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拉美和东亚的发展模式看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从拉美和东亚的发展模式看政治与经济的关
系
江时学
【作者简介】江时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北京 邮编：100007）
【内容提要】 本文力图从分析“官僚威权主义”理论入手，简要阐述拉美和东亚地区的“官僚威权主义”在其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探讨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本文的结论是：经济能否取得高速增长，政治民主不是一个惟一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核心，一是如何确立政府的权威性，二是如何维系政治稳定，为经济建设创造必要的条件。【关 键 词】政治与经济/拉美和东亚/“官僚威权主义”
在比较拉美和东亚的发展模式时，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些拉美和东亚国家（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军政权或文人政府的高压政治下取得的。如何认识这一现象？如何评价曾在拉美和东亚发展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官僚威权主义”政权？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及其核心是什么？笔者将就此问题略陈管见。
何谓“官僚威权主义”
在拉美历史上，尤其在19世纪初的独立战争后，名谓“考迪罗”的军人独裁在拉美司空见惯。20世纪60年代，军人当政再次风靡拉美。但是，阿根廷政治学家奥唐奈发现，60年代上台的拉美军人与历史上的“考迪罗”大不相同：(1)历史上的“考迪罗”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个人至上的行为，而新的军人政权则是由整个军人体系控制。(2)“考迪罗”大权独揽，尽管它不知道如何治理经济，但新的军人政权在经济管理上则大力依靠技术专家，以弥补军人在这方面的经验的欠缺。因此，军政权的专业化和知识化程度较高。(3)“考迪罗”关心的只是如何用武力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权欲和财产欲，新的军政权虽然在政治上也为了提高政府决策的权威性而实行高压统治，但它非常注重发展经济，以增强自己的统治地位的合法性。
由于20世纪60年代后出现的军政权不同于历史上的“考迪罗”统治，奥唐奈将前者称之为“官僚威权主义”政权。（注：官僚威权主义(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又译“官僚权威主义”，国外学术界常简称之为B-A。）他在其70年代初出版的《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对南美洲政治的研究》一书中，对60年代处于军政权统治之下的巴西和阿根廷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注：Guillermo A.O' Donnell: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73.）在奥唐奈研究的基础上，其他学者对巴西和阿根廷等南美洲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和论证，从而使“官僚威权主义”理论变得更为完善和引人注目。
在“官僚威权主义”政权领导人的眼中，传统的政治格局是导致国家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之一。这些手中握有实权的军人以一种敌视的眼光看待文人政治家，认为所有文人政治家都是无能、腐败和自私，政党政治则使整个社会进一步分化。“官僚威权主义”政权的当权者还认为，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国内的左派力量，而左派力量的日益发展壮大则是由于国家缺乏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全面发展。因此，在文人技术专家的帮助下，军人对整个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并为自己的统治作出长期的安排。与此同时，这些有权有势的军人还抑制政治活动，取缔民众政治组织，以消除他们眼中的那种所谓国内政局**的根源。
可见，一般而言，“官僚威权主义”政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将政府部门的职位交给具有技术专长的文人。第二，在政治上排斥民众。第三，抑制或完全取消政治活动。第四，积极谋求与国际经济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美的银行和跨国公司改善关系，以振兴国民经济，提高自己的合法性地位。（注：T.Skidmore and P.Smith: Modern Latin America, fourth edition,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97,p.57.）
拉美和东亚的“官僚威权主义”政权
巴西曾经是最为典型的“官僚威权主义”国家。正如斯基德莫尔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在1964～1985年期间，统治巴西的是一个接一个的专制政权，其领导人都是四星将军。尽管各个政权的结构和人员不同，但它都是由军官、有一技之长的行政管理人员和老资格政治家组成的联盟构成。”（注：T.Skidmore and P.Smith: Modern Latin America, thi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pp.180～181.）一方面，巴西的军政权强调政治稳定，用高压手段压制民主；另一方面，军政权把稳定经济、控制通货膨胀和改善国际收支视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并为此而启用了一些文人担任经济部门的要职。例如，在布兰科将军当政时期，经济学家和外交家罗伯特·坎波斯被任命为计划部长，成为巴西政府经济决策中的关键人物。他上台后对银行体系进行了改组，修改了劳工法，简化了出口贸易的有关规则，并使股票市场和政府债券市场变得进一步体制化。
皮诺切特统治时期的智利或许可以被认为是另一个具有“官僚威权主义”特点的拉美国家。1973年9月皮诺切特上台后，“立即在智利强制推行官僚威权主义政体”。（注：T.E.斯基德莫尔等著：《现代拉丁美洲》（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页。）皮诺切特解散了国会，废除了宪法，并实施“党禁”和加强对新闻媒体的控制，甚至还命令军人接管大学。军政权“在使用镇压手段方面从不犹豫不决，对发生劳工**和民众抗议的任何苗头尤其如此。”（注：T.E.斯基德莫尔等著：《现代拉丁美洲》（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由于智利军政权严重违反人权，镇压了大量左翼人士，其中包括旅居智利的西班牙人，1998年10月16日，英国警方应西班牙政府的引渡请求，将正在英国治病的皮诺切特拘留。这一“引渡”**直到2000年3月才得以解决。）
然而，就在皮诺切特军政权不断强化专制统治的时候，一批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受过教育的技术专家（即芝加哥弟子）在经济领域中实施了深刻而有力的改革。他们为智利经济开出的处方是：减少国家干预，扩大对外开放。皮诺切特曾说过：经济改革的目标是使智利“不成为一个无产者的国家，而是成为一个企业家的国家。”（注：T.E.斯基德莫尔等著：《现代拉丁美洲》（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页。）
应该指出，尽管智利在80年代初曾遇到过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总的说来，在皮诺切特当政期间，智利的经济增长是令人瞩目的。智利甚至还被认为是拉美经济改革的“先锋”。
在东亚，韩国的朴正熙政权也具有“官僚威权主义”的特点。一般说来，朴正熙政权从70年代初起开始向“官僚威权主义”过渡。朴正熙对民众的民主化要求进行了有力的镇压。尤其是在1972年推行“维新体制”后，朴正熙政府限制工会活动，禁止政党活动，禁止罢工、罢市、罢课和游行，并加强对新闻工具的控制。但是，在经济领域，韩国的历届军政权都把加速经济增长作为其追求的首要目标。为了加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管理和调控，朴正熙于60年代初成立了经济企划院(EconomicPlanning Board)，由副总理直接主管其工作。在这个近百人的机构中，20%的成员是经济学家，其他成员则是政治、工商管理和教育等方面的专家。正如朴正熙本人所言：“资本主义方式下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钱和物的巨大投资，而且还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有能力的管理者。为了实现稳定，军事革命政府暂时中止了大学生、工会和其他社会、政治组织的政治活动。这些活动在民主党统治时期曾引起政治危机和社会不安。同时，我们组织了一个由教授和专家组成的经济委员会，动员大量专家参加政府管理和决策。我们有意约束军官们的主观和草率。”（注：Park Chung-Hee: To Build A Nation, Acropolis Books, 1971, pp.102～107.转引自尹保云：《韩国的现代化》，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除韩国以外，其他一些东亚国家（地区）也曾经出现过军政权。世界银行的《东亚奇迹》一书所确定的7个发展中“奇迹”经济体，都在其二战后的历史中表现出专制(authoritarian)或“半专制”(semi-authoritarian)的特点。例如，泰国在70年代中期的“民主开放”以前曾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军人统治。80年代出现了“有管制”(controlled)的政治自由化，但1991年又爆发了军事政变，尽管不久以后就还政于民。在印度尼西亚的一党制统治下，军人政治已演变为制度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名义上是民主国家，但自独立以来，其政治权力一直被垄断在一个政党（如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或由一些党派构成的联合阵线（如马来西亚的国民阵线）的手中。（注：Tun-jen Cheng, Stephan Haggard and David Kang:Institutions, Economic Policy and Growth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UNCTAD.1996,p.4.）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东亚国家（地区）当权者的统治方式却被许多人贴上了“软威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ism)的标签，他们奉行的民主被人们说成是“亚洲特色的民主”(Asian-Style Democracy)。
“软威权主义”或“亚洲特色的民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东亚拥有自己的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因此，西方社会信奉的那种民主不适合东亚。第二，不能以牺牲整个团体(community)的利益来换取个人的所谓“自由”。第三，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比个人的权利和民主更为重要，而且民主必须为维系整个社会的秩序和改善经济福利服务。第四，民主必须以政治家之间达成的共识为基础。这一共识就是建立一个好政府，而好政府的概念就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和巩固政治稳定。第五，尽管“软威权主义”不接受西方民主，但它同样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经济发展。（注：关于“软威权主义”或“亚洲特色的民主”的含义，见Yung-Myung Kim:“`Asian-Style Democracy?: A Critique from East Asia”, Challenge, No.3～4,1998.）
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
在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是其政治和经济领域发生总体变化的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而且两者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亦即政治领域的变化会影响经济领域的变化，反之亦然。“官僚威权主义”和“软威权主义”可以被看做是威权主义的不同形式。威权主义是介乎于民主政治和极权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性政治形态。它从不放弃民主，但想方设法地限制民主的发展。（注：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第91页。）
无论是“官僚威权主义”还是“软威权主义”，都向我们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政治与经济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最适合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发展？
对于这些问题，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学者，似乎有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只有在政治民主取得进步的国家，才能更快地推动经济发展。（注：国外学术界在探讨政治与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时也使用“政治体制”(political regimes)这一概念。这里所说的“体制”(regimes)主要是指政治家用来获取和控制国家权力的“方法”(methods)。(见J.Benson Durham:“Economic Growth and Political Regim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March 1999,p.81.）换言之，政治上实行专制的国家是难以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的，因为这样的政府不能提高政府的声望，因而不利于保护私人财产，也无法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例如，格迪斯认为，由于民主政权能更好地赢得公众对改革的支持，民主政权同样能顺利地开展经济改革，也能加快经济发展。亨廷顿认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就是阻碍民主的障碍。（注：转引自Larry Diamond and Marc Plattner: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而利普塞特则从另一角度指出，“民主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这意味着：国家愈富裕，它保持民主的机会就愈多。”（注：Seymour Martin 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rch 1959.）
与上述论点不同的是，也有人认为，威权主义政权有利于经济发展。例如，萨克斯指出，与民主政权相比，威权主义政权在推动经济改革方面更为成功，因为威权主义领导人不必担心自己是否会在选举中失去选民的支持，尽管有些选民受到了改革的消极影响的打击，如失业和收入水平降低。（注：Jeffrey D.Sachs: Social Conflict and Populist Policies in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89.）库尔斯认为，威权主义领导人在推行各种政策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而不会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掣肘”。政治上专制的政府能压制工会活动和降低工资水平，甚至还能控制消费者的需求，因而能促进投资和推动经济的增长，尽管这些措施很不得人心。与此相反，民主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延长在位的时间，常常千方百计地满足选民提出的各种要求，其中包括经济上的要求，如增加政府开支和扩大消费，等等。其结果是，国内资本积累受到很大影响，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就难以成为现实。
库尔斯还从更深的层面上分析了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认为，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生产简单的非耐用消费品；(2)生产资本货；(3)生产耐用消费品。在第一阶段，一些欧洲国家建立了议会制，第二阶段则出现了法西斯专政的德国和意大利，但在第三阶段又重新出现了十分稳定的议会民主制国家。（注：J.Kurth:“Industr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Change:A European Perspective,” in David Collier: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这似乎说明，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轨迹并非完全一致，而是呈阶段性的反复。然而，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政治民主的到来就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了。（注：陈晓律：《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及其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5期，第81页。）阿尔蒙德则认为，政治经济的增长、发展、现代化和进步，无论如何称呼，都包含着由4个因素支配的积极和向前发展的运动。这4个因素是2个P和2个W。2个P是政治变量，即政府的能力或权力(power)以及人民的参政(participation)或民主化，2个W是经济变量，即财富(wealth)和福利(welfare)。能否使上述4个变量都得到同等速度的进步？能否同时增强政府的能力和权力，同时提高人民的参政程度，同时加快经济发展，同时改善福利？阿尔蒙德的回答是否定的。（注：G.阿尔蒙德：《发展中的政治经济》，载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中文版），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61～363页。）
五六十年代颇为流行的现代化理论更为明确地指出，经济增长与民主制度的巩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都是政局稳定的民主国家。但从历史上看，除英国以外的其他西欧国家和日本的工业化则基本上都是在专制政权下进行的。（注：Yung-Myung Kim:“`Asian-Style Democracy': A Critique from East Asia”, Challenge, No.3～4,1998.）
必须指出的是，巴西、智利和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固然在政治民主停滞不前的一段时间内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佳绩，然而，同样不容否认，许多缺乏政治民主的第三世界国家，却从来没有取得经济奇迹。可见，经济能否取得高速增长，政治民主不是一个惟一的决定性因素。至少可以这样说：威权主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正关系并非永远存在，它仅仅适合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时期。换言之，影响经济发展的不仅仅是政治因素（如政权的形式和民主的多寡），而且还有其他一系列重要的变量，如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外部机遇，等等。不过，拉美和东亚的发展进程似乎也表明，每一种发展模式（至少是某一特定时期的发展模式），都有相应的政治制度与之匹配。如果这种政治制度有助于经济发展，那么它就应该被视为是合理的。此外，政治体制（或政权形式）的有效性似乎也取决于包括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在内的特定条件和具体情况。
尽管威权主义政府确实能在一定的时期内、一定的条件下，利用手中的权力人为地创造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秩序和稳定，但是这种统治也会使各种矛盾不断积累。因此，从表面上看，社会是稳定的，但这种稳定是脆弱的。事实上，韩国在二十多年的威权主义政府统治下，劳工运动和民主运动并没有停止，有时甚至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光州民众抗争”就是一个例证。（注：姜万吉：《韩国现代史》（中文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67页。）
此外，威权主义政治容易使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变质，产生严重的腐败。20世纪90年代后期曝光的韩国一些财阀企业的丑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核心
事实上，政治与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核心是：(1)如何确立政府的权威性；(2)如何维系政治稳定，为经济建设创造必要的条件。
早在1955年，刘易斯就指出：“软弱的政府不能维持自己境内的秩序。”（注：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516页。）如果政府的政策调整因遭到一些利益集团的反对而无法付诸实施时，政府采用一些强硬的手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朴永泽也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韩国的决策者是无法实施那些困难的经济政策的（如降低工资水平）。确实，如果韩国政府建立的是一个非干预的、自由的经济体制，在这个体制中由价格决定市场的供求和由市场配置资源，那么，很难相信韩国会取得其经济上的成功，也不会实现经济调整。”（注：Yung-Chul Park:“Korea”, in R.Dornbusch and F.L.C.H.Helmers(eds.): The Open Economy: Tools for Policymak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404.）他还认为，韩国的一个特点是它的政府具有“集权”的性质(the centralized nature)。韩国政府用一种在西方民主制度下难以行得通的方式来保持政治、社会的稳定和推行其政策调整。它使劳工组织软弱无力，从而使工资处于低下的水平。60年代，政府储蓄和外部储蓄（两者均由政府决定）每年为国内投资提供了60%的资金。在70年代，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国民经济中几乎2/3的投资资金。除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以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支配如此多的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此外，政府还对金融部门的信贷分配实行管制。当然，从理论上说，政府决定资源的配置并非总是高效率的。但韩国政府在动员内部和外部资金并将这些资金用来支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方面，却是成功的。（注：Yung-Chul Park:“Korea”, in R.Dornbusch and F.L.C.H.Helmers(eds.):The Open Economy: Tools for Policymak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p.340.）
与政府权威性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ist state)。发展型政府的特点是：它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有一种前后一致的构想，以发展为首要目标，具有强有力的民族主义倾向，拥有足够的相对独立性，不受利益集团的影响或有能力调和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达到促进社会整合的目的。因此，它的合法性在于有能力加快资本积累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注：James L.Dietz:“Overcoming Underdevelopment:What Has Been Learned from the East Asian and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s?” in James L.Dietz(ed.): Latin Americas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fronting Crisi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1995, p.192;M.Castells:“Four Asian Tigers with a Dragon Head: A ComparativeAnalysis of the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in R.Henderson and J.Applebaum(eds): Stat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Sage Publications, 1992.）约翰逊为“发展型政府”总结的特点是：(1)经济发展是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标，有时甚至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而不惜一切代价。(2)崇尚私人财产和市场规则，但政府的决策者常常为了加快发展而制定带有干预性的产业政策。(3)在政府的决策过程中，通常有一个发挥着重要作用的部门。该部门的大多数工作人员具有较为丰富的专业知识，而且工作效率高。（注：Chalmers Johnson: “The Interplay of State, Social Class, and World System i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in Frederic C.Deyo(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许多学者认为，许多东亚国家（地区）的政府是典型的“发展型政府”。这些政府与传统的中央集权制政府有所不同。实践证明，发展型政府创造了远远高于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速度，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
与发展型政府类似的另一个概念是所谓“强政府”(strong state)和“软政府”(weak state)。一般而言，“强政府”具有以下特点：高层领导人通常采用专制的统治手段，将工业化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在制定经济计划和实施经济政策等方面向技术专家授予较多的权力。而技术专家则有能力使私人部门和国内各地区的压力屈从于国家的长期发展规划，也能使政府的科层变成一个守纪律、高效和可靠的工具。（注：David Felix:“Import Substitution and Large Industrialization: Latin America and Asia Compared”, World Development No.9,1989,p.1459.）简而言之，能够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呼声中制定并实施有利于全社会长期发展计划的政府，就是“强政府”。（注：Ted C.Lewellen: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ird World, Bergin & Garvey, 1995,p.135.）毫无疑问，缺乏上述特点的政府则是“软政府”。按照缪尔达尔的定义，“软政府”既无行政管理能力，又无实施发展政策的政治意愿。（注：G.Myrdal: 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 Pantheon, 1968.）琼斯等人认为，韩国之所以能获得经济“起飞”，主要是因为韩国实现了从李承晚的“软政府”向朴正熙的“强政府”转变的过渡。（注：Leroy Jones and Sakong I1: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Korean Cas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自80年代起，无论在拉美还是在东亚，一些国家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讨论或实施不同程度的政治改革，以强化政府的管理能力和适应经济改革（调整）的需要。这些国家的经验表明，正确把握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先后顺序是十分重要的。墨西哥前总统萨利纳斯曾指出，在完成经济自由化这个任务以前，他不会在政治上放松。他还说过，他决不会犯戈尔巴乔夫所犯的那种错误。（注：转引自Economist, August 26, 1995,p.19.）在与美国《新闻周刊》记者谈话时，萨利纳斯明确地表示：“在一些国家，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经济变化失败了，盼望已久的民主变革没有成为现实。„„这与两种改革的不同节奏有关，但经济是当务之急。”（注：Esther Wilson Hannon:“The Politics of Mexican Free Trade and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in Lowell S.Gustafson: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Democratic Regimes: Neoliberalism in Latin America, Praeger,1994,pp.162～163.）但是，1995年8月出版的一期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则认为，“政治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政治改革和体制性改革没有伴随着经济改革，那么经济改革在目前来说只能意味着微不足道，对今后来说则将永远处于脆弱的地步。这仅仅是因为民主和独立的司法制度等等本身是好东西。”“虽然总的说来墨西哥的痛苦过去和现在都是经济上的痛苦，但事实上这种痛苦的根源是政治上的问题。„„塞迪略的党（即革命制度党）统治墨西哥已经66年了。只有在它愿意不再统治墨西哥的时候，这个国家才没有必要去用迷信的方法来求得好运气。”（注：Economist, August 26,1995,p.12.）
毋庸置疑，萨利纳斯的那种轻视政治改革的必要性的看法是不足取的，而《经济学家》所鼓吹的那种只有革命制度党交出权力才算进行政治改革的论调则更加荒谬。此外，还应该指出，就墨西哥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为经济改革创造出适宜的政治环境，才是政府在处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关系时必须要回答的首要问题。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固然是过度利用投机性较强的短期外国资本，但这些流动性极大的外资之所以逃离墨西哥，就是因为1994年墨西哥的政治局势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动荡：继恰巴斯州农民于是年元旦揭竿而起之后，又接连发生两位革命制度党要员被害、总检察长辞职和一位银行家被绑架等事件。动荡的政局与一些不良经济因素交织在一起，终于促使大量外国资本逃离墨西哥，从而爆发了震惊全球的比索危机。
在探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时必须要回答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维系加快经济建设所必需的政治稳定。如前所述，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在位70多年，较为成功地保持了国内的政治稳定，尽管60年代末和1994年曾分别爆发过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之所以能维系国内政治稳定，主要是因为：第一，革命制度党具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第二，国家的权力能以和平的方式交接。第三，政府能进行灵活的宏观政治调控。（注：曾昭耀：《政治稳定与现代化：墨西哥政治模式的历史考察》，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通过比较拉美和东亚发展模式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还可以发现以下两个重要的现象：第一，在一些拉美和东亚国家，军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不容忽视。“军队的作用不只是限于用强制手段让人民接受外来而非自己的现代化生产和生活方式。军队很可能在全面的集中制、尤其是协调和控制问题上成为极为关键的力量。”（注：麦利安·列维：《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中文版），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转引自陈明明：《“军事化社会”：军事管理方式的内在矛盾》，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第101页。）“军队的效率、划
一、机动性、组织性、纪律性和现代性使它成为发展中国家最有可能进行社会整合和构建一体化政治体系的力量。”（注：陈明明：《“军事化社会”：军事管理方式的内在矛盾》，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第101页。）此外，军队还能以国家利益的捍卫者自居，以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经济为理由，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和经济舞台上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第二，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长期存在着一党统治的局面，而这种局面是这些国家维系政治稳定的基本条件。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自1929年起连续执政迄今，已在位70多年，成为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注：革命制度党的前身是成立于1929年的国民革命党。1946年1月国民革命党再次改组，易名为革命制度.党）诚然，正如雅凯特所言，一党制在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两国都是“十分有用”的。如在80年代的墨西哥，为了减轻经济改革的代价，革命制度党在工会组织的支持下，实施了针对穷人的扶贫计划(PRONASOL)，并与私人部门一起，达成了对付经济困难的“团结协定”。在印度尼西亚，尽管苏哈托没有面临着民众的强烈反抗，但他仍然利用一党制来维系和调整政府与企业家之间的关系。
转自：《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00年11期第51～56页
第二篇：2006年拉美政治学科发展报告
2006年拉美政治学科发展报告
学科发展的历史
拉美政治学科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初，是随着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建立与发展而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拉美政治学科经历了学科初创与资料积累（1961－1979）、学科独立发展（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和学科快速发展（90年代中期以来）三个发展时期，研究领域逐步从以跟踪拉美国家政局为主，扩大到拉美政治 和拉美国际关系两大研究领域，然后进一步拓展到社会政策领域。2004年本学科被确立为院重点学科后，不但获得院、所两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而且得到有力的人力物力支持，从而进入一个稳定而快速的发展时期。2005年初，根据拉美研究发展的需要，拉美所成立了国际关系研究室以加强对拉美国家对外关系的研究，本学科也相应地进行了调整，将拉美对外政策纳入拉美国际关系学科，拉美政治开始集中致力于拉美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社会政策的研究。到2006年，拉美政治学科已在一些专门领域和前沿课题上取得进展，发表了一批有一定学术水平和社会影响的论文和专著，其中许多是填补空白之作；一批重大研究课题正在顺利进行之中，一批新的课题已经立项或准备立项。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一支人员年龄结构合理，专业构成相对科学，以博士、硕士和中青年科研骨干为主体的研究队伍。
前沿动态与重大问题的研究
拉美政治学科关注全球化条件下拉美的政治发展进程，经济改革及其与政治、社会的相互关系，并从政治体系和社会政策两个方面探讨拉美国家的实践，总结其经验教训。2006年拉美政治研究关注拉美地区政治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明显加大了对策性研究的力度。重点研究了拉美政治的新变化、拉美政治现代化及其面临的新挑战、古巴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拉美地区政治思潮的新变化、拉美左翼政府对发展道路的探索、拉美国家的社会发展状况、社会问题与社会运动及政府的对策等问题。
1．2006年大选与拉美政治新变化问题研究
2006年是拉美国家的大选年，陆续有14个国家举行全国性选举，其中哥斯达黎加、海地、秘鲁、哥伦比亚、墨西哥、圭亚那、巴西、厄瓜多尔、尼加拉瓜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智利、委内瑞拉举行总统选举，萨尔瓦多和多米尼加举行议会选举，玻利维亚举行立宪大会选举。大选及其所孕育着的政坛新变化，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围绕下列问题展开：拉美大选及其对拉美政治发展的影响1，拉美政治的未来走向与发展趋势2，拉美主要国家大选的跟踪研究，拉美大选中的热点和焦点问题研究，如国际学术界和政界以及媒体对拉美左派的看法，墨西哥、巴西、秘鲁、哥伦比等国家大选结果对这些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3。
2．拉美左翼政府对发展道路的探索问题研究。
20世纪后期以来，拉美一些国家的左派陆续取得执政地位。左翼政府执政后，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强调探索新的发展道路。拉美国家左翼政府对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探索问题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有学者提出，拉美左翼政府执政后，虽然政策有调整，但很难对拉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根本改造，立场趋于温和，多数左翼政府把 12袁东振、刘纪新：“拉美2006：大选之年孕育新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徐世澄：“2006年拉美选举年：拉美政坛将进一步向左转”，《拉美调研》，2006年1月17日。3 刘纪新：“加西亚当选秘鲁总统 新政面临诸多挑战”，《拉美调研》，2006年6月8日；张凡：“卢拉蝉联巴西总统 新任期仍面临执政考验”，《拉美调研》，2006年11月2日；林华“乌里韦成功连任总统 右翼政治力量继续把持哥伦比亚政坛”，《拉美调研》，2006年6月2日；范蕾：“联邦选举法院判决后的墨西哥政局走向”，《拉美调研》，2006年9月1日。发展与美国的关系作为最主要的政策目标4。有学者认为当前拉美左派与传统左派有所不同，当前拉美左派的特点主要是：具有强烈的反美情感，强调社会公正，同情和支持古巴，不再诉诸暴力活动，继续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当前拉美的左翼有温和与激进之分5。一些学者还对委内瑞拉查韦斯政府、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政的政策进行了实例分析认为，查韦斯执政后，在积极探索一条有委内瑞拉特色的发展道路过程中，逐步突破资本主义制度的束缚，把探索的目光投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6。有学者在对玻利维亚左翼政府的政策进行研究后认为，莫拉莱斯的执政理念和政策措施，与他的前任有很大的不同；在玻利维亚国内外，对莫拉莱斯所采取措施的评价也不尽相同7。
3．拉美政治现代化问题研究
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问题一直是拉美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有学者按照三次现代化浪潮的历史顺序，从政治发展同经济社会结构的联系上研究了拉美政治发展的进程，探讨了传统政治体制向现代政治体制的转变，分析了在拉美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从经济发展、政党政治改革全球化、政治发展理论等角度探讨了拉美政治民主化前景及其所8面临的挑战。有学者还研究了巴西等拉美国家的政治腐败现象，重点探讨了不断爆出的腐
9败丑闻对巴西左翼执政党劳工党的影响，以及对巴西政治发展的影响。还有学者对所谓的“藤森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一现象的兴衰在一定程度上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政10治发展进程的缩影。
4．古巴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研究
古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及古巴共产党执政经验问题，近年来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2006年，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因病暂时移交权力，古巴的发展前景与未来发展走向再次成为学学者们研究的热点。有学者对2006年古巴共产党加强执政党地位的新措施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古巴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思想和组织上得到了加强，执政地位进一步巩
11固，社会主义制度将得以保持。有学者对“后卡斯特罗时代”的古巴进行了研究，认为，古巴会通过改革开放来完善其社会主义制度，但改革的步伐不会只激进的，但就中长期而言，12古巴的内政外交必然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5． 对拉美印第安人问题的研究
印第安人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几百年来，他们一直处于被边缘化、被歧视的地位。尽管他们从未停止保卫和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但却长期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与重视。直到90年代中期以来，印第安人争取政治、经济权利和文化平等权利的斗争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才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被称作“土著人的崛起”。近两年，我所一些学者也从多方面对此进行研究，有不少相关成果问世。有的学者对当前拉美印第安人运动蓬勃兴起的标志、特点、存在的问题与发展前景进行了研究，认为，虽然拉美印第安人运动存在缺乏有执政能力的领导人、内部不团结、活动经费不足、政治斗争经验缺乏等问题，印第安
13人运动成为拉美“不能忽视的新因素”。还有学者专门探讨了拉美印第安人运动兴起的政 45 袁东振：“2005年拉美政治形势与政治发展”，载《2005年拉美加勒比发展报告》。江时学：“对拉美左派的看法”，《拉美调研》2006年1月18日。6 王鹏：“查韦斯政府对新发展道路的探索“，《拉美调研》，2006年6月8日。7徐世澄：“莫拉莱斯的执政理念和政策措施”，《拉美调研》2006年5月26日。8苏振兴主编：《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府研究》，第276-32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9 张凡：“巴西政坛腐败丑闻对劳工党的冲击”，《拉美调研》，年月日；“巴西政坛腐败案与巴西政治形势”，载《2005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刘纪新、闵勤勤：《拉美国家的反腐体制，《要报》2006年专题研究报告之十。10 江时学：“论藤森现象”，《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3期。11徐世澄：“古共中央召开重要会议 采取措施加强执政地位”，《拉美调研》，2006年7月16日；毛相麟：“劳尔卡斯特罗接班后的古巴形势及发展前景”，《拉美调研》，206年8月11日。12江时学：对“后卡斯特罗时代”古巴前途的预测，《拉美调研》，2006年8月11日。13 徐世澄：“方兴未艾的拉丁美洲印第安人运动”，载《2005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治与社会背景，认为，印第安人问题与主流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对印第安人的种族偏见联系在一起，也与造成拉美国家普遍性社会分化的制度与政策因素联系在一起；拉美印第安人社会
14运动的崛起反映了印第安人的新觉醒。
还的学者从文化和思想史的角度研究拉美印第安人问题，指出，印第安人问题的本质不是种族问题，而是政治和社会问题，其核心指向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性质”，“印第安政治运动的内容不仅反映了反对殖民主义掠夺行为的正义要求，也代表着‘现代化’讨论中的进步方向。”15学者们认为，拉美印第安人运动的崛起反映了印第安人新的觉醒。在新的世界形势和国际背景下，当代拉丁美洲印第安问题已经超越了本国、本地区的局限。围绕印第安人问题对“文明”进行的讨论，也关系到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多元民主的建设、日益复杂的国际社会究竟有无可能和平相处等重大命题。
6． 对拉美社会发展现状的评估
2005年是世界各国为实现“千年目标”而努力的第5个年头，也是联合国对落实“千 年目标”的进展情况进行中期回顾的年份。我所学者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和其他国际机构提供的资料，对拉美社会发展状况、制约因素和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梳理与分析，认为，拉美减贫形势不容乐观，健康领域进步明显，教育质量和水平有待提高，改善环境卫生和居住条件任务艰巨；指出，“拉美国家当前面临的发展困境在于，长期的经济社会不协调发展和社会分配不公，不但制约了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而且也成为导致拉美经济不稳定、慢速增长或停滞不前的重要因素”，因此，拉美国家要走出发展困境，需要实现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有机结合，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和创造更多的生产性就业。16有学者对拉美国家在减少贫困方面的进展情况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评估，指出，由于拉美各国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贫困人口在不同国家间的分布也很不平衡，不同国家的今后10年实现减贫目标的难度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个别国家（智利）已经达标，少数国家实现达标难度不大，一些贫困人口比重较大的国家（巴西、墨西哥等）达标任务非常艰巨，而一些贫困人口比重非常高的国家（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中美洲国家）实现减贫任务难度极大。拉美国家减贫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是：经济增长率偏低、就业形势严峻、农村贫困人口比重上升、收入分配不公继续加剧。17还有的学者对拉美妇女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估，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传统观念的更新，拉美妇女的地位也在发生积极的变化，它表现在劳动参与率的上升、生育率的下降、妇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参政机会的增加等方面，但性别不平等仍然是拉美妇女取得更大进步的严重阻碍，这导致长期以来存在的妇女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贫困、歧视和不平等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只要这些因素继续存在，拉美妇女就不可能获得彻底的解放和真正的进步”，但是，如果女性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的趋势能够保持下去，有更多的妇女能参与政治和经济活动，并依靠自身力量改变现状，男女差距逐渐缩小的目标应该是可以实现的。18有学者对拉美青年的现状进行了评估，指出，目前拉美国家青年的生存状态不容乐观，他们在国际和国内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贫困、边缘化和受到社会排斥、教育、就业、生育等），认为，近年来，“许多拉美国家已开始重视青年问题，积极探寻青年问题的症结”，但青年问题并不是单一的，有很多因素制约着它的解决，“对拉美各国政府来说，解决青年问题任重而道远”。19还有学者专门分析了拉美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情况，指出，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多样化改革的推进，拉美高等教育取 141516苏振兴：“拉美印第安人运动兴起的政治与社会背景”，《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3期。
刘承军：《印第安文化与印第安政治运动的新崛起》，《院报》2006年9月16日。
刘纪新：《社会发展任重道远 “达标”面临诸多挑战》，《2005年拉美和加勒比发展报告》，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17 苏振兴：《拉美国家能实现“千年宣言”的减贫目标吗？》，《拉美研究》2006年第2期。18 林华：《拉美国家的妇女问题》，《2005年拉美和加勒比发展报告》，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19 闵勤勤：《拉美青年的生存状态和面临的问题》，《2005年拉美和加勒比发展报告》，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得了显著进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材大幅度增加，但一方面高等教育中存在着教育与社会和市场脱节以及经济收入上的不平等等问题外，还存在相对忽视基础教育的问题，因此，“优先发展中小学教育还是优先发展高等教育，如何处理中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如何更有效地开发适应新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本，是拉美各国进入21世纪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20
7． 拉美国家应对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的经验与教训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国家在深化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没有采取相应的配套 措施化解与改革相伴而生的社会代价，导致贫困、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民众生活水平没有得到适当提高，对政府和执政者的不信任情绪不断增加，致使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再次进入高潮期。”为了应对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冲突，许多拉美国家政府采取一系列社会政策和措施，但是“拉美国家社会政策的体制设计缺陷削弱了其缓和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有能力”。21拉美国家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以及各国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应对社会冲突方面的经验教训，一直是拉美政治学科高度关注的重点之一。
几位学者在对拉美和巴西、委内瑞拉等国采取的各种个体做法和措施进行分析后指出，拉美国家在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方面有许多做法值得借鉴，也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巴西政府的经验和教训表明：解决民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执政党的主要工作重点，保持经济稳定和发展是实施扶贫措施和计划、解决社会矛盾的保障，执政党领导层必须保持自身的廉洁；22委内瑞拉47年来历届政府在面对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时采取的不同应对之策及其成败，同样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即社会矛盾的焦点和核心是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执政党必须审时度势，把握机遇，化解矛盾，必须根据所在解决的社会问题和需要平衡的各方利益，选择正确的社会政策。23
8． 对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成效的评估
到2006年，智利社保改革已进行了25年。在现代社保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智 利的养老金私有化改革无疑占据着一个重要位置。智利是世界上第一个对传统现收现付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建立以个人账户为基础的完全积累制模式养老金计划的国家。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智利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普遍关注，并引发了一场关于社保私有化改革的激烈争论。我所两位学者对智利模式25年来的改革发展历程和运行成效进行了回顾和评价，认为其成效主要表现在收益率较高并积累了规模巨大的养老基金、将投资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对资本市场发展有促进作用和有利于宏观经济发展等三个方面，对其存在争议的突出问题主要集中在参保覆盖面低、成本高、监管过度、市场竞争不充分、政府财政负担加重等方面。他们指出，智利模式给后来许多国家的养老金制度改革提供了重大启示，“无论这个模式将会产生或已经产生了什么困难，它毕竟是一个崭新的实验，就目前来看，基本上是成功的—虽然存在许多问题”。24
学科建设取得的成绩
2006年是拉美政治学科确立为院重点学科的第三年。在拉美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在院所两级组织的领导和支持下，2006年拉美政治学科按照原定的学科建设目标，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稳步前进。2006年拉美政治学科建设取得的成绩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根据本学科的定位--学术研究应该为我国改革开放服务的要求，在继续加强理 20 宋霞：《拉美高等教育的多样化特征浅析》，《2005年拉美和加勒比发展报告》，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21 袁东振：《对拉美国家社会冲突的初步分析》，《拉美研究》2005年第12期。22 徐世澄：《巴西劳工党政府应对社会矛盾的主要做法》，《拉美研究》2005年第12期。23 林华：《委内瑞拉执政党如何应对社会矛盾》，《拉美研究》2005年第12期。24 郑秉文、房连泉：《社会改革“智利模式”25年的发展历程回眸》，《拉美研究》2006年第5期。论研究和拉美国情研究的同时，更为关注应用性研究和对策研究。
2006年我们加强了对拉美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强化了为我国对外开放服务的意识，一方面根据2006年拉美大选年的实际情况确立了《2006年拉美国家大选与拉美政治走向》课题并组成了以本学科成员为主的课题组，分工负责，对所有大选国家进行跟踪研究。该课题得到院科研局的资助，到目前为止已提交了15份调研报告，并在院报、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上发表了研究成果。多位研究人员还应邀到外交部、中联部等相关政府部门参加与拉美大选（特别是拉美左派兴起及其对拉美内外政策和政治走向的影响）有关的研讨会，为其提供决策参考。此外，本学科科研人员还有积极寻找学术研究与实际需要相结合的途径，参加企业（如中石油公司）召开的座谈会，为企业的“走出去“战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第二，经过3年的努力，本学科正在成为国内拉美政治研究的主要基地。作为国内惟一一家专门以拉美政治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拉美政治室（包括社会文化室）不但集中了国内主要研究力量，而且承担着所有与拉美政治相关的研究课题。2004年本学科主办的“拉美左派的现现状与发展趋势”由本学科科研人员撰写的研讨会综述曾被《红旗文摘》转载。2006本学科共主办了6次研讨会，都取得成功，不但得到拉美学界的好评，也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拉美国家的挑战与对策”研讨会（2005年12月）的3篇论文被《新华文摘》转载。《拉美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流、理解、合作》国际研讨会（2006年7月），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较大反映。同时，本学科的科研骨干也多次受外交部、中联部、中组部等政府部门和新华社等媒体的邀请，参加与拉美政治形势有关的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提交研究报告，为有关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还有学者受国防大学的邀请，给来自拉美国家的高级军官作专题报告。
目前，本学科也是国内惟一一个招收拉美政治博士的教学基地。
第三，一批已经立项的、对学科发展有重要意义的课题正在按计划进行，将在今后两三年内陆续完成。
这些课题包括一项院重大项目--《当代拉美思潮》（徐世澄主持），两项院重点项目--《拉美国家的可治性危机研究》（袁东振主持）和《拉美国家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大社会问题与政府对策研究》（刘纪新主持），三项所重点项目--《拉美思想史文献注释》（刘承军主持）、《拉美的国家创新体系》（宋霞主持）和《当代拉美政治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张凡主持），一项院科研局应急课题项目--《2006年拉美国家大选与拉美政治走向》（所课题组），两项院纪委项目--《拉美国家反腐败体系研究》（刘纪新主持）和《拉美国家反腐败体制特点与效能研究》（刘纪新主持），共9项。这些课题涉及拉美政治思潮、思想史、社会政策、政府治理、政治民主进程、政治体制改革、政治走向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这些课题的完成，将为本学科发展成为一个基础坚实、体系较为完整的学科提供进一步的保证。
第四，继续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整体科研水平，实现建立一支高素质科研队伍的目标。2006年我们在已有基础上主要做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其一，继续发挥中青年科研骨 干的学科带头人作用。目前本学科有4位43-56岁的学科带头人，他们年富力强、理论基础坚实、积累深厚，分别主持了本学科的4个重要课题，其中有两项院重点课题和两项所重点课题（其中一个课题是2006年立项），并且是一项院重大项目的主要参与者。此外，两位科研骨干还参加了其他学科的3项院重大项目。其二，在所领导的支持下，为提高青年科研人员的科研素质创造机会和条件。2006年，两位青年科研人员完成在墨西哥的进修任务回国，一位青年科研从员已赴墨西哥进修，一位青年科研人员正在进行英语培训。目前，该学科的8位青年科研人员中，有一人正在主持一项所重点课题，有5人熟练掌握西班牙语，具备用西、英两种语言进行科研的能力，一位青年科研员还承担了本所研究生的西班牙语教学任务。本学科2位青年科研人员分别担任拉美所“古巴中心”的副主任和正副秘书长，一位青年科研人员担任“中美加勒比中心”副主任。所有青年科研人员都参加了各类课题的研究工作，不少青年科研人员已成为研讨会的主题发言者。其三，为青年科研人员提供更多的学术机会。2005年除个别正在撰写博士论文的人之外，其他青年科研人员都参加了《2006年拉美国家大选与拉美政治走向》课题，每个人跟踪一个国家，提交调研报告和撰写论文；一些青年科研人员还在相关研讨会上做主题发言或接受媒体采访。这些活动一方面扩大了青年科研人员对拉美国家基本国情的了解，一方面引导他们关注拉美重大现实问题。
学科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近几年，党和政府对中拉关系的关注度正在加强，也正在采取措施进一步发展中拉关系。中拉之间高层互访有所加强，特别是2005年胡主席访问拉美后提出了“从战略高度认识拉美”的重要指示，国内对拉美的关注度得到进一步提升，这为本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使本学科处于良好且关键的发展时期。但是，与我们设立的创建一流学科的目标相比，与国外同行的研究水平相比，本学科不论在研究水平还是队伍建设方面都存在着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需要继续在基础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两个方面下功夫，同时进一步增强研究当前重大现实问题的意识。
拉美政治学科建立较晚，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无论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现实问题研究方面都比较薄弱，学科整体水平有待提高。尽管我们已进行了努力，比如，完成了拉美国家政治制度的研究，目前正在进行的拉美政治思潮和思想史的研究都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课题，已经立项的拉美治理危机和政府社会对策研究都是理论与现实和对策相结合的研究；但是，与国外同行相比，与学科发展的需要相比，与中拉关系发展的步伐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对一些前沿性和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的研究，我们还没有完全跟上，需要在今后几年下大功夫，有意识地扩展研究领域，结合我国对外开放和加强与拉美国家关系的实际需要，进一步提高学科的整体研究水平。
第二，需要进一步加强人材培养，提高科研队伍的知识层次和科研素质。
目前拉美政治学科已形成一支年龄结构合理、以博士、硕士和中青年科研骨干为主体的研究队伍（现有博士5人，在读博士1人，硕士4人）。并且，中青年科研骨干已成为科研的主力军和重点课题的主持，目前4位研究员和2位副研究员共承担着9项重要研究项目，除正在读在撰写博士论文和刚进所的两位成员外，绝大多数青年科研人员也参加了这些重要研究项目。但是，在队伍建议方面还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已有硕士学位的青年科研人员攻读在职博士，以进一步提高本学科成员的知识层次和学历层次，争取在4-5年内使现有的在职青年科研人员都有机会攻读在职博士；二是，积极争取所里的支持，争取在2-3年内使所有在职青年科研人员都有机会出国进修；三是需要进一步提高科研力量的整合水平，通过科研人员与课题的合理组合，在出成果的同时出人才，在保证成果数量的前提下，提高科研人员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的成果质量，以稳步实现将本学科发展成为“国内一流的、学术上具有绝对优势的重点学科”的目标。
第三，需要进一步加强政治研究室的建设和学科管理。
作为政治学科的基础，目前的政治研究室力量比较薄弱，2005年有两位老研究员退休后并没有及时补充后备力量，现只有7名科研人员（另有6名科研人员在社会文化室）。因此，在今后几年内，政治室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改善科研条件，提高科研的技术手段，另一方面需要再进2-3名科研人员，加强政治研究室的力量，以使其真正担当起拉美政治学科基础和拉美政治研究主阵地的任务。在学科管理方面，主要是加强重点课题与应急课题之间、长期项目与阶段性成果之间、政治室与社会文化室不同研究课题之间、理论与基础研究与当前现实问题研究之间、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之间等的协调、沟通与合作，通过提高管理水平促进学科的健康发展。
第四，需要进一步提高学术交流的档次和水平。
由于国内拉美政治研究基础较差，拉美所政治室（和社会文化室）是国内惟一的以拉美政治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高校、科研机构和新闻媒体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的人为数不多。因此进行国内学术交流的范围比较窄。近几年我们已通过召开研讨会的形势，加强国内学界的交流，今后一方面应继续采取请进来的方式，另一方面还应更多的走出去，寻找机会参加各类研讨会和座谈会，加强国内学界的交流。同时，本学科还需要扩大和加强与国外同行的学术交流，特别是加强与国外学者的交流，缩小我国拉美政治学科与国外同行的差距。在这方面，需要所里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2007年的主要工作设想
为推动拉美政治学科的发展，提高本学科的整体学术水平，实现学科建设的目标，针对 当前存在的问题，2007年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抓紧完成现已立项的课题。
目前由本学科成员主持的课题共有9项，按计划其中有4项应该在2007年完成，有4项应该在2008年完成；此外，青年科研人员承担的列国志项目和青年课题项目，也因为多种原因而未能在2006年及时结项。因此，2007年本学科的科研重点之一是确保各项课题按计划执行。
第二，为青年科研人员创造更多出成果的机会。
（1）2007年将根据青年科研人员的研究专长和今后几年本学科准备立项的大课题，为他们设计相关系列研究论文，使科研人员的个体研究与学科发展目标结合起来。（2）争取为2006年底晋升为副研究员的青年科研人员确立新的所级或院级课题。（3）将围绕2007年本学科的4次研讨会（拉美腐败问题和治理危机问题）组织包括青年科研人员在内的所有科研人员发表一批相关学术论文。
第三，完成和启动与拉美政治研究生专业课相配套的参考文献（也用于培养青年科研人员）和扩展教材。
拉美政治专业参考文献包括：《国内学者拉美政治研究文献参考书目》（已完成）、《国外学者关于拉美政治研究的文献》（英文版，正在进行）、《国外拉美政治研究前沿报告》（2007年启动）和《国外拉美社会政策研究前沿报告》（2007年启动）。拉美政治扩展教材是《拉美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目的是促进拉美政治学科的系统化发展。由于2006年计划外的科研任务比较重，因而未能按时完成原定计划。2007年要确保完成《国外学者关于拉美政治研究的文献》（英文版）和《国外拉美政治研究前沿报告》。《国外拉美社会政策研究前沿报告》和《拉美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教材）争取在两年内完成。
第四，2007年计划召开3次研讨会并各出一批相关研究成果。1． 大选年之后的拉美政治走势（2007年1月）。2． 拉美国家的治理危机及其启示（2007年6月）3． 拉美反腐败斗争的经验与教训（2007年9月）第五，加快本学科的信息化建设。
信息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需要持续的努力。前几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们在这方面的进展比较慢，2007年将加快建设步伐。为此，准备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2007年将根据所网站改版的进度，设立拉美政治学科网页并充实其内容，使其能充分反映本学科科研成果，促进学术交流并为社会提供大量相关信息；（2）充分调动青年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发挥他们思想活跃的特点，在网页中设立一些比较新颖的专栏，如---，把学科网页逐步打造成追踪学科前沿、讨论不同观点的平台；（2）在所信息化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和支持下，争取在2-3年内建成学科信息库，实现信息的社会共享。
第三篇：从《白银资本》、《大分流》看东亚发展理论的新思维
从《白银资本》、《大分流》看东亚发展理论的新思维
摘要：先后获得1999年和2000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的《白银资本》与《大分流》，都认为1750或1800年以前的欧洲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社会经济文化优势，亚洲或东亚（尤其是中国）超越或者至少不亚于欧洲的各个主要方面。二书的作者弗兰克与彭慕兰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弥漫的“欧洲中
心史观”都进行了解构。他们不赞成以“欧洲”或“现代民族国家”为历史的分析单位，弗兰克主张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彭慕兰主张以“核心区域”为分析单位。他们并不是要否认“现代性”的存在，也并不是要否认作为历史事实的“欧洲崛起”，他们否认的是只看到“现代性”在时间上的断裂性与空间上的地域性，而认为“现代性”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联系性。他们反对“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但也并不主张“亚洲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而强调对“现代性”探索的全球视野和整体史观。双方对“现代性”和“欧洲中心论”虽然猛烈地开火，但其解构并没有令人信服地真正完成，理论上的极端化、简单化和史料上的偏狭性、暧昧性不能不是二著存在的严重缺陷。从发展理论的角度来审视，二著实际上是从“一元现代性”到“多元现代性”的经济视野的探索和理论突破。
关键词：现代性；连续性；联系性；《白银资本》；《大分流》
一、《白银资本》的发展理论体系考察
安德列·贡德·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物和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白银资本》获1999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
第一，《白银资本》的全球发展理论
弗兰克自承：“我在写作本书时，最初的首要目的之一是要证明，早先就有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然后欧洲人才能在这里面大显身手和颐指气使。由此很自然地派生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是，直到1800年前后，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以及东南亚和西亚比欧洲更活跃，前三个国家和地区比欧洲对这个世界经济的作用更重要。第二个推论是，那种宣称‘历史学家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一个世界’的说法是完全反事实和反历史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欧洲是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但是，不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基于历史理解的社会理论，这个历史事实还有更深远的意义。”世界体系是自古存在的（“世界体系存在了五千年，而不是五百年”），从航海大发现到工业革命，处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特别是中国。欧洲和亚洲存在着商品和贵金属的反方向运动：欧洲从亚洲进口大量商品，却不能出口同等数量的商品，而要用白银结算贸易的逆差；18世纪，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生产的白银，有一半流向了中国。欧洲利用征服美洲获得的贵金属，取得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使欧洲有可能站在亚洲的肩膀上，并最终成为新的经济中心。长期流行着一种看法：西方对东方的征服，是先进的工业文明战胜了落后的农业文明。弗兰克认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中国和印度的衰落发生在前，西方的兴起出现在后。在他看来，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在西方的兴衰一个以500年为时段的长周期，当东方收缩到最低点时，正是西方扩张阶段的最高点。强胜弱败是一时的，并没有内在原因和必然性。在世纪之交的现在，人们似乎可以看到，西方的衰落与东方的强盛正以另一个周期的方式出现。
第二，《白银资本》的东亚发展理论
弗兰克认为，公元1500年以来，具有世界规模的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的单一全球经济就己经存在了。整个亚洲特别是东亚处于经济权力的中心，而西欧和后来的北美只是公元1800年以后才取代这一中心。现在，西方的支配地位行将结束，以前的亚洲占支配地位的模式正在重建。弗兰克分析的观察点是消费品、白银和黄金。当时，金银起到双重作用，既是商品又是货币。弗兰克指出，中国和印度是全球贸易的中心，多数美洲白银途经欧洲和菲律宾流向中国，这样才使得欧洲的初始扩张成为可能。公元1500-1800年间，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增长比西欧快得多，亚洲人也要长寿得多。亚洲有很高的生产力水平，在世界上具有巨大的竟争力。亚洲内部贸易比任何欧洲商业活动都大得多。欧洲人只是依靠美洲白银才能挤进繁荣的亚洲贸易体系。欧洲商人起到的是中间人的作用。弗兰克解释了为什么欧洲赢得了胜利。19世纪时亚洲经济长时期扩张最终走到尽头，这主要是内因所致：由于人口和收入的增长，生产和贸易开始衰退；经济和社会的两极分化对资源施加了压力，约束了底层的有效需求，亚洲廉价劳动力大量增加。欧洲和美洲利用这一形势进行工业化，成为全球主要的生产者和贸易者。
第三，《白银资本》的基本研究取向
弗兰克在撰写《白银资本》的时候，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既十分宏大，又极其有限”的任务："向众多被公认为‘经典的’和‘现代的’社会理
第四篇：从地缘政治看台湾问题
从地缘政治看台湾问题
台湾在整个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台湾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主权问题,也是中国的海权以及保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台湾还与日本实现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和美国控制亚太格局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首先。台湾于中国可谓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台湾东临太平洋，东北邻琉球群岛，相隔约600公里；南界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相隔约300公里；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相望。台湾是亚洲六大陆的的前卫，西太平洋的桥头堡。而台湾海峡是欧亚航线必经的通道，也是东南亚和东北亚之间航空及海运的必经之地。台湾是中国守卫大陆内地的前哨,也是中国面向太平洋的门户，意义可谓生死攸关。
从地图上很容易看出，从日本到东盟，中国基本上处于美国岛链战略包围中，中国的活动区域受到严重的限制。而东南沿海一带是我国经济的黄金地带，最发达的工业基地也基本在此范围内。中国要想突破美国的岛链限制，保护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的发展，必须在太平洋地区找到一个安全的入海口，而台湾是中国面向太平洋最便捷的门户,是实现其海权利益的东海前沿基地。“统一台湾，中国北可遏制日本军事对中国东北再次觊觎的可能，南可与海南省一道对中国南沙主权诸岛屿形成巨大的钳型保护，并由此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中国海运安全产生有效的保障；西可扩展中国东南安全空间，对中国东南沿海黄金经济带形成前锋拱卫。”中国军队就可以东出太平洋扩大海防纵深，从而更好地保护大陆沿海和内地的安全。如果台湾不统一,中国是一个连小国都敢来取一勺饮的受遏制的大国.“台独”一旦得逞,南沙就会不保,中国原本就不太乐观的海权就将受到毁灭性打击.中国通往欧洲的航线将受到阻截,且失去南沙丰富的海洋空间和资源,而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处于前沿地带的东南沿海地区,就将失去保护屏障,直接受到日本和美国的威胁.到那时中国就相当于一个内陆国家.中国将丧失大国地位,其安全权和发展权乃至生存权将受到致命性打击.台湾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台湾问题意味着中国对延续百年的海权地缘政治的根本挑战,无论如何中国非得统一台湾,这关乎一个历史大国的信誉、生存以及发展.同样，台湾对于延伸日本的安全空间也具有重要意义。
纵观历史,日本一直在谋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地位，冲破雅尔塔体系的束缚。而日本是一个岛国，资源贫乏，市场狭小，缺乏发展的地缘政治空间。“日本的地缘政治条件四面掣肘，极其脆弱。在北方，俄国人踩着“北方四岛”后尾。南方还有美国在冲绳岛牵着日本的缰绳。中间还有亚洲国家不断的敲打日本右翼们的脊梁骨。”根据马汉的理论，要控制海洋，必须控制海上交通线；而控制海上交通线，就必须控制关键的海上据点。所以日本要发展，必须在海洋空间上大作文章，占领更多的岛屿，从而利用《国际海洋法公约》，以获取岛屿周围半径200海里海洋资源和海洋权益。
日本有难以割舍的台湾情节，早在甲午战争时就侵占过台湾，而且台海地区是日本能源渠道的咽喉地带，台湾对于延伸日本的安全空间有重要意义。拥有台湾，日本可以控制太平洋到印度洋再到欧洲最便捷的马六甲海峡通道，日本岛屿和台湾岛形成弧形岛链对中国进行遏制，阻挠中国向东、向南发展，而俄罗斯也将被限制在亚洲北部发展，那么日本在亚洲就可以雄霸一方，甚至可以在亚太地区和美国相抗衡，到时日本就可以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大国了。
这就是日本为什么一直盯着台湾不放的原因了。而台湾问题上，钓鱼岛就是关键了。拥有钓鱼岛，也就拥有了钓鱼岛周围半径为200海里的庞大海域以及周围海域内的石油、天然气、矿产等重要资源，及其领海、领空的交通、运输权和未来潜在的资源。那么根据《国际海洋公约》关于“主权国家以200海里内的海域为其经济专属区”的条款，日本就可以利用钓鱼岛来和中国争夺台湾了。
“台独”分子就是明白这些，才想寻求日本的帮助，日本也想通过“台独”分子牵制中国，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旨在建立一个“台日同盟”。
另外，台湾问题的最终结果也将影响到美国利益。
从中美建交前的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到建交后发表《联合公报》，从美国一面承认“一个中国”的事实到一面又对台军售，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台湾问题，美国既不希望中国统一台湾，又不希望台湾独立。
美国对中国设置的岛链限制，台湾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台湾不统一，台湾当局继续走“亲美路线”，美国就可以控制中国的制海权，截断中国向南发展的道路，阻止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扩大，防止所谓的“中国威胁”产生。，台海统一是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将触及到美国的利益。那么美国是不是愿意台湾独立呢？事实告诉我们不是。美国至少在形式上是承认台湾属于中国的。如果台湾独立，日本和台湾必将走到一起，结成“同盟关系”，中国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前面说过这样最大的受益者是日本，到时美国将难以控制亚太地区的局面。美国不会把台湾给日本，当年正是因为日本在甲午战争后拿走了台湾，才有后来日本法西斯的崛起和珍珠港事件。“如果中国垮下去，亚洲就出现了一个大的政治黑洞，印度、日本就会起来，俄罗斯力量就会南下，美国就无法收拾局面。”且美国如果以武力支持台湾独立，中国将会进行殊死抵抗，中国可不是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将不再是像现在这样陷入战争泥潭不可自拔这么简单。所以美国最希望中国台湾维持现状，这是美国最大的利益选择。现状不变，美国可以依靠台湾牵制中国，同时和台湾进行军事贸易获取巨大的经济利润，遏制住日本通往能源基地航线的咽喉部位，从而控制整个亚太地区。
因此，从全球视野来看，台湾问题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中国希望和平统一台湾，而且必须统一台湾绝对不能让”台独”发生。日本却要为了限制中国，谋求大国地位，发展地缘空间，与中国争夺台湾。而美国则希望维持现状不变，以台独牵制中国，巩固岛链限制计划，北还可控制日本发展。台湾问题关乎整个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决不仅仅是一个岛屿的归属问题。
第五篇：后冷战时期俄罗斯与东盟政治经济关系分析
后冷战时期俄罗斯与东盟政治经济关系分析
潘广云
冷战后,在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俄罗斯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本文从政治和经济层面对俄与东盟的关系进行分析,对中国参与东南亚乃至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 俄罗斯与东盟关系的发展进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意识形态和国际格局的影响,苏联与东盟的核心国家之间有较大矛盾,东盟在调解次地区复杂的国际问题时也不愿与苏联合作,致使双方的合作没有开展起来。尽管如此,一贯务实而灵活的东盟,为了利用大国间的矛盾,于1991年7月邀请苏联政府代表团以东盟主席国嘉宾身份出席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苏联与东盟间的政治对话由此开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东盟的合作关系经历了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
(一)探寻有发展前景的合作方向:1992~1997年
尽管俄罗斯与东盟开始了政治对话,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双方并未把发展相互合作视作各自对外政策的优先任务。当时,东盟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努力适应东亚地区出现的两种新情况,即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加强,且越来越呈多样化趋势,以及相互经济合作在东亚国家关系中的作用开始凸显。上述两项任务决定了东盟国家需要在安全问题上进行全地区的多边对话。
这客观上促使东盟对外联系的多元化,也促使其探寻深化与俄关系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1994年俄被吸收到东盟安全问题地区论坛。
但经济羸弱的俄罗斯没有融入东盟国家间关系的“地缘方向”中。当时的俄罗斯试图与美国和欧洲国家接近,以期得到大量的资助和投资。而俄在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对外政治战略方向是发展同中国和东北亚国家的关系。而俄在东亚地区南部的利益则是在越南保持其有限的军事存在,然而受资金不足所困,维持这种军事存在变得愈发艰难。同时,东盟国家领导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与俄合作将是非常有限的。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发展速度上都将逊于与美、日、中的合作。换言之,在后冷战时期的最初几年,俄显然不能奢望充当东盟有吸引力的伙伴国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东盟国家摸索出唯一能与俄合作的领域——军事技术合作。在东盟国家看来,发展与俄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因为:其一,当时东盟大部分国家认为,用俄军事技术装备起来的中国是东盟国家安全的最主要威胁。为了保持地区力量平衡,东盟国家必须有可以比拟的武器装备。其二,冷战后东亚地区出现的战略上的不确定局势,客观上促使东盟国家采取武器进口渠道多样化的策略。因此,同俄军事合作进入东盟国家的战略优先体系,并很快显现实际效果。在这方面,马来西亚最具代表性。例如,早在1995年,马来西亚就同越南一道加入东亚6国(俄武器的主要买家)的行列。而在这之前,马来西亚迫于美国的强大压力,只能购买美国的驱逐机。
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对俄战斗机也表现出兴趣。俄开始成为东盟国家最新式武器和高技术展览会的常客,俄与东盟的军事技术合作因而快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 1996年上半年发生了两个重要事件(即1996年4月美日签署《关于21世纪安全联盟的联合宣言》, 1996年5月中国批准《联合国1982年关于国际海洋法公约》,中国领海面积得以扩大),使东盟国家领导人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东盟实行的平衡大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政策今后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为了避免在分配大国对东亚事务影响力方面可能出现的“歪斜”,以及为了部分抗衡美国和中国,东盟国家于1996年7月吸收俄罗斯为东盟对话伙伴国。这与俄罗斯的战略利益不谋而合,东盟作为一个整体与俄罗斯开展经济和政治的交往进程开始了。
此后,俄罗斯与东盟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积极的发展。1997年7月成立了俄罗斯—东盟共同合作委员会、俄罗斯—东盟合作基金,以及一系列协调经济和科技合作具体计划的贸易和合作工作组[1]。俄工商会和东盟工业联合会成立了俄罗斯—东盟商务委员会,其任务是在贸易和经济信息合作方面进行协调,协助实施具体的商务活动措施,组织参加在俄罗斯和东盟国家的博览会等。组建了俄罗斯—东盟商务委员会俄罗斯常设委员会。1997年10月,根据俄政府决议成立了俄联邦东南亚事务委员会,以保证俄机构与东盟间的相互合作和协调。同年11月,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出访越南,这是冷战后俄总理级别首次对东盟国家进行访问。总之,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前俄同东盟关系的发展状况看,可以得出两点基本结论:一是在这一阶段俄与东盟的合作主要体现在政治和军事领域;二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东亚国际关系出现“地缘经济变化”的情况下,无论是对俄罗斯,还是对东盟而言,双方的合作都不在各自对外关系中占主要地位。换言之,考虑到这一时期东亚地区国家间关系中经济因素的加强,以及东亚同俄经济联系的不景气,双方对扩大相互间合作的热情并不高。
(二)活跃对话的“第二次尝试”:1998~2004年
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痛定思痛的东盟更热衷于推进内部的一体化进程,加速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然而,在东盟从“全球主义”向“地区主义”的转变中却明显地遇到了两个问题的困扰,即作为国际组织的东盟实力急剧削弱,以及东盟国家无力制定协调一致的摆脱危机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取的人民币不贬值政策给予东盟国家最有力的支持,促进了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极大改善。而此时的俄罗斯正被本国的金融危机搞得焦头烂额。这一阶段俄与东盟的关系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总之,金融危机和双方对克服危机后果的担忧,客观上决定了俄与东盟关系的离心趋势。
然而,由于美国在东南亚国家军事存在的 逐渐增强、日本在美日战略伙伴关系体系中作用的提升,以及中国同东盟经济合作的加强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2],打破了东盟同东亚大国关系中原有的力量平衡,也促使东盟国家在地区国际舞台上开始建立新的“战略遏制和对抗”体系。这其中表现在东盟国家试图优化与俄罗斯的合作。但由于种种原因,东盟国家仍继续把同俄罗斯的合作看做是同美、日、中关系的“战略补充”。所不同的是,此次双方找到了共同点,而反恐合作是其中最重要的共同点。因此,在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后的一段时期内,尽管双方一再表明经济合作的重要性,但政治合作依然是双方合作的重要方向。21世纪初,俄罗斯和东盟所通过的一系列主要文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例如, 2003年6月俄外长同东盟外长签署的《关于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繁荣与发展的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主要关注的是政治合作,文件中表述最清晰的部分是在反恐以及反对各种跨国犯罪领域中可能采取的共同措施。2004年7月2日,俄联邦和东盟签署了《关于双方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合作的联合宣言》。俄与东盟还商定就成立俄罗斯—东盟反恐工作组问题进行讨论。仅隔两个月,双方又就联合宣言中所提出的措施举行了磋商。可见,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已成为 双方合作的主要方向。而俄与东盟研究的其他问题主要涉及双方在预防和消除自然灾害后果和由技术引发的灾难后果方面的相互协作、科技合作,以及在旅游、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合作。2004年7月28日在东盟首脑会议期间,俄罗斯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对确保俄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利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有助于该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在这一阶段发展势头较好的依然仅是双方在军事技术领域的联系。例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国防部的代表多次访问俄罗斯,商谈购买俄武器的可能性并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效果。2001~2002年,马俄签订了金额分别为3 000万美元和4 800万美元的“Метис-2”反坦克火箭设备和“Игла”(9К-38)机动地对空导弹的供货合同。2003年,马俄又签订了金额为9亿多美元的“Су-30МКМ”歼击机的供货协定。同年4月,印尼与俄签订了军事技术合作等一系列协定,签署了购买苏-27和苏-30战斗机的合同。泰国向俄提出了一长串军工产品供货清单。东盟国家已成为俄武器的新兴市场。应当指出的是,自2000年起,俄与东盟的军事技术合作明显趋于稳定,俄武器对东盟国家的供应已不再是一次性的行为。总之, 1998~2004年,尽管俄与东盟的关系实现了某些突破,但俄依然将地缘政治安全视作与东盟国家合作的重点。从东盟国家看, 1998年后,与俄罗斯仅仅是在反恐领域有合作前景,而不像与中国合作有很强的经济合作动力,并且能给东盟国家带来实际利润。换言之,在这一阶段俄与东盟的合作重点是,双方都希望在地区建立多极世界秩序,以及共同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签署的许多经济协议没有实现,双方通过的宣言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政治宣传意味,而不具实际意义。
(三)调整并进行实质性合作:2005年至今随着东盟地位的不断提升,俄越来越重视
发展与东盟的关系,深化与东盟的合作成为俄亚洲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特别是在普京第二个执政期,俄已意识到唯有积极参与地区经济一体化,才能根本解决俄东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俄开始把发展地缘经济同保障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安全结合起来,这说明俄罗斯的亚太政策思维已发生重要变化。这一重要变化体现在2005年12月13日在吉隆坡举行的首届俄罗斯—东盟峰会上。此次峰会是东盟和俄罗斯关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及“突破口”。它标志着俄与东盟开始进行调整,转向实质性合作,这也是现阶段俄与东盟关系的主要特点。作为此次峰会的具体成果,双方签署了《东盟—俄罗斯经济与发展合作协议》、《东盟—俄罗斯全面合作联合宣言》、《2005~2015年推进东盟—俄罗斯全面合作行动计划》(简称《2005~2015年全面行动计划》),有助于推动俄与东盟的双边经贸合作,把俄罗斯—东盟关系推上一个新水平。根据《东盟—俄罗斯经济与发展合作协议》,双方将开展全面对话,以进一步加强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信息交流、经济研究和招商引资活动,并为各国政府机构及其他相关经济单位参与这些活动创造便利条件。该协议还提出了双方合作的具体领域:即中小企业、科技、能源、矿产资源利用、交通、环保、体育和文化等。
《2005~2015年全面行动计划》中的经济合作内容也相当宽泛,并且是以具体行动计划的形式规定了双方分阶段应完成的合作计划。目前,双方已采取了一定的实际措施。《东盟—俄罗斯经济与发展合作协议》、《2005~2015年全面行动计划》业已生效;俄政府为俄罗斯—东盟合作基金投入了50万美元,以支持国家方面的共同计划;确定了6个优先合作项目,其中一个就是在莫斯科国际经济关系学院创建东盟中心[3]。
与此同时,俄积极推动发展同东盟各国的经济关系。2006年8月15日,俄与新加坡签署了合作发展俄经济特区的协议。按照协议,新加坡将为俄经济特区的发展提供咨询服务,包括为俄联邦和地方官员制定一套推行经济特区工作的专门培训课程,帮助俄发展位于托木斯克和叶拉布加的两个经济特区。此外,俄罗斯和新加坡设立了由两国部长共同领导的高层联合指导委员会,监督协议的落实并在双方感兴趣的领域开展合作。2007年9月,时任俄总统普京对印尼进行了短暂访问,这是俄领导人首次访问印尼。其间,两国签署了8项经济、文化等合作协议,内容涉及审计、环境保护、贸易、投资、反恐、文化和电影等。根据相关协议,俄石油和天然气巨头卢克石油公司将与印尼国营石油天然气公司在印尼开发新油气资源;俄铝业集团公司计划与印尼多种金属公司合作建设现代化综合铝矿加工企业;俄车里雅宾斯克锌厂计划和印尼相关企业开展合作,并将印尼作为进军亚太市场的基地。此外,印尼的通讯产业、高速公路建设、生物柴油开发和银行业也都进入俄财团投资的视野。总之,俄罗斯所采取的一系列积极措施充分说明俄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已经进入务实发展阶段。
二 俄罗斯与东盟关系的发展特点
在俄罗斯与东盟10余年的关系发展进程中呈现两大鲜明特点:
(一)俄罗斯与东盟的合作日益机制化和制度化
冷战后,俄罗斯与成立于1967年的东盟开始合作。尽管起步较晚,但经过10余年的发展,俄与东盟已建立如下合作机制:东盟成员国外长与俄外长在“东盟+俄罗斯”机制下会晤;俄罗斯和东盟官方全权代表会晤;俄罗斯与东盟间合作委员会;东盟地区论坛;“10+1”双边对话合作机制。此外,俄罗斯和东盟还创建了东盟—俄罗斯联合合作委员会机制、东盟—俄罗斯商业和工业家联合会、东盟—俄罗斯合作基金等。俄罗斯和东盟合作机制化的加强,说明双边关系在冷战后逐渐走向成熟。
(二)俄罗斯与东盟的经济关系滞后于政治关系的发展
俄罗斯和东盟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加强了双方在政治、安全和经济等多方面的合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而言,双方的经济关系滞后于政治关系的发展:双方关系发展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而经济方面的成果还十分有限,双边的经贸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发展不相符。
1.双边贸易额虽有增长,但规模很小。据资料统计,俄与东盟的贸易额已从1994年的6.5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23.32亿美元(俄出口15亿美元,进口8.32亿美元)[4], 2004年为44亿美元, 2005年达到50亿美元,在各自贸易中占11%[5]。
2.俄对东盟的商品出口结构低下。俄对东盟的出口商品品种有限,主要是铸钢产品、化肥、纸张、纸浆、石化产品及一些武器,机器和设备的比重很小,而在苏联时期机器和设备在东南亚地区某些国家的市场上占有不错的位置。东盟国家对俄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通讯领域、电子设备制造和机床零件生产领域。
因此,受双方商品贸易结构的影响,俄对东盟的出口额远远超过自东盟的进口额。这一趋势从苏联时期一直延续至今[6]。
3.俄同东盟国家贸易的地理分布发生了明显变化,双边贸易的发展仍不平衡。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苏联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额中,越、柬、老占80%左右,苏联对上述3国的出口也远远多于对新、马、泰、印尼、菲、缅的出口。如今东盟国家中的对俄贸易伙伴发生变化,居首位的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样一些工业发达国家。例如, 2002年同俄贸易额最多的东盟国家是新、马、越、泰和印尼。上述5国同俄贸易占东盟同俄贸易的90%,其中,新占26%、马25%、越17%、泰14%和印尼8%。在俄对东盟的出口中,新、马、越三国是俄主要伙伴,这三国占俄对东盟出口的近80%;在俄从东盟的进口中,马、泰、印尼、越、新则是俄主要伙伴, 5国占俄从东盟进口的近95%,其中从马、泰、印尼三国进口占74%。而俄对东盟其他5个成员国(老、柬、缅、菲、文莱)的贸易很 少[7]。俄同东盟国家贸易在地理分布上的变化,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俄已摈弃了苏联时期那种从政治意识形态出发同东南亚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做法。当然,俄与东盟的贸易一直局限在5个国家,也说明了俄与东盟地区贸易发展的不平衡。
俄罗斯与东盟经贸联系的滞后对俄参与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造成了不利影响。例如, 1997年11月,新加坡和菲律宾曾以俄与东亚国家的经济关系发展较弱为由,反对俄加入亚太经合组织;2005年12月,东盟又因俄与东盟组织没有实质性的经济关系,使俄未能如愿成为东亚峰会的创始成员国[8]。
造成俄与东盟经济合作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一是前文提及的双方都没有把经济合作放在首位,重点考虑的是各自的政治和军事安全利益;二是由于东盟国家与日本、中国以及北美洲和欧洲国家的公司有着广泛的经济联系,而俄在同这些国家公司的激烈竞争中,经常在产品质量、供货期和支付条件等方面不敌竞争对手;三是在东盟地区的俄公司没有一个类似俄罗斯公司联合会这样的组织来协调这些公司在东盟国家的活动,造成俄公司在同东盟国家公司的贸易中各自为战,甚至俄公司间相互竞争;四是负责俄与东盟经济关系的贸易和合作工作组,由于受俄企业状况和俄经济调整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工作效率不高。
三 俄罗斯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前景
随着2007年11月《东盟宪章》和《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的签署,东盟在政治、经济一体化方面继续提速,东盟经济共同体建成后,东盟将形成一个充满魅力的统一市场。对处于经济恢复增长期的俄罗斯来说,拥有5.6亿人口、GDP超过1万亿美元的东盟,是大有潜力的贸易和投资地。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关系,不仅将对俄经济,尤其是远东和西伯利亚的经济开发具有重要意义,使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俄参与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结合起来,而且还有助于俄在未来的亚洲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而随着俄罗斯国力的增强,东盟也看好俄罗斯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和巨大的市场,希望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继续打“俄罗斯牌”,平衡与美、中、日等大国的关系。此外,尽管目前俄与东盟的经济关系还处于低水平,但双方都认为在经贸方面的合作大有潜力。首先,从能源领域合作看,尽管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越南、菲律宾等国的铝土矿等矿产资源相当富有,但这些国家工业基础比较落后,而俄企业在资源开发加工方面则具有很强的优势。其次,从工业机器制造、科技领域合作看,按照俄专家的观点,东盟国家目前是俄高科技产品、汽车和航空技 术、机床和设备等为数不多的有前景的市场之一。这是由于近年来东盟经济快速增长,对俄某些产品的需求呈增长态势。例如,越南等国的工业大多是原苏联援建的,现均已进入技术改造期;致力于发展航天事业的马来西亚等国,在宇航员的培训等方面需要俄罗斯的帮助。最后,从农业、旅游等方面的合作看,东盟国家是热带农业区,农产品不仅种类丰富,而且质量上乘,许多产品对俄有吸引力。俄罗斯特别是东盟国家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双方的旅游合作前景看好。鉴于上述分析,俄与东盟之间的经济关系将不断向前推进。
然而,双方经济关系的深入发展也将受到诸多因素的掣肘。第一,多国竞争的加剧。东盟战略位置重要、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迅速,已成为世界上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经济力量。随着东盟政治、经济和战略地位的不断提升,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对该地区的利益角逐也将愈演愈烈,这不能不对俄与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造成影响,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由于历史和传统原因,在东盟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优势,对俄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必将构成挑战。1993年以来,美国一直是东盟最大的区外贸易和投资伙伴,日本是东盟除美国之外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为了减少对美日经济的依赖,东盟会不断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但在短期内美日在东盟的经济地位很难被其他国家所取代。近年来,中国、印度、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新兴市场对东盟的意义也日益突出,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这些国家也将会不遗余力地加速推进与东盟的经济合作。第二,俄罗斯与东盟拓展经贸合作的优势并不明显。虽然俄罗斯2/3的国土在亚洲,但其政治、经济中心在欧洲,同东盟国家贸易存在相距遥远、交通不便的劣势。而亚洲部分的远东和西伯利亚除能源外,与东盟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并不强。不仅如此,东盟国家在政治、制度、民族文化、经济水平和安全政策取向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老、柬、缅等国的经济规模较小,使俄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发展不平衡问题难有实质性的改变。第三,俄罗斯经济实力的制约。尽管目前俄经济已进入恢复性增长,但在未来10年内,由于内需相对不足,以及世界市场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为了实现GDP翻番目标,俄仍会追求经济的粗放增长。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难以改变,俄经济很难有质的提升。据俄经济发展和贸易部的报告,按汇率计算,俄到2010年能成为经济大国, 2015年能成为经济强国[9],但按可比价格计算,俄要10年内实现GDP翻番目标却非易事,实际增长速度并不快。因此,俄不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现代化中心之一,对周边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这就使俄仍不能在东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第四,俄罗斯对东盟政策的定位。由于俄亚洲部分特别是远东地区地广人稀,除几条大河外缺少天然的地理屏障,因此,确保远东地区地缘政治安全是俄地缘政治近乎于永恒的主题,也是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此外,“三股势力”在俄罗斯和东盟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反恐是双方面临的共同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自2005年以来,俄同东盟转向调整实质性合作,但双方的政治合作仍将强于经济合作。因为在双方签署的《2005~2015年行动计划》中,最清晰和最详尽的内容是关于双方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和各种形式的跨国犯罪领域的合作,有关经济合作的内容尽管也相当宽泛,但这些内容要想真正地得到落实还为期尚远。显然,双方经济合作的实际效果在短期内难以显现。
总之,俄罗斯要想使同东盟的经济合作快速发展,其难度可想而知。在可预见的将来,双方的经济关系仍将滞后于政治关系的发展。
(责任编辑:李丹琳)作者系东北财经大学教授、辽宁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财经大学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1]А.Лосюков,Начал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диалога//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жизнь, 1997г.,№11.[2]三个具体因素是: 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将东南亚定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第二战场”,使美国与次地区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合作具有额外的动力;美日关于21世纪联盟与安全联合声明和美日在国防领域合作的指导性原则的签署,实际上意味着日本“保证整个东南亚和平与安全”责任的扩大;中国总理朱镕基提出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建议。
[3]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 02.08.2007.[4]http: //www.ivran.ru [5]http: //www.made4u.ru/18.01.2006 [6]苏联时期,虽然俄同越、柬、老三国的贸易呈顺差,同新、马、泰、印尼、菲、缅的贸易呈逆差,但总体而言,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呈顺差。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顺差额超过了20亿卢布。
[7]Е.Канаев,АСЕАН иРоссия:отношения послехолоднойвойны//Мироваяэкономика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отношения, 2007г.,№2,с.69.[8]东盟认为,在参加首届东亚峰会应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组织有实质性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中,俄具备了前两个条件。因此,俄罗斯只作为嘉宾列席了东亚峰会。参加首届峰会的国家有:东盟10国、中、日、韩、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9]邢广程主编:《俄罗斯东欧中亚黄皮书—2005年:应对挑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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