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湖南湘乡看县域经济管理与发展
从湖南湘乡看县域经济管理与发展
湘乡,湘军故里,楚南重镇,古称龙城。位于湖南省中部,北邻韶山22公里,东距长沙80公里,为长株潭城市群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重要工业基地和休闲旅游城市。总面积2012平方公里,人口98万,下辖3乡15镇4个街道办事处。据历史数据,湘乡市2010年实现生产总值161.77亿元,同比增长14.8%,“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13.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6.97亿元,同比增长4.3%,“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5.0%;第二产业增加值74.64亿元,同比增长23.1%,“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21.2%;第三产业增加值50.16亿元,同比增长12.5%,“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11.9%。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9%,比2005年下降6.8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为22.9%,比2005年下降5.1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1.9%,比2005年上升7.7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为46.1%,比2005年上升5.9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1.2%,比2005年下降0.9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为31%,比2005年下降0.7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为103.83,比上年上涨3.83个百分点;其中居住价格指数为106.1,比上年上涨6.1个百分点;八大类商品中仅烟酒及用品比上年下降3.12个百分点。
最近几年,湘乡农业经济增长平稳,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提高,劳务经济稳中有升,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商品市场活跃,消费需求两旺,招商引资保持较快增长,旅游业快速发展,财政收入稳步增长,金融运行平稳。但光荣中总有瑕疵,在县域经济良好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体现出了一些问题,在这里,借此机会,我将我自己的所见诉诸笔端,才疏学浅,还望见谅!
县域经济是构成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是繁荣一方、稳定一方的经济保证,大量的国计民生问题的有效解决依赖于县域经济的管理和发展。县域经济的发展重点在工业经济,难点在农村经济。至少在现阶段,县域经济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三农”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县域经济发展壮大的过程就是由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的转变过程。因此我们必须要大张旗鼓地坚持以工业主导的思想不动摇。也正是在从农业向工业转变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些问题:
一:受到固有条件的限制。湘乡地属华南湘赣丘陵区,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五山一水三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总面积为2012平方公里,有耕地42667公顷,有林地面积82667公顷。湘乡处于湘中丘岗向湘江河谷平原的过渡带,为雪峰山东北余脉和越城岭北端余脉所夹峙。西部和南部较高峻,东部和北部较平缓。最高点是褒忠山的三尖峰(又名白沙井山),海拔802米,最低处于涟水出境处的新研文佳滩附近,海拔41米,落差达到了761米,全市海拔高程在100米以下,相对高差小于10米,地面坡度小于5度的平原有500平方公里;海拔高程100—150米,地面坡度5—15度,相对高差10—60米的岗地约600平方公里;海拔高程120—300米,地面坡度15—25度,相对高差60—200米的丘陵有450平方公里;海拔300米以上,地面坡度25度以上,高差200米以上的山地有400多平方公里。这样的地理环境阻碍了交通,为经济发展制造了障碍。耕地面积的不足也制约了农业的发展。
针对此现象,湘乡市国土部门必须:
1、狠抓队伍建设,确保国土资源各项事业稳步发展。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以建一流班子、带一流队伍、创一流业绩、树立一流形象为目标。讲团结,形成班子整体合力;讲学习,提高干部队伍综合素质;讲廉政,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的纯洁性。
2、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积极推进土地市场化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基本农田“五不准”占用制度,做到“组织领导、基础建设、制度保障、管理措施”四到位,推行“三严、两查、两重、一否定”的基本农田保护措施。
3、加大执法监察力度,保证国土资源管理有序进行,强化矿产资源管理工作力度。
二:政府机构臃肿,人员浮躁,办事不力。这一问题湘乡市政府已经认识到并且开始着手整治,于2012年中进行了镇级政府人员的考核与机构精简,但是力度还不够,仍需继续努力。
湘乡市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切实加强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编制管理。一是机构编制管理工作实行集体领导和“一支笔”审批制度。全县人事编制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取消部门的调配权,组织、人事、编制、劳动、财政等部门之间,建立有效的相互约束机制:县财政局拟定财政预算和核拨经费的主要依据是机构编制;只有在县机构编制部门审核同意设置的机构和核批的人员、编制范围内,县人事局才能核定人员工资,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才能办理劳动和社会保障手续。二是实行用编计划管理。每年年初,根据行政事业单位用编需要和单位编制空缺、上年减员情况等方面,制定年度用编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循“计划服从编制,增员服从计划,配员服从结构”,真正做到既管用编数量,又管人员结构。三是实行编制“实名制”管理。始终把“编制实名制管理”作为编制工作的重点来抓,对全县行政事业单位人员进行了全面、准确的实名制登记,做到了县机构编制部门的人员编制台帐与各单位的底册一致。通过编制实名制管理,可以有效地突破过去“人头会计”的局限,切实把住了人员管理的主动权。预计通过以上措施,湘乡市可实现行政事业单位净减人员1700多人,按每人每年2.5万元开支计算,每年节约财政开支4250万元。同时还腾出了编制引进了人才,通过用编计划管理列出用于专业技术人才引进的专项编制,可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300多名。高科技人才的引进不但可以优化湘乡市的人员编制结构,还可为湘乡市的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对湘乡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如2010年工业局引进的高素质人才发挥专业特长,对接中央和省市政策完善了项目库。通过考察论证,提出了全县两个陶瓷节能项目改造方案,向上级主管部门申报获得批准,解决了项目改造资金2100万元。项目改造后每年可节约原煤1.7万吨,节电909万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46.8万吨。
三:湘乡市的农业产业化程度不够,农业水平不发达,目前大部分农业尚处在小农经济时代,与当代经济发展趋势不符,也不利于湘乡市农业经济的长远发展。我认为,湘乡市必须“跳出农业抓农业”,要以工业化理念办农业,立足农业资源、面向农村发展工业,把农产品加工业作为振兴县域经济的增长点和重要抓手。实现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工农互促。
首先,湘乡市应当大力扶持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增强县域经济驱动力。针对湘乡市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瓶颈,重点突破,集中力量,培育一批“大龙头”和规模型产业基地,引导和帮助龙头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其开拓市场、招商引资和科技创新能力,促使企业快速发展,促进龙头企业上规模、上水平,力争三年内全县培育2-3家年营销收入1亿元以上的龙头企业,10家年营销收入5000万元以上的龙头企业,以带动湘乡市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整体提升。同时,湘乡市应当大力加快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提升县域经济竞争力。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产业集群呈现出异乎寻常的竞争优势,成为带动一个地区经济腾飞的骨干力量,湘乡市粮食集群建设已初见端倪,这给湘乡市农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以工业园区为依托,以农业集群建设为重点,延长粮食产业链,争取在3-5年内把我县粮食产业集群打造成为粮食加工行业内的“航空母舰”,使粮食成为我县绿色产业、富民产业。其次,湘乡市应当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造县域经济新动力。农村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县域经济离不开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建设乡村福地为抓手,以“福山、福水、福人家”为主题,建设乡村旅游型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湘乡市农村经济发展潜力所在,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准确定位,通过特色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乡村旅游成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新的动力。再其次,湘乡市应当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提升农村组织的凝聚力。发展多种形式的专业合作组织是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组织化程度、帮助农民规避市场风险的有效途径。目前我县已有各类专业合作组织仅27个(成员人数在100人以上15个),累计发展会员6004人,但大部分专业合作组织仍是松散型,真正与基地、农民紧密联系的不多,下一步,在专业组织发展上,一方面要突出量的扩张,另一方面重点是规范内部建设,引导各类专业组织加强对成员在生产、收购、加工等方面开展有效服务,积极探索在专业合作组织内部建立对组织成员的返利分配制度。另外,湘乡市还可以大力实施劳动力转移,增强农民主体创业能力。实现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加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一是要建好培训基地。进一步办好湘乡一职等职业教育,强化各类培训基地建设,加大“阳光工程”实施力度,在扩大劳务输出规模基础上,加快湘乡市的皮革、服装等特色劳务品牌的形成;二是要发展劳务输出组织。以培训基地为依托,加快建立基地型、中介型、市场型劳务输出组织,实现劳务输出由零散化向集群化转变和自发性向有序性转化。三是把劳动力创业培训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进一步加大对15个示范村劳动力培训力度;四是深入开展全民创业活动,努力营造“返乡创业光荣,建设家乡有功”的氛围,积极引导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发展民营企业,在一些具备条件的乡镇,可设立农民创业园区。
除开上面提到的三个问题,我也认为,湘乡市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要求,转变县域经济增长模式和管理方式,把县域经济调整到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轨道上来。
首先,湘乡市管理人员应当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在县域经济的管理和发展中的内涵,科学发展观对管理和发展内涵、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发展评价体系等做出了新的回答,与传统发展观相比,科学发展观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其一,强调发展要以人为本。发展由人来推动,同时又要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最终体现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程度。其二,强调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发展应该是全面的而不能是局部的某一方面的发展,是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在内的统一体系。其三,强调发展的和谐性。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应该是协调的、和谐的,不能只注重一个方面而忽视其它方面,单一经济增长并不代表发展的本质和社会进步程度。其四,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发展应具有全局和战略眼光,既要考虑当前,还要考虑今后和资源、环境的保障能力。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使传统县域经济发展思路面临转型压力,如何从单一注重经济增长转到注重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共同进步,如何从单一注重经济增长规模和速度转向注重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如何从“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转向注重节能环保产业开发,等等。这种与科学发展理念相适应的发展思路的确立,需要一个较长和痛苦的过程,也是县域经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
其次,湘乡市应当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推进,加快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和重要基础,是以县城为中心,以集镇为纽带,以农村为腹地,城乡一体,工农兼施的区域经济总和。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强县富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湖南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国务院相关政策法规,把壮大县域经济作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及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相关配套政策,为各地加快发展县域经济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通过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湘乡市应当抓住加快县域经济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不动摇,面对市场经济发展新形势,立足开发我市优势资源,坚持继承、发展、创新的原则,不断深化市情认识,丰富完善发展思路,按照围绕“农民增收、财政增长、城镇增容”三大目标,实施“生态立市、工业强市、科技兴市、旅游活市”四大战略,落实“开放带动、产业带动、项目带动”三大举措,抓好“农业产业开发、工业经济发展、重大项目建设、旅游和水力资源开发、城镇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六件大事的总体工作思路,大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工业经济,狠抓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发展县域经济各项社会事业,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快速健康发展。
最后,湘乡市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凝聚合力,推进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我们党的执政理念。一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权益,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对县域来说,科学发展不仅要发展生产、积累财富,更要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的福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生活更加殷实。
以上就是我关于湘乡市县域经济发展与管理的几点拙见,不等高雅之堂,还请斧正!
第二篇:从政府工作报告看文化产业发展
从政府工作报告看文化产业发展
日前,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开幕,温家宝总理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文化产业被重点提及,其发展也备受关注。中投顾问文化行业研究员蔡灵指出,从政府工作报告看,文化产业依然是未来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且文化产业将在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及经济硬实力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从政府工作报告所涉及到的文化产业的具体内容看,文化产业将继续把公益性文化事业和文化体制改革作为发展重点。在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方面,国家将继续加大政府对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提高文化服务水平,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等;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国家将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文化市场,培育骨干文化企业,创造文化品牌,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等。政府工作报告不但在宏观上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指导,还在具体地提及了重点发展的文化行业子行业。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及体育产业等文化子产业被具体提及。从09年年末开始,文化产业相继出台了扶持新闻出版产业、电影产业及体育产业发展的政策,三方面的政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对这三个产业的发展已经有所侧重,而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及这三个产业,可以说是对这三个产业被作为重点产业进行发展的肯定。此外,09年新闻出版产业总产值超万亿,在GDP中的占比达到近3%,电影票房收入达到62亿,同比增长43%,从产业的规模和增速上看,重点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及体育等产业,契合实际。
蔡灵还指出,在文化产业发展的问题,政府工作报告做到了宏观与重点的结合,即要求文化产业的全面发展和整体实力的提升,也要求突出重点子产业的发展,有条件、有实力的产业应充分地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步伐,并使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整体上处于平衡状态。
中投顾问发布的《2010-2015年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显示,09年新闻出版产业总产值超万亿,GDP占比达到近3%,新闻出版产业对文化产业总产值在GDP中占比的进一步提高有显著贡献。
2010-03-09来源: 和讯网
第三篇:从经济形势看工行发展
从经济形势看工行发展
——支行“我的工行我的梦”演讲发言稿
中国梦,是2012年11月29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过程中,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之一,“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作为一名工行人,我的中国梦就是在为工行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努力的过程中展现自我价值。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梦想是航灯、是前进的动力,而要想实现梦想就必须探索实现梦想的方法和增长实现梦想的本领。兵家打仗讲究“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而商家闯市场同样需要洞悉国内外经济形势、外部营商环境、行业发展趋势以及自身优劣势。从宏观层面上看,而今世界经济仍将延续低速增长态势;全球金融形势有所好转,但出现动荡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动力略显不足,出口额因主要贸易市场购买力下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反倾销案频频而有所回落;内需提振因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收入水平低、贫富差距大、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完善而效果不佳;投资依然大部分集中在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等投入大、回报率低、期限长的项目之中,虽然今年中央旨在调整经济结构,有意控制GDP增长速度,而把稳增长、控通胀放在第一位,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要达到预期目标,相信也是压力重重。从微观层面上看,制造业营商环境持续恶化、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人力资源成本持续上升、转型升级压力重大,大量资金去实向虚,今年经理人采购指数为50.46,同期为51.23,增长速度在放缓。这说明银行的外部经营环境并不好,同时我们也得面对改革所带来的挑战。7月,国务院发布金融改革国十条暨《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其中第九条,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这无疑将加大行业竞争。央行出台“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控制总量”的信贷新政、银监会八号文件控制理财比例、贷款利率解禁等金融新政,均在撼动银行传统盈利模式。经营困境摆在这里,我行提出经营转型恰逢其时,那我们的转型突破口在哪里?我们怎么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怎么在改革浪潮中依然能够引领市场,不被淘汰?依我拙见,突破口就是以优质服务留住客户、以产品营销固化资金,实现银行与客户间的双赢。所以要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切实转变本位观念,一切从客户角度出发,规范服务标准,优化服务流程,加强大堂管理、压降可分流率、提高自助机具使用率;加强员工业务素质培训,提高业务素养、压降业务办理差错率,使进出我行客户能够得到安全、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二是,想方设法让客户认同我们的产品,认可我们的思想,让客户自愿放心地把资金交给我们去打理,做客户的财富管家,从而增加中间业务收入。这就要求我们在日常工作中要不厌其烦地向客户宣导我们的价值理念、营销我们的各种产品,做好不同风险偏好、不同等级客户的资金配置,最大化地将客户资金通过产品固化在我行。三是,要紧盯市场需求,创新银行产品,提供差异化服务。2013年6月17日,阿里巴巴在支付宝的基础上推出余额宝,用户在支付宝网站内就可以直接购买基金等理财产品,获得相对较高的收益,同时余额宝内的资金还能随时用于网上购物、支付宝转账等支付功能。累计转入资金规模66.01亿元,余额宝只用了18天就将合作伙伴天弘基金的增利宝货币基金推上了中国用户数最大的货币基金宝座。这让银行业震惊、倍感危机与挑战的同时更要有所启发,凭借我行强大的后台研发团队、一线营销人员和广大客户群,是完全有能力制造下一个“余额宝奇迹”的。
数以几十万计工行人的梦想汇聚在一起形成了工行梦,数以几十万计的工行人为了实现梦想而努力奋斗才能实现工行梦,我的梦和工行梦不分彼此、紧密相连,我必将努力工作、好好学习,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工行的转型跨越式发展贡献力量。
第四篇:从儒家思想看廉政文化的渊源与发展
从儒家思想看廉政文化的渊源与发展
任城区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岳秀银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泉和主流,从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开始,历经两千多年,形成了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其中的许多政治主张和道德规范,即使从现代角度来看,也是超越时代、具有永恒价值的。儒家的德治思想、伦理思想、“仁义礼智信”、修身观、人文精神、功利思想、人才观等儒家思想的精华,至今仍使每一位读者都能从中得到教益,得到陶冶,得到启迪。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研究和探索廉政文化的渊源和发展,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强化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和党性修养观念,在全社会形成知学好进、尚廉知耻、崇德思贤的良好氛围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借鉴作用。
一、儒家思想与廉政
有人把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概括为礼乐文化,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孔子对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乱局非常不满,主张复兴礼乐,认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子路》)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即认为礼并非指物质享受,乐并非是敲钟打鼓,礼乐不只是娱乐享受,而是严肃的政治文化。
在儒家的礼乐文化中,有所谓“德音”之说,即以音乐象征政德。儒家经典《礼记〃乐记》篇记载说:“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矣。……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止)淫也。……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是说以往的高明统治者是按照一定的法度制礼作乐的。音乐象征德政,礼仪用以制止骄奢淫逸之风。奏响象征廉正、庄严、诚信的德音,就会使人民肃然起敬,服从统治。该篇又引孔子弟子子夏之言说:“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可见德音是配合德政的。其中“五声”,指钟、石、丝、竹、鼓鼙之声。而丝声与廉德相配。所谓“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就是说,有德之人倾听音乐,不是起骄奢淫逸之心,而是立廉正之志,自觉地当个实践礼义的好官。这就是中国传统儒家的礼乐文化,这个“礼乐文化”即可视为廉政文化的重要乐章。
儒家创始人孔子以及孟子等历代大儒,可以说是廉政理论的倡导者,也是廉政文化的实践者。孔子所谓“政者正也”一语,就是千古不易之言。他的“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转引)、“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阳 货》)等等主张,就包含了丰富的廉政思想。孟子基于其“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提出了“君民同忧乐”的廉政思想。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这就是宋儒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源头。《管子〃牧民》篇说:“国有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以礼、义、廉、耻为维系国家生存发展的根本道德,成为历代儒家的重要政治伦理思想。而在四德之中,“廉”实际上处在核心地位。不逾节,不自进,自然包含了公正无私之义;廉者必知耻,知耻则知廉。可以说,儒家以“礼义廉耻”为准则的政治文化,是以廉德为核心的廉政文化。
二、廉政传统的形成与发展
尽管在中国长期封建、半封建社会中,由于阶级社会的固有本质和封建意识形态消极因素的流毒,其社会政治局面往往是衰世长而盛世短,官场中则往往是清者少而浊者多,廉者寡而贪者众,但真儒、清官、廉吏依然不绝如缕,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股清流——儒家廉政文化传统。这个廉政文化传统,我们可从历代正史的 《循吏传》可见一斑。例如:在治国方面“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唐高宗及武则天时代的名臣狄仁杰,人称“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他任大理丞时,有两名武将误砍了昭陵(太宗陵园)的柏树,罪当免职。但唐高宗却要下诏诛杀二人,狄仁杰面奏皇上,力辩其罪不当死,奏称:“今误伐一柏,杀二臣,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这才说服高宗免了二臣死罪。武则天称帝时,许多大臣唯唯诺诺,独狄仁杰一身正气,敢言直谏。武则天把狄仁杰从河南调入中央任宰相,为了笼络狄仁杰,对狄说:“你在汝南有善政,但有不少人暗地里举报你,你想知道是谁吗?”狄仁杰回答说:“陛下如认为臣有过错,臣当改过;如认为臣无过错,则是臣之幸运。臣不愿知道是谁暗中告状。”武则天赞叹说:“真有长者之风啊!”武则天要立侄子武三思为太子,狄仁杰以儒家伦理为说予以反对。武则天要费银数百万造大佛像,官库不足,诏令天下僧众“日施一钱助之”,狄仁杰以“边陲未宁,宜宽征镇之徭,省不急之务……(造佛像)既费官财,又竭人力”等理由力谏,使武则天罢除此役。如此等等,体现了一位廉正官吏的高尚人格。北宋初期的名相范仲淹(989—1052年)是著名的儒家改革家和廉政文化实践者。他担任参知政事时,推行了以澄清吏治、重视民生为主要 内容的“庆历”新政。他以人为本,忧患天下,在著名的《岳阳楼记》中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成为激励士气、修炼官德、坚持廉政的箴言。他以身作则,常将俸禄节余,用于接济族中贫苦之人,并在乡里购臵义田扶贫济困,成为后代许多清官学习的榜样。其子范纯仁深受乃父人格影响,在刚出仕任地方官时,遭遇地方大饥荒,他敢于承担政治风险,未经奏准朝廷就开仓赈灾救济难民,深得民众爱戴。
在爱民方面司马迁的《史记〃循吏列传》与班固的《汉书〃循吏传》,记录了很多这种类型的清官廉吏,有宽政为民者,有以身作则者,有引咎请死者,更有廉正奉法、严拒贿赂送礼者。他们笔下的“循吏”,大多是儒家政治人物,是“奉法循理”、“谨身帅先,居官廉平”从而获得人民爱戴、使得远近效法、政治清明的好官。如身为鲁相的公仪休,以“不与下民争利”、拒绝客人送鱼而深得民心(见《史记〃循吏列传》);官至大司农的朱邑,为人淳厚、廉平公正,“身为列卿,居处俭节……家无余财”(见《汉书〃循吏传》),算得上是清官。
在修身方面,被明太祖朱元璋赐封为“江南第一家”的浙江浦江县郑义门家族,可以说是以儒学治家的典范。这个家族之所以在宋、元、明、清四代历经数百年而门第 兴盛,其治家秘诀就在儒学的“孝、义、忠、廉”四个字,他们坚持了“以孝治家,以义济世,以忠报国,以廉居官”家族文化传统。郑义门的家长们深明“俭可养廉,奢则生腐”的道理,特别在“家规”中制订了惩治贪赃之徒的“家法”,即“子孙出仕,有以赃墨闻者,生则削谱除族籍,死则牌位不许入祠堂”。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我们从上述儒家思想家、政治家有关廉政的理论与实践事迹,足以看到中国廉政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也可具体感受到历史上那些清官、廉吏清正廉明的人格魅力。古人云“廉吏足以为民之仪表”,今人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信哉斯言!廉吏的表率作用,不仅在于他们的廉洁,更在于他们怀有一颗敬德爱民之心,在于他们以民为本、公正无私、刚正不阿的处事风格。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爱戴与历史的褒扬。
三、廉政传统与艰苦奋斗、反腐倡廉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廉者昌,贪者亡”。“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士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制薄”。这是我国劳动人民总结的千古警句。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际实践证明,腐败是国家动荡的主要原因,坚持艰苦奋斗勤政廉政是国家稳定的根本条件。这一规律,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均概莫能外。
回顾党的历史,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险,饱受磨难,不坠革命之志,在艰难中成就伟业,在困苦中创造辉煌。靠着艰苦奋斗勤政廉政的精神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粮”成为井岗山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爬雪山、过草地、啃树皮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一部共产党人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壮丽诗篇。延安时期,面对敌人的经济封锁和缺吃少穿的生活条件,共产党人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度过了艰苦的难关;抗日战争中,党领导人民建立抗日根据地,团结奋斗、消灭敌人;解放战争中,党领导人民靠着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用坦克大炮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创造了革命战争历史上的伟大奇迹。西柏坡时期,土坯垒墙的农舍成为大决战的指挥所,军委作战室只有三张简陋的办公桌,就连七届二中全会都是在一个大伙房召开的。在生活上,领袖们更是严格要求自己:作为一个已掌握了大半个中国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一直保持着普通人民的生活习惯,带头发起“每日节省一把米”活动,他的衣服每件都是补了又补;朱德同志 多次帮老乡拉耧种地、割麦插秧;任弼时同志的寝室内铺着在延安大生产时织就的破毛毯;刘少奇同志的房间里放着跟随他转战南北的旧木箱……正是凭着艰苦奋斗精神,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成为一支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力量。血与火的洗礼,革命斗争的印记,艰苦奋斗的精神,溶入到共产党人的思想、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之中,成为崇高的风范、光荣的品质。革命的熔炉铸就了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在党的历史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芒。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依靠艰苦奋斗,在短短的三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毛泽东同志从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出发,把体现艰苦奋斗精神的勤俭建国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方针。他说:“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勤政廉政,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改变了国家“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取得了建国初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使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改善。然而,与此同时,在新旧体制转轨时出现的大量体制性漏洞与摩擦、经济利益的巨大诱惑以及国外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冲击,少数党员干部艰苦奋斗勤政廉政的意识有所淡化,认为艰苦奋斗是战争年代困难时期的事,现在再讲不合时宜;也有的认为,现在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领导也应该“轻松”一下,“潇洒”一回。这些人在生活态度上,奉行及时行乐;在生活方式上,贪图安逸;在生活追求上,向往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有的用公款大吃大喝、游山玩水和出国旅游;有的讲排场、比阔气、比待遇,车子越坐越豪华;有的挥金如土、铺张浪费;有的沉湎于酒绿灯红之中,流连于软玉温香之间等等。这些决不是一般的生活小节,而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重大政治问题,在人民群众中间产生了不良影响,损害了党员领导干部形象。如果不加强艰苦奋斗,勤政廉政教育,加强反腐败斗争,做好廉政工作,就可能使我们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并将破坏国家的长治久安。在这种新形势下,我国进一步加强了廉政建设,一再强调要坚持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反腐倡廉作为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勤政廉政的制 度建设,如提出了反腐败斗争的总体要求,进一步明确了反腐败斗争的指导思想、领导体制、工作格局和基本原则等,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有关反腐倡廉的法规制度。另一方面,我国加大了对腐败的惩处力度,查处了一批像胡长青、成克杰、李真、李嘉廷等大案要案。这些反腐倡廉措施巩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维护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确保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四、执政党的廉政建设和大众的、社会的廉政文化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就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放在头等位臵来抓,从教育、制度、监督、立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党风廉政建设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我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处在逐步确立过程,新旧体制交替、新旧观念转变之中,使党风廉政建设还面临着不少新问题、新情况。因之出现的各种各样利用手中权力的官员求取不正 当利益的腐败现象时有发生。所以,抓党风廉政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如何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关键是在全社会营造崇廉尚俭的浓厚氛围,发挥廉政文化的作用。
所谓廉政文化,是以廉政为根本内容的文化传统、文化形态与文化精神,主要是指赖以建立公正廉明政治局面和政治氛围的思想、精神、制度、风俗及文化素养。
当然,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廉政文化的实际内容是丰富多彩的,远非下一个定义那么简单。但我们从对这个定义的理解上,大致可以从五个方面去分析廉政文化的具体内容:第一是思想,即建设廉政文化的根本指导思想。第二是精神,即建设廉政文化的人文精神。第三是制度,即建设确保长期维持廉政局面并能及时揭露腐败行为的文化鞭挞制度。第四是风俗,即通过舆论宣传与道德教育发挥其文化功能,促使社会上形成一个以廉正为荣、以贪渎为耻的良好风尚。第五是文化素养,社会需要建立一套衡量执政者素质优劣的从政道德标准,从政者本身则应自觉培养廉政意识,做到“行己有耻”、“三省吾身”,不断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做一个格高行廉素质的从政人才。
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反腐倡廉教育要面向全党全社会,要全面加强对广大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对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对公民的社会公德和家 庭美德教育,增强全党全社会反腐倡廉的意识,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近年来,各级党组织在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工作中,逐步认识到文化功能的重要性,并大胆实践,把先进文化建设与党风廉政宣教工作有机结合,创造性地开展了廉政文化建设,使之成为加强“三个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崭新载体。
廉政文化建设在突出加强对领导干部教育这个重点的同时,要面向社会、面向大众,着眼于在全社会营造廉荣腐耻的舆论氛围,在全社会形成廉洁奉公的道德风尚。宣教不等于说教,提高党风廉政宣传教育的艺术性,做到寓教于乐,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这是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的应有题中之义。
拓展延伸廉政文化建设层面。教育者首先要接受教育,领导干部如果搞“自己生病群众吃药”那一套,把自己变成教育的“免检”对象,迟早都会出问题。各级领导干部是推动廉政文化建设的主力军,是搞好廉政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在抓好自身学习的同时,还应学以致用,带头上党风廉政教育课。要积极运用现代传媒,唱响廉政文化主旋律。现代传媒对于传播廉政文化、发挥廉政文化的教育、激励、导向作用和社会认同功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深入开展廉政文化进机关、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 农村,扩大廉政文化的辐射面。廉政文化只有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的人认知、感受、参与并积极付诸行动,才能焕发勃勃生机和活力。
第五篇:从安全角度看核电发展
从安全角度看核电发展
——写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20年之际
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兼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 孙 勤
从1954年6月前苏联奥布宁斯克核电站并网发电,首次实现了核能和平利用以来,世界核电发展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目前,全世界有442台核电机组在运行,装机容量超过3.68亿千瓦,核发电已连续18年稳定在全世界发电总量的16%。世界核电12000多堆年的运行经验有力证明:核电是一种经济、安全、清洁的新能源。
核电的发展是令人满意的,前景令人鼓舞。同时,核电发展史上的经验教训也是不应忘记的。
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启迪
1986年4月26日,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机组由于反应堆设计缺陷、运行操作人员严重违反安全规程、有关人员缺少必要的安全文化、缺乏必要的核事故应急准备等综合原因,最终酿成了核电发展史上的一次最严重的事故,造成了大范围的放射性污染和较多人员受到超剂量限值的辐射照射,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造成了很大负面影响。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教训是惨痛的,从另外一个角度,从这起事故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又是促进核安全发展的一笔宝贵财富。事实上,此后的二十年中,国际上加强了核安全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国际原子能机构颁布了核电厂新的安全标准,进一步提高了安全要求,如:在设计上强调了严重事故的预防和缓解措施,强调概率安全评价技术的使用等。各有核国家也进一步完善了核安全法规和标准,积极改进核电站的设备和系统,努力完善运行规程和各种运行文件,更加重视人员教育培训和核安全文化,核电站的安全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核电的安全性也已经为更多的人们所了解和接受,越来越多的公众认识到核电将是新世纪最重要的替代能源。
切尔诺贝利事故也使世界各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核事故应急准备工作的必要性,各国进一步加强了相关工作。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时,我国的核电发展正处于起步的关键阶段。国务院领导在听取了有关事故汇报后,在迅速研究有关情况后明确指示:我国继续发展核电的方针不变;要建立一套社会应急措施,以应对万一可能发生的核事故,把事故后果减到最小程度,确保公众和环境的安全。
在我国,为切实做好核事故预防工作,国务院于1986至1987年先后颁布了《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和《核材料管制条例》,确立了我国的民用核安全责任制度、核安全许可和监督制度及核材料许可证制度。使我国民用核设施的选址、设计、建造、运行和退役逐步纳入了依法严格监管的轨道。1993年国务院颁布了《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正式确立了我国核应急准备制度。为加强对核事故预防和救援工作的领导,1991年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核事故应急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全国的核事故应急准备和救援工作。近二十年来,由国家、地方和核电站运营单位组成的三级核事故应急管理体系有效运作,为保障核电站的安全、促进核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要科学地认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后果
1996年4月8日至12日,在维也纳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和欧洲委员会联合召开了“国际切尔诺贝利事故10年大会”,来自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845名科学家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报告就事故对居民健康、环境及人群的长期健康学效应给出了实事求是的权威性意见。
继而,在2000年,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得出结论:对499名病人进行住院观察,诊断为急性放射病者的为134人。没有公众受到足以产生急性放射病的高剂量。约60万以上的应急和恢复工作人员和500万生活在三国污染区的居民绝大多数只受到较低剂量的照射。事故释放到环境中的放射性物质的总活度为14×1018贝可,欧洲受污染的面积达20多万平方公里。切尔诺贝利事故后两周之内,反应堆附近的松树林中,一些对辐射敏感的当地生态系统,如针叶树和反应堆周围10公里之内的某些小哺乳动物,达到致死剂量,产生致死效应。1988—1989年这些地方的自然环境开始恢复;在随后的2-2.5年内,种群得到了恢复。未发现有关物种的局部种群由于辐照而灭绝的报告,而只观察到一些辐射诱发现象。
此外,2003年建立的切尔诺贝利事故论坛也于2005年9月5日公布了一份长达600页的《切尔诺贝利事故遗留问题——健康、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报告,客观地反映了事故的真实情况,科学地分析了对人类后果的影响,应该指出的是,事故发生后的20年间,绝大多数新闻媒体对这起事故的报告是客观的,但也有少部分为追求轰动效应,进行新闻炒作,作了不实报道。事实表明,诸如“事故死亡3万人、受辐射后变异的老鼠比猪大”之类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对切尔诺贝利事故及其后果应科学地认识,要化消极为积极,变坏事为好事。
三、“安全第一,质量第一”是中国发展核电的一贯方针
1991年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座核电站建成投产至今,已有9台核电机组陆续投入运行,装机容量达到700万千瓦,加上即将建成投运的田湾核电站,核电总装机容量将超过900万千瓦。与此同时,我国在核电技术的研发、核电站设计、设备制造、工程管理、生产管理和核安全监督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备了相当的基础和实力。能自主设计建设30万千瓦和6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机组,也具备了以我为主、中外合作建设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的能力。另外,我国还把成熟的核电技术成功运用于国际合作,成为少数几个可以出口核电的国家之一。
我国核电从无到有,在探索中前进,不断趋于成熟,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些成绩的取得,与贯彻了“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发展方针是分不开的。我国核电发展充分吸取了国际上核电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注意引进成熟技术和比较先进的核电堆型。在管理方面,建立了国家核安全监督管理体制,建立了核安全许可制度,确立了与国际接轨的安全标准,实施了现代化的管理,增强国际国内的信心。核电站选址、设计建造和运行的各个环节均严格受控。核电企业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要求,建有完备的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采用的沸腾管式石墨沸水堆不同,我国核电站采用压水、重水反应堆,从设计原理、结构到安全措施,在安全上是有保证的。我国核电的安全业绩是值得骄傲的:没有发生过二级或者二级以上的运行事件;工作人员所受到的辐照剂量远低于国家规定的限值;核电站的环境辐射监测数据基本保持在本底水平。核电安全运行的良好业绩,使公众和政府决策部门树立了坚定的信心,为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的决策奠定了基础。
四、坚持安全发展理念,积极推进核电发展
前不久,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会议指出,积极推进核电建设,是国家重要的能源战略,对于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实现能源、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升我国综合经济实力和工业技术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积极发展核电,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的理念。核安全是核工业的生命线,继续贯彻“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方针,要努力营造核安全文化氛围,狠抓设计、制造、建设和运营全过程质量管理,进一步强化核安全监督,切实做好核应急准备工作。
积极发展核电,要加强规划,科学论证,统筹安排,促进我国核电技术整体跃升和跨越式发展。要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立足现有基础,推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加快核电标准体系的建设,选用成熟、安全、经济、先进的技术方案,并实现技术上的突破。力争在2015年前后,形成自主设计建造第三代百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的能力。中国的核电事业大有可为,也一定会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