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父与子》看屠格涅夫的政治倾向

第一篇：从《父与子》看屠格涅夫的政治倾向

从《父与子》看屠格涅夫的政治倾向

《父与子》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最高成就之一。讲述的是两代人之间的矛盾。故事的主角是巴札洛夫，他出身平民，父亲是个乡村医生。他是彼得堡医科大学的毕业生。故事开始于他的贵族同学阿尔卡狄邀请巴札洛夫到他父亲的庄园里做客。巴札洛夫正直、诚实，有着清醒的头脑，富有朝气，而且学识丰富，对旧事物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而阿尔卡狄的伯父巴威尔·基尔沙诺夫和所有贵族地主一样，坚信贵族制度不可动摇的原则，维护贵族地主的利益；否定当时的解放运动，否定与他们阶级相对立的平民革命民主主义者。

在这个贵族之家里，巴札洛夫孤军奋战，他充满信心，迎接一个又一个新的挑战.痛斥了对方的贵族思想。随后他随阿尔卡狄到省城去，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贵族阿金左娃夫人。但是阿金左娃最终无法无法放弃自己清闲的生活，他只能黯然回到省城。在一次与巴威尔的决斗中，巴札洛夫用子弹摧垮他那虚弱的精神堡垒，但自己也负了轻伤。

巴札洛夫到了阔别已久的家，在这乡村的沉闷的日子里，巴札洛夫常常帮助他父亲给人治病。有一次，附近村子的一个农民患伤寒，巴札洛夫在解剖这个由于伤寒病致死的尸体时，不慎割破了手指，受了病菌感染，临终前他还高喊着“我不要死，我还有使命。”。

《父与子》的情节开始于一八五九年五月，结束于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之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面对改革的方法和道路问题，革命民主主义者与贵族自由主义者产生分歧，并开成两大阵营。前者寄希望于农民革命，后者主张“自上而上”的改良。这个对期，俄国“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到同农奴制及其残余的斗争”，在这个社会经济条件下，贵族活动家已丧失其历史作用，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在政治舞台上代替了贵族知识分子。他们之间在农奴制改革的方法和道路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尖锐。父与子》即表现了这两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一方是巴扎洛夫，代表了革命的平民知识分子（子辈）；另一方是巴威尔和他的弟弟尼古拉，代表贵族自由派（父辈）。通过这个冲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最本质的矛盾冲突。

作者曾经谈到这部小说的主图思想在于表达“民主主义对贵族阶级的胜利”。但纵观整部小说，作者的态度是含混的、矛盾的：巴扎洛夫以否定一切的态度和锋利的语言战胜了对方，但是以后，巴扎洛夫却在爱情上遭遇挫折，悲观失望，甚至让他带着遗憾在一次偶然事件中死去。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作者政治倾向。

巴札洛夫是作品的中心人物。在他身上体现了那时刚刚产生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某些特征。他有坚定的信念，信奉唯物主义，推崇功利主义，憎恨贵族制度，敢于批判贵族自由主义的观点和原则。文章通过他与巴威尔之间一系列——政治、科学、艺术、哲学、道德等方面的冲突，表现出在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夕，贵族地主阶级已经成为历史的阻力，在巴札洛夫与巴威尔的决斗中，作者这样描写巴威尔，说他“是一个空虚的躯壳，失去了精神力量的支撑”，可见作者认为贵族必将被历史所淘汰。他把平民知识分子作为历史的进步力量来描写。他曾说：“我的整部中篇小说都是反对把贵族作为进步阶级的。”屠格涅夫真实地展示了巴札洛夫的民主主义观点的胜利，艺术地表明了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是俄国革

命变革时期的英雄人物。这是作者世界观中民主思想的胜利，也是他遵循艺术规律所取得的成就。

但是他也认为巴扎洛夫也必定要灭亡，他肯定巴扎洛夫是革命者，另一方面又不相信他的事业能够胜利。屠格涅夫出身于贵族，童年时受到贵族公子式的家庭教育。所以，在屠格涅夫身上，兼有启蒙者和旧贵族两种烙印：一方面探索社会出路，主张社会变革；另一方面对贵族生活却还存有留恋，看到本阶级的没落，充满忧郁和伤感。作者的态度有点类似于文中的青年阿尔卡狄，他有受到平民思想影响，也意识到了贵族的落后性，但最后稍遇情感“挫折”终又退回到贵族立场上去的年轻“父辈”而已。因此,屠格涅夫主张俄国要进行“渐进”式的政治改良,贵族阶级所代表的贵族文化曾在传统社会,为整个社会提供着精神资源,而在新的形势下,贵族文化却常常陷入一种捉襟见肘无能为力的尴尬局面,因此新形势需要一种新文化来启蒙,以济贵族文化之困。但是以科学理性为主要特征的平民文化,始终也没有提出完全符合俄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要求,这是因为平民文化自身存在着巨大的缺陷。

平民知识分子革命的双重性,即对封建专制的革命性和妥协性。作者一方面写了巴札洛夫在与巴威尔的冲突中，是一个胜利者，他坚持自己的平民立场,彻底打败了基尔沙诺夫贵族兄弟,显示了平民阶级的反抗力量。一方面却把他看作是一个虚无主义者，由于巴扎罗夫世界观的局限性(信奉机械唯物主义,而未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他反对贵族道德，一方面又让他接受巴威尔的挑战和决斗；巴札洛夫自认为属于人民，但他又不理解人民，人民也不理解他„„特别是在作品结尾，屠格涅夫虽然肯定巴札洛夫是个革命者，却又不相信他的理想和事业，否定他的积极的社会作用。巴扎罗夫的死则象征了平民知识分子最终也难以承担革命重任,可见俄国的革命则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

《父与子》可以称得上是屠格涅夫创作思想的转折，从作者对主人公的塑造来看，可见作家世界观当中的进步成份使他在探索俄国社会先进人物的过程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塑造了平民知识分子的形象，并肯定了他对贵族阶级的破坏性；但是作者还是无法克制自己的悲观主义思想，他歌颂主人公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但又让自然和宿命的力量来战胜这些主人公，扑灭他们的热情，摧毁他们的理想，并为这种理想的毁灭而惋惜。他给巴札洛夫安排了一个悲剧的结局，让他过早地死去，让这个要干一番事业的巨人，停留在“未来的门口”，这正是作者看不到前途的反映。

第二篇：读屠格涅夫《父与子》

读屠格涅夫《父与子》

也就是用了几天时间读完了屠格涅夫的名作《父与子》吧，我现在真的是理解了鲁迅先生说的那句话：“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想挤总是有的》。”因为我就是用一些零碎的时间，看完这本世界名著的。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让我对这句话理解更深刻的是于丹老师的一段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最后达到阅人无数。“就是从这句话吧，激发了我对读书的热情。

说说读屠格涅夫的这本书带给我的感受吧。其实没读这本书之前，我可能性会把这本书世界名著只从字面上理解。其正真正读了这本书，你才会明白父与子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其实就是两代人之间的代沟，在书中主要说的就是以帕维奇为代表的旧贵族阶级与平民知识份子为代表的巴扎罗夫之间的矛盾。屠格涅付细致的刻画了两代人思想观念的格格不入，以巴扎罗夫这位信奉虚无主义和绝对科学的人物为主要人物，最终写出了巴扎罗夫这种激进、民主的思想最终在贵族制度保守严密的环境下破灭，最终刻画了巴扎罗夫悲惨的命运。这部作品不仅同屠格涅夫的成名作《猎人笔记》（我正在读）一样写出了俄国农奴制下人民的生活现状，更主要的是写出了两代人之间的代沟。

对于书中，其实最令我唏嘘的是巴扎罗夫这个人的悲惨命运。在书的最后篇幅，屠格涅夫用了非常多的对比，让读者更能产生对巴扎罗夫的同情。在书的最后篇幅，屠格涅夫交代了其他人物的命运，他们都淡忘了巴扎罗夫的死，尤其正如巴扎罗夫在与自己曾经的好友阿尔卡利说的，阿尔卡利是寒鸦，永远温顺和满足于家庭的温暖。虽然巴扎罗夫和阿尔卡利年纪相仿，但是完全是不同阶级的人，这当然是跟他们的出生有关。其实尽管巴扎罗夫的命运是悲惨的，但是如果我处于那个时代的话，我更愿意做巴扎罗夫那样的人，但是作者也指出来了，巴扎罗夫那种思想有不成熟的地方，完全摈弃浪漫主义。巴扎对科学无比崇尚，但是却以浪费主义为耻。在书中巴扎罗夫对尼古拉读普希金的诗歌，拉大提琴这种行为给出批评。在书中除了与帕维奇的论战中表现了他这种思想，还有一处更明显的地方就是在与阿尔卡利诀别时，尽管他有一些话想对阿尔卡利说，但是因为那是浪漫主义，最后就什么都没说。我其实钦佩的是巴扎罗夫的那种勇于追求的精神，在每一次与帕维奇的论战中，巴扎罗夫都是胜利者，尽管帕维奇在最后还是保持他那种根深蒂固的贵族思想，但是在尼古拉的事情上确实有了一些改变，这就是巴扎罗夫思想的胜利吧。当然，我还是相信浪漫主义的，毕竟从人的角度老说就是主观与客观两个世界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都是在任何时代不矛盾的。为什么我更欣赏的是巴扎罗夫，就是我本身的性格特点跟巴扎罗夫有点像吧，我是一个极度追求自由的人，我是一个崇尚独立自主的人，我讨厌随波逐流和那种寒鸦式的生活。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像阿尔卡利这种人不在少数，安于现状，不敢抗挣，没有血性，永远跟着别人走，没有自己相法的人多的是。其实我有时候，也会不由自主卷入这种生活，可是太过于安逸，等待自己的就是未知的痛苦。所以我欣赏巴扎罗夫，就算无法改变什么，也要抗挣一把。这些感悟就能出一个结论吧，我仅仅从书中就可以得到许多人生感悟。读一些世界名著对一个人生命会有很大的积淀。还是那句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最后阅人无数吧。”不断阅读吧，在书中感悟生命，感悟人生，提高自己的修养。

第三篇：从《父与子》看屠格涅夫的文化理想主义

从《父与子》看屠格涅夫的文化理想主义

张中锋(济南大学中文系,山东济南 250002)

摘要: 《父与子》所蕴涵的是一场文化冲突,在冲突中无论是贵族文化还是平民文化,都暴露

出了各自的优点和不足。作家在对文化的批判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理想。

关键词:屠格涅夫《;父与子》;贵族文化;平民文化;人文理性;科学理性;文化理想主义

对于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的评价,历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大。人们往往从政治功利目的出发,来臧否这部作品。尤其是建国后我国评论界对《父与子》的评价,大多套用列宁有关19 世纪俄国革命发展三阶段的理论。由这个理论可以得知,平民知识分子革命不过是贵族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的必然阶段,而这种“过渡性”便自然决定了平民知识分子革命的双重性,即对封建专制的革命性和妥协性。这种革命的双重性反映在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身上,就是其性格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巴扎罗夫坚持自己的平民立场,彻底打败了基尔沙诺夫贵族兄弟,显示了平民阶级的反抗力量;另一方面由于巴扎罗夫世界观的局限性(信奉机械唯物主义,而未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因而在对贵族阶级的态度上,往往表现出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巴扎罗夫常被冠之以“新人”、“革命民主主义者”或“民主主义战士”等政治称谓。巴扎罗夫的死则象征了平民知识分子最终也难以承担革命重任,俄国的革命则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至于作者所塑造的基尔沙诺夫形象,他们只不过是作为贵族阶级必然为平民阶级所淘汰的历史“见证材料”而出现的。而青年贵族阿尔卡狄也不过是先受平民思想影响,后稍遇情感“挫折”终又退回到贵族立场上去的年轻“父辈”而已。以上这种评价人物的思维方式,很容易造成人物形象的简单化和概念化。尽管我国对于屠格涅夫的研究已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但由于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至今对屠格涅夫最有争议的作品———《父与子》的研究,难以有新的突破。上述对人物及其作品的评论观点,在我国评论界似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并且散见于各高校所用的外国文学教材之中,几近成为定论。因此,我们只有打破这一政治思维模式,才可能使《父与子》的研究得以深入。本文试图从文化角度出发,把《父与子》中的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的冲突,看做是一种文化冲突,这样不但揭示出各自文化的局限性,而且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表达了作者的文化理想主义,从而使人物及其作品获得一种新的文化阐释。

屠格涅夫在政治上主张俄国必须走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资本主义道路,并且是“渐进”式的。在屠格涅夫看来,俄国不能再走专制主义道路,否则就会违背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而在俄国施行资本主义共和制则时机尚不成熟。从当时俄国的实际状况来看,屠格涅夫的政治主张有一定合理性。由于俄国工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并没有形成一个强大而独立的资产阶级阶层,当然也就不可能像法国那样形成代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平民知识分子阶层。马克思曾慨叹德国吃够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实际上俄国也是如此。工业发展缓慢,阶级分化不充分,因而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党派,其政治思维都极不发达。在这种情况下,便产生了代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力量不是平民知识分子而是贵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平民知识分子却去代表落后的宗法制农民(人民)的意识形态,难怪平民知识分子会陷入被整个社会所抛弃的境地。因此,屠格涅夫主张俄国要进行“渐进”式的政治改良,是比较符合当时俄国的社会现实的。当然这种“渐进”意味着巨大的文化启蒙,即只有提高全俄国人的文化素质,一切政治改良的进行才是可能的。在屠格涅夫看来,这种文化启蒙光依靠贵族阶级不行。贵族阶级所代表的贵族文化曾在传统社会,为整个社会提供着精神资源,而在新的形势下,贵族文化却常常陷入一种捉襟见肘无能为力的尴尬局面,因此新形势需要一种新文化来启蒙,以济贵族文化之困。这当然需要作者去发现。到了19 世纪50 年代末60 年代初,随着俄

国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化,敏锐的屠格涅夫发现了一个新兴的阶级正在俄国涌现,这就是平民知识分子阶级。他们意志坚强、勤奋务实、富有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他们反抗专制、反 1

抗权威、崇尚自然科学,因此,这是一种新文化,一种完全不同于贵族文化和农民文化的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平民文化。屠格涅夫一旦发现了这种文化,便迅速地捕捉进自己创作的《父与子》中,并通过主人公巴扎罗夫体现出来。

作为平民知识分子的巴扎罗夫,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接受了西方文明,即他崇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实验性和实证性使他对于一切不证自明的东西都怀疑,因而他对贵族特权、专制政体以及教会制度等这些难以证实的“东西”采取否定态度,从而否定了贵族阶级赖以生存的整个上层建筑,即贵族特权所依赖的政治法律制度和包括宗教、道德、哲学、文学、艺术等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这就从根本上摧毁了贵族阶级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和精神基础,显示了平民阶级批判的彻底性。巴扎罗夫除了崇尚科学之外,还崇尚自然,这是巴扎罗夫对付贵族特权的另一重要武器。对自然的崇尚使巴扎罗夫认识到人和自然是相同的,人不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大自然的产物,因此人与人之间,乃至与万物之间,都是一种平等关系,根本不存在等级特权问题。并且把人和自然等同起来,从而否定了人异于动物所具有的情感性———首要是宗法情感———专制者统治人民的特殊手段。对此,马克思曾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指出:“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1 ]因此巴扎罗夫对宗法情感的否定,再一次显示出其对贵族特权进行否定的彻底性。当然,科学是一种研究方法,而自然是一种研究对象,因而崇尚科学和崇尚自然应该是统一的。虽然“自然”和“科学”属于自然科学研究范畴,但在巴扎罗夫身上却具有了社会科学意义,构成了巴扎罗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了科学的理性。这种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的平民文化,也就自然具有了反对封建专制、追求平等的部分资产阶级性质,从而使平民文化适应了时代发展对文化所提出的要求,故而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这种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平民文化不但和贵族文化相对立,而且也和农民的宗法文化相抵牾。因此,巴扎罗夫对农民的轻蔑并非其缺点,他对农民所表现出来的愚昧的批判和对各种美化农民的“民粹”论调的讥讽,正说明了平民文化的独立性。由此看来,平民阶级既承担着改造贵族阶级的任务,也承担教育和启蒙农民阶级的任务。

以科学理性为主要特征的平民文化,始终也没有提出完全符合俄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要求,这是因为平民文化自身存在着巨大的缺陷。从严格意义上说,俄国的平民文化只是一种准资产阶级文化。平民文化对上层建筑的否定,固然体现其对贵族阶级否定的彻底性一面,但对于上层建筑的否定必然带来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否定,从而也必然否定了人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因为科学理性不能代替人的信仰和终极关怀等价值理性,因此,尽管巴扎罗夫意志坚强,彻底打败了基尔沙诺夫兄弟,但他仍然时常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虚感、无聊感,有时甚至非常消沉和悲观。因此,为了弥补自己的精神空虚,巴扎罗夫只好拼命地工作,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去。但没有人文价值指导的自然科学研究,很容易把科学本身当成目的,而人很容易沦为研究本身的工具,甚至是科学技术的奴隶,因而巴扎罗夫在反封建专制的同时,会发展成为科学专制;在反对贵族特权之时,又把平民知识分子当成特权,正如巴扎罗夫所说的:“别人对他只有两个办法:不是服从他,就是恨他。”[2 ]因而巴扎罗夫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否定,不但否定了人生意义,而且也使其在追求平等和民主的同时,潜在地存在着反平等反民主的倾向。同时,巴扎罗夫崇尚自然,把人和自然等同起来,进而否定人的情感,这固然有对宗法伦理情感的消极性进行否定的一面,但由此而否定人类的一切情感则走向了极端。因而巴扎罗夫所崇尚的自然,不是卢梭所认为的人的自然情感,而是自然本身,正如巴扎罗夫自己所说的“大自然不是一座庙宇,它是一个工厂,我们人就是这工厂里的工人”[3 ]。

巴扎罗夫在对人的情感否定中,首先否定了人的伦理情感(因为动物是没有伦理情感的)。这明显地表现在对其父母的过分冷淡上。在这里,巴扎罗夫把对宗法情感等级特权的否定,与一般的伦理情感混在一起,从而带来了对伦理道德的否定。其次,在对待人的感情上,巴扎罗夫也不承认人具有爱情这一特别的情感现象。在巴扎罗夫看来,男女之间所谓爱情只不过是雌雄生物交配前的吸引罢了。“所谓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中间的神秘关系究竟是什么? 我们生理学家知道这种关系是什么东西”[4 ]。因此,在他眼中尼古拉的情妇、农奴出身的费涅奇卡,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生物罢了,他们之间谈不上什么爱情,事实上巴扎罗夫也并没有动什么感情。但是后来巴扎罗夫遇到了贵族夫人奥津左娃,却陷入了痛苦的境地,他再也保持不住生物式的冷静。“他只要一想到她,他的血马上沸腾;固然他不难使他的血静下来,可是另外有一种东西盘踞在他心上,这东西是他一向不让来的,这东西是他一向嘲笑的,而且是他的骄傲所坚强地反抗的”[5 ]。这就是爱情。从社会学的角度讲,巴扎罗夫对奥津左娃产生爱情是很正常的,因为在这个曾经有过“平民”经历的贵夫人身上,已具备了某些资产阶级女性的特征,因此,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巴扎罗夫和奥津左娃一见钟情是必然的。但巴扎罗夫又不能主动追求她,因为那样他将面临着一贯否定贵族和否定情感的双重理论的破产,他将陷入更大的痛苦。“ ⋯⋯奥津左娃在巴扎罗夫的心中唤起的感情,这感情使他痛苦,还使他愤怒,可是倘使有人对他隐约地提到在他心中也许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就会马上带着轻蔑的笑声和讥讽的辱骂来否认他有这种感情。巴扎罗夫很喜欢女人和女性美;可是那种理想的,或者照他自己所说的,浪漫主义的爱情,他认为是荒唐,是不可宽恕的愚蠢,他把骑士的感情看作一种残疾,一种病症,他不止一次地说他很奇怪托更堡同那一切恋爱诗人和浪漫诗人为什么不给送进疯人院去。⋯⋯可是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生气地承认他自己也有了浪漫的情感了。这个时候他就会跑到树林里去,迈着大步走来走去,弄断那些拦路的树枝,又低声咒骂她同他自己⋯⋯”[6 ]更为糟糕的是,持有这种世界观和爱情观的巴扎罗夫,便把人与人之间看得没什么本质区别,就如同树木之于森林,如果有区别也是病人和健康人的区别。[7 ]这种形而上学观念使他和奥津左娃在言谈中难以形成沟通,最终导致爱情的失败。同时,既然人是没有情感的动物,那么人与人之间不过是动物式的竞争、适者生存的关系,那么在巴扎罗夫身上表现出反抗贵族特权的革命性一面的同时,也暴露出其对人类残酷性的一面。巴扎罗夫只崇尚“力量”,而“力量”本身的非道德性使他最终失去了朋友和亲人,成了孤家寡人。总之,巴扎罗夫对“科学”和“自然”的崇尚使他只肯定了人的科学理性,而否定了人不同于动物所特有的人文理性和伦理情感,从而也就否定了人的主体性。因而巴扎罗夫所信奉的“理论”是柄双刃剑,他在否定封建专制、贵族特权,张扬科学理性、启蒙大众的过程中,却潜在地存在着否定人的主体性的反启蒙、反文化乃至反人性的一面。因而巴扎罗夫会从反沙皇专制主义走向自然专制主义,会从反贵族特权走向平民知识分子特权。

当然,巴扎罗夫的悲剧还有更深层的文化原因,这就是俄国缺乏西欧式的文化启蒙和人文启蒙的思想运动。俄国知识分子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其内核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更多地类似于基督教的怜悯和同情,难怪别尔嘉耶夫说:“在俄国没有文艺复兴式的人道主义。”“俄国人经常把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混为一谈⋯⋯”“无神论的人道主义向反人道主义的转变”[8 ]。因而俄国的文化启蒙在巴扎罗夫身上只发展了科学主义理性而缺乏价值理性,缺乏对个性自由的深度理解(把“自由”简单地等同于“无政府主义”)。因此,当巴扎罗夫标榜自己为“巨人”时,只能说他是患有思想残疾的“巨人”,这种“思想残疾”导

致了巴扎罗夫不会走得太远,因而巴扎罗夫与其说是被病菌杀死的,不如说是被其所信奉的“理论”杀死的。因此,巴扎罗夫的悲剧是俄国平民知识分子所赖以生存的平民文化的局限性造成的。正是由于平民文化这一局限性,才致使相当多的平民知识分子在70 年代偏离了他们所应有的政治追求,参加了民粹主义运动。虽然运动的失败使这些平民知识分子开始反

省、检视自己的行为,但由于他们自身的文化缺陷,这种反思并没有也不可能深入下去,他们将还会在新的形势下,以新的面目重复他们的错误。因此,巴扎罗夫这个形象所具有的优缺点,并不像我们平时所认为的把平民知识分子革命,仅作为由贵族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阶段所体现出来的双重性那么简单。

基尔沙诺夫兄弟是贵族阶级的代表,是《父与子》中的“父辈”。他们坚决地站在贵族立场上,维护贵族特权。他们也提倡“自由”和“改良”,但实际上不过是让贵族和平民应该各尽各的“义务”。基尔沙诺夫兄弟除了维护贵族的尊严和特权之外,与巴扎罗夫否定文化否定情感相反,他们特别崇尚社会科学和人伦情感。巴威尔时常大谈哲学、逻辑和艺术;而尼古拉则更加喜爱文学,特别是普希金的诗歌。同时,他们兄弟二人还特别重情感,尤其是重爱情,并各自有一段传奇式的浪漫爱情故事。巴威尔一生都在为爱情活着,尽管他现在已步入老年,但他仍然为理想中的情人而独身;而尼古拉则在妻子死后,把一个漂亮的女奴费涅奇卡收为自己的情妇。基尔沙诺夫兄弟便终日沉溺在自己的贵族文化里,从骨子里鄙视巴扎罗夫所崇尚的“科学”和“自然”,因为这些科学理性所显示出来的“平等”观念,是和他们的贵族文化格格不入的。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对于农事改革表现得无能为力。他们不知道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不知道动用科学技术改进农具和科学种田,他们所做的只是面对日益凋敝的农庄空发慨叹。

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平民时代,贵族阶级走向衰落是注定的。但也应看到,基尔沙诺夫兄弟并不是令人可憎的地主老爷,而是有其温和善良的一面。他们面对形势的逼迫,也试着做了一些“改革”,虽最终归于失败,但他们主观上还是努力的,正如尼古拉所抱怨的:“我安顿了农民,设立了一个农庄,因此全省的人都叫我做赤色分子;我读书,研究,我竭力在种种方面适应时代的要求———可是他们还说我的日子过去了。”[9 ]他们的悲剧源于他们所赖以生存的贵族文化。昔日贵族创业时期所形成的贵族文化充满着生机和朝气。冒险、尚勇、自由、荣誉和高贵等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构成了贵族文化的内核,并在这种文化基础上,曾创造出较为繁荣的贵族经济。但历经几个世纪之后,贵族文化在逐渐地丧失其积极内容:冒险和尚勇变成了赌博、赛马和决斗,自由变成了花天酒地、纵情声色,而荣誉则变成了虚荣心,高贵也仅仅是外在的身份和地位。特别是贵族们为了满足其穷奢极欲的生活,拼命地压榨和剥削农奴,从而使人性中逐渐丧失了基督教的博爱精神,而变得冷酷、麻木和自私。因此,贵族文化持续到十九世纪,已丧失了其生命力,所以当一种新兴的平民文化呈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便表现得懦弱无力,一筹莫展。如果说巴威尔还孤芳自赏地维护贵族的尊严,那么尼古拉则彻底堕落了。他已变得没有尊严、没有原则、没有立场,甚至连是非也没有。在巴威尔和巴扎罗夫的冲突中他竟然扮演起和事佬的角色。在尼古拉看来,享乐是第一位的,贵族原则远不如一个漂亮的女奴实惠。因此,当平民知识分子闯入他们的生活时,他们虽与之几番较量,但终于败下阵来。最终巴威尔只好移居国外去打发残年去了;而尼古拉也把经营庄园的权力交给了儿子阿尔卡狄,两位“父辈”以退出历史舞台而告终。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父与子》中的“父辈”与“子辈”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简单的政治冲突,即平民阶级战胜了贵族阶级,而是展示了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各自有其优点和不足,“两败俱伤”的结局似乎最能说明这一点。贵族文化重人文理性,即如个人价值、尊重、自由等观念, 正如巴威尔所强调的:“ ⋯⋯个性———那是很重要的东西;一个人的个性应该像岩石一样坚固,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建筑在它上面。”[10 ]虽然这些价值观念具有贵族阶级性质,但这似乎正是平民阶级所缺乏的。别尔嘉耶夫说:人民大众很少关注和体认自由。自由是精神贵族主义的特征。[11 ]但贵族文化却轻视甚至排斥科学理性;而平民文化重科学理性,却轻视人文理性,正如巴扎罗夫所说的:“重要的是二加二等于四,其余的都无关紧要。”[12 ]因此,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之间既有排斥性,也有互补性。如果贵族和平民各以自己的文化为本位而拒斥对方,则都会陷入一种文化悲剧。如果彼此吸收对方的优点,则会形成融人文理性与科学理性、自由与平等的充满新活力的健康文化。尤其是在文化转型时期,文化的改造、继承和发展问题,更显得特别突出。当然从作品上看,作者已为这种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因为贵族和平民在彼此的冲突中,开始认识到对方的价值。高傲的巴威尔在“决斗”失败后对弟弟说:“我渐渐觉得巴扎罗夫骂我的贵族气派的话是对的了。不,亲爱的弟弟,我们不要再顾什么面子,也不要再去管人们怎么讲法:我们如今老了,心定下来了;我们现在应该把一切的虚荣心丢开。让我们像你所说的那样,尽我们的责任吧;瞧着吧,我们这样还可以换来幸福。”[13]“老实说,社会的地位在19 世纪还有什么意义呢”?[14 ]而尼古拉在巴威尔和巴扎罗夫第二次冲突后,也认识到:“ ⋯⋯而且撇开一切自尊心不谈,我自己也认为他们离开真理比我们更远,可是同时我又觉得他们另有一些东西却是我们所没有的,那就是他们在什么地方比我们强⋯⋯”[15 ]而巴扎罗夫呢? 虽然他在爱情上失败了,但他在与奥津左娃的接触中感到生活还有另外一些内容,于是他的生活也发生了些变化。“然而过了几天巴扎罗夫便不再把自己关起来了;工作的热狂消退了,苦恼的厌倦和沉闷的烦躁抓住了他。他的一切动作都显出来一种奇怪的疲倦;连他的脚步,那本来是坚定、快速、勇敢的,现在也改变了。他不再一个人散步了,他开始去找人谈话⋯⋯”[16 ]所有这些表现,都为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的融合提供了可能,并且还不仅于此,作者这种两种文化融合的理想,已在他设置的阿尔卡狄这个贵族青年身上,得以部分地实现了。

阿尔卡狄一形象并不像我们从前所认为的先是受平民思想影响,后来稍遇情感“挫折”便又退回到“父辈”里去那么简单。既然“父辈”们终要退出历史舞台,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又过早去世,那么谁来承担未来呢? 那只有阿尔卡狄。阿尔卡狄虽出身贵族,但他早期却通过他的“导师”巴扎罗夫接受了平民文化,具有一定的平民思想。这表现在阿尔卡狄不但协助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来反对父辈的特权思想,而且还反对父亲只和费涅奇卡同居而不结婚的歧视性做法。另外他在解决自己的婚事上也是以情感为基础,重视情感交流而鄙视出身、财产和地位,这种态度使他获得了奥津左娃的妹妹卡契雅的爱情,尽管卡契雅并没有什么财产。这反映了阿尔卡狄较先进的恋爱观。爱情的成功不但使阿尔卡狄获得了美满婚姻,而且更重要的是使阿尔卡狄重新看待人文理性、伦理情感等自己的贵族文化传统,也同时重新检视平民文化的不足乃至缺陷,摆脱了对科学理性的盲目崇拜。并且爱情的成功与否也成为两个好朋友阿尔卡狄和巴扎罗夫分道扬镳的契机,这一契机是相当重要的,之所以重要不仅决定了两个人的不同命运不同结局,而且也表现出在文化转型时期文化融合在平民知识分子身上要比贵族知识分子更加艰难。而对于贵族,特别是“子辈”贵族,在屠格涅夫看来,文化融合要容易些。这样,阿尔卡狄身上既有重社会科学和人伦情感的一面,也有重科学理性的一面,成为一个理想的人物。并且从事实上看,阿尔卡狄不但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他的喜庆婚宴与巴扎罗夫坟头上的寥落荒芜形成对比),而且还大胆地从事农业改革“, 阿尔卡狄现在对经营农庄的事非常热心,他们的‘农庄’如今每年可以有一笔相当大的收入”[17 ]。于是这个既有教养又讲科学的阿尔卡狄不但在经济上成为俄国未来的企业家或贵族出身的资产阶级,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在俄国贯彻“渐进式”改革的理想人物(从历史实践上看,俄国贵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推进俄国的民主进程上,直到“二月革命”仍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在阿尔卡狄身上,体现着屠格涅夫的文化理想主义。

总之《, 父与子》是屠格涅夫所创作的长篇小说中,惟一一部反映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相冲突与融合的作品(其他作品有文化冲突大都发生在贵族文化内部,即发生在“新”与“旧”;“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间)。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十分复杂的问题,这种复杂性不但带来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从而使人物形象获得永久的审美价值,而且把俄罗斯的文化探索提高到空前的高度。这时的屠格涅夫的文化探索与差不多同时代的托尔斯泰的道德探索,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探索,共同营造着19 世纪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基础。

第四篇：父与子体会与感受(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父与子》 体会：

今天看完俄罗斯杰出作家屠格涅夫的代表作《父与子》。我深为文中的激进分子巴扎罗夫的思想言论所钦佩，但又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扼腕叹息。十九世纪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是位卓越的、才气横溢的艺术大师。他描绘了无比广阔的俄国社会生活画面，塑造了种种生动的艺术形象，揭示了人民的美好心灵。他以自己的艺术珍品发展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它反映了代表不同社会阶级力量的“父与子”的关系，描写亲英派自由主义贵族代表基尔沙诺夫的“老朽”，塑造了一代新人代表--平民知识分子巴札罗夫。但巴札罗夫身上也充满矛盾，他是旧制度的叛逆者，一个“虚无主义者”，否认一切旧传统、旧观念，他宣称要战斗，但却没有行动。小说问世后在文学界引起剧烈争论。)感受：

小说的结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年迈父母无法消解的痛苦之后，接着以强劲的抒情表示了他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坚定信念:“难道他们的祈祷、他们洒下的泪水是没有结果的吗?难道爱，神圣的、真挚的爱并非万能?哦，不!掩埋在墓中的不管是颗多么热烈的、有罪的、抗争的心，墓上的鲜花依然用它纯洁无邪的眼睛向我们悠闲地张望，它们不只是向我们述说‘冷漠’的大自然有它伟大的安宁，它们还谈及永远的和解和那无穷尽的生命……”

自然生命有其多样性和无穷性，这是永恒的规律，屠格涅夫以此作为活泼、乐观的结尾，让悲剧得到升华。在这里，由不可避免的矛盾引起的悲剧，因认识到世界是个辩证地发展着的过程，因触摸到强劲的、饱满的自然生命整体及它内部的和谐性，从而得到了化解。

第五篇：从地缘政治看台湾问题

从地缘政治看台湾问题

台湾在整个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台湾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主权问题,也是中国的海权以及保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台湾还与日本实现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和美国控制亚太格局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首先。台湾于中国可谓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台湾东临太平洋，东北邻琉球群岛，相隔约600公里；南界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相隔约300公里；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相望。台湾是亚洲六大陆的的前卫，西太平洋的桥头堡。而台湾海峡是欧亚航线必经的通道，也是东南亚和东北亚之间航空及海运的必经之地。台湾是中国守卫大陆内地的前哨,也是中国面向太平洋的门户，意义可谓生死攸关。

从地图上很容易看出，从日本到东盟，中国基本上处于美国岛链战略包围中，中国的活动区域受到严重的限制。而东南沿海一带是我国经济的黄金地带，最发达的工业基地也基本在此范围内。中国要想突破美国的岛链限制，保护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的发展，必须在太平洋地区找到一个安全的入海口，而台湾是中国面向太平洋最便捷的门户,是实现其海权利益的东海前沿基地。“统一台湾，中国北可遏制日本军事对中国东北再次觊觎的可能，南可与海南省一道对中国南沙主权诸岛屿形成巨大的钳型保护，并由此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中国海运安全产生有效的保障；西可扩展中国东南安全空间，对中国东南沿海黄金经济带形成前锋拱卫。”中国军队就可以东出太平洋扩大海防纵深，从而更好地保护大陆沿海和内地的安全。如果台湾不统一,中国是一个连小国都敢来取一勺饮的受遏制的大国.“台独”一旦得逞,南沙就会不保,中国原本就不太乐观的海权就将受到毁灭性打击.中国通往欧洲的航线将受到阻截,且失去南沙丰富的海洋空间和资源,而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处于前沿地带的东南沿海地区,就将失去保护屏障,直接受到日本和美国的威胁.到那时中国就相当于一个内陆国家.中国将丧失大国地位,其安全权和发展权乃至生存权将受到致命性打击.台湾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台湾问题意味着中国对延续百年的海权地缘政治的根本挑战,无论如何中国非得统一台湾,这关乎一个历史大国的信誉、生存以及发展.同样，台湾对于延伸日本的安全空间也具有重要意义。

纵观历史,日本一直在谋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地位，冲破雅尔塔体系的束缚。而日本是一个岛国，资源贫乏，市场狭小，缺乏发展的地缘政治空间。“日本的地缘政治条件四面掣肘，极其脆弱。在北方，俄国人踩着“北方四岛”后尾。南方还有美国在冲绳岛牵着日本的缰绳。中间还有亚洲国家不断的敲打日本右翼们的脊梁骨。”根据马汉的理论，要控制海洋，必须控制海上交通线；而控制海上交通线，就必须控制关键的海上据点。所以日本要发展，必须在海洋空间上大作文章，占领更多的岛屿，从而利用《国际海洋法公约》，以获取岛屿周围半径200海里海洋资源和海洋权益。

日本有难以割舍的台湾情节，早在甲午战争时就侵占过台湾，而且台海地区是日本能源渠道的咽喉地带，台湾对于延伸日本的安全空间有重要意义。拥有台湾，日本可以控制太平洋到印度洋再到欧洲最便捷的马六甲海峡通道，日本岛屿和台湾岛形成弧形岛链对中国进行遏制，阻挠中国向东、向南发展，而俄罗斯也将被限制在亚洲北部发展，那么日本在亚洲就可以雄霸一方，甚至可以在亚太地区和美国相抗衡，到时日本就可以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大国了。

这就是日本为什么一直盯着台湾不放的原因了。而台湾问题上，钓鱼岛就是关键了。拥有钓鱼岛，也就拥有了钓鱼岛周围半径为200海里的庞大海域以及周围海域内的石油、天然气、矿产等重要资源，及其领海、领空的交通、运输权和未来潜在的资源。那么根据《国际海洋公约》关于“主权国家以200海里内的海域为其经济专属区”的条款，日本就可以利用钓鱼岛来和中国争夺台湾了。

“台独”分子就是明白这些，才想寻求日本的帮助，日本也想通过“台独”分子牵制中国，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旨在建立一个“台日同盟”。

另外，台湾问题的最终结果也将影响到美国利益。

从中美建交前的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到建交后发表《联合公报》，从美国一面承认“一个中国”的事实到一面又对台军售，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台湾问题，美国既不希望中国统一台湾，又不希望台湾独立。

美国对中国设置的岛链限制，台湾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台湾不统一，台湾当局继续走“亲美路线”，美国就可以控制中国的制海权，截断中国向南发展的道路，阻止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扩大，防止所谓的“中国威胁”产生。，台海统一是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将触及到美国的利益。那么美国是不是愿意台湾独立呢？事实告诉我们不是。美国至少在形式上是承认台湾属于中国的。如果台湾独立，日本和台湾必将走到一起，结成“同盟关系”，中国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前面说过这样最大的受益者是日本，到时美国将难以控制亚太地区的局面。美国不会把台湾给日本，当年正是因为日本在甲午战争后拿走了台湾，才有后来日本法西斯的崛起和珍珠港事件。“如果中国垮下去，亚洲就出现了一个大的政治黑洞，印度、日本就会起来，俄罗斯力量就会南下，美国就无法收拾局面。”且美国如果以武力支持台湾独立，中国将会进行殊死抵抗，中国可不是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将不再是像现在这样陷入战争泥潭不可自拔这么简单。所以美国最希望中国台湾维持现状，这是美国最大的利益选择。现状不变，美国可以依靠台湾牵制中国，同时和台湾进行军事贸易获取巨大的经济利润，遏制住日本通往能源基地航线的咽喉部位，从而控制整个亚太地区。

因此，从全球视野来看，台湾问题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中国希望和平统一台湾，而且必须统一台湾绝对不能让”台独”发生。日本却要为了限制中国，谋求大国地位，发展地缘空间，与中国争夺台湾。而美国则希望维持现状不变，以台独牵制中国，巩固岛链限制计划，北还可控制日本发展。台湾问题关乎整个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决不仅仅是一个岛屿的归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