尚未建成，那我们就不能说革命真正获得了成功。中国在1949年之后对于新制度的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直到当下的改革，中国仍处于这一新制度的自我完善过程之中。改革所产生的焦虑与困惑，只有通过新制度的不断更新、创造才能最终消解掉。
托克维尔所提出的自由与民主的矛盾问题，中国固然也需要面对，但中国需要面对的更大的矛盾，乃是当年严复就为之苦恼的富强与自由的矛盾问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被提上政治日程，这是近代以来无数中国人的梦想，不过中国革命追求的社会主义事业还禀有一种更高的使命，那就是建设一种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制度，这无疑与托克维尔所期盼的有助于塑造卓越人性的自由技艺有相通之处。这恰恰是社会主义政治哲学与改革事业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
第四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读书笔记
詹媛
201302405159
刚开始接触这本书时，我本以为是简单的描写法国因为陈旧的封建制度而引发的一场革命，可能因为我天分不足，加之对法国的历史并不了解，所以读了一遍下来，我并没有像大多数的学者一样为当今中国的现状而担忧，其实简单的说来就是觉得这是一本描述法国历史的一本著作而已。正当我为自己的浅薄而苦恼时，我只好耐着性子将托翁这本精华之作再细品了一遍，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本书真如王岐山先生所说的，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借鉴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于1856年出版，以“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为目标的评价历史著作。这本书着眼于对法国大革命前旧制度下政治、社会生活画面的剖析，并由此阐明旧制度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同时亦是大革命后人民重新建立起来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制度原型。点明法国大革命真正的目的，是摧毁封建等级制度，实现平等。
一、《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手法与内容概述。
《旧制度与大革命》分为三编。主要是采用了问答式的写作手法，就如托翁所说的，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所以从各章题目就可明了作者要解决的是那些问题。从方法论来说，这也就是后来“学鉴年派”创导的问题史学。这种写作方法是很值得我们这些初学者学习的，这样写出来的作品能使读者更好的理解作者所表达的内容。同时这样表达更能体现出文章的内容且对各方面的描写都更加全面、明了逻辑性更强。
《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一编就大革命本身特点展开探讨，颠覆了人们对大革命的一贯认知，指出大革命的根本取向是消灭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是实现人民对平等的追求。在这一编中，我认为第五章是本编的重点，如托翁说的，前面所有的论述只是为了阐明主题，第五章作者基于对整个欧洲制度、社会结构的相似性的分析和比较，发现封建制度衰落的地方，民众对其仇恨越大。同时得出，法国大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企图用平等、一致的社会政治秩序来取代统治整个欧洲的封建制、贵族制的政治制度。
第二编讲述大革命得以发生的基础——旧制度的种种机制。通过对每个机制的运行、发展的阐述得出，法国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是所有机制如此变化、存在和运行的根本原因。而大革命的敌人--贵族统治的封建等级制度，很早就被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架空，在大革命开始前已经开始崩溃。在这一编中，我对十一章的内容感触较深，第十一章阐释了隐藏的大革命力量：人们的自由性格。一方面，政府贪婪捞钱的欲望损害了它的控制力，而且它的集权经验不足，不自信，行政风格上也受到司法习惯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专横跋扈。另一方面，虽然被大量剥夺，贵族、教士、资产者、司法机构，还都保持着一些自由的性格。它表明法国人并没有完全心甘情愿的服从于专制的奴役。当然，托翁说，这种“病态的自由”虽然有助于法国人推翻专制制度，但它也使得真正“自由的法治国家”更难于建立了。从而旧制度塑造了大革命。
第三编主要从思想动因及其相关因素方面进行了补充性的分析阐述，进一步对革命发生的顺序、逻辑和较为浅显却直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而在第八章中，作者对大革命从旧制度种自然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并再一次阐述对于自由的热爱，并指明之追求平等的革命得到的结果可能是平等的奴役，只有追求自由的革命才会换来真正的平等、民主和自由。
全书论述了大革命与旧制度之间的联系，即旧制度塑造大革命、大革命继承旧制度。从而揭示了大革命爆发的真正原因，以及其背后深刻的历史基础和历史动力。
二、法国大革命与传统的革命的时代背景比较。
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我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老百姓觉得无路可走了所以才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却不是这么回事。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本来人们认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时候发生的，但历史证明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那为何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托克维尔的判断是：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国民的私人灾难。也就是说，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无法忍受，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悄然而至。
三、思考与感悟
老实的说，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这本书中我学到的知识挺多的，但我也同大多数人一样陷入疑惑当中，那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到底是必然还是偶然的结果呢？为了解决我心中的疑惑，我从网上看了一些名家对这本书的见解，很多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无其必然性，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不容易，却着实激烈、彻底。正如托翁所言：“只有法兰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易，主要依据是四个稳定的阶级：国王与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农民（第三等级）。而以上阶级形态的构成，究其根源，均落脚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旧制度的影响。
因为贵族在遭到集权权力较为充分的剥夺后，安于守住其经济特权度日，资产阶级则在积极争取后实际掌握国王权力中心以外的大小官职和权力，并成为贵族以外享有特权最多的阶级，对现状较为安逸，他们被压迫和贫困牢牢拴在偏远的土地上，远离公共生活，从不参与政治。因此，环顾各阶级的境况，无论哪个阶级，都没有进行革命的直接动机。因此，法国大革命爆发并没有其必然性。可是，革命还是似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因为法国人民追求自由、平等的生活，各种旧制度对他们的生活、思想都有一定的限制。托克维尔有诗意的描述法兰西民族来进行解释：“它从未自由到决不会被奴役，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所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实属偶然，但当回望法国这片孕育革命的土壤上所发生的，又会发现其必然性。必然性首先要存在，才得以在适当的时机得以爆发。就像托翁所言：“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
“以史为鉴”是古人提出来学习历史最为主要的用途，所以了解过《旧制度与大革命》后，再从王岐山先生等名家将中国现状与1789年的法国相比的而发出的言论来看，当今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政府腐败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人们对于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碍会很大。但是如果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借用托克维尔的话“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那么中国现在政府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说明中国社会也处在非常危险的地步。因此法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政府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写完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这篇读书笔记，如果单纯的只是写关于对文中的内容的话，以我现在的水平来说，可能我很多都是摘抄原文而已，所以在我的这份读书笔记可以说是借鉴网上各学者的一些观点所写的。因而望老师切勿责怪。
第五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旧制度与大革命
Why some think China is approaching a political tipping point 为什么有些人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倾覆的边缘？
Mar 16th 2013 |From the print edition
FOR some of China’s more than 500m internet users the big news story of the week has not been the long-scheduled one that their country has a new president, Xi Jinping, who already has more important jobs running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chairing its military commission.Rather it was the unscheduled, unwelcome and unexplained arrival down a river into Shanghai of the putrescent carcasses of thousands of dead pigs, apparently dumped there by farmers upstream.The latest in an endless series of public-health, pollution and corruption scandals, 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more potent(and disgusting)symbol of the view, common among internet users, that, for all its astonishing economic advance, there is something rotten in the state of China, and that change will have to come.对中国5亿多网民中的一些人来说，本周的大新闻不是他们的国家有了个新的主席。这早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在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前，他已经担任更为重要的职务—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对这些网民来说，更大的新闻是数千头死猪腐烂的尸体，沿江而下，毫无征兆和解释的出现在上海。很明显，这些不速之客是被上游的农户丢弃的。此次事件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公共卫生、污染和腐败丑闻中的最新一桩。很难想出还有更有力的证据表明，尽管中国取得了让人惊讶的经济成就，但是在中国有些东西已经开始腐烂，改变必将到来。该观点在网民中非常普遍。
Many think it will.According to Andrew Nathan, an American scholar, “the consensus is stronger than at any time since the 1989 Tiananmen crisis that the resilience of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in…China is approaching its limits.” Mr Nathan, who a decade ago coined the term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to describ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bility to adapt and survive, was contributing, in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an American academic quarterly, to a collection of essays with the titillating title: “China at the tipping point?” Ever since the death of Mao Zedong in 1976, foreigners have been predicting the demise of one-party rule.Surely a political system designed for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with virtually no private sector cannot indefinitely survive more or less intact in the vibrant, open new China.In 1989 China went to the brink of revolution.When reform came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satellites, for a while China seemed like the next domino, waiting to topple.很多人认为改变会到来。美国学者Andrew Nathan认为，“中国独裁政权的韧性已经接近了它的极限，这种共识比1989年的天安门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十年前创造了“独裁韧性”来描绘中国共产党适应和生存下来能力的Nathan先生，在美国学术季刊《民主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文章的标题让人感到刺激，“即将倾覆的中国”。自1976年毛泽东过世之后，国外人士一直在预计一党统治的死亡。在开放和充满活力的新中国，一个为实际上没有私营部门的中央计划经济设计的政治体系，肯定不能无限期地几乎毫发无损的生存下来。1989年当变革席卷苏联及其卫星国时，中国走到了革命的边缘，一段时间内中国好像要成为下一块即将倒下的多米乐骨牌。
But the party proved far more durable—and popular—than seemed possible in 1989.And as China’s economy soared and the Western democracies floundered, authoritarianism proved more resilient than ever.With China booming, few tried to emulate the Arab spring of 2011.They were easily dealt with by the pervasive “stability-maintenance” machinery.但事实证明，在1989看起来可能要倒台的共产党，其实更具有持久性，更得人心。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西方民主国家陷入困境，独裁主义被证明比以往更具有韧性。由于中国经济的繁荣，很少人尝试效仿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他们可以轻易地被无孔不入的“维稳”机器处理掉。
No single change explains why China might be nearer to a tipping point now.Bu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s eroding some of the bases of party rule.Fear may be diminishing.Nearly 500m Chinese are under 25 and have no direct memory of the bloody suppression of the Tiananmen protests: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its best to keep them in the dark about it.A few public dissidents still write open letters and court harassment and jail sentences.But millions join in subversive chatter online, mocking the party when not ignoring it.没有某个变化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可能更加接近倾覆的临界点。但是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正不断侵蚀着一党统治的基础。恐惧可能正在消失。近5亿中国人的年龄在25岁以下，他们对天安门的血腥镇压没有直接的印象：政府竭尽所能使他们对此事件一无所知。尽管一些持不同政见人士仍然写公开信，对法院不公正的判决紧咬不放。但是数以百万计的人会选择上网，聊一些颠覆性质的话题，如果不忽视共产党的存在，嘲笑它。
“Mass incidents”—protests and demonstrations—proliferate.Farmers resent land-grabs by greedy local officials.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workers staffing the world’s workshop in eastern China are more ambitious and less docile than their parents.And the urban middle class is growing fast.Elsewhere, the emergence of this group has brought down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rough people-power(in South Korea, for example)or negotiation(Taiwan).And much of China’s middle-class seems discontented, furious at the corruption and inequality the party has allowed to flourish, and fed up with poison in their food, asphyxiating filth in their air and dead pigs in their water-supply.The internet and mobile telephony provide tools for spreading news and anger nationally.The party has to work hard to make sure that they do not also help unite all these atomised grievances into a concerted movement.It has a lot of hammers and a lot of nails.But it is still hard to pin jelly to the wall.“群体性事件”——抗议和游行——不断扩散。农民们憎恶贪婪的地方官员无耻地攫取他们的土地。比起他们的父母来说，在中国东部—世界工厂—工作的农民工二代们多了些野心，少了些温顺。同时城市的中产阶级正在快速的成长。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一阶级的出现已经通过人民的抗争（例如，在韩国）和谈判（台湾），推翻了独裁政权。而且很多中国中产阶级人士好像，对被共产党纵容泛滥的腐败和贫富差距问题，深为不满和愤怒，对食物中的毒素，空气中令人窒息的烟尘和水供应中的死猪，感到厌烦。网络和手机为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新闻和愤怒提供了工具。共产党必须想尽办法，确保这些零碎的不满不联合成协调一致的运动。它有许多“锤子”和“钉子”，但是要想把“果冻”钉在墙上，仍然是困难的。
The other reason for expecting change is that Mr Xi and his colleagues profess to know all this and to be serious about political reform.It has been a recurrent theme at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NPC), China’s Potemkin parliament, under way this week.期待变化的另一个理由是习先生和他的同事们都自称对这些情况很了解，而且要在政治改革上动真格。政治改革一直是人民代表大会上反复出现的主题。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波特金式（表面文章和弄虚作假的代号）的国会，本周正在举行。
What looks like a serious purge on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by freeloading officials suggests the party begins to get it.The “streamlining” of government by merging ministries shows a new willingness to take on powerful vested interests.Mr Xi has urged the party to be brave in tackling reform: “like gnawing at a hard bone and wading through a dangerous shoal”(chewing gum while walking is for wimps).共产党对爱揩油官员奢侈性消费的严肃整顿，暗示其要开始政治改革行动。通过部门合并来“精简”机构，表明了政府要与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进行较量的意愿。习先生要求共产党要勇敢的面对改革问题：“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边走路边嚼口香糖，那是胆小鬼做的事）。
Reform, however, does not mean tampering with one-party rule.Rather, as Fu Ying, spokeswoman for the NPC, put it: political reform is “the self-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ut another way, it is about strengthening party rule, not diluting it.Mr Xi seems to agree.A New York-based website, Beijing Spring, has published extracts of a speech he made on a tour of southern China late last year.He affirmed his belief in “the realisation of Communism”.尽管如此，改革并不意味着要改变一党统治。恰恰相反，正如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发言人傅莹所说“政治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换句话说，政治改革是要加强党的统治，而不是消弱党的统治。看上去，习先生也同意这种观点。纽约一家网站“北京之春”登载了去年底习近平在中国南方考察中一次演讲的节选。他表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Democracy in China 中国的民主
Mr Xi also spelled out the lesson his party should draw from the failure of its Soviet counterpart: “we have to strengthen the grip of the party on the military.” He is right to pinpoint the willingness or not of the army to shoot people as the cruc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Soviet experiences.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sobriquet Mr Xi would find more insulting than “China’s Gorbachev”.From where he sits, the career of Mikhail Gorbachev is an object lesson in failure.习先生也清楚地讲明了中国共产党应该从苏联共产党的失败中吸取的教训：“我们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控制。”清楚地指出军队是否愿意对人民开枪是中国和苏联经验的关键区别，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很难想到有比“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更让习先生感到受辱的绰号了。从他的立场看，戈尔巴乔夫的生涯是一个失败的教训。
There is a vogue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for reading Alexis de Tocqueville’s1856 book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The argument that most resonates in China is that old regimes fall to revolutions not when they resist change, but when they attempt reform yet dash the raised expectations they have evoked.在中国知识界，阅读1856年托克维尔写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很时尚的事情。书中最能在中国引起共鸣的观点是：旧政权由于革命而倒台，不是在其抗拒变革时，而是当他们试图改革，但却无法满足他们唤起的期待时。
If de Tocqueville was right, Mr Xi faces an impossible dilemma: to survive, the party needs to reform;but reform itself may be the biggest danger.Perhaps he will see more fundamental political change as the solution.But then pigs will no longer rot in rivers.They will fly.如果托克维尔是对的，那么习先生就得面临一个不可能的两难处境：为了生存，共产党需要改革；但是改革本身可能是最大的风险。可能他将把更根本的政治变化作为解决方法。但是到那时，猪将不再在河里腐烂了。他们将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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