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符号学角度看网络语言
从符号学角度看网络语言
许健 财务金融系 054703
4摘要
互联网技术经过了几十年的迅猛发展,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网络时代的产物。网络语言作为一门新型的语言,正不断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讨论。本文将从符号学的角度,浅略分析网络语言的符号能指、所指、意指和符号系统。
关键字:网络语言、能指、所指、意指、符号系统
语言的符号性
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Saussure提出了语言符号的两面说,认为符号是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两面构成的。能指是语言符号的“声音意向”(sound image),即符号形式;所指是语言符号表达的“概念”(concept)或“意义”,即符号内容。他指出符号是一种二元关系,包括能指和所指两个要素,它们的结合便形成了符号。
在Saussure的两面说提出不久后,Ogden & Richards提出了符号三角说,认为符号是通过“概念”的中介与符号所指的语言外的真实世界或可能世界中的被指物间接发生三角关系的。
Saussure和Ogden & Richards的学说不存在矛盾之处,只是Saussure的两面说并没有涉及符号和真实世界或可能世界中被指物的关系。
然而,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还存在着另一种关系,就是“意指”。正是由于意指的存在,使得不是任何能指和任何所指都能结合成符号,它们必须通过意指来实现符号过程。举例说明意指的过程,前面说到语言符号的能指是声音意向,所指是意义,而在阅读文字过程中,语言文字即为能指,声音和意义的结合成为所指;又如在交谈过程中,声音和意义是能指,被指物是所指。这种符号的转化过程就是意指的过程。
网络语言的符号性
网络语言产生在网络交际中,自然也属于符号的范畴,具有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关系。下面将结合Saussure的两面说,从符号学能指、所指和意指三个方面考查网络语言的特点:
能指的多样性和离散性
符号能指的形式可谓丰富多样,可以使声音、文字、图像、动作等。传统语言一般具有能指单纯性,声音和文字的结合构成了能指。此外,声音符号和文字符号的关系导致了传统语言能指的音形统一性。声音符号的出现先于文字符号,文字符号的诞生只是为了记录声音符号。语音符号通过“音”可直达“义”,书写符号却需以它的“形”借助于“音”才可达
“义”。“实验证明,即使我们看书不出声,声带也仍处于动作状态,这就是文字表音的心理印迹效应,正是这种文字的可读性及其读音的心理印迹,文字才具有了记录语言的可能。”所以,“音”和“字”相对应,传统文字的能指声音符号和文字符号具有形式上的统一性。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能够通过文字、声音、图像等各种形式传递信息,然而单就网络语言而言,其能指形式摆脱了传统语言声音符号和文字符号的单纯性,呈现多样性的特点,其符号类型包括:图形、谐音、数字、缩略语等。此外,传统文字声音符号和文字符号统一性的特点也被打破,主要表现在文字符号和声音符号不在一一对应,如表示微笑高兴,不可读;“WOW”和“山口山”都表示“魔兽世界”(一款网络游戏),读英文字母WOW,有几种文字符号表示;“modem”可以读成英文modem,也可以读成“猫”,一种文字符号有几种读法。所以,网络语言能指呈现音形的离散性。
所指的即时性和模糊性
和传统语言符号相比,网络语言符号的所指具有即时性和模糊性的特点。当然,传统语言符号也具有相对的历史性和模糊性,但是这通常是在长时间的历史进程中沉淀下来由于社会文化、地域、时代的不同还表现出的差异性,并且随着社会的进步演变还不断发展。因此,传统语言符号的能指相对是稳定的。
然而,网络语言的所指则大不相同,它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开放创新、追求个性的虚拟时空。网络语言符号所指的即时性、模糊性主要体现在形式创新的这一部分网络语言能指上。网络语言所指的即时性,指的是语言能指在某一具体网络空间、网络时间中语言符号当时所指向的特定意义。这一意义脱离了固有的语言符号意义系统,指向现场交际者意会的某个概念,而这一概念也可能永远不会纳入社会公共语言符号体系,在完成了当下的网络交际任务之后被网络交际者抛弃遗忘,或者其中一部分由于经济性、趣味性等原因得以在网络上流传,成为网络语言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部分。例如“MS”在不同的网络空间和时间中表达不同的意义,它可以表示“貌似”的缩写,也可以表示“microsoft”,甚至在网络游戏中可以用来表示“牧师”。这种随机性和即时性由于语境的作用不影响交际效果,还给交际方带来一定的语言个性色彩,网民们乐此不疲,即用即弃,丰富网络语言的同时也生成众多网络语言垃圾。
意指的群体性和任意性
与传统语言符号意指的社会性和协作性相比,网络语言符号意指表现出较强的群体性和任意性。符号意指是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符号形式与意义的结合过程。
网络交际中虚拟与自由的特点,不仅仅符号能指前所未有地扩展创新,符号所指尽其所能地挖掘扩散,对符号的编码解码(即将能指和所指结合起来的意指)也越发大胆敢为了。在网民这样一个特定群体内部约定俗成的网络语言,是群体成员自我确认、相互认同的标志,是群体成员之间使用的交际工具,从社会语言学上来说它属于社会方言的一种,它时常会脱离或故意违反现实的语言规则,只在网络群体甚至网络中更小群体里流通,形成对群体外的排斥。
这种群体性来自于符号意指的任意性。从语言符号应用的角度来说,能指和所指的联系则是社会的、协作的、相对稳定的。而网络语言在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连接之初,更多的带有任意性,首先在一个小圈子里面约定俗成,形成一定意义上的语言类群。如在网络中他们可以用“监介”表示“尴尬”,“斑竹”表示“版主”,“隐身”表示“不让别人看见的状态”。我们似乎也可从中发现一点规律,如“监介”去掉了烦琐的形旁,顺便嘲弄一下某些白字先
生;“斑竹”与“版主”谐音;“不让别人看见的状态”就像是在网络上“隐身”了一样。但我们很清楚此规律已完全脱离语言发展的正常规律,而以追求幽默风趣、新奇巧妙、轻松简洁为主导,表现出颠覆传统规则的任意性。
网络语言的符号系统
就符号学而言,符号结构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还是系统。符号必须借助于编码规则组成系统才能产生意指作用。网络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是一种社会交际活动,但它要比语言这个符号系统的内容更加丰富。网络语言这一符号系统按照其表达方式可以分为文字符号,表情符号和声音符号。最初的网络语言也主要是由文字符号组成,但是单一的文字符号不能满足网络交流的需要,因为它缺少现实交流中的非语言手段,表情符号由此应运而生。通过表情符号,可以相应形象地传达网络交际双方的感受,而声音符号的出现更是为了实现交际的需要,它可以进行信息提示或者传达某种声音效果。所以网络语言中的表情符号和声音符号都是为了充当现实交际中的非语言手段。它们所起到的作用在网络交际中是不能被低估的。
网络语言中的符号系统可以说是对传统意义文字系统的一种变异。网络语言符号具有组合自由、聚合开放的特点。传统语言符号的组合受严格的排列和配置规则限制,语音上有严密的声、韵、调之间的拼合规律,词语句法上有系统的组织规则;传统语言符号的聚合也因为汉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环境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网络语言符号系统则在自由的网络空间打破了原有的种种组合规则,在跨时空跨文化的网络语境中开放了大大小小的聚合体。组合的自由性与聚合的开放性互相支持,共生共长,由于组合的自由度加强,组合体中的各个单位可以为更多更具突破意义的其他单位所替换,同时由于聚合体中容纳物的暴涨,组合过程中单位间的连接获得更大的选择自由。比方说,在网络交流中语码混用的现象十分突出。网语中经常会出现中英文夹杂使用、数字语言或由标点、字母等组成的表情符号等现象。
参考文献:
熊学亮,《语言学新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陈宗明、黄华新,《符号学导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
4莫里斯,《指号、语言和行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余志鸿,《符号一传播的游戏规则》,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
第二篇:从语言角度看穆斯林葬礼的独到之处
展鹤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 400047 中图分类号:B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3-0000-01
摘要:《穆斯林的葬礼》以独特的视角、冷峻的文笔,讲述了一个穆斯林家族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七九年这六十年间的兴衰、三代人命运的沉浮,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却又交错扭结的爱情故事。全文弥漫着催人泪下的悲剧气息,本文主要从宗教话语的杂糅,京味语言的运用两方面来论述作品的语言特色。
关键词:语言;宗教色彩;京味
《文心雕龙.知音》篇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1] 作为读者首先接触到的就是文学语言。因此每一个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都视文学语言为自己的外衣,力求形成自己的语言特色。霍达在《穆斯林的葬礼》中展现了其独特的语言特色,下面将从宗教话语,京味语言两方面来论述。
一、宗教话语的杂糅
在《穆斯林的葬礼》中霍达以女性所特有的敏锐,细腻的手法,以自己独特的文化视角讲述生活在汉族中的回族人,他们极力保持本民族的生活习惯,抵制外来信仰的冲击,并以此来维护民族的独立,这与作者自身属于穆斯林是分不开的,巴尔扎克曾说:“小说,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2]从古至今,宗教作为一种“人性升华和放射,并客观化,对象化而形成的社会文化体系”在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作者在文中极力渲染出浓郁的穆斯林色彩,使全文都笼罩在一种庄严的宗教氛围下,下面从意象“新月”、婚葬习俗、回民语言三方面来透视宗教话语杂糅下产生的独特的审美效果。
(一)“新月”的独特意蕴
回族自诞生之日起,就置身于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受其影响自不待言,但它的母族文化—伊斯兰文化具有强烈的宗教性,它注重体悟,强调把对现实世界的感知移置在想象的心灵空间,在精神性的追求中,对现实生活作出回应。因此在《穆斯林的葬礼》中,我们看到灵动的意象世界,它充满了别样的审美寄寓,传达出真实复杂的民族情怀。
“新月”可以说是全文最重要的意象。在伊斯兰文化中,“月”这一意象更多的承载着只属于它们的特定情怀。新月,系阿拉伯语“希拉勒”的意译,原指上弦月,俗称月牙。天文学上称为“朔”,指月球运行通过太阳和地球之间时的月相,其象征含义是上升、新生、幸福、吉祥。世界穆斯林将观测所见新月作为斋戒月封斋和开斋的时间标志,《古兰经》中记载,新月是人事和朝觐的计时,斋月是新月出现那天开始的,开斋亦由阿訇登楼望月寻看新月而定时日,穆罕默德指月两开的奇迹也和月亮息息相关。“回族把新月作为伊斯兰教的象征,每座清真寺的顶端,都有一弯新月,它象征着崇高,清净和希望,这是千百年来穆斯林民族历史发展中代代相传的理念。在《古兰经》中多次提到月亮,有的篇章就叫“月亮”,在穆罕默德看来,新月代表一种新生力量,从新月到月圆,标志着穆斯林摧枯拉朽,战胜黑暗,圆满功行,光明世界。”[3]“月”是神性的象征,寓意幸福美好。如:
“观新月,弯弯的,尖尖的,不等落日余晖完全隐没,已经出现在西南方向绯红色的天空中了。”
“西南方向,新月升起来了,弯弯的,尖尖的,清清的,亮亮的,多么美丽的新月!” 文本中出现的“新月”正是穆斯林所追求的“崇高”“希望”“幸福”,“新月”不再是单纯的月亮,也并不只是名字的符号,而是附加了宗教文化的内蕴,成为一种神性的象征。
(二)婚葬习俗
“世上没有哪个宗教像伊斯兰教那样有广泛的民族性,也没有哪一种宗教像伊斯兰教那样世俗化。”[4]作者在小说中对悠远的穆斯林的历史传统,宗教习俗,教规戒律,饮食文化,民族文化心理都做了如数家珍般的描述,特别是对两次葬礼和婚礼都做了工笔般的细节描写,但作者并没有过分渲染这一特定民族宗教的“神秘感”,而是把这种展示注入生活中去,这必然使小说的人物性格,思想情感,打上民族宗教的烙印。如对葬礼的描述:
“速葬,薄葬,是穆斯林的美德,伊斯兰教的葬礼是世界上各种族,各宗教中最简朴的葬礼,没有精美的棺木,没有华贵的寿衣,没有花里胡哨的纸车,纸轿,纸人,纸马,没有旗,锣,伞,扇的仪仗,没有吹吹打打的乐队,也没有漫天抛散的纸钱……一心归主的穆斯林,不需要任何身外之物来粉饰自己。”
“黄土无情地埋下来,掩没了“拉赫”,填平了深坑,一座四面呈梯形的新坟,出现在梁家的墓地上……
身怀绝技的梁亦清含恨而死后的薄葬,速葬,与其朴实性格相一致,他不单单是一个人,在他的身上更多的彰显出一种民族精神,作者在文中运用大量的篇幅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回族人民的葬礼,使读者深切地感受到伊斯兰教下独特的异域文化,使全书弥漫上神秘的宗教色彩。
(三)回民语言的运用
众所周知,回族是一个以汉语为母语的民族,但由于其伊斯兰信仰的特殊性,在宗教生活中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这就形成了在民族日常生活中还保留着一些与宗教相关的词汇。这些词汇在汉语中并不存在,而只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音译汉语表述,霍达将这些音译词引入写作中,并对其进行解释,表现出她对回族历史的特有体验。例如:
对非穆斯林称“卡斐尔”,媒人称“古瓦西”孤儿称“耶梯目” 遗体称“埋体”朋友同胞称“朵斯堤”尸床称“水溜子”等等
这些回民语言的引入,源于霍达对本民族语言的深切体悟,其对语言的恪守,正是对民族文化延续的渴望。这些特殊话语的运用,使全文更加具有宗教蕴味,在这种宗教话语的杂糅下,使读者更深刻的了解穆斯林这一古老民族。
二、京味语言的运用
蕴含鲜明的地域特色是许多小说和作家为人铭记的原因之一,张爱玲的上海情调,沈从文的湘西风情,赵树理的山西土俗,冯骥才的天津方言,都是如此。霍达对北京市民语言的熟悉,使她在《穆斯林的葬礼》中创造性地运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的口语,用老舍的话来说,就是“把顶平凡的话词调动得生动有力”烧出白话的“原味儿”来,使语言讲究,简单而又精致,有力,作者成功的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融合起来,使语言干净利落,鲜活纯熟,简单却不粗俗,在这其中不但深含着作者独特的体味和创造而且还渗透着浓浓的北京文化。
在《穆斯林的葬礼》中作者采用方言入句,使作品呈现出鲜明的地方风土人情。如: “北京人爱吃面,能做出许许多多的名目,炸酱面,麻酱面,热汤面,一和汤面,汆子面……都不算什么稀奇,比较讲究的就算是打卤面了;姑妈做的打卤面就更为讲究,她把面抻得又细又长又匀溜又筋道,捞在碗里,浇上又香又浓的卤汁,那里边有香菇,口蘑,木耳,虾人,黄花菜,玉兰片,像流动的“金绞蜜”琥珀……”
一个“打卤面”就突显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又细又长的面,又香又浓的卤汁让人垂涎欲滴,承载着丰厚的京味文化的内蕴,使读者在随着故事情节波荡起伏的同时又接受着文化的熏陶,沉醉其间。作者这种生动贴切的语言运用的自然生动而不勉强,从而使作品获得了一种丰厚的内在艺术力量。
另外,地方语言的运用又最能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在《穆斯林的葬礼》的人物对话中,跃动着大量的北京方言词,如:
“外国的风俗有什么好?”韩太太面带不悦,瞪了韩子奇一眼,“吃吧你!又显摆你多知多懂?”(显摆:炫耀,讽刺意味很浓)
姑妈觉得挺不落忍:“别价,哪儿能刚来了就走哇?”(别价jia:不要,别)
“回头,我跟你韩伯伯也提提这事儿,行里的人儿他都熟,要是用得着的话,叫他言语声儿!”(言语声儿;说声儿)
最有代表性的是“甭”字的使用。我们可以随手拈来一些例子:
“甭问我,既然你们爷儿俩都商量好了,妈还敢挡你的道儿?”
“甭给我,我没地方搁”
“大姐,您甭听她瞎咧咧!天塌砸众人,又不是咱们一家儿的事儿,甭怕!哪能拍屁股走人?”
几个“甭”字的使用,不仅符合人物的身份,而且使其性格跃然纸上,更加鲜活的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这种京味语言的巧妙运用一方面将梁君璧作为小市民尖酸刻薄的一面暴露无疑,另一方面又暗示出她浅薄的文化根基和与至亲们的格格不入。霍达正是凭借着对人物的准确把握加之北京语言的驾驭自如,才将读者眼前的人物形象刻画的栩栩如生,入木三分。
以上这些地道的方言的运用,使语言更加具体化,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表达效果。同时“在朴实无华的语言中不时地,适当地插入一些方言词语,就像是在平静的水面上扔下几块小石子,激起了阵阵涟漪,形成了层层波澜,从而大大增强了语言的感染力,表现力,产生了形象,生动,简捷的艺术效果。”[5]
三、结语
在《穆斯林的葬礼》中,霍达以悲情语言的独特笔法叙述文本,与此同时宗教话语的杂糅使其蒙上了神秘的外衣,就文本自身而言产生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气氛,使读者在这神秘的悲剧色彩的感召下迅速进入文本。基于此,京味语言的巧妙运用,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和质朴性,使作品更接近于“真”。霍达以其特有的叙述话语,以宗教文化为创作底蕴,从独特的文化视角,为我们谱写了一首生与死,爱与恨,凄与美的挽歌。参考文献:
[1]汪曾褀:关于小说语言(札记)。
[2]阳姣丽:略论《穆斯林的葬礼的悲剧意蕴》,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3期。[3]卲非:《女性形象的文化解读—比较穆斯林的葬礼和金锁记》,语文学刊,2007年12期。[4]马丽蓉:《走向“葬礼”之前—霍达成功之我见》,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3期。
[5]孟玉红:《冯骥才津味小说的语言特点》,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13页
第三篇:从法律角度看《社交网络》
从法律角度看《社交网络》
古宴韶 大二建筑学 20144915
根据本·麦兹里奇的小说《意外的亿万富翁:Facebook的创立,一个关于性、金钱、天才和背叛的故事》 改变而成的电影《社交网络》于2010年10月1日在美国上映。该电影讲述了网站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和爱德华多·萨瓦林两人如何建立和发展Facebook的发家史。
故事从2003年秋讲起,当时马克是哈佛大学中一名天才学生,在被女友艾丽卡甩掉后,愤怒之下马克利用黑客手段入侵了学校的系统,盗取了校内所有女学生的资料并制作了名为“Facemash”的网站供同学们对辣妹评分。他的举动一度令哈佛大学的服务器几近崩溃,他也因此在学校一举成名。在这件事情之后,文克莱沃斯兄弟找到了马克并邀请他进入团队一同建立一个社交网站。在没有明确拒绝他们的情况下,马克和室友爱德华多建立了自己的社交网站facebook。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小小的网站竟在不断扩张下掀起了一场全球性网络社交的革命,并在短短六年内聚集了五亿用户。马克成为了历史上最年轻的亿万富翁,但在这背后却隐藏着各种让他身处利害关系的陷阱。.这里我想分别从两个案子入手来讨论一下电影中的法律问题。
首先来谈谈爱德华多和马克的案子。电影中段和马克处于争吵状态中的爱德华多突然被召回,被承诺允许拥有百分之三十四点八的股份并且签署了股份变动协议。一段时间后律师将新出的合同重新给爱德华多时他发现自己的股份已经被稀释到百分之零点零三,因此他宣布与马克正式脱离工作伙伴关系并执行法律手段向马克索取赔偿。如果在没有接触任何法律知识的情况下观看这部电影,在这时我必定会质疑马克的人品并且对他一番批判。认为他辜负了朋友对他的信赖,也有可能觉得他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毕竟爱德华多从一开始就给了他莫大的支持。即使大家的观念不太一样,也不应该这样出卖朋友。即使现在的我还是有一点这样的想法,但是深层次地思考一下,法律本身就是一件挺理性的东西,或者说,挺残酷,用太感性的眼光去看待似乎不太可行。
从刚开始爱德华多签合同到最后股份被稀释,主要想想其实爱德华多自己也应该检讨自己。在第一次签股份变更合同的时候,爱德华多就已经对律师表明得非常清楚,他明白自己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四点八的股份是需要被新的投资者稀释的。所以后来股份稀释的事情,可以说是完全在他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这与合同本身也完全没有冲突。反正合同已经是这样清清楚楚说明的了,你自己的签字也在上面,一切都按照着合法的程序进行,只是最后稀释的程度比较超乎自己的想象,但是这和合同上所说的完全没有冲突,只是和爱德华多自己的观念有冲突而已。所以说法律是很理性也很残酷的,情谊根本不能将其左右,所以在一开始签署合同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之后的情况,多用理性思考代替感性思考。
第二我想谈谈文克莱沃斯兄弟和马克的案子。和上一个案子一样,感性思考的我和理性思考的我得到的感悟也是不太一样。刚开始我和文克莱沃斯兄弟想得比较相近,觉得马克盗用了文克莱沃斯兄弟的创意来创作Facebook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侵犯知识产权。但是在此之前我觉得先需要认识一下知识产权法所保护的到底是什么。在对各种书籍和网络知识的搜寻之后,我发现知识产权法所保护的更多是实体性的东西。比如专利权、著作权、版权之类的,却没有怎么听说过保护创意的。所以在此之后,我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文克莱沃斯兄弟从开始发现马克和爱德华多制作了Facebook到后来与马克闹上法庭之间一直在坚持着一个事实,马克盗用了他们的创意,因此他才能创造出Facebook。正常人可能都会这么想,刚开始文克莱沃斯兄弟所希望建立的是一个能展示个人资料并且交朋友的网站,但是这个网站只能在哈佛内部运行,而在马克被邀请加入团体之后,马克在没有完全拒绝的情况下开始进行自己的研究开发,最终创立了Facebook,一个能展示个人资料、日常生活并且交朋友的网站,这个网站可以在除哈佛外的多个校园运作,最后甚至是全世界。任谁听来这都想是文克莱沃斯兄弟的创意被盗取。但是创意这种东西是人脑里一种的想象,它是虚幻的,它不是实体,只有人脑可以操控的东西,怎么用法律保护呢?如果说马克盗用了文克莱沃斯兄弟的创意,那只是你们脑海里的东西,存不存在也只有你们自己之间知道,是不是真的存在,不知情的人又哪里得知呢?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串通好说谎呢。没错,马克创建Facebook的确是在听取了文克莱沃斯兄弟的创思之后才开始的,很难说马克到底是不是在其中得到了什么启发。但是很明显的是Facebook的形式和文克莱沃斯刚开始说明的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如果这真是说剽窃了创意那还真是说不通。举个通俗一点的例子,假如我在写文章之前搜集资料时看到资料里某个作者表达的某种思想特别有道理,我将这种思想运用到我自己的文章里为之添色,而文章里还有其他与之不同的内容,这样说来,难道我这算是剽窃了这个作者的这个作品?更何况,这起码是有作品有实体的,文克莱沃斯兄弟连个真正的创意实体都没有,怎么说得通?
无论是马克和爱德华多的案件,还是和文克莱沃斯兄弟的案件,我都深深地感悟到了一点。法律是理性的。或者,感性地来说,法律真的没有人情味。法规是这样定的,程序就必须是这样走的。之后有什么差错,再回过头来可能发现犯错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因此要掌握足够的法律知识,在与法律打交道的时候必须步步为营,才能得以保全。
第四篇:从网络流行语看网络语言的来源
从网络流行语看网络语言的来源
自1994年中国正式全面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在这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了所谓的网络时代。网络以其强大的影响力,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网络语言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网络语言的迅猛发展,对传统语言以及日常用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逐渐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网络语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网络语言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和网络相关的专业术语,如信息技术、浏览器等;二是和网络有关的特别用语,如网吧、网民等;三是网民在聊天室和BBS上的常用词语,如青蛙、886等。狭义的网络语言就仅指第三类。①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网络语言也仅是针对狭义的网络用语而言。
网络流行语,顾名思义是指网络上流行的语言,是网民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它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是网络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着网络语言的最新趋向,从中我们可以窥视网络语言的来源。
一、由谐音转化而来
谐音是中国古代汉语的一种常用的修辞手法,但是在现在的网络世界里,谐音成了网络语言的重要来源。
在浏览网页和网上聊天的时候,总有些奇特的词语出现,虽然它们也是汉字,但是如果你不是经常上网的中国人,就很难知道它们的含义。在网络上,用“偶”代替“我”,用“银”代替“人”,不说“没钱了”而说“米钱了”,不说“非常”而说“灰常”,把“我喜欢”说成“偶稀饭”,把“同学们”说成“童鞋们”。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不得不提的是自去年来一直流行的“神马”。“神马”是“什么”的谐音,在网络中的使用频率十分高,如网上聊天时经常会说“你在干神马?”、“找偶有神马事啊?”,年轻人经常会用“神马都是浮云”来表现态度的淡定。此外,外语元素也被“谐音”成了流行的网络语言,如用“饭”代替“fans”,用“血拼”代替“shopping”。为了打字方便,用“U”代替“you”,用“CU”代替“see you”。
谐音的用法不仅用在词句上,还用在数字上。因为数字的便捷性,使数字表意的方式在年轻人中十分有人气。如,用“88”指代“拜拜”,“520”指代“我爱你”,“456”表示“是我啦”,“995”表示“救救我”,“5366”表示“我想聊聊”。网民的想象力是无限的,有时也会把字母、数字、汉语相互混在来创造网络语言,如“I 服了you”、“who 怕 who”、“B4(before)”等,在网络语言中都有相当的人气。
谐音的方式不仅让语言表达更加简便,而且诙谐幽默,富有趣味,深受网民的喜爱。随着社会的变化,更多有趣的谐音化的网络语言会被创造出来,并流行语网络的世界。
二、由旧词派生而来
旧词新义,即一些旧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同时这些旧词也被赋予了新的生汤玫英:《网络语言新探》,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10年9月第1版,第11页 ①
命力,迅速成为网络的宠儿。“恐龙”原本指一种灭绝了的珍稀动物,但是在网络上则比喻长得丑或凶的女子,“青蛙”则被用来长相抱歉的男生。“恐龙”、“青蛙”原本只是动物的名称,现在被用来形容人,既含蓄又有趣,被大家广泛接受,年轻人更是把它们经常挂在耳边。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如把长期泡在网上的人称为“网虫”,不擅长某方面的人称为“菜鸟”,“粽子”则暗喻网络中的间谍。此外,旧词别解也十分流行,如“偶像”本指供迷信的敬奉的人像,喻指盲目崇拜的对象,新指呕吐的对象。旧词新义的方法成了许多网络流行语的温床。
三、由方言引申而来
方言是共同语的地域分支或地方变体,是某个社会内某一地区的人们所使用
①的语言。传统语言中,方言只限于定的区域使用,但是在网路世界里,来自不同方言区的人们可以自由交谈,一些有趣和生命力强的发言就被挖掘出来,成为网上流行语。现在我们会经常听到“你也太二了吧”、“你真二啊”这样的话,如果不知道这个“二”的含义,你根本不知道它要表达什么意思。“二”其实是由方言转变而来的。在陕西方言中,“二”有三层意思:
一、常用于形容一个人分不清场合,掂不来轻重,说话不过大脑,做事不想后果,如“那个人二得很!”;
二、形容自己听到惊人且不能理解的言论时的心理状况,如“我二了”;
三、形容某方面比较强悍,带有戏谑,如“那打球二得很。”在东北方言、保定方言中都有类似的意思。“二”目前在网上迅速蹿红,可见方言对网络语言的贡献。
四、由影视文学作品、春晚等演变而来
影视作品的热播、文学作品的出版和春晚的播放等,是其中的一些经典台词进入网络中,成为流行语。冯小刚导演执导的《天下无贼》中有一句“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的对白广为流传,《国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等模仿的标题也纷纷出现;美国作家斯宾塞·约翰逊写作了《谁动了我的奶酪》一书,成为“全球第一畅销书”,这使得“谁动了我的××”格式的说法走红,网络、新闻出现大量类似格式的句子,如“谁动了我的生育权”等;2009年春晚上,小品《不差钱》令人捧腹大笑,其中的经典台词“人生最痛苦的事就是人死了,钱还没有花完。人生最最痛苦的事就是人没死,钱花完了”火到不行,“不差钱”这句流行语也火了整整一年。网民的模仿能力在这种演变中得到深刻体现,影视文学作品、春晚等节目,为网络语言提供了很多很好的题材。
五、由一些被曝光的社会事件发展而来
社会上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一些事情被媒体曝光,或具有很强的娱乐调侃性,或具有深思性和启发性,被网友疯传,进而成为网络流行语。源自2008年08月26日的一则新闻“男子发誓欠钱被雷劈,话音刚落被雷电击伤”称,福清东瀚一男子为赖账,手持铁棍时不惜对天发誓,称如确实欠钱就遭天打雷劈,结果一分钟后就遭雷击,所幸最终经抢救脱离生命危险。从此以后,“被雷到了”成为让人感到很无语,很无奈,很“冷”的代名词。2011年的流行语里,必不可少的一定有那句“我爸是李刚”。10月16日,河北大学新区里两女学生被撞一死一伤,肇事者李启铭非常淡定地耍狠:“有汤玫英:《网络语言新探》,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10年9月第1版,第19页 ①
本事你们告去,我爸爸是李刚!”于是,“我爸是李刚”这句话火了,人人争相调侃“我爸是李刚”。接着,“李刚体”也疯行起来,成为唐诗三百首的百搭句式:“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日日思君不见君,我爸是李刚;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我爸是李刚„„”。这样的实例真的是恒河沙数,如近来无比火的“hold住”等。一些被曝光的社会事件无论是因为具有娱乐调侃性还是发人深思性,已经成为网络语言的重要来源。
六、由重大事件发展而来
重大事件与上述所说的“一些被曝光的社会事件”是不同的,这里的重大事件是指那些本来就处于媒体的密切关注范围内的国家国际大事,高关注度使之成为网络流行语。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得我们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大大加强,网民们也大量谈论关于奥运的事情,“北京奥运会”就成了风靡一时的网络语言。再从日本的一个例子来看,今年日本女足首次获得世界杯冠军,这使得在“3·11”大地震之后一直处于恢复阶段的日本得到极大的振奋鼓舞,据报道统计,“日本女足”当仁不让的成为了今年日本十大流行语的榜首。这些重大事件在媒体的密切关注和大肆报道以及网民的追捧下,成了网络流行语。
网络语言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了解网络语言的来源,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社会发展的脉搏、语言的发展演变以及年轻人的文化趋向等。网络流行语作为网络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着网络语言的最新趋向,成为了我们研究网络语言的来源的重要突破口。从如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网络语言的来源主要有如下六种方式:由谐音转化而来;由旧词派生而来;由方言引申而来;由影视文学作品、春晚等演变而来;由一些被曝光的社会事件发展而来;由重大事件发展而来。从这六个方面入手,不仅能够了解网络流行语的出处,而且能够窥视网络语言的来源,为网络语言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分析视角和事实依据。
第五篇:从文化角度看中俄关系
从文化角度看中俄关系发展
文化与国家关系
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对国家之间的经贸发展、政治互信、文明进步以及两国人民的情感具有重要意义。中俄两国是彼此相邻的两个大国。中俄两国关系的和平与稳定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其中作为纽带作用的文化交流自然也应该起到重要作用。然而,从中俄文化交流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来,笔者认为中俄两国文化交流面临很多困境需要破除,否则会直接影响中俄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使两国良好关系缺乏文化根基。
中俄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现状
中俄两国大规模文化交流始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时期,它是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而其后来的发展也一直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以中国的角度为例,从中苏蜜月期苏联文化作品大量引进,到中苏交恶后对苏联修正主义文学的批判,到后来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文化交流的恢复,以及现在中俄基于巩固和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需要而有官方推动的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无不渗透着政治的影子。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两国关系的升温,中俄文化交流在两国政府的推动之下发展较快。政府主导、顶层推动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特征。1992年,两国签订《科学技术合作协定》,1995年,中俄达成《中俄相互承认学历学位证书的协定》,近年来,中俄互办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等文化交流平台。这些都是两国政府努力推动两国文化交流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年来两国文化交流的快速发展。然而,历史经验向我们证明,政府主导下的两国文化交流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所发挥的维系作用有限,在中苏交恶时期,两国相互妖魔化的背景下,之前由政府主导的两国文化交流对维系两国关系起的作用有限。
下面,我将从两国文化传统、科技、文艺、地域等方面进行分析。
俄罗斯地跨欧亚,其历史文化具有两面性,即兼有东西方文化特征,形成了独特的东正教文化,而中国则是典型的东方文化。民族主义是俄罗斯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以第三罗马自居的俄罗斯,具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济世情怀。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在苏联时代的典型表现是大国沙文主义。而在苏联解体之后,面对国际地位的巨大落差,则催生了排外情绪。同时,俄罗斯文化产生于无地理屏障的平原地区,历史上战乱不断,形成了尚武精神,喜欢走极端路线,缺乏妥协精神。而中国则传统文化则主张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强调中庸之道。两国文化传统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两国文化交流面临挑战。
科学技术是中俄两国文化合作的重点,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两国面临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挑战,迫切需要进行科技合作,提升两国的国际竞争力。且在能源、航空航天、电子、机械等领域成果丰硕。但是,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存在不平衡的现象。以其中典型的军事科技合作为例,其合作形式多为中国提供资金,俄罗斯向中国输出军事科技的形式。而中国科技实力逐渐上升,俄罗斯则继续吃苏联遗产,进步缓慢,俄罗斯军事技术对中国吸引力逐渐下降,中国逐渐摆脱了对俄罗斯的军事技术依赖,甚至对俄罗斯的军火
贸易构成威胁,而俄罗斯对中国的猜疑也日益加重,不愿与中国分享最高端的军事科技。两国科技合作在未来面临挑战。
苏联时代,俄罗斯文艺对中国影响巨大,苏联电影、小说、音乐、舞蹈、美术等给一代中国人留下了深刻记忆,并影响了中国文艺的发展。然而苏联解体之后,伴随着国力的下降与经济的衰退,俄罗斯文化在中国也逐渐式微。近年来,虽然有中俄文化年、语言年等活动,增进了两国文化交流,但也面临着文化交流的简单化、片面化的问题。两国文化活动没有相应的文化产品的支撑,也没有实现对对方优秀文化的吸收。,从整个社会层面,民众对两国文化的了解仍然有限。这显示出自上而下推动的文化交流活动面临的困境。
从地域上看,中俄文化交流有很强的地域性,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文化交流程度较高,而其他地区则交流程度有限。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的影响,基于地缘有关,也与历史文化因素有关,这些要素在其他地区都具有不可复制性,很难在其他地区推广。
中俄文化交流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由此可见,当前,中俄两国文化交流很大程度上是在两国政府推动下进行的,两国文化交流缺乏文化源动力,这就意味着,中俄两国当前文化交流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两国政治关系的表现,是政府推动的结果,而缺乏足够的群众基础。两国文化交流发展速度很快,但是深度和广度相对不深,两国人民还存在着对彼此的偏见和不友好、不信任的问题。两国文化方面的摩擦在将来也会不可避免。文化交流成为两国政治关系的附庸,政治对文化的影响巨大,而文化交流对增进政治互信的作用却极其微弱,甚至因为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缺乏而导致政治上的不信任。所以,在政府主导下的文化交流活动难以担负起增进两国互信,增进人民之间的感情,最终为两国关系发展打下坚实文化基础,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艰巨使命。必须实现中俄文化交流形式转型,由至上而下政府推动变为自下而上民间主导。这样才能发挥文化在维系两国之间关系正常发展的纽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