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展角度看我国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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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从发展角度看我国经济形势

经过20年改革开放实践的磨炼和邓小平务实精神的教育,我国经济学界敢于面对现实,揭示问题和矛盾。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进步。但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有些研究报告和文章就问题论问题,问题成堆而理不清头绪,很少用哲学思维来研究当前经济发展和运行中的矛盾,不搞矛盾排队,分不清支流和主流。甚至造成莫名其妙的悲观情绪,我们的经济学成了问题经济学。有些研究报告和文章照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和指标体系,用来描述和研究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经济,把我国经济当做一个发展完善的市场经济来看待,很少考虑我们的发展度和市场度。判断经济形势只根据那几个统计指标的走势论是非,找对策,只力图扭转那几个指标的走势,我们的经济学成了总量经济学,符号经济学。这种研究方法严重脱离实质经济内在矛盾运行的总量分析,更严重地脱离中国生产方式、交换方式、体制机制、结构转换升级具体阶段的实际。抓不住问题的关键,抓不住根本问题,只看运行,不看发展,只讲量变走势,不讲质量内容。这种西化的问题经济学,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它打乱了现阶段有形手和无形手的分工结构,过早淡化政府的发展主体地位,扩大了政策市场调控的范围,干扰了市场的调节机制的正常运行。为了克服这种倾向,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坚持邓小平的中国特色思想,牢牢把握住我们的特殊国情。我国经济运行在什么历史阶段是必须首先弄清的根本性问题。

我们判断当前的经济运行态势好坏,要有一个特定的质和量的客观标准,不能仅仅根据几个总量统计指标的走势,简单地以升降论是非。经济运行指标在时间上不能简单地向后看,和上年周期比,和上月,上季比;在空间上也不能简单地和别的国家、地区比。首先要给当前经济运行一个准确的时空定位,即当前经济运行是处于我国、本地经济发展的什么阶段上。这个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是什么,发展的内容、发展的历史任务是什么?当前经济运行走势是向着解决发展的主要矛盾、转化主要矛盾方面推进,还是朝着反方向推进。这是判断经济运行走势好坏的主要标准,定性标准。

从发展的本质含义、发展的规律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根本性转变这个大的历史阶段中,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转变的一个关键性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是结构性矛盾。所谓总量矛盾不过是抽象了结构内含的结构性矛盾在统计上的一种反映。总量矛盾是存在的,它只存在于总量统计之中,存在于符号经济之中,在实质经济之中只有结构矛盾,没有总量矛盾。我们面临的结构矛盾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工农两种生产方式、城乡两种生活方式,这种两元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矛盾。第二层次是区域经济结构的矛盾,主要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不仅是东、中西大区结构间的矛盾,而且还有每一个大区内部小区结构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第三层次是产业结构的矛盾。多年来我们对这个层次的矛盾是重视的,当作第一位的结构矛盾来抓。实际上它受前两位矛盾制约,就产业结构调产业结构是调不动的。第四个层次是产品结构的矛盾,主要是剩余和短缺产品的矛盾。

这四个层次的矛盾同时存在相互交错,呈现复杂的局面,但只要认真把矛盾排队,就会发现第一层次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诸矛盾的总根源。产业结构久调不见显效,剩余和短缺同时共存,关键是城乡人口大结构转化滞后,产业政策没有区域化,区域政策没有产业化,工业分散,重复建设,区域同构,这是造成结构性剩余、结构性短缺共存的根本原因。发展形势不如人意,不是自今日始,不是一两年的事,是自1992年以后逐步形成的。这是阶段性问题,不是当前运行问题,当前运行状况是这四个结构矛盾的正常反映。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不是短期问题。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性的问题。

第二篇:从经济形势看工行发展

从经济形势看工行发展

——支行“我的工行我的梦”演讲发言稿

中国梦,是2012年11月29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过程中,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之一,“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作为一名工行人,我的中国梦就是在为工行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努力的过程中展现自我价值。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梦想是航灯、是前进的动力,而要想实现梦想就必须探索实现梦想的方法和增长实现梦想的本领。兵家打仗讲究“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而商家闯市场同样需要洞悉国内外经济形势、外部营商环境、行业发展趋势以及自身优劣势。从宏观层面上看,而今世界经济仍将延续低速增长态势;全球金融形势有所好转,但出现动荡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动力略显不足,出口额因主要贸易市场购买力下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反倾销案频频而有所回落;内需提振因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收入水平低、贫富差距大、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完善而效果不佳;投资依然大部分集中在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等投入大、回报率低、期限长的项目之中,虽然今年中央旨在调整经济结构,有意控制GDP增长速度,而把稳增长、控通胀放在第一位,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要达到预期目标,相信也是压力重重。从微观层面上看,制造业营商环境持续恶化、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人力资源成本持续上升、转型升级压力重大,大量资金去实向虚,今年经理人采购指数为50.46,同期为51.23,增长速度在放缓。这说明银行的外部经营环境并不好,同时我们也得面对改革所带来的挑战。7月,国务院发布金融改革国十条暨《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其中第九条,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这无疑将加大行业竞争。央行出台“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控制总量”的信贷新政、银监会八号文件控制理财比例、贷款利率解禁等金融新政,均在撼动银行传统盈利模式。经营困境摆在这里,我行提出经营转型恰逢其时,那我们的转型突破口在哪里?我们怎么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怎么在改革浪潮中依然能够引领市场,不被淘汰?依我拙见,突破口就是以优质服务留住客户、以产品营销固化资金,实现银行与客户间的双赢。所以要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切实转变本位观念,一切从客户角度出发,规范服务标准,优化服务流程,加强大堂管理、压降可分流率、提高自助机具使用率;加强员工业务素质培训,提高业务素养、压降业务办理差错率,使进出我行客户能够得到安全、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二是,想方设法让客户认同我们的产品,认可我们的思想,让客户自愿放心地把资金交给我们去打理,做客户的财富管家,从而增加中间业务收入。这就要求我们在日常工作中要不厌其烦地向客户宣导我们的价值理念、营销我们的各种产品,做好不同风险偏好、不同等级客户的资金配置,最大化地将客户资金通过产品固化在我行。三是,要紧盯市场需求,创新银行产品,提供差异化服务。2013年6月17日,阿里巴巴在支付宝的基础上推出余额宝,用户在支付宝网站内就可以直接购买基金等理财产品,获得相对较高的收益,同时余额宝内的资金还能随时用于网上购物、支付宝转账等支付功能。累计转入资金规模66.01亿元,余额宝只用了18天就将合作伙伴天弘基金的增利宝货币基金推上了中国用户数最大的货币基金宝座。这让银行业震惊、倍感危机与挑战的同时更要有所启发,凭借我行强大的后台研发团队、一线营销人员和广大客户群,是完全有能力制造下一个“余额宝奇迹”的。

数以几十万计工行人的梦想汇聚在一起形成了工行梦,数以几十万计的工行人为了实现梦想而努力奋斗才能实现工行梦,我的梦和工行梦不分彼此、紧密相连,我必将努力工作、好好学习,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工行的转型跨越式发展贡献力量。

第三篇:从安全角度看核电发展

从安全角度看核电发展

——写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20年之际

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兼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 孙 勤

从1954年6月前苏联奥布宁斯克核电站并网发电,首次实现了核能和平利用以来,世界核电发展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目前,全世界有442台核电机组在运行,装机容量超过3.68亿千瓦,核发电已连续18年稳定在全世界发电总量的16%。世界核电12000多堆年的运行经验有力证明:核电是一种经济、安全、清洁的新能源。

核电的发展是令人满意的,前景令人鼓舞。同时,核电发展史上的经验教训也是不应忘记的。

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启迪

1986年4月26日,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机组由于反应堆设计缺陷、运行操作人员严重违反安全规程、有关人员缺少必要的安全文化、缺乏必要的核事故应急准备等综合原因,最终酿成了核电发展史上的一次最严重的事故,造成了大范围的放射性污染和较多人员受到超剂量限值的辐射照射,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造成了很大负面影响。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教训是惨痛的,从另外一个角度,从这起事故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又是促进核安全发展的一笔宝贵财富。事实上,此后的二十年中,国际上加强了核安全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国际原子能机构颁布了核电厂新的安全标准,进一步提高了安全要求,如:在设计上强调了严重事故的预防和缓解措施,强调概率安全评价技术的使用等。各有核国家也进一步完善了核安全法规和标准,积极改进核电站的设备和系统,努力完善运行规程和各种运行文件,更加重视人员教育培训和核安全文化,核电站的安全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核电的安全性也已经为更多的人们所了解和接受,越来越多的公众认识到核电将是新世纪最重要的替代能源。

切尔诺贝利事故也使世界各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核事故应急准备工作的必要性,各国进一步加强了相关工作。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时,我国的核电发展正处于起步的关键阶段。国务院领导在听取了有关事故汇报后,在迅速研究有关情况后明确指示:我国继续发展核电的方针不变;要建立一套社会应急措施,以应对万一可能发生的核事故,把事故后果减到最小程度,确保公众和环境的安全。

在我国,为切实做好核事故预防工作,国务院于1986至1987年先后颁布了《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和《核材料管制条例》,确立了我国的民用核安全责任制度、核安全许可和监督制度及核材料许可证制度。使我国民用核设施的选址、设计、建造、运行和退役逐步纳入了依法严格监管的轨道。1993年国务院颁布了《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正式确立了我国核应急准备制度。为加强对核事故预防和救援工作的领导,1991年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核事故应急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全国的核事故应急准备和救援工作。近二十年来,由国家、地方和核电站运营单位组成的三级核事故应急管理体系有效运作,为保障核电站的安全、促进核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要科学地认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后果

1996年4月8日至12日,在维也纳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和欧洲委员会联合召开了“国际切尔诺贝利事故10年大会”,来自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845名科学家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报告就事故对居民健康、环境及人群的长期健康学效应给出了实事求是的权威性意见。

继而,在2000年,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得出结论:对499名病人进行住院观察,诊断为急性放射病者的为134人。没有公众受到足以产生急性放射病的高剂量。约60万以上的应急和恢复工作人员和500万生活在三国污染区的居民绝大多数只受到较低剂量的照射。事故释放到环境中的放射性物质的总活度为14×1018贝可,欧洲受污染的面积达20多万平方公里。切尔诺贝利事故后两周之内,反应堆附近的松树林中,一些对辐射敏感的当地生态系统,如针叶树和反应堆周围10公里之内的某些小哺乳动物,达到致死剂量,产生致死效应。1988—1989年这些地方的自然环境开始恢复;在随后的2-2.5年内,种群得到了恢复。未发现有关物种的局部种群由于辐照而灭绝的报告,而只观察到一些辐射诱发现象。

此外,2003年建立的切尔诺贝利事故论坛也于2005年9月5日公布了一份长达600页的《切尔诺贝利事故遗留问题——健康、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报告,客观地反映了事故的真实情况,科学地分析了对人类后果的影响,应该指出的是,事故发生后的20年间,绝大多数新闻媒体对这起事故的报告是客观的,但也有少部分为追求轰动效应,进行新闻炒作,作了不实报道。事实表明,诸如“事故死亡3万人、受辐射后变异的老鼠比猪大”之类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对切尔诺贝利事故及其后果应科学地认识,要化消极为积极,变坏事为好事。

三、“安全第一,质量第一”是中国发展核电的一贯方针

1991年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座核电站建成投产至今,已有9台核电机组陆续投入运行,装机容量达到700万千瓦,加上即将建成投运的田湾核电站,核电总装机容量将超过900万千瓦。与此同时,我国在核电技术的研发、核电站设计、设备制造、工程管理、生产管理和核安全监督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备了相当的基础和实力。能自主设计建设30万千瓦和6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机组,也具备了以我为主、中外合作建设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的能力。另外,我国还把成熟的核电技术成功运用于国际合作,成为少数几个可以出口核电的国家之一。

我国核电从无到有,在探索中前进,不断趋于成熟,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些成绩的取得,与贯彻了“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发展方针是分不开的。我国核电发展充分吸取了国际上核电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注意引进成熟技术和比较先进的核电堆型。在管理方面,建立了国家核安全监督管理体制,建立了核安全许可制度,确立了与国际接轨的安全标准,实施了现代化的管理,增强国际国内的信心。核电站选址、设计建造和运行的各个环节均严格受控。核电企业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要求,建有完备的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采用的沸腾管式石墨沸水堆不同,我国核电站采用压水、重水反应堆,从设计原理、结构到安全措施,在安全上是有保证的。我国核电的安全业绩是值得骄傲的:没有发生过二级或者二级以上的运行事件;工作人员所受到的辐照剂量远低于国家规定的限值;核电站的环境辐射监测数据基本保持在本底水平。核电安全运行的良好业绩,使公众和政府决策部门树立了坚定的信心,为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的决策奠定了基础。

四、坚持安全发展理念,积极推进核电发展

前不久,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会议指出,积极推进核电建设,是国家重要的能源战略,对于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实现能源、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升我国综合经济实力和工业技术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积极发展核电,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的理念。核安全是核工业的生命线,继续贯彻“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方针,要努力营造核安全文化氛围,狠抓设计、制造、建设和运营全过程质量管理,进一步强化核安全监督,切实做好核应急准备工作。

积极发展核电,要加强规划,科学论证,统筹安排,促进我国核电技术整体跃升和跨越式发展。要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立足现有基础,推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加快核电标准体系的建设,选用成熟、安全、经济、先进的技术方案,并实现技术上的突破。力争在2015年前后,形成自主设计建造第三代百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的能力。中国的核电事业大有可为,也一定会大有作为。

第四篇:从社会保障角度看我国农村土地流转

从社会保障角度看我国农村土地流转

王银梅 刘语潇

农村土地流转是我国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优化农村土地资源再配置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是由于国家相当长时期忽略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而高度的社会化又使我国农民承受着巨大的货币支出压力,土地仍然是农民生活、就业、养老、就医等的安全保障线,是家庭的“退路”,具有家庭福利保障的功能,农民一般不愿放弃土地。因此,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极大地阻碍了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农村土地流转现状不容乐观。

一、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不畅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被赋予保障功能

(一)我国土地流转不畅的主要表现

1、土地流转总量小。虽然土地流转在我国农村已经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大部分地区均存在一种或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但从流转规模上来看,无论是各种形式的流转量,还是所有形式的流转总量仍然不大。而且土地流转在地区分布上也是不均衡的,在流转规模上表现为东部地区最大,西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最小。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浙江,土地流转异常活跃,流转规模比例也高于其他省份,但到2007年,浙江省承包土地流转面积也只达到458.477亩,仅占承包土地总面积的23.2%。我们再看中、西部省份的情况:在湖南,截止到2007年底,全省农村土地流转面积334.8万亩,占家庭承包经营土地面积的8%;在四川,2006年全省农村土地流转面积为562万亩,约占全省承包土地面积的10%。

2、流转效益不高。农村流转面积中多是本村村民之间的零星流转,不能形成规模经营,流转效益并不高。据姜孝平、李光友、易罡的调查显示,截止到2008年3月底,重庆市奉节县五马乡全乡村内农民之间零星土地流转面积6408亩,占全乡流转面积的95.17%,多数农户土地流转都是发生在父子、叔侄、亲戚及邻里之间。又据辅黎萍调查统计,截止到2007年12月底,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土地流转中单体规模100亩以上的经营面积达0.74万亩,仅占总流转面积的35%。由于流转的土地以户与户之间短期互助性居多,主要用于种养业,附加值比较低,难以形成明显的流转效应。

3、土地流转不稳定,随意性强。土地流转随意很强,主要以口头协议为主,书面合同较少,双方的权责利没有明确的约定。有的即使形成了协议,但内容也简单粗糙,合同标的、双方责、权、利关系也不明确,约束力不强。部分土地流转行为还以可随时收回土地为前提条件。根据黄朝辉2007年对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农村土地流转情况调查报告显示,全区土地流转面积达50881亩,涉及农户21813户,其中已签订流转合同的1413户3193亩,分别占流转农户数和面积的9.6%和6.3%。

4、土地撂荒现象严重。根据各地对农村土地流转调查情况来看,目前农村土地撂荒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据福建省古田县水口镇耕地撂荒情况调查报告显示,2008年预计全镇共将撂荒耕地402亩,占整个耕地面积的4.174%。另据四川省阆中市农调队对10个社的调查显示:调查的10个社2004年底共有农户285户,耕地面积719.6亩,其中抛荒面积62.0亩,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高达8.6%。

(二)根本原因分析

表面上看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不畅的原因在于流转制度的不完善,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国农民目前正处于高度社会化时期,他们承受着巨大的货币支出压力,面临着现金支付危机和家庭预算危机。不稳定的预期收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农民将维持家庭正常运转的保障线压在土地上,赋予土地社会保障的功能。

1、高度的社会化使我国农民承受着巨大的货币支出压力。目前我国农民社会化较高,已经渗透到各个方面:一是生产方面分工程度加深,家庭资源配置市场化。传统的农户自我服务形式发生了改变,很多农民走上社会,对外提供生产服务。另外土地出租、对外投资等经济现象日益频繁,使得生产要素的配置由家庭内部走向外部。二是农户日常生活家庭自给现象逐渐淡化。三是人际、户际交往范围扩大、交往程度加深,农民由一个“家庭人”转变成了一个“社会人”。

在这个时期,家庭生产、生活、交往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以货币购买服务和商品,家庭的维系需要货币支撑。而高度的社会化又导致消费膨胀,致使家庭货币支出压力增大。因此,家庭安全已经由生存威胁,转向不能付现而破产的威胁,即承受货币支出压力,面临现金支付危机、家庭预算危机。虽然现金支付危机不会威胁农户家庭的生存,但是能够破坏家庭的正常运转,影响家庭的可持续发展。

2、巨大的货币支出压力使我国农民追求即期的稳定的收入。社会化时期,农民每时每刻都面临着货币支出压力,不可能按照长期利润最大化目标行为,而是尽力获取即期稳定的货币收入,以满足即期的货币支出需要。对于这个时期的农民而言,只有先解决家庭面临的支付危机,才谈得上可持续发展,或者说只有在货币支出问题解决后,才谈得上利润最大化。因此,高度的社会化使得我国农民追求货币压力最小化,收支均衡化,现金收入即期化。这一目标在土地流转上的具体表现为:

一是选择小规模手工耕作,放弃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民仍然选择小规模手工耕作,而放弃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农民并不是不懂规模经营可以带来更高的收入,而是农民更懂得规模经营需要更多的投入和更长的回收期,这与他们的即期收入需求不相符。这就是为什么国家一再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农民承包更多土地进行规模经营,而收效甚微的原因所在。

二是放弃转出土地,选择亦工亦农。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民在进行非农产业取得收入的同时,并不放弃土地,以便进行务农取得农业收入,确保一定数量的较为稳定的收入,作为家庭收入的底线。这种选择在农村土地流转中是一种常态。例如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选择请人代耕、临时转出、撂荒土地,一些家庭选择农闲在外打工、农忙回家耕作等。

3、农民预期收入不足给土地赋予了较强的社会保障功能。如果农民选择转出土地,那么其维持家庭的收入主要来自土地流转租金收入和非农产业收入。如果这两方面的收入能够满足必要的货币支出需要,且其预期收入具有稳定性时,农民才会选择转出土地,形成稳定的土地流转市场。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我国农民的预期收入是波动的、不足的。

一是非农产业收入是波动的、不稳定的。我国农民的农业外收入主要来自手工揽活(如木工、油漆工等)、外出打工和饲养、加工等非农产业。从事手工揽活的农民一般以个人或自发组成的临时性团队进行接活加工,一般不进行市场宣传和市场信息的搜集,基本上属于被动经营,因此,手工揽活收入具有不稳定性。外出打工的农民一般文化水平不高,劳动技能不强,所以农民外出打工是有一定风险的,可能无法找到工作,可能工作不稳定,即其打工收入也是不稳定的。受自然条件和动物流行疾病等风险的影响,饲养等形式也不能确保取得稳定的收入。总之,多种因素致使农民的非农收入只能是暂时性收入,即预期的持久收入是波动的、不稳定的。

二是土地流转租金收入不高。如果土地流转行为不终止,租金收入应该是稳定的。那么农民能否依靠其土地流转租金收入来维系家庭存续呢?依据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显然是不能的,原因主要是:第一,我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小,农民转让的土地面积不大,租金收入不可能很高。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2005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5年10月31日,全国耕地面积为18.31亿亩。人均耕地面积已由10年前的1.59亩和2004年的1.41亩,逐年减少到1.4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而且许多地方人均耕地面积少于1亩,有的甚至低于0.5亩。第二,流转价格低廉,有时甚至出现负价格,农民只能获得微薄的租金收入。另外,由于缺乏健全的土地流转机制,土地流转往往是一种不规范的短期行为,这使得土地流转租金收入并不具有长期稳定性。

可见,我国农民预期的收入是波动的、不足的。即土地转出农民取得的收入,并不足以抵偿他们放弃土地后的“家庭维系成本”。一旦农民无法赚到维持家庭正常运转的收入,不仅会威胁家庭持续运转,而且家庭支付危机可能会转化为生存危机。因此,波动的、不足的预期收入,使得农民选择不放弃耕地。因为就目前情况而言,土地是其生活、就业、养老等的安全保障线,是家庭的“退路”。这也就是说,农民不放弃土地,是因为土地被农民赋予了较强的社会保障功能。

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农村土地流转的关联性分析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不畅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被赋予了较强的社会保障功能,这说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农村土地流转具备较强的关联性。

(一)土地流转需要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为支撑

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农民摆脱土地束缚,成功实现转移的制度依托。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对土地保障的替代,农民永远无法真正离开土地,实现土地的有效流转。

要实现农村土地流转制度顺利实施,必须满足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业劳动力能够稳定地进入非农产业,农民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依靠非农产业。二是要有可靠的社会保障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未来生、老、病、死、伤、残等事故风险,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第一个前提条件包含两层意思:(1)农民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产业收入。(2)预期收入是稳定的。第二个前提条件说明,当农民家庭出现运转危机时,存在土地之外的规避手段来缓解危机,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

然而,目前我国农村的现状表明,我们还无法真正满足以上两个条件,这严重制约了农村土地流转的进程,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健全,要改变这种现状,必然要求改变农民对生产生活风险的规避手段,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建设能替代土地保障的保障制度。

(二)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土地流转市场的建立与完善

目前,我国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仍然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也可以说仅具雏形。完善农村土地市场发育除了建立相关市场制度与法规之外,还必须建立一些必要的配套制度,其中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必要的配套制度之一。我们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促进作用。

首先,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土地流转供给的增加。在现实生活中,农村土地对农户而言,其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其生产功能。那么,对理性的转出者而言,只有当释放“囚困”于土地之上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而获取的预期收入与转出土地而获取的租金之和能够满足必要的货币支出需要,且其预期收入具有稳定性时,才会选择转出土地,形成土地供给。反之,则不会选择转出土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民是利用土地作为维持家庭运转的“退路”。如果有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来保障农民家庭正常运转,就能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也就会促进土地流转供给的增加。

其次,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土地流转有效需求的增加。从土地转入者的角度分析,一般情况下,当土地转入者转入土地进行经营得到的回报超过他们从事其他工作所得到的收入与因获取土地而支付的租金之和,且超出部分(即纯收入)能够满足维持家庭正常运转所必需的货币支出时,土地转入行为就可能发生,从而产生土地流转的有效需求。目前,我国土地转入者经营收入不容乐观。一是受土地流转供给的影响,许多转入者仍从事传统的农业种植,且并未形成规模经营,土地经营回报不高;二是土地转入者怕市场前景不佳,经营无效益,最终可能导致破产,形成家庭的生存危机,从而不敢大规模转入土地进行开发。如果有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作基础,一方面,土地流转供给稳定、充足,土地转入者可以进行规模经营,取得较高的经营回报收入;另一方面,有社会保障作后盾,土地转入者没有家庭生存危机的担忧,可以促进其大规模转入土地进行开发,形成土地流转的有效需求。

三、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现状及其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分析

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适合我国现实国情的,由于丧失劳动能力或失业而失去生活来源或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正常运转的必要支出时,根据立法享受的,由社会提供必要物质帮助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这种制度现状极大地阻碍了农村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

(一)缺乏与农民工相匹配的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实施还处在探索阶段,实践中还存在一些急需完善的地方。而现行的城市保障制度又不能对农民工群体提供有效的保障,其主要原因在于现行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以城市正规就业群体为保障对象,保障制度也都是按正规就业的城市居民特点设计的,致使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不符合农民工的特点。

现行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民工不匹配主要表现为:一是在保障内容上不切合农民工的保障诉求。一般来说,农民工最基本的需要是找份工作、拿到工钱,出了工伤、遭了意外、得了大病能够及时得到救治,老来有所养。而现行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根本无法满足农民工的上述保障要求。二是在保障方式上不适应农民工的就业特征。农民工在就业方面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流动性、不稳定性和低收入性。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调查资料,仅有20%—30%的城市农民工在一个单位工作满3年以上。现行城市社会保险缴费比例过高,且不具转移性,不符合农民工就业特点。如广州市农民工月工资不足1000元,农民工仅参加养老保险,每月就需交纳100元,占其工资的10%左右。

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极大地阻碍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就阻碍了农村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

(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待完善

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前仍处于不完善状态,在减少农民面临的市场风险、生活风险,保持农村稳定方面作用甚微。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覆盖面窄、标准低。目前我国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根据“低标准起步,窄范围运行”原则来设计的,农村低保制度只对“不救不得活”的农村特困群众施救,使得很多生活同样困难的低收入农村居民得不到救助。另外,农村低保资金由县级市(区)、乡镇两级财政和村共同负担。而我国县乡级财政普遍存在困难,无力为农村低保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使得低保标准非常低。(2)最低保障标准和低保对象的确定缺乏科学依据。目前我国许多地方的低保标准制度是不够科学的,基本上是在原先特困救济标准的原则上,参照当地生活水平和财政负担能力制定的。有些地区认为农民多少可以利用土地自我保障,象征性地给点补助就可以了。这说明有些地方在制定低保标准时就给土地赋予了保障功能,其出发点就不利于农村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在保障对象的确认方面,许多地方只是把传统的农村社会救济对象和个别贫困户作为低保对象,而将由于农产品市场竞争生产经营不善陷入困境的农民,由于企业不景气乃至关闭等陷入困境的乡镇企业职工排除在外。(3)保障工作缺乏法律保障和组织保证。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正在逐步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但整体上仍然没有超越行政指导的范畴,没有从立法上加以保障。同时,农村低保工作也缺乏组织保证。许多市、县民政局都没有专门的低保科,低保工作均由救灾救济科统一负责。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不完善,转移了农民应对风险的途径,强化了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同时也就导致了农村土地流转的不畅。

(三)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仍处于试点中

我国在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过程中虽然作出了巨大了努力,但由于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和其他多方面的原因,至今仍处于早期试点的发展体制阶段,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尚未建立适应城乡统筹发展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到目前为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探索已有20多年的历史。这段探索历史可以大体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86—1992年)为早期试点阶段。第二阶段(1992—1998年)为早期试点推广阶段。第三阶段1998年以后进入早期试点衰退阶段。第四阶段是2003年以后开始进入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探索试点阶段。④

进入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探索试点阶段后,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一些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主管部门和经办机构积极工作,在加大政府引导和支持力度、扩大覆盖范围、创新制度模式、建立调整增长机制、防范基金风险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和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为:(1)法律层次低。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基本上都是以民政部制定的《方案》为基础,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稍作修改后制定的部门规章,缺乏法律效力。(2)资金来源单一。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然而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造成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薄弱,不能为农民养老保险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集体补助难以到位;另一方面地方财力不雄厚,难以全面提供以政府为主的养老基金融资。“国家政策扶持”仅限于通过对乡镇企业支付集体补助予以税前列支,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扶持政策。这就造成了实质上的资金单一渠道——农民个人交纳。(3)基金管理不到位。一是基金运行管理有欠科学性,目前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处于属地分散管理的状态,以县为单位的分割管理的小规模基金难以进行多样化投资。二是基金运行形式单一,农保基金增值主要是靠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易受利率下降影响,导致养老基金负增长。三是县级财政不保底,农村养老保险机构办公经费支出侵蚀了部分养老保险基金。

我国现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上述问题,致使农民养老仍主要靠家庭收入,而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农村家庭收入是不稳定的,必然使农民将最后的保障线压在土地上,最终阻碍的仍是土地流转。

(四)现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模式难以为继

目前我国农村的医疗保险,大体上有合作医疗、医疗保险、统筹解决住院费及预防保健合同等几种形式。在我国农村的医疗制度中,合作医疗曾经是最普遍的形式,它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覆盖了85%的农村人口。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家庭重新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合作医疗制度出现了滑坡的局面。90年代初期,全国仅存的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主要分布在上海和苏南地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政府在推进城镇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同时,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试图恢复和重建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但是,除了部分试点地区之外,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并没有像希望的那样恢复和重建起来。

现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政策不稳定。合作医疗保险从国家政策变成了地方政策,使得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动力来推动合作政策的实施。加之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为减轻农民负担,取消了“合作医疗”收费项目,这一政策与国家支持发展农村合作医疗的政策相冲突,因而加大了发展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难度。二是难以适应不同收入水平农民的医疗保障要求。我国农村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相应地农民收入水平也不同,农民对医疗保障的要求也不一样,这就给建立统一的农村医疗保障体制,即农村医疗保障的主体、项目、资金筹集、管理方式、待遇标准方面的统一设置了客观的障碍。三是现有的农村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难以充分发挥效益。

医疗支出是农村家庭支出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不完善,致使农民看病主要由个人负担,同样的道理致使农民赋予土地以保障功能,最终仍导致农村土地流转的不畅。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不容乐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高度的社会化致使我国农民目前承受着巨大的货币支出压力,而收入的不稳定以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使得农村土地被赋予了社会保障的功能。这说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农村土地流转关联性较强,主要表现为:(1)土地流转需要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为支撑。(2)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土地流转市场的建立与完善。

然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现状表明,它不但没有对农村土地流转起着促进作用,反而阻碍了其发展,主要问题在于:(1)缺乏与农民工相匹配的社会保障制度。(2)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待完善。(3)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仍处于试点中。(4)现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模式难以为继。

(二)建议

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弱化农村土地保障功能是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根本出路。

由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艰巨性及我国现实国力所限,只能走渐进式的改革道路。目前的工作重点是:

1、逐步建立与农民工相匹配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原有城镇居民保障制度的基础上,针对农民工的就业特点及保障诉求制定适合农民工的保障制度。受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的限制,大部分农民工就业形式只能是临时工和小时工,而且一般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的脏活、累活、高风险的活。这就使得农民工就业呈现出收入低、不稳定、流动性强、危险性大的特点。因此,农民工的保障诉求一般为:保障基本的生活来源;发生工伤、得了大病能及时得以救治;老来有所养等等。相应地与农民工相匹配的社会保障制度就目前而言,应该是给予进城农民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相应的保险种类,且在保险缴费方面应该考虑农民工收入的低水平及不稳定性,另外还应考虑农民工的高流动性,让保险账户的设置具有可流动性和可延续性。

2、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前此方面的工作应重点放在逐步解决存在的主要问题方面。根据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现状,主要完善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相关法制建设,建立专门的低保管理机构,以确保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法治,且有组织保证。二是在法制的规范下,确定科学合理的低保标准和对象。在此过程中,应排除农民可以利用土地自保的理念,弱化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把失地农民和因农产品经营不善陷入困境的农民纳入保障对象。三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确保实施低保必要的资金来源,逐步提高低保标准、扩大低保覆盖面。

3、尽快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总结试点阶段的经验教训,逐步完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以促进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全。根据试点阶段存在的问题,当前的主要工作为:(1)出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提高农村养老保障的法律层次。(2)扩大“国家政策扶持”的范围和力度,改变农村养老保险金来源渠道实质单一的局面。(3)加强保险基金管理,做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

4、积极探索农村医疗保险新模式。我国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后,效果并不理想,现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难以为继。因此,我国农村医疗保险建设的出路还在于探索新模式。在我国农村医疗保险模式创新方面,笔者比较赞同李颖、凌江怀⑤ 的观点,即在给予农民基本医疗保障的前提下,建立一个全国性农村医疗保险股份制公司。基本思路是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设立针对农村地区的全国性保险公司,并建立一个与之合作的医疗服务网点覆盖全国的大型现代化保险经营机构,专门负责农村医疗保险的保费征缴,险种的设计、销售、管理及推广,负责保险基金的投资和风险管理,国家对该保险公司给予政策上的扶持。当然,如何将此模式付诸实践,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探讨。

第五篇:如何看我国当前经济形势

2011形势与政策题:如何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

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我们必须了解国内国外的经济形势,以下是我的一些了解和看法:2009、2010年的经济形势全球经济运行进入了“后危机”时期,我国宏观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进一步稳固和加强,国民经济运行总体态势良好,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2009年,任务非常明确—应对危机的冲击,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2008年底中央出台两年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方案,率先走出危机阴影,经济增长逐步恢复到正常轨道,并对世界经济复苏起到重要作用。2010年的困难程度不如2009年,但不确定性因素较多,是最复杂的一年。2010年对世界经济而言是极为不平凡的一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未完全退去,在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拉动下,世界经济虽然复苏仍在延续,但却增长乏力,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还在持续蔓延,美国经济复苏步履艰难,新兴经济体通胀越发严重。在此背景下中国也走过了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中国经济仍保持预计高于百分之九的速度增长,在这一年里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年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创造了汇改以来的最高记录,达到了6.6227,在这一年里中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张首次突破4%,其中与人民大众密切相关的菜价更是上涨了31%,在这一年里中国的通胀压力继续增长。但是,在这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一年,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奠定基础的关键一年中,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力的领导和全国人民共同的努力,战胜了来自国内外和自然界的严峻挑战,化挑战为机遇,取得重大发展成就:经济较快增长,农业基础得到增强,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改善民生成效显著,不仅有效巩固和扩大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成果,而且基本上全面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2011年,“十二五”计划的开局之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的开始,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因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继续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努力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

不过2011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情景也不容乐观:从外部看,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竞争更加激烈,气候变化以及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从内部看: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物价上涨压力加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

因此,针对“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的任务,完成仍可能存在难度,基于2010年四季度强劲的增长态势,2011年经济在特定季度过热的可能性不容忽视。其中重要原因是到目前为止的紧缩措施力度有限,实际上滞后于物价走势,紧缩力度和节奏都稍显滞后,宏观政策在进行紧缩时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本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实施了促进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各种战略,如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等,在这些战略的实施中,中央政府通过各种项目,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能力建设投资社会保障和功过那个服务项目的补贴的等,对中西部提供了大规模投资等财政支持,大幅改变了资源投入的区域配置格局,但是如今东西部的差距仍然很明显。而且中国经济面临着许多结构性问题,一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资金流动性过剩,是的经济运行存在大起大落的风险,另一个是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其次过分依赖外贸,内需拉动不足,再次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方面来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不协调,投资和消费不协调,居民的消费能力仍有待提高。最后一点,我国经济过去主要以消耗大龄能源资源、污染环境为大家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前提下,调整经济结构。在这些问题中过分依赖出口的问题在金融危机后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经济增长对出口的过分倚重,导致我们更多的受到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的左右,安全风险不断积聚。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关键的时期,在清醒的认识我们面临的困难的同时,我们更要看到我们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促进科学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1.我国经济处于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2.“十一五”为“十二五”奠定了良好基础,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继续提高,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投资结构、产业结构也随之调整。带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为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3.内需驱动增长的模式得到进一步强化,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持续增强。扩大投资是刺激经济增长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投资的适度增长是保持经济平稳、持续、较快增长的重要基础。2008年以来的扩张性政策使得我国投资依赖的增长特征更加显著。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部门民间资金选择了“蛰伏观望”,扩大投资主要依靠政府主导,民间投资份额有所降低;2010年,经济形势转好,很多民间投资重回实体经济领域,活跃度增强。投资结构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内资主导作用进一步加强,民间投资渐趋活跃。

4,2011年世界经济将继续缓慢回升,出口将保持一定增长,外需有可能实现对经济增长的正拉动。5.十六大以来积累了在复杂经济环境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宝贵经验。通过实践,进一步提高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增强了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加深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优势的认识。这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中国经济纵然面临着许多考验,但是只要决策者们认真对待和处理这些问题,我相信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一定能够很好的应对和化解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各种矛盾、风险和困难,更好的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提高供给能力,改善供给结构结合起来。中国的经济未来几十年仍将继续保持高速的增长,但是我也希望中国不要一味只追求高速的经济增长速度,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发展,比如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才是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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