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全角度看核电发展

第一篇：从安全角度看核电发展

从安全角度看核电发展

——写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20年之际

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兼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 孙 勤

从1954年6月前苏联奥布宁斯克核电站并网发电，首次实现了核能和平利用以来，世界核电发展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目前，全世界有442台核电机组在运行，装机容量超过3.68亿千瓦，核发电已连续18年稳定在全世界发电总量的16%。世界核电12000多堆年的运行经验有力证明：核电是一种经济、安全、清洁的新能源。

核电的发展是令人满意的，前景令人鼓舞。同时，核电发展史上的经验教训也是不应忘记的。

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启迪

1986年4月26日，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机组由于反应堆设计缺陷、运行操作人员严重违反安全规程、有关人员缺少必要的安全文化、缺乏必要的核事故应急准备等综合原因，最终酿成了核电发展史上的一次最严重的事故，造成了大范围的放射性污染和较多人员受到超剂量限值的辐射照射，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造成了很大负面影响。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教训是惨痛的，从另外一个角度，从这起事故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又是促进核安全发展的一笔宝贵财富。事实上，此后的二十年中，国际上加强了核安全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国际原子能机构颁布了核电厂新的安全标准,进一步提高了安全要求,如:在设计上强调了严重事故的预防和缓解措施,强调概率安全评价技术的使用等。各有核国家也进一步完善了核安全法规和标准，积极改进核电站的设备和系统，努力完善运行规程和各种运行文件，更加重视人员教育培训和核安全文化，核电站的安全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核电的安全性也已经为更多的人们所了解和接受，越来越多的公众认识到核电将是新世纪最重要的替代能源。

切尔诺贝利事故也使世界各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核事故应急准备工作的必要性，各国进一步加强了相关工作。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时，我国的核电发展正处于起步的关键阶段。国务院领导在听取了有关事故汇报后，在迅速研究有关情况后明确指示：我国继续发展核电的方针不变；要建立一套社会应急措施，以应对万一可能发生的核事故，把事故后果减到最小程度，确保公众和环境的安全。

在我国，为切实做好核事故预防工作，国务院于1986至1987年先后颁布了《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和《核材料管制条例》，确立了我国的民用核安全责任制度、核安全许可和监督制度及核材料许可证制度。使我国民用核设施的选址、设计、建造、运行和退役逐步纳入了依法严格监管的轨道。1993年国务院颁布了《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正式确立了我国核应急准备制度。为加强对核事故预防和救援工作的领导，1991年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核事故应急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全国的核事故应急准备和救援工作。近二十年来，由国家、地方和核电站运营单位组成的三级核事故应急管理体系有效运作，为保障核电站的安全、促进核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要科学地认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后果

1996年4月8日至12日，在维也纳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和欧洲委员会联合召开了“国际切尔诺贝利事故10年大会”，来自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845名科学家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报告就事故对居民健康、环境及人群的长期健康学效应给出了实事求是的权威性意见。

继而，在2000年，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得出结论：对499名病人进行住院观察，诊断为急性放射病者的为134人。没有公众受到足以产生急性放射病的高剂量。约60万以上的应急和恢复工作人员和500万生活在三国污染区的居民绝大多数只受到较低剂量的照射。事故释放到环境中的放射性物质的总活度为14×1018贝可，欧洲受污染的面积达20多万平方公里。切尔诺贝利事故后两周之内，反应堆附近的松树林中，一些对辐射敏感的当地生态系统，如针叶树和反应堆周围10公里之内的某些小哺乳动物，达到致死剂量，产生致死效应。1988—1989年这些地方的自然环境开始恢复；在随后的2-2.5年内，种群得到了恢复。未发现有关物种的局部种群由于辐照而灭绝的报告，而只观察到一些辐射诱发现象。

此外，2003年建立的切尔诺贝利事故论坛也于2005年9月5日公布了一份长达600页的《切尔诺贝利事故遗留问题——健康、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报告，客观地反映了事故的真实情况，科学地分析了对人类后果的影响，应该指出的是，事故发生后的20年间，绝大多数新闻媒体对这起事故的报告是客观的，但也有少部分为追求轰动效应，进行新闻炒作，作了不实报道。事实表明，诸如“事故死亡3万人、受辐射后变异的老鼠比猪大”之类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对切尔诺贝利事故及其后果应科学地认识，要化消极为积极，变坏事为好事。

三、“安全第一，质量第一”是中国发展核电的一贯方针

1991年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座核电站建成投产至今，已有9台核电机组陆续投入运行，装机容量达到700万千瓦，加上即将建成投运的田湾核电站，核电总装机容量将超过900万千瓦。与此同时，我国在核电技术的研发、核电站设计、设备制造、工程管理、生产管理和核安全监督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备了相当的基础和实力。能自主设计建设30万千瓦和6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机组，也具备了以我为主、中外合作建设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的能力。另外，我国还把成熟的核电技术成功运用于国际合作，成为少数几个可以出口核电的国家之一。

我国核电从无到有，在探索中前进，不断趋于成熟，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些成绩的取得，与贯彻了“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发展方针是分不开的。我国核电发展充分吸取了国际上核电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注意引进成熟技术和比较先进的核电堆型。在管理方面，建立了国家核安全监督管理体制，建立了核安全许可制度，确立了与国际接轨的安全标准，实施了现代化的管理，增强国际国内的信心。核电站选址、设计建造和运行的各个环节均严格受控。核电企业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要求，建有完备的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采用的沸腾管式石墨沸水堆不同，我国核电站采用压水、重水反应堆，从设计原理、结构到安全措施，在安全上是有保证的。我国核电的安全业绩是值得骄傲的：没有发生过二级或者二级以上的运行事件；工作人员所受到的辐照剂量远低于国家规定的限值；核电站的环境辐射监测数据基本保持在本底水平。核电安全运行的良好业绩,使公众和政府决策部门树立了坚定的信心,为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的决策奠定了基础。

四、坚持安全发展理念，积极推进核电发展

前不久，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会议指出，积极推进核电建设，是国家重要的能源战略，对于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实现能源、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升我国综合经济实力和工业技术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积极发展核电，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的理念。核安全是核工业的生命线，继续贯彻“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方针，要努力营造核安全文化氛围，狠抓设计、制造、建设和运营全过程质量管理，进一步强化核安全监督，切实做好核应急准备工作。

积极发展核电，要加强规划，科学论证，统筹安排，促进我国核电技术整体跃升和跨越式发展。要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立足现有基础，推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加快核电标准体系的建设，选用成熟、安全、经济、先进的技术方案，并实现技术上的突破。力争在2015年前后，形成自主设计建造第三代百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的能力。中国的核电事业大有可为，也一定会大有作为。

第二篇：从发展角度看我国经济形势

经过20年改革开放实践的磨炼和邓小平务实精神的教育，我国经济学界敢于面对现实，揭示问题和矛盾。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进步。但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有些研究报告和文章就问题论问题，问题成堆而理不清头绪，很少用哲学思维来研究当前经济发展和运行中的矛盾，不搞矛盾排队，分不清支流和主流。甚至造成莫名其妙的悲观情绪，我们的经济学成了问题经济学。有些研究报告和文章照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和指标体系，用来描述和研究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经济，把我国经济当做一个发展完善的市场经济来看待，很少考虑我们的发展度和市场度。判断经济形势只根据那几个统计指标的走势论是非，找对策，只力图扭转那几个指标的走势，我们的经济学成了总量经济学，符号经济学。这种研究方法严重脱离实质经济内在矛盾运行的总量分析，更严重地脱离中国生产方式、交换方式、体制机制、结构转换升级具体阶段的实际。抓不住问题的关键，抓不住根本问题，只看运行，不看发展，只讲量变走势，不讲质量内容。这种西化的问题经济学，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它打乱了现阶段有形手和无形手的分工结构，过早淡化政府的发展主体地位，扩大了政策市场调控的范围，干扰了市场的调节机制的正常运行。为了克服这种倾向，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坚持邓小平的中国特色思想，牢牢把握住我们的特殊国情。我国经济运行在什么历史阶段是必须首先弄清的根本性问题。

我们判断当前的经济运行态势好坏，要有一个特定的质和量的客观标准，不能仅仅根据几个总量统计指标的走势，简单地以升降论是非。经济运行指标在时间上不能简单地向后看，和上年周期比，和上月，上季比；在空间上也不能简单地和别的国家、地区比。首先要给当前经济运行一个准确的时空定位，即当前经济运行是处于我国、本地经济发展的什么阶段上。这个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是什么，发展的内容、发展的历史任务是什么？当前经济运行走势是向着解决发展的主要矛盾、转化主要矛盾方面推进，还是朝着反方向推进。这是判断经济运行走势好坏的主要标准，定性标准。

从发展的本质含义、发展的规律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根本性转变这个大的历史阶段中，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转变的一个关键性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是结构性矛盾。所谓总量矛盾不过是抽象了结构内含的结构性矛盾在统计上的一种反映。总量矛盾是存在的，它只存在于总量统计之中，存在于符号经济之中，在实质经济之中只有结构矛盾，没有总量矛盾。我们面临的结构矛盾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工农两种生产方式、城乡两种生活方式，这种两元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矛盾。第二层次是区域经济结构的矛盾，主要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不仅是东、中西大区结构间的矛盾，而且还有每一个大区内部小区结构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第三层次是产业结构的矛盾。多年来我们对这个层次的矛盾是重视的，当作第一位的结构矛盾来抓。实际上它受前两位矛盾制约，就产业结构调产业结构是调不动的。第四个层次是产品结构的矛盾，主要是剩余和短缺产品的矛盾。

这四个层次的矛盾同时存在相互交错，呈现复杂的局面，但只要认真把矛盾排队，就会发现第一层次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诸矛盾的总根源。产业结构久调不见显效，剩余和短缺同时共存，关键是城乡人口大结构转化滞后，产业政策没有区域化，区域政策没有产业化，工业分散，重复建设，区域同构，这是造成结构性剩余、结构性短缺共存的根本原因。发展形势不如人意，不是自今日始，不是一两年的事，是自1992年以后逐步形成的。这是阶段性问题，不是当前运行问题，当前运行状况是这四个结构矛盾的正常反映。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不是短期问题。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性的问题。

第三篇：从日本危机看中国核电安全

从日本危机看中国核电安全（东方网）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3月14日上午3号反应堆机组发生了氢气爆炸，福岛核电事故已再次引发公众对核电安全性问题的讨论，如何在确保核设施安全性与满足能源需求之间取得平衡，是中国核电大发展过程中需要谨慎考虑的问题。

综合媒体3月14日报道，相比地震和海啸造成的重大伤亡，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造成的少量伤亡吸引了全球密切的关注，它更能触及公众意识深处的恐惧。3月14日上午3号反应堆机组发生了和1号反应堆类似的氢气爆炸，外围建筑被摧毁，而美军直升机在距离核电站100多公里处发现了放射性物质，这令紧急事态进一步升级。

据英国《金融时报》3月14日报道，这种情况以前也出现过。至少有过一次不太引人关注的“彩排”。2007年7月，一场当时听来已属骇人的里氏6.8级地震袭击了距日本北部新泻县不远的超大型柏崎刈羽核电站(Kashiwazaki-Kariwa)。随后爆出消息，这座规模位于全球前列的核电站，设计的抗震级别却远远低于那次地震的震级。其中一座反应堆所受到的震动，竟然超过其抗震能力近2.5倍。

可以说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以来，全球核电行业的安全记录还算不错。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更好的设计和监测。在这方面取得改进的同时，各方对气候变化的担忧日益加剧，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已促使西方各国政府再次考虑建造核电站。在实现能源安全的渴求推动下，发展中国家正在快速发展核电。

3月12日，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张力军率先表态，日本因地震发生的核泄漏事件不会改变中国发展核电的决心和安排。3月1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称，核电安全事关重大，有关方面一定要认真分析和总结日本核电事故经验教训，确保中国核电事业安全发展。上述两位官员的公开表态均表明，中国发展核电的总体安排预计不会改变，但福岛核电事故已再次引发公众对核电安全性问题的讨论。

核事故不会去理会什么国界。日本也远不是利用核技术的唯一地震高发国家。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核世界。我们必须确保核设施安全运转，无论它们建在何处。作为日本历史上的首例重大核电事故，这对正在大规模建设核电站的中国有哪些启示？中国核电站的安全是否有保障？让我们抽丝剥茧，从日本危机看中国核电安全。

对于核电站受损会产生何种影响，现在评估还为时过早，但此次福岛核电站事故注定将是现代史上第三起重大核电站事故。前两起事故分别是：1979年，美国三里岛(Three Mile Island)核电站反应堆熔毁事故；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电站爆炸事故。这两起事故都导致了人们对核电的支持率大幅下滑。

自从核电站问世以来，在工业上成熟的发电堆主要有以下三种：轻水堆、重水堆和石墨汽冷堆。它们相应地被用到三种不同的核电站中，形成了现代核发电的主体。轻水堆又分为压水堆和沸水堆。目前世界上核电站常用的反应堆有压水堆、沸水堆、重水堆和改进型气冷堆以及快堆等，但用的最广泛的是压水反应堆。而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福岛核电站，10台机组采用美国引进的BWR沸水堆技术。

福岛核电站位于东京北部的福岛工业区，由福岛一站、福岛二站组成，共10台机组。本次发生主要事故的1号机组于1967年9月动工，1970年11月并网，1971年3月投入商业运行；3号机组1976年3月投入运营。

由于建设期较早，其配套设施的抗震能力偏低，为事故发生埋下隐患。福岛第一核电站之所以出现核泄漏，原因在于“堆芯熔化”。主要问题是，部分反应堆的应急柴油发电机无法正常启动，影响了冷却水循环，致使堆内余热无法正常排出，存在温度过高可致放射性物质泄漏甚至熔堆爆炸的危险。之所以会有冷却水循环问题，与其沸水堆的技术设计有关。沸水堆技术拥有一个回路，一旦冷却水循环不奏效，其必须要通过降压、使用海水冷却、其他水冷却等外部冷却方法才行。也就是说，沸水堆在不发电的时候，其燃料仍然在裂变，这将会加剧核物质的释放。

截至1996年底为止，全世界已运行的沸水堆有94座，总功率78285MW，占全世界已运行核电厂反应堆总数的21.7%和总功率的22.7%，仅次于压水堆。沸水堆最大优点是结构和运行都比较简单，尺寸较小，造价也低廉，燃料也比较经济，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可靠性与经济性。缺点是必须使用低浓铀，目前采用轻水堆的国家，在核燃料供应上大多依赖美国和独联体。此外，最重要的是堆内产生的蒸汽直接进入汽轮机，汽轮机会受到放射性的沾污，而且只有一个回路。

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对于在这个危险的世界丧失关键能源供给充满了恐惧，这种恐惧几近病态，但又并非完全缺乏理性。目前日报三分之一的电力需求依赖核电，此次事故让日本政府放弃核电的可能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不过日本可以重新思考需要什么样的核工业。

福岛第一核电站已经运行了40年，整座电站未来非常有可能被停用。如果日本必须拥有核反应堆，就必须建造现代化的反应堆，能够经受住的地震级别要远远超过几十年前过度乐观的规划者的设想。后备发电机组，以及核电站的其他“周边”设施几乎与核心反应堆本身同样重要，应该相应地进行建造或重建。

而截至2010年10月已经并网的中国大陆核电项目共计8个，13台机组，分别是秦山一期、二期和三期，大亚湾、岭澳一期和二期，田湾和秦山二期扩建项目，总额定功率为1083万千瓦，技术类型分为CNP300、M310、CPR1000等等。除了秦山三期核电站是“重水堆”方向之外，在建只有山东荣成的是高温气冷堆，其他核电站都是压水堆。2010年5月23日发生轻微泄漏的大亚湾核电站机组采用就是压水堆（当时一根燃料棒包壳出现微小裂纹，其影响仅限于封闭的核反应堆一回路系统中，放射性物质未进入到环境，未对环境造成影响和损害）。

中国目前主流“二代加”技术的CNP1000（中广核主导）和CPR1000（中核主导）压水堆均有两套回路系统，一回路系统与二回路系统完全隔开，它是一个密闭的循环系统。其冷却的循环回路是与正常反应回路分开的，只要冷却回路没有问题，仍可以将整个反应堆冷却下来，以防止其热量上升，造成堆芯熔化、放射性物质泄漏的问题。此外，中国的一系列新机组在安全方面也有多重保护。比如

CNP1000有反应堆压力容器顶盖排放系统、稳定器卸压系统、堆坑淹没系统、安全壳内氢气控制系统等等，可应对严重的安全事故。

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陆启洲介绍，中国在建核电站采用“非能动”安全系统的第三代核电技术，比福岛核电站的二代技术更安全，不存在启用备用电源带动冷却水循环散热的问题。据了解，早在2007年，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挂牌成立，代表国家正式受让第三代先进核电技术，实施相关工程设计和项目管理。

所谓“三代”技术，是指美国西屋公司开发的AP1000核电技术以及法国阿海珐公司开发的EPR核电技术。陆启洲介绍说，日本受影响核电站采用的是二代核电技术，最大问题就在于遇紧急情况停堆后，须启用备用电源带动冷却水循环散热。中国正在沿海建设并将向内陆推广的第三代AP1000核电技术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因其采用“非能动”安全系统，就是在反应堆上方顶着多个千吨级水箱，一旦遭遇紧急情况，不需要交流电源和应急发电机，仅利用地球引力、物质重力等自然现象就可驱动核电厂的安全系统，巧妙地冷却反应堆堆芯，带走堆芯余热，并对安全壳外部实施喷淋，从而恢复核电站的安全状态。“AP1000的压水堆技术，相比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沸水堆技术，更加安全一些。”一位从事核电站建设的工程师表示，“不会出现堆芯熔化。”

根据《国家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到2020年中国核电运行装机容量将达到4000万千瓦，占全部发电装机容量的4%，核电年发电量达到2600～2800亿千瓦时。包括红沿河、宁德、阳江、广西防城港以及田湾5、6号机组，岭澳二期2号机等项目将采用“二代加”核电技术；广东台山核电站将采用法国阿海珐公司提供的EPR技术；浙江三门、山东海阳将采用AP1000技术。未来，中国核电将出现AP1000、法国EPR、中国自主研发的“二代加”等三类技术并存的情况。

但是我们仍然担心的是本次事件会产生心理层面影响-在众媒体的聚焦下，对核安全的担忧将被放大，或将最终影响国家核电规划目标的制定：从历史上看，大级别的核电事故都会引起对核电安全的社会性忧虑。

据《21世纪经济报道》称，在此次事故发生前4个月，也就是2010年10月22日，英国、法国、芬兰的核安全局在各自对法国阿海珐第三代核电技术EPR反应堆进行评估之后，非常罕见地发表联合声明，指出EPR反应堆的仪控系统在确保安全系统的充分性，以及安全系统与控制系统的独立性方面存在问题；阿海珐最初提交的EPR设计不符合独立性原则，其控制系统与安全系统之间有高度的复杂串联，二者则有可能同时失效。

尤其牵动中国神经的是，中国正在建设的广东台山核电站正是采用了阿海珐公司的该技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在建核电规模最大的国家。而第一个采用EPR核电技术建造的芬兰奥尔基洛托3项目，由于种种原因，项目工期一拖再拖，已比原定完工日期晚了257天，可能于2012年6月完工，这将比原定完工日期整整推迟三年多。

EPR是第三代核电技术的一种。第三代核电技术较第二代更安全、更经济。但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座第三代核电站正式投入商业运行，第三代EPR技术实际上还处于工程实践阶段。阿海珐EPR仪控系统在欧洲出现的问题牵动着中国核电的神经。一位专家称，“仪控系统独立性不够，可能导致产生共模故障，核电站就有可能失控。但是很难断定一定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该专家进一步指出，“对于非常重要的安全问题，现在人们已经考虑得比较充分，不会出现。但是几次大的故障，如美国三里岛、乌克兰切尔诺贝利，都是人们意想不到的、极端的、概率很低的事件所引起的大事故。”

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已经造成欧洲核电业近20年的停滞，美国甚至在三里河核电事故后30年几乎没有建造过新核电站。

“安全性”成为笼罩在核电产业头上的最大的阴影。如何在确保核设施安全性与满足能源需求之间取得平衡，是中国核电大发展过程中需要谨慎考虑的问题。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在建核电机组20台，在建规模2192万千瓦，是世界上在建核电规模最大的国家。根据国家核电发展规划，到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争取达到4000万千瓦。但是，之后“中国即将提高核电比例至5%（7000万千瓦）”，“中国或将再次提高核电目标至8600万千瓦”的消息不绝于耳。目前中国正处于核电规划的制定期，本次福岛泄漏事件很有可能在心理层面影响最终核电规划的目标。不能排除在担忧情绪膨胀的情况下，短期内会对核电装机目标采取更为保守的规划。当前中国的核电发电量，仅占全部发电量的2%；日本这几年略有下降，但仍保持在四分之一左右。即使与14%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也很大。目前，中国核电发展存在隐患——一些核电站在保养和维护方面，存在操作不规范的地方；而与外方的技术合作，在个别项目上也出现了衔接不好的情况。国家要为核电发展留有余地，能让监管者或者经营者、建设者，有疲于奔命的的感觉。要做好核电安全的科学普及，以及信息公开工作。此外，核电站的退役，也是一个必须从规划之初就必须严肃考虑的问题。

2011年3月19日星期六

第四篇：从心理学角度看安全管理论文

目前，各企业虽然都有一套较完善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也编制了针对各工种、各工段、各岗位较为详尽的《安全生产作业指导书》，对职工实行了较为严格的安全生产三级教育，但仍无法杜绝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有些人认为，企业虽然实行严格、规范的安全生产管理，但随着安全理念的逐层传递，到达一线员工时，势必会产生衰减的情况，这是导致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的重大原因之一。

笔者认为，安全生产的主体是“人”，但人不确定、不稳定的心理状态容易给安全生产埋下各种隐患。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和把握职工的心理状态，并进行因势利导，正面干预，同时注重改善工作环境和作业条件，让职工在身心舒适的环境中保持细心、耐心和专心，非常有利于企业安全管理，具体有以下几个要点。

一、切实关心职工身心状况，改善工作条件和作业环境，合理安排作业时间，避免职工长时间疲劳作业、带病工作等。要真正做好安全管理工作，就不能漠视职工的心理需要。

职工需要身心舒适的工作环境，需要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各种劳动工具，需要劳逸结合、合理安排作业时间，而不单单只是像机器人一样“照章办事”。如果职工过度工作、带病工作，则会产生疲惫、焦虑和痛苦等负面情绪，这种状态可能导致精神不集中，无法保持工作所要求的耐心、细心和专心，也最容易发生安全事故。

企业应该关心职工身心状态、改善工作环境和劳动工具、合理安排作业时间，以达到调节职工的心理状态、预防危险事故发生的目的。

二、善于发现职工的各种心理压力、焦虑和痛苦，进行有效干预和疏导，鼓励职工追求工作、生活的平衡与和谐。

工作和生活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要保证安全生产，就必须建立起职工工作、生活之间的平衡与和谐。鼓励职工建立正确的工作观和生活观。

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论断：“疾病和意外都是我们的精神在身体战场上作战留下的证据。”心理学家认为，大部分疾病和意外都是我们的内在心理冲突在身体上的表现，大部分意外也有着“故意”的成分。据美国心理学家门林格尔在《人对抗自己》一书中的论述，生活中有些人平时很少受伤，甚至连割破手指、磕伤膝盖这样的小伤都几乎没有;而另一些人则不然，他们似乎比普通人更容易遭受各种意外和伤害。深度探究后者的心理根源，发现这部分人似乎有着“自我伤害” 的本能，他们因为工作压力、生存困境、生活失败、心理焦虑等原因而容易在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无意识“自我对抗、自我伤害”的本能反应。

笔者转述以上观点，并非暗示企业各类安全事故当事人都有某种心理缺陷或心理冲突，而主要是强调我们的企业管理者应当关注职工的心理状态，洞悉职工因为长时间工作、不满工作环境、无法胜任工作、工作过于单调等原因而产生的焦虑、痛苦、自我怨恨等情绪，并及时给予科学的心理干预和心理疏导，帮助职工建立起希望、乐观、感恩、坚韧的心理资本和生活态度，维护好生活和工作之间的平衡。

三、运用“21天理论”来推行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心理学上有个“21天理论”，即人们连续21天从事某项活动，就会养成一种习惯;而如果连续 90天从事某项活动，这种习惯就会固化下来成为自觉意识。企业可借鉴这条理论，在某个较长时间段对职工进行密集的安全生产管理和培训教育，严格贯彻执行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及相关要求，让安全生产信念在职工内心生根发芽，培育职工安全生产的自觉习惯和良好素养，真正起到预防及杜绝安全生产事故的目的。

总之，安全生产管理是一项艰苦而复杂的日常性、基础性工作，企业要真正重视、关心职工的安全状况，认真梳理作业流程，合理规划作业区域，充分辨识与控制潜在危险源;学会使用工作危害分析记录表、安全检查分析表、安全生产作业指导书等多种安全控制工具来指导安全生产，控制及防范安全风险，彻底消除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和环境的不安全因素;同时关心职工的身心状态，及时洞察职工的心理疲惫、焦虑、痛苦等心理状态，给予科学的心理干预及疏导，最终达到以人为本、安全生产。

第五篇：从文化角度看中俄关系

从文化角度看中俄关系发展

文化与国家关系

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对国家之间的经贸发展、政治互信、文明进步以及两国人民的情感具有重要意义。中俄两国是彼此相邻的两个大国。中俄两国关系的和平与稳定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其中作为纽带作用的文化交流自然也应该起到重要作用。然而，从中俄文化交流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来，笔者认为中俄两国文化交流面临很多困境需要破除，否则会直接影响中俄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使两国良好关系缺乏文化根基。

中俄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现状

中俄两国大规模文化交流始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时期，它是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而其后来的发展也一直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以中国的角度为例，从中苏蜜月期苏联文化作品大量引进，到中苏交恶后对苏联修正主义文学的批判，到后来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文化交流的恢复，以及现在中俄基于巩固和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需要而有官方推动的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无不渗透着政治的影子。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两国关系的升温，中俄文化交流在两国政府的推动之下发展较快。政府主导、顶层推动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特征。1992年，两国签订《科学技术合作协定》，1995年，中俄达成《中俄相互承认学历学位证书的协定》，近年来，中俄互办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等文化交流平台。这些都是两国政府努力推动两国文化交流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年来两国文化交流的快速发展。然而，历史经验向我们证明，政府主导下的两国文化交流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所发挥的维系作用有限，在中苏交恶时期，两国相互妖魔化的背景下，之前由政府主导的两国文化交流对维系两国关系起的作用有限。

下面，我将从两国文化传统、科技、文艺、地域等方面进行分析。

俄罗斯地跨欧亚，其历史文化具有两面性，即兼有东西方文化特征，形成了独特的东正教文化，而中国则是典型的东方文化。民族主义是俄罗斯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以第三罗马自居的俄罗斯，具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济世情怀。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在苏联时代的典型表现是大国沙文主义。而在苏联解体之后，面对国际地位的巨大落差，则催生了排外情绪。同时，俄罗斯文化产生于无地理屏障的平原地区，历史上战乱不断，形成了尚武精神，喜欢走极端路线，缺乏妥协精神。而中国则传统文化则主张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强调中庸之道。两国文化传统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两国文化交流面临挑战。

科学技术是中俄两国文化合作的重点，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两国面临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挑战，迫切需要进行科技合作，提升两国的国际竞争力。且在能源、航空航天、电子、机械等领域成果丰硕。但是，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存在不平衡的现象。以其中典型的军事科技合作为例，其合作形式多为中国提供资金，俄罗斯向中国输出军事科技的形式。而中国科技实力逐渐上升，俄罗斯则继续吃苏联遗产，进步缓慢，俄罗斯军事技术对中国吸引力逐渐下降，中国逐渐摆脱了对俄罗斯的军事技术依赖，甚至对俄罗斯的军火

贸易构成威胁，而俄罗斯对中国的猜疑也日益加重，不愿与中国分享最高端的军事科技。两国科技合作在未来面临挑战。

苏联时代，俄罗斯文艺对中国影响巨大，苏联电影、小说、音乐、舞蹈、美术等给一代中国人留下了深刻记忆，并影响了中国文艺的发展。然而苏联解体之后，伴随着国力的下降与经济的衰退，俄罗斯文化在中国也逐渐式微。近年来，虽然有中俄文化年、语言年等活动，增进了两国文化交流，但也面临着文化交流的简单化、片面化的问题。两国文化活动没有相应的文化产品的支撑，也没有实现对对方优秀文化的吸收。，从整个社会层面，民众对两国文化的了解仍然有限。这显示出自上而下推动的文化交流活动面临的困境。

从地域上看，中俄文化交流有很强的地域性，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文化交流程度较高，而其他地区则交流程度有限。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的影响，基于地缘有关，也与历史文化因素有关，这些要素在其他地区都具有不可复制性，很难在其他地区推广。

中俄文化交流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由此可见，当前，中俄两国文化交流很大程度上是在两国政府推动下进行的，两国文化交流缺乏文化源动力，这就意味着，中俄两国当前文化交流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两国政治关系的表现，是政府推动的结果，而缺乏足够的群众基础。两国文化交流发展速度很快，但是深度和广度相对不深，两国人民还存在着对彼此的偏见和不友好、不信任的问题。两国文化方面的摩擦在将来也会不可避免。文化交流成为两国政治关系的附庸，政治对文化的影响巨大，而文化交流对增进政治互信的作用却极其微弱，甚至因为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缺乏而导致政治上的不信任。所以，在政府主导下的文化交流活动难以担负起增进两国互信，增进人民之间的感情，最终为两国关系发展打下坚实文化基础，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艰巨使命。必须实现中俄文化交流形式转型，由至上而下政府推动变为自下而上民间主导。这样才能发挥文化在维系两国之间关系正常发展的纽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