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山西方言与山西文化
山西方言与山西文化
在中华方言大花园中，山西方言是最有价值、最为珍贵的一个品种。山西人说的山西话，即是山西方言。可以说，没有山西方言也就没有山西文化。
放之历史长河，山西方言与山西文化密不可分，山西方言与山西文化的关系确实源远流长。而以发展的眼光看，山西文化既靠文字传承，也靠语言（即方言）传承。可以肯定，没有语言的传承，山西文化是流传不到现在的。山西方言中的古音
对照许多北方方言看，山西方言是最接近文言的方言，而文言是沟通现代人和古代人的桥梁和纽带，是高雅的语言！可以说，现在太原人、晋中人说的方言，就是当时唐朝人甚至是更久远的祖先说的话。在中华方言大花园中，山西方言是最有价值、最为珍贵的一个品种。
时代在变化，语言在变化，方言也在变化。而正是由于山西山川阻隔，地域封闭，经济自给自足，语言的变化相对较慢。因此，山西方言中保留古语音较多，古文化的含量较高，这是语言学界公认的事实。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对山西方言与古文字、古语音的对应关系，对山西方言中的古文化含量，认识还很肤浅。
彭真同志的家乡，曲沃县垤（dié）上村，今已属侯马市。垤就是个古音。还有一个古字，咥（dié），吃的意思。这个字，可能除了山西人在用，别的地方人已经不用了。晋中、太原方言中常用这个字。如，今天咥了一碗拉面，咥了个过油肉。咥字本意是吃，长期使用中产生延伸变异。还有“咥便宜”的说法。如某公买了二斤豆腐，顺手拿了根葱，回来告老婆说，“咥了个便宜。” 山西方言与古诗词
山西历史上出过许多大诗人，如白居易、柳宗元、王之涣、王维等。当时这些唐代诗人肯定不会说当今的普通话，用普通话去朗读唐代山西诗人的作品，许多韵味出不来。有时心里不免嘀咕，白居易的诗不押韵呀！但又不敢说，怕人家笑话自己没文化，白居易是历代公认的大诗人嘛！
实际上，这些唐代大诗人当时都是说的山西话，山西方言。目前汉语各方言区中，只有山西方言、江浙方言中含有大量入声字，尤其是晋中、太原一带方言中含入声字较多，诗词中许多是用入声字作韵脚的，储存了许多远古的文化信息。如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用普通话读和用太原话读，韵味是完全不同的。
入声字确实很独特、很奇特。它的特点是发音短促、有力，尾声似乎被吃掉了，像爆炒豆子，叭叭作响。而普通话尾音较长。如山西话：公安局、一桌饭、杀割啦、改革开放。语言学界专家曾多次去晋中考察，让一些中小学老师用方言读白居易、王维等人的诗，入声字使这些古诗词大放异彩。
需要说明的是，语言学的晋语区中不包括晋南二十七县市区及广灵县，因为它们的方言中没有入声字。山西方言与音乐
山西是民歌的海洋，这是世人皆知的。山西民歌由于其地域性特点鲜明，山西韵味十足，非常优美动听，流传很广，深受全国人民喜爱。
山西方言非常有特色，很有音律感、韵律感，山西民歌只有用方言演唱才有味道，至少也要普通话里夹杂山西方言，关键字、词要用山西方言，如果用纯普通话演唱，会韵味全无。
北京一个歌唱家演唱 “交城山”，有一句“一辈子也没啦坐过外好车马”。山西韵味应该是“一（ye）辈子也没（me）啦坐过外（wai）好车马”。歌唱家唱成“一（yi）辈子也没(mei)啦坐过那好车马”韵味全无，听着不舒服。
还有一个歌唱家演唱“亲圪蛋下河洗衣裳”，把“双圪顶”跪在石头上，改成“双膝盖”跪在石头上，本意是想用全国人民都听懂的语言推广山西民歌，这一改，使得生动的左权民歌变得索然无味。
而民歌大王石占明演绎了许多山西民歌，除左权民歌外，其他民歌也是唱得有滋有味。他满口左权话，在京城闯荡几年，是略带京腔的左权话。他的歌有味又听得懂，在全国各地舞台上大受欢迎。山西方言与戏曲
山西是戏曲大省，剧种繁多，剧目丰富多彩，各剧种名家辈出。各剧种之所以深受群众欢迎，与浓郁的地方特色分不开。首先，剧情大多与山西有关，如“打金枝”“下河东”等等；其次，音乐曲牌是当地的音调；第三，道白用的是方言。尤其是方言的运用，使得地方戏剧妙趣横生，大受欢迎。曾经有一段搞戏曲改革，音乐朝歌剧方向走，道白用京腔，弄得不伦不类，丢失了大批观众，已经引为教训。
山西的地方戏曲大都是用方言区来命名的剧种，如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蒲州梆子，正是体现了方言与地方戏之间的密切关系。下面以北路梆子为例，说明方言与戏曲的关系。北路梆子即雁剧，以晋北方言为基础，汲取了晋北方言的精粹，这是北路梆子集地方性、艺术性于一体的精华所在。1.词汇方面
从唱词和道白中，可以看到大量晋北方言词汇。如名词：在《舁（yú）桥》剧中的“山窝”（山里面）、“光景”（日子）、“莜面山药”“莜面推窝窝”“凉拌山药丝丝”“骨拐”“旱船”。在《血手印》剧中的“这边厢”“那边厢”。如动词、形容词：在《三堂会审》剧中，“打量我命难保全”（打量：估计、约摸)；《醉陈桥》中“手扳着垛口往下瞧”（扳着：压着、按着）；“帅字旗不住空中飘”（不住：不停地)；《天剑除》中的“我心想做生意褪褪穷毛”（褪褪穷毛：即脱贫致富）；《舁桥》中的“倒灶倒灶真倒灶”（倒灶：倒霉）。这些方言词语在剧中的运用，叫人听来亲切自然，贴近人民生活。2.叠音词的运用
山西方言尤其是太原晋中方言中用叠音词较多。如冰糖蛋蛋、花生豆豆、电线杆杆、花袄袄、板凳凳。《舁桥》中的“阴沉沉”“血淋淋”“哗啦啦”“雾茫茫”；《访白袍》中的“清风飘飘，细雨霏霏”；《打代州》中的“黑压压”；《血手印》中的“悲风呼呼响，胡天叫地两茫茫”。这些叠音唱词在剧中起到了烘托气氛，渲染场景的作用，给人生动形象的感觉。3.谚语、俗语的运用
北路梆子的道白、唱腔，不仅大量运用方言土语，还用了方言中的俗语、谚语。《舁桥》，中的“饿得前心贴后背”“好你老婆子，和老咸菜一样——黑心”增加了幽默、诙谐的艺术效果；“这老婆子不够数——一定是个二百五”用顺口溜来刻画人物，更加生动。
我省各剧种在运用方言中大致如此，因此也紧紧吸引当地群众，使之流传久远。方言是地方戏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方言就没有地方戏。幽默生动妙趣横生的山西方言
山西方言充满了幽默感，说起来使人的表达更加生动、形象、准确。以前人们打煤糕时要去煤场买煤，常听人们说：“有面子的没面子，没面子的尽面子”，讥讽走后门、拉关系。反动军阀阎锡山搞三自传训时说的一句话：“没有关系找关系，找下关系没关系。”意思是要说你不是“共党”，就找关系来证明，找来证人就没事，找不来就按“共党”处置。这种一语双关的表达使人一听就明白，记忆深刻。
山西方言中对“二”的运用，简直妙不可言，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如“二流子”“二癞子”“二百五”“二不楞”“二愣子”“二傻子”“二姑娘”“二闺女”“二杆子”“二鬼子”“二五眼”“二饼子”（眼镜）、“二道贩子”“二把刀”“二球货”。山西方言中“二”打头的词多为贬义词，为什么不用一、三，一定要用二，说不清。现在又有发展，如“那人不行，有点二”。过去惯用语中有“起二心”，“忠心不二”。
山西方言中语汇确实丰富生动。在太原地区，一个“头”字，有三种说法：太原城里人叫“得老”，小店一带叫“得老蛋子”，柴村一带叫“骷髅”。晋中一带说的“谝打”“倒歇”就比“聊天”生动、亲切得多。“溜舔”就比“拍马屁”更为形象、生动。类似的语汇较多，与普通话相比，山西方言更为丰富多彩。如：黑眯洼眼、球眯性眼、死眯处眼、死皮赖脸、圪出打蛋、黑操烂
五、假迷三道、肉头性脑、光眉俊眼。语音辨异、乡音出彩
说山西话十里不同音，确实不为过。山川阻隔，封闭自足的经济文化圈，造成了五花八门的地方口音。方言除了用文字记录、表达外，重要是靠语音来表达意图、交流信息，传递感情。在山西方言众多的支系中，我认为最具幽默感、最具代表性的当数五台话（包括定襄话）和平遥话了。五台定襄话的基本特征是把所有发ang的音，统统发为an，这就是打开五台、定襄话秘密的钥匙。如钢（gan）铁公司、阳（yan）光(guan)灿烂。而平遥话的特点是把an的音发为ang。如平遥人说展览（zhanglang）。而与平遥相邻的介休，又是把发ang的音发为an。有一句笑话，介休人说，张（zhan）部长(zhan)，我（e）上（shan）了你的当（dan）了。刚调来的张部长听罢，气得晕过去。人家听成，“张部长，我骟了你的蛋了！” 山西方言与移民的关系
历朝历代，由于屯垦戍边、开发新区，大规模移民是常有的事。移民一方面造成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又使不同地域的文化发生交流，产生新的文化。人口的迁徙在促进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使方言随着迁徙人群大跨度地转移。几个相隔千里之外的地域人群，几乎操着相同的方言，可能是移民带来的语言现象。比如长治方言区、黎城方言区，人们说肉为（yòu），说人为（yin）。这与辽东方言、胶东方言是一致的。究竟谁是源、谁是流，尚不清楚。但推测，山西为中原腹地，辽东、胶东较为偏远，山西应为源，辽东、胶东应为流。运城许多地方说街（jie）为（gāi），赶集为“赶街（gāi）”。这与云、贵、川、湘、鄂的方言是一样的。运城一带在汉唐时是京畿之地，出去做官、经商的人多，把当地语言带出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而当时云、贵、川一带尚属蛮夷之地。源流关系应该是清楚的。山西境内古交、娄烦、静乐与沁源的口音有着惊人的一致，以至于经常错把静乐人当成沁源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大跨度的方言相近现象，尚待专家考察论证。
山西方言是山西文化的载体，如果没有了载体，文化传之不远。为此，我们有必要像研究山西文化那样研究山西方言，像保护山西文化那样保护山西方言。
第二篇：山西文化之旅（范文模版）
晋祠
晋祠（jinci)在太原市西南25公里悬翁山下，晋水发源处。北宋天圣年间，追封 唐叔虞为汾王，并为大母邑姜修建了规模大的圣母殿，殿内有43尊宋代彩塑，殿前鱼沼飞梁为国内所仅见。殿内两侧为难老、善利二泉，晋水主要源头由此流出，常年不息，水温17℃左右，清澈见底。祠内贞观宝翰厅有唐太宗写的“御碑”、“晋祠之铭并序”。晋祠内还有著名的周柏、唐槐，周柏位于圣母殿左侧，唐槐在关帝庙内，老枝纵横，至今生机勃勃，郁郁苍苍，与常流不息的难老泉和精美的宋塑42个侍女像、圣母像誉为“晋祠三绝”。
晋祠最著名的建筑为圣母殿，创建于宋代天圣年间（1023—1032年）。圣母传为 叔虞之母邑姜。圣母殿原名“女郎祠”，殿堂宽大疏朗，存有宋代精美彩塑侍女像41尊、明代补塑2尊，这些彩塑中，邑姜居中而座，神态庄严，雍容华贵，凤冠霞帔，是一尊宫廷统治者形象。塑像形象逼真，造型生动，情态各异，是研究宋代雕塑艺术和服饰的珍贵资料。
鱼沼飞梁，建于宋代，呈十字桥形，如大鹏展翅，位于圣母殿前，形状典雅大方，造型独特，是国内现存古桥梁中仅有的一例。
唐碑亭，即“贞观宝翰”亭。亭内陈列唐太宗李世民手书碑刻“晋祠之铭并序”。全碑1200多宇，书法行草，骨骼雄健，笔力奇逸含蓄，有王羲之的书法神韵，是书法艺术的珍品。圣母殿右侧，是千年古树“卧龙周柏”。难老泉，俗称“南海眼”，出自断岩层，终年涌水，生生不息，北齐时有人据《诗经鲁颂》中“永锡难老”之句起名“难老泉”。周柏唐槐、难老泉、侍女像誉称“晋祠三绝”。
平遥古城
平遥古城，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公元前827年～公元前782年），明代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扩建，距今已有两千七百多年的历史。迄今为止，它还较为完好地保留着明、清（公元1368～1911年）时期县城的基本风貌，堪称中国汉民族地区现存最为完整的古城。平遥曾是清代晚期中国的金融中心，并有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县城格局。
著名的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就诞生于古城西大街，被誉为“大清金融第一街”。
日升昌票号创建于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遗址占地2324平方米，用地紧凑，功能分明。百年沧桑，业绩辉煌，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开中华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其分号遍布全国30余个城市、商埠重镇，远及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著称于世。日升昌票号创立后，先后有介休、太谷、祁县相竞效仿。
平遥古城民居，以砖墙瓦顶的木结构四合院为主，布局严谨，左右对称，尊卑有序。大家族则修建二进、三进院落甚至更大的院群，院落之间多用装饰华丽的垂花门分隔。民居院内大多装饰精美，进门通常建有砖雕照壁，檐下梁枋有木雕雀替，柱础、门柱、石鼓多用石雕装饰。平遥古城十大怪
首怪：平遥怪是平遥怪，平遥称呼是首怪，贵杰（译音）领着去拜年，高高、大大（译音）跑 在前，爷爷、呀呀（译音）初一拜，蒋蒋、百百（译音）初二拜，二老、二忙（译音）是初三，初四随 着跌跌、忙忙（译音）把家归。【注：贵杰（译音）-过节 高高、大大（译音）-哥哥姐姐呀呀（译音）-奶奶 蒋蒋、百百（译音）-外公外婆 二老二忙（译音）-二叔二婶 跌跌忙忙（译音）_父母】
二怪：平遥牛肉闻天下，不见田野有牛迹
三怪：平遥小麦稀，面食多的数不清。
四怪：平遥人多地亩少，物产贫乏盛产少，票号镖局却振天下。
五怪：平遥三轮车二头踩，拉着美女跑的快。【注：平遥三轮车因其装有一个链盘、两个飞轮、一个小换向链盘，所以平遥三轮前踩踏或后 踩踏三轮车都为前行，在全国唯平遥所独有】
六怪：平遥美女额头盖公章，不是公章是拔罐痕。【注：平遥人乃至山西晋中地区人在患感冒病或头痛脑热时，常以小火罐在额头拔罐治疗。】
七怪：平遥房子半边盖，财水不能往外流。【注：平遥老民居的房脊都在房屋后墙，成一面坡式单向流水，其它地区房脊在房屋中部为人 字形两面坡双向流水。平遥讲究雨水为财，财水不外流。】
八怪：平遥男女老少喊透他，不喊透他不说话。【注：透他为平遥方言口头脏话。就是“日”的意思。】
九怪：平遥厕所比井大，方便先要上大桥。【注：在平遥民居中，厕所多以用砖石修一大坑或用大形水缸埋在地下，口部架两块木板或石 板。】
十怪：平遥土炕大而宽，三代同床还有余。
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祁县城东北12公里处，北距太原54公里，南距东观镇仅2公里。它又名“在中堂”。属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是清代全国著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宅第。是一座具有北方汉族传统民居建筑风格的古宅。始建于清代乾隆二十年（1755年），后又经同治、光绪年及民国初年多次增修。占地10642平方米，建筑面积4175平方米。整个院落呈双“喜”字形，分为6个大院，内套20个小院，313间房屋。整个院落是城堡式建筑，三面临街，四周是高达10余米的全封闭青砖墙。大门为城门式洞式。与大门相对的是砖雕“百寿图”。大门以里，一条长约80米、宽约7米的石铺甬道把6个大院分为南北两部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汉族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艺术水平。五台山
五台山由东西南北中五大高峰组成，据说代表着文殊菩萨的五种智慧：大圆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成所作智，法界体性智；以及五方佛。五台山位于中国山西省东北部，是国家级地质公园，拥有林场和美丽的自然风光，与四川峨嵋山、安徽九华山、浙江普陀山共称“中国佛教四大名山”。
悬空寺（山西大同恒山悬空寺）
悬空寺又名玄空寺，是国内仅存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恒山悬空寺始建于1400多年前的北魏王朝后期，历代都对悬空寺作过修缮，北魏王朝将道家的道坛从平城，今大同南移到此，古代工匠根据道家“不闻鸡鸣犬吠之声”的要求建设了悬空寺，是中国古代建筑精华的体现。悬空寺共有殿阁四十间，利用力学原理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梁柱上下一体，廊栏左右相连，曲折出奇。寺内有铜、铁、石、泥佛像八十多尊，寺下岩石上“壮观”二字，是唐代诗仙李白的墨宝。
云冈石窟是我国最大的石窟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依山而凿，东西绵延约一公里，气势恢弘，内容丰富。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造像5万1千余尊，代表了公元5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应县木塔
全称释迦塔，佛宫寺释迦塔，中国辽代高层木结构佛塔。在山西省朔州市应县城内西北隅佛宫寺内。因塔内供释迦佛，故名。又因塔身全是木制构件叠架而成，所以俗称应县木塔。佛宫寺建于辽代，历代重修，现存牌坊、钟鼓楼、大雄宝殿、配殿等均经 明清改制，惟辽清宁二年(1056年)建造的释迦塔巍然独存，后金明昌二至六年(1191年～1195年)曾予加固性补修，但原状未变，是世界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全木结构高层塔式建筑。1933年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对木塔进行考察研究，1935 年实地测绘。1962年文物出版社又曾予以补测考察，古建研究专家陈明达编著了《应县木塔》。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与法国埃菲尔铁塔、埃及金字塔一起蜚声海内外的应县木塔建于辽代，浑身上下没用一颗铁钉，全部架构均由卯榫咬合而成，承重数千吨而不下沉，成为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
第三篇：山西焦煤文化与理念
山西焦煤企业形象
企业战略目标
建设亿吨级现代型国际化能源化工大集团。
企业战略描述
做强做大焦煤主业，积极发展相关产业； 联合参股上下游企业，放开搞活其它行业。
价值追求
打造山西品牌支柱企业、中国优势突出能源企业、国际一流竞争力企业。
发展战略
本质安全型支撑战略、规模品质领先战略、循环经济主导战略、新产业跟进推动战略、经济多元化促进战略、和谐廉洁创新文化引领战略等“六大战略”。
本质安全型支撑战略——把本质安全型企业建设作为实现企业总体发展战略目标的基础和支撑，放到集团战略的第一位。重点推进瓦斯攻坚、防治水、防灭火和运输系统提升整治工作，努力实现12座高瓦斯矿井全部抽采达标，建设12座国家级安全质量标准化矿井、16座专业化示范矿井，提升矿井安全保障能力和本质安全型企业水平。
规模品质领先战略——打好“规模与品质”两张牌，进一步扩大资源规模、产量规模和销售规模，进一步确立品质优势地位，不断扩大焦煤主业在同行业的领先地位，提高市场占有率，获得更大的市场话语权。
循环经济主导战略——以“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绿色发展”模式主导企业的产业布局。在煤炭产业快速增长的同时，着力加快电力、焦化、物流商贸、建筑建材等非煤产业的发展，形成相互支撑、整体配套、多元竞发的格局。一是建设古交、兴县、庞庞塔、王家岭等大型矿井和矿井集群矿区，大力延伸“煤—电—材”产业链，发展洗选、坑口发电、伴生资源开发利用、建材等关联产业，形成一批纵向一体化延伸开发的新型能源工业园区。二是重组整合焦化产业使之实现规模集成，延伸“煤—焦—化”产业链，形成以山西焦化和汾阳焦化两个煤化工基地为骨干的化工产业群。
新产业跟进推动战略——整合提升非主导产业和辅业存量，积极发展生产和生活服务业，统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通过“整合、提升、联合、放活”四管齐下，使新产业尽快缩小与主业发展的差距，跟上主业发展的步伐，进而提高新产业对企业经济总量的贡献率，对企业整体战略的实现起到推动作用。
经济多元化促进战略——加快改革体制机制，通过发展金融资本业务、引进国际资本等举措，培育新经济体，提高多元经济体之间的融合度，有效发挥多元经济的集聚效应和运营效率。重点统筹推进股权重组（债转股）、整体上市，实现企业体制机制再造，建立规范的母子公司管理体制；着力培育投资公司和财务公司“两大新经济体”，提升集团资本运作和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大力发展“三个百亿级”物流商贸公司，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发展进出口贸易，为集团经营规模上千亿元提供重要支持；继续深化煤电、煤钢、煤焦、煤港、煤路 “五大战略联盟”，快速扩张产业的外延和规模实力。
和谐廉洁创新文化引领战略——突出以“和谐、廉洁、创新”为核心的主题文化，大力度推进职工棚户区、沉陷区建设三年规划的实施，在已完成260万平方米、3.1万户改造基础上，再完成260万平方米、2.9万户改造任务；持续推进矿区环境综合治理，多措并举实施节能减排工程，推进民生改善、社会和谐不断取得新成效。对标看齐一流大集团标准，推进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着力加强“计划投资、财务经营、目标责任、人力资源”四大管理，努力实现严格管理、创新管理和精准化管理。倡导“紧、严、细、实、廉”的工作作风，强化党建工作，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发挥工会共青团组织的功能，建设焦煤文化，推动集团各项事业的全面、高效、快速发展。
发展道路
走“安全、转型、绿色、和谐”相统一的发展道路。
企业愿景
山西焦煤集团公司煤炭品种齐全，品质优良，具有低灰、低硫、低磷、粘结性强、结焦性好等特性，是煤中精品，稀缺性资源，被誉为“世界瑰宝”。
山西焦煤集团公司是中国煤炭行业第一家以资产为纽带，按照现代化企业制度要求组建的集团公司，是中国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焦煤企业。山西焦煤正按照“以煤为主、综合开发、集约经营、科学发展”的要求，全面快速发展，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为世界煤炭行业的“瑰宝”。
企业宗旨
山西焦煤人是奉献的群体，山西焦煤集团公司的产品是造福社会的产品。山西焦煤人采撷地下之火，带给人间光明与温暖，用奉献造福社会。不断满足员工的全面需要，促进员工的全面发展，是企业的任务和天职；以更多更好的产品奉献社会、造福员工是企业的根本宗旨，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山西焦煤集团公司将以更大的步伐、更快的发展、更强的实力，奉献社会，造福员工，实现自身的理想和价值。
企业精神
团结、奉献、求实、进取的精神，是原西山煤电集团公司首先提炼的。1994年江泽民同志视察西山时，亲笔题写了这种精神。
团结、奉献、求实、进取的精神，是山西焦煤广大员工精神风貌的具体体现，是各子分公司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是各子分公司企业精神的高度概括，也是山西焦煤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团结：班子团结、员工团结、企业上下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出战斗力，团结就无往而不胜。
奉献：是国有煤炭企业的优良传统，是人生价值的最高境界；做强企业，奉献社会，造福员工，是山西焦煤的精神境界。奉献，就要发扬山西焦煤人识大体、顾大局、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的优良传统和崇高精神。
求实：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也是科学的工作方式。求实，就要尊重规律，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求实，就要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求实，就要求突破、求创新、求发展。
进取：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是时代的主旋律，是山西焦煤做强做大的必然要求。进取就要不断学习，进取就要善于思考，进取就要敢于创新，进取就要精益求精。
企业核心价值观
人是企业的主体，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准绳。企业发展进步，既需要员工积极性的充分施展和发挥，也需要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约束和规范。
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将员工当作最可宝贵的资源，激发每个人的潜力，释放每个人的能量，满足人的全面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依法治企，根据企业管理创新，员工全面发展的要求，建立健全企业各项规章制度，将企业管理纳入制度化、法制化、人性化轨道。
以人为本，依法治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焦煤的内在需要，是企业管理创新的灵魂和指导思想，两者相辅相成，统一于企业改革、管理、发展的全过程和工作实践中。
山西焦煤企业规范
企业员工基本行为规范
第一条 热爱祖国，热爱焦煤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有损害国格和民族尊严的言行。
热爱企业，以山西焦煤为荣，自觉维护企业形象和团结，以山西焦煤为家，为山西焦煤着想，做合格员工。
第二条 遵章守纪，爱岗敬业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企业规章制度，知法、懂法、守法，严于律己，照章办事。
热爱岗位，工作严谨，讲求效率，乐于奉献，不投机取巧，不擅自行动，上标准岗，干标准活，做标准事。
第三条 安全生产，保证质量
安全生产、遵章作业，熟知安全规程、操作规程，能自保、互保，确保人身安全。
重视产品质量、工作质量，以娴熟的技术、严格的管理精神和敬业精神，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工作的高标准。
第四条 勤奋好学，善于创新
坚持终身学习，不断提高素质，自强不息，岗位成才，永不满足，在工作岗位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不断探索，积极进取，把创新作为个人进步和企业发展的动力。
第五条 言行文明，仪表整洁
精神饱满，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用语文明；讲求素养，行为得体。上班时间不懈怠、不失职、不干私事。
仪表整洁，穿着得体，符合岗位、工作要求。按要求佩带标志，挂牌上岗。
第六条 团结协作，追求卓越
互相尊重，真诚相待，密切合作，坦诚沟通。不传谣，不信谣，不利于团结和工作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和工作的事不做。
追求卓越，永不满足，干一流的工作，创一流的业绩，做一流的员工。
企业领导个人修养规范
第一条 政治坚定，热爱焦煤
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忠诚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热爱山西焦煤，自觉维护山西焦煤企业形象、荣誉和利益，维护山西焦煤领导班子形象和权威，确保政令畅通，纪律严明。
第二条 遵章守纪，依法行政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企业规章制度，做学法、守法、用法和维护法律、法规尊严的模范，自覍接受监督。
按照规定职责权限和工作程序履行职责、执行公务、依法办事，不滥用权力，不以权代法；遵守保密纪律和规定，不泄露国家和企业秘密。
第三条 恪尽职守，勤政为民
忠于职守，勤奋工作，讲求工作方法，注重工作效率，办事不推诿、不扯皮，不缺位、不越位，尊重同事。
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倾听群众意见，关心群众疾苦，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改进工作作风，努力为基层和广大员工服务。
第四条 勤奋学习，加强修养
坚持终身学习，努力钻研业务，不断增强责任意识、法律意识、廉政意识、效率意识和创新意识，努力提高政治理论素养和管理能力。
不断锤炼坚强意志，激发工作热情，增强公仆意识，保持高尚情操，追求卓越，永不言败。
第五条 求真务实，勇于创新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说实话，报实情，办实事，求实效，力戒形式主义。
勤于思考，勇于探索，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境界，在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以及领导方式和方法上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第六条 秉公办事，为政清廉
坚持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至上，不以个人偏见好恶待人处事，维护职务信誉，坚持客观公正、不以情代法，不假公济私。
认真贯彻执行有关工作生活待遇、公务接待、收受礼品等规定，克己奉公，遵章守纪，不以权谋私，不贪赃枉法，不吃、拿、卡、要，不参加对执行公务有影响的宴请。任何场合都严格要求自己，同时管理好家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
第七条 团结协作，作风民主
认真执行上级的决定和命令，服从大局，维护稳定，相互配保，相互支持，团结一致，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齐心协力做好工作。
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组织一旦决定，个人无条件服从；坚决反对独断专行，坚决反对自由主义。
第八条 品行端正，淡泊名利
模范遵守社会道德，作风正派，生活严谨，举止端庄，仪表整洁。说话不随心所欲，处世不盛气凌人。
淡泊名利，以德服人，勇于自我批评，敢于承担责任，不贪功诿过，不苛求于人，务实重德，躬体力行。
企业管理基本行为规范
第一条 依据决策，周密计划
依据战略目标和规划，制定、季度和月度工作计划，并根据形势任务的要求，进行分解、落实和调整。
排定部署每年、每月应该做的事，并提出工作要求和注意事项。
订出自己每天的工作计划，并按照轻重缓急，排列其先后顺序。
认真分析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设法拟定提高效率的方法，并付诸实施。
第二条 逐级负责。严密组织
依据岗位责任制，明确自己的“职责所在”与“权限范围”。
按照“责任法人制度”的要求，将工作分解或授权给有关部属去办理，并明确完成任务的责任和权限。
推行目标管理，使组织中的每一位员工都清楚集体和各自的工作目标、工作标准、工作程序，并自觉按要求去做。
发挥好组织协调作用，调配部属相互配合，积极协作，圆满完成任务。
第三条 激励约束，系统控制
制定明确的奖罚制度和规则，使组织中的每个人都知道工作好坏的奖赏与处罚。
及时总结管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清楚有效管理的成功要素和不足之处，并扬长避短，改进创新。
坚持民主管理的原则，让员工参与计划、决策和管理，把管理与控制建立在人人参与的基础上。
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现场，了解掌握第一手资料，把对工作的评价、指导建立在准确、可靠、使员工信服的基础上。
第四条 相互沟通，适时引导
了解员工的需要和动机，尽可能满足员工的需要，促进员工的发展，做一个有效的沟通者。
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解决管理中的困难和问题，团结和带动员工完成各项任务。
改进工作方法和作风，加强相互沟通与理解，增强“合作共识”和“影响引导”意识，做富有人情味、亲和力的管理者。
企业决策基本行为规范
第一条 在权限范围内决策。
在各决策主体之间规范而明确地划定各自的决策权限范围，避免出现越级决策或推委责任的现象。
第二条 民主集中决策。
决策中主张民主，集中决策后强调执行。对决策过程、执行情况、实施结果进行制度化监控。
第三条 按法定程序决策。
各决策主体均按法定的决策程序决策，任何人不得违背科学程序进行决策。
第四条 责任追求决策。
决策时，决策者均承担相应的决策责任。各项决策，均需保留可核实和查证的记录。企业利益受损时，追求决策者的相关责任。
第五条 科学全面决策。
决策应广泛听取集团公司内外、职工群众的意见，尤其要注意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在多方面进行比较的情况下决策。
第六条 阳光公开决策。
所有重大决策都要公平、公正，以不同形式进行公开，并自觉接受上级部门、职工代表、纪检监察、审计等方面的监督。
山西焦煤核心理念
企业哲学理念
用发展的思路解决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用深化改革的办法解决企业在改革中遇到的矛盾；用市场经济的手段解决企业走向市场遇到的问题。
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企业在发展中会遇到许多困难、矛盾的问题，但困难就是机遇，矛盾就是发展，问题就是挑战。要敢于把困难当成发展的良好机遇，变压力为动力，坚持以发展为主题，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解决企业在前进中遇到的困难，从容应对挑战，与时俱进，开拓进取；要矢志不渝地用改革的精神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好改革过程中遇到的矛盾，推动企业实现新的突破和拓展；要强化市场意识，坚持市场取向，以市场配臵资源，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解决企业走向市场遇到的问题，切不可遇到困难就习惯性地退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一句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态度积极，方法创新。
企业经营理念
人才立企，诚信固企，科教兴企，创新强企
人才是企业的第一资源，诚信是企业的第一品牌，科教是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是企业活力的不尽源泉。积聚人力，凝聚人气，把企业做强做大建立在培养造就高素质员工队伍上；崇德守信，诚实服务，把企业品牌建立在全体员工诚信品格的养成上；强化员工培训教育，建设学习型企业；依靠科技进步，提高技术含量，把企业兴盛建立在第一生产力的充分发挥和应用上；坚持与时俱进，积极开拓创新，把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建立在不断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上。人才、诚信、科教、创新是企业经营的根本保证。
企业安全理念
安全是煤矿的头等大事，安全是企业一切工作的基石。搞好安全生产，不仅要以人为本，把企业生产建立在职工生命安全的基础上，而且要以科学发展为宗，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主针，树立全面的安全观、生命观、生产观，珍惜员工生命，珍爱员工健康，搞好文明生产，实现企业和员工生产、安全、健康、文明的协调发展和共同提高。
企业管理理念
没有一个没有责任的人，没有一件没有责任者的事
管理是企业永恒的主题。管理的核心是明确和落实责任。通过层层分解和落实责任，达到“没有一个没有责任的人，没有一件没有责任者的事”，使事事有人管，事事人愿管；人人有事做，人人愿做事，人人做好事。这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企业领导工作理念 职务就是责任，责任重于泰山
职务是组织授予的，员工委托的。要将职务和责任统一起来，在其位谋其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尽职尽责、精益求精；要将敢于负责和善于负责统一起来，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深思熟虑，谨言慎行，善谋善断，敢作敢为，成为企业改革发展合格的领导者，成为职工群众满意的当家人。
企业决策理念
决策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缜密论证，符合程序；决策要尊重民意，善纳群言，讲求效率，公平公正。
企业员工工作理念
1、上标准岗，干标准活，做标准事
上标准岗，使自己的言行举止、穿着打扮符合岗位工种和技能要求。
干标准活，严格按岗位工种规范和标准操作。
做标准事，按公民道德标准和员工行为规范要坟做事。
2、精心管理、精打细算、精工操作、精益求精
管理要精心、精心、精打细算；工作要精心、精确、精益求精。
3、干就干好，争创一流
任何工作都是干出来的。说到做到、说干就干、干就干好、争创一流，使岗位因为有我更重要，使工作因为有我更出色。
企业生产理念
1、把握市场，掌握主动
市场是企业生产的“晴雨表”，按照市场需求指导生产。
生产为客户服务，了解客户需求，不断赢得主动。
2、效率优先，效益最大
坚持效益优先，实现高产高效，改变传统的粗放经营模式；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收益，实现效益最大化。
企业质量理念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质量是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管理的核心。以ISO9000系列管理为手段，抓好企业的产品质量、工程质量、工作质量和服务质量，创山西焦煤优质品牌；抓质量标准化管理作风；建百年大计优良工程；树优质服务企业形象，永葆企业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企业营销理念 诚实守信，合作共赢
诚信是企业的第一品牌，服务是营销的内在要求。合格稳定的产品质量、双方满意的合同兑现率和对用户始终如一的诚挚态度是诚信的三个基本要素。不论供求关系如何变化，都要一以贯之地保质保量，真诚待人。
在任何时候，对所有合作伙伴都坚持诚实守信、谋取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雪中送炭而不势利恭傲，精诚所至以求金石为开，决不以牺牲合作伙伴应得到利益谋求自身一时一地的收益。
企业人才理念
人才是第一资源，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市场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企业的第一资源。企业不仅需要企业家帅才、经营管理者将才，而且需要业务技术专才和门类齐全的岗位干才。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是将人看准用对，岗位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企业环保理念
文明生产，健康生活，绿色空间，协调发展
文明生产，健康生活：加强矿井质量标准化建设，消除妨碍员工生命健康的不安全因素，实现安全生产、文明生产；推进矿区环境建设，改变“脏、乱、黑、差”的现象，实现文明、健康、环保新跨越。
绿色空间，协调发展：依靠科技进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现煤炭产品由初级向高级转变；实现资源环境由黑色向绿色转变，促进企业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
第四篇：山西经济文化调查
山西经济文化调查
我们说山西人是“中国的犹太人”，是指其善于经商和金融计算的习俗而言的。
在浓厚的勤俭储蓄风尚中，山西人历来巧于经商，精于计算，这种风尚诱导了商业的发展，特别是票庄票号的产生，在明清长达二三百年的时间里，山西人几乎完全掌握了中国金融业的霸权。山西票号，掌握着全国，支配着金融市场，可以说计算和智能劳动是该省唯一输出的产品。
无商不富，这是中国的真理。山西的许多巨富、豪富都是经商起家的。山西商人究竟有多少钱，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清朝国库空虚，咸丰皇帝在收到山西票号商人的大量捐款和借款之后才度过了危机，皇帝向财主借款，这种稀罕事也说明了山西富商的经济实力。这些巨富几乎都集中在商业较为发达的太谷、祁县、介休和平遥等县。让我们略举一二。清末光绪年间介休侯氏的个人资产高达 800万两白银，可以说是山西商人的首富，太谷曹家财产有六七百万两，祁县乔家、渠家也都在三五百万两之上。
太谷，是中国明清时代的金融中心。由于商业与金融业的繁荣，流入了滚滚财富，使这个小小的县城风貌一改历史上的沉寂而达到了空前的繁华。我们无法描绘当时的情景，但直到本世纪20、30年代，人们仍然看到太谷的居民所具有的大都市风采，他们的形象都极为端
正，特别是那些女子，美丽而优雅，仪态十分迷人。居民的服饰华丽而不俗，在隐约之中，人们尽可以看到这里昔日的辉煌。
今天，人们仍然可以在太谷、祁县和平遥等地看到许多古堡式的高大建筑，深宅大院之内肯定深藏着许多或悲、或喜、哀婉动人的故事。这些昔日车水马龙，豪华阔绰的住宅，在葱绿的田野环抱之下，呈现出中国古典式的田园风光。多少年过去了，既便是在今天，与富裕起来的农民刚落成的现代建筑相比，它的气度与风韵也毫不逊色。
《举起手来》观后感
这部电影是一部以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为题材的战争喜剧电影，情节很简单，故事的缘起是由保护国宝——一尊金身菩萨开始的，一位中国农民和一队鬼子兵展开了斗智斗勇的周旋战斗。最后敌人严重受挫，八路军和老百姓取得了圆满成功。保护国宝的过程中，适时的夸张还有阴错阳差使日本鬼子丑态百出，让所有观看此片的中国人都能大出一口胸中恶气。
在片尾，一位幸存的日本兵蹒跚着走上山头，看着落日发呆。突然，远处传来一句刚劲有力的话：“举起手来！”被吓呆了的日本兵缓缓地把手举了起来……
这一幕，不正表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人民举手投降了吗？侵华日军对中国的“三光政策”就此终结；对中国人民残暴的蹂躏和践
踏就此终结；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在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抵制和抗争中就此结束。中国人民终于可以不当亡国奴了。
看完后，我心中感慨万分，我想：做为新时代的学生，我们拥有很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我们应该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用我们努力的学习、用我们优良的品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回馈社会，建设好我们的祖国。想到这儿，我静静地坐在书桌前，写下了此文……
第五篇：山西文化的精髓和特色
二、山西文化的精髓和特色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山西文化是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文化源远流长，“十年中国看深圳，百年中国看上海，千年中国看北京，三千年中国看陕西，五千年中国看山西。”中华文明腹心地带浓郁的文化积淀和表里山河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三晋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使三晋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完整性、先进性以及艺术性，对中华民族的精神、风俗、习惯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产生了巨大的辐射力和渗透力，也使山西成为地方文化特色最浓厚的地区之一。
（一）山西文化的精髓
山西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她的先进思想流传了几千年而不枯，,她的艺术精神播撒了千万里而不散，她是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成果结晶，是先祖赐给后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山西文化的精髓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1．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山西平阳府席铭，“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铭经商成功后，“自是崇义让，淳宗族，睦邻里亲友，赈贫恤乏，解纷讼，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将军不以行伍众庶待之，而席氏之家声益振。”席氏通过经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会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着更多的人来走经商之道路。
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风险方面。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如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西北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是山西商人活跃之地，并进而“远贾安息”（今伊朗）。山西商人从明代已在日本贸易，清代乾隆时山西商人范氏是赴日贸易的最大洋铜商，清末山西商人又在韩国、日本开办了银行。这些事业的成功，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经商犹如打仗，险象环生是常事。他们不仅要经历天气环境之险，而且还常常遇到被盗贼抢掠及至丧失生命之险。如榆次人秦必忠自幼经商，胆识异常，清嘉庆时条行初兴，北人赴南省办茶，舟揖**视为畏途，秦必忠坦然无疑，屡年经返，均获厚利。山西商人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而是人越去越多，势如潮涌。为了适应社会不安定的现状，还有一些山西商人，自己练就武功。明代嘉靖时，为防日本海盗入侵，山陕盐商家属善射骁勇者500人曾组成商兵守城。苏州是晋商活跃之埠，“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由上可见，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2．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
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进步。三晋文化中的创新精神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可以举文学艺术方面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唐诗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瑰宝，唐诗之所以能得到如此蓬勃的发展，与唐王朝当局开放的、兼收并蓄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与一大批山西籍诗人如王勃、王维、白居易、柳宗元等杰出的贡献也是分不开的。唐代诗人既继承了北朝文学朴实敦厚的传统，又充分吸取了南朝文学的营养。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不断地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作出新的探索，这才有了唐诗的繁荣。王维把田园诗和山水诗融合到一起，开创了新的山水田园派。白居易《长恨歌》和《琵琶行》是我国最早的七言长篇叙事诗。柳宗元在政治上就是一个革新派，在文学上，他与韩愈一起倡导的“古文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学革新运动。他谪居永州时所写的“永州八记”则在散文领域开发出山水游记的新品种。
另一个例子是元代的杂剧。平阳（今临汾）是杂剧的发祥地之一。把文学艺术从文人的书斋引入百姓的街坊市肆，是杂剧作家的巨大贡献。从此以后，以抒情为主的诗词的主流地位开始被以叙事为主的戏曲、小说所取代，这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是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的。元代的杂剧作家中有许多是山西人，最著名的“元曲四大家”，郑光祖是襄陵人，白朴是河曲人，关汉卿的籍贯有几种说法，一说是解州人。四个人当中倒有三个是山西人，可见山西籍人士对杂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又是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上的。
3．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势
文化是超越时空的精神产品，封闭禁锢的文化是缺乏生命力的。山西文化区是中华文明传播的主要纽带，山西文化始终处于一个开放的文化系统中。这首先是由她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山西是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黄土高原的衔接部，南属中原，这里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山西北邻大漠，与塞外游牧民族相接，这里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化冲撞交汇的前沿。当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候，山西是保卫汉族政权的前沿阵地，当民族矛盾缓和、各族人民和平相处交往的时候，山西又是民族文化融合的天然通道。地理优势对山西文化的传承开拓，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
山西文化是在不断吸收先进文化的过程中持续创新的，山西文化的开放性和开拓性由此得到充分展示。战国时的军事家政治家吴起，起先在鲁，后来在楚，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候是在魏国。他在魏国推行了一项重大的军事制度改革，这就是建立职业化的“武卒”制度，使魏国的军事实力大大提高。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则是中国军事史上一次重大改革，为后来汉民族引进胡俗、改革军事战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胡服骑射的结果不仅使赵武灵王在国内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增强了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他将改革推向全国，魏晋以后，着胡服穿胡靴成为新的潮流和时尚，对交通运输和经济发展也有间接的推动作用。山西文化的传承历史告诉我们，兼容并蓄和开拓创新，是让古老的文化机体焕发青春活力的最有效途径。
历史上每一次民族融合都是一次新文化的生成过程，山西文化在兼容并蓄和传承开拓中孕育了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北朝文化是山西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和佛教东传的内在特征，给山西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佛教传入中国大概是东汉，开始它与中国文化融合不起来，谈论佛教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佛教文化真正植根于中国文化当中是南北朝时期在山西这一区域首先开始的。北魏时期，山西有一批高僧，如佛图澄、释道安、慧远等。特别是慧远对佛教汉化做出重大贡献，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思辨活力。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缺乏思辨，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这是儒家文化的先天不足。佛教文化进来以后，从哲学层面来讲，思想是相当丰富的，思辨深度对一般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它的推论非常缜密，博大精深。佛教深入民间以后，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化的革新，最终实现儒、道、释相辅相成。应该说这次伟大的文化变革是从山西开始深化的，然后推动了中国文化大繁荣。山西的寺庙那么多，太原的佛教文化那么丰富，都与这一历史现象有关系，这是三晋文化特色中最闪亮的部分。大同的云冈石窟、太原的蒙山大佛、天龙山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都是一脉相承的。四至六世纪是民族大融合和中外文化大碰撞的时期，山西处在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最前沿，在与北部少数民族文化交流学习和相互撞击中，山西文化充满了生机活力，充满了持续发展的动能。北魏时期，就是山西文化兼容并蓄、吐故纳新的年代。北朝留给我们生机勃勃、经久不衰的文化产品，这在山西境内的北朝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上得到充分反映。
公元第二个千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清几个朝代，山西作为政治中心的作用减弱了。然而，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山西成为全国的商贸中心。明清晋商依靠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精神，生财有道，聚财有方，将贸易活动扩展到全国的各大商埠，甚至发展到蒙古、俄罗斯、日本、朝鲜等地，晋商成为国内势力最大的商帮。总结晋商文化的经验，应该看到晋商的成功在于他们能够审时度势，紧抓机遇，进取敬业，诚信自律，依靠团队精神，在中国商贸史上谱写了最壮丽的篇章。晋商文化的背景是中原与北方的交汇，最重要的历史活动是农牧交换，而条件就是长城地带的优势和本省丰富的物产资源。19世纪以来，山西商人首创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在全国范围内通过银票调拨现银的转运，聚积天下财富，敢为天下之先，扮演了晚清政府中央银行的角色。我们设想一下：19世纪后期，中国的金融中心不在上海、广州这些地方，而是在晋中的平遥、祁县、太谷城。近年来，国内外许多游人都参观过晋中的乔家大院、曹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这些规模宏大、建筑坚固、工艺精湛、文化内涵丰厚的深宅大院，就是晋商辉煌历史的见证，这些大院里处处展现着几千年不衰的山西文化魅力。
4．敬业诚信的事业原则
在注重伦理的中国古代社会，诚信义利不仅是社会精英关注的问题，同样也是“求财重利”的商人们精神追求的一部分。仅以明清时期全国最大的地域性商帮之一——晋商为例，“讲求诚信、先义后利”的精神理念就贯穿其经营与管理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诚信义利已经成为明清晋商的金字招牌，并内化为其经商的精神之魂。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大潮涌动，经商求利成为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的向往。山西许多地瘠民贫的地方商人率先肩挑背贩，走上了从商之路。基于传统儒家思想潜移默化的教化以及精神上对关公的敬仰，这些晋商起家微利，靠诚实、信用打开了异地市场。及至清代，山西商人的经商足迹遍及天下，在全国的经济舞台上占据了更加辉煌的地位。许多山西商人由于累世业商，不仅积聚了巨大的财富，同时，其创立的商号也在不同地域获得了信誉卓著的显赫声名。如祁县乔家在包头开设有复盛公商号，因其经营时不图非分之利，不缺斤短两，在当地信誉卓著，人们都愿意购买“复”字号货物。再如太谷广誉远药店以生产“龟龄集”、“定坤丹”名扬海外。其长盛不衰的一个内在原因，就是配药时精购原料：人参一定用高丽参或老山参，鹿茸一定要用黄毛茸、青茸。品质有保证，药效自然可靠。正是在经营中严把质量关，晋商才凭借“诚信”招牌赢得了顾客的青睐，近悦远来。
晋商财力最盛、影响最大的是票商。山西票号最盛时，几乎垄断了当时全国的金融市场，由此成为一大商业奇迹。山西票商以“所输汇兑，不论款额大小，路途远近，均能按期兑付，很少拖延”，得到了“信用最著”的评价。即使票号处于艰危之际，其珍视信誉、诚信待客的原则依然不变。如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入京城前夕，在京票号纷纷撤资回籍。混乱中，有的票号甚至将账簿丢失。平遥的蔚丰厚票号伙友在携带巨万现银撤退时，于彰仪门遭劫，携款尽失。但在回撤之前，蔚丰厚对各存款户如数兑付了现银。次年，蔚丰厚重新回京设庄，因其危乱之际仍行大义，故而身价倍增，深受各界推重。郭嵩焘曾由衷赞誉说：“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之智术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惟其心朴而信实也。”近代维新名士梁启超也有“晋商笃守信用”的评价。这说明，“诚信”已经成为当时晋商的一大特征。但凡成功之商，都是坚守“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经营信为本，买卖礼当先”，从而在观念上塑造了晋商群体“童叟无欺，诚信为本”的经营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晋商各地商号之间往来频繁的资金周转、调拔业务，有的尚有契约可循，有的则全凭不成文的规矩运作。而后者，基本上是靠道德习惯约束下的“商业信用”来维系。如太谷曹家商号广布各地，与之往来的商家很多。各商家之间的货款结算与归还，主要遵循标期还款的原则。其标期是各商家代表共同商定后，依次通知。凡往来商户，均需在标期以前结账，近者函兑，远者电汇，商号方面并不派人催讨。如果到了期、顶了标，即被认为无信用，各商号便不与之来往。古老的金融机构——钱庄也是这样。山西钱庄放款主要是信用放款，即放款全凭借者信用，无需实物抵押。这与当时国外银行的做法大相径庭。银行放款主要是抵押放款。据时人计算，当时山西182家钱庄放款总额为12，902，651元，其中信用放款占96%，抵押放款仅占4%。在无成法可依、少法律制裁的商业环境中，这种信用放款，实际上是靠着商人的人格信用来承载商业正常运转轮轴的。
晋商的精神支柱是儒家伦理讲求的“诚信”，其生活、经营均凭以义制利、利以义取来取信社会，道德自律是其经营、交往的基本原则。晋商屹立商界五百年长兴的神话不仅是山西的骄傲，更是今天的晋商们汲取不尽的精神财富。
5．仁义孝顺的儒家思想
山西是中华根祖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传说黄帝轩辕氏和水神共工氏的部落曾在山西南部活动。尧都平阳(今临汾市)，舜都蒲坂(今永济)，禹都安邑(今夏县一带)，帝尧的大儿子丹朱被封于长子县。中国古代许多优美的神话故事——“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后界射日”、“女蜗补天”、“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共工怒触不周山”等等，都与古代山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传说中的尧是中国古代圣王、五帝之一。《史记》载:“其仁如天，其知(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官而不骄，贯而不舒。”尧即位后，天下安宁，政治清明，世风祥和。传说尧禅位于舜，是原始民主政治的遗存。舜，传说中是与尧并称的圣王。舜执政后，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政举，励精图治，使神州呈现出“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民德皆虞帝始”的清平局面。禹，通常称为大禹，舜的继承人，是传说中与尧舜并称的圣王，为夏王朝的开国君王。传说舜时天下洪水泛滥，为患下民。禹受命治水，发奋图强，身体力行，勤恳踏实而又善于总结经验，因势利导，使洪水疏通，导人大海。禹在治水中，最感人的是其艰苦卓绝的作风、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人”的无私奉献精神，在中国人民心中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由于大禹治水功劳卓著，受到普天下人的爱戴和拥护，帝舜禅位于他。
先秦时期，社会动荡，政治混乱，而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在诸子各派争鸣中，以儒家和墨家两派最有势力，号称“显学”，而两家都以尧舜为号召。从那时起，尧就成为古昔圣王，既是伦理道德方面的理想人格，又是治国平天下的君王楷模。后来儒家即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标帜。到唐代韩愈，以至宋明理学，大倡《道统》之说，尧遂成为儒家精神上的始祖，在整个封建时代，从未有人怀疑过尧在历史上的存在和他的业绩。在诸子中，还有关于帝尧武功的传说。文治武功，俱臻美备，方见得尧之所以为古昔圣王。对尧传说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传贤不传子，禅位于舜，不以天子之位为私有的原始民主之风。舜与尧一样，同是先秦时期儒墨两家都推崇的古昔圣王。《中庸》子曰: “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儒家学说重视孝道，舜的传说又以孝道著称。所以舜的人格形象正好作为儒家伦理说的典范。孟子继孔子之后对儒家的发展有巨大贡献，他极力推崇舜的孝行，而且倡导人们要努力向舜看齐，做舜那样的孝子。由于儒家的宣传，有关舜的传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留下极深刻的影响。禹与尧舜同是历来备受称颂的圣王，但又有独特之处。人们对禹，除崇敬仰慕之外，又有深切感激之情。禹治理洪水的功绩，后人追怀缅想，由衷赞叹。孔子、孟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集中体现了以尧舜禹为楷模根植于三晋大地的仁政爱民和举贤用才的政治思想，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和以“人为贵”的管理理念，扬善惩恶、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精神和以“孝”为首的居家美德。不仅超越了时代，而且超越了国界。可以说，孔孟弘扬、传承了尧舜美德，形成了儒家文化的主流内涵，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远古四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的唐虞之世，山西南部还流传着《大章》、《大韶》等乐章。《论语》还记载着孔子听到《大韶》乐时连连发出“尽美矣，又尽善也”的称赞。反映上自周初、下迄春秋500多年间社会现实生活的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是承载三晋文化最早、最可信的母体之一。其“魏风”7篇、“唐风”12篇，都产生于三晋这块郁沃的热土，诗间充满深广的忧患意识、勤劳节俭的精神和恋家孝亲的情结，其诗韵带着时代的身影、古老的乡音，使我们可以乘着这一叶“文字之舟”溯历史之长河而上，去寻觅悠远的三晋文化之源。
儒家学说统治中国逾两千年，既维护了封建社会的稳固与发展，也保存、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儒家推崇的三晋根祖文化在儒家思想流派构成中的主流内涵是不可忽视、不容磨灭的。
6．崇尚忠义的传统美德
崇尚忠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忠义精神播扬于古老神州大地，构成了我们民族魂的要素之一，如同于佑任先生为海外关帝庙题写的楹联：“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对我们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忠义精神在古老三晋大地积淀尤深，是三晋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学艺术形象中的关公，可谓“精忠贯日月，大义薄云天”，世间“绝伦逸群”的忠义化身。因此，如果说三国人物关羽是中华文化与三晋文化之忠义精神的身体力行者，那么，集“人”、“圣”、“神”于一体的关公，实乃中华文化与三晋文化之崇尚忠义传统的完美寄托。关公的忠义精神，既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发扬光大，同时更是古三晋大地优秀文化传统的高度凝聚和集中展现。
在封建社会，所谓 “忠”的最高体现在于“忠君”。“朕即国家”，忠君即忠于国，这是规范臣民的最高道德准则。可以说，历代帝王之所以高度封谥关公，主要在于借以大力张扬忠君精神；帝王意志是社会意志的主导力量，因而也是关公崇拜历久而愈炽的主导因素。所谓“义”，主要体现为“正义”、“信义”以及 “义气”之类，一般备受社会下层民众所崇奉，他们往往抱着追求人间正义的美好理想，却又难以实现，在他们心目中，被塑造为至尊神圣的关公便是正义的化身，正义之神。这就为关公崇拜创造了广阔而深厚的社会基础。
三晋大地自古即以崇尚忠义而著称。从人们至今耳熟能详的一系列有关晋国与三晋国家的成语、典故和由此敷演出的一系列戏曲、小说等文艺作品，便不难窥见古三晋大地崇尚忠义的社会风尚积淀之深厚、影响之久远。
春秋战国时期，介子推随从晋文公重耳流亡19年，历尽艰险，饥寒交迫。一天，实在无法找来食物充饥。万般无奈之下，介子推便割下自己股肉熬成羹汤给重耳食用。文公即位后封赏功臣却疏漏了介子推，介子推耻于邀功求禄，偕母隐居绵山，文公为促其出山而环山举火，介子推母子相抱焚于山间。文公遂下令以此日为介子推忌日，不动烟火，称做“寒食节”。屈原的《九章惜往日》吟道：“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寝而追求。封介山而为禁兮，报大德之优游。思久故之亲身兮，因缟素而哭之。”高度赞颂了介子推的“忠义”精神。
晋景公即位后，为铲除久专晋国之政的赵氏势力，假手于司寇屠岸贾，发动了诛灭赵氏宗族的“下宫之役”，赵氏全族伏诛。唯身怀六甲的赵朔之妻庄姬系景公之妹藏匿宫中，其所生赵武为赵氏唯一遗骨。为绝赵氏之门，屠岸贾百般搜索。为救赵氏遗骨，深受赵氏恩德的大夫韩厥协同赵氏家臣程婴和公孙杵臼巧施计谋，演出了悲壮的“搜孤求孤”一幕：程婴献出了自己的亲骨肉假充赵孤伏诛；程婴和公孙杵臼舍弃了生命。他们的忠义壮举，换来了赵氏绝而复续的历史结局。
古三晋大地的 “忠臣”、“义士”们用生命谱写的一系列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悲歌壮剧，至今依然在人们的脑海中回荡。由此可以说，“关公”形象所体现的“忠义”精神，显然与此有着一脉相承的思想源渊。继关羽之后，北宋 “杨家将”的忠勇爱国之举等等，亦可谓古三晋大地 “忠义”精神的余韵遗响。
晚明历史地理学家谢肇涮概括山西地方人群的性格特征为：“晋陋而实”。“实”即三晋儿女所特有的厚诚和忠实品格；“陋”则点明了古三晋大地土瘠民贫而形成的质朴而真淳。说明三晋大地的民风自古“黜华而尚实”，这便是蕴育关公“忠义”的深土厚壤。三晋儿女崇尚 “忠义”的传统美德，对我们民族的道德伦理建设乃至人类的文明进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我们深深引为自豪的精神财富。
7．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第一次代表中央概括了大寨精神：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向全国发出了学大寨的号召：“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综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连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2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758000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7000斤。” 周恩来在报告中对大寨精神作了高度概括：“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世事沧桑，岁月流逝，一切都在时间中变化，但万古不变的永恒确实存在，这就是人类对于人之所以成为人的自然法则的遵从，对劳动和创造的依赖，对光明和温暖的无比热爱和献身的精神，它昭示了不是希望造就了人类，而是人类自己创造希望。当年，大寨人在党的领导下，依靠集体力量，以镢头、扁担开发足下贫瘠的土地，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大规模改变生产条件，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凡业绩，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赞扬和表彰，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大寨人创业热流中涌动的是华夏儿女一代又一代心中不朽的精神传统。强烈的爱国热情与鲜明的时代感，奋发向上、敢为人先的热情与脚踏实地的坚韧，是老一辈大寨人炽热的赤子之情与社会责任感的生动体现。
大寨人的实践彰显了中华民族美德，是黄河文化、黄土文化、太行文化浓厚文化底蕴的浓缩，在他们艰苦奋斗的背后，蕴藏着中国农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与热情。1964年12月16日，陈永贵进了中南海应邀参加毛泽东主席的生日宴会，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充分体现了伟大领袖对大寨精神的赞赏和肯定。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崇高美德，大寨精神正是这种崇高美德的体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大寨精神的精髓，这种精神曾孕育了一代大寨人，也曾激励了亿万农民改变生产条件，建设美好家园的信心和决心。而今，大寨精神在新时期同样赋予了新的内涵。大寨人艰苦创业的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将给人们以新的启迪和教育。
（二）山西文化的特色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山西文化有着长达5000多年的历史，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积淀了厚重而独特的地域文化，被誉为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思想库，古代东方艺术的博物馆。
1．山西是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
距今180万年以来的山西新旧石器遗存是中华文明的曙光
山西旧石器文化遗存质量高，数量多。现已查明全省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近400处，其中旧石器早期遗址的数量位居全国之首。这些遗址的发掘和发现，对研究人类的起源，对探索山西在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有着关系全局的重要意义。
旧石器早期遗址全国发现了200处，山西有157处，主要分布在中条山南麓的垣曲盆地、晋西南黄河沿岸及汾河流域，以芮城西侯度文化和匼河文化为代表。1961——1962年，考古学家在西侯度遗址发现32件石器以及带切痕的鹿角、烧角，地磁测定的地层年代为距今180万年，早于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元谋猿人约十万年，由此证实距今170万——180万年前，在我国的北方和南方，已经有直立人的活动，同时也证明山西南部是我国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芮城匼河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及动物化石，专家们初步断定是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存，与陕西蓝田、北京周口店人的工具有对应特征，并且有迹象表明，后来的丁村文化是由西侯度文化和匼河文化演变发展而来。
人类由猿人跨入早期智人的时间大约在十几万年前，以襄汾丁村人和阳高许家窑人命名的文化，是我国旧石器中期最有价值的典型遗存。这一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山西有60处，主要分布在北部的桑干河流域和南中部的汾河流域。在丁村遗址上发现的大量石器表明，13万年前的丁村人比北京人的石器制作有了明显进步，人类在体质上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丁村人成为北京猿人向现代人过渡的重要环节。在汾河下游的襄汾、曲沃、侯马，汾河中游的交城、古交，汾河上游的静乐等地，丁村文化分布广泛，因此有学者称丁村文化为“汾河文化”。许家窑文化距今大约十万年左右，文化遗物包含的3万余件石制品，类型繁多，制作精细，仅石球就有上千件之多，是中国旧石器时代石球最多的一处遗址。
山西旧石器晚期遗址分布更广，内容更加丰富。位于大同盆地西南的朔州峙峪文化，距今约27500——30000年，在这里发现大量的石制品和各类动物的牙齿和用火遗迹，同时还发现了石镞。石镞的发现，意味着峙峪人已发明和使用了弓箭，这也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弓箭。正如恩格斯所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弓箭是火器发明前人类的重要武器之一。吉县柿子滩文化代表了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广泛分布在黄河中游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考古学文化。文化层间的石制品非常丰富，并有少量的动物化石，更让人们惊喜的是，在柿子滩遗址上，发现了两处表现当时人的精神生活与信仰崇拜的岩画。
新石器时代距今1万年以来，以出现长期定居的村落、生产中使用磨光石器、烧制陶器、经营原始种植农业、饲养家畜为基本的特征。山西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中心区域，遗址有上千处之多，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制生产工具和陶制生活用具，以及居住址和陶窑，这些文化遗存标志着山西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和辉煌。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大致在距今4500年前后，山西南部已经成为当时诸多邦国的中心，相当于古史的尧舜时代，可以推测，是尧舜禹的活动把山西推向了当时的文明中心。
山西地区的夏文化放射出文明时代最灿烂的光芒
山西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古史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说的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英雄们在汾河下游创业建都的历史。史书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时代的山西南部。可以说，在中国本土发生的文明中，只有黄河中游晋南、豫西的文化传承没有被打断。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及加强防御，传说大禹之父鲧已开始建城。不断发现的夏城遗址，也在映证山西南部曾是夏朝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
1975年，山西夏县东下冯村发现了年代相当于夏朝的城堡遗址，城堡规模宏大，布局合理，有居住遗址、人工沟、陶窑、水井、窖穴、墓葬等，并且出土了大量石器、骨器和陶器，同时还有一些铜器。类似东下冯城堡的建筑遗迹，在北起临汾、南至黄河、东出翼城、西抵河津的山西南部，竟有35处之多。这些发现，与《禹贡》记载的冀州、太原以及周人所说的“大夏”、“夏墟”正相契合。
根据古文献的记载，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包括晋南的汾、浍、涑水流域，豫西的伊、洛、颖水流域，乃至关中平原。近年来，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有助于早期夏文化的确认和突破。陶寺文化遗存百余处，包括了城址、居住遗址、墓葬以及成套的礼器乐器、青铜器。陶寺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出土了一批壶、瓶、盆、盘、豆等彩绘陶器，其中的彩绘蟠龙陶盘，被认为是集合中原诸部落图腾而成的华夏中心区域的徽标；二是出土成批的彩绘木器，有案、几、俎、匣、盘、斗、豆、鼓等多种器物，反映出那个特定时代的一些社会状况；三是出土一批农具，几座水井，说明当时人已经掌握了打井技术，居住处所从此可以不受水源限制，活动范围更加扩大；四是遗存物中铜器与文字的发现。墓中出土一件含铜量近98％的铜铃形器，证明当时人已经掌握了冶金技术。居住址中出土的一件陶制扁壶，陶器的壁上有毛笔朱书文字，结构与甲骨文同形字十分相似，这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中国最早的毛笔朱书文字；五是在陶寺千余处墓葬中，反映出明显的等级或阶级的差别，五座级别最高的大墓中，出土了鼋鼓、特磬类的礼乐器，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同类乐器珍品。陶寺文化向世界表明，此时中原大地的礼乐制度、阶级差别、国家形态已经萌生或正在形成，标志着山西晋南地区放射出华夏文明时代到来的灿烂光芒。
晋国与三晋时期的文化是中华文明进程的关键环节
关于商族的起源，一些学者专家认为在山西的南部地区，认为垣曲商城即文献记载“汤始居亳”的亳都。垣曲的商朝城址，不仅有比较完整坚固的城墙、城壕及城门，而且区分出宫殿区与一般居民生活区，陶器与青铜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普通器物。
代商而立的是周王朝。周初，成王分封诸侯，叔虞封唐后，举行了隆重的授土授民仪式。唐叔虞之后，他的儿子燮父即位，改国号为晋，“晋国”的历史从此开始。上起西周早期叔虞封唐，下至公元前230年——前225年韩、赵、魏三国相继被秦兼并，期间的800余年，晋人的活动范围从最初的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地方，扩大到拥有山西全部、河南和河北的大半及内蒙古、陕西的一部分。晋献公时，晋的疆土从黄河北岸扩展到了南岸，并达到了黄河以西的地方。晋文公时，国力空前强盛，晋国联合秦、齐、宋几国，出兵车七百乘，在城濮之地大败楚军，晋国成为中原霸主。“侯马盟书”的出土，是晋国国力强盛的见证。1988年太原发现的晋国赵卿墓中，出土了一件直径和高度都在一米开外的大镬鼎，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大的春秋鼎。镬鼎的问世表现了晋国当时是生产力最发达经济实力最强盛的诸侯大国。曲沃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发掘，对于西周文化和晋国史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20世纪60年代发现了晋侯墓地，1980——1990年进行了7次大规模发掘，发掘出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墓主分别是晋侯燮父、晋武侯、晋成侯、晋厉侯、晋靖侯、晋喜侯、晋献侯、晋穆侯和晋文侯，时间为西周前期到春秋初年。晋侯墓葬群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分量最重，青铜礼器的组合不仅反映了西周时期宗室制度的一些共性，也表现出晋国青铜文化的鲜明个性。
山西是最早出现人工冶铁的地区之一，晋国是最早使用铁器的诸侯国家。20世纪50年代，专家学者们认为中国在西周时期出现了铁器，然而，近30年的考古发现证明，我国最迟在商朝晚期即公元前14世纪时已经有了铁器。灵石县旌介村附近的商墓中，出土了一件满身铁锈的青铜钺，专家们认定这是最早的人工冶铁的遗存物。春秋时期，晋国使用铁器的范围已经非常广泛，像常用的铲、刀、镢、斧、镰、锄、犁等工具农具，均为铁制品。
战国时期的韩、赵、魏三家都出自山西，并且迅速成为实力雄厚的三个方国，在那个诸侯连绵征战、百家争鸣不停的特殊历史时期，韩、赵、魏的活动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发展进程。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联合灭掉智氏，尽分其地。半个世纪后，周威烈王不得不正式册封韩、赵、魏三家。公元前376年，韩、赵、魏灭晋而三分其地，晋国历史终结。代表新兴政治势力的韩、赵、魏三国，在三晋大地上演了李悝变法、魏文侯改革、西门豹治邺、张仪纵横天下、胡服骑射、围魏救赵、长平之战等一幕幕精彩纷呈、声势浩大的历史正剧。
秦汉以来的山西谱写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光辉篇章
山西的称谓几经变化。秦时为郡县制，置太原、河东、上党、雁门、代郡。汉时基本沿袭秦朝郡县制度，属并州刺史部。唐朝为河东道，宋朝为河东路及西京道，元设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及宣慰使司，明置山西布政使司，清朝则为山西省。在这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山西的地域文化内容不断扩展，影响不断提高。
从某种角度看，山西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史。自古以来，山西就是中原与北方各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天然通道，是中原农耕经济与北方游牧经济冲撞对接的前沿地带。上古时中原各国因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而称华夏，与其毗邻或是错杂居住的其他民族被视为戎狄蛮夷。随着华夏各国的日益强大，西戎为秦所灭，赤狄、白狄为晋所灭，齐灭莱夷，大部分的淮夷小国被楚、鲁所灭。军事上的征服，强制性地使戎狄蛮夷接受了较为先进的华夏文化，逐渐地融合于华夏族。春秋后期，华夷之间的差别、界限渐渐地消失了。汉初以来，匈奴的统治向南延伸到河套地区以至于今天的晋北、陕北一带，由匈奴冒顿单于亲自统领的中部，不时入侵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上郡等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出山西籍大将卫青、霍去病等率领大军抗击匈奴，以后汉朝实行和亲、通商的安抚政策，鼓励匈奴人到山西北部和其他地区定居，民族矛盾渐趋缓和。两晋时民族融合的规模再次升级，征战讨伐互有进退。事实上，民族融合、发展的过程，也是文化融合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往往占有主导地位。历史上的山西曾有多个民族建立过政权，如两晋时的汉和赵国是匈奴人的政权，北魏的拓跋氏政权为鲜卑人所建，五代时期的后唐、后晋、后汉就是沙陀等少数民族在山西地区壮大后，才拓展势力取得政权的。此后的千余年间，山西始终发挥了民族大融炉的作用，谱写出民族大融合的辉煌篇章。
山西是人文荟萃英雄辈出的文明地域。并州是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唐时以太原为“北京”，建成了仅次于京师长安的大都会。女皇武则天，“汾阳王”郭子仪，名相能臣狄仁杰、裴度，“门神”尉迟恭，战将薛仁贵，“文中子”王通，一代文宗柳宗元，初唐四杰王勃，斗酒学士王绩，田园诗派领袖王维，七绝圣手王昌龄，边塞诗人王翰，晋阳诗才王之涣，江州司马白居易，大历才子卢纶，花间派鼻祖温庭筠，一个个黄河之东、太行之西的儿女，光耀九州，彪炳青史。
元杂剧是正规中国戏曲的开始，山西是中国戏曲的故地。山西戏曲在宋金时期日臻繁荣，杂剧演出遍及城乡。稷山、侯马、新绛等地发现的一批宋金砖墓中，出土了大量戏剧舞台和模型，用实物证明山西是中国戏曲的源泉活水。山西现存的古戏台2888座，居全国之冠，其中的8座元代戏台和广胜寺元代戏剧壁画为全国仅存的元代戏台和元代戏剧壁画，反映出戏曲在山西的繁荣兴旺。元杂剧前期的中心就在晋南一带，晋南元杂剧不仅表演活跃，而且涌现出了一批优秀剧作家和代表剧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戏曲的程式化和官方化。著名的“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和郑光祖，除了马氏，余者都是山西籍人士，他们在元杂剧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山西戏曲向全国发展的同时，山西本地的戏曲也走向了成熟和完善。
明清时期，经济活动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在五个多世纪里，山西商人从盐业起步，发展到棉、布、粮、油、茶、药材、皮毛、金融等各个行业都能雄踞一方；晋商依托故里，扩展到全国各地的关隘重镇和商埠都会，从内地贸易开始做起，直到把贸易扩展到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俄罗斯、朝鲜、日本等邻近的国家。晋商的贸易活动，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商业文化，把中国的商贸经营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明清晋商把山西人经商的历史、经商的智慧、经商的艺术推向了极致，晋商的魄力之大、足迹之远、财富之巨让世人认同了“无西不成商”的历史事实。
中国封建帝王中有特殊影响力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在山西留下了他们的文治武功。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皇帝秦王嬴政，生前曾两至晋地，在太原和上党留下了足迹。统治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汉武帝刘彻，曾率领群臣到河东郡祭祀后土，写下为人传颂的《秋风辞》。少时被誉为“太原公子”的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年时曾到河东盐池巡视，这位千古明君留下河东盐池是国家和军队经济保障的思想。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东征高丽，班师回朝时，驻留太原三月之久，题写了颇得王羲之书法神韵的《晋祠之铭并序》碑。公元960年北宋政权建立，而军事上的统一并未完成。宋太祖赵匡胤生前两伐北汉，亲临太原，征发民夫，筑城修桥，火攻水灌，未能如愿。直到公元979年，宋太宗率军出击北汉，才把十国时期的最后一国征服。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出现后，多少帝王将相在山西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的活动大大丰富了山西的文化历史。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山西是这个古文明国度中历史最长最完整的地区之一。山西地区的历史演进，联系贯通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留下35000处文物古迹，其中已经成为国保的119处，位居全国第一。因此，山西最有资格成为今天世人了解和欣赏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
2．山西是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思想库”
山西历史文化具有不断变革和进步的鲜明特色，始终走在各个时代的前列。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既以先进思想为依据，又是新思想的摇篮。
山西历史上社会变革活动波澜壮阔
山西地区有确切史籍记载的历史开始于晋国，晋国的前身是古唐国，而古唐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尧时代，并在夏朝立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为了接续当地的文化传统，保持社会稳定，当叔虞受封唐地后，推行的治国方略就是周朝廷要求的“启以夏政”，其核心就是在政治制度上可以不实行西周时期实行的严格的宗法制度。在这一政策的作用下，晋国前期就发生了政治制度的大转变，即有名的“曲沃代翼”，由晋公室的旁系小宗取代了当政的大宗，使晋君的地位由“侯”转变为“公”。这个转变并不仅仅是个人或宗族之间的政权转移，而是晋国在政治变革道路上的一次飞跃，为后来全方位的政治变革奠定了基础。
“曲沃代翼”顺应了时代的变革要求，也为晋国的全面发展掀开了崭新篇章。此后，晋献公对外伐疆拓土，对内剪灭旧公室的残余势力，为晋国的对外称霸和对内改革廓清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到晋文公时代，晋国社会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郭偃之法”。郭偃是晋国大夫，主张从经济领域入手实施改革，进而扩展到用人制度。“郭偃之法”虽然没有否定传统的“亲亲”的用人政策，但更强调“尚贤”。“郭偃之法”还改革了分配体制，采用“君食贡”制度，要求国君不保留土地，而是从土地拥有者那里收取税赋。这些思想，不仅指导和促进了晋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也为三晋法家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源泉。
春秋末期，晋国三个异姓卿大夫家族瓜分了晋国公室，形成韩、赵、魏三个新的诸侯国，史称“三家分晋”。三家分晋扼制了晋国国势的下降趋势，使晋国获得了新生。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国率先改革，尤其以魏国的社会变革最有成效。魏国的变革主持者是魏文侯，主要实施者是李悝，参与者包括了各方面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如思想家卜子夏、军事家吴起、政治家西门豹。进入战国中期，法家人物申不害在韩国变法，使韩国保持了长期的安定，影响了战国中后期的天下形势。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一度使赵国大有统一天下的气象。
秦汉以后天下一统的局面结束，政治形势纷繁复杂，社会变革的呼声再起。在魏晋南北朝的混乱局面下，影响全国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是北魏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冯太后主政时推行的“均田制”，对此后的中国社会影响至深，而孝文帝全面“汉化”的政策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天下政治的格局和发展方向。隋唐时期与周边民族的友好交往，也深受北魏的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影响。
隋唐以后，国家政治形势远不及先秦和南北朝时期动荡，所以，影响全国的社会变革通常都是朝廷主持下进行，山西作为一个地区，与其他地方一样，不可能单独发生大的社会变革。但出自晋地的著名的改革人物，如柳宗元、司马光、杨深秀等，也不断参与全国性的社会改革，其中值得一提的当数“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在震惊中外的“百日维新”运动中，杨深秀立场坚定、视死如归，充分体现了晋地民风强悍的文化精神；杨深秀积极倡导的废科举、兴学堂，中西并重，采集万国之良法的进取精神，正是山西文化思想中革新精神的延续。
山西地区的社会变革与进步思想相辅相成
纵观山西的社会变革史，社会变革的步伐与进步思想的涌现一直相伴而生，相辅相成。进步思想为社会变革提供思想基础，指导社会变革的进程；变革活动的步步深入，又丰富和深化了进步思想，为今后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在先秦时期，“曲沃代翼”式的社会变革就是以“启以夏政”的进步思想为思想基础。既然是以夏人的政治理念治国，周人的宗法观念就不会禁锢人们的思想，从而为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曲沃旁系取代日渐失去民心的晋侯正宗奠定了思想基础。从晋武公夺权到晋文公称霸，其间还不到50年的时间，这就说明，以进步思想为指导方针的新政权更有活力，更有竞争力。晋文公称霸既以晋国的国力为基础，又有“郭偃之法”作指导。以“郭偃之法”为核心的进步思想推动了晋文公时期的社会变革，促进了晋国社会的发展，反过来，社会的大发展又对新的变革思想和变法活动提出了要求。在晋文公之后，晋国社会变革的力度有增无减，新的革新思想也不断提出，特别是赵盾之法和范宣子所铸“刑书”，更是丰富和发展了晋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思想。
三家分晋表面上灭亡了晋国，实际上却是晋国政治力量与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瓜分晋国的韩、赵、魏三个大家族的形成和发展，与晋献公和晋文公时代的社会变革密不可分。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晋献公剪灭公族，开始起用异姓大夫。晋文公历尽苦难取得王权，依靠的就是异姓大夫。所以，在逐渐形成的引导晋国社会变革方向的进步思想中，任人唯贤的用人政策是其核心。在切实推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异姓大家族中的贤能之士不断涌现，相继执政，不仅推进了晋文公的霸业，也证明了逐渐走向衰败的晋国公室难以独自支撑晋国政治局面的事实。三家分晋是晋国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
“三家分晋”标志着战国时代的开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类似三家分晋这样的新兴的政治力量组合，在其他诸侯国没有发生，事实上也不可能发生。因为这三个新兴的诸侯邦国都诞生在深刻的社会变革进程中，在战国初期的变法浪潮中，他们都站在了浪端尖峰。
魏国社会变革的主政者魏文侯和主要实施者李悝，都是孔子弟子卜子夏的学生，他们的变革思想深受子夏儒学的影响。子夏认为，对人材应该看重其“大德”，不必拘泥于“小德”，致使魏文侯广泛任用各方人材；子夏儒学主张“学以致其道”、“学而优则仕”，要求思想学说要落实在社会实践中，致使像李悝这样的弟子积极投身于社会变革。魏国的改革，既有战国初期天下形势的要求，也有诸如子夏儒学之类的先进思想的促进，是晋国不断进行的社会变革的继续。这场变革使魏国在战国前期成为战国七雄之首，更重要的是，在这场变革中形成的系统的社会变革和进步思想，不仅影响了战国时期各国政治和思想的发展，也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思想源泉。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措施曾遇到反对派的强烈抵制。反对派既反对以今易古，又反对以夷变华。赵武灵王则认为，“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风俗习惯也好，政治制度也罢，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革新。正是在这种进步思想的指导下，“胡服骑射”的改革才取得了彻底成功。“胡服骑射”不仅使赵国成为战国时代的军事强国，更重要的是把我国古代战争史带入一个骑马作战的新时代。
与赵武灵王的改革相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也是在进步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的。北魏立国之后，虽然号称统一了北方，但实际上一直处在北方柔然可汗和南朝政权的夹击之下，危机时刻存在。为彻底摆脱这种不利局面，孝文帝从内外两方面着手改革。外在手段是南下迁都，内在手段就是从服饰、语言等方面的全盘汉化。在当时，对于建设一个长期稳定的政权而言，汉族的政治经验更为丰富、政治思想更为先进。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既有对具体事物的改革，也有本质性的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革，这种内外并举的措施，使这场社会变革收到了预期的成效，显示了不同文化碰撞融合产生的活力。
山西地区进步思想的发展丰富多彩、源远流长
表里山河的山西地区不仅创造了灿烂的夏商文化，而且在春秋战国的特殊时期，还成为战国法家、纵横家、名辩家和兵家的发源地，也是先秦早期儒家的重要支脉，由此形成蔚为大观的三晋儒学。这些进步思潮同处于百家争鸣的时代，不仅有相互砥砺和激荡，也有相互补充和促进，共同创造了具有进步特色的三晋文化。
先秦时期的法家文化有春秋法家与战国法家、齐法家与三晋法家的区别，但是，真正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产生积极作用，并对后世发挥重要影响的法家却是战国时期的三晋法家。战国法家之所以在三晋形成，主要根源之一是晋国的法制建设。法家直接产生于三晋国家早期的变法活动，特别是李悝、吴起等法家早期人物在魏国的变法。到战国中期，赵国人慎到的思想，以及申不害在韩国的改革，进一步发展了早期法家思想，而“商鞅变法”则是三晋法家思想的硕果。李悝和吴起都是孔子弟子卜子夏的弟子，而子夏思想既是早期儒家在三晋的发展，又是由儒入法的关键。子夏本人不是法家人物，但以子夏思想为核心的三晋儒家却非常注重实际。子夏儒学不仅直接影响了战国早期法家，也间接影响了荀子的思想和韩非子的思想，而荀、韩都是三晋人士，韩非子还曾师从荀子，最终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三晋法家的思想，不仅代表了时代潮流，而且左右着秦汉以后中国政治的主流。同时，三晋号称“多辩士”，著名的纵横家人物苏秦和张仪在三晋叱咤风云，一度左右着战国末期天下形势，同样代表了当时的进步思想。战国名辩家的代表人物惠施一生主要活动在魏国，而公孙龙则是三晋人氏。至于兵家，战国早期有军事家庞涓，晚期则是尉缭子等人。秦国的统一天下，在思想上得益于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在政治经济体制上有赖于商鞅变法，具体实施方面先后有张仪、范睢、吕不韦等三晋人氏的努力，在军事上则有尉缭子的策划。显而易见，战国时期的三晋人物及其思想，既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思想，也对历史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两汉以降，山西地区继续着先秦时期的进步思想的传统，在思想文化界屡屡有重要代表人物出现。隋唐之际的王通，是理学思潮的先驱者之一。唐朝后期的柳宗元和白居易，既是进步的文学家，也是继隋朝哲学家王通之后的重要的思想家，对于代表进步思潮的理学思想的形成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及至宋代，孙复是理学史上有名的“宋初三先生”之一，对宋明理学的形成产生过直接的作用。北宋中期，史学家司马光位居“道学六先生”之列，是宋明理学重要的代表人物。当宋明理学在明朝开始失去其进步性的时候，思想家薛瑄以“实学”思想对占据理学统治地位的朱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改造，对理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清之际，宋明理学开始走向衰落，思想家傅山结合现实，对宋明理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批判，推动了实学思潮的发展，影响了清朝以来的思想取向。清朝末年，杨深秀受西方进步思想的影响，义无反顾地参与“戊戌变法”活动，勇敢地站在了时代进步的最前列。在世俗思想不断进步的同时，山西地区的佛教和道教文化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并存发展。中国佛教的发展归于净土宗，而山西地区则是净土宗的发源地，并一直保持着核心地位。山西地区的五台山佛教圣地是中国佛教华严宗的发展重镇，对于佛教的历史兴盛和当代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金元时期，道教的全真教在山西地区有过长足的发展。总之，多种思想学说的共生共存，使山西地区的进步思想源源不断地发生发展，并且总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引领时代潮流。
3．山西是古代东方艺术的“博物馆”
在距今两三万年前的朔州峙峪文化遗存中，发现了数百件骨片的表面有人工刻画的道痕，学者们认为峙峪人可能已经掌握原始的雕刻艺术。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的吉县柿子滩遗址上，又有两处岩画引起了学术界重视，被视为人类最早的艺术珍品。距今四五千年的陶寺遗址中，出土了属于夏文化早期的木鼓和石磬，太原义井出土的一音孔和二音孔陶埙乐器属于新石器时代。晋国大音乐家师旷以琴技和音律闻名，赵国人荀子创立了艺术理论，离石的汉画像石出土，蒲津渡的唐朝黄河铁牛面世，元代晋南杂剧的繁荣，种种现象表明，山西在人类文明演进中，是位于世界东方的艺术之苑。在众多的艺术门类中，山西的古建筑及其依托古建而保留至今的壁画、雕塑，更有规模，更具体系，成就更为突出，特色更加鲜明。
品质超群的建筑艺术
山西古建筑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很高的文化欣赏价值。中国古代的建筑门类和建筑艺术，在山西几乎都能找到实物。山西现存的古建筑18118处，除了皇室宫殿建筑不复存在外，其余种类的建筑应有尽有，如依照建筑功能划分的寺庙宫观、长城关隘、城池市楼、墓冢陵寝、戏台祠堂、桥梁驿站、民居会馆、钟楼鼓楼等等，依照建筑形式划分的庑殿式、歇山式、悬山式、卷棚式、单檐、重檐、殿台、亭阁、长廊、牌坊等等，其中的一部分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孤例，品质更高，价值更高。
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是唐朝建筑，今存的几座完整唐朝木结构殿堂都在山西。已知宋、辽、金及其之前的木构建筑全国146座，山西境内就有106处，占全国现存同期同类建筑的72％，其中的7处是唐、五代的遗存，更显其弥足珍贵的文物和艺术价值。就目前所知，存留至今的唐朝木构建筑除敦煌196号窟檐仅存的柱斗、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的下半部分外，较完整的四座唐朝木构建筑是五台山南禅寺正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芮城广仁王庙正殿和平顺天台庵正殿。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现存结构完整的唐朝木构建筑的大殿全部在山西，山西因此保存着中国最古老的建筑艺术。
唐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建筑实物的保存难度很大。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原因，山西保存了这个时期的三座木构建筑：平顺龙门寺西配殿、大云院正殿和平遥镇国寺万佛殿。龙门寺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北齐文宣帝时候，西配殿是目前国内仅存的五代时期悬山造木结构的佛殿。寺内现存五代、宋、金、元、明、清几个朝代的土木建筑，并有大量碑碣石刻遗存。大云院正殿的22平方米佛教壁画，是中国寺庙现存仅有的五代壁画，殿内的壁画与柱枋、斗拱、替木上残存的五代彩绘，均为同期同类艺术品孤例。平遥镇国寺万佛殿中的11尊塑像，是国内仅存的五代寺观彩塑，大体继承了唐朝风格，显示出高超的雕造技法。她们无疑是古代东方艺苑的奇葩。
宋、辽、金、元时期，山西的建筑艺术最为辉煌。辽、金作为统治中国北部和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大量吸收汉族文化，用汉族工匠修建宫殿、佛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留下了一些规模宏大、风格独特的建筑精品。这一时期的代表建筑如大同善化寺及华严寺、洪洞广胜寺、芮城永乐宫、临汾牛王庙、翼城乔泽庙戏剧舞台、霍州署大堂，等等。建于辽代的应县木塔规模宏大，健硕华美，是我国古代建筑功能、技术、造型艺术有机统一的完美范例，是有建造木塔历史以来保存下来的一座最古老的木塔，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高大的木结构建筑，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艺术的重大成就。
山西古代砖石建筑的艺术成就也非常显著。山西是现存古代长城时间跨度最大的地区，山西保存了战国以来两千余年的长城2500多公里，其中东魏、北齐、隋、宋四朝长城为山西独有。山西古代墓葬石雕艺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太原晋源区的隋朝虞弘墓，出土一件雕刻华丽精美的汉白玉石椁。墓主虞弘为西亚人，曾在北齐、北周和隋朝为官，石椁的雕绘内容包括宴饮、乐舞、射猎、家居、出行的场景充满异国风情，对研究古代东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绘画史无疑有重要意义。再如十字飞梁形制的古代桥梁藏于古画，载于古史，现存实物世界上也仅有太原晋祠的鱼沼飞梁一例。平面呈十字形状的飞梁，位于圣母殿的正前方，方形池沼上架设板桥，四面通岸。东西平坦，连接主建筑圣母殿与献殿；南北下斜如翼，犹如振翅的大鸟，故取“飞梁”之名。飞梁造型独特，精雕细刻的勾栏、柱础和望柱的多数构件仍为宋朝原物。而使用减柱法为晋国始祖叔虞之母而建的晋祠圣母殿，空间阔大，肃穆庄严，完整地保留了宋朝建筑的形制和结构，成为宋式建筑的经典之作。
光彩夺目的彩塑和壁画艺术
山西拥有丰富的古代建筑资源，在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中，山西从唐朝至清朝一千多年的寺、院、庙、庵、宫、观及其中的殿、塔、冢等建筑物近80处，因而保存了多姿多彩的寺观雕塑和壁画。这些雕塑与壁画同建筑本身一样，具有珍贵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山西现存唐朝以来的彩塑作品12712尊，是国内寺观彩塑最多的省份之一。唐朝彩塑主要保存在五台山佛光寺的东大殿、南禅寺大殿以及晋城的青莲寺等地。这些彩塑造像庄重丰满，神形俱佳，极富时代特征。南禅寺大殿的塑像塑造手法纯熟精巧，形体、衣饰与敦煌彩塑如出一辙。山西宋朝彩塑的代表作品是：晋祠圣母殿的侍女像，晋城市二仙庙，长子法兴寺、崇庆寺等寺观塑像。圣母殿的43尊宋朝彩塑，是宋朝造型艺术的极品，其中的30多尊宋朝侍女彩塑，摆脱了多年来陈式化的刻板雕塑手法，开创了现实主义作品的彩塑风气，从侍女的体态、神韵、造型、衣饰上看，造像生动，形神俱佳，堪称中国古代女性雕塑的集大成者。辽金时期山西处于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在彩塑造型艺术方面也表现出了特色，像大同华严寺的菩萨塑像，面形丰满，体态秀美，造型生动，技法娴熟，可称是辽代彩塑艺术的珍品。元代彩塑风格与辽金近似，代表作有五台县广济寺的大佛殿、晋城市玉皇庙西配殿及中殿、洪洞县广胜寺下寺大殿及水神庙等处的佛、道二教的塑像。山西明清两朝的彩塑有11630尊，人物众多，品质俱佳，市井文化的特征非常明显，迎合市民精神需求的民间化、世俗化的艺术倾向加重，如平遥双林寺各殿的彩塑，隰县小西天大雄殿的塑像，长治观音堂的悬塑，灵石资寿寺大殿罗汉塑像，蒲县东岳庙大殿的地狱群像等。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双林寺具有千余年的历史，寺内2000余尊宋、元、明、清四朝的彩塑，囊括了佛国与俗界的众多角色，佛祖菩萨、天王罗汉、帝王将相、宫娥僧人，一应俱全，反映了中国古代人神共治的现实，无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称号。
壁画在体现宗教思想、反映社会生活、烘托建筑艺术方面有重要的作用。山西现存高品质的汉唐至明清的寺观墓葬壁画24000多平方米，这些壁画客观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古代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壁画艺术，为我们了解山西古代壁画绘制艺术提供了实物资料。
山西古代壁画以寺观壁画为主，寺观壁画大多是土坯泥墙上彩绘的壁画。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的壁画，是国内仅存的唐朝寺观壁画，虽然年代久远，画面残损，但画艺精湛，保存良好，堪称中国古代寺观壁画的上品。山西现存宋辽金时期的壁画6处，面积近千平方米。应县木塔的塔内明层都有塑像和壁画，画面上的飞天活泼丰满，精神流注。繁峙金代建筑岩山寺文殊殿的壁画，面积近百平方米，为宫廷画师王逵所作，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山西的元代壁画9处，1700多平方米，以芮城永乐宫、洪洞广胜寺、稷山青龙寺和兴化寺壁画为代表。广胜寺的水神庙里，有一幅场面宏大人物众多的元杂剧演出图，把祭赛神灵的演剧活动搬上壁画，反映出元杂剧的盛况。广胜寺下寺后殿里残存的元代壁画仅有16平方米，画艺高超，色泽明丽，大殿四周原有的彩绘壁画，收藏在美国堪萨斯城的纳尔逊艺术馆。
永乐宫壁画为元代作品，面积总计千余平方米，绘于龙虎殿、三清殿、纯阳宫、重阳殿四壁及拱眼壁内，壁画内容丰富，画技高超，在青、绿冷色基调中，用色多达十余种，并大量使用沥粉贴金法，在庄重深沉的画面中渲染华美富丽的艺术效果，为中国壁画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1959——1965年永乐宫迁址过程中，这些壁画随同主体建筑一道成功迁移，开创了中国古代壁画大规模迁移保护的范例，是古代壁画绘制技术与现代壁画揭取保护技术完美结合的典范。
众多的墓葬壁画是山西古代壁画的又一个类型，山西北齐墓葬壁画近年来成为古代东方艺术世界最吸引人的艺术品种。寿阳县北齐厍狄迥洛墓壁画，以绚丽斑斓的艺术长卷反映墓主人生活的显赫场面或死后的空幻境界。太原王郭村北齐东安王娄睿墓的壁画，太原城郊王家峰北齐名将徐显秀的墓葬壁画，画面宏大，构图准确，形象生动，色泽艳丽，线条流畅，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和地域文化特征。从这几处壁画可以清楚地看到北齐时画技日臻成熟的趋势，为隋唐壁画技术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博大精深的石窟艺术
山西的石窟艺术，成就非常突出。北魏至明清的石窟寺多达300余处，其中云冈石窟、龙山石窟、天龙山石窟这几处国家级的文物保护石窟，艺术价值极高，而且，云冈石窟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云冈石窟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一次由国家主持凿刻的大规模石窟工程。北魏崇佛，平城大同作为当时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凿窟建寺之风盛行。公元5世纪后期至6世纪初的几十年间，北魏统治者集中了全国各地的高僧和能工巧匠，吸收融合了中外艺术风格，开凿出了阵容强大、气势恢宏的石窟，供僧侣信徒们进行宗教活动。在开凿手法和雕刻技巧上，创造了影响深远的“平城艺术模式”。这是在山崖陡壁上开凿出的洞窟形佛寺建筑，现存主要洞窟45座，洞窟内外造像5万余尊。壁面处理技法上，运用了线刻、浮雕、高浮雕、圆雕等雕刻手段，创作了一大批不同于寺观雕塑的造像以及众多佛教故事和装饰图案的浮雕作品，与甘肃的敦煌石窟被誉为中国佛教艺术的“双璧”。云冈石窟佛、菩萨的造像在石窟艺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造像以高大雄伟、雕刻精美而著称。初期造像面相丰圆，身体壮硕，后来吸收南朝的风格，众多的佛、菩萨雕像更显面相清瘦、眉目开朗、神采飘逸的特点，这种称作“太和造像”的艺术风格直接影响了孝文帝迁都后开凿的洛阳龙门石窟的造像，而且远及敦煌北魏石窟。云冈石窟艺术有机地融合了中西文化的精华，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雕塑艺术风格，为隋唐以后中国雕刻艺术的发展增加了活力。云冈石窟艺术始终吸引着大批中外游人或专家学者。
天龙山石窟集建筑、雕塑为一体，其中的雕刻艺术占据主导地位。天龙山石窟的雕塑题材和对象是佛教尊奉的佛、菩萨，石窟的开凿成形经历了东魏、北齐、隋、唐四个时期，从佛像到花纹都反映了南北朝到唐朝的几百年间中国石窟艺术写实性、装饰性的特点，反映出石窟艺术的发展变迁脉络。
中国最大的道教石窟是太原的龙山石窟。道教是根植于中国社会的本土宗教，道教石窟也是体现中国本土艺术特色的一种艺术门类。龙山石窟是元代全真教道人宋德芳主持营建的。现存8窟，其中的7窟为元代或元以前的作品。龙山石窟龛内40余尊造像，雕工朴实，刀法流畅，线条简练，给人以庄重浑厚和风格粗犷的艺术美感，具有浓郁的元代风格，与佛教石窟寺艺术追求场面宏大、造像华丽、宁静空灵的风格截然不同。龙山石窟是道教石窟寺艺术的经典作品，其造像内容、雕刻技法在我国石窟寺艺术中占重要地位。
色彩斑斓的古代城市与民居建筑艺术
山西明清时期的建筑，保存有千余处之多，除了传统的寺庙宫观戏台建筑外，在城市建筑和民居建筑两方面的艺术成就最为显著。
山西有着众多的古城，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就有大同、平遥、祁县、代县、新绛等五处。平遥还以“一城、两寺”的人文建筑优势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中国仅有的两个以城市命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价是：“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性，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平遥这个尧舜时代就有记载的古地，历经几千年后，成为中国古代县城的标本，保存完整的平遥古城，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明朝的县城建置、官衙方位、街道规划、民居建筑、商街店肆的真实状况。明初扩建的城墙，是平遥古城的主要建筑物和平遥古城的象征，城墙高12米，墙厚5米，周长12华里，城墙上3000垛口、72敌楼，体现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传统文化内涵。城内有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条蚰蜒巷，城中的建筑东城隍，西县衙，南观音，北关公，左文庙，右武庙，东道观，西佛寺，集中体现了明清县级政权的礼法制度，反映了人神共治和儒佛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文化特征。其他几座历史名城，也都有充满独特人文精神和艺术美感的建筑。比如代县，唐初始建的文庙，是一组典型的儒学建筑群，边靖楼和杨家祠堂，则是民族融合的最好见证物。新绛城里保存有唐朝遗风的绛州大堂，有隋朝花园，有建于宋元明几朝的绛州钟楼、乐楼、鼓楼，引人注目。这些古老的建筑及其艺术形式，大大提升了历史名城的文化品位。
山西民居今天成为中国北方民居的典型代表，是因为明清时期晋人富饶而兴建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的深宅大院。山西现存比较完好的明清民居建筑群多达数十处，如晋中的乔家、王家、曹家、渠家、常家等院落建筑群，晋东南的皇城相府、郭峪村老巷老宅、柳氏民居堡寨，晋南的丁村老宅，晋西北的碛口古镇及其民居建筑等等，展示着几百年来山西民居的辉煌成果。这些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民居建筑，大都古朴厚重，高大结实，构成了一座座封闭的城堡，一座座幽深的庭院。一个院子有成百上千间的房屋，院套院，门套门，琉璃飞甍、砖石照壁、高台大屋、牌坊小桥、亭殿楼阁，与周边环境巧妙地融为一体。许多建筑依山建势，因地制宜，高低叠置，参差错落，门窗间木雕、石雕、砖雕、楹联、匾额沟通传达了众多的人文信息，充满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体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山西老宅院是中华民居建筑艺术的经典之作，是几个世纪前建筑艺术的杰出成就。
山西文化内容丰富，底蕴深厚，品质高雅，特色鲜明。她的历史脉络绵延了千万年而不断，她的先进思想流传了几千年而不枯，她的艺术精神撒播了千万里而不散，山西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山西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优秀的成果结晶，是先祖赐给我们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是我们今天依然需要借重和依托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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