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阳光漂白的河床》看城市媳妇与农村婆婆的冲突
从《阳光漂白的河床》看城市媳妇与农村婆婆的冲突
婆媳关系是个亘古不变的微妙话题。自古以来婆媳关系就是所有家庭成员关系中最为棘手、最难处理的关系。在家庭关系中，婆媳关系既缺乏血缘关系的稳定性又不具备婚姻关系的亲密感，因而很可能演变成家庭关系中最复杂、最微妙的一种关系，并对其他家庭关系形成深刻影响。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经历的激烈变革和文化、思想界的全面开放，在婆媳群体中又出现了一个更具特色的关系群体，这就是兼具两种矛盾——城乡矛盾与婆媳矛盾。本文以衣向东的《阳光漂白的河床》为例，浅析城市媳妇与农村婆婆矛盾产生的根源。
在我们通常的观念里，一谈到婆媳关系，脑海里就会浮现出恶婆婆欺压小媳妇的场景。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婆婆们也变得更为开明和明白事理。但是50后、60后的婆婆们与80后、90后的儿媳妇们之间还是存在着某些不可逾越的代沟。现在的小夫妻一般都不和父母住在一起，但一旦有了下一代，夫妻两人都要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孩子，就只能请父母帮忙。这时，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就会显现出来。
衣向东的《阳光漂白的河床》主旨是表现母亲对“我”以及对“我”媳妇和儿子深深的爱，以及“我”对母亲的愧疚之情。但此文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婆媳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这种矛盾的产生才使文中的“我”左右为难，最后委屈了自己的亲妈，以讨好自己的媳妇。
文中所展现的媳妇和婆婆之间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如何抚养下一代的方式上。媳妇是城里人，她参照的是以现代医学为背景的科学育儿经验，她定时哺乳，讲究卫生；而婆婆是乡下人，她怀着一腔热情和自己生育孩子积累的经验来带孙女。她无所顾忌地表露自己的亲情，她喜欢呼吸孩子身上的乳香，她喜欢亲孩子的脸蛋，“孙子就是自己孩子中年龄最小的孩子”并且“在她的精神世界里，这就好象是母性在休整一段时间后又复归了。”媳妇早就声明不允许任何人亲吻自己的孩子，婆婆不愿意和媳妇发生冲突，处处忍让，只有趁媳妇不在时偷偷地亲上孙女一口。但是媳妇却凭借着母亲的身份步步相逼，在发现了婆婆不仅自己而且还允许邻居沈阿姨亲吻自己的女儿之后，终于怒不可遏地向婆婆下了逐客令。叙述者“我”也就是丈夫实际上已经被城市化了，他是认同妻子的育儿观念的。“城市跟农村的观念毕竟不同，而我妻子阿岑又是特别讲究的人，母亲亲吻孩子的习惯，就令阿岑比较讨厌了。”文本中的“我”（丈夫）夹在婆媳之间举步维艰，只好在孩子就要满周岁时提前买票让母亲回乡下老家。
媳妇向自己的孩子灌输这样的观念：乡下穷，奶奶脏。来自农村的婆婆被已经城市化的媳妇彻底丑化了，婆婆的爱无处施展。奶奶只能在乡下日益干涸的小河边默默地思念后辈，临死前亲亲孙女儿的愿望也被媳妇阻止了。
读完这篇文章，愤怒感瞬间涌出。我对文中的丈夫有种“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感觉。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就是应该孝顺父母。作为一个男人，最基本的道德更应该是孝顺父母，而后才是承担对妻子、孩子的责任。我消气之后，回到现实，告诉自己这只是一篇小说，这样的情况，现实中还是很少的。
通过对文章和现实情况的分析，我认为造成目前农村婆婆与城市媳妇矛盾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身份之差。媳妇是城市人，婆婆是乡下老太婆。女方的地位比男方高，有独立的经济收入，并且掌握着家中的决定权。而婆婆没有经济收入，完全靠儿子养着。作为独立女性的媳妇，自然瞧不起农村婆婆，甚至认为家里养了个不会干活还吃白饭的人。媳妇作为城市人，打心底里瞧不起乡下人。（我是指个别不知好歹的媳妇）文中的这位城市化妻子，可能从小就被灌输了农村脏、穷、乱的观点，所以一开始对这位善良婆婆的到来充满敌意，做好的时刻“战斗”的准备。所以不断挑茬找刺。婆婆不会使用现代化厨房设备，她又故意不教婆婆使用，并向丈夫告状，婆婆不会做饭。试问，天底下谁是一生下来就会使用微波炉、电磁炉的？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经常发生，积累多了就发生了质变，婆媳争吵不可避免。
第二，生活环境的差异。农村婆婆与城市媳妇的生活环境不同，由此形成的生活方式有很多差别。婆婆长年生活在农村，一方面要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干农活，另一方面还要料理琐碎的家务，在很多方面自然难以处理周全。其次，农村人口居住比较分散，难以形成集中的生服务设施，大部分家庭只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至于卫生、舒适、优雅的生活环境往往难以企及。而媳妇从小到大都受着城市生活方式的熏陶，对家庭的美化建设、健康质量看得较重。所以两者一旦生活在一起，在生活习惯上就会产生许多摩擦。对城市媳妇阿芩来说，她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婆婆不讲卫生，奶瓶、奶勺不消毒，随便亲吻孩子，传播细菌。
第三，农村婆婆与城市媳妇的文化背景与文化水平差异悬殊，彼此沟通、互动比较困难。婆婆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喂养孩子完全凭借经验，毫无科学根据可言。而城市媳妇阿芩完全以育儿书本为指导，定时定量喂养孩子。婆婆却不以为然，私下跟 “我”（丈夫）说：“阿芩根本没让丽丽吃饱。”书本只是固然重要，但老一辈的经验在关键时刻能发挥重大作用。孩子经常哭闹，就是因为没吃饱，婆婆指出了这一原因，但媳妇根本不信，认为婆婆没有文化，只是瞎说，把婆婆的好心当做驴肝肺。
第四，农村婆婆与城市媳妇在赡养方式上观点不同。婆婆认为儿子把她从农村接到城市同住，这样不仅自己的晚年有所依靠，还可以减轻小辈的家务负担。媳妇则认为住在一起总会有矛盾，不如分开住，定期寄钱。文中婆婆年纪大了，老伴也去世了，一个人孤苦伶仃，想和儿子、媳妇住在一起，带带孙子，享受天伦之乐。可是媳妇阿芩不想同住。这让作为儿子和丈夫的“我”左右为难，最后只得委屈母亲，搬回乡下。
第五，年龄差异。由于媳妇与婆婆年龄差异大，双方向往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婆婆年纪大了，身边无依无靠，恋子情节更加严重，喜欢一大家子住一起热闹。但媳妇还年轻根本体会不到这种无依无靠的感受，媳妇正是在家庭、事业的上升期，一切都像是刚升起的太阳，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不喜欢他人指手画脚。婆婆的好心与热情就成了热脸贴了冷屁股。
第六，婆媳关系缺乏感情基础, 具有脆弱性。它不像母女关系那样，是一种
与生俱来的情感关系,也不像夫妻关系具有一定的感情基础, 而是在没有感情联系的基础上从婚后才开始的, 同时它也不像母女关系和夫妻关系那样经得起挫折, 吵架打骂也不大容易破坏这些关系。婆媳关系经不起风吹雨打, 一次反目, 可能终生成仇,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彼此不大容易达成谅解。
天下只有没良心的儿女，没有没良心的父母。虎毒不食子，作为婆婆们，她们也是想方设法地发挥自己的余热，只是年轻的媳妇们有时不太理解。我还没有成为人妻、儿媳妇。我不敢预言说我是完美儿媳，但至少我对公婆会以礼相待，有什么问题就直接说明解决，绝不会窝在心里，甩脸色给他们，或者在背后挑唆丈夫。
以后，不论我们是哪个角色，婆婆或媳妇, 只有持续做好我们该做的, 家庭关系才能良性循环, 通过各个角色的努力, 婆媳关系是完全可以双赢的。
第二篇：从本案看骗取结婚登记的婚姻与事实婚姻的冲突与解决
从本案看骗取结婚登记的婚姻与事实婚姻的冲突与解决
伍兴发 李圣阳
案情：
1985年农历4月，原告王某、被告吴某经人介绍相识谈婚。1986年3月7日，原告王某用王某某的户口证明，以王某某之名与被告吴某登记结婚。同月9日，原、被告按当地风俗举行了成亲仪式，开始同居生活。同居期间，原、被告先后于1998年3月25日和1990年9月10日，生育男孩吴甲、吴乙。因家庭经济拮据，原、被告经常发生争吵。加之原告常年外出务工，对家庭和小孩缺乏照顾，被告多次殴打原告，更加深了原、被告间的隔阂，以致难以维系正常的家庭生活。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同居关系。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尽管客观上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但由于未依法取得婚姻登记机关的确认，双方形成的关系是事实同居关系。被告已由婚姻登记机关以签发结婚证的形式确认其与王某某建立有婚姻关系，该结婚登记未经法定程序撤销和宣告无效，应具有公信公示的法律效力。原、被告虽然同居时间在1994年2月1日之前，但根据法律规定，双方也不能形成事实婚姻关系，因为事实婚姻的构成要件中要求双方当事人必须是没有配偶者，而本案中，原、被告同居时，被告已领取有其与他人的结婚证，是有配偶者。综上，原、被告的同居关系，依法应予解除。小孩吴乙随被告共同生活更为适宜。故判决解除原告王某与被告吴某的同居关系;非婚生男孩吴乙随被告吴某生活。
评析：
骗取登记的婚姻，除法律明确规定的几类为无效外，其效力如何，以及在审判实践中如何处理与事实婚姻并存的问题，困扰司法界数年。在婚姻法修改之前，根据《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曾规定：“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结婚登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对结婚、复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结婚„„”，可谓简单易行。但是，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删除了以上条文，对欺诈类婚姻没有作出规定，登记机关也没有了宣告婚姻无效的权力，使得这类问题异常复杂了。据新华网转载的9月6日楚天都市报文章《湖北女子身份被人冒用结婚民政局称无法撤销》称，湖北未婚女青年高源(化名)由于自己的身份信息被一亲戚冒用登记结婚而未能与未婚夫领到结婚证。4年来，她来回奔走在当地派出所、民政局、法院和政府部门，想撤销亲戚骗领的结婚证，获得与未婚夫结婚的权利，但当阳市民政局以于法无据为由不予撤销原结婚证。以此可知，上述问题已直接关系到公民的切身利益，法律界不应对此视而不见。
一、骗取结婚登记的婚姻的效力
本案原告王某以欺骗手段获得登记的婚姻，无论是从实质上还是形式上都是违法的，应属无效婚姻。首先，它违背了婚姻自由的基本原则和结婚的法定条件，是违法民事行为，不发生法律效力。《婚姻法》第五条规定“ 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是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是意思表示真实，三是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本案原告王某为达到办理结婚手续的目的，以王某某的户籍资料办理结婚登记，王某某完全不知结婚之事，更谈不上有结婚的意愿。因此，从实质要件看，缺少意思表示这一最基本的要件，不可能构成民事法律行为。从形式要件看，《婚姻法》第八条规定“ 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而本案登记在结婚证上的王某某与吴某并没
有共同到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结婚登记。国外不少国家对这一形式要件规定尤为苛刻，只要双方当事人没有同时到场，婚姻无效。这样，它既不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又不符合结婚的形式要件，当然属于不法婚姻。上述条文均使用的是“必须”“应当”，属法律强制性规定，没有遵守即不发生法律效力。另依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与第五十八条之规定，该种民事行为从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而不是自法院宣告之日起无效。中国人大法学院龙翼飞教授认为虽然婚姻法第十条仅规定了无效婚姻的四种情形，但其无法包含所有无效婚姻的情形，故不应做狭隘理解。法官在审理欺诈类婚姻确认之诉时，应充分运用民法和婚姻法原理，准确分析案件的性质。浙江江山等一些地方法院已受理了假冒他人身份证领取结婚证的案件，并最终判决这类欺诈婚姻无效。
二、骗取结婚登记的婚姻与事实婚姻并存时应如何处理
目前，主要有三种做法。一种是在处理事实婚姻案件中，直接认定骗取结婚登记的婚姻无效，对事实婚姻视同有效婚姻。一种是中止对事实婚姻的审理，由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待撤销骗取结婚登记的婚姻后恢复审理。还有一种是对骗取登记的婚姻采取承认其法律效力的态度，而对事实婚姻则采取否认态度，认为骗取登记的婚姻未经撤销或宣告无效，法院不能审查其效力。本案即采取这种做法。第一种做法优点与缺点同样明显。其好处在于能够减少当事人的讼累，也没有后顾之忧。不利之处在于对骗取结婚登记的婚姻未经审理即认定无效，无充分法律依据。第二种做法比较稳妥，既尊重了行政行为，又遵循了现行法律规定，其突出的缺点是有可能使案件无限期搁置起来，如前文提到的那位可怜的女士，为了结婚奔波四年，这代价也太大了。最后一种做法也能够减少当事人的讼累，而且，显得机灵多了。但是，尚有后顾之忧。一方面婚生子女变为非婚生子女。此外，假如，骗取结婚登记的另一方事后提起宣告婚姻无效之诉，势必使本案变成错案。又或者当事人一方因意外死亡，另一方受利益驱动，也可能提起
宣告婚姻无效之诉，然后申请再审。这就使得判决处于不确定状态，也使原本尊重法律、尊重行政机关的权威的初衷难以真正实现。
笔者认为，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借鉴第一种和第二种做法的有益经验，并引入诉讼第三人制度，可以更好地实现司法为民的功能。其理由如下：
一、结婚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行为，是一种能产生身份上的权利义务的特殊民事行为，仍应遵循民法的基本原则。结婚登记也不是行政许可，而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相对于婚姻登记来说，结婚民事行为是基础，如果该民事行为是无效的，登记行为自然无效。与此极为相似的是，抵押合同与抵押权之间的关系。抵押权的取得以抵押合同的登记为必要，未经登记，则不享有抵押权。但是，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如果查明抵押合同违反法律规定而认定无效，抵押权自然丧失，债权人不得以抵押登记未经撤销而主张仍享有抵押权。如果认为行政行为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撤销，非得先由法院认定抵押合同无效，再由债务人提起撤销抵押登记的行政诉讼，必定是劳民伤财，而且，行政诉讼的结果未必就是抵押登记被撤销。因为抵押登记审查抵押合同是进行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所以，从行政诉讼的角度看，行政行为不一定具有撤销的理由。此外，行政行为撤销还受时效限制，一旦时效超过，债务人就不可能胜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1、42条之规定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起诉期限视具体情形为三个月或两年或五年，只有涉及不动产时，才为二十年，过期不予受理。因此，那种认为“从1981年起登记(结婚)的，结婚许可是行政机关专有权力，法院不能在结婚登记未撤销时宣告婚姻无效或者撤销婚姻”①的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十分有害。结婚登记不是一种行政许可，而是一种行政确权行为，确认结婚双方存在夫妻权利义务关系。所谓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准予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12条之规定，行政许可一般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到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结婚行为似乎没有涵盖在内。男女结合是人类社会得以存续发展的基础，因此，结婚可以说是天赋人权，无须得到许可。世界上许多国家，婚姻实现了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二是在审理事实婚姻案件中，毕竟还存在对骗取结婚登记婚姻的效力的认定问题，该认定直接涉及到第三人的利益，从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和维护司法的权威角度出发，法院应通知第三人参与诉讼。如果第三人也对骗取结婚登记的事实没有异议的话，法院可以直接认定该婚姻无效。有异议的，法官应及时进行释明，建议由当事人另行提起确认婚姻无效之诉，中止本案的审理。登记婚姻及事实婚姻的当事人均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
第三篇：从《喜福会》母女冲突看中美家庭教育差异
英语专业全英原创毕业论文，是近期写作，公布的题目可以用于免费参考
最新200份英语专业全英原创毕业论文，都是近期写作《纯真年代》中社会与个人的碰撞汉英颜色词的文化内涵及翻译《当幸福来敲门》的人际功能文本分析从跨文化的角度研究中英幽默论《双城记》中的现实主义风格英式英语与美式英语的词汇差异《达洛卫夫人》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主义从功能翻译理论看《风声》的字幕翻译策略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喜福会》菲尔丁小说《汤姆•琼斯》中的戏剧因素分析英语广告语中隐喻的研究隐喻认知理论与英语词汇教学中英婚姻观对比中西方快餐的文化差异会话中性别差异的语用研究英语环境的营造对中学生英语学习的影响试分析《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模式Where Should Gone With the Wind Go?——Study on The Disputes Among Critics of Gone With the Wind初中英语词汇教学法研究综述“雨中的猫”与“一个小时的故事”中女性意识觉醒的比较研究从《永别了，武器》与《老人与海》浅析海明威的战争观A Comparison of English Vocabulary Learning Strategy Use in Learners of Different Ages 23 析《傲慢与偏见》中达西的性格及人物形象Love and Death in The Awakening英文电影中俚语的翻译策略A Contrastive Study of Politeness Principle in English and Chinese从《马拉喀什》和《射象》看乔治•奥威尔散文的艺术风格论《金色笔记》的多元主题论多丽丝•莱辛小说《金色笔记》中的现代女性意识的体现汽车广告中的中西文化差异研究
A Study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Reflected in Chinese and English Proverbs
从《爱玛》看简•奥斯丁的爱情观
论科技英语翻译中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和谐统一
浅论英文原声电影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从历届美国总统访华演说探讨其对中国所传递的价值观
善，还是恶――《我弥留之际》中安斯性格分析
达尔文主义视角下的《卡斯特桥市长》
欧美电影对英语学习者英语口语的影响
毕业论文]比较《荆棘鸟》和《金锁记》小说中女性婚姻爱情悲剧原因
英语新闻的互文性研究
小说《飘》中瑞德巴特勒的人物性格分析
浅析奥斯卡•王尔德童话作品中的唯美主义思想 On the Combination of Romanticism and Realism in John Keats’s Poems 案例教学法在英语口语教学中的应用 论中英情感隐喻的异同点 Study on Dietetic Cultures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China 从归化和异化的角度看张谷若《德伯家的苔丝》的翻译 《呼唤》中倒装句汉译策略研究 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分析《傲慢与偏见》中的爱情婚姻观 中美家庭教育文化对比及其根源分析 英汉委婉语跨文化对比研究 An Analysi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arlett’s Personality in Gone with the Wind 浅谈毕业生求职面试技巧 On Analysis of Jonathan Swift’s Satiric Arts in Gulliver’s Travels 苔丝悲剧形成原因研究 从《红楼梦》和《简爱》看中西方女性主义 浅析《远大前程》中的两个乡村女性形象——乔大嫂和毕蒂 分析《宠儿》中塞丝的创伤与愈合 模糊语言在英语新闻中的语用分析 分析《土生子》中的种族主义的恶性影响 《雾都孤儿》中的善与恶 影响英语词汇发展的言外因素 英汉爱情隐喻对比研究 从《红楼梦》和《飘》看中美恭维语比较 打破沉默——接骨师之女中“沉默”主题的解读 新课标下初中英语教师角色转变的研究 A Study of Intertextuality in Advertising Text Black Women's Searching for Identity in Toni Morrison's Sula 从《奥兰多》看伍尔夫的双性同体 从《撞车》谈种族主义对美国黑人的影响 透析《洛丽塔》中的性 从《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看马克•吐温的幽默讽刺艺术 浅析卡夫卡小说中的荒诞意识 论矛盾修辞法在英语广告中的语用功能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and Western Name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Symbolic Meanings of Plant Term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Comparison and Translation 商务英语合同的翻译特点及策略研究 幻灭的美国梦：《夜色温柔》的象征意义解读 在仙境中成长——《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主题研究 功能视角下商务英语合同英译汉的技巧探析 礼貌用语中的语用失误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bout Vacant Words in Dreams of the Red Mansion 从电影《阿甘正传》看二战后美国价值观 An Ecocritical Analysis on Lady Chatterley’s Lover 挣脱枷锁，走向自由——从《人性的枷锁》看毛姆的人生观
新闻标题中的对话性
相似的母爱，不同的表达——对比研究《黑孩子》和《宠儿》中的母亲形象
从认知角度看隐喻在英语词汇习得中应用
An Analysis of The Woman Warr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on of Discrete Identity in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浅析《简•爱》的主人公简•爱
On Translation of Symbolism in Pop Songs with a Case Study of Hotel California
中美拒绝策略研究
商务英语函电的语言特征及翻译策略
从认知文体学角度分析《一桶白葡萄酒》
从小说人物分析简•奥斯汀的情感智慧
从文化适应角度看中外广告翻译
《紫色》中黑人男性形象研究
从生态批评论梭罗《瓦尔登湖》中对工业化的思考
中西悼亡诗看中西文化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汉语新词的翻译
Application of Cooperative Principles in the Study of Intercultural Business Negotiation 102 论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论“黑”字所体现的对美国黑人的种族歧视
礼貌原则在国际商务信函中的运用
汉语对英语语法学习的负迁移
从生态女性主义解析苔丝
Imagery Translation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对《呼啸山庄》中凯瑟琳的悲剧性分析
浅析模糊语在商务谈判中的应用
A Study on Effective Multimedia-assisted SEFC Teaching
《美国丽人》中折射出的父母对青少年行为和心理的影响
基于会话含义理论分析电影《飘》中女主角郝思嘉的性格特征
从容•重生—解读《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人物心态
课本剧在高中英语教学中的应用与研究
论《米德尔马契》中的人性主题
极权主义下人性的扭曲—— 用福柯的空间理论解读乔治·奥威尔的《》
论《好人难寻》中的哥特特征
形名组合Deep+Noun之认知研究
美国犹太文化与传统犹太文化的冲突——浅析《再见吧，哥伦布》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红字》中丁梅斯代尔的灵魂救赎
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Online Subtitle Translation Group
商务英语中的冗余现象及语用功能
中英商标翻译中的文化障碍与翻译策略研究
英语委婉语:礼貌视角下的有意不合作
英文祝酒辞的功能文体分析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urtesy Language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Translation of Brand Names
观音与圣母之比较
分析广告英语中的修辞手段
从礼貌原则探析酒店服务英语
文化差异对商标翻译的影响及翻译策略
英语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分析
哈代小说《绿林荫下》的视觉呼唤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的商务合同翻译研究
语用学理论在经贸英语口译中的应用
Advertising Language: A Mirror of American Value
An Image of Eternal Charm—An Interpretation of Scarlett’s Character in Gone with the Wind
冰与火具有毁灭生命的同等威力——《呼啸山庄》主题探讨
从归化和异化的角度看电影片名的翻译
英汉白色词的文化象征意义及翻译
从饮食文化看中西方人的性格差异
追求女性自我意识的孤独灵魂——评《觉醒》中的爱德娜
An Analysis of Gilmore’s American Existentialism in The Executioner’s Song
论安东尼• 特罗洛普的现实主义思想——以《巴赛特的最后纪事》为例
论《吉姆老爷》中的英雄主义
从英汉“狗”的习语看中西方文化差异
中国英语学习者道歉言语行为的中介语石化现象
房地产广告的英译研究
英汉语中恐惧隐喻的认知分析
151 跨文化交际中的移情及其能力的培养
152 On Transcendentalism in Thoreau’s Walden
153 美国电影所体现的时代精神——以《阿凡达》为例
154 英汉双语词典中的语用信息
155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American-Context Chinese Movies
156 Double Vision in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Great Gatsby
157 论《最蓝的眼睛》中的黑人文化传统
158 浅析新闻发布会口译语言的语体学特点
159 英语动物习语的研究及翻译
160 浅析《宠儿》中塞丝背上的树的形象
161 小说《飘》中斯嘉丽的人物性格分析
162 功能目的论视角下汉语商标的英译策略
163 《纯真年代》女性意识探析
164 从生态批评的视角看《远离尘嚣》的生态悖论
165 目的论视角下新闻标题汉译英研究
166 进退维艰的女性—《儿子与情人》的女性主义分析
167 An Interpretation of A Tale of Two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olism
168 How to Avoid Chinglish on English Writing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169 浅谈儿童文学在儿童成长中的作用-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小公主》和《秘密花园》之比较
170 On the Factors Leading to Different Destinies of Rhett Butler and Ashley Wilkes in Gone
with the Wind
171 欧亨利与马克吐温的讽刺对比——以短篇小说为例
172 以实玛利是谁－－《白鲸》与康德哲学
173 谈英汉文学作品中数字的模糊性及其翻译
174 《蝇王》中神话元素的象征意义
175 浅谈《认真的重要性》里现实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冲突
176 Advertising Language: A Mirror of American Value
177 An analysis of the “never lost” qualities on Hemingway and his Sun Also Rises
178 美国梦的迷失—解析《了不起的盖茨比》
179 Translation Strategy on Culturally-loaded Expressions in Prison Break
180 浅谈中国古词的色彩美在英语中的重现
181 An Analysis of Two Women in the Film of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Victorian Woman vs.Modern Woman
182 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角度浅谈吉祥语的翻译
183 浅析“冰山理论”调动读者参与的作用
184 论中美日常交际的文化差异
185 用功能对等原则分析广告标语的英汉互译
186 浅析《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写作风格
187 A Comparison between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Uncle Tom’s Cabin
188 从功能对等理论看《哈利波特》小说中魔法生物名的翻译
189 从中美非语言差异看国际商务谈判的影响及其对策
190 论《太阳照常升起》中“迷惘一代”的反叛与抗争
191 旅游英语中的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分析
192 Which Woman is More Popular in Modern Society：A Comparative Study of Tess and Jane 193 解读《纯真年代》中的爱伦的悲剧原因
194 解读《金色笔记》中的女性主义
195 英汉恭维语的对比研究
196 对《红字》中完美人性的求索－－浅析海斯特与丁梅斯代尔的自我思想较量与精神升华 197 论中国特色文化政治经济词汇和缩略语的英译策略
198 从《喜福会》母女冲突看中美家庭教育差异
199 An Analysis of Conflict Images in Invisible Man
200 论《喧哗与骚动》中凯蒂•康普生的悲剧
第四篇：薛毅： 城市与乡村：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
薛毅： 城市与乡村：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
2009-12-10 16:38:24 来自: DEREC 农民作为他者
1980年《人民文学》第二期，短篇小说《陈奂生上城》引起文坛的极大关注，这篇小说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经典作品被广泛阅读、解释，乃至进入中学教材。而作者高晓声在《且说陈奂生》一文中对农民的阐释，也成为这篇小说的最权威的阐释：
他们善良而正直，无锋无芒，无所专长，平平淡淡，默默无闻，似乎无有足以称道者。他们是一些善于动手而不善于动口的人，勇于劳动而不善思索的人；他们老实得受了损失不知道查究，单纯得受到了欺骗会无所察觉；他们甘于付出高额的代价换取极低的生活条件，能够忍受超人的苦难，去争得少有的欢乐；他们很少幻想，他们最善务实。他们活着，始终抱着两个信念：一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相信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二是坚信共产党能够使他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但是，他们的弱点确实是很可怕的，他们的弱点不改变，中国还会出皇帝的。
作者用了六个“无”三个“不”做连接，把农民的所谓的“两面”性综合起来了。所谓善良而正直、务实等等品格，曾经是传统社会主义创造农民形象时所强调的，比如同是进城故事的《创业史》中梁生宝买稻种，以及《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拿着扁担进城的春妮。但在1980年代眼光看来，这两个形象不真实也不深刻。陈奂生的形象由于加上了“无”和“不”后面的内容，才算是真实揭示出了农民的本质。高晓声最深刻的思想应该是看到了“他们”的弱点与专制的关系。与此相关的还有关于《李顺大造屋》及其阐释：他们的的确确是好人，但的的确确是“坏人的培养基”，因为李顺大们是“跟跟派”，是没有自己主张的、不会独立思考的、没有个性意识的一群人。1980年代似乎迫不及待需要陈奂生这样的形象。人们一下子从高晓声的写作中看到了鲁迅的影响，看到了“国民性”的主题，看到了新文化启蒙乃是需要继续努力的未竞之伟业。如此，知识分子终于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咒语中解放出来了，知识分子从农民形象的缺陷中重新肯定了自己。朱老忠、梁生宝等形象彻底从当代文化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群掌握权力而邪恶无比的流氓形象如王秋赦等，是一些善良勤劳而饱受专制欺凌的女性与老人形象如胡玉音等。当然，知识分子也会想象纯美的田园牧歌式的农村与农民形象，感叹“哦,我的白老汉,我的牛群,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但那只是田园牧歌，远不如历史中的农民形象那样真实、深刻。
所有的农民形象似乎都无法取代陈奂生这个形象。文学研究者李杨在他的著作中引用了一段材料：
陈奂生这个形象早在《漏斗户主》中已经亮相，并且在“上城”之后，又在高晓声的一系列作品中多次作为主人公出现过。这个形象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与场合出现，总能使人感叹：“真是个农民！”我们谁都能意会到，“农民”在这里被说到，不仅仅是指从事农业劳动的一个阶级，而主要是指“保守”、“厚道”、“勤恳”、“吃苦耐劳”、“吝啬”、“容易满足”等品质组合起来的某一类形象。
让李杨感兴趣的是 “真是个农民！”的感叹。李杨追问道：
为什么一见到“保守”、“厚道”、“勤恳”、“吃苦耐劳”、“吝啬”、“容易满足”，我们就会发出“真是个农民！”的感叹呢？换言之，关于农民的“保守”、“厚道”、“勤恳”、“吃苦耐劳”、“吝啬”、“容易满足”这一类品质是农民本身的特点，还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作家的创造呢？（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
也许，对198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化而言，这个答案是非常简单的。这当然是知识分子创造的，当然也是农民的最真实的特点。当然，这种真实的农民形象表明，农民丧失了以前被赋予的革命性，而与封建、落后、愚昧和专制紧紧联系在一起。
199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又有两个农民进城的故事。穿着破衣烂衫，两人用弹棉花的工具做暗号，贼头贼脑地上台，第一句台词是：“据观察，没有敌情。”这个名为《超生游击队》的小品，受到了极大的好评。很难想象，1990年代，中央电视台如果没有小品，特别是春节联欢晚会如果没有小品将是怎样的情况，而小品中如果没有农民形象，那小品的可看性将会大打折扣了。这些操持着方言、举止失当、知识贫乏、在城市里笑话百出的农民，成为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他者，一次又一次地被消费着。
小品中的农民形象肯定不足以引发知识分子的思考，虽然知识分子也在消费春节联欢晚会这道“大餐”，也在消费农民形象。最深刻最有价值的仍然是陈奂生这个形象。不过，二者并非没有关系。其实，《陈奂生上城》这部小说本来就有小品化的倾向，陈奂生跳坐弹簧椅、拿枕巾擦油嘴，一直是小说中最生动的细节被学者和教师们津津乐道。
两种现代性
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从阿Q到陈奂生这样一个“谱系”，可将之归纳为五四启蒙文化创造的农民本质形象。但是，李杨有理由认为，这是现代性构造之一种，但同样的重要的是另外一个“谱系”：
没有人能够否认这种产生于五四新文学中的关于中国农村的本质叙述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性，然而，这并不是惟一重要的知识。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在晋察冀和延安等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借助政府的行政调动力，陕北和河北地方文艺形式连同其活泼、直白的乡土情调进入了致力现代化工程的文人视野。在李季、周立波、丁玲以及鲁艺艺术家们的笔下，鲁迅式的原始、愚昧、麻木、冷漠的农民形象为快乐、开放、进取的新农民形象所取代。“五四以来主导文坛的暗淡无光、惨不忍睹的乡土表象至此为之一变。”
原始、愚昧、麻木、冷漠的农民形象与快乐、开放、进取的农民形象是截然相反的。从两种形象的创造中，我们可以看到启蒙主义文化与革命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也许我们可以推论出，在革命文化时代，启蒙主义的现代性表述被压抑了，而在“新时期”，革命文化的现代性表述被压抑了。
不过，在当代文化中，“被压抑的现代性”专门是用来指涉被五四以来压抑的现代性，是指从晚清到张爱玲的写作实践。王德威说，从晚清到张爱玲，“种种创作，苟若不感时忧国或呐喊彷徨，便被视为无足可观”（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1998年），诸如才子佳人、言情说爱、颓废、淫邪、插科打诨，当然，最重要的也许是个人爱欲。这些表述，由于“不感时忧国”，所以被五四启蒙文化与革命文化共同打压。在这种二元对立面前，五四启蒙文化与革命文化的区别倒不重要了，很多人喜欢把二者看成文化逻辑展开的必然过程，从五四到“文革”，在这个框架内很容易被讲为一体。这里面不是没有深刻的洞见。
不过，这种现代性，大概也只是相对于五四启蒙文化与革命文化而言，才算是被压抑的吧。它有不被压抑、而放肆地呈现的土壤。从晚清时期一直到1940年代的上海，这种现代性似乎从来没有被压抑过。李欧梵的著作《上海摩登》，整本书讲述的就是这种不被压抑的现代性。上海这个通商口岸，这个巨大的消费型城市，强有力地支持着这种现代性。以至于鲁迅似乎被这种现代性包围得苦闷不堪，以至于在上海从事革命斗争的人也会被这种现代性所支配，在咖啡馆里谈革命，让人搞不清是为了革命而喝咖啡还是为了咖啡而谈革命。这种现代性规定了人的真实本质：欲望。性欲、消费欲、占有欲，无边无际的欲望，因此而欢喜、而颓废、而苦闷、而犯罪、而反抗、而革命、而流浪，这一切又由于“现代”一词，而合法，而可以被传承、实践。一切故事以此为动力，施蛰存写拉黄包车的与坐车的洋女人之间的冲突，是由于这个下等人对洋女人身体的欲望（《四喜子的生意》）。施蛰存重写水浒英雄，揭示的也是那些表面上厌恶女色而实际上被欲望折磨的色情变态狂（《石秀》），而历史上那些宗教领袖、那些冲锋陷阵的武士，都是色欲的主体。施蛰存写作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他的一篇篇故事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了人的真实本质。在这种现代性的眼光下，乡下人理所当然是他者。区别不在于城市人有欲望而乡下人没有，而在于乡下人没法以“现代”的方式对待自己的欲望。他的一篇名为《春阳》的小说，也讲述了乡下人进城的故事：从昆山来的富有的婵阿姨，一个没有丈夫而继承了大宗财产的女子，一到上海来，被春天的阳光一照，身体起了变化，欲望被充分地唤起，于是她期待着幻想着在上海这个空间完全允许的艳遇的出现，而结果却是狼狈而返。
有趣的是，这个故事似乎可以被纳入到五四启蒙文化中，被阐释成封建礼教残害人性的故事。不过，把人性的本质规定为欲望的，却不是启蒙文化。更重要的是，启蒙文化所构筑的现代/传统二元对立并不体现为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而在摩登上海文化中，城市一方面如吸血鬼般榨取农村，一面将两者阐释为现代与传统的关系，而使这种榨取完全合法。
被不少当代知识分子蔑视很久的《子夜》，在一开头也讲述了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吴老太爷因为乡村土匪猖獗不得意投奔在上海的资本家吴荪甫。没想到，一到上海，就被光怪陆离的灯火、子不语的怪力乱神似的汽车以及香气扑鼻的女人给吓死了。虽然不少当代知识分子很讨厌茅盾，但是这一段乡下人的“震惊”体验倒经常被提起，并被阐释为现代的城市与古老的乡村的冲突，显示出僵死的乡村必然的灭亡：
“老太爷在乡下已经是‘古老的僵尸’，但乡下实际就等于幽暗的‘坟墓’，僵尸在坟墓里是不会‘风化’的。现在既到了现代大都市的上海，自然立刻就要‘风化’。去罢！你这古老社会的僵尸！去罢！我已经看见五千年老僵尸的旧中国也已经在新时代的暴风雨中间很快的很快的在那里风化了！”
这是《子夜》中的知识分子范博文的观点，李欧梵在《上海摩登》谈及吴老太爷的死，与范博文的观点差不多。大概都是认同摩登上海的现代性的缘故吧。但这不是茅盾的观点。茅盾并没有认同这种现代性。相反，他的《子夜》、《林家铺子》及农村三部曲，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危机，在所谓中国资本主义黄金时代中，乡村如何被纳入到了城市的体系中而破产而发生革命。因此，乡村并不在和现代隔绝的所谓传统的一方。
如今，可以告慰认同摩登上海现代性的人士的是，被压抑的现代性早已不再被压抑了，而五四启蒙文化与革命文化，倒销声匿迹了。王德威以《落地的麦子不死》为题，讲述被压抑的现代性如何回归，如何在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有了新的传人，从阿城到苏童、叶兆言，乃至王安忆（不过王安忆似乎并不领情），到处开花结果。不过，在摩登上海又一次如日中天、乡村的危机又一次凸现的当下，人们免不了问，到底谁压抑了谁？
农村包围城市
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力量进城而夺取政权，以革命者的形象改造“反动”的城市，对于认同上海摩登现代性的人而言，是黑暗的开始。我们从五四启蒙主义文化中，也似乎找不到任何依据来赞同这样的行为。即便在西方传来的革命文化中，这种行为也是匪夷所思。以正统马克思主义看来，革命力量应该产生于城市无产阶级，而农民就其本性而言，倒是反动的。尽全力以中国社会自己的标准来论述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梅斯纳，也只好把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归为民粹主义——一个在西方观念中可以被理解的概念（参见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这个概念意味着不能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意味着无视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条件，意味着唯意志论和浪漫主义，当然，也意味着这不是真正进步的学说。
日本思想家竹内好在1957年写有文章《亚洲的进步与反动》。他指出，进步史观产生于近代欧洲,故在导入这个进步史观之前,亚洲不曾有过关于进步的思考方法,也不曾有过产生进步史观之基础的历史事实——带来急遽变化的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因此,这里所提及意义上的反动这一思考方法也不曾存在。在竹内好看来，只有亚洲与近代欧洲接触后，进步与反动才在亚洲展开。但是，在欧洲清晰的概念到了亚洲，变得模糊不清了。虽然欧洲还可以坚持其进步史观。《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马克思看来，这是资产阶级“非常革命的作用”。所以，马克思在他的《鸦片贸易史》一文中，会作出如此的判断：“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在“历史进步”和道义发生冲突的时候，马克思不可能不强调这种道义来自所谓半野蛮人和陈腐世界。虽然马克思并没有在此赞美资产阶级，但认同资产阶级现代性的中国学者会经常引用这段文字。
马克思在讲述一个大故事：首先是资产阶级创造出一个世界，在资产阶级完成了这种创造之后，无产阶级将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而阻碍资产阶级全球扩张的力量，是反动的，不仅仅于资产阶级而言是反动的，而且于无产阶级革命而言也是反动的，因为这种阻碍力量并不利于这个大故事的完成。显然，中国革命并没有买这个故事的账，把中国革命作为思考对象的竹内好也没有买这个故事的账。竹内好几乎是针锋相对地指出：
近代欧洲入侵亚洲,使古老的亚洲得以解体,从而在亚洲内部引起内发式变革,这一历史事实难以否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侵入者独占了代表进步的专利,那么对它的抵抗当然不得不以否定进步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抵抗能够被称为“反动”么？许多被视为亚洲存在着民族主义的证据的历史事件,难道没有从这样的疑问出发进行再评价的必要吗？例如,太平天国是以打倒清朝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可是从反面来说,这又是取代清朝而试图建立新王朝的复古运动。同样,1857年印度的印兵大起义曾经试图复兴莫卧儿王朝。而义和团的反动性格则是众所周知的。（竹内好《近代的超克》，三联书店，2005年）
“进步”以入侵的形式进入亚洲、进入中国，“进步”的观念不可能不发生动摇。这种“进步”不遭受抵抗是不可想象的。而伴随着对“进步”的否定，必然是对进步的重新定义。中国的“进步”不是等待着西方“进步”力量的入侵，变为殖民地，进而等待西方更进步的无产阶级来解放自己，而是把西方入侵的所谓“进步”力量定义为反动的帝国主义，把抵抗侵略的义和团等定义为进步的；把在马克思看来陈腐的清朝政权中的反帝力量定义为进步；把争取中国独立的民族主义斗争定义为进步；把与帝国主义势力结合在一起的内部力量定义为反动，进而把中国大多数民众起来反抗内外压迫的斗争定义为最革命和最进步的斗争。这种进步观是欧洲无法想象，却在中国的革命文化中创造出来的。在这个观点支配下，上海摩登式的欲望和消费，成为落后而腐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必须得到深刻的改造。
在现代世界历史的展开中，设想一种民众大联合的未来，一种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天下，这与马克思设想的物质条件充分保障的共产主义不同，在马克思眼里，第三等级的兴起使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这是第三等级对世界历史的贡献，而第三等级的危机来临于“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所以第四等级兴起后顺理成章地消灭私有制。而对于中国革命文化而言，私有制问题的核心不是社会有了巨大的财富，而是有限的社会财富不能被少数人垄断。所以，第四等级——劳动者的兴起要做的事情是打破少数人对社会财富的垄断。中国革命文化所设想的未来不是玩似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晚上从事批判”，而是劳动者的生活，是善良、勤劳者的集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是放纵欲望，而是互相帮助和爱护；不是无尽地消费，而是有节制地享受生活。在价值上，革命文化要用中国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劳动者的美德来改造整个世界，包括城市与知识分子。
这种中国革命文化的理想，并不处在五四启蒙主义文化的对立面。相反，中国革命文化始终把自己作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化的合法继承者。与此相应的是，写了《阿Q正传》的鲁迅最终可以和写了唾骂鲁迅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的人握手，并肩战斗，共同对付另一种现代性力量，虽然鲁迅和他战友之间也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但我们却无法设想鲁迅能与十里洋场的颓废者、消费者、范博文之流站在同一立场上。书写农民的愚昧、麻木、冷漠的鲁迅，心里藏着的是“气禀未失之农人”形象，他们有赤白之心，有神思，“普崇万物为文化本根，敬天礼地”（《破恶声论》）。这种源自农人的人性理想，与革命文化构想的人性并非没有相通之处。
在革命文化中，存在着以城市和知识分子为他者而建构的主体形象及价值观，在此，劳动者，尤其是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得到了重新评价：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此话如今大概会被不少城市人和知识分子所耻笑吧。人们会把这种言论看成是思想宰制的方式：以体力劳动者的价值观念来打压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脑力劳动者。确实，中国革命的展开过程中权力者使用手段宰制知识分子的现象比比皆是。但如果仅仅以物质手段来打压，革命文化获得领导权的可能性就绝对不会存在。如果能平心静气地看待这段话，也许我们更能体会其中说服人的地方。革命文化在此要求改变一种价值观和人性观，那是以第四等级——劳动者的兴起为基础的。与劳动者的世界相匹配的，必须要创造出一种能把劳动者的价值、生活方式包容进来的文化，在此，劳动者是主体，不是他者。他者是那些贬低、鄙视劳动者的“剥削阶级”人性观、审美观。
也许，闻一多在最后岁月里的心得更能让知识分子重视。他似乎是在重复毛泽东的观点：
从心里就爱起，和受苦难的人在一起，他身上的虱子爬到你身上来，都不觉得他脏。这是很痛苦的事，因为我们出身大都是剥削别人的。但一定要改造自己的思想。（闻黎明，《闻一多传》，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82页）
作为诗人、学者的闻一多不在延安，怎么也能体悟到这个道理呢？这种文化逻辑在现代中国，几乎是一条“规律”而被不少人感应、体悟和发现。不管是张开手臂欢迎，还是对此矛盾、彷徨，未来中国是劳动者的天下，总是被来自不同背景和持不同观念的人们所预测。从朱自清、到闻一多，从曹禺到萧乾。曹禺的体认尤其说明问题。《日出》一剧写一个类似于五四青年的方达生到摩登城市中寻找自己的恋人竹筠，但竹筠已经变成了陈白露，成为富人们的交际花。方达生无法与昔日的恋人展开爱情的故事，因为对于陈白露而言，五四式爱情的虚幻她已经尝够了。方达生无法理解她怎么变成一个随随便便的女人，没有羞耻心的女人。而陈白露则坦言她的欲望：“我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些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跳舞”，这种欲望使她不得不在摩登城市中、在富人中寻找可能性。无论曹禺还是剧中的方达生和陈白露，都不再可能把这种摩登的生活方式看成是进步的，相反，曹禺借陈白露口说的是“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在陈白露自杀的同时，屋外的工人们传来打夯的歌曲：
日出东来，满天大红！要想得吃饭，可得做工。
坚定而有力的歌曲充塞着宇宙。屋内渐渐黯淡，窗外开始明亮。陈白露自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劳动者的世界。它淘汰了以欲望的满足为核心的价值观，而代之以劳动的价值观。
曹禺强调，太阳不属于陈白露，也不属于方达生，当然也不是属于曹禺。1940年代后期的张爱玲也体认到了未来劳动者世界的到来，当然这个世界不属于她。萧乾1966年曾自杀过一次，他留下的遗言说：“新社会固然美好，只是我挤不进去。”也许，更应该指出的是，太阳也不属于茅盾、丁玲、何其芳、老舍等等这些经过苦闷、彷徨和反思而认同了太阳的人。
六十年前的今天，闻一多写有《人民的世纪》（发表于《大路周刊》创刊号，1945年5月。收入《闻一多全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年），斩钉截铁地宣布：
假如国家不能替人民谋一点利益，便失去了它的意义，老实说，国家有时候是特权阶级用以巩固并扩大他们的特权的机构。假如根本没有人民，就用不着土地，也就用不着主权。只有土地和主权都属于人民时，才讲得上国家，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
思想的惰性会让人们马上送出一顶民粹主义的帽子，以便在欧洲的思想脉络中定位这种观念。所不同的是，“人民”所强调的共同体，不再是俄罗斯公社意义上的小共同体，不是村社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知识分子、现代化等等，都不是在人民的对立面，需要人民去摧毁的。而是说，前者的性质和发展需要得到人民的检验。“人民至上”的出现，为天道崩溃以后的中国，重新找回了一个意义世界。
回答几个问题
在与刘旭先生的对话（见《天涯》2005年第一期《有关底层的问答》一文）中，我说：“与陈映真交谈，他说的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以前从来不被当成人看的农民，真的成为人了。他们真站起来了，你不能不把他们当成人来看，你不敢把他们妖魔化。一个普通人，有自己的尊严，而不以富人作为自己的归宿。穷人家的女儿，她不一定希望自己嫁个富人，她有自己的尊严，她根本不可能用尊严来交换什么，我的生命，我的身体，我的灵魂都是不能出卖的。”补充说明一下，陈映真只说了一句话，后面是我的发挥。这话引来了梁卫星先生的质问：
在社会主义时期，农民真的成为人了吗？他们真的站起来了吗？他们真的有自己的尊严了吗？那么，剪刀差是怎么回事？人民公社是怎么回事？户籍制度又是怎么回事？如果不是无知，这段话简直就是居心叵测！（《文化殖民，抑或是意识形态奴役？》，载天涯社区（www.xiexiebang.com）关天茶舍。删节版见《天涯》2005年第三期。顺便指出，该文将刘旭和我的对话视作对王晓明先生的《L县见闻》的理论阐发，这不是事实。希望本人的这篇文章也不要被当作是对王文的探讨。）
大概很难理解的就在于，有剪刀差、有人民公社、有户籍制度，但也有人的尊严。后者不是某个党派恩赐的结果，而是中国现代文化政治实践的结果之一。梁卫星补充说：“如果说那时候农民真的有尊严感，那也明显是意识形态洗脑的结果”，也许，在我所认为的文化政治的实践，在梁看来无非就是意识形态的洗脑吧。我无意肯定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一切现象，当然，任何现象在我看来都是需要重新理解和解释的。但我相信，社会主义时期所强调的劳动者的尊严在文化上是存在的。这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贫富差异，在城乡之间，在城市内部的普通工人和吃“定息”的人们之间，在官僚和百姓之间，在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但是，社会主义文化不再使富人发挥文化上的作用，也不再使穷人面对富人低人一等。也就是说，富人无非只是吃得好点，拥有比较多的钱财，如此而已，他没有多少可能因其富裕而耀武扬威、不可一世。或者说，假如有人（比如高干子弟）敢这样做，他将受到文化上的强大反击。用越穷越光荣来概括那个时代实在很无聊。不过，贫穷不是耻辱，是当时的普遍观念。对社会主义历史的普遍无知在于，一些人只会用党派专制来概括一切。
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的一大壮举是彻底驱逐了在城市盘踞几十年的摩登文化。消费型城市被改造成为生产型城市，阔太太富公子也许还在某个角落打麻将，到高档饭店吃大餐，也许还可以到一些场合跳舞，但舞女不复存在，妓女全部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享乐的场合奇缺肯定会让富人们心生恨意。但是假如不愿意太无知，倒应该好好感受一下那个时候城市里的工人阶级文化。很可惜，工人阶级文化不是以文字形式保存下来的，所以不会被知识分子所重视，但好在那个时期的工人还活着，他们会告诉你他们在那个时候的喜怒哀乐，他们如何安排生活，如何学习和工作，他们有什么苦恼，他们面对城市有没有异己感，他们有没有自己的娱乐。
梁卫星说：“可能的情况是，工人们在那个时代和农民一样被意识形态洗澡，将浑身上下，从肉体到灵魂都洗得一派透明，没有了任何私人追求，一切均与意识形态的宏大歌唱为是，有的恐怕只是一种虚幻的尊严感而已。”（出处同上）
挺荒谬的。我无法设想所谓的意识形态能把工人和农民都洗得像白痴，连任何私人的追求都没有。从历史上看，老工人由于新旧社会的变迁，有较强的“翻身感”，因此对国家和政权有较大的忠诚。到了第二代，年轻工人对私人生活的渴望开始变得强大了。当时工厂的纪律比之现在，真不知道宽容多少倍，泡病假、迟到和早退在年轻一代中屡见不鲜。怎么可能没有私人追求呢？问题倒是，在宽容的纪律下，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文化并没有被摧毁。这种文化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党派领导手里吗？未必！领导可以在台上、报纸上、广播里宣传党派思想，但从工人阶级的角度看，这个思想能否被接受是需要检验的。在工人阶级文化中，私人追求的膨胀是被否定的，但克己为公与忠诚于党派，并不是同一回事。对公共事业的热情，对他人的关心程度，是工人阶级文化评断人的“觉悟”程度的标准。这是在工人为主体的世界里广泛实践的文化政治！在这个世界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而是互相体谅和帮助。生活的意义不在于掠夺别人，成全自己，而在于牺牲自己，帮助别人。这就是曾经有过的世界！
一篇副标题为《因为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世界》的文章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当然也被广泛唾骂，文章极为抒情地概括了这样一个不同的世界：
一个不为利润的文化、一个普通劳动者成为主角的文化是可能的。一个不以考试为目的的教育、一个学费低廉的教育是可能的。一个不以赢利为目的、为最广大劳苦大众服务的、廉价的医疗保障体系是可能的。一个不用担心失业和竞争的社会、一个普通人有着安全感的社会是可能的。一个人不再是商品的社会、一个每个人的生活都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是可能的。一个每个人都是哲学家的社会、一个每个人都能从宏观上把握世界的社会是可能的。一个依靠本民族劳动者创造力的经济、一个自力更生的经济、一个不依赖于国际资本的经济是可能的。
这段引文我做了重新组合，删除了每句的开头。这倒不是为了避讳什么，我认为，这样一个可能的世界不是某个个人能代表和创造的。我相信，从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以及与劳动者的接触中，从劳动者的生活实践中，更能真切体会到这样一个可能的世界。这个可能的世界并不等于传统社会主义历史。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理想。但是，在历史上，存在着这个可能的世界的实践，在与各种力量的搏斗中艰难地实践着。
从理论上阐发这个可能的世界，特别是从历史的研究中真正寻找到这种可能性，都是困难的。这篇凌乱的文章根本不能有效地阐发这些理论和历史问题。但是，一个强有力的动因在召唤着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思考：
我们到底是否愿意接受一个少数权力者和富人侵吞社会大部分财富的世界，并把这个世界的出现描述为必然的规律。
我们到底是否愿意接受一个在文化的各个方面，生活方式、想象力、审美和价值观上被少数人全面宰制的世界，并驱赶不符合这一切的任何文化想象
第五篇：从普法角度看农村民主法治建设
从普法角度看农村民主法治建设
大亚湾司法局
黄小波
198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的通知。随后，各地纷纷成立了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专项负责普法工作。到目前为止，一共实施了五个五年普法规划。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提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明确目标，给普法工作指明了方向。
一、民主法治的含义和意义
民主理论源远流长,她从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的雅典宪章的文明中持续不断的发展而来,传播到了每个大陆并成了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宪政理论中,民主的基本含义是政治事务中最基本的权利应属于人民。民主能让我们避
免独裁者暴虐邪恶的统治,能保证人民享有更为广泛的基本权利,使人民能够运用自我决定的自由,在自己选定的规则下生活。从民主发展史来看,民主理念要在国家统治中得到实现,离不开法治。法治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观念,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具有特定的含义。西方历史上的法治观念源于梭伦变法,至亚里斯多德时已经基本理论化。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及与之相对应自由平等人权等思想的发展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法治主张: 国家和统治者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行使职权，每个公民都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个人、任何机构如果违法，都同样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在法律面前国家与个人是一律平等的。资产阶级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把法治与民主结合起来，把这种法治思想主张用一种稳定的政治制度固定了下来。应当说，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民主与法治对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民主就不能给人民以广泛的自由，就不可能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因而社会也不可能大踏步的前进，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可能大幅度地提高；然而，一个国家，一个美好社会的建立，在严格意义上讲，法治也犹为重要，要是没有法治约束下的民主，就不是真正的民主。纵观我国的历史，尤其是经历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民主与法治还是把双刃剑，又是天砰上的两个法码，不可偏废。
二、我区农村民主法治的现状
摸清情况，对症下药，才能惩前毖后，达到预期的效果。当前，我区农村法治建设中，主要面临以下情况：
（一）村民权利义务意识存在偏差
通过长期以来的普法工作的开展，我区村民的法律知识不断丰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特别是在面对征地拆迁、出嫁女等涉及切身利益的相关法律问题时，越来越多的村民敢于积极维护自身利益，到各街道办信访维稳中心、区信访局和其他相关单位反映相关情况，表达利益诉求。这在一方面反映出村民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和自身权益保障有了更深的认识，体现了我区之前普法工作所取得的成效。但另一方面，从具体情况的处理来看，部分村民对法律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工具性利用的阶段，只是片面关注对自身现实利益有帮助的法律法规，对法律法规条款的存在误解，有的甚至是故意曲解，以偏概全，对有关自身义务的规定则有意规避，认识不清，甚至以不清楚不知道为由来逃避自身责任和义务。如此维权，只会导致信访案件量的不断增加，而无益于问题的根本解决，而且有悖农村法治的进步，农村社会建设的精神。权利义务的对等性是学习法律必须树立的基本观念，也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朴素的理性认识，只有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法律知识学习和应用，才有利于促进法治建设。
（二）对行政程序相关法律制度不了解
从目前我区普法及村民学法用法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村法制建设的大部分精力主要用在对实体法律的学习上，而对程序法及相关政策内容的普及力度相对较弱。特别是对行政程序相关法律法规的不了解，直接导致了当前部分村民知有其权，却不能顺利实现的现状。在工伤事故、土地纠纷、妇女权益保障等方面，表现尤为明显。而涉及到一些窗口部门和执法部门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普及不到位，则给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最终后果是造成了政府资源的无形消耗和村民利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法律保障。
（三）村民自治和农村法治关系未理顺
农村法治建设不仅是村民个人法律素质的提高，更是农村整体法治氛围的建立和农村自身制度体制建设的完善。普法，不仅要让村民对已有的法律法规知其然，而且要让村民知其所以然。通过对已有法律法规了解的学习，明白立法的原理和目的，从而更好地指导自身行为，真正做到遵法守法。同时，从国家制度建设中学习经验，在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范围内不断完善村民自治的体制和制度，从而保障农村社会法治建设和谐有序地进行。
目前，《宪法》和《村民委员会自治法》都对村民自治的权利给予了明确规定，但从我区的实际来看，由于村民本身对法律规定的一知半解，在行使民主自治权的过程中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如集体表决的形式和程序不够规范、部分
决议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相违背等突出问题，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农村法治建设的步伐。如何运用普法的手段，充分考虑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地区农村传统风俗，指导村民自治，从根本上该变目前我区村民自治的现状，加快农村民主法治进程，是我区普法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四）农村民主法治建设工作进展不够平衡。就全区范围而言，各村民主法治建设发展不平衡，有些村各项制度完善，“四民主”、“两公开”搞得扎实完备，但有个别村则明显滞后，存在较多问题，如因村级财务管理、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农嫁居等引发的村民集体上访事件等热点、难点问题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
三、发挥普法工作对于推进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 我区是经国务院于1993年5月批准成立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在普法五年规划的实施过程中，我区积极响应上级领导的号召，成立了区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安排专人负责普法工作。近年来，惠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创建法治城市的目标，我区普法办将普法规划的实施和法治区创建工作有机结合，精心部署，狠抓落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我区普法工作还存在一些重难点，严重阻碍了我区法治创建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农村法治建设就是其中之一。由于我区大项目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原来的农村工作开始面临新局面新问题，如征地拆迁、农村股份制改革、出嫁女等问题。而农村普法工作相对薄弱、村民法律素质不高、农村法治进程相对滞后的现状给这些新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很多困难。
普法作为法治创建的重要手段，村民了解法律法规，提升自身法律素质的主要途径，如果不能充分发挥其在农村法治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将直接导致全区法治创建工作的推进，进而影响到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如何改变当前的局面，通过普法工作的有效开展，树立村民正确的法治观念，提高村民的法律素养，从而发挥普法工作在推进农村法治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建设和谐农村法治社会，这无疑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区法治创建工作和普法工作的重点。
四、发挥普法工作在推进农村法治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强基础性法律教育，帮助村民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
村民法治观念、权利义务意识的树立是一项长期的工程，特别是纠正已有的错误观念更是工作中的难点。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来开展这项工作固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普法在观念树立方面的主导作用必须明确。
当前，在我区农村地区，权利意识的异化，权利义务的对等性未得到村民的普遍认同。造成这种的根源一是权利保障工作未做到位，导致村民将过多精力集中在维权上，无暇
顾及自身义务的履行；二是村民的法治意识基础比较薄弱，普法工作未能及时跟进。当传统的小农意识遭遇到社会发展中经济利益冲击时，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单方面的自身利益维护。
维权机制的完善是一项长期的综合工程，而改变传统的小农意识下的利益维护观念更多的则是要依靠法制宣传教育，特别是宪法及其他与农村村民相关权利义务意识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的宣传。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法律条款内容的宣传，而且要加强对法律条款背后的法律原理和社会意义的宣传；不仅要重视对每天居住生活在村里的群众的宣传教育，而且要在法律进校园中加入对农村户籍地学生进行基础法律宣传教育，从小培养，以小促大，在全区范围内形成整体的良好法治氛围，促进村民法治意识的提高。最终达到本区村民权利义务意识的强化、法律素养的极大提高，从而促进农村法治建设整体推进。
(二)加大相关行政程序法律法规的宣传，明晰农民维权渠道
“重实体，轻程序”一直是我国各项法律工作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具体到我区的农村法治建设及普法工作中，最突出的就是与村民相关的行政程序法及相关规定没有得到很好的普及，而相对的，相关实体内容却得到了相对较好的普及。这种矛盾直接导致了近年来我区信访维稳工作量的增
加和村名维权效率的低下。要改变这种局面长期来说是观念制度的问题，短期来说就是普法工作内容倾向性和工作力度的问题。
为了促进我区农村法治建设，充分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保障全区的稳定和谐。在今后的普法工作中，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的普法观念，正义不仅要实现，还要以看得见的形式实现。只有让村民们对实现自身权益的途径明了清楚，并能够身体力行，农村普法工作才有实在意义。加大普法内容中的程序相关内容是当前形势下的必然选择，加大这部分内容的宣传力度我区农村法治建设的急切需求。
（三）普及相关制度规定，指导帮助村民探索建立村民自治新模式
建设农村法治社会，推进法治区建设，一直都是我区普法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村民自治是农村法治建设重要内容之一。但由于基础薄弱、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和现有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的相对滞后，我区村民自治一直以来都处于比较粗放的模式，制度设计和建立方面较为落后。当前我区农村地区正在开展股份制改革，如何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探索建立我区村民自治新模式，是我区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
从发挥普法工作主导作用的角度来看，要建立村民自治
新模式，一是要让村民了解其自治的权利界限，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合理行使自治权；二是要宣传其他地区先进的模式和经验，指导我区村民建立适合自身发展的自治制度；三是基层法律工作者，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和自身的专业知识为村民们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尽量避免村民在探索过程中走弯路。此外，在指导村民探索自治道路的过程中，要重点抓好村干部的法律制度知识的普及，促进其思想意识的提高。
（四）健全新农村法律制度建设，加强农村立法工作。农村法律建设必须赋予农民同等的权利，必须尊重传统文化，得到农民内心的认可。同时关注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法条。针对农村现阶段民主发展的实际情况，有必要修改现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方面健全、完善相关制度，让农民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
在民主选举方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虽赋予了村民罢免村官的权利，但在实际中很难操作。所以建议降低罢免门槛，由村民选举委员会主持罢免程序。关于贿选，各地普遍反映认定难、调查取证难，由此引发的争议也比较多。所以可以从选举程序上把关，可以建立选举的全过程公开制度、秘密投票制度、委托投票的严格限制制度等等。
在民主决策方面，完善村民代表会议的组成和议事程序，增加村民小组会议制度，进一步完善民主议事制度，充实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
在民主管理方面，完善民主管理制度，落实村务公开制度，完善民主评议的内容。让农民群众自己定事、自己决策，解决农村许多难事，办理群众多年想办而没能办成的许多实事，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搭建合适的平台以完善村务公开制度，实现民主管理。
在民主监督方面，增加村务监督机构和村务档案制度，完善村民委员会成员任期和离任审计制度，并明确任期和离任审计包括的事项。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有效遏制村官腐败现象，应当建立村务监督机构，负责村民民主理财和村务公开等制度的落实，其成员应当具备财会、管理知识，并由村民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成员及其近亲属不得担任村务监督机构成员。村务监督机构成员列席村民委员会会议，向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
农村法治建设是法治区创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充分发挥普法在农村法治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又是农村法治建设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们必须从村民权利义务意识和程序意识培养、自治制度的创新着手，针对重点对象，调整普法内容、丰富普法形式、加大普法力度，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农村法治，才能顺利圆满完成法治区创建的各项
工作任务。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