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薛毅: 城市与乡村: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
薛毅: 城市与乡村: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
2009-12-10 16:38:24 来自: DEREC 农民作为他者
1980年《人民文学》第二期,短篇小说《陈奂生上城》引起文坛的极大关注,这篇小说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经典作品被广泛阅读、解释,乃至进入中学教材。而作者高晓声在《且说陈奂生》一文中对农民的阐释,也成为这篇小说的最权威的阐释:
他们善良而正直,无锋无芒,无所专长,平平淡淡,默默无闻,似乎无有足以称道者。他们是一些善于动手而不善于动口的人,勇于劳动而不善思索的人;他们老实得受了损失不知道查究,单纯得受到了欺骗会无所察觉;他们甘于付出高额的代价换取极低的生活条件,能够忍受超人的苦难,去争得少有的欢乐;他们很少幻想,他们最善务实。他们活着,始终抱着两个信念:一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相信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二是坚信共产党能够使他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但是,他们的弱点确实是很可怕的,他们的弱点不改变,中国还会出皇帝的。
作者用了六个“无”三个“不”做连接,把农民的所谓的“两面”性综合起来了。所谓善良而正直、务实等等品格,曾经是传统社会主义创造农民形象时所强调的,比如同是进城故事的《创业史》中梁生宝买稻种,以及《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拿着扁担进城的春妮。但在1980年代眼光看来,这两个形象不真实也不深刻。陈奂生的形象由于加上了“无”和“不”后面的内容,才算是真实揭示出了农民的本质。高晓声最深刻的思想应该是看到了“他们”的弱点与专制的关系。与此相关的还有关于《李顺大造屋》及其阐释:他们的的确确是好人,但的的确确是“坏人的培养基”,因为李顺大们是“跟跟派”,是没有自己主张的、不会独立思考的、没有个性意识的一群人。1980年代似乎迫不及待需要陈奂生这样的形象。人们一下子从高晓声的写作中看到了鲁迅的影响,看到了“国民性”的主题,看到了新文化启蒙乃是需要继续努力的未竞之伟业。如此,知识分子终于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咒语中解放出来了,知识分子从农民形象的缺陷中重新肯定了自己。朱老忠、梁生宝等形象彻底从当代文化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群掌握权力而邪恶无比的流氓形象如王秋赦等,是一些善良勤劳而饱受专制欺凌的女性与老人形象如胡玉音等。当然,知识分子也会想象纯美的田园牧歌式的农村与农民形象,感叹“哦,我的白老汉,我的牛群,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但那只是田园牧歌,远不如历史中的农民形象那样真实、深刻。
所有的农民形象似乎都无法取代陈奂生这个形象。文学研究者李杨在他的著作中引用了一段材料:
陈奂生这个形象早在《漏斗户主》中已经亮相,并且在“上城”之后,又在高晓声的一系列作品中多次作为主人公出现过。这个形象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与场合出现,总能使人感叹:“真是个农民!”我们谁都能意会到,“农民”在这里被说到,不仅仅是指从事农业劳动的一个阶级,而主要是指“保守”、“厚道”、“勤恳”、“吃苦耐劳”、“吝啬”、“容易满足”等品质组合起来的某一类形象。
让李杨感兴趣的是 “真是个农民!”的感叹。李杨追问道:
为什么一见到“保守”、“厚道”、“勤恳”、“吃苦耐劳”、“吝啬”、“容易满足”,我们就会发出“真是个农民!”的感叹呢?换言之,关于农民的“保守”、“厚道”、“勤恳”、“吃苦耐劳”、“吝啬”、“容易满足”这一类品质是农民本身的特点,还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作家的创造呢?(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
也许,对198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化而言,这个答案是非常简单的。这当然是知识分子创造的,当然也是农民的最真实的特点。当然,这种真实的农民形象表明,农民丧失了以前被赋予的革命性,而与封建、落后、愚昧和专制紧紧联系在一起。
199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又有两个农民进城的故事。穿着破衣烂衫,两人用弹棉花的工具做暗号,贼头贼脑地上台,第一句台词是:“据观察,没有敌情。”这个名为《超生游击队》的小品,受到了极大的好评。很难想象,1990年代,中央电视台如果没有小品,特别是春节联欢晚会如果没有小品将是怎样的情况,而小品中如果没有农民形象,那小品的可看性将会大打折扣了。这些操持着方言、举止失当、知识贫乏、在城市里笑话百出的农民,成为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他者,一次又一次地被消费着。
小品中的农民形象肯定不足以引发知识分子的思考,虽然知识分子也在消费春节联欢晚会这道“大餐”,也在消费农民形象。最深刻最有价值的仍然是陈奂生这个形象。不过,二者并非没有关系。其实,《陈奂生上城》这部小说本来就有小品化的倾向,陈奂生跳坐弹簧椅、拿枕巾擦油嘴,一直是小说中最生动的细节被学者和教师们津津乐道。
两种现代性
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从阿Q到陈奂生这样一个“谱系”,可将之归纳为五四启蒙文化创造的农民本质形象。但是,李杨有理由认为,这是现代性构造之一种,但同样的重要的是另外一个“谱系”:
没有人能够否认这种产生于五四新文学中的关于中国农村的本质叙述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性,然而,这并不是惟一重要的知识。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在晋察冀和延安等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借助政府的行政调动力,陕北和河北地方文艺形式连同其活泼、直白的乡土情调进入了致力现代化工程的文人视野。在李季、周立波、丁玲以及鲁艺艺术家们的笔下,鲁迅式的原始、愚昧、麻木、冷漠的农民形象为快乐、开放、进取的新农民形象所取代。“五四以来主导文坛的暗淡无光、惨不忍睹的乡土表象至此为之一变。”
原始、愚昧、麻木、冷漠的农民形象与快乐、开放、进取的农民形象是截然相反的。从两种形象的创造中,我们可以看到启蒙主义文化与革命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也许我们可以推论出,在革命文化时代,启蒙主义的现代性表述被压抑了,而在“新时期”,革命文化的现代性表述被压抑了。
不过,在当代文化中,“被压抑的现代性”专门是用来指涉被五四以来压抑的现代性,是指从晚清到张爱玲的写作实践。王德威说,从晚清到张爱玲,“种种创作,苟若不感时忧国或呐喊彷徨,便被视为无足可观”(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1998年),诸如才子佳人、言情说爱、颓废、淫邪、插科打诨,当然,最重要的也许是个人爱欲。这些表述,由于“不感时忧国”,所以被五四启蒙文化与革命文化共同打压。在这种二元对立面前,五四启蒙文化与革命文化的区别倒不重要了,很多人喜欢把二者看成文化逻辑展开的必然过程,从五四到“文革”,在这个框架内很容易被讲为一体。这里面不是没有深刻的洞见。
不过,这种现代性,大概也只是相对于五四启蒙文化与革命文化而言,才算是被压抑的吧。它有不被压抑、而放肆地呈现的土壤。从晚清时期一直到1940年代的上海,这种现代性似乎从来没有被压抑过。李欧梵的著作《上海摩登》,整本书讲述的就是这种不被压抑的现代性。上海这个通商口岸,这个巨大的消费型城市,强有力地支持着这种现代性。以至于鲁迅似乎被这种现代性包围得苦闷不堪,以至于在上海从事革命斗争的人也会被这种现代性所支配,在咖啡馆里谈革命,让人搞不清是为了革命而喝咖啡还是为了咖啡而谈革命。这种现代性规定了人的真实本质:欲望。性欲、消费欲、占有欲,无边无际的欲望,因此而欢喜、而颓废、而苦闷、而犯罪、而反抗、而革命、而流浪,这一切又由于“现代”一词,而合法,而可以被传承、实践。一切故事以此为动力,施蛰存写拉黄包车的与坐车的洋女人之间的冲突,是由于这个下等人对洋女人身体的欲望(《四喜子的生意》)。施蛰存重写水浒英雄,揭示的也是那些表面上厌恶女色而实际上被欲望折磨的色情变态狂(《石秀》),而历史上那些宗教领袖、那些冲锋陷阵的武士,都是色欲的主体。施蛰存写作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他的一篇篇故事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了人的真实本质。在这种现代性的眼光下,乡下人理所当然是他者。区别不在于城市人有欲望而乡下人没有,而在于乡下人没法以“现代”的方式对待自己的欲望。他的一篇名为《春阳》的小说,也讲述了乡下人进城的故事:从昆山来的富有的婵阿姨,一个没有丈夫而继承了大宗财产的女子,一到上海来,被春天的阳光一照,身体起了变化,欲望被充分地唤起,于是她期待着幻想着在上海这个空间完全允许的艳遇的出现,而结果却是狼狈而返。
有趣的是,这个故事似乎可以被纳入到五四启蒙文化中,被阐释成封建礼教残害人性的故事。不过,把人性的本质规定为欲望的,却不是启蒙文化。更重要的是,启蒙文化所构筑的现代/传统二元对立并不体现为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而在摩登上海文化中,城市一方面如吸血鬼般榨取农村,一面将两者阐释为现代与传统的关系,而使这种榨取完全合法。
被不少当代知识分子蔑视很久的《子夜》,在一开头也讲述了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吴老太爷因为乡村土匪猖獗不得意投奔在上海的资本家吴荪甫。没想到,一到上海,就被光怪陆离的灯火、子不语的怪力乱神似的汽车以及香气扑鼻的女人给吓死了。虽然不少当代知识分子很讨厌茅盾,但是这一段乡下人的“震惊”体验倒经常被提起,并被阐释为现代的城市与古老的乡村的冲突,显示出僵死的乡村必然的灭亡:
“老太爷在乡下已经是‘古老的僵尸’,但乡下实际就等于幽暗的‘坟墓’,僵尸在坟墓里是不会‘风化’的。现在既到了现代大都市的上海,自然立刻就要‘风化’。去罢!你这古老社会的僵尸!去罢!我已经看见五千年老僵尸的旧中国也已经在新时代的暴风雨中间很快的很快的在那里风化了!”
这是《子夜》中的知识分子范博文的观点,李欧梵在《上海摩登》谈及吴老太爷的死,与范博文的观点差不多。大概都是认同摩登上海的现代性的缘故吧。但这不是茅盾的观点。茅盾并没有认同这种现代性。相反,他的《子夜》、《林家铺子》及农村三部曲,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危机,在所谓中国资本主义黄金时代中,乡村如何被纳入到了城市的体系中而破产而发生革命。因此,乡村并不在和现代隔绝的所谓传统的一方。
如今,可以告慰认同摩登上海现代性的人士的是,被压抑的现代性早已不再被压抑了,而五四启蒙文化与革命文化,倒销声匿迹了。王德威以《落地的麦子不死》为题,讲述被压抑的现代性如何回归,如何在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有了新的传人,从阿城到苏童、叶兆言,乃至王安忆(不过王安忆似乎并不领情),到处开花结果。不过,在摩登上海又一次如日中天、乡村的危机又一次凸现的当下,人们免不了问,到底谁压抑了谁?
农村包围城市
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力量进城而夺取政权,以革命者的形象改造“反动”的城市,对于认同上海摩登现代性的人而言,是黑暗的开始。我们从五四启蒙主义文化中,也似乎找不到任何依据来赞同这样的行为。即便在西方传来的革命文化中,这种行为也是匪夷所思。以正统马克思主义看来,革命力量应该产生于城市无产阶级,而农民就其本性而言,倒是反动的。尽全力以中国社会自己的标准来论述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梅斯纳,也只好把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归为民粹主义——一个在西方观念中可以被理解的概念(参见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这个概念意味着不能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意味着无视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条件,意味着唯意志论和浪漫主义,当然,也意味着这不是真正进步的学说。
日本思想家竹内好在1957年写有文章《亚洲的进步与反动》。他指出,进步史观产生于近代欧洲,故在导入这个进步史观之前,亚洲不曾有过关于进步的思考方法,也不曾有过产生进步史观之基础的历史事实——带来急遽变化的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因此,这里所提及意义上的反动这一思考方法也不曾存在。在竹内好看来,只有亚洲与近代欧洲接触后,进步与反动才在亚洲展开。但是,在欧洲清晰的概念到了亚洲,变得模糊不清了。虽然欧洲还可以坚持其进步史观。《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马克思看来,这是资产阶级“非常革命的作用”。所以,马克思在他的《鸦片贸易史》一文中,会作出如此的判断:“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在“历史进步”和道义发生冲突的时候,马克思不可能不强调这种道义来自所谓半野蛮人和陈腐世界。虽然马克思并没有在此赞美资产阶级,但认同资产阶级现代性的中国学者会经常引用这段文字。
马克思在讲述一个大故事:首先是资产阶级创造出一个世界,在资产阶级完成了这种创造之后,无产阶级将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而阻碍资产阶级全球扩张的力量,是反动的,不仅仅于资产阶级而言是反动的,而且于无产阶级革命而言也是反动的,因为这种阻碍力量并不利于这个大故事的完成。显然,中国革命并没有买这个故事的账,把中国革命作为思考对象的竹内好也没有买这个故事的账。竹内好几乎是针锋相对地指出:
近代欧洲入侵亚洲,使古老的亚洲得以解体,从而在亚洲内部引起内发式变革,这一历史事实难以否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侵入者独占了代表进步的专利,那么对它的抵抗当然不得不以否定进步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抵抗能够被称为“反动”么?许多被视为亚洲存在着民族主义的证据的历史事件,难道没有从这样的疑问出发进行再评价的必要吗?例如,太平天国是以打倒清朝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可是从反面来说,这又是取代清朝而试图建立新王朝的复古运动。同样,1857年印度的印兵大起义曾经试图复兴莫卧儿王朝。而义和团的反动性格则是众所周知的。(竹内好《近代的超克》,三联书店,2005年)
“进步”以入侵的形式进入亚洲、进入中国,“进步”的观念不可能不发生动摇。这种“进步”不遭受抵抗是不可想象的。而伴随着对“进步”的否定,必然是对进步的重新定义。中国的“进步”不是等待着西方“进步”力量的入侵,变为殖民地,进而等待西方更进步的无产阶级来解放自己,而是把西方入侵的所谓“进步”力量定义为反动的帝国主义,把抵抗侵略的义和团等定义为进步的;把在马克思看来陈腐的清朝政权中的反帝力量定义为进步;把争取中国独立的民族主义斗争定义为进步;把与帝国主义势力结合在一起的内部力量定义为反动,进而把中国大多数民众起来反抗内外压迫的斗争定义为最革命和最进步的斗争。这种进步观是欧洲无法想象,却在中国的革命文化中创造出来的。在这个观点支配下,上海摩登式的欲望和消费,成为落后而腐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必须得到深刻的改造。
在现代世界历史的展开中,设想一种民众大联合的未来,一种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天下,这与马克思设想的物质条件充分保障的共产主义不同,在马克思眼里,第三等级的兴起使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这是第三等级对世界历史的贡献,而第三等级的危机来临于“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所以第四等级兴起后顺理成章地消灭私有制。而对于中国革命文化而言,私有制问题的核心不是社会有了巨大的财富,而是有限的社会财富不能被少数人垄断。所以,第四等级——劳动者的兴起要做的事情是打破少数人对社会财富的垄断。中国革命文化所设想的未来不是玩似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晚上从事批判”,而是劳动者的生活,是善良、勤劳者的集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是放纵欲望,而是互相帮助和爱护;不是无尽地消费,而是有节制地享受生活。在价值上,革命文化要用中国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劳动者的美德来改造整个世界,包括城市与知识分子。
这种中国革命文化的理想,并不处在五四启蒙主义文化的对立面。相反,中国革命文化始终把自己作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化的合法继承者。与此相应的是,写了《阿Q正传》的鲁迅最终可以和写了唾骂鲁迅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的人握手,并肩战斗,共同对付另一种现代性力量,虽然鲁迅和他战友之间也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但我们却无法设想鲁迅能与十里洋场的颓废者、消费者、范博文之流站在同一立场上。书写农民的愚昧、麻木、冷漠的鲁迅,心里藏着的是“气禀未失之农人”形象,他们有赤白之心,有神思,“普崇万物为文化本根,敬天礼地”(《破恶声论》)。这种源自农人的人性理想,与革命文化构想的人性并非没有相通之处。
在革命文化中,存在着以城市和知识分子为他者而建构的主体形象及价值观,在此,劳动者,尤其是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得到了重新评价: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此话如今大概会被不少城市人和知识分子所耻笑吧。人们会把这种言论看成是思想宰制的方式:以体力劳动者的价值观念来打压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脑力劳动者。确实,中国革命的展开过程中权力者使用手段宰制知识分子的现象比比皆是。但如果仅仅以物质手段来打压,革命文化获得领导权的可能性就绝对不会存在。如果能平心静气地看待这段话,也许我们更能体会其中说服人的地方。革命文化在此要求改变一种价值观和人性观,那是以第四等级——劳动者的兴起为基础的。与劳动者的世界相匹配的,必须要创造出一种能把劳动者的价值、生活方式包容进来的文化,在此,劳动者是主体,不是他者。他者是那些贬低、鄙视劳动者的“剥削阶级”人性观、审美观。
也许,闻一多在最后岁月里的心得更能让知识分子重视。他似乎是在重复毛泽东的观点:
从心里就爱起,和受苦难的人在一起,他身上的虱子爬到你身上来,都不觉得他脏。这是很痛苦的事,因为我们出身大都是剥削别人的。但一定要改造自己的思想。(闻黎明,《闻一多传》,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82页)
作为诗人、学者的闻一多不在延安,怎么也能体悟到这个道理呢?这种文化逻辑在现代中国,几乎是一条“规律”而被不少人感应、体悟和发现。不管是张开手臂欢迎,还是对此矛盾、彷徨,未来中国是劳动者的天下,总是被来自不同背景和持不同观念的人们所预测。从朱自清、到闻一多,从曹禺到萧乾。曹禺的体认尤其说明问题。《日出》一剧写一个类似于五四青年的方达生到摩登城市中寻找自己的恋人竹筠,但竹筠已经变成了陈白露,成为富人们的交际花。方达生无法与昔日的恋人展开爱情的故事,因为对于陈白露而言,五四式爱情的虚幻她已经尝够了。方达生无法理解她怎么变成一个随随便便的女人,没有羞耻心的女人。而陈白露则坦言她的欲望:“我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些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跳舞”,这种欲望使她不得不在摩登城市中、在富人中寻找可能性。无论曹禺还是剧中的方达生和陈白露,都不再可能把这种摩登的生活方式看成是进步的,相反,曹禺借陈白露口说的是“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在陈白露自杀的同时,屋外的工人们传来打夯的歌曲:
日出东来,满天大红!要想得吃饭,可得做工。
坚定而有力的歌曲充塞着宇宙。屋内渐渐黯淡,窗外开始明亮。陈白露自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劳动者的世界。它淘汰了以欲望的满足为核心的价值观,而代之以劳动的价值观。
曹禺强调,太阳不属于陈白露,也不属于方达生,当然也不是属于曹禺。1940年代后期的张爱玲也体认到了未来劳动者世界的到来,当然这个世界不属于她。萧乾1966年曾自杀过一次,他留下的遗言说:“新社会固然美好,只是我挤不进去。”也许,更应该指出的是,太阳也不属于茅盾、丁玲、何其芳、老舍等等这些经过苦闷、彷徨和反思而认同了太阳的人。
六十年前的今天,闻一多写有《人民的世纪》(发表于《大路周刊》创刊号,1945年5月。收入《闻一多全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年),斩钉截铁地宣布:
假如国家不能替人民谋一点利益,便失去了它的意义,老实说,国家有时候是特权阶级用以巩固并扩大他们的特权的机构。假如根本没有人民,就用不着土地,也就用不着主权。只有土地和主权都属于人民时,才讲得上国家,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
思想的惰性会让人们马上送出一顶民粹主义的帽子,以便在欧洲的思想脉络中定位这种观念。所不同的是,“人民”所强调的共同体,不再是俄罗斯公社意义上的小共同体,不是村社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知识分子、现代化等等,都不是在人民的对立面,需要人民去摧毁的。而是说,前者的性质和发展需要得到人民的检验。“人民至上”的出现,为天道崩溃以后的中国,重新找回了一个意义世界。
回答几个问题
在与刘旭先生的对话(见《天涯》2005年第一期《有关底层的问答》一文)中,我说:“与陈映真交谈,他说的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以前从来不被当成人看的农民,真的成为人了。他们真站起来了,你不能不把他们当成人来看,你不敢把他们妖魔化。一个普通人,有自己的尊严,而不以富人作为自己的归宿。穷人家的女儿,她不一定希望自己嫁个富人,她有自己的尊严,她根本不可能用尊严来交换什么,我的生命,我的身体,我的灵魂都是不能出卖的。”补充说明一下,陈映真只说了一句话,后面是我的发挥。这话引来了梁卫星先生的质问:
在社会主义时期,农民真的成为人了吗?他们真的站起来了吗?他们真的有自己的尊严了吗?那么,剪刀差是怎么回事?人民公社是怎么回事?户籍制度又是怎么回事?如果不是无知,这段话简直就是居心叵测!(《文化殖民,抑或是意识形态奴役?》,载天涯社区(www.xiexiebang.com)关天茶舍。删节版见《天涯》2005年第三期。顺便指出,该文将刘旭和我的对话视作对王晓明先生的《L县见闻》的理论阐发,这不是事实。希望本人的这篇文章也不要被当作是对王文的探讨。)
大概很难理解的就在于,有剪刀差、有人民公社、有户籍制度,但也有人的尊严。后者不是某个党派恩赐的结果,而是中国现代文化政治实践的结果之一。梁卫星补充说:“如果说那时候农民真的有尊严感,那也明显是意识形态洗脑的结果”,也许,在我所认为的文化政治的实践,在梁看来无非就是意识形态的洗脑吧。我无意肯定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一切现象,当然,任何现象在我看来都是需要重新理解和解释的。但我相信,社会主义时期所强调的劳动者的尊严在文化上是存在的。这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贫富差异,在城乡之间,在城市内部的普通工人和吃“定息”的人们之间,在官僚和百姓之间,在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但是,社会主义文化不再使富人发挥文化上的作用,也不再使穷人面对富人低人一等。也就是说,富人无非只是吃得好点,拥有比较多的钱财,如此而已,他没有多少可能因其富裕而耀武扬威、不可一世。或者说,假如有人(比如高干子弟)敢这样做,他将受到文化上的强大反击。用越穷越光荣来概括那个时代实在很无聊。不过,贫穷不是耻辱,是当时的普遍观念。对社会主义历史的普遍无知在于,一些人只会用党派专制来概括一切。
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的一大壮举是彻底驱逐了在城市盘踞几十年的摩登文化。消费型城市被改造成为生产型城市,阔太太富公子也许还在某个角落打麻将,到高档饭店吃大餐,也许还可以到一些场合跳舞,但舞女不复存在,妓女全部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享乐的场合奇缺肯定会让富人们心生恨意。但是假如不愿意太无知,倒应该好好感受一下那个时候城市里的工人阶级文化。很可惜,工人阶级文化不是以文字形式保存下来的,所以不会被知识分子所重视,但好在那个时期的工人还活着,他们会告诉你他们在那个时候的喜怒哀乐,他们如何安排生活,如何学习和工作,他们有什么苦恼,他们面对城市有没有异己感,他们有没有自己的娱乐。
梁卫星说:“可能的情况是,工人们在那个时代和农民一样被意识形态洗澡,将浑身上下,从肉体到灵魂都洗得一派透明,没有了任何私人追求,一切均与意识形态的宏大歌唱为是,有的恐怕只是一种虚幻的尊严感而已。”(出处同上)
挺荒谬的。我无法设想所谓的意识形态能把工人和农民都洗得像白痴,连任何私人的追求都没有。从历史上看,老工人由于新旧社会的变迁,有较强的“翻身感”,因此对国家和政权有较大的忠诚。到了第二代,年轻工人对私人生活的渴望开始变得强大了。当时工厂的纪律比之现在,真不知道宽容多少倍,泡病假、迟到和早退在年轻一代中屡见不鲜。怎么可能没有私人追求呢?问题倒是,在宽容的纪律下,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文化并没有被摧毁。这种文化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党派领导手里吗?未必!领导可以在台上、报纸上、广播里宣传党派思想,但从工人阶级的角度看,这个思想能否被接受是需要检验的。在工人阶级文化中,私人追求的膨胀是被否定的,但克己为公与忠诚于党派,并不是同一回事。对公共事业的热情,对他人的关心程度,是工人阶级文化评断人的“觉悟”程度的标准。这是在工人为主体的世界里广泛实践的文化政治!在这个世界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而是互相体谅和帮助。生活的意义不在于掠夺别人,成全自己,而在于牺牲自己,帮助别人。这就是曾经有过的世界!
一篇副标题为《因为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世界》的文章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当然也被广泛唾骂,文章极为抒情地概括了这样一个不同的世界:
一个不为利润的文化、一个普通劳动者成为主角的文化是可能的。一个不以考试为目的的教育、一个学费低廉的教育是可能的。一个不以赢利为目的、为最广大劳苦大众服务的、廉价的医疗保障体系是可能的。一个不用担心失业和竞争的社会、一个普通人有着安全感的社会是可能的。一个人不再是商品的社会、一个每个人的生活都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是可能的。一个每个人都是哲学家的社会、一个每个人都能从宏观上把握世界的社会是可能的。一个依靠本民族劳动者创造力的经济、一个自力更生的经济、一个不依赖于国际资本的经济是可能的。
这段引文我做了重新组合,删除了每句的开头。这倒不是为了避讳什么,我认为,这样一个可能的世界不是某个个人能代表和创造的。我相信,从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以及与劳动者的接触中,从劳动者的生活实践中,更能真切体会到这样一个可能的世界。这个可能的世界并不等于传统社会主义历史。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理想。但是,在历史上,存在着这个可能的世界的实践,在与各种力量的搏斗中艰难地实践着。
从理论上阐发这个可能的世界,特别是从历史的研究中真正寻找到这种可能性,都是困难的。这篇凌乱的文章根本不能有效地阐发这些理论和历史问题。但是,一个强有力的动因在召唤着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思考:
我们到底是否愿意接受一个少数权力者和富人侵吞社会大部分财富的世界,并把这个世界的出现描述为必然的规律。
我们到底是否愿意接受一个在文化的各个方面,生活方式、想象力、审美和价值观上被少数人全面宰制的世界,并驱赶不符合这一切的任何文化想象
第二篇:从文化角度看中俄关系
从文化角度看中俄关系发展
文化与国家关系
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对国家之间的经贸发展、政治互信、文明进步以及两国人民的情感具有重要意义。中俄两国是彼此相邻的两个大国。中俄两国关系的和平与稳定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其中作为纽带作用的文化交流自然也应该起到重要作用。然而,从中俄文化交流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来,笔者认为中俄两国文化交流面临很多困境需要破除,否则会直接影响中俄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使两国良好关系缺乏文化根基。
中俄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现状
中俄两国大规模文化交流始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时期,它是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而其后来的发展也一直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以中国的角度为例,从中苏蜜月期苏联文化作品大量引进,到中苏交恶后对苏联修正主义文学的批判,到后来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文化交流的恢复,以及现在中俄基于巩固和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需要而有官方推动的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无不渗透着政治的影子。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两国关系的升温,中俄文化交流在两国政府的推动之下发展较快。政府主导、顶层推动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特征。1992年,两国签订《科学技术合作协定》,1995年,中俄达成《中俄相互承认学历学位证书的协定》,近年来,中俄互办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等文化交流平台。这些都是两国政府努力推动两国文化交流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年来两国文化交流的快速发展。然而,历史经验向我们证明,政府主导下的两国文化交流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所发挥的维系作用有限,在中苏交恶时期,两国相互妖魔化的背景下,之前由政府主导的两国文化交流对维系两国关系起的作用有限。
下面,我将从两国文化传统、科技、文艺、地域等方面进行分析。
俄罗斯地跨欧亚,其历史文化具有两面性,即兼有东西方文化特征,形成了独特的东正教文化,而中国则是典型的东方文化。民族主义是俄罗斯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以第三罗马自居的俄罗斯,具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济世情怀。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在苏联时代的典型表现是大国沙文主义。而在苏联解体之后,面对国际地位的巨大落差,则催生了排外情绪。同时,俄罗斯文化产生于无地理屏障的平原地区,历史上战乱不断,形成了尚武精神,喜欢走极端路线,缺乏妥协精神。而中国则传统文化则主张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强调中庸之道。两国文化传统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两国文化交流面临挑战。
科学技术是中俄两国文化合作的重点,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两国面临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挑战,迫切需要进行科技合作,提升两国的国际竞争力。且在能源、航空航天、电子、机械等领域成果丰硕。但是,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存在不平衡的现象。以其中典型的军事科技合作为例,其合作形式多为中国提供资金,俄罗斯向中国输出军事科技的形式。而中国科技实力逐渐上升,俄罗斯则继续吃苏联遗产,进步缓慢,俄罗斯军事技术对中国吸引力逐渐下降,中国逐渐摆脱了对俄罗斯的军事技术依赖,甚至对俄罗斯的军火
贸易构成威胁,而俄罗斯对中国的猜疑也日益加重,不愿与中国分享最高端的军事科技。两国科技合作在未来面临挑战。
苏联时代,俄罗斯文艺对中国影响巨大,苏联电影、小说、音乐、舞蹈、美术等给一代中国人留下了深刻记忆,并影响了中国文艺的发展。然而苏联解体之后,伴随着国力的下降与经济的衰退,俄罗斯文化在中国也逐渐式微。近年来,虽然有中俄文化年、语言年等活动,增进了两国文化交流,但也面临着文化交流的简单化、片面化的问题。两国文化活动没有相应的文化产品的支撑,也没有实现对对方优秀文化的吸收。,从整个社会层面,民众对两国文化的了解仍然有限。这显示出自上而下推动的文化交流活动面临的困境。
从地域上看,中俄文化交流有很强的地域性,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文化交流程度较高,而其他地区则交流程度有限。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的影响,基于地缘有关,也与历史文化因素有关,这些要素在其他地区都具有不可复制性,很难在其他地区推广。
中俄文化交流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由此可见,当前,中俄两国文化交流很大程度上是在两国政府推动下进行的,两国文化交流缺乏文化源动力,这就意味着,中俄两国当前文化交流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两国政治关系的表现,是政府推动的结果,而缺乏足够的群众基础。两国文化交流发展速度很快,但是深度和广度相对不深,两国人民还存在着对彼此的偏见和不友好、不信任的问题。两国文化方面的摩擦在将来也会不可避免。文化交流成为两国政治关系的附庸,政治对文化的影响巨大,而文化交流对增进政治互信的作用却极其微弱,甚至因为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缺乏而导致政治上的不信任。所以,在政府主导下的文化交流活动难以担负起增进两国互信,增进人民之间的感情,最终为两国关系发展打下坚实文化基础,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艰巨使命。必须实现中俄文化交流形式转型,由至上而下政府推动变为自下而上民间主导。这样才能发挥文化在维系两国之间关系正常发展的纽带作用。
第三篇:从文化社会学角度看
从文化社会学角度看,城市社区绝非单纯的地域共同体。作为人类相互联系、聚集的产物,城市是由许多共享的价值,利益和共同的环境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共同体、道德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信念共同体,因而,它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
以人为本的文明城市建设,要求有一个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和美的城市社区环境。其中,绿地、安全、平静、整洁等环境质量指标是文明城市的重要尺度。但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并不是单纯追求物质文明成果,更重要的是追求城市人的文明。它要求市民的文明要与城市的文明设施相对应,要求城市生活主体市民对文明成果的自觉创造和保护。因此,城市环境与设施虽重要,但城市人对设施的态度更为重要。只有以高水平文化教养的市民与高质量的文化环境相配,才能真正体现文明的内在品质。也就是说,以人为本的城市文化内涵,要求环境符合人性,更要求人在环境中展现人的尊严与美,要求人与城市环境协调统一。因此,建设文明城市,根本在于市民的精神面貌、道德水准、人际关系、文化习俗等方面的教养,目的在于提高城市生活的文化质量。
基于城市文化的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思考,不能不使人感到,城市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求我们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满足城市文化内涵的要求。
第一,建立家庭、学校、社区统一的城市教育体系,提高市民的整体文化意识。市民的文化意识是城市建设的根本任务。目前,城市社区教育存在着空白。这样,导致中国城市文化建设中,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市民教育体系,使广大市民缺乏市民意识和社区成员意识,因而缺乏对城市和所在社区的关怀意识,参与意识、维护意识、建设意识,表现出在公共生活中公德意识的欠缺和行为方式不文明。遵循城市文化的内涵,必须考虑如何建立有效的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加强社会理想和责任感教育、开放意识与变革精神教育、社会公德与市民人格教育,以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教育。通过教育,促进市民的文明意识的成长,培养其建设城市、管理城市的参与意识,确立爱护城市形象的市民意识。第二,建立城市历史文化、现代文化相统一的城市特色文化体系,塑造有个性的城市文化形象。城市的文化特色,既是城市的外在环境,也是指城市的精神生活,不仅包括现代文化,也包括传统文化。城市的特色文化可以是某种资源、某种工艺、某种优势。塑造城市特色文化,从外在方面讲,它可以增强城市的“可识别性”,鲜明的特色产生出独特的美感,增加城市的魅力,展示城市的生机和活力。从内在方面讲,塑造城市特色文化,是文明城市的文化内涵的要求。独特的城市文化,将形成特有的文化氛围,培养出特定城市文化人。这有助于市民形成热爱自己所居住城市的情感和自豪感。建设城市特色文化,首先是创造本城市新的文化特色。在创造城市特色文化中,应注入人文精神,融入优秀的文化传统,时刻把握城市文化的内涵,即塑造城市特色文化的目的在于促进市民形成共同的审美观念和强大的内聚力,促进市民人格的提高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培养民族自豪感、献身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第三,建立主流主义、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相统一的城市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不同文化素质的市民有不同的文化需求。单一化的城市文化不利于城市文化建设,因此,城市文化应该保持多层次和多样化发展状态。目前,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受到大众文化的严重冲击,而大众文化感性化、平庸化、低俗化的倾向,影响了相当一部分市民,使他们缺乏对文化意义的思考,缺乏对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使其文化欣赏品位不是在提高,而是在逐渐下降。不仅如此,某些大众文化产品完全放弃道德理论,诱导一部分大众文化欣赏者堕落。为此,在文明城市的追寻和建设中,必须提倡主流文化,让主流文化占领城市文化阵地。同时也要引导市民的文化欣赏品位,增强对各类文化的评价能力。
在城市文明建设过程中,如何增强自己城市的文化含量,如何创造自己的城市特色文化,目前已成为有识之士追求的目标。我们需要深刻地把握城市文明的文化内涵,确立以人为本的城市文化建设思想,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统一的前提下,保护城市历史文化,发展城市社区文化,塑造城市特色文化,使新时代的城市文化真正成为中国现代文明的生长点。
第四篇:从跨文化角度看文化空缺翻译[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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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和“下”的意象图式及概念映射 An Analysis of Ecological Ideas in Walden 卡森•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福柯式解读 从合作原则看卡尔登的性格特点
浅析《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自由 关于中国文化教学的文献综述 英语课堂中的非传统学习策略 关于初中生外语学习焦虑的分析
英语频度副词“ALWAYS”主观性嬗变的历时研究
The Application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Oral English Class of Junior School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象征主义的研究 解读艾丽斯•沃克《紫色》中的家庭
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飘》中斯佳丽人物形象 儿童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的教育语言学重估
《嘉莉妹妹》中女主人公的服饰所反映的女性意识 浅析奥斯丁的女性意识
简•奥斯丁的婚姻观在《傲慢与偏见》中的体现 解析《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形象 新闻英语文体分析
Advertising and Its Application 英语委婉语之初探
The Theme of Absurdity in The Scarlet Letter 苔丝死之谜
A Study of Translation of Chinese Idioms with Numeral “San” 从文化角度浅析新闻英语的翻译 试论电子商务英语的特点和翻译 评析艾米莉狄更生及其诗歌
《老人与海》中马洛林形象的不可或缺性 《傲慢与偏见》中的婚姻观 汉语量词“条”“支”“枝”的认知研究及其英文表达 会话含义理论在法庭话语中的运用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Yellow and Huang in English and Chinese 论自然主义在《野性的呼唤》中的体现 浅析英语中的“假朋友”现象及其原因 翻译的对等性研究及其应用
Man-and-Nature Relationship in Moby-Dick 探究中西方委婉语产生的文化背景
“师道尊严”对当代中国英语教学的负面影响 浅谈《欲望号街车》所阐述的欲望 On the Chinese Loanwords from English 美国动画片名的翻译
从文化角度论英文商标名称的翻译 英语专业全英原创毕业论文,是近期写作,公布的题目可以用于免费参考
《喧嚣与骚动》的创作技巧研究
浅析《警察与赞美诗》中欧亨利的写作风格 论《最后的莫西干人》中的印第安情结 罪与同情—论齐林沃斯的悲剧 “省力原则”在口译过程中的应用 评爱伦坡哥特小说中的恐怖美 论英语称谓语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清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对中国婚俗的影响 涉外商函的特点及其翻译
大学英语电影教学现状及对策分析
On Michael Moore's Fahrenheit / From the Rhetoric Perspective 中西悼亡诗看中西文化
中西思维方式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 美国基督新教与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的比较 《红字》中场景描写及其象征意义
论《海浪》中体现的死亡意识和生命意识 傅东华译《飘》归化现象浅析 英汉恭维语及其应答的对比分析 麦当劳法则及其在美国社会的影响 肢体语言在商务谈判中的应用与作用 跨文化交际中的中西方时间观念
分析赫索格与玛德琳性格形成的影响因素---解读索尔贝娄的《赫索格》 英语新词汉译原则研究
The Rose in the “Heights”—An Analysis on Catherine’s Personality in Wuthering Heights The Pervasive Agitation of Humbert in Lolita 中美价值观的比较--以 《老友记》为例 小说《红字》中字母A的象征意义 会议交替传译中习语的翻译
英语专业学生课外网络自主学习问题研究 功能翻译理论关照下的新闻英语标题翻译 English-Chinese Advertisement Translation 英汉委婉语跨文化对比研究
透过《马丁•伊登》看杰克伦敦对超人哲学的矛盾心态 从关联理论看科技英语的汉译
The Comparison of Table Manner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新闻报道的倾向性分析——语言学视角 多媒体中学英语教学的优缺点
和谐与冲突:弗罗斯特和陶渊明田园诗的比较研究 英汉礼貌原则的比较分析
析《远大前程》主人公性格之路
用陌生化理论阐述《红色手推车》的悲剧色彩 英汉音节结构对比
《觉醒》与《欢乐之家》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权思想之比较 《红楼梦》两英译版本中姓名翻译的对比研究 英语专业全英原创毕业论文,是近期写作,公布的题目可以用于免费参考
Advertising Language: A Mirror of American Value 88 从《打鱼人和他的灵魂》看王尔德的唯美主义 89 母语正迁移在初中英语教学中的研究与应用 90 中西节日习俗之比较
像滚石一般流浪:六十年代鲍勃迪伦歌曲中的旅行者意象 92 论英语写作中中式英语的成因及解决策略 93 隐喻视角下奥巴马就职演讲辞的分析 94 林语堂《京华烟云》中女性推崇观探究 95 论《儿子与情人》中保罗的爱情悲剧 96 从《哈利波特》看儿童的成长
A Study of Narrative Techniques in Barn Burning 98 英语专业学生词汇学习策略特点研究 99 从《在路上》看“垮掉的一代”
A Feminist Reading of Virginia Woolf and A Room of One’s Own 101 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灶神之妻》
从语用学角度分析简•奥斯丁的《爱玛》中的会话含义 103 论双性同体思想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体现 104 论色彩在《红字》中的运用与艺术效果 105 书面语言输入与输出对英语词汇习得的影响 106 从文化视角看中西方婚礼习俗的差异 107 现代叙事艺术与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 108 《莎乐美》中的意象分析
全球商务中基于文化差异的品牌名称翻译
Oscar Wilde’s Aestheticism on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111 从小说人物分析简•奥斯汀的情感智慧
任务型教学模式在初中英语课堂教学中的现状分析--以xx学校初一学生为例 113 论《织工马南》中的象征意义
在异化社会里身份的迷失与精神上的顿悟--对索尔贝娄《晃来晃去的人》中主人公的剖析
汽车商标词的翻译特征和方法 116 中西方节日文化差异研究
《心是孤独的猎手》——从人物荒诞行为分析人物的孤独心境
从美学角度浅析许渊冲《汉英对照唐诗三首》——“意音形”三美论 119 《辛德勒名单》主人公性格分析
从电影《七宗罪》看‘七宗罪’与基督教传统的关系 121 论托马斯•哈代诗歌中的死亡意识
A Study of Meta-cognitive Strategy Training and Its Effect on EFL Reading 123 透过七夕和情人节看中西文化差异
浅析焦虑对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口语的影响 125 试析中英婚姻生活差异及其原因
女性主义视角下《傲慢与偏见》的情态意义解读
Beyond Language, Toward Nature: A New Reading of In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 128 解析《丽姬娅》中的哥特美学
翻译中的性别--《简•爱》几个中译本的女性主义解读 英语专业全英原创毕业论文,是近期写作,公布的题目可以用于免费参考
论《傲慢与偏见》中反讽的艺术效果 131 试探吸血鬼文化的起源
An Analysis of the Limitations in Charles Dickens’ Critical Realism Reflected in Oliver Twist 133 温和的反叛者——论《小妇人》中的女性群像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女性文学作品的三个男性形象分析 135 An Analysis of Hamlet’s Delay of Revenge in Hamlet
A Probe into Three Phases for Effective Business Negotiations 137 花园小径句在英语阅读中的分析
Jane Austen’s Cinderella Complex Reflected in Pride and Prejudice 139 从美国总统就职演说看美国文化价值观 140 试析运动品牌口号语的中英译失误
Self-Discovery:An Analysis of Celie in The Color Purple 142 An Analysis of American and Chinese Culture in Kung Fu Panda 143 从电影片名翻译窥探中美文化差异
An Adaptation-based Approach to Brand Name Translation 145 文化语境下归化和异化在翻译中的运用
Cultural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on Politeness 147 商务英语翻译中的隐喻研究 148 商标的特征及其翻译的分析
对公共演讲课堂中大学生课堂表现的心理分析
The Loss and Gain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Translation 151 How to Avoid Chinglish on English Writing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152 语结与英语长句的翻译 153 “红”的中英对比及其翻译
154 英语新闻标题的汉译方法——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为例 155 On the Translation of Tourism Advertisements 156 On Womanism in Alice Walker’s The Color Purple 157 中英禁忌语的异同性分析
158 以实玛利是谁--《白鲸》与康德哲学 159 《老人与海》中的象征主义
160 On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Polite Expressions from Politeness Principle 161 英语谚语重复修辞格的翻译
162 《哈利波特》中斯内普的人物分析
163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电影中的隐喻与象征手法研究 164 论《杀死一只知更鸟》中的象征
165 王尔德家庭道德观在《认真的重要性》中的体现 166 从价值观系统角度浅析中美商务谈判中的文化冲突 167 初中英语阅读技能教学 168 英语广告双关语的语用功能
169 从追求走向幻灭与死亡——谈马丁伊登的美国梦 170 浅析语用预设在广告语中的运用
171 On the Disposal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Translation 172 On the Tragic Death of Martin Eden 英语专业全英原创毕业论文,是近期写作,公布的题目可以用于免费参考
173 Advertisement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ida’s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 174 从委婉语的研究中看中西文化差异 175 肢体语言在商务谈判中的应用与作用
176 从意象的角度看劳伦斯短篇小说中女性的婚姻爱情观 177 试析英语广告中双关语的翻译
178 从会话含义角度解读《老友记》的言语幽默效果
179 跨文化视角下中西方选秀文化对比研究——以达人秀为例 180 中美文化交际中的礼仪文化差异研究 181 目的论视角下旅游景区公示语误译的研究
182 析《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霍尔顿的人生选择 183 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维夫人》的写作技巧剖析 184 万圣节与时尚设计
185 跨文化交际背景下英语禁忌语探析
186 An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Identity in Amy Tan’s The Joy Luck Club 187 网络英语资源对英语学习的影响
188 浅论中文商标的翻译(开题报告+论)189 论网络语言的语音变异
190 跨文化交际视野中的英汉习语研究 191 林黛玉和简.爱不同命运的对比 192 中西方在养老孝道方面的差异 193 中式英语的成因及对策分析
194 《傲慢与偏见》中女性意识的体现 195 谈某些颜色词的翻译 196 苔丝的悲剧命运分析
197 《红楼梦》英译中双关语文化成分的翻译策略研究
198 男女二元等级对立的颠覆--《奥兰多》之女性主义解读 199 从跨文化角度看文化空缺翻译
200 浅析翻译中的文化缺省及其补偿策略
第五篇:从跨文化角度看文化空缺翻译
英语专业全英原创毕业论文,是近期写作,公布的题目可以用于免费参考 秋秋:一七五 五六七 一二四八
最新英语专业全英原创毕业论文,都是近期写作
企业网络营销策略分析 重新诠释玛格丽特的人生悲剧根源 从奈达的功能对等看句式转换在《青铜女像》译本中的应用 对《愤怒的葡萄》中圣经原型的分析 《麦田守望者》中霍尔顿的性格分析 苔丝人生悲剧的研究 从弗洛姆的社会过滤理论看中国诗词翻译中的文化传递 中英数字习语的翻译 从女性主义视角看《抽彩》女主角的命运 浅谈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课堂交流 网络语言特色分析 高中英语词汇教学策略 从浪漫主义角度剖析《海上钢琴师》在中国流行的原因 《达洛卫夫人》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主义 愤怒的尊严——浅析《愤怒的葡萄》中失土农民的抗争历程 从美国核心价值观分析美国家庭学校产生的必然性 Positive Transfer of Chinese Reading Strategies in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论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中西方婚礼习俗的差异 浅析《愤怒的葡萄》中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 英语新闻标题的语言特点及翻译 On the Difference of Family Edu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从目的论看林语堂《浮生六记》翻译中增译法的运用 《呼啸山庄》中哥特式风格的表现 英语谚语的民族性及其艺术特色 外交辞令中模糊语言的语用分析 从文化差异比较研究中美家庭教育 《宠儿》的非线性叙事模式 多媒体技术在早期英语教育中的应用 从电影《当幸福来敲门》看美国梦 《雾都孤儿》中的善与恶 教师身势语在英语口语教学中的应用 An Analysis on the Tree Image on Sethe’s Back in Beloved 《威尼斯商人》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论美国情景喜剧《老友记》中的言语幽默 从《汤姆叔叔的小屋》看基督教对美国黑奴的精神救赎 从《在路上》解读“垮掉的一代”时代背景与主题 不可避免的命运—对《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后现代分析 浅析跨文化交际中的体态语 “It be Adj of sb to do sth”中形容词语义的构式语法研究 守望何物--《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的困惑 量词“片”与“piece”的语法化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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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与海》的家园意识
分析《雾都孤儿》中的讽刺手法
谈归化与异化翻译的融合--以谚语翻译为例
澳大利亚传记文学中的土著文化:以《我的位置》为例
从合作性原则看品牌代言中广告语的使用
王熙凤和斯嘉丽的比较
《一位女士的画像》伊莎贝尔婚姻悲剧的原因分析
矛盾的女性意识:从《傲慢与偏见》看简•奥斯汀的婚恋观
《老人与海》中的象征主义
从《厄舍古屋的倒塌》看爱伦坡写作的哥特式风格
小学英语学习策略及研究
Hip-Hop对美国社会文化的影响
中美时间观文化对比研究
企业文化构建的话语分析路径
试分析《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模式
《嘉莉妹妹》之女主人公新女性形象分析
英语新闻标题的语言特点分析
从王尔德喜剧中的花花公子形象解读王尔德信奉的纨绔主义
从礼貌原则角度分析电影《暮光之城》中的对白
Analyses of the Morels’Oedipus Complex in Sons and Lovers
小说《飘》中瑞德巴特勒的人物性格分析
美国黑人英语的句法特征
克林顿总统就职演说之体裁分析
试论电子商务英语的特点和翻译
《名利场》中女性命运对比
基于中西文化差异的翻译策略研究
从《绝望主妇》各主角看美国家庭问题
试论盖茨比对其梦想生活的追求
《霍乱时期的爱情》中象征手法的解析
《吉姆老爷》中吉姆的性格分析
The Interpretation to Captain Ahab in Moby Dick through Abnormal Psychology
《麦田守望者》成长主题解析
英汉心理使役动词的对比研究
从翻译美学角度谈汽车商标词的汉译
英语听力理解障碍及应对策略
女性形象下的女权主义思想——浅析汤亭亭小说《女勇士》
透过好莱坞校园电影解析美国青少年的特点
浅析中西方家庭教育的异同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bout Vacant Words in Dreams of the Red Mansion
劳伦斯与安妮宝贝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从《到灯塔去》解读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权主义思想
论《简爱》对《灰姑娘》的继承与颠覆
《名利场》中男性与女性形象解析
“适者生存”——浅析飘的主题
131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Family Education
Unreliable Narration – The Approach to Irony in Pride and Prejudice
英语报刊新闻标题的特点及解读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Color Term and Its Chinese Translation
Advertising Language: A Mirror of American Value
《理智与情感》的现实主义特征
论弗罗斯特诗歌中自然意象对意境的构建
语法翻译法视角下的中学生英语家教辅导
汉英亲属称谓词的文化差异及翻译
浅析《汤姆索亚历险记》的艺术特色
澳大利亚传记文学中的土著文化:以《我的位置》为例
中西方婚姻观的差异
The Analysis of Narrative Techniques in William Faulkner’s “A Rose for Emily”
从《老人与海》中看海明威的人生哲学
女孩与玫瑰—《秘密花园》中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从冲突到融合——从文化的角度看《喜福会》
汉英习语翻译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差异
A Study of Intertextuality in Advertising Text
浅谈互动模式下的英语文化教学
151 中英日委婉语语言特征
152 高中英语词汇教学中文化意识的培养
153 隐喻视角下的方位词研究--以方位词in和up为例
154 当女人成为男人--试析《紫色》中西莉的性向转变
155 维多利亚时代的乡村图景——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展现的威塞克斯农业社会 156 英文电影中俚语的翻译策略
157 女权主义评论视角下的《金色笔记本》
158 A Brief Study of Schema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English Reading
159 论《傲慢与偏见》中简奥斯丁的女性主义
160 模糊限制语在求职中的应用研究
161 从文化差异角度来分析习语的翻译
162 从“龙”一词的文化内涵看汉英文化的差异
163 经典英语电影台词的语言特征和文化态度
164 论《可爱的骨头》中的多重象征
165 中英评论性文章的写作风格的对比分析
166 文化视角下的中西方时间观对比研究
167 庞德对李白诗的误读——《华夏集》诗学探微
168 跨文化广告传播中的语用失误研究
169 浅析《到灯塔去》中女性主义思想在两位女主人公身上的体现
170 “黑人会飞”——托妮•莫里森小说《所罗门之歌》中的黑人神话研究
171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的反叛和自我救赎
172 The Tragic Life of Blanch and its Cause in A Street Car Named Desire
173 英语商业广告以及公益广告的语言特点比较
174 从翻译目的论看归化异化的互补性
175 Analysis on Paul Morel’s Life Pass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wrence’s Unconscious 176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 Satan in Paradise Lost
177 由中国的圣诞节“热”来看中美文化的冲突及融合178 寻找自我——从女性意识角度解读《觉醒》
179 《白鲸》主人公埃哈伯人物形象分析
180 浅谈中美家庭教育文化差异
181 英汉“批评”类动词的语义成分及词化模式分析
182 从马洛斯的“需要层次”理论看<<傲慢与偏见>>中的婚姻观
183 《女勇士》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解读
184 思维差异对中美商务谈判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185 浅析哈利波特中的女巫形象
186 从唯美主义的角度论《道林.格蕾的画像》中的主要人物
187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Flower Image in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188 中西文化差异在家庭教育中的体现
189 中英称谓语的差异
190 从日常交际礼貌用语失误看中西方文化差异
191 合作学习理论在中学英语课堂中的应用
192 关于形成性评价在初中英语教学中应用的调查报告
193 《围城》英译文本中隐喻的翻译策略
194 论《等待戈多》中的等待
195 教师在英语自主学习中的作用
196 苔丝形象浅析
197 从跨文化角度看文化空缺翻译
198 电影片名翻译的研究
199 The Inconsistencies between Margaret Mitchell’s Gone with the Wind and Alexandra Ripley’s Scarlett
200 中式英语特点及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