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视角看城市公共资源的结构性短缺与供给侧改革

第一篇：从人口视角看城市公共资源的结构性短缺与供给侧改革

从人口视角看城市公共资源的结构性短缺与供给侧改革

摘要：人口作为体育等公共资源的使用者和消费者，是公共体育资源有效配置的主要基点。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发展变化，人口和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显现，当前广场舞之争现象便是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研究认为，城市公共体育空间的不足只是广场舞之争的导火索，人口变动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失衡才是这种矛盾产生的深层次根源，即人口规模增加导致公共体育资源供给数量不足，人口结构变化引发公共体育资源供需结构的不匹配，人口分布变动造成公共体育资源供给的结构性短缺，是导致广场舞引发矛盾冲突的主要原因。因此，很有必要从供给侧改革的思路盘活现有资源，对人口变动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给予协调性发展的提升策略。

关键词：人口变动；城市公共资源；配置失衡；广场舞之争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6.03.012

人口的基础数据是体育等公共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正因如此，公共体育资源的有效配置不能脱离人口这一基点，掌握人口变动数据对于优化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至关重要。根据国家体育总局2013年针对20～69岁人群的体育健身活动和体质状况调查，中国居民健身需求日益旺盛，体育人口数量日益增加，但是，现有的公共体育资源的供给（包含公共体育场馆、广场、公园、住宅小区空地等），却难以满足民众的健身需求，由此产生了不断增长的体育人口数量与公共体育资源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并引发了诸如广场舞之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鉴于此，本文以广场舞之争为例，对人口与城市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失衡现象进行分析，并提出二者协调发展的对策，以期进一步改善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满足居民正常合理的健身需求。

一、人口变动对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影响的理论分析

人口变动是一个复杂多维的过程，不但包括人口规模的变动，还包括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的变动。人口规模、结构、分布、迁移变动等均会对社会公共资源的配置产生重要的影响，[1]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口规模是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

按照公共经济学原理，公共体育资源与交通道路等资源相同，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具有非排他性和资源的稀缺性特征，随着消费者人数的增加也会产生“拥挤效应”。因此，人口规模越大，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数量和规模要求越多，而且在体育场地、设施规模一定的情况下，人均公共体育资源的拥有量就相对越少，从而影响人们对体育资源的利用率和享受度。此外，人口规模还与支撑公共体育资源的经济基础直接相关，人口规模越大，用于建设公共体育资源的经费投入与支出也越大。因此，人口规模对公共体育资源总量、人均公共体育资源拥有量和享受度、公共体育资源的经费投入等产生了直接影响，从而成为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

（二）人口构成多元化要求公共体育资源供给多样化

人口构成的内容比较丰富，既涉及人口自然属性构成，如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等，又包括人口社会属性构成，如收入结构、受教育程度结构等。人口构成多元化要求公共体育资源供给多样化，因为不同人口群体的体育参与意愿、体育参与时间以及体育服务的需求点等都有差异，例如，许多研究证明不同文化程度人口对公共体育资源需求有所不同，文化程度与体育健身需求成正相关。[2]这就要求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与人口的需求相匹配，充分考虑不同人口群体特征的体育参与需求，采取差异化、具有针对性的供给策略。

（三）人口分布对公共体育资源的空间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根据现代步行空间理论，空间可达性是公共服务设施利用的基本决定因素，[3]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必须要有适当的服务半径，才能使居民方便享有公共服务。如果公共体育资源布点不均，人口分布与公共体育资源分布之间存在空间错位，那么就会影响居民需求的可获得性。例如，相关研究表明，可达性、可入性、适停性越高，居民参加体育活动的频率越高，每次体育活动的持续时间越长。[4]因此，在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中，需遵循空间区位理论，以一定空间尺度的人口分布情况作为单位，从而使居民方便、公平享有公共体育资源，最大限度增加社会福利。

二、城市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失衡的实证分析――广场舞之争现象的人口学解读

如前所述，公共体育资源最终的服务对象是“人”。因此，人口的规模、结构、分布等因素就成为合理配置公共体育资源的主要依据。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人口状况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人口城镇化规模不断增加，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人口空间结构不断重构。与人口的快速转变相比，城市公共体育资源的回应速度则显得相对滞后，人口和公共体育资源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显现。当前，广场舞之争现象就是这一矛盾的典型示例。因为从人口学视角看，广场舞之争现象实际上反映了人口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失衡，体现了城市公共空间治理不能有效应对人口因素的变动。由此，本文以广场舞之争现象为例，对广场舞之争背后的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失衡现象进行人口学解读，具体如下：

（一）人口规模增加导致公共体育资源供给的数量不足

众所周知，广场舞之争的焦点在于广场舞“噪音扰民”和“争抢场地”，[5]在这背后，则是反映了人口快速城镇化所带来的公共体育资源供给数量的不足。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3年末我国城镇人口数量达到7.31亿人，相比2003年，城镇人口数量增加了2.07亿人，乡村人口数量减少了1.39亿人，人口城镇化率增长了13.2%。从城镇的体育场地面积看，2013年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体育场地中，分布在城镇的体育场地96.27万个，场地面积13.37亿平方米。以2013年末城镇人口73 111万人计算，全国城镇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13.17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83平方米，相比2003年，二者增幅均在40%以上。虽然公共体育资源增长的绝对速度快于人口增长的速度，但这仅是全国平均水平，在不同的地区，由于人口基数、人口增速等都不一样，使得人口规模对公共体育资源的挤压程度也不一样。例如，在上海（据上海市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虽然2003～2013年间上海体育场地面积有了42%的增长，但是常住人口的增长率也达到了44%，使得人均拥有的体育场地面积不增反降（由1.75平方米降至1.72平方米）。再以武汉为例，武汉三镇的人均健身场地面积仅为1.29平方米，也大大低于全国1.83平方米的平均水平。[6]也就是说，在北京、上海、武汉、温州等一些大中城市，由于其就业收入、教育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人口增速加快，使得人口规模更为庞大，从而加剧了对城市公共体育活动空间的挤压。因此，在这些人口众多的大中城市，城市公共体育资源和活动空间更为紧张，“武汉广场舞被泼粪”等广场舞新闻事件也是发生最多的地方。而反观宝鸡、张掖等人口较少的西部城市，虽然也有广场舞，但公共体育空间相对充裕，广场舞扰民现象的发生也就更少。[7]

不仅如此，当前体育公共资源存在按“户籍人口规模”为口径进行配置的倾向，并未严格按照常住人口规模进行规划，也进一步加剧了公共体育资源数量的供给不足。例如，以上海为例，按照2013年末上海市户籍人口（1 432.34万人）为口径来分析，上海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6.88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90平方米。然而，若以常住人口（2 415.15万人）为口径来分析，则上海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仅有15.94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为1.72平方米，比户籍人口的口径分别少了10.94个、1.18平方米，减幅将近70%。这说明，虽然上海市公共体育场地数量和面积等不断增加，但是，在以“户籍人口规模”为口径配置的路径依赖下，公共体育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却大幅下降，城市缺少足够的体育场地为广场舞等健身活动服务，也就容易引起抢夺公共空间资源的现象与纠纷。

（二）人口结构变化引发公共体育资源供需的结构不匹配

由于人口生育率下降、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城市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是城镇老年人口数量大量增加。“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城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0.78亿，2000年为0.44亿，十年间增长了0.34亿人口。另据学者预测，到2025年，城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1亿人，并会超过农村老年人口数量，从而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8]二是城镇女性人口的数量和比重大幅增加。“六普”数据显示，我国乡村女性人口的比重从1990年的74.1%下降到2010年的49.7%。与之相对应，2010年，我国城镇女性人口的比重为50.3%，在历史上首次超过了乡村女性人口的比重。

因此，我国城市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城市中老年人口和女性人口比重在不断增加，而这也是广场舞兴起的一个重要的人口学原因。因为广场舞的参与者主要由中老年、女性人口群体构成，俗称“大妈”。首先，对于中老年人口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常常会受到高血压、脑中风等各种老年疾病的威胁，一旦疾病来临，则不仅给自己带来了病痛的烦扰，同时也给家庭造成很大的经济和生活照料负担，因此，两方面因素的叠加使中老年群体意识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从而在体育参与意愿、体育参与频率等方面也表现得更为主动和积极。全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数据（1996年、2000年、2007年）及相关研究表明，60～69岁年龄段人口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者比例最高。[9]其次，对于女性人口而言，由于我国女性退休时间比较早，50～55岁就退休了，而平均预期寿命能达到77岁，因此女性退休后，有了大量空闲时间，并很快转换成体育休闲空间。此外，相比于男性，女性情感交流的需求更为突出，因此，更加需要通过这种集体活动的形式来获得快乐感、归属感等情感满足。

可见，中老年女性人口群体是广场舞等城市公共体育活动的最大需求人群。而按照供需结构匹配的原理，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应根据人口结构的变化，考虑和协调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等人口群体的需求类型和数量。比如，未来我们都会变老，一些社区老龄化程度会比较高，同时女性老年人比较多，那么，有助于情感交流的养老设施就会要求多一点，这不仅包括室内的文化体育活动中心，还包括室外的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等，从而满足中老年人疏通筋骨、强身健体，以及社会参与、愉悦身心的养老需求。然而，当前我国体育等公共资源的投放、公共空间的配置标准等主要根据以年轻人的特点或经济收益为主要考虑因素来加以确立，比如，一般的体育场馆都是为中青年服务的，和老年人跳舞的关系不大，而一般的广场和城市空地则主要用于房地产开发商的商业利益、商业设施的需要，也未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健身需求。因此，这种忽视人口结构变化的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便难以满足庞大的中老年群体对体育健身的正常需求，无奈之下她们在小区等公共场所跳舞，扰乱了居民的休息权和安居权，从而引起广场舞者与居民之间的矛盾与纠纷。

（三）人口分布变动造成公共体育资源供给的结构性短缺

广场舞之争的例子也是人口分布与公共体育资源分布空间错位的直观体现。也就是说，公共体育资源的空间布局忽视了人口的空间分布差异，使公共体育资源的空间可达性下降，成为诱发广场舞矛盾与冲突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广场舞案例来看，“大妈们”选择小区、公园、广场甚至是马路等各种公共区域和体育场地跳舞，主要是因为“大妈们”活动半径有限，这些地方离家近、可达性、可及性好，而公共体育场馆一般分布在学校、机关或者企事业单位中，不仅远离人口居住区，同时也由于场馆开放率低、收费不合理等原因，具有“单位化”性质，使得“大妈们”往往望而却步。因此，这实际上反映了公共体育资源的空间布局与人口分布的不一致性，公共体育场馆远离人口集聚区，由此形成公共体育资源的结构性短缺，即社区公共体育资源供给不足与单位公共体育场馆利用不足同时并存。

以上海为例，“六普”数据显示，上海常住人口的空间分布呈现由中心城区向郊区转移的趋势，2000～2010年间，中心城区（原黄浦区、原卢湾区、原静安区、长宁区和虹口区）常住人口减少14.08%，近郊区、远郊区常住人口增幅较大，分别达到69.91%、67.65%。然而，城市公共体育资源的空间布局却未跟上人口空间再分布的步伐，甚至与人口分布呈相反趋势。据相关研究资料，上海市公共体育的空间结构总体上呈现出“核心―边缘”的特征，即城市核心区体育空间供给密度高、规模大，而外围边缘地带的体育场地则极为匮乏。[10]可见，上海市中心城区的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好于郊区，与人口分布存在空间错位，居住地与体育场地距离在500米以上，影响了“500m健身圈”目标的完成。

三、结论与建议――人口变动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协调性发展

以往文献普遍从公共空间角度对广场舞扰民现象进行研究，认为广场舞困境的本质是城市体育休闲公共空间的缺失，凸显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空间管理乏力的现状。[11-14]然而，城市公共体育空间缺失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就要考虑人口因素的影响。由此，本文从人口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广场舞之争背后的人口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失衡现象进行解读，认为公共体育空间不足只是广场舞之争的导火索，人口变动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失衡才是这种矛盾产生的深层次根源，即人口规模增加导致公共体育资源的供给不足，人口结构变化以及人口的空间移动则进一步加剧了公共体育资源的供需矛盾。

（一）按照区域人口的变动趋势，合理配置公共资源

广场舞之争的本质并不是城市社区公共体育空间不足，而是城市社区的公共体育资源配置没有充分应对人口的变动，包括数量、结构和分布等变动。广场舞之争所衍生的问题，只是人口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失衡的一个缩影。面对这一失衡现象，相关部门就应当按照区域的人口状况及变动趋势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使人口变动与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协调发展。

第一，构建以人口变动为导向的公共体育资源配置机制。人口变动有其自身的规律，首先，人口变动具有连贯性，今天的人口状况是由过去的人口变动决定的，同时也是未来人口变动的基础，其次，人口变动具有关联性，人口在数量、规模等方面的变化会引发人口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因此，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应以人口变动规律为导向，采取“全面掌握、瞻前顾后”的变动机制，[15]即建立人口数据平台，全面掌握和整合公安部、体育局等各个部门的人口信息，既要考虑当前人口总量、结构和分布等的影响，也要着眼长远，预测未来人口发展的趋势，从而调整各区域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方向。

第二，构建以常住人口为基数的公共体育资源供给模式。长期以来，受户籍制度阻隔和财政分权机制等的影响，各个省、市、区县等地方政府在配置公共体育资源仅考虑了本区的户籍人口规模，而很少考虑实际居住人口，特别是将外来人口排斥在外。然而，与教育、低保等公共资源具有一定的分割性与封闭性不同，公共体育设施的受益范围更加具有公共性与开放性特征，原则上可供任何居住人口使用，但如果按户籍人口作为基数配置公共体育资源，便难以满足常住人口的体育参与需求。因此，政府须根据属地化管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以常住人口为基数，增加公共体育资源的供给数量，从而减少人口规模增加与公共体育资源供给数量不足之间的矛盾。

第三，按人口结构差异提供针对性的公共资源配置，同时向广泛而迫切的需求人群倾斜。公共体育资源的配置不仅要以人口总量作为依据，同时还应根据社区内群体构成及其需求的不同，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差异化的公共体育资源服务模式，满足不同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等居民对公共体育资源的消费需要。特别是对于老龄人口、学龄人口等体育参与需求较大的特定群体，需要制定专门的特殊群体健身计划，加强社区体育场地、体育组织等建设，确保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向广泛而迫切的需求人群倾斜。

第四，优化公共体育资源的空间布局，盘活现有资源。当前，城市在公共空间建设和治理过程中，已经开始关注公共体育资源空间布局与市民的体育文化需求的匹配，但总体而言，其更加追求公共空间总量以及人均公共空间的平衡，没有考虑具体的人口分布状况，导致体育资源空间布局与市民需求的不相适应问题。例如，许多城市宁愿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大型体育场地与场馆建设、大型群众体育活动组织上，却不愿花资金建设更加贴近人口集聚区的社区公共体育空间。

（二）从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出发，盘活现有资源

作为城市管理者，在“十三五”期间，需要从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出发，盘活现有资源，提高现有资源的供给质量，使公共体育资源空间设计更加适应市民需求。

一是要改变公共体育资源投向大型体育场地（馆）、大型群众体育活动的政绩化、功利化的模式，加大社区公共空间建设投入，以“最佳服务半径”为原则，在资金和规划上优先保证提供“群众身边的体育场所”，使得市民能够方便、就近参与体育健身。

二是协调好体育场、体育馆、文化馆、活动中心、学校操场等城市现有公共体育资源，强化公共体育场馆的公益属性、社会属性。

三是探寻将学校或单位体育资源调动起来的合理路径。例如，上海目前有市民卡，市民可以使用这张卡在每天及周末规定的时间里进入社区里的中小学进行各种形式的锻炼。但是，学校体育场馆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由于面临场地保养费、场地维护费、卫生清洁费、水费、电费、安保费、管理人员工资等，学校难以承担；另外，体育场馆值班制度、现场管理制度、出入制度、活动记录制度等安全保障制度缺位，也使学校面临更大安全压力。经费和安全等问题给学校带来较大压力，使得市民卡的这项功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挖掘。因此，对有条件开放的学校体育场地，还需要提供安全、资金、人员方面的保障，解决好学校体育场地（馆）不想开、不敢开的后顾之忧，从而真正将市民身边的体育资源调动起来。

四是积极营造更多的体育休闲方式，统筹兼顾好市民休息、锻炼等诸多方面的关系，倡导市民以散步、纳凉、“乐跑”等相对安静的户外体育锻炼方式为主。与此同时，也可以借鉴“新加坡邻里中心”的模式，为社区居民的休闲、体育锻炼提供户内的公共活动空间，以缓解户外人口与公共空间的矛盾。

说明：本文系湖南师范大学青年基金项目“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更高质量的城镇化研究”（14XQN07）、博士启动项目“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人口城镇化质量提升的路径研究”（2014BQ05）、公共管理学院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2014GGY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孟兆敏，吴瑞君.人口变动与公共服务供给的适应性分析――以上海市为例[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1）.[2]罗旭.基于社会分层视角下的大众体育健身需求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8）.[3]高军波，周春山.西方国家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理论及研究进展[J].世界地理研究，2009（4）.[4]蔡玉军，邵斌.城市公共体育空间基本理论与应用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4（3）.[5]史晓平，陈海松.我国城市噪声扰民的历史渊源及破局之道――以公园舞广场舞的群己权界争议为例[J].上海城市管理，2015（2）.[6]湖北频道―凤凰网.武汉三镇人均健身面积1.29平方米，低于全国全省水平[EB/OL].凤凰网，2014-08-12[2016-04-0420].http：//hb.ifeng.com/news/cjgc/detail_2014_08/12/2748597_0.shtml.20].http：//hb.ifeng.com/news/cjgc/detail_2014_08/12/2748597_0.shtml.[7]黄晨熹，魏丽冬.广场舞之争考验社会治理能力[J].社会观察，2014（9）.[8]杜鹏，王武林.论人口老龄化程度城乡差异的转变[J].人口研究，2010（2）.[9]杨成，寿在勇.老龄化社会背景下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缺位与补位――以广场舞为例[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5（2）.[10]蔡玉军，邵斌等.城市公共体育空间结构现状模式研究――以上海市中心城区为例[J].体育科学，2012（7）.[11]张信思，刘明辉，赵丽娜.“广场舞矛盾”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规划管理[J].中国园林，2014（8）.[12]袁继芳，陈建国.从广场舞扰民看城市体育休闲公共空间的缺失[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4（9）.[13]侯胜川，宋梁.“广场舞事件”所折射出的社会问题探析[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4]梁勤超，李源，石振国.“广场舞扰民”的深层原因及其治理[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6（1）.[15]高向东，吴瑞君.上海人口空间移动与公共管理和服务资源配置研究[J].科学发展，2013（3）.责任编辑：张炜

第二篇：从不同角度看供给侧改革

从“质量管理专业”角度看供给侧改革

从中国政府改革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可谓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时间里最深刻的一次政府功能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要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多方面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供给约束，使产业、企业的自然活力非受限于作为公共政策供给方的政府约束，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打破垄断经营，其核心是放松管制、释放活力,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矫正以前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扭曲。（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质量管理研究所整理）。

从企业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去除无效和中低端产品过剩产能的包袱，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提质量、补短板”。其中包括处置僵尸企业、去除过剩产能、化解房地产库存、防控金融风险、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效率、补充供给短板和化解结构矛盾等具体方面。企业依靠创新（包括政策制度创新、方法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提供附加值含量更高的、质量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获得更好的国际竞争力。

从资本市场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从六个方面入手：一是推动资本市场规模发展；二是推动资本市场的制度改革，首先要进行发行制度改革；三是推动上市公司标准的调整；四是进一步完善退市机制；五是交易制度要做相应调整，实行熔断机制；六是有效推进并购重组。

从产业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将导致第三产业占比上升，第二产业中传统工业占比下降、新兴产业占比上升。

而从收入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将引发经济蛋糕的重新分配，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激发经济发展的动力，强化发展后劲。

从“质量管理专业”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就是提高产品（工程和服务）的质量，增加品牌的附加值。

第三篇：内蒙古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与建议

内蒙古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与建议

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已进入历史性转折新阶段，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内蒙古应正确研判我国农业发展新形势，树立新理念，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培育新动能，加快实现农牧业大区向农牧业强区转变。推进内蒙古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统筹保供给、保收入、保生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增加农牧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为主要目标，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绿色发展、提质增效为重点，创新体制机制，强化科技支撑，优化资源配置，扩大有效供给，增强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真正形成更有效率、更有效益、更可持续的农畜产品有效供给体系，不断提高我区农牧业发展的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一、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生产体系

优化农牧业产品产业结构。按照稳粮、优经、扩饲的要求，统筹粮经饲协调发展。逐步改变我区玉米“一粮独大”的作物结构，形成以养带种、牧林农复合、草果菜结合的种植结构。粮食作物要巩固提升优势区，适当调减非优势区。本着适区适种的原则，在玉米优势产区重点发展高淀粉、高赖氨酸的加工型玉米；在农牧结合区坚持种养结合，积极扩种青贮玉米；适应市场需求，鼓励发展鲜食型玉米。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要保持适度扩大态势，优化品种品质和区域布局。继续加大设施蔬菜财政扶持力度，逐步提高市场供应能力。饲料作物要大力扩大种植面积，培育壮大现代饲草料产业体系。推进大小牲畜协调发展，改变“一羊独大”的养殖结构。坚持“稳羊增牛扩猪禽”发展方向，实施千万头肉牛发展规划，稳定奶牛养殖头数；顺应我国畜牧业生产区域“生猪养殖北上”的新布局，制定实施生猪产业发展规划，鼓励玉米主产区大力发展生猪养殖业。鼓励发展附加价值高的特色养殖、特色种植，把地方土特产和小品种做成带动农牧民增收的大产业。开展马铃薯主食化行动，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马铃薯食物资源。

继续加大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畜于草”战略，严格保护基本农田草场，建设高标准农田草场，提升农田草牧场单位面积产出。大力?_展以水为中心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推广以喷滴灌为主的高效节水种植技术，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加大设施农业特别是蔬菜产业发展步伐，积极开展标准园创建活动。稳步推进牧区高效节水灌溉饲草料地建设，配套建设暖棚、畜圈、人畜饮水井、储草棚等基础设施。提升耕地草场质量，大规模推进土地整治、中低产田改造。

强化农牧业科技创新驱动作用。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创新农牧业技术体系和技术路线，为农牧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深化产学研用合作，建立一批现代农牧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和农牧业科技创新联盟，推进资源开放共享与服务平台基地建设。鼓励发展农牧业高新技术企业，加强对企业开展农牧业科技研发的引导扶持，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和应用的主体。吸引龙头企业和科研机构建设运营产业园，发展设施农牧业、精准农牧业、精深加工、现代营销，带动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和农牧户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生产，推动农牧业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增值。

加强生产标准化管理。实施国家农业标准化战略，突出优质、安全、绿色导向，健全农畜产品产地环境、生产过程、收储运销全过程的食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加快实现内外标准的统一，用标准、规划来引领农畜产品的优质化。实施农业标准化发展行动计划，加快建设以粮食、蔬菜、特色林果、中药材等为重点，涵盖生产、加工、储存、包装、运输、流通等环节的标准体系。鼓励企业建立和完善生产技术、工艺流程、质量控制等各环节的农业企业标准体系。着力培育和保护农畜产品的品牌，让品牌为农畜产品担保，通过品牌建设真正实现优质优价。

提升安全食品供给水平。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加强农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监管，着力构建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在重点产品生产企业推行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实现产品质量安全顺向可追踪、逆向可溯源、风险可管控、责任可追究，全面实施市场准入制度。切实加强产地环境保护和源头治理。深入推进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加大农药残留、水源污染、土壤重金属超标等环境问题的治理力度，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加快无公害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农产品地理标志等“三品一标”农产品建设步伐。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强化风险分级管理和属地责任。

二、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

提升农畜产品加工转化能力。加快实施农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工程，重点开展初加工、主食加工、质量品牌提升、技术集成、综合利用能力建设。鼓励龙头企业打造全产业链，支持企业加强农畜产品深加工科技攻关和产品研发，促进农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及综合利用加工协调发展。2017年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力争达到65%，精深加工转化率超过30%。

促进农牧业产业链延伸。推进农牧民以土地草场经营权、农畜产品等入股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让农牧民既能获得生产环节利润，又能获得农畜产品加工、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的利润，促进农牧民增收。通过规划和政策引导，促进主产区农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在优势农畜产品产地打造食品加工业产业集群。实施主食加工提升行动，大力推广“生产基地+中央厨房+餐饮门店”等模式。围绕减少流通环节、降低安全风险，积极推进产销对接、农超对接、农校对接。

实施“互联网+现代农牧业”行动。加快电子商务、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信息分析模拟、冷链物流等技术在农牧业生产、流通、销售中的应用，积极利用电商、物流等现代商业模式对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进行改造。重点发展“互联网+农牧业+深加工”“互联网+农牧场+配送”等模式，鼓励对大田种植、畜禽养殖、特色农畜产品生产等进行物联网改造。

积极开发农牧业多种功能。着力打造体验型新业态，实现农牧业从生产向生态、生活功能拓展。推进农牧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农家乐、牧家乐、采摘园、开心农场、开心牧场、葡萄酒庄、垂钓中心等体验型业态。充分利用生态风光、农牧文化、美丽乡村等元素，推动种养业、加工业、餐饮业、创意农牧业等互相渗透、互相提升，促进休闲观光农牧业提质增效。

三、加快构建现代农牧业经营体系

鼓励引导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农牧民合作社、家庭农牧场“三大主体”，充分发挥新型规模经营主体在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引领作用，通过溢价收购、利润返还、股份分红等多种形式，带动农牧民共同致富。

开发农村牧区人力资源。优化我区农牧业从业者结构，加快建设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牧民队伍，把职业农牧民培养成为自治区现代农牧业发展的主力军。深入推进现代青年农场主、牧场主培养计划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计划，探索培育农牧业职业经理人，培养适应现代农牧业发展需要的新农民、新牧民。

推进专业化管理和社会化服务水平。培育专业化服务组织，建立农牧业产前、产中、产后全链条的专业化服务队伍建设，提升农牧业生产过程和投入品的专业化管理水平。总结推广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试点经验，扶持培育农机作业、农田灌排、统防统治、烘干仓储等经营性服务组织。支持供销、邮政、农机等系统发挥为农服务综合平台作用，促进传统农资流通网点向现代农资综合服务商转型。

完善龙头企业与农牧民利益联结机制。围绕股份合作、订单合同、服务协作、流转聘用等利益联结模式，鼓励龙头企业建立与农牧户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2017年全区龙头企业与农牧民建立紧密利益联结的比例力争达到50%。重点发展“订单农牧业”和股份合作。

四、深入推进农村牧区重点领域和关键性改革

积极推进农村牧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稳定农牧区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三权分置”改革。依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引导农牧户自愿互换承包土地，实现连片经营。加快推进房地一体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推进集体的经营性资产确权到户，实现农牧民对集体资产的占有使用和收益分配的权利，拓宽农牧民的增收渠道。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维护农户依法取得的宅基地占有和使用权，探索农村集体组织以出租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空闲农房及宅基地，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大力发展集体经济。集体经济是实现农牧民共同富裕的根本所在。自治区应及早明确村级集体经济的地位、功能，提出扶持和发展措施；安排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对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项目，要给予税费减免、贴息贷款等优惠政策扶持。从各地实际出发探索发展集体经济有效途径，鼓励开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等改革，增强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和实力。

鼓励各类人才返乡下乡创业创新。支持进城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现代农牧业和农村牧区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鼓励高校毕业生、企业主、农业科技人员、留学归国人员等各类人才回乡下乡创业创新，将现代科技、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引入农村牧区。整合落实支持农村牧区创业创新的有关市场准入、财政税收、金融服务、用地用电、创业培训、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各地要加快建立返乡创业园、创业孵化基地、创客服务平台，开设开放式服务窗口，提供一站式服务。

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l挥政府支农投资的引导作用，积极探索资本金注入、以奖代补、担保、贷款贴息以及PPP等多种政府支农投资方式，按照“谁投资、谁管理、谁受益、谁所有”的原则，吸引社会投资，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等各种经济成分从事农牧业生产。构建新型农村牧区金融体系，为农村牧区市场主体提供多元化、多样性的融资方案。

健全农牧业保险制度。农牧业保险要服务于构建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适应农牧业产业链建设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趋势，在横向上农牧业保险要尽快覆盖农林牧渔各主要产业；在纵向上，农业保险要与农牧业产业链加速融合，从农牧业生产环节向产业链上下游的加工、储存、流通、贸易直到终端消费等各个环节延伸。

（作者系自治区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康红波

第四篇：从物流行业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

从物流行业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

近期，“供给侧改革”作为一个热词频繁出现在各行各业的高层对话中。什么是供给侧改革？物流技术装备行业的从业人员该如何积极的投身到供给侧改革的大潮中去，并为之做出贡献？“LT”联席演讲与领袖对话为大家解答。

原国内贸易部党组成员总经济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首席顾问 丁俊发

供给侧改革到底是哪几个方面来发力？

主要是三个方面发力，第一个方面是工业；第二个方面是服务业；第三个方面是政府。我们讲到供给的时候，一定要讲产品供给，一定要讲服务供给，一定要讲政府的制度和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公共资源的供给，现在中国这三个方面都有问题。比如说，产品，目前来讲是供大于求，产生了产能过剩，当然了，这个产能过剩，现在重点讲煤炭、水泥、玻璃，前段时间在机械工业联合会参加他们的专家委员会开会，整个机械联合会监测的400多种零件，60%多都是产能过剩。所以我们讲的产能过剩并不是说光是钢铁产能过剩，我们整个中国的很多工业，不管是重工业也好、还是轻工产品也好，因为大量的金属和贸易，由于整个世界经济的下行压力很大，所以我们进出口贸易受到了很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管是重工业产品也好、轻工业产品也好，过剩成为一种常态。

另外一种是供不应求，我们现在中国，比如说中国好多人都出国旅游，一年要消费到一万亿人民币，大量的东西是购买国外的商品，也就是说，中国很多东西自己不生产，老百姓需要，但中国没有。还有供而不求，有供给，老百姓不消费，为什么？假冒伪劣，好多东西价格太贵了，老百姓感到没有幸福感，没有获得感。在这里来讲，涉及到我们物流的技术和物流的装备，也同样有这个问题，我们在座好多搞物流技术装备的，也有好多产能过剩。所以我们在供给侧改革中间，要改变我们的结构，要改变我们的产品，要提升我们的产品质量，包括我们的服务要跟上，可能我们今后发展趋势里面，我们不是制造产品，实际上买产品在我们销售额里面占50%，我们和其他的一些互联网企业，和一些物流业的结合等等。

第二个是服务的供给，最近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讲的，美容是韩国的第二大产业，我们大量的人都到韩国去整容，那是因为中国没这种服务。包括我们的健康产业、文化产业，还有街道社区的家政服务等等很多都跟不上，我们可再生资源的利用服务也都跟不上。我们的物流也是，好多企业家特别是搞制造业的，物流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但我们物流成本高，国家真正能够提供供应链方案的企业太少，大家都挤在仓储里面恶性竞争。

第三个是政府制度和公共资源的供给，我只讲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土地是政府控制的，我们的银行，现在是民间的银行发展的还很少，速度也很慢，资金也是国家控制。我们一年的货币超过130万亿人民币，但是我们的运转不了，67万亿的GDP，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资金的流动性差，融资成本太高。经工信部调查，我国66%的企业反映资金紧张，融资成本太高，第二位的是税费太高，占了54%，我们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和统计局发布的PM指数里，第一位就是反映企业融资困难的，占到43%。我们现在要使整个经济系统流动性改善，使整个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包括三农企业，真正能够保证他们的融资的需要，这都是供给方面的问题。

北京伍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尹军琪：

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提供客户满意的、消费得起的物流产品和服务

供给侧改革简单来说或者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给用户提供一个合格的、满意的产品。从它的定义来讲，还要降库存、降成本，降成本什么意思？要让消费者消费得起的产品，不能价格太高，消费者消费不起，房价太高他买不起，这是供给侧改革重点的内容。从物流装备这边还是这样，要提供客户满意的、消费得起的物流产品和服务，这是我们供给侧改革的一个核心内容。

针对现在中国的现状来讲，我们要提倡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或者世界顶级的技术，但这不是全部，从目前中国的国情来看，我们提供满足客户当前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是非常重要的。从我个人的体会也是这样，我们无论到现在的工厂去看还是到我们现在的物流中心去看，我们很多的系统是不合格的，我们很多的产品也是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如何提供一个稳定的、优良的产品，就是我们现在要改革的或者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改革方向和目标都是非常清楚的。

德马泰克 王悦：打通需求端到供给方的“通道”

国家提出供给侧改革，国家的想法是打开两侧，从需求端到供给方都要打开。要做的工作是疏通中间，把中间疏通了，其实两侧自然这种供求就平衡了，整个社会就会稳定。如果消费者或者用户买什么什么都贵的要死，厂商做什么也都不挣钱，重要的还是要把供应链给它打通。

像我们这样的系统集成商和物流设备制造商，要使用户端和供给端都能够共享一个共同的平台，做到透明化、标准化。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我们供给侧的变化，国家提倡的这些大的指标去库存、去杠杆等等自然就实现了。

上海力卡塑料托盘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文龙:供给侧实际上是产品优化

就我而言，我现在有300多款的塑料托盘，太多了。我们也不是说现在标准化托盘用了以后，个性化的托盘全部不用。现在不管日本还是欧美，他们标准化的托盘用得很多，我们跟他们比差得太远。所以实际上我们要把这个标准化打通，从周转箱到托盘，到流水线，到货架，整个集成，包括集装箱，所有的东西全部搞起来，优化产品。我们现在讲的供给侧实际上是一个优化产品的过程，日本租赁公司讲减少时间、减少浪费等等，实际上就是提高它的效率。我们公司这几年，实际上就是练内功，我现在有三个中心，一个是研发中心，大量的投入，我现在开模具都是自己开，第二个，我所有现在生产体系，就像机械手、流水线、机器人从这方面靠，还有我现在一个检测中心，今年达成以后，我要在国内还算做成一个比较领先的检测中心。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我而言，就是要“做好托盘，把质量做好”，我认为根本就是要有一种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做精做强的思想把产品做好，否则根本不行。

昆船物流副总经理 姜宋奇：供给侧改革不仅仅是产能过剩的问题

大家说的话题更多的偏重于产能过剩要怎么解决，但我认为供给侧的改革有两方面的核心：一方面是随着我们整个企业发展社会的转变，有一些是产能大了，要去产能，怎么调整这个东西，降低产量，来提升多品种、多规格满足市场要求的需要。还有一个是供给侧改革，我们一些新行业、新产业的发展还不是去产能的问题，而是要扩大产能，提高生产效率和自动化的问题。我认为供给侧改革是两方面的东西，一方面是压低库存，压低生产量，另外一个是不断的扩大能力，扩大生产，满足社会的一些要求和需求，尤其是后者是对于新兴行业，特别需要。我得第二个观点：我们作为自动化物流装备的集成商或者服务商，我们这个行业，说到底我们还是一个终端客户为其他企业提供服务的，在服务过程中，有一些供给侧改革物流装备智能化工业4.0智能制造，在我们国家各个企业和行业的自动化水平发展是不一样的，也有人说，我们的“智能制造202”5或者“工业4.0”，在我们国家有些行业的水平已经发展得比较高了，可能接近于3.5或者3，也有一些可能只有在2.0和1.0的水平。所以我们在给客户提供方案的时候，一定要给客户共同研究，找出他在升级改造过程中最痛点和难点，提供好的适合他目前发展阶段总体规划方案，同时提出来与之相同的智能装备满足行业的需要。

各行各业发展的不平衡，例子很明显。我们国内的烟草工业，在目前范围内它的水平是最高的，包括国外提供最高速的卷烟包技术，都是在中国采用试用的，中国烟草也面临瓶颈，产能是过大的，但是烟草行业需求又是千差万别的，不同时期烟的销售品牌不一样、档次不一样，还有包装形式不一样，现在大家就可以看到从去年、前年来看，有些是软包的烟好卖，有段时间硬包烟好卖，烟草工作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智能化改造的水平，希望原来的大批量流水线怎么搞成柔性化的生产，根据市场销售情况，终端销售的情况再来做不同规格的烟，这是烟草工业智能生产的情况，我们现在正在跟烟草行业的专家协商、商量整体的解决方案，满足我们国家烟草工业信息化水平的需要，这是我对整个智能制造和供给侧改革的一些理解。

德马集团总裁 卓序

我觉得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是倒逼机制，中国虽然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也生产了这么多产品，也产生了这么庞大的制造业，但是为什么要供给侧改革？就是需求方还对现在的供给不满意，因为不满意倒逼供给方需要来改善、需要来提高。

总结：给供给侧改革物流领域的建议

首先，大批量、低成本定制是关键的举措。要做到大批量、低成本定制，把产品做到国际化水平，超过国际化水平，使得自己公司在做工作的时候没有落后，没有拖供给侧改革的后腿。第二，做好方案，一定要了解客户需求，让我们的解决方案满足客户的需求，能够给客户提供物流上面的核心价值、核心竞争力。

第三，做好服务，要能够理解、了解客户的真正需求，能够把客户服务到位。

物流技术装备业是物流管理环节的核心部位，这个核心部位，我们不仅搞好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还要心里头装着行业、社会，强调标准化，行业共用，为整个行业的物流成本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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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解读客户需求与协同价值创造

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解读客户需求与协同价值创造

——以乐视公司为例

摘要：本文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出发，首先对供给侧改革相关概念的产生与内涵进行了分析与介绍，并对从多个角度出发对供给侧与需求侧进行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分析了乐视公司在供给侧改革客户需求与协同价值创造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形成的的独特竞争力，最后对行业内相关企业提出了一些建议。关键词：供给侧；需求侧；改革；价值创造 背景分析

世界经济环境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全球经济结束了大稳定的“旧常态”而进入了“新常态”。我国经济在“三期叠加”阶段，面临着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产品供需错配、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市场机制运行不畅等结构性问题，要求我国必须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今的手机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产能过剩的行业。按照赛诺数据统计，2014年，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为4.6亿台，2015年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为4.7亿台，预计2016年出货量仍为4.7亿台。市场总量不再增加，品牌之间的相互侵蚀则成为了未来竞争的主题。

手机市场增速放缓，同质化竞争严重，低层次的价格战又限制了行业的发展。根据经济学常识或是中央的号召来看，手机行业是一个典型的需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行业。激活市场、促进消费、扩大销量这条路既不适应大势所趋，也不是手机厂商可以决定的。所以只有通过供给侧的改革，也就是手机厂商需要作出改革和调整，不断依靠提供高价值的“供给”，包括内容和服务，才能创造更高的利润空间，为行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供给侧改革介绍

2.1 供给学派的产生与发展

供给学派是适应经济发展的实践而逐渐形成的。供应学派的理论与实践发展过程如下：

（1）萨伊定理。供给学派的“鼻祖”萨伊提出了“供给创造需求”，“产品是以产品购买”的著名论断。萨伊认为，一项商品生产出来并与他人交换，这使生产者具有购买其他商品的需求。人们总是拥有无穷的欲望，但欲望却不都是需求。只有提高生产水平，创造和他人交换的价值，才具有消费能力。因此，萨伊主张打破垄断、减少管制、减少税收，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供求均衡。但是，20 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使“萨伊定理”失效，导致“凯恩斯主义”得以流行，被称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批评“萨伊定理”忽视了货币参加流通使得产品在买和卖的时空上发生分立，明确提出消费不足是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源。凯恩斯主张，由国家实施调控，刺激消费，通过国家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西方在经历短暂的繁荣后，到20 世纪70年代，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滞胀”的局面，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为解决“滞胀”这个发展难题，美国学者阿瑟.拉弗提出了“拉弗曲线”理论。

（2）拉弗曲线。为纠正“凯恩斯主义”过分注重刺激需求的错误做法，新供给学派认为人们欲望无穷，消费只是生产的自然结果，根本不需要考虑刺激政策的问题。因此，当消费产生不足的时候，那就是因为生产环节即生产侧出现了问题。这就必须通过减免税收来促进企业生产，以达到增加税收的实际效果，此即为“减税的目的是为了加税”。（3）供给革命 世纪70年代的“滞胀”现象，不仅对凯恩斯经济学构成根本性挑战，也掀起了社会各界对自由派政策的不满。里根的施政纲领主张，通过大幅度的减税计划来支持企业发展、解除对部分行业的竞争管制来激活市场机制、削减社会福利来缩减政府规模、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来实现自由贸易，被社会各界认为反映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里根的“供给革命”，本意是希望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以激活微观机制，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进而解决供需失衡的短期宏观经济问题。但是，从微观效率改进到宏观产出增长两者之间存在着漫长的传导过程，难以产生里根期待的“立竿见影”的效果。特别是在政府引导企业发展过程中，往往会更为深入地干预企业生产，致使行政权力扩张，进而产生权力“寻租#或权力腐败行为，导致“萨伊定理”逻辑链条的”中断。里根供给革命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采取的政策仅仅局限于局部调整，改革举措也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这对于我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警示意义。

2.2中国供给侧侧改革概念的产生与含义

在中国，所谓的“供给侧改革”诞生于我国经济政策的调整过程中，本意是指，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侧重在供给而非生产端，核心思想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因为高成本是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这就需要从消费者角度来考虑问题，一定不能只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考虑，其实质在于把握消费端的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有一定的破坏性意义，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需要创造性破坏才能达到破旧立新的效果。其实这种创造性破坏在经济领域常常发生，每次发生的时候，总会有人从旧的产业转向新的产业，创新的同时就是淘汰。2.3 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差异比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资源要素实现最优配置，使经济增长提质增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必须落到结构改革上，与需求侧管理具有较大的不同。需求侧管理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管理主要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实际上，供给侧与需求侧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有眼前经济的稳定增长，又要考虑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在兼顾需求侧的同时以供给侧为主导推进结构性改革。就改革指向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向主要是指向生产者，着重从供给角度进行结构性改革，主要着重于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通过减免税收，鼓励生产者推动技术创新，来提高供给方资源的配置效率，以达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和技术创新。需求侧改革指向是消费者，主要将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反复在增加出口和扩大内需上做文章，以此来拉动消费。

就改革效果来看，供给侧改革由于政策传递到企业，再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生产过程需要长期才能见效，这是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要求改革者具有远大的抱负、足够的定力和相当的智慧才能够取得成功&供给侧改革注重以中长期的高质量制度供给统领生产的创新模式，取代短期需求调控为主的凯恩斯主义模式，在优化供给侧环境机制中，强调以高效的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市场空间，激发微观主体创新创业、创造产能。需求侧改革注重有效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并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鼓励居民消费，具有见效时间短、效果更显著的特点。供给侧视角的乐视客户需求与协同价值创造 3.1乐视公司概况

乐视，原名乐视网，成立于2004年北京，享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致力打造基于视频产业、内容产业和智能终端的“平台+内容+终端+应用”完整生态系统，被业界称为“乐视模式”。乐视垂直产业链整合业务涵盖互联网视频、影视制作与发行、智能终端、应用市场、电子商务、互联网智能电动汽车等；旗下公司包括乐视网、乐视致新、乐视移动、乐视影业、乐视体育、网酒网、乐视控股等。

3.2乐视超级手机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

（1）提高手机硬件性价比

2015年的手机市场纷纷通过做高品质的千元机来淘汰落后产能，升级用户消费。具体的表现则是小米、魅族、乐视、奇酷、一加纷纷发力1000—1500元市场，让千元机在外观、设计、性能上都可媲美旗舰机。这个大方向来看，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复合用户的需求的。这也是多数手机厂商正在坚守的一个阵地。

乐视从一开始就承诺，不做百元机，而是不断提升旗舰机的体验价格比，为用户创造全新价值，引领旗舰机消费潮流，首发推出标准旗舰乐1，引领旗舰机进入1499生态手机时代。同时发布的顶级旗舰乐1Pro和乐Max，锁定2500-3000价格段和3000+价格段的旗舰市场。去年年底，更推出国民旗舰乐1s，引领旗舰机进入1099硬件负利时代。

乐视超级手机的硬件和性价比上已经达到了国内手机行业中的较高的水准，为了给客户更好的体验和服务，乐视的“供给侧改革”要推进的就是乐视的生态。

（2）打造革命性的产品形态和颠覆式的生态商业模式

乐视超级手机用革命性的产品形态和颠覆式的生态商业模式，构建平台+内容+应用+终端的生态模式的乐视生态模式。乐视手机是生态系统中终端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乐视超级手机是一部生态手机，而再是纯硬件堆砌而成的冷冰冰的产品，它是一个移动互联网的生态系统，承载着丰富的内容和服务，具有鲜活的生命和更高的价值。从这个角度而言，乐视超级手机推进了整个手机产业的发展和进步。

乐视超级手机生态模式的成功也带来了其赢利模式和定价模式的转变，实现了硬件负利销售，生态补贴硬件的模式。在2015年，乐视率先提出了“负利销售”的理念。乐视第一代超级手机发布时，乐视就在全球首先采用了量产成本定价模式。但随着乐视生态不断完善、服务能力提升，乐视的生态赢利足以补贴硬件带来的亏损，所以乐视再一次将售价降低至低于量产成本，所以中端旗舰机配置的乐1S最终定为1099元，所以高端旗舰机乐Max Pro最终定价为1999元。

（3）技术创新

除了生态和价格之外，乐视超级手机的创新能力也是突出，多项技术创新能力甚至已经超越了苹果、三星等国际品牌，在国内市场更是无人能及。

乐视超级手机首创了ID无边框技术，全悬浮屏幕让乐视超级手机的边框达到了最窄，虽然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边框并且饱受争议，但是却让乐视超级手机在外观上更加具有美感。乐视超级手机还是全球首个采用Type-C技术的手机，在传统 USB 接口中需要反复拔插、寻找“正确”方向的问题已经被消费者广为诟病的时候，乐视超级手机Type-C接口的出现大大的方便了我们的使用，并且乐视的这一技术领先了行业整整半年时间。乐1s是全球首款采用镜面指纹识别的手机，被称为业内最美的指纹识别手机，并且镜面指纹识别的速度能够达到0.15s，比目前主流的0.5s的解锁速度要快上数倍。3.3乐视手机供给侧改革所带来的核心竞争力与价值

（1）独特的生态力

生态力是“人无我有”，作为一个开放的闭环生态，乐视生态在平台、内容、硬件、EUI、应用上全方位开放，让用户拥有全新的体验和价值。也为用户创造全新的商业模式，以生态补贴硬件，低于量产成本定价，引领硬件负利时代。乐视推出预存会员费、0元购手机的政策，这是乐视独有的商业模式和定价模式能够支撑地，这也让梦想照进了现实。实际上乐视已成为运营商，不是通信运营商，而是生态服务的运营商。（2）强大的品牌力

品牌力是“人有我优”。乐视通过强大的公关传播和生态整合营销来实现其品牌力。从乐视TV、乐视云、乐视体育、乐视影业、乐视网、乐视音乐等乐视子生态的发布会，和其他营销传播活动，来带动手机品牌的提升，所有生态内的资源，都可以成为乐视超级手机传播营销的推动力。（3）创新的渠道力

渠道力上，乐视形成了全渠道多兵种立体作战的成熟模式。全渠道就是线上自有商城、第三方京东、天猫等，线下公开渠道、运营商渠道。多兵种是指不只是销售，还有公关传播、市场推广，这样才能形成空军和炮兵部队、全渠道的陆军、客服物流的野战医院服务体系等等的立体协同作战。

另外，目前在手机行业内有一种否定运营商在终端产业链的功绩和推力作用的倾向。但事实上，运营商依旧是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关键在于如何运用这种力量。运营商的补贴依旧存在，但是不创新合作模式是拿不到的。在运营商合作上，乐视创新提出生态型运营商合作模式。抛弃了“手机硬件+套餐补贴”的传统合作模式，进而开创了“生态+手机+流量+服务”的生态共赢模式，这让乐视手机、运营商与用户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双方可以共同获取用户，共同服务用户。乐视与联通的生态型合作已经成为终端手机厂商和运营商合作的典范，去年联通刚性包销130万台乐视超级手机，也成为历史上的首创。4 总结与启示

2015年国内手机出货量已经超过5亿部，如今的国产手机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产能过剩的市场。中国手机行业竞争陷入价格战，同质化严重，加上国产手机市场趋于饱和，“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环球化”等要害词成为行业转型生长的重点。从2015年的市场变化来看，注重品质、注重设计、注重技术等词语谈的越来越多，“质价比”渐渐成为了国内手机厂商更为关心的问题，也成为了手机行业“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按照“质价比”原则，国内各个手机厂商都开始了新的调整。

国内手机行业发展到智能手机时代以来，从最开始注重普及抢占用户的低价手机时代，到后来的开始注重手机流畅度的硬件手机时代，再到现在注重用户体验的生态手机时代，手机行业的发展一直是与用户的需求密不可分的。在未来的手机行业中，谁能够给予用户极致的体验，谁就会占据更多的手机市场份额，在这一点上乐视超级手机走在了其他友商的前面，乐视超级手机依靠自身的内容优势和服务优势率先给予了用户生态的内容和服务体验。乐视手机的供给侧改革的一些做法与理念值得同行业的思考与借鉴。无论是“供给侧改革”还是“消费侧的改革”，其实都是提升用户体验这一个方面的两种做法。用户需要“参与感”来倒逼企业进行产品的完善，但消费者需要好的“供给侧改革”来开天辟地，从方法论的层面来提升体验。

参考文献

[1] 冯志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经济问题.2016(02).12-17.[2] 李智，原锦凤.基于中国经济现实的供给侧改革方略.价格理论与践.2015(12).23-27.[3] 张襦心.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新民周刊.2016（10）.34-40.[4] 云晴.通信业供给侧改革:关注科技和制度创新.通信世界。2016（08）.12-18 [5] 向坤.从供给侧改革看通信行业的转型升级.中国电信业.2016(02).26-31.有“供给侧改革”一说，就会有“消费侧改革”一说。在“消费侧改革”做的最好的还是小米。小米联合创始人黎万强曾用《参与感》一书来详尽阐述小米的“消费侧改革”。手机市场的“消费侧改革”典型的案例就是小米的MIUI每周更新，这种有消费侧可以通过“参与感”迅速完善一款产品，但是在真正大方向上的升级或者调整，其实还是需要“供给侧”去把关。

其实，无论是黎万强还是冯幸的观点都是正确的，无论是“供给侧改革”还是“消费侧的改革”，其实都是提升用户体验这一个方面的两种做法。用户需要“参与感”来倒逼企业进行产品的完善，但消费者需要好的“供给侧改革”来开天辟地，从方法论的层面来提升体验。

因为“消费侧”的用户是不专业的一群人，他们只知道手机拿在手里好用不好用，但却不知道为什么好用或者为什么不好用。不少用户需求用户自己是不知道的，这种需求需要厂商主动去开发，去寻找，去引领。“供给侧改革”有这些坚守、迷茫与错乱

当今的手机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产能过剩的行业。按照赛诺数据统计，2014年，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为4.6亿台，2015年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为4.7亿台，预计2016年出货量仍为4.7亿台。市场总量不再增加，品牌之间的相互侵蚀则成为了未来竞争的主题。

而根据经济学常识或是中央的号召来看，手机行业是一个典型的需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行业。激活市场、促进消费、扩大销量这条路既不适应大势所趋，也不是手机厂商可以决定的。所以，“供给侧”，也就是手机厂商需要作出改革和调整。

这种改革和调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2015年的手机市场纷纷通过做高品质的千元机来淘汰落后产能，升级用户消费。具体的表现则是小米、魅族、乐视、奇酷、一加纷纷发力1000—1500元市场，让千元机在外观、设计、性能上都可媲美旗舰机。这个大方向来看，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复合用户的需求的。这也是多数手机厂商正在坚守的一个阵地。

而第二个方面也有待商榷。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手机厂商的迷茫和错乱。手机市场在2015年一直在拙劣地尝试着各种各样的“新供给”，企图为这些新供给论证合理性，将消费者当成被动的接受者，强行推进自己的商业目标。这里面包括造作的故事、鸡肋的功能、苍白的互联网生态模式以及倒行逆施的高价战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益提升的方针，体现了我国经济工作思路和宏观调控指导思想的创新。一方面，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说，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及其特征，是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时代的决定性因素。人类社会文明的提升过程中，关键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创新都是发生在供给侧。过去需求侧总量视野内称为动力来源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其实必然要衍生出结构化动力问题，我们只有将这种结构化的逻辑传导、转移到供给侧，并充分展开，才可以有效形成对整个经济增长动力体系的认知和把握。

另一方面，从我国经济社会转轨过程和具体国情看，客观上特别需要注重供给侧结构问题。在“三农”、区域协调、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国防、重点建设等方面补短板、优结构，特别是以制度供给、深化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化解矛盾累积与隐患叠加、引领新常态，形成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