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经济政治角度看三农问题的产生与解决办法（共5篇）

第一篇：从哲学经济政治角度看三农问题的产生与解决办法

从哲学经济政治角度看三农问题的产生与解决办法

1、经济学角度分析

（1）农业的地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农业关系国民经济全局，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可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业基础地位是否牢固，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巩固，也关系到国际竞争中能否坚持独立自主地位的大问题。我们对农业地位的认识是由我国国情和农业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2）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面对入世的新形势，只有发展生态、绿色、安全农业，提高产品质量，建立健全质量标准体系，才能适应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以顺利实现农产品价值。

（3）我国发展农业的必由之路是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为此必须：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四靠发展产业化经营；五靠发展乡镇企业。

（4）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正处在新的发展阶段。要根据新阶段的特点统筹规划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村奔小康。

（5）从农业农村经济的成就和问题看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必要性。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重大成就，农业基础设施和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但是农业的基础地位仍比较脆弱，农业的现代化程度低，农村离小康社会还有一段距离；我国人均农业资源少，这是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长期因素；粮食“过剩”是阶段性的，是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一个表现，是低消费水平的过剩，所以应对当前的“卖粮难”要有清醒认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影响了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所以，农业的基础地位仍须加强而不能有丝毫削弱。

（6）统筹规划，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我国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因此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就必须调整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推进城镇化建设，推进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扩大农民就业和增收的空间。

（7）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延长农业产业链，可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提高农业整体效益。我国农产品加工水平低，发展潜力大，必须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使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促进农业经济效益提高。

（8）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是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农业生产必须面向市场，产品适销对路，促进农业资源的优化、合理配置。优化区域结构，形成产业带，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和生态农业。

（9）推进农村费税改革。农村费税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的治本之策。税收是国家依法无偿取得财政收入的基本形式，它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费”是行政性的，具有随意性。费改税后，征收项目和数款都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从而使农村乱收费现象得以根治。费税改革理顺了农村分配关系，规范了分配行为，减轻了农民负担，保护了农民利益，有利于保护农民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10）农民收入问题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农民长期增产不增收，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粮食供求形势就可能发生逆转农民收入和农村购买力上不去，扩大内需方针就难以持久，经济发展出现的好形势就难以持久，最终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是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

（11）农民增收困难的原因。农产品销售难、农民增收困难是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中的突出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市场转型的因素，但主要是由于我国农业分散经营，科技含量低，成本高，质量差，产品结构不合理，农产品加工率低。

（12）入世，对我国农民增收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一方面外国成本低且质量高的产品大量涌入，对我国农产品形成严重威胁，并且我国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又往往遇到“绿色壁垒”的限制，这对我国农民增收来说是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我国农民也可以以此为契机，调整产品结构，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和无公害农业，提升农产品质量标准，从而增强我国农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扩大出口，增加收人。

（13）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搞好农业，增加农民收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采取综合措施：①落实和完善党的农村政策，特别是土地承包政策和减轻农民负担政策（落实“多予、少取、放活”方针），深化农村改革（特别是流通体制改革和费税改革），从而保护好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②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③加强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与应用，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走“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发展道路。④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绿色农业和无公害农业，提升农产品质量标准。⑤发展产业化经营。⑥健全市场体系。⑦发展城镇化和乡镇企业，扩大农民就业领域，拓宽增收渠道。

2、哲学分析

（1）一切从实际出发。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这一原理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主观符合客观。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关于新阶段农业特点的判断是从我国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做出的科学论断。发展农业必须因地、因时制宜，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道理。据此制定的各项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举措都是上述观点的体现。

（2）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统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既需要尊重自然规律，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揭示其内在的本质，才能尊重规律，按规律办事。适应加入WTO的要求，建立质量标准体系，发展生态安全农业，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发展特色农业都体现了上述观点和要求。

（3）普遍联系的观点。整个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要处理好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事关国民经济全局，关系到农业基础地位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没有农业的发展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整个社会的稳定，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可

能有整个社会全面的小康。粮食问题、科教兴农、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等，都是事关国民经济全局的大问题。

（4）主、次矛盾辩证关系。在复杂事物发展过程中，主、次矛盾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这一原理要求我们在工作中要善于抓住重点，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同时又要处理好次要矛盾。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既是新阶段面临的突出矛盾，又是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农民增收问题是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又要统筹解决好扶贫开发、农村基层民主等一系列问题，这都是上述观点的具体体现。

（5）量变与质变辩证关系。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不仅事物在数量上的增减能引起质变，而且构成事物的成分在结构和排列次序上发生变化，也能引起质变。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正体现了这一点。

（6）内外因辩证关系。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搞好农村改革，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同时政府要因势利导，当前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正式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经营方式，这是继家庭承包经营和乡镇企业之后的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政府积极扶持引导，使之健康发展”，体现了内外因的关系。

（7）一分为二观点以及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观点。入世给农业带来一定挑战，但也是一种机遇，体现了一分为二的观点，也体现了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统一的原理。

3、政治学分析

（1）国家职能。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举措，农业科技革命纲要的颁布，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对农业和农村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的措施，推进农村费税改革，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的政策措施等都体现了国家组织和领导经济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搞好公共服务的职能，也体现了国家机构对人民负责的原则。

（2）党的性质和宗旨。中共中央在“十五”计划纲要中特别强调，面向市场，围绕增加农民收入这个中心，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保证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全面推进农村社会进步。党中央每年都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农业和农村工作，制定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方针、政策，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

（3）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央决定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进行“三个代表”的教育学习活动，提高基层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领导农民致富奔小康，使农村党组织成为农民致富的带头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等问题的提出，分别体现了党的思想、组织、政治领导。

（4）重视农业问题是“三个代表”的具体体现。

（5）国家机构对人民负责的原则。

第二篇：从哲学角度看为什么要文化创新

从哲学角度看为什么要文化创新？

①唯物论a.物质决定意识，要求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客观实际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必须发扬创新精神。

b.坚持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统一。要求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②认识论：认识具有反复性，无限性和上升性。要求我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实践中认识和发现真理，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

③辩证法：a.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发展的实质是事物的前进和上升，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只有创新，才能实现事物的发展。

b.辩证否定是发展的环节，是实现发展的根本途径，它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创新意识。

c.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和创新的，辩证法的革命精神和批判精神要求我们树立创新意识，突破成规陈说，善于提出新问题，开拓新境界。

④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新推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关系；创新推动人类社会思维和文化的发展。

⑤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根据实际作出~~~~:

①物质决定意识②实践决定认识③事物是发展的④矛盾的特殊性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⑥社会历史性⑦人生价值观

第三篇：从管理学角度看

从管理学角度看《请你原谅我》后感

请你原谅我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经历恢复高考后一群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围绕着徐天、何佳、吴晴、梅果，费兵等几名大学生的感情纠葛展开。这是一部充满着怀旧色彩和人文气息的电视剧。

到目前还没有一套普遍公认的完整的管理学原理体系。不同版本的管理学教科书和辞书，各有一套不同的管理学原理体系。管理学当中有分有很多的原理，其中就包括了：系统原理，人本原理，责任原理，效益原理，伦理原理等原理。生活中有很多管理学在里面，只是看你能不能发现出来而已，在这个请你原谅我这个电视剧当中我主要探讨的就是伦理原理。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叫请你原谅我，这个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名字。如果一个人要想另外一个人说请你原谅我，那么这个人就肯定是做错了事情，所以才要别人原谅，那么要别人原谅就一定要有被原谅的理由。在我眼中的，请你原谅我里的人物或多或少都有犯了一些错误，但我觉得他们都有能够被原谅的理由。

徐天，电视剧请你原谅我中的男主角。他无论是在当时的时代还是现在都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他和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不同，他总是有自己的想法，他也有自己的一套道德底线。在他的世界里，只要不伤害到别人的事情就不算是坏事情，所以他才有勇气私刻公章。因为他觉得如果他不刻的话，他没得高考就会伤害的吴晴，而偏偏徐天是一个对自己可以无所谓，为了自己在乎的人却可以做很多自己不愿意做得事情。这个就是徐天，这个也是徐天能够吸引那么多女人喜欢的原因，也是吴晴离开他的原因。因为他对自己的无所谓，所以吴晴就在用自己在他心中的地位一次又一次的逼他做着改变。

当徐天知道自己的高考成绩被取消时吴晴拿自己在徐天心中的地位要求徐天去给李书记道歉，但是后来徐天在最后还是打了李书记撕了录取通知书。这样又说明了徐天由头到尾都是在坚持着自己的道德底线，他始终知道自己有什么事情是能做，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在梅果对徐天告白之后，徐天还是躲梅果，也是这个原因。其实徐天心里对梅果是有好感的，但是徐天知道自己对梅果有好感，但是他过不了自己的道德底线，他知道是自己害成梅果这样，就算梅果能原谅他，他自己也原谅不了自己，因为那次他拿了梅果的钱也是他唯一一次越过了自己道德底线的事情，虽然他有这充分被我们大家原谅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俞教授对徐天苛刻提出结婚的苛刻要求。这个就是徐天自己的道德底线，这个也是徐天和一般人的区别，一般人有自己的道德底线，但却不能像徐天那样坚持自己的道德底线。何佳，电视剧请你原谅我中的女主角。一个痴情于徐天的女人，虽然在那个时代中很多人，包括高师傅，都说何佳的作风不好。可能在其他人的眼中何佳是一个喜欢的和男人一起玩的女人，所以觉得她作风不检点。但我觉得这个只是她的性格而已，不代表着她的作风不好，在何佳无论何时何地都对徐天的钟情，可以看得出何佳是一个好姑娘。和电视剧中的其他女生不同，何佳之所以到最后能和徐天在一起，是因为她对徐天的情更深。在请你原谅我中，吴晴因为家庭，学业的原因不能和徐天在一起，梅果因为徐天对着她的内疚而不能在一起，只有何佳，无论徐天如果对她的恶劣，她都没有放弃过这段爱情，因为她敢爱而她知道徐天也值得她去爱，就算这个爱是没有回报的。虽然何佳没有徐天那样的道德底线，也没有吴晴那样的学历和知识，也没有梅果那样的美貌，但是她有的是目标。她没有放弃过，这个恒心是和徐天考古的恒心一样的，也是能够到最后感动徐天的最大的原因。

在电视剧中，每个人都犯错了，但在道德里面犯错的人都是能被原谅的。在道德里犯错都应该给他人一个改错的机会，这个我觉得也是管理学里重要的。因为管理的基层就是人，人就会有犯错的时候，而问题在于这个错误是否道德之内的，如果是的话就说明这个人还是有一定的道德和伦理，这样的人也是管理学需要的人。这个就是我用管理学的看了请你原谅我之后所得到的观点.

第四篇：从组织与管理者角度看执行力

从组织与管理者角度看执行力

执行力无疑是近几年的管理热门话题。畅销书《把信送给加西亚》、《没有任何借口》受到众多企业欢迎，许多企业甚至大量采购人手一本；关于执行力的咨询培训项目遍地开花，“赢在执行力”、“执行力特训营”等讲座培训十分火爆。

执行力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但目前所流行的畅销书籍与咨询培训，基本上都是针对基层员工的。影响员工执行力的因素众多，但归纳起来无非两条，一是态度问题，二是能力问题。态度问题有阳奉阴违、工作拖沓等多种表现，但本质上都是不重视，属于不可原谅的错误；能力问题有专业技能欠缺、工作方法不对、分不清轻重缓急等表现，对此组织应该帮助员工提升工作能力。

其实，执行力的核心就是下级贯彻实施上级的命令与意图。要提升执行力，不能仅限于提高下级的执行力，也要提高组织与管理者的执行力。企业要实现管理升级，要做大做强做久，就要面临着提升执行力的问题。

本文主要从组织与管理者的角度，研究如何提升执行力，与大家商榷。

一、组织问题

组织问题包括部门与岗位设置、工作流程、绩效考核、企业文化等方面。从部门与岗位设置看，要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进行科学设置。比如在企业初创阶段，部门设置很少，一人身兼数职。在创业初期，这样的机构是合理的，因为这样反应灵活，节约成本。但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员工已经上百甚至几百几千，还没有人力资源等专业部门，就会大大制约企业的发展了。而如果组织机构中还存在着因人设岗、分工不清、等级过长等现象，就更是大大影响执行力。

从工作流程来看，要实现流程简化与科学化。流程简化就是可以省略的步骤省略，可以集体做的事情不要人人都做；流程科学化就是要找对人，做对事。

从绩效考核来看，要具有激励性。当然，激励广义上也可以分为正激励与负激励。如果员工感觉到他工作的回报与付出不成比例，就可能影响执行力。

从企业文化来说，一个具有执行文化的企业有利于形成高效执行的团队。大家都知道军队的执行是最强的，因为军队的执行文化在那里。一个新兵，不管原来多么调皮捣蛋，进入了军队，很快就会明白“下级服从上级”、“军令如山倒”的含义。而军队的这种文化并不是天生就有的，是靠严明的纪律和长期的积累形成的。有执

行力文化的企业，不是看执行力的口号喊得多响，也不是看制度制定地多么详尽，而是看领导是否能带头执行，看如何对待执行与不执行的人。

二、决策正确

管理就是“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相比而言，“做正确的事”更重要，尤其是对于组织与管理者而言，否则就可能犯南辕北辙的错误。有调查研究，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企业失败，大多是执行力的问题，而中国企业的失败，大多是决策的问题。

关于完善决策，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主席卢俊卿先生提出了很好的措施，那就是兼听独断，延后决策。听取多数人意见，跟少数人商量，一个人拍板。此外，内外部的智囊团也是必须的。内部要有一些善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这样有利于发现问题，能够完善决策。外部要善于借力，借助管理咨询培训等专业机构的力量。越是大的决策，越需要慎重。

三、任务清晰

许多管理者在会议上提到了一个工作，过一段时间一问，结果谁也没有动手。原因就是任务不清晰。

首先是任务交代给谁的。有时候管理者并没有明确的指明任务承担者（以为大家应该知道），有时候管理者又把同一件工作交代给不同的人，结果人人负责变成人人都不负责。有个著名的管理小故事，孩子的裤子长了一寸，分别跟姥姥、妈妈、姐姐说了，结果第二天发现短了三寸，因为三个人都剪了，这就是任务多头负责的结果。

关于任务清晰，最重要的就是结果定义。这既需要员工加强领悟力，也需要管理者尽可能地清晰化结果。比如，“今年我们的业绩要实现腾飞”，这不是结果，因为“腾飞”无法量化，但如果是“今年我们的净利润要实现一亿元”，就是结果了。对此，著名管理咨询专家姜汝祥先生有很好的见解，他的《请给我结果》等畅销书中有阐述，并提出了4R执行体系，这里不再赘述。

四、过程控制

许多管理者经常发现，工作布置下去，员工完成的时候却发现与自己的本意相差甚远。许多管理者喜欢说：“具体你怎么做我不管，我只要结果”。这话说来潇洒，但我们真能不管吗？

与其结果来了才后悔，不如做好过程控制。举一个案例，有一个外资企业要在中国委托生产，他们不是前面不管不问最后只要结果，而是派了两个人来。这两个人对生产过程全程监管，并随时向总部汇报，直到产品顺利完工并运送抵达，他们的工作才结束。

有一句话说得好，人们不做你安排的，只做你检查的。检查就是过程控制，就是纠偏。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越是在前期发现问题，就越能提升执行力。

五、善于授权

有些管理者，总是对下属不放心，什么活都揽给自己。若是下属能力问题，可以培训，但不能包办。如果事事包办，下属就不敢自己做主，就会层层审批，其中任何一位领导的工作延误都会耽误执行力。古代讲究“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是赋予前线的灵活指挥权。作为管理者，既不能事事当甩手掌柜，也不能不敢授权，对于那些影响不是太大的，可以适当放权，哪怕是预料到可能出现错误，也当锻炼新人了。

此外还要设定替代人。如果管理者经常出差，经常不在办公室，而有些工作必须当面才行，那管理者就要设定替代人，在他离岗时有人代替审批、签字。

六、高效沟通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执行力的问题，许多是沟通的问题，例如没有形成追踪反馈的职业习惯。

考过驾照的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会，路考时，教练要求你复述一遍他的口令。比如教练说“右转弯”，你要说“右转弯明白”，而不能简单的说“明白”，否则怎么知道你是真明白还是假明白呢？这一点可以借鉴到我们的工作中。

因此上下级之间要积极追踪，积极反馈。作为上级，要随时关注交办工作的进展，对工作进行追踪；作为下属，不要等到领导问到时才汇报，而是要在关键环节汇报，让领导放心。同样，上级也要反馈，下级也要追踪。追踪反馈，说到底是一个积极主动与责任心的问题。

总之，要提高执行力不仅仅需要普通员工的努力，也需要组织与管理者的努力。只有上下一心，形成合力，才能更好地提升执行力。

第五篇：薛毅： 城市与乡村：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

薛毅： 城市与乡村：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

2009-12-10 16:38:24 来自: DEREC 农民作为他者

1980年《人民文学》第二期，短篇小说《陈奂生上城》引起文坛的极大关注，这篇小说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经典作品被广泛阅读、解释，乃至进入中学教材。而作者高晓声在《且说陈奂生》一文中对农民的阐释，也成为这篇小说的最权威的阐释：

他们善良而正直，无锋无芒，无所专长，平平淡淡，默默无闻，似乎无有足以称道者。他们是一些善于动手而不善于动口的人，勇于劳动而不善思索的人；他们老实得受了损失不知道查究，单纯得受到了欺骗会无所察觉；他们甘于付出高额的代价换取极低的生活条件，能够忍受超人的苦难，去争得少有的欢乐；他们很少幻想，他们最善务实。他们活着，始终抱着两个信念：一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相信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活下去；二是坚信共产党能够使他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但是，他们的弱点确实是很可怕的，他们的弱点不改变，中国还会出皇帝的。

作者用了六个“无”三个“不”做连接，把农民的所谓的“两面”性综合起来了。所谓善良而正直、务实等等品格，曾经是传统社会主义创造农民形象时所强调的，比如同是进城故事的《创业史》中梁生宝买稻种，以及《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拿着扁担进城的春妮。但在1980年代眼光看来，这两个形象不真实也不深刻。陈奂生的形象由于加上了“无”和“不”后面的内容，才算是真实揭示出了农民的本质。高晓声最深刻的思想应该是看到了“他们”的弱点与专制的关系。与此相关的还有关于《李顺大造屋》及其阐释：他们的的确确是好人，但的的确确是“坏人的培养基”，因为李顺大们是“跟跟派”，是没有自己主张的、不会独立思考的、没有个性意识的一群人。1980年代似乎迫不及待需要陈奂生这样的形象。人们一下子从高晓声的写作中看到了鲁迅的影响，看到了“国民性”的主题，看到了新文化启蒙乃是需要继续努力的未竞之伟业。如此，知识分子终于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咒语中解放出来了，知识分子从农民形象的缺陷中重新肯定了自己。朱老忠、梁生宝等形象彻底从当代文化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群掌握权力而邪恶无比的流氓形象如王秋赦等，是一些善良勤劳而饱受专制欺凌的女性与老人形象如胡玉音等。当然，知识分子也会想象纯美的田园牧歌式的农村与农民形象，感叹“哦,我的白老汉,我的牛群,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但那只是田园牧歌，远不如历史中的农民形象那样真实、深刻。

所有的农民形象似乎都无法取代陈奂生这个形象。文学研究者李杨在他的著作中引用了一段材料：

陈奂生这个形象早在《漏斗户主》中已经亮相，并且在“上城”之后，又在高晓声的一系列作品中多次作为主人公出现过。这个形象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与场合出现，总能使人感叹：“真是个农民！”我们谁都能意会到，“农民”在这里被说到，不仅仅是指从事农业劳动的一个阶级，而主要是指“保守”、“厚道”、“勤恳”、“吃苦耐劳”、“吝啬”、“容易满足”等品质组合起来的某一类形象。

让李杨感兴趣的是 “真是个农民！”的感叹。李杨追问道：

为什么一见到“保守”、“厚道”、“勤恳”、“吃苦耐劳”、“吝啬”、“容易满足”，我们就会发出“真是个农民！”的感叹呢？换言之，关于农民的“保守”、“厚道”、“勤恳”、“吃苦耐劳”、“吝啬”、“容易满足”这一类品质是农民本身的特点，还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作家的创造呢？（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

也许，对198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化而言，这个答案是非常简单的。这当然是知识分子创造的，当然也是农民的最真实的特点。当然，这种真实的农民形象表明，农民丧失了以前被赋予的革命性，而与封建、落后、愚昧和专制紧紧联系在一起。

199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又有两个农民进城的故事。穿着破衣烂衫，两人用弹棉花的工具做暗号，贼头贼脑地上台，第一句台词是：“据观察，没有敌情。”这个名为《超生游击队》的小品，受到了极大的好评。很难想象，1990年代，中央电视台如果没有小品，特别是春节联欢晚会如果没有小品将是怎样的情况，而小品中如果没有农民形象，那小品的可看性将会大打折扣了。这些操持着方言、举止失当、知识贫乏、在城市里笑话百出的农民，成为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他者，一次又一次地被消费着。

小品中的农民形象肯定不足以引发知识分子的思考，虽然知识分子也在消费春节联欢晚会这道“大餐”，也在消费农民形象。最深刻最有价值的仍然是陈奂生这个形象。不过，二者并非没有关系。其实，《陈奂生上城》这部小说本来就有小品化的倾向，陈奂生跳坐弹簧椅、拿枕巾擦油嘴，一直是小说中最生动的细节被学者和教师们津津乐道。

两种现代性

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从阿Q到陈奂生这样一个“谱系”，可将之归纳为五四启蒙文化创造的农民本质形象。但是，李杨有理由认为，这是现代性构造之一种，但同样的重要的是另外一个“谱系”：

没有人能够否认这种产生于五四新文学中的关于中国农村的本质叙述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性，然而，这并不是惟一重要的知识。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在晋察冀和延安等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借助政府的行政调动力，陕北和河北地方文艺形式连同其活泼、直白的乡土情调进入了致力现代化工程的文人视野。在李季、周立波、丁玲以及鲁艺艺术家们的笔下，鲁迅式的原始、愚昧、麻木、冷漠的农民形象为快乐、开放、进取的新农民形象所取代。“五四以来主导文坛的暗淡无光、惨不忍睹的乡土表象至此为之一变。”

原始、愚昧、麻木、冷漠的农民形象与快乐、开放、进取的农民形象是截然相反的。从两种形象的创造中，我们可以看到启蒙主义文化与革命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也许我们可以推论出，在革命文化时代，启蒙主义的现代性表述被压抑了，而在“新时期”，革命文化的现代性表述被压抑了。

不过，在当代文化中，“被压抑的现代性”专门是用来指涉被五四以来压抑的现代性，是指从晚清到张爱玲的写作实践。王德威说，从晚清到张爱玲，“种种创作，苟若不感时忧国或呐喊彷徨，便被视为无足可观”（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1998年），诸如才子佳人、言情说爱、颓废、淫邪、插科打诨，当然，最重要的也许是个人爱欲。这些表述，由于“不感时忧国”，所以被五四启蒙文化与革命文化共同打压。在这种二元对立面前，五四启蒙文化与革命文化的区别倒不重要了，很多人喜欢把二者看成文化逻辑展开的必然过程，从五四到“文革”，在这个框架内很容易被讲为一体。这里面不是没有深刻的洞见。

不过，这种现代性，大概也只是相对于五四启蒙文化与革命文化而言，才算是被压抑的吧。它有不被压抑、而放肆地呈现的土壤。从晚清时期一直到1940年代的上海，这种现代性似乎从来没有被压抑过。李欧梵的著作《上海摩登》，整本书讲述的就是这种不被压抑的现代性。上海这个通商口岸，这个巨大的消费型城市，强有力地支持着这种现代性。以至于鲁迅似乎被这种现代性包围得苦闷不堪，以至于在上海从事革命斗争的人也会被这种现代性所支配，在咖啡馆里谈革命，让人搞不清是为了革命而喝咖啡还是为了咖啡而谈革命。这种现代性规定了人的真实本质：欲望。性欲、消费欲、占有欲，无边无际的欲望，因此而欢喜、而颓废、而苦闷、而犯罪、而反抗、而革命、而流浪，这一切又由于“现代”一词，而合法，而可以被传承、实践。一切故事以此为动力，施蛰存写拉黄包车的与坐车的洋女人之间的冲突，是由于这个下等人对洋女人身体的欲望（《四喜子的生意》）。施蛰存重写水浒英雄，揭示的也是那些表面上厌恶女色而实际上被欲望折磨的色情变态狂（《石秀》），而历史上那些宗教领袖、那些冲锋陷阵的武士，都是色欲的主体。施蛰存写作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他的一篇篇故事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了人的真实本质。在这种现代性的眼光下，乡下人理所当然是他者。区别不在于城市人有欲望而乡下人没有，而在于乡下人没法以“现代”的方式对待自己的欲望。他的一篇名为《春阳》的小说，也讲述了乡下人进城的故事：从昆山来的富有的婵阿姨，一个没有丈夫而继承了大宗财产的女子，一到上海来，被春天的阳光一照，身体起了变化，欲望被充分地唤起，于是她期待着幻想着在上海这个空间完全允许的艳遇的出现，而结果却是狼狈而返。

有趣的是，这个故事似乎可以被纳入到五四启蒙文化中，被阐释成封建礼教残害人性的故事。不过，把人性的本质规定为欲望的，却不是启蒙文化。更重要的是，启蒙文化所构筑的现代/传统二元对立并不体现为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而在摩登上海文化中，城市一方面如吸血鬼般榨取农村，一面将两者阐释为现代与传统的关系，而使这种榨取完全合法。

被不少当代知识分子蔑视很久的《子夜》，在一开头也讲述了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吴老太爷因为乡村土匪猖獗不得意投奔在上海的资本家吴荪甫。没想到，一到上海，就被光怪陆离的灯火、子不语的怪力乱神似的汽车以及香气扑鼻的女人给吓死了。虽然不少当代知识分子很讨厌茅盾，但是这一段乡下人的“震惊”体验倒经常被提起，并被阐释为现代的城市与古老的乡村的冲突，显示出僵死的乡村必然的灭亡：

“老太爷在乡下已经是‘古老的僵尸’，但乡下实际就等于幽暗的‘坟墓’，僵尸在坟墓里是不会‘风化’的。现在既到了现代大都市的上海，自然立刻就要‘风化’。去罢！你这古老社会的僵尸！去罢！我已经看见五千年老僵尸的旧中国也已经在新时代的暴风雨中间很快的很快的在那里风化了！”

这是《子夜》中的知识分子范博文的观点，李欧梵在《上海摩登》谈及吴老太爷的死，与范博文的观点差不多。大概都是认同摩登上海的现代性的缘故吧。但这不是茅盾的观点。茅盾并没有认同这种现代性。相反，他的《子夜》、《林家铺子》及农村三部曲，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危机，在所谓中国资本主义黄金时代中，乡村如何被纳入到了城市的体系中而破产而发生革命。因此，乡村并不在和现代隔绝的所谓传统的一方。

如今，可以告慰认同摩登上海现代性的人士的是，被压抑的现代性早已不再被压抑了，而五四启蒙文化与革命文化，倒销声匿迹了。王德威以《落地的麦子不死》为题，讲述被压抑的现代性如何回归，如何在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有了新的传人，从阿城到苏童、叶兆言，乃至王安忆（不过王安忆似乎并不领情），到处开花结果。不过，在摩登上海又一次如日中天、乡村的危机又一次凸现的当下，人们免不了问，到底谁压抑了谁？

农村包围城市

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力量进城而夺取政权，以革命者的形象改造“反动”的城市，对于认同上海摩登现代性的人而言，是黑暗的开始。我们从五四启蒙主义文化中，也似乎找不到任何依据来赞同这样的行为。即便在西方传来的革命文化中，这种行为也是匪夷所思。以正统马克思主义看来，革命力量应该产生于城市无产阶级，而农民就其本性而言，倒是反动的。尽全力以中国社会自己的标准来论述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梅斯纳，也只好把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归为民粹主义——一个在西方观念中可以被理解的概念（参见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这个概念意味着不能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意味着无视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条件，意味着唯意志论和浪漫主义，当然，也意味着这不是真正进步的学说。

日本思想家竹内好在1957年写有文章《亚洲的进步与反动》。他指出，进步史观产生于近代欧洲,故在导入这个进步史观之前,亚洲不曾有过关于进步的思考方法,也不曾有过产生进步史观之基础的历史事实——带来急遽变化的作为制度的资本主义。因此,这里所提及意义上的反动这一思考方法也不曾存在。在竹内好看来，只有亚洲与近代欧洲接触后，进步与反动才在亚洲展开。但是，在欧洲清晰的概念到了亚洲，变得模糊不清了。虽然欧洲还可以坚持其进步史观。《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马克思看来，这是资产阶级“非常革命的作用”。所以，马克思在他的《鸦片贸易史》一文中，会作出如此的判断：“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在“历史进步”和道义发生冲突的时候，马克思不可能不强调这种道义来自所谓半野蛮人和陈腐世界。虽然马克思并没有在此赞美资产阶级，但认同资产阶级现代性的中国学者会经常引用这段文字。

马克思在讲述一个大故事：首先是资产阶级创造出一个世界，在资产阶级完成了这种创造之后，无产阶级将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而阻碍资产阶级全球扩张的力量，是反动的，不仅仅于资产阶级而言是反动的，而且于无产阶级革命而言也是反动的，因为这种阻碍力量并不利于这个大故事的完成。显然，中国革命并没有买这个故事的账，把中国革命作为思考对象的竹内好也没有买这个故事的账。竹内好几乎是针锋相对地指出：

近代欧洲入侵亚洲,使古老的亚洲得以解体,从而在亚洲内部引起内发式变革,这一历史事实难以否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侵入者独占了代表进步的专利,那么对它的抵抗当然不得不以否定进步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抵抗能够被称为“反动”么？许多被视为亚洲存在着民族主义的证据的历史事件,难道没有从这样的疑问出发进行再评价的必要吗？例如,太平天国是以打倒清朝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可是从反面来说,这又是取代清朝而试图建立新王朝的复古运动。同样,1857年印度的印兵大起义曾经试图复兴莫卧儿王朝。而义和团的反动性格则是众所周知的。（竹内好《近代的超克》，三联书店，2005年）

“进步”以入侵的形式进入亚洲、进入中国，“进步”的观念不可能不发生动摇。这种“进步”不遭受抵抗是不可想象的。而伴随着对“进步”的否定，必然是对进步的重新定义。中国的“进步”不是等待着西方“进步”力量的入侵，变为殖民地，进而等待西方更进步的无产阶级来解放自己，而是把西方入侵的所谓“进步”力量定义为反动的帝国主义，把抵抗侵略的义和团等定义为进步的；把在马克思看来陈腐的清朝政权中的反帝力量定义为进步；把争取中国独立的民族主义斗争定义为进步；把与帝国主义势力结合在一起的内部力量定义为反动，进而把中国大多数民众起来反抗内外压迫的斗争定义为最革命和最进步的斗争。这种进步观是欧洲无法想象，却在中国的革命文化中创造出来的。在这个观点支配下，上海摩登式的欲望和消费，成为落后而腐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必须得到深刻的改造。

在现代世界历史的展开中，设想一种民众大联合的未来，一种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天下，这与马克思设想的物质条件充分保障的共产主义不同，在马克思眼里，第三等级的兴起使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这是第三等级对世界历史的贡献，而第三等级的危机来临于“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所以第四等级兴起后顺理成章地消灭私有制。而对于中国革命文化而言，私有制问题的核心不是社会有了巨大的财富，而是有限的社会财富不能被少数人垄断。所以，第四等级——劳动者的兴起要做的事情是打破少数人对社会财富的垄断。中国革命文化所设想的未来不是玩似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晚上从事批判”，而是劳动者的生活，是善良、勤劳者的集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是放纵欲望，而是互相帮助和爱护；不是无尽地消费，而是有节制地享受生活。在价值上，革命文化要用中国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劳动者的美德来改造整个世界，包括城市与知识分子。

这种中国革命文化的理想，并不处在五四启蒙主义文化的对立面。相反，中国革命文化始终把自己作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化的合法继承者。与此相应的是，写了《阿Q正传》的鲁迅最终可以和写了唾骂鲁迅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的人握手，并肩战斗，共同对付另一种现代性力量，虽然鲁迅和他战友之间也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但我们却无法设想鲁迅能与十里洋场的颓废者、消费者、范博文之流站在同一立场上。书写农民的愚昧、麻木、冷漠的鲁迅，心里藏着的是“气禀未失之农人”形象，他们有赤白之心，有神思，“普崇万物为文化本根，敬天礼地”（《破恶声论》）。这种源自农人的人性理想，与革命文化构想的人性并非没有相通之处。

在革命文化中，存在着以城市和知识分子为他者而建构的主体形象及价值观，在此，劳动者，尤其是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得到了重新评价：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此话如今大概会被不少城市人和知识分子所耻笑吧。人们会把这种言论看成是思想宰制的方式：以体力劳动者的价值观念来打压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脑力劳动者。确实，中国革命的展开过程中权力者使用手段宰制知识分子的现象比比皆是。但如果仅仅以物质手段来打压，革命文化获得领导权的可能性就绝对不会存在。如果能平心静气地看待这段话，也许我们更能体会其中说服人的地方。革命文化在此要求改变一种价值观和人性观，那是以第四等级——劳动者的兴起为基础的。与劳动者的世界相匹配的，必须要创造出一种能把劳动者的价值、生活方式包容进来的文化，在此，劳动者是主体，不是他者。他者是那些贬低、鄙视劳动者的“剥削阶级”人性观、审美观。

也许，闻一多在最后岁月里的心得更能让知识分子重视。他似乎是在重复毛泽东的观点：

从心里就爱起，和受苦难的人在一起，他身上的虱子爬到你身上来，都不觉得他脏。这是很痛苦的事，因为我们出身大都是剥削别人的。但一定要改造自己的思想。（闻黎明，《闻一多传》，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82页）

作为诗人、学者的闻一多不在延安，怎么也能体悟到这个道理呢？这种文化逻辑在现代中国，几乎是一条“规律”而被不少人感应、体悟和发现。不管是张开手臂欢迎，还是对此矛盾、彷徨，未来中国是劳动者的天下，总是被来自不同背景和持不同观念的人们所预测。从朱自清、到闻一多，从曹禺到萧乾。曹禺的体认尤其说明问题。《日出》一剧写一个类似于五四青年的方达生到摩登城市中寻找自己的恋人竹筠，但竹筠已经变成了陈白露，成为富人们的交际花。方达生无法与昔日的恋人展开爱情的故事，因为对于陈白露而言，五四式爱情的虚幻她已经尝够了。方达生无法理解她怎么变成一个随随便便的女人，没有羞耻心的女人。而陈白露则坦言她的欲望：“我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些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跳舞”，这种欲望使她不得不在摩登城市中、在富人中寻找可能性。无论曹禺还是剧中的方达生和陈白露，都不再可能把这种摩登的生活方式看成是进步的，相反，曹禺借陈白露口说的是“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在陈白露自杀的同时，屋外的工人们传来打夯的歌曲：

日出东来，满天大红！要想得吃饭，可得做工。

坚定而有力的歌曲充塞着宇宙。屋内渐渐黯淡，窗外开始明亮。陈白露自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劳动者的世界。它淘汰了以欲望的满足为核心的价值观，而代之以劳动的价值观。

曹禺强调，太阳不属于陈白露，也不属于方达生，当然也不是属于曹禺。1940年代后期的张爱玲也体认到了未来劳动者世界的到来，当然这个世界不属于她。萧乾1966年曾自杀过一次，他留下的遗言说：“新社会固然美好，只是我挤不进去。”也许，更应该指出的是，太阳也不属于茅盾、丁玲、何其芳、老舍等等这些经过苦闷、彷徨和反思而认同了太阳的人。

六十年前的今天，闻一多写有《人民的世纪》（发表于《大路周刊》创刊号，1945年5月。收入《闻一多全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年），斩钉截铁地宣布：

假如国家不能替人民谋一点利益，便失去了它的意义，老实说，国家有时候是特权阶级用以巩固并扩大他们的特权的机构。假如根本没有人民，就用不着土地，也就用不着主权。只有土地和主权都属于人民时，才讲得上国家，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

思想的惰性会让人们马上送出一顶民粹主义的帽子，以便在欧洲的思想脉络中定位这种观念。所不同的是，“人民”所强调的共同体，不再是俄罗斯公社意义上的小共同体，不是村社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知识分子、现代化等等，都不是在人民的对立面，需要人民去摧毁的。而是说，前者的性质和发展需要得到人民的检验。“人民至上”的出现，为天道崩溃以后的中国，重新找回了一个意义世界。

回答几个问题

在与刘旭先生的对话（见《天涯》2005年第一期《有关底层的问答》一文）中，我说：“与陈映真交谈，他说的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以前从来不被当成人看的农民，真的成为人了。他们真站起来了，你不能不把他们当成人来看，你不敢把他们妖魔化。一个普通人，有自己的尊严，而不以富人作为自己的归宿。穷人家的女儿，她不一定希望自己嫁个富人，她有自己的尊严，她根本不可能用尊严来交换什么，我的生命，我的身体，我的灵魂都是不能出卖的。”补充说明一下，陈映真只说了一句话，后面是我的发挥。这话引来了梁卫星先生的质问：

在社会主义时期，农民真的成为人了吗？他们真的站起来了吗？他们真的有自己的尊严了吗？那么，剪刀差是怎么回事？人民公社是怎么回事？户籍制度又是怎么回事？如果不是无知，这段话简直就是居心叵测！（《文化殖民，抑或是意识形态奴役？》，载天涯社区（www.xiexiebang.com）关天茶舍。删节版见《天涯》2005年第三期。顺便指出，该文将刘旭和我的对话视作对王晓明先生的《L县见闻》的理论阐发，这不是事实。希望本人的这篇文章也不要被当作是对王文的探讨。）

大概很难理解的就在于，有剪刀差、有人民公社、有户籍制度，但也有人的尊严。后者不是某个党派恩赐的结果，而是中国现代文化政治实践的结果之一。梁卫星补充说：“如果说那时候农民真的有尊严感，那也明显是意识形态洗脑的结果”，也许，在我所认为的文化政治的实践，在梁看来无非就是意识形态的洗脑吧。我无意肯定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一切现象，当然，任何现象在我看来都是需要重新理解和解释的。但我相信，社会主义时期所强调的劳动者的尊严在文化上是存在的。这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贫富差异，在城乡之间，在城市内部的普通工人和吃“定息”的人们之间，在官僚和百姓之间，在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但是，社会主义文化不再使富人发挥文化上的作用，也不再使穷人面对富人低人一等。也就是说，富人无非只是吃得好点，拥有比较多的钱财，如此而已，他没有多少可能因其富裕而耀武扬威、不可一世。或者说，假如有人（比如高干子弟）敢这样做，他将受到文化上的强大反击。用越穷越光荣来概括那个时代实在很无聊。不过，贫穷不是耻辱，是当时的普遍观念。对社会主义历史的普遍无知在于，一些人只会用党派专制来概括一切。

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的一大壮举是彻底驱逐了在城市盘踞几十年的摩登文化。消费型城市被改造成为生产型城市，阔太太富公子也许还在某个角落打麻将，到高档饭店吃大餐，也许还可以到一些场合跳舞，但舞女不复存在，妓女全部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享乐的场合奇缺肯定会让富人们心生恨意。但是假如不愿意太无知，倒应该好好感受一下那个时候城市里的工人阶级文化。很可惜，工人阶级文化不是以文字形式保存下来的，所以不会被知识分子所重视，但好在那个时期的工人还活着，他们会告诉你他们在那个时候的喜怒哀乐，他们如何安排生活，如何学习和工作，他们有什么苦恼，他们面对城市有没有异己感，他们有没有自己的娱乐。

梁卫星说：“可能的情况是，工人们在那个时代和农民一样被意识形态洗澡，将浑身上下，从肉体到灵魂都洗得一派透明，没有了任何私人追求，一切均与意识形态的宏大歌唱为是，有的恐怕只是一种虚幻的尊严感而已。”（出处同上）

挺荒谬的。我无法设想所谓的意识形态能把工人和农民都洗得像白痴，连任何私人的追求都没有。从历史上看，老工人由于新旧社会的变迁，有较强的“翻身感”，因此对国家和政权有较大的忠诚。到了第二代，年轻工人对私人生活的渴望开始变得强大了。当时工厂的纪律比之现在，真不知道宽容多少倍，泡病假、迟到和早退在年轻一代中屡见不鲜。怎么可能没有私人追求呢？问题倒是，在宽容的纪律下，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文化并没有被摧毁。这种文化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党派领导手里吗？未必！领导可以在台上、报纸上、广播里宣传党派思想，但从工人阶级的角度看，这个思想能否被接受是需要检验的。在工人阶级文化中，私人追求的膨胀是被否定的，但克己为公与忠诚于党派，并不是同一回事。对公共事业的热情，对他人的关心程度，是工人阶级文化评断人的“觉悟”程度的标准。这是在工人为主体的世界里广泛实践的文化政治！在这个世界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而是互相体谅和帮助。生活的意义不在于掠夺别人，成全自己，而在于牺牲自己，帮助别人。这就是曾经有过的世界！

一篇副标题为《因为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世界》的文章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当然也被广泛唾骂，文章极为抒情地概括了这样一个不同的世界：

一个不为利润的文化、一个普通劳动者成为主角的文化是可能的。一个不以考试为目的的教育、一个学费低廉的教育是可能的。一个不以赢利为目的、为最广大劳苦大众服务的、廉价的医疗保障体系是可能的。一个不用担心失业和竞争的社会、一个普通人有着安全感的社会是可能的。一个人不再是商品的社会、一个每个人的生活都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是可能的。一个每个人都是哲学家的社会、一个每个人都能从宏观上把握世界的社会是可能的。一个依靠本民族劳动者创造力的经济、一个自力更生的经济、一个不依赖于国际资本的经济是可能的。

这段引文我做了重新组合，删除了每句的开头。这倒不是为了避讳什么，我认为，这样一个可能的世界不是某个个人能代表和创造的。我相信，从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以及与劳动者的接触中，从劳动者的生活实践中，更能真切体会到这样一个可能的世界。这个可能的世界并不等于传统社会主义历史。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理想。但是，在历史上，存在着这个可能的世界的实践，在与各种力量的搏斗中艰难地实践着。

从理论上阐发这个可能的世界，特别是从历史的研究中真正寻找到这种可能性，都是困难的。这篇凌乱的文章根本不能有效地阐发这些理论和历史问题。但是，一个强有力的动因在召唤着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思考：

我们到底是否愿意接受一个少数权力者和富人侵吞社会大部分财富的世界，并把这个世界的出现描述为必然的规律。

我们到底是否愿意接受一个在文化的各个方面，生活方式、想象力、审美和价值观上被少数人全面宰制的世界，并驱赶不符合这一切的任何文化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