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蔡邕《独断》看汉代公文形态与政治体制的变迁（共）
从蔡邕《独断》看汉代公文形态与政治体制的变迁
刘后滨，广东社会科学
提要：从公文书形态和运作机制的变迁入手，是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成长性变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本文首先考证《独断》有关公文书的记载，旨在纠正一些流行的误读。将奏事文书与对奏事文书进行批复的诏敕文书对照起来，有利于了解当时政务申奏与批复的运作机制。在此基础上，结合汉代政治体制的变迁，论证《独断》所记载的公文书只是蔡邕所处时代的制度，而不能以之涵盖整个两汉时期的情形。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2）04－0103－06
中国古代帝国对政务的管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依靠公文书运作进行的文书行政。公文书运作系统总体可分为上行文书和下行文书两条线索。臣民向官府和君主奏事以及下级官府向上级官府和朝廷奏事的文书，构成了上行文书；皇帝的命令文书和各级官府下发的政令文书，构成了下行文书。各类文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名称和形态。如臣民和各级官府向君主奏事文书中与“奏”有关的一类，在秦汉以后诸朝，就有着奏、奏案、奏抄、奏状、奏疏、奏札、奏折等不同的名称。国家政务普遍的裁决程式是由各级官僚向皇帝申报有关事务，经皇帝批准后予以实施。
其实，历史上各种不同名称的文书，都具有各自的时代性，其背后都体现着不同的体制。人们一般只注重其名称和文体的变化，如明人吴纳《文章辨体》和徐师曾《文体明辨》（注：吴纳《文章辩体·序说》，于北山校点；徐师曾《文体明辩·序说》，罗根泽校点。二书合印，香港太平书局1965年8月。）承《独断》和《文心雕龙》之说，皆列“奏疏”一目，统叙其文体之变。即使在今人的研究中，论及名称之变背后文书形态变化者很少，更鲜有从这种变化论及体制变迁者。而笔者目前的研究中，比较注重制度在随着形势变化中而发生的成长性变革。这种自下而上的成长性制度变革，由于不是统治阶层有意识的制度改创，只是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发生着悄然的变化，故流传下来的记载相当缺乏。而从公文书形态和运作机制的变迁入手，正是了解这种成长性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文书在处理国家政务中的作用至秦汉时期已经十分显著，出土的云梦秦简《内史杂》规定：“有事请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由于文书行政的发达，到汉代已是“公府掾多不视事，但以文案为务”（注：《北堂书钞》卷68引《汉杂事》。）。所以刘勰《文书雕龙·章表》说：“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
现存最早记载公文书形态的文本，是东汉末年蔡邕的《独断》。本文旨在结合汉代政治体制的变迁，论证《独断》所记载的汉代公文书只是蔡邕所处时代的制度。由于《独断》一书流传不广，又未有很好的整理本。其中有些文句的理解，在笔者看来，一些已有的相关论著中存在着严重的误读。所以首先必须对《独断》有关公文书的表达进行考证。
《独断》将皇帝的命令文书分为策书、制书、诏书、戒敕四类（注：以下据影印《钦定四库全书》本。下文未特别注明者，皆准此。又四部丛刊三编据明弘治刊本与此同。）：
策书。策者，简也。„„起年月日，称“皇帝曰”，以命诸侯王、三公。其诸侯王、三公之薨于位者，亦以策书诔谥其行而赐之，如诸侯之策。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体如上策而隶书，以一尺木，两行，唯此为异者也。
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三公”，赦令、赎令之属是也。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土［颖作上］迁，书文亦如之。其征为九卿，若迁京师近官，则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无姓。凡制书，有印，使符下远近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唯赦令、赎令，召三公诣朝堂受制书，司徒印封，露布下州郡。
诏书者，诏诰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注：按：“告某官官”，《四库全书》本如此。宋本《唐六典》卷九中书令之职条引《独断》作“某官某官”，《太平御览》作“某官云云”。《丛书集成初编》本作“告某官某”，汪桂海将“某官”理解为官名，后一个“某”理解为某官之姓名。见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3页。），如故事”，是为诏书；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诏书；群臣有所奏请，无“尚书令奏”、“制曰”（注：《四库全书》本无“曰”字，作“无尚书令奏制之字”，据《唐六典》文字补入。）之字，则答曰“已奏如书”，本官下所当至，亦曰诏书。
戒敕。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被敕，文曰“有诏敕某官”。是为戒敕也。世皆名此为策书，失之远矣。《独断》对于策书的概括，文义甚明。其主要的应用场合是对于诸侯王、三公的除免和诔谥。制书则有一些地方需要略加考释。其中“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土［疑作上］迁，书文亦如之”一句，汪桂海断为“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土，迁文书，亦如之”，并说此段文义不明（注：汪桂海：前引书，第30页。）。本文的理解是，刺史、太守和诸侯国相进行劾奏的文书本身并不是制书，而只有对这种文书进行的批复（即所谓申下）才能成为制书。而“土迁”一语殊不可解，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本文疑其为“上迁”，即指刺史、太守和相的升迁。下文“其征为九卿，若迁京师近官”，就是对刺史、太守、相“上迁”的具体表述。若，及也，或也。如此，则制书的应用场合甚明，主要是用于九卿和郡国守相的任免。汪桂海认为制书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下给三公，令三公向全国颁布赦令和赎令；一是任免九卿或京师近臣。（注：汪桂海：前引书，第30－31页。）恐不确。不确之处有二：一是“制诏三公”并非下给三公，而是文书的用语，是汉代的制书经三公下颁的一种程式；二是制书不仅用于任免九卿或京师近臣，还应包括郡国守相，如其在后文中所举诸例。至于赦令和赎令，是制书应用的特例，对于印封和颁下都有特殊的规定。
《独断》对于诏书的概括，后人可能存在严重的误读。如诏书的第二种形态，一般理解为：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注：参看大庭修：《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6页；汪桂海：前引书，第32页。）从《独断》对制赦文书的记载看，则蔡邕是根据文书的用语进行划分的。策书、制书、诏书、戒敕的划分非常明确，不至于在讨论诏书的时候又说“下有司曰制”。制书和诏书在这里有着截然的区分。因为诏书有两种形态是对奏事文书的批复，为了更好地理解诏书的文书特征，有必要与汉代的奏事文书进行对照分析。《独断》将群臣向君主陈事的上行文书分为章、奏、表、议四种：（注：括号内《唐六典》指《唐六典》卷8门下省侍中之职条引《独断》文字。）
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
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
奏者，亦需头。其京师官（注：《唐六典》无“其京师官”四字。）但［《唐六典》但作上］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其中者［《唐六典》者作有］所请，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公卿校尉送谒者台（注：《唐六典》“台”后有“通者”二字。）也。
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编两行，文少以五行，诣尚书通者也。
公卿校尉诸将不言姓，大夫以下有同姓官别者，言姓。章口（当作曰）报“闻”，公卿使谒者，将大夫以下至吏民，尚书左丞奏闻，报“可”。表文报“已奏如书”。（注：按：自“章口报闻”至“表文报已奏如书”这一段文字还是很不好理解。《唐六典》的引文似乎更明确些，作“报章曰闻，报奏曰可，其表文尚书报云已奏如书”。）凡章表皆启封，其言密事，得帛［帛，《唐六典》作皂］囊盛。
其有疑事，公卿百官会议，若台阁有所正处，而独执异议者，曰驳议。驳议曰“某官某甲议以为如是”，下言“臣愚赣议异”。其非驳议，不言议异。其合于上意者，文报曰“某官某甲议可”。以上关于陈事文书的表述，是按照文书的用语、应用的场合和通奏的途径进行分类的，尤其是文书的用语被特别强调。章称“稽首上书”，用于谢恩陈事，是由陈事者诣阙交由公车通送的。奏则上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应用的场合是有所陈请，以及举劾官员的不法行为，通奏的途径则根据上奏者的身份不同而有所不同，如果是公府上奏，则送御史台，如果是公卿校尉上奏，则送谒者台。表则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通奏的途径是诣尚书通者也。这里的问题是，表的应用场合没有交代。而表恰恰是当时应用最普遍的一种奏事文书。
其中“公卿校尉诸将不言姓”一段，涉及文书的署名、批复用语及封盛问题，乃针对章奏表综括而言，而非专指表。不过，批复用语是分别说的。按照《唐六典》所引用的《独断》，报章曰“闻”，报奏曰“可”，其表文尚书报云“已奏如书”。尽管整个两汉时期的陈事文书形态有着不断的变化，但在《独断》里，蔡邕是将章奏表三种陈事文书明确区分的，对章的批复用语是“闻”，对奏的批复用语是“可”，表则由负责呈递的尚书进行批复，用语为“已奏如书”。
从奏事文书的批复用语看，用于谢恩陈事的“章”，批复用语是“闻”，其实是不要批复的，皇帝知道了便可以。而有所陈请以及举劾官员的不法行为的“奏”，是需要皇帝批复处理意见的，批复用语为“可”。这正好与诏书的第二种形态相合，即“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广泛应用的奏事文书“表”，由尚书报云“已奏如书”，与诏书的第三种形态相合，即“群臣有所奏请，无‘尚书令奏’、‘制曰’之字，则答曰‘已奏如书’”。
综上所述，蔡邕记载的公文形态已经是一套相当发达的文书系统，不同政务文书的申奏与批复，各有固定的书写程式。不过，由于现有记载的简略和出土材料的缺乏，还很难对其应用范围进行严格的区分，尽管有学者如汪桂海等在这方面开始努力。其中还透露出京师官、公府、公卿校尉、将大夫以下至吏民等不同的上书者身份，但是否因奏事者身份不同而使用不同的陈事文书，这一点还不是很明确。
蔡邕的记载即使在公文书的名称上可以涵盖整个汉朝，如《文心雕龙·诏策》所说这几种皇帝命令文书是“汉初定仪则”的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文书的具体形态上，它一定不包括西汉初年的情形。因为，西汉初年的制度，“群臣有所奏请”的陈事文书本身，并不出现“尚书令奏”之字，也不可能由尚书令直接下某官。尤其是“表”，据《唐六典》所引《独断》，其表文尚书报云“已奏如书”，本官下所当至，是由尚书直接批复上表者的。此外，“凡制书，有印，使符下远近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制书由尚书令印封下达外朝的程式，也说明尚书令已经掌握了很大的政务裁决权。从下文的论证和引用的实物史料看，文书上有“尚书令奏”之字以及其表文尚书报云“已奏如书”的情形，出现在尚书台实际上成为内廷辅政机构和决策机构的制度背景下。而所谓“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的局面，仲长统说是从东汉初年光武帝时形成的。（注：《后汉书·仲长统传》。）仲长统所说的局面，实际上是尚书台成为宫中的辅政机构，但没有取代三公府成为执掌朝政的宰相机构。（注：参见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而尚书台从纯粹的呈递上下文书的机构，转变成为按照任务的性质分工、参与谋议和谏诤、直接将奏事文书下达给有关官员的机要之司，则是在东汉中后期的事情了。（注：参见祝总斌前引书，第135—136页。）
显然，蔡邕并未将整个汉朝的公文形态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加以考察，所记主要应为其所处时代的制度。我们用它来概括整个汉朝的文书制度，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导致对一些基本文献和实物史料的误读。
在西汉，丞相、御史大夫和列卿等公卿大臣可以直接上书于皇帝。在公文程式上，“臣昧死以闻”或“臣昧死请”之后，紧接着就是皇帝对这些文书进行批答用的“制曰可”，（注：关于西汉公文的具体程式，还需要严格的论证。基本情况可以参看前引大庭修和汪桂海的论著。）中间并没有其它的环节。在这种公文形态中，公卿大臣作为皇帝私人助手身份的色彩很重。
从何时开始，形成了《独断》所说的那种文书形态和运作机制呢？文书形态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就是汉朝政治体制的变迁历程。此种文书形态的背后，体现的是尚书成了皇帝批办政务文书的私人助手，而作为帝国官僚主体的公卿大臣与皇帝之间多了一道隔阂，宫、府合一的国家形态转变为宫、府分离的国家形态。
西汉前期也有尚书之官在文书传递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记载，（注：如《汉官仪》说“初，秦代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发书，故号尚书。尚犹主也。汉因秦置之”。《唐六典》卷一说“初，秦变周法，置尚书于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而已。汉初因之”。）还有一些相关的经过转写的文书资料，（注：如《史记·三王世家》载霍去病请立诸皇子为王的上书，其后有“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奏未央宫”一句，接着是“制曰：下御史”，然后是“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丞非下御史，书到言”。这条材料说明尚书令在奏、下文书过程中的作用，但不能说明文书本身出现“尚书令奏”的字样。而且尚书令还要将批复后的文书下御史，而不是直接下达具体的上奏人或执行人。）但我们还无法论明“尚书令奏”落实到文书本身，以及尚书令将批复后的陈事文书直接下达有关九卿或郡国长官执行，而不通过丞相御史或三公这种制度出现的具体时间。其间一定有一个相对长的日积月累的变化过程，可以从以下几个时期来稍加分析。
第一，汉武帝时期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随着地方政务和边疆形势的变化，帝国事务大量增加，政治体制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方面，丞相人选出身构成的变化及其职权的削弱，中朝官的作用突出，九卿的职权加强。元人朱礼在《汉唐事笺》前集“宰相”条中有一段评论：“自武帝以公孙弘为丞相，其后儒者始相继秉轴„„既任之以相，乃使侍中出入禁闼，辩论数黜大臣，以侵外庭之权，九卿更进用事，而天下之务不关决于宰相”。在“三公”条中又称“武帝假宠大司马之权而不任宰相，故终汉之世大司马专国柄，而宰相具位，奉行文书而已”。另一方面，原有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格局被打破，中央对地方事务的干预加强，遣使巡行之事多了起来。朱礼评论说：“文帝在位最久，未尝遣使。遣使之烦，自武帝始。„„故劝农种麦，则遣谒者，存问鳏寡，则遣博士”。（注：［元］朱礼：《汉唐事笺》前集卷6“遣使”条，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影印本。）
这两方面的变化都会引起文书制度的变化。祝总斌先生强调了随着奏事文书的增加而形成了中朝官领尚书事的制度，（注：祝总斌前引书，第87页。）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新增加的大量文书在运行程式上是否还遵循原有体制呢？
《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引《汉官仪》称“尚书四员，武帝置”。《汉书·成帝纪》“初置尚书五人”条主引《汉旧仪》曰：“尚书四人为四曹，常侍尚书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书主刺史、二千石事，户曹尚书主庶人上书事，主客尚书主外国事”。尽管没有直接材料证明后者所指为武帝时制度，但联系前一条材料看，应是武帝置尚书四员时的分工情况。所谓“主某某事”，即负责某一方面的文书呈递工作，也就是“通章奏”。这是按照上书者的不同身份进行的分工。由于各方面文书的增加，尚书的任务繁重起来，“尚书奏事”因此具有了特定的含义。当所有臣民奏事都要经过尚书奏达之时，汉初那种文书奏行皆由御史的机制便改变了，所以，也正是在汉武帝时期，“左右曹、诸吏分平尚书奏事”成为制度。（注：参《宋书·百官志》和《晋书·百官志》。）汉武帝时期政治体制及文书运作机制的变化，应该是汉朝文书形态变化的一个重要背景，其相互影响的过程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第二，从西汉成帝到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变化。祝总斌先生论证了成帝时期尚书制度变化的意义主要在于分曹办事，有了固定的曹名和职掌；又指出东汉前期尚书的职掌一般还是按照上奏文书者的身份加以分工的。（注：祝总斌前引书，第90－93页，第135页。）《后汉书·百官志》记“成帝初置尚书四人，分为四曹”之说并不可信。（注：祝总斌前引书，第92页。）成帝时尚书有五曹，《百官志》注引蔡质《汉仪》曰：“三公尚书二人，典三公文书”，“（常侍曹尚书）主常侍黄门御史事。世祖改曰吏曹”。这个说法与本注所记其它诸曹职掌相符，即五曹分别负责三公、常侍黄门御史、郡国、凡吏及外国夷狄所上文书。东汉初年大体应延续此种设置与分工。尚书分工负责文书接收保管的制度已经很完善，尚书令掌“奏、下尚书文书”（注：《后汉书·百官志》。）的职掌也更加明确。这是汉武帝以来尚书制度的完备化，但还没有脱离传递文书的范围。
第三，东汉中后期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尚书的职掌逐渐转向按任务的性质进行划分。祝总斌先生已经敏锐地指出，由按上奏者身份分工到按事务性质分工的演变，是尚书权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为魏晋以后代替三公府准备着条件。（注：祝总斌前引书，第136页。）传递文书的尚书取得对某一方面事务文书进行谋议参决的职权之后，这种职权一旦落实到制度上，一定要反映到文书本身，成为文书的规程。否则，就没有制度的保证。蔡邕所说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的文书规程，应该就是在这种制度变革的背景下形成的。此种形态的文书，还未见到实物史料，有些转写的史料，如记录灵帝光和四年太常“奏”和批复诏书的《无极山碑》，大抵可以反映此种形态。碑文略曰：
光和四年［缺］月辛卯朔廿二日壬子，太常臣耽、丞敏顿首上尚书：谨按文书云云。请少府给圭璧，本市祠具，如癸酉、戊子诏书故事报。臣耽愚矸，顿首顿首。上尚书，制曰可。大尚承书从事，上［缺］月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奏洛阳宫。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下。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太常臣耽、丞敏下常山相［缺］从事下承［缺］用者如诏书。书到言。（注：《隶释》卷3，参见严可均辑、许振生审订《全汉书文》卷108，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碑文并非照录当时公文的原文，而是记录对祭祀无极山之事进行请示和批复的经过，大致是由常山相上太常、太常上尚书、尚书奏皇帝及皇帝批示后尚书令下太常、太常下常山相的程式。按照《独断》的记载，这份太常上尚书的文书，应是用于“其中有所请”的“奏”，批复用语是“制曰可”，但文书的用语却与“上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不合。是实际运作中的文书形态，当比《独断》的记载要复杂，且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其中“上尚书，制曰可。大尚承书从事，上［缺］月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奏洛阳宫。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下”一段文字，恐是根据批复奏事文书的诏书进行的转写，“尚书令忠奏洛阳宫”的字样未必不是文书的原文，然后是“制曰可”。
需要强调的是，《独断》中关于汉代文书形态的记载，并不能涵盖整个两汉时期的文书制度，只是两汉文书形态演进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尽管不同时期的具体文书形态还不是很清楚，整个汉朝文书形态的变迁轨迹也无法完整地勾勒出来，但以《独断》有关记载和其它汉代文书的研究成果为前提，结合学界已有的对两汉政治体制变迁的论证，我们还是可以简要条缕出汉朝奏事文书形态的演变与政治体制变迁之间的关系。章表奏议四种形态的文书，即使从文书的名称上说是适用于整个两汉时期的文书，但其应用范围、批复程序和奏递途径等，随着两汉时期政治体制的变迁，势必发生着不断的变化。而蔡邕记载到《独断》里的情形，只是其所处时代公文书的形态而已。
第二篇：从《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与第六版释义与注释的比较看词典发展的变迁
从《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与第六版释义与注释的比较看词典发展的变迁
崔彬彬
《牛津高阶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以下称OALD)最早是由已故AS霍恩比先生编纂的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在1948年出版。此后，凭借其精湛的编纂技术，高度的敬业精神等因素，牛津辞典很快成为词典界的权威及英语学习者心目中的首选，因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一版再版,并被陆续翻译成各种语言。为了紧随时代的步伐，满足我国英语学习者的迫切需要，我国引进了《牛津高阶词典》并对其进行翻译使之成为适合于中国读者使用的英汉双解词典。第一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以OALD 第二版为底本编译，于1970年出版，之后二版三版„„一发不可收。至今在中国已有六版《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每一版都见证着中外词典编纂人世世代代不懈的追求与辛勤的耕作，才使得词典发展到了今天的成熟与多姿。这些版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仅仅是时间上的差异，单词量的差异还是产生了其它微妙的变化？本文拟从《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与第六版释义与注释的比较来看不同版本词典的发展与变迁。《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以下简称牛津）第四版出版于1997年9月，共1910页。第六版出版于2004年6月，共2166页，与第四版出版的时间相隔不到七年。下面将就释义与注释为例阐述两版之间的差异。
一、释义的变化
释义的变化首先体现在前言中。在牛津第四版的前言中，没有对释义进行单独介绍。但在第六版中不仅包含此项内容，并有“释义说明”一项，占据两页的篇幅。可见第六版的编纂者已经赋予释义新的内涵及重要性并对此加强了阐释力度。编者在序言中指出“所有释义均用不超过3000的词汇解释。释义中所用词汇在附录8中给与列出。”（见牛津第六版序言）3000的词汇量已控制的非常小，接近高中生的词汇水平，也就是说连中学生都可以看得懂，可见编纂者在释义上所下的功夫与其独具匠心。下面主要以forgive及frenetic为例，具体看一下与第四版相比，第六版在释义方面有哪些改进。为清楚起见，释义将逐条列出。
forgive:
1.[Tn, Tn· pr, Dn·n]~ sth, ~ sb(for sth/doing sth)stop being angry or bitter towards sb or about sth;stop blaming or wanting to punish sb原谅；宽恕；饶恕（4版）
1.~ sb/yourself(for sth/for doing sth)to stop feeling angry with sb who has done sth to harm, annoy or upset you;to stop feeling angry with yourself原谅；宽恕（6版）
从这一释义对比中，可以看出第六版有很大改进：如在释义之首用介词to开始，使表述更加严谨；在释义的措辞上也更注重科学性，更加易懂，如改being angry 为feeling angry；删除了词义中所没有的义项，如stop blaming or wanting to punish sb，取而代之的是stop feeling angry with sb who has done sth to harm, annoy or upset you。尽管只是一个简单的改变，却使得词典使用者更加清晰明了forgive所能应用的情景。原谅只是说明一个人已不再对别人或自己生气，而并不能表明此人还有要责备或惩罚别人的意思；另外，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第四版具体释义前面出现的[Tn, Tn·pr, Dn·n]在第六版中已消失不见，这更利于英语学习者的使用。另外，在第六版中增加了to stop feeling angry with yourself，使得语言学习者
清除地认识到原谅的不仅可以是别人，也可以是自己。
2.[Tn, Tn·pr,Tsg]~ sb(for doing sth)(used in polite expressions to lessen the force of what the speaker says and in mild apologies礼貌用语，用于缓和语气并表示歉意)（4版）
2.~me(for doing sth)used to say in a polite way that you are sorry if what you are doing or saying seems rude or silly对不起；请原谅（6版）
在这一释义比较中，可以看到第六版编纂者将sb改为me，在这一小小改动中，看出编纂者在通过me透露给英语学习者一个语法信息。在第四版的释义中只是指出了forgive用于减轻说话者的话语力度并带有歉意。但在第六版中则明确指出此词用于在自己做了粗鲁或愚蠢的事情之后对别人的礼貌道歉。使得词典使用者更加明确词的用法与语境。
3.[Dn·n] say that sb need not repayment from(sb)免除（某人的债务）（4版）
3.(formal)(of a bank, country, etc.银行，国家等)to say that sb does not need to pay back money that they have borrowed免除（债务）（6版）
在这一释义中，第六版的编纂者用(formal)代替了第四版中出现的[Dn·n]，使词典使用者更加清楚词汇的语体。而且增加了(of a bank, country, etc.)这一信息，具体到了施事主体扩大了有关使用该词汇的信息量，使得词典使用者清楚即使该词用在正式文体中，又应该是哪些主体可以这样做。而且修改后的释义更加直观，易懂。
4.(idm习语)forgive and forget dismiss from one’s mind all unkind feelings and the desire to blame and punish sb不念旧恶；不记某人的仇（4版）
forgive and forget to stop feeling angry with sb for sth they have done to you and to behave as if it had not happened不念旧恶；不记仇（6版）
对于习语的处理在两版牛津中也有很大不同。在第四版中习语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条目存在的，而在第六版中则直接以习语出现，并加以释义。在第四版对forgive and forget这一习语进行释义时，dismiss from one’s mind all unkind feelings，unkind用在此处似有不妥。而且dismiss from one’s mind the desire to blame and punish sb暗含施事主体有要惩罚和责备别人的意思。在第六版中则对此进行了修改，对别人做的事已不再感到生气，而且就像没有发生过这些事一样，更能表现该习语所包含的胸襟气度。
下面再看一个更为简单的例子
frenetic
very excited;frenzied;frantic 非常激动的，狂乱的，发狂的（4版）
involving a lot of energy and activity in a way that is not organized发狂似的，狂乱的（6版）
在第四版中，如果要理解frenetic，词典使用者有必要参考一下frenzied和frantic的含义来看两者之间有何不同，似乎有些用近义词解词的倾向。而在第六版中，舍去了这两个意义相近的词，而对具体行为进行了描述，使得英语学习者更加清楚此词所描述的状态。
二、注释的改变
第四版中注释较第六版少，而且第六版在原有的基础上又作了某些方面的删减和增补。下面以habitual，invaluable，Lilliputian，forget 几个词的注释为例进行说明。
例一 habitual
在第四版无注释，而在第六版在第三个定义后出现了以下注释：an instead of a before habitual and then usually do not pronounce the ‘h’.This now sounds old-fashioned.有人在habitual前用an而不用a，而habitual就不发h音；现在听起来过时了。
此注释交待了现代英语词汇的发音变化，在英语学习者看到相关信息后对该词读音变化会有所了解，在实际交际情景中遇到此类情况不会感到困惑。
例二
invaluable
第四版对其注释有NOTE ON USAGE用法：1.Invaluable means ‘extremely valuable’.☆ invaluable 意思是‘极有价值的’.It is not the opposite of valuable, which is valueless(or worthless).这个词并不是valuable的反义词，valuable的反义词是valueless(或 worthless).2.Priceless means ‘too valuable to be priced’, ie ‘having a very high price’.☆ priceless 意思是‘贵重的无法定出价格的’，即‘价格非常高的’.3.Innumerable and numberless mean ‘too many to be counted’ or ‘very numerous’.☆innumerable 和 numberless意思是 ‘多得数不清的’或‘极多的’.4.Flammable and inflammable have the same meaning(opposite: non-flammable).☆ flammable 和 inflammable意思一样，是‘易燃的’（反义词是non-flammable‘不易燃的’）
第六版对其注释有 Invaluable = ‘very valuable or useful’.The opposite of valuable is valueless or worthless.﹡invaluable 相当于very valuable 或 useful。valuable 的反义词是valueless 或 worthless。
从中可以看出，两版采用的体例略有不同。而且与第四版相比，第六版对同义词注释有所删减，但对其进行说明的语言则更加简洁，明了。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点看出：1.把means改成=，更加直观；extremely valuable改为very valuable or useful更加严谨、全面，准确。
2.把从句It is not the opposite of valuable, which is valueless改为简单句The opposite of valuable is valueless or worthless.，更利于使用者理解接受。
例三
Lilliputian
第四版(fml)on a small scale;tiny 微型的，极小的第六版(formal)extremely small 极小的，微小的From the land of Lilliput, in Jonathan Swift’s Gulliver’s Travels, where the people are only 15cm high.从这一注释比较中可以看出，第六版的编纂者采用了更加易懂的标记形式，如从(fml)改成(formal)。On a small scale;tiny与 extremely small，虽然都表示的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第六版的注释显然更加形象到位。不仅如此，第六版的编纂者还提供了出处，使得读者对此词汇所表达的概念更加清楚，与此同时增加了语言背景文化知识。
例四
forget
第四版无注释信息。
you cannot use forget if you want to mention the place where you have left something: I have left my book at home.◇ 把东西放在某处不用forget: I have left my book at home.不作I’ve forgotten my book at home.对于forget 的注释提供了读者可能会使用到的表达方式，可以使读者更加清楚该词的使用范围，尤其对纠正中国式英语和初学英语的中国人有很好的警示作用。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第六版牛津双解词典较之第四版已有很大改进，主要表现在：
一、释义更加合理，清晰，科学，易懂，严谨。
二、释义中所提供的语用，语体，语法信息更多，更大程度上方便了英语学习者。
三、释义的措辞更不失为一个好的写作指导，对于用英语写作，英式思维的形成都有很
大益处。
四、释义开始注意与读者进行交际，避免以词解词，注重描述。
五、注释开始注重词汇发音的演变。
六、注释中所用的语言更加简练，易懂。
七、注释中开始出现文化信息，更加便于读者理解，记忆。
八、注释中出现语言学习者急于掌握的用法，并给与正误解析，想读者之所想。
曾有学者指出，词典释义的方式也经历了从规定性到历史性，再到描述性的取向转变。
[1] 从以上对于释义与注释的比较与结论中可以看出，第六版词典释义的编纂正验证了这样一个道理。
两版词典出版时间相差不多，但词典的内容变化却很大。这不仅体现出了词典编纂者的严谨治学精神，也体现了现代词典发展的趋势——词典释义与注释已越来越重视易读易懂，文化成分明显加大。词典编纂者已充分注意读者的感受，在编纂中作了很多努力，包括减少释义用词，简化注释及释义句子，明晰语体标记等等，使得借助于词典实现的读者与词典编纂者之间的交流更加顺畅。正如雍和明在其著作中所言，人类交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如书面的和口语的、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而词典交际在本质上主要是语言的和书面的。[2] 牛津第六版的编纂者在通过书面语言与读者进行交际这一方面体现的非常出色，是以前其所有版本所不曾有过的。而词典中文化因素的体现使得人们通过词典就可以来进行跨文化交际，所以，“词典编纂已不再像人们过去一直认为的那样是纯粹的语言活动。在本质上，它是社会文化行为。”[2]13词典已成为了社会文化的载体，其负载的社会文化信息将更加有利于不同语言，不同民族的人民之间进行交流，促进全世界社会文明的进步。
参考文献 [1] 双语词典释义研究，魏向清，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24页。
[2] 词典交际论，雍和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8-9，13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
第三篇：从日本的企业文化看单位与个人的关系
从日本的企业文化看单位与个人的关系
众所周知，日本从二战的废墟中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1968年日本是第二世界经济大国，1987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美国，是什么使日本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是日本的企业文化较好的协调了单位与个人的关系。
第一、在日本公司之中，尽管有着较为完善的劳动合同制度，但是个人利益仍然被视为集体利益的附属品，当两者发生冲突之时，个人利益要服从于集体利益„„这就是日本企业的集体主义精神、大局意识。当个人利益影响到集体利益时，我们要坚决牺牲个人利益，大局为重，没有国，哪有家，同样，没有单位的繁荣昌盛，你个人什么都不是，没有一高这个品牌，就没有学生家长对我们的认可。
第二、在日本公司中，员工的忠诚与否以及忠诚程度是公司绩效评价的首要标准。同时，日本公司也实行或明或暗的终身雇佣制度，宁降薪，不裁员„„公司与个人的关系是双向的，员工对公司终身忠诚，爱公司如家，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公司对员工终身雇佣，让员工有安全感，企业“以人为本”,解除员工后顾之忧，所以员工才绝对效忠单位。我们要树立“一高是我家，光荣靠大家”的主人翁意识。
第三、日本在学习欧美国家公司制度的同时，也将认真与勤奋深刻地渗透到自己的企业文化之中，将“认真”的思维习惯带入公司管理当中，由此催生出了质量管理的“日本模式”。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认真对待，什么事都可以化难为易，把我们的工作搞好，我们要认真对待来之不易的良好工作环境，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谢一高为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优良的、实现人生价值的、发挥个人潜能的舞台，让我们有机会演绎充实的、精彩的人生。
第四、日本企业文化还注重“和”的观念。其内涵是指爱人、仁慈、和谐、互助、团结、合作、忍让，它是日本高效能团队精神的基础。“和”的观念其实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但在日本得到了发扬光大。中国的儒家思想强调的是“仁、礼、义”，而在日本则强调“和、信、诚”，注重诚信为本。这些“和”的理念，使得人们注重共同活动中与他人合作，并时刻约束自己。在日本人看来，一个团体或企业失败，多半由于缺乏“和”的精神，真正实行了“和”的团体，势必带来和谐的氛围，彼此的尊重和理解，使每个人都感到身心愉悦，理想的工作环境，使人的潜能得到良好的发挥，达到幸福的境界，获得“幸福感”、“温馨感”，就像习主席所说的“获得感”。日本企业实行自主管理、全员管理、集体决策和共同负责，人与人之间上下沟通，乃至于情同手足，这些都与“和”的观念密不可分，日本企业的凝聚力由此而来。就我们单位，学校的事情尽量让老师早知道，多听听老师们的建议，让老师们有参与感，理解领导的苦衷，理解万岁，上下同心，黄土变金。
第五、日本企业重视团队合作，群体精神和武士道精神（从正面可以理解为忠诚精神和献身牺牲精神）。著名的松下精神就强调团结一致，重视集体的力量，强调团结一致。我们要学习日本的团结和牺牲精神，众人拾材火焰高，凝聚人心，资源共享，一致对外，千万不能内耗，兄弟不和外人欺，日本侵略中国就是利用了国共打内战，作为一高人，要共同维护一高的形象。当现代社会发展至21世纪，人际关系也有了新的走向。近年来最流行的辞藻也许就是“Teamwork”（团队协作）。既是“Teamwork”，首要的就是“Team感”，原来处处设防、各自为政的传统本位主义一夜落伍，新世纪人际讲的是彼此沟通，随时交流，深度合作，团队利益至上。现代化的商业操作在考核员工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法则：一个忠于自己职位，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的员工并不见得就能出类拔萃，与人沟通、协调、协作能力的强弱是考核个人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
第六、拥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松下幸之助认为，人在思想意志方面，有容易动摇的弱点。为了使松下人为公司的使命和目标而奋斗的热情与干劲能持续下去，应制定一 1 些诫条，以时时提醒和警诫自己。于是，松下电器公司首先于1933年7月，制定并颁布了“五条精神”，其后在1937年又议定附加了两条，形成了松下七条精神：产业报国的精神、光明正大的精神、团结一致的精神、奋斗向上的精神、礼仪谦让的精神、适应形势的精神、感恩报德的精神。松下的成功与其优秀的企业文化不断鞭策有重要关系，日本这个民族虽然曾经是我们的敌人，但这个弹丸小国之所以能藐视全球，自有它值得我们学习之处，我们要从日本的成功中得到启示：善于学习并且推陈出新，善于向强者学习，向对手学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总之，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同技术一样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无形的文化软实力同有形的技术硬实力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要向日本企业那样，形成自己的单位文化，协调好单位与个人的关系。
我建议，我们一高也要有自己的文化，时时警戒自己，鞭策自己，不忘责任，不辱使命。如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摘下我的翅膀，送给你们飞翔；简单的事，重复做，你就是专家；重复的事用心做，你就是赢家；一高是我家，大家要爱护她；创业永远没有终点，我们永远在路上；大成功靠团队，小成功靠个人。——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等等，向全体教职工征集优秀的企业文化用语，汇成一高的文化精神，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使一高的明天更辉煌灿烂。
以上随感是根据学校开展的《我是一高人，我铸一高魂》的主题活动，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对单位与个人的关系，谈一些浅陋的看法，不当之处，敬请各位领导批评指正。
2016.3
高二历史组
戚景云
第四篇：从默多克事件看媒体与政府的关系
从默多克事件看媒体与政府的关系
《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迅速发酵，最终把不可一世的传媒大帝国——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和英国首相卡梅伦，双双逼到危机的漩涡中心，且事件的影响仍在不断蔓延、扩大。一个是媒体巨头，几个是政界领袖，从这个问题上看，我们将不得不想要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他们之间到顶应该具有怎样的关系。
“拥有报纸等于拥有权利。”这是默多克集团的一句至理名言，虽然说这句话出自一个商人之口总令人在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从中嗅到一股铜臭味。但另一方面，从实质上看，这句话确有他说的对的地方。媒体人作为社会活动家，作为社会的“第四等级”，作为一个所谓的“无冕之王”对社会上一切权利具有监督的作用能力。掌握报纸，控制了媒体，就能操纵舆论，就能制约权利。于是，我们不难想象“窃听门”事件为什么会发生了。瞎买那就让我们再一同回顾一下“窃听门”事件的来龙去脉。
提起“窃听门”事件其实是个老问题。早在2005年底，《世界新闻报》就被发现涉嫌窃听皇室成员，并入侵威廉王子的语音信箱，事件牵涉到该报记者克里文.古德曼和私人侦探格里恩.穆尔卡，此事导致当时的报社总编安迪.库尔森辞职，但库尔森本人拒绝承认事先知情；到2010年，不断有新的类似事件被曝光，范围涉及皇室、政坛人物、文体明星等等，且越来越多证据表明，此事并非如默多克集团所一直一口咬定的，系个别操守不佳记者、编辑的个人行为，而是普遍的、见怪不怪的常态。
默多克是从1952年继承父亲在澳大利亚的4家报纸，开始其构筑新闻帝国的生涯的。59年来，新闻集团通过并购，控制了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的众多大报、小报、收费电视台、商业网站和出版机构。在默多克的推动下，不仅《世界新闻报》、《太阳报》这样的小报把“小报文化”发扬光大。
英国的政党、政客他们看到小报在人数多、选票也多的英国市井阶层有强大影响力，因此对默多克的主动示好报以热烈迎合，近年来，许多政党、政客都对默多克的小报着意接纳，甚至出现竞相讨好的事情。此次以“受害者”面目出现的前首相布朗，曾几何时与默多克打得火热；“窃听门”事发后成为抨击默多克急先锋的工党领袖米利班德，1、2个月前还是新闻集团的座上客；如今极力与默多克撇清，并在议会上公开谴责新闻集团“逾越道德底线”，阻挠其收购天空台的首相卡梅伦，不但将“窃听门”的关键人物库尔森长期聘为公关顾问，且直到6月中旬还与默多克父子有“通家之好”。
政界之所以结纳默多克，一是默多克系传媒对底层读者有极大影响力可以帮助自己征服广大底层选票；二是默多克系传媒垄断舆论，便于政治家制造声势；当然，默多克集团也有意主动“凑合”，希望借助政界的力量，成为自己扩张新闻帝国的助推器。
但正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此次窃听事件突破了社会忍耐的底线。在读者们看来，大人物们的隐私本就该相对“透明”，偷窥一下倒也情有可原，然而默多克窃听的对象不但有社会名人，也有地铁爆炸案受害者、伊拉克阵亡士兵家属等和他们一样的普通人，甚至社会弱势群体，对他们不择手段地窃听，就不但涉及隐私的侵犯，更有乘人之危的嫌疑，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
正因如此，在短短几天里，默多克系小报、以致整个新闻集团成了英国底层读者唾弃的对象，政客与之沾边非但不能沾光，还会受到连累，看客们突然发现，自己不仅是观众，也随时可能成为被围观的“裸形”；政治家们突然发现，默多克系之于市井票仓不但不再是吸附剂，反倒可能成为包袱，甚至有把自己拉下水的危险，于是政坛便开始和默多克拉开距离。
默多克事件的概况大致如此，从此我们不难看出，在国外，媒体与政府的角逐中基本上是媒体略胜一筹。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已经让政府觉得头痛，使政界领袖竞相主动与媒体巨头搞好关系。然而，反观国内，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从传统上看，国内的媒体只是政府的喉舌，在传达指示方面起重要作用。公众一直处于被动状态，上面说什么，下面就听什么。然而，随着网络的发展，电脑的普及，以及当今多种传播方式的不断涌现。媒体的监督能力似乎略有提高。公民可以通过网络上传视频，微博上传照片，记录事件等方式，将一些消息迅速传播开来。然而这养的监督也是相对而言的。一些政府控制媒体的现象还大量存在。诸如网上的一些无法输入的敏感词等等，并且，网络作为大众传媒的一种，我们并不能完全依靠网络，报纸、电视、广播等都是重要的传播途径，而对于这方面还是要受到政府的强力控制。
综上，我们分析了当今国内外媒体与政府的关系的形势，在我看来，媒体与政府应该是互相监督的关系。媒体需要政府来保护并捍卫其发言权，同时要保护它的合法性，而政府需要媒体的舆论导向。政府要监督媒体工作的合法性，媒体要监督政府工作，时时向民众展示出来。这样的相互监督的关系，才是媒体与政府之间最应有的关系.10级新闻7班
赵鸿宇
10018033
第五篇：从哲学经济政治角度看三农问题的产生与解决办法
从哲学经济政治角度看三农问题的产生与解决办法
1、经济学角度分析
（1）农业的地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业关系国民经济全局，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可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业基础地位是否牢固，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巩固，也关系到国际竞争中能否坚持独立自主地位的大问题。我们对农业地位的认识是由我国国情和农业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2）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面对入世的新形势，只有发展生态、绿色、安全农业，提高产品质量，建立健全质量标准体系，才能适应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以顺利实现农产品价值。
（3）我国发展农业的必由之路是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为此必须：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四靠发展产业化经营；五靠发展乡镇企业。
（4）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正处在新的发展阶段。要根据新阶段的特点统筹规划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村奔小康。
（5）从农业农村经济的成就和问题看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必要性。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重大成就，农业基础设施和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但是农业的基础地位仍比较脆弱，农业的现代化程度低，农村离小康社会还有一段距离；我国人均农业资源少，这是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长期因素；粮食“过剩”是阶段性的，是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一个表现，是低消费水平的过剩，所以应对当前的“卖粮难”要有清醒认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影响了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所以，农业的基础地位仍须加强而不能有丝毫削弱。
（6）统筹规划，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我国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因此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就必须调整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推进城镇化建设，推进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扩大农民就业和增收的空间。
（7）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延长农业产业链，可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提高农业整体效益。我国农产品加工水平低，发展潜力大，必须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使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促进农业经济效益提高。
（8）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是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农业生产必须面向市场，产品适销对路，促进农业资源的优化、合理配置。优化区域结构，形成产业带，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和生态农业。
（9）推进农村费税改革。农村费税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的治本之策。税收是国家依法无偿取得财政收入的基本形式，它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费”是行政性的，具有随意性。费改税后，征收项目和数款都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从而使农村乱收费现象得以根治。费税改革理顺了农村分配关系，规范了分配行为，减轻了农民负担，保护了农民利益，有利于保护农民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10）农民收入问题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农民长期增产不增收，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粮食供求形势就可能发生逆转农民收入和农村购买力上不去，扩大内需方针就难以持久，经济发展出现的好形势就难以持久，最终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是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
（11）农民增收困难的原因。农产品销售难、农民增收困难是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中的突出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市场转型的因素，但主要是由于我国农业分散经营，科技含量低，成本高，质量差，产品结构不合理，农产品加工率低。
（12）入世，对我国农民增收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一方面外国成本低且质量高的产品大量涌入，对我国农产品形成严重威胁，并且我国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又往往遇到“绿色壁垒”的限制，这对我国农民增收来说是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我国农民也可以以此为契机，调整产品结构，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和无公害农业，提升农产品质量标准，从而增强我国农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扩大出口，增加收人。
（13）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搞好农业，增加农民收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采取综合措施：①落实和完善党的农村政策，特别是土地承包政策和减轻农民负担政策（落实“多予、少取、放活”方针），深化农村改革（特别是流通体制改革和费税改革），从而保护好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②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③加强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与应用，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走“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发展道路。④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绿色农业和无公害农业，提升农产品质量标准。⑤发展产业化经营。⑥健全市场体系。⑦发展城镇化和乡镇企业，扩大农民就业领域，拓宽增收渠道。
2、哲学分析
（1）一切从实际出发。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这一原理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主观符合客观。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关于新阶段农业特点的判断是从我国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做出的科学论断。发展农业必须因地、因时制宜，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道理。据此制定的各项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举措都是上述观点的体现。
（2）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统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既需要尊重自然规律，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揭示其内在的本质，才能尊重规律，按规律办事。适应加入WTO的要求，建立质量标准体系，发展生态安全农业，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发展特色农业都体现了上述观点和要求。
（3）普遍联系的观点。整个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要处理好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事关国民经济全局，关系到农业基础地位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没有农业的发展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整个社会的稳定，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可
能有整个社会全面的小康。粮食问题、科教兴农、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等，都是事关国民经济全局的大问题。
（4）主、次矛盾辩证关系。在复杂事物发展过程中，主、次矛盾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这一原理要求我们在工作中要善于抓住重点，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同时又要处理好次要矛盾。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既是新阶段面临的突出矛盾，又是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农民增收问题是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又要统筹解决好扶贫开发、农村基层民主等一系列问题，这都是上述观点的具体体现。
（5）量变与质变辩证关系。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不仅事物在数量上的增减能引起质变，而且构成事物的成分在结构和排列次序上发生变化，也能引起质变。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正体现了这一点。
（6）内外因辩证关系。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搞好农村改革，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同时政府要因势利导，当前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正式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经营方式，这是继家庭承包经营和乡镇企业之后的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政府积极扶持引导，使之健康发展”，体现了内外因的关系。
（7）一分为二观点以及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观点。入世给农业带来一定挑战，但也是一种机遇，体现了一分为二的观点，也体现了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统一的原理。
3、政治学分析
（1）国家职能。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举措，农业科技革命纲要的颁布，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对农业和农村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的措施，推进农村费税改革，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的政策措施等都体现了国家组织和领导经济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搞好公共服务的职能，也体现了国家机构对人民负责的原则。
（2）党的性质和宗旨。中共中央在“十五”计划纲要中特别强调，面向市场，围绕增加农民收入这个中心，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保证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全面推进农村社会进步。党中央每年都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农业和农村工作，制定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方针、政策，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
（3）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央决定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进行“三个代表”的教育学习活动，提高基层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领导农民致富奔小康，使农村党组织成为农民致富的带头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等问题的提出，分别体现了党的思想、组织、政治领导。
（4）重视农业问题是“三个代表”的具体体现。
（5）国家机构对人民负责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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