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诗话批评样式看东亚文人共同情怀
诗话源远流长，产生于北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由于首创之功，开论诗“ 方便法门”（郭绍虞），影响之大，被认为是诗话的正宗。诗话绵延千余年，并且在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得到接受和传播，泱泱洪流，构成了不同于西方文论的独特的东方批评样式，体现了东亚文人区别于西方的共同情怀。
同处“ 汉文化圈” 时空
汉字和汉文在东亚的传播、汉文化圈的形成是诗话在朝鲜半岛、日本的接受、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汉文学在朝鲜半岛一直占位 正统地位。据《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统计，从 7 世纪到现代，朝鲜半岛出版汉文文集 3000 余种，可见作者之众，其中较知名诗人 1000 余人（李钟殷、郑珉《韩国历代诗话类编》，1988）。日本与我国一衣带水，与朝鲜半岛相隔，据东京《汉诗文图书目录》（1980）统计，从奈良时期到明治时期，1200 余年时间，日本出版汉诗文总集、别集 769 种，可见汉诗人之众。
诗歌的繁荣必然带来诗歌批评的发展，作为汉诗批评的独特方式—— 诗话，自然在朝鲜半岛、日本得到接受和发展，形成以汉诗为对象的纯粹的“ 东方诗话圈”—— 包括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的东亚诗话圈。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的深入，汉诗创作的繁荣和发展，宋诗话的传入和影响，朝鲜半岛、日本的诗话创作也相继产生，并按照各自的文学生态得到了个性化发展。在《六一诗话》产生的100 多年之后，朝鲜半岛产生了第一部诗话，即李仁老的《破闲集》；200 多年后日本产生了第一部诗话，即虎关师炼的《济北
诗话》。而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诗话创作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截至 20 世纪，成果浩瀚。据蔡镇楚《中国诗话史》（2001）统计，中韩朝日现存诗话约 1700 种，其中，中国 1390 余种。东亚国家诗话，内容相通，关联密切，体量宏大，历史久远，是东亚汉诗学的共同财富，值得东亚后人珍视和研究。
怀 拥有共同情怀
东方诗话是古代儒家文化 的产物，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维方法也对诗话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相互映照构成了东方诗话的时空范围。东亚国家同处一个文化圈且交流密切，因此，东方诗话的论诗宗旨、论诗体例、批评方法和范畴体系都如出一辙。但是，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东方诗话又各有特色，可谓“和而不同”。
首先，东方诗话坚守儒家风范。东方诗话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论诗宗旨表现出鲜明的儒家倾向。坚持《诗经》“思无邪”传统，吟咏讽喻“归之于正”（《东人诗话》）；坚持“诗言志”，抒发心志，表现性情；秉承“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上忠君报国，下“美刺”时事，感动人心。正因为如此，杜甫被奉为诗圣，被东方诗话所推崇，贯穿了整个古代东方诗学。如高丽崔滋所言“言诗不及杜，如言儒不及孔子”（《补贤集》）。日本古贺侗庵在《侗庵非诗话》卷九称“诗至老杜，是谓集大成之孔子”。在诗歌批评上，由于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东方诗话都用孟子的“知人论世”品评诗人、评论诗歌。朝鲜半岛第一个以诗话命名的诗话集《东人诗话》援
用孟子语感慨道：“‘读其诗，可以知其人’，信哉！”日本广濑淡窗在《淡窗诗话》强调诗品出于人品，称“作诗如其人”。总之，由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东方诗话的诗歌理念和批评方法等都表现出鲜明的儒家风范。
其次，东方诗话都在不同阶段崇尚唐宋诗风。自宋诗体成熟后，汉诗便形成了两条明晰的创作理念，于是引发了“唐宋诗之争”，或宗唐或崇宋论争不休，经过元、明、清三代，波及朝鲜半岛、日本。正如赵钟业所言，因为唐诗和宋诗可谓“东方诗学之大范”，因此“非但中国后世诗学倾向如是，诗之批评亦如是；不止中国如是，至于朝鲜半岛、日本之诗、诗话之倾向，亦不外乎唐宋诗之范畴内也”（《中韩日诗话比较研究》）。朝鲜半岛诗话从第一部诗话《破闲集》始反思宋诗的用事、脱胎换骨，至朝鲜朝初期一直崇尚苏黄宋诗，朝鲜朝中期以许筠为代表推崇唐诗贬抑宋诗，后期崇唐宗宋兼而有之，而也有兼学唐宋者和提倡作朝鲜诗者。日本诗话中的“唐宋诗之争”亦如此，或尊唐，或崇宋，相互争论。五山文学时代汉诗主要取宋诗风尚，推崇一改白居易而推崇杜甫、苏轼；而平安时代受唐诗影响巨大，唐风兴盛。日本诗话对唐宋诗之争的讨论是多方面的，但多数的观点是“崇唐绌宋”推举唐诗的。
最后，诗话是随笔式的文论，“ 是以‘ 轶事类小说’ 体出现的文评”（钱锺书）。诗话的随笔性质得到古今中外东亚文人的认同，诗话因不同于其他东方古代文论形式而具有不同旨趣，令人喜。
爱。
一是“漫笔而书正”（张葆全）的写作姿态，不是做长篇大论的严肃正经，而是用随笔小品的轻松任意，于悠游自在中吐露真知灼见。“像坐在软椅里”“深谈”。“写得娓娓动听，读着津津有味，仿佛在读魏晋以来的‘轶事类小说’”（钱锺书《中国文学史》）。
二是随笔的自由精神。诗话没有章法、笔法的限制，结构形式自由，表现手法多样，洋洋洒洒，可长可短，虽性情所致，但各具风采：或记事展示博览群书，或论诗显示见识高深，或品藻表现情致才华，深度契合东亚古代文人的性情。
三是艺术性强。诗话不是应用文，不是关于诗歌的论文，艺术品位高，可读性强，简直是对当今长篇大论、一本正经的文学论文的嘲讽。诗话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诗化”（蔡镇楚）的内容和手法，表现出含蓄蕴藉、意味深长的审美特点。
以上所言，是东方诗话大略的共同倾向，是区别于西方文论的东方文论的个性风采。但就东方诗话内部而言，仍各具特色，“ 和而不同”。比如，朝鲜半岛诗话重记事，强调诗话的“补史”功效，属“欧派”，日本重“诗格”，属“钟派”；朝鲜半岛诗人对唐宋诗的尊崇，势均力敌，而日本尊崇唐诗的居多，占上风；等等。东方诗话共同展现的美好情怀，值得东亚各国珍视、继承和发扬。
第二篇：从宋词看宋朝文人的感情生活
观宋朝文人之婚姻状况
每每谈到宋朝，我们都会想到宋词的艳丽，想到宋朝文人与歌妓交游，为歌妓填词的情景。灯红酒绿，拥妓纳妾、声色歌舞，这就是宋朝文人的生活吗，他们的婚姻状况到底如何？有人说，宋朝文人不屑于给妻子写诗，认为给妻子写诗是俗，给妓女写诗才是雅。还有人说，宋朝文人几乎没有爱老婆的诗，因为他们写给妻子的诗只有情与恩，没有爱和色。现实状况果真如此吗，这些宋朝文人跟妻子的感情又到底如何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宋朝时期婚姻的一些特点。别看宋朝文人写了这么多的艳词，实际上，宋朝是一个十分重伦理的朝代。因此，相比于唐朝，宋朝在婚姻制度上更为严格，更加体现出礼教的束缚。宋朝禁止异辈婚，废止了收继婚，对寡妇再嫁的约束也更为严格。实际上，在宋代的官场斗争中,只要抓住对方的这类问题,即可将其置于尴尬的境地。以大文豪欧阳修为例，在庆历五年,欧阳修的政敌诬告他与其外甥女张氏有不正当关系。仁宗立即下令追查，后来尽管查明并无此事，但欧阳修仍然被贬官。可见，在宋人看来，长辈与晚辈之间关系暧昧尚且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更不用说异辈为婚了。收继婚引起的**就更大了，仁宗时，洪州别架王蒙正“与父婢霍私通”。别看他是真宗刘后的哥哥刘美的亲家，可朝廷在此事上绝不姑息，满朝大臣纷纷上书弹劾，此案也作为要案被严肃处理，结果不仅王蒙正本人被“除名，配广南编管，永不录用”，他的女儿和亲属也受到株连。由此可见，宋朝在婚姻问题上受礼教束缚是很严格的，这对宋时文人的婚姻状况或多或少的产生了一些影响。
宋朝文人的婚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许多文人都是高中进士之后被那些达官显贵“榜下择婿”的。这和宋朝的时代背景有关，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从来就认为，只有习武之人，才能威胁到赵家天下，而习文之人再厉害，也不可能推翻一个政权。因此，宋朝是一个重用文人的时代。不但文官用文人担任，就连武官也用文人，宋朝文人辈出，与此也不无关系。实际上，在宋代，达官显贵,富室豪商在选择女婿时“一不问家世”，“二不问人品”，“三不问婚否”，只要能考中进士，就十分抢手，就是他们选择的对象。因此，每逢到科举考试揭晓的那天，官僚地主家庭一大早便纷纷出动“择婿车”，到“金明池上路”,争相选择新科进士做女婿，在宋代史籍中,不乏这类记载。而很多文人的婚姻，就是通过这种“榜下择婿”开始的：仁宗时，翰林学士胥偃初会欧阳修，“一见奇之”，认为“子当有名与天下”，待欧阳修“登第，即以女妻之”。有趣的是，后来，欧阳修也把自己的孙女许给了苏轼的次子苏迨。神宗时，蔡卞“登科”，宰相王安石马上“妻以女”。要说“榜下择婿”，对这些文人来说，门当户对，又有利于他们的仕途发展，应该说是好事。但这种婚姻又往往过于功利化，缺乏感情基础。因此“榜下择婿”对这些文人是好是坏，尚不好说。但无论如何，这是宋文人婚姻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
从上面可以看出，宋文人的婚姻，往往受到封建礼教的约束，且不少还是“榜下择婿”这类比较功利化的，门当户对的爱情。那么，宋朝的文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恋爱的机会呢？答案是肯定的。而陆游和唐婉，一开始就是让人欣羡的一对。他们是表兄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纯洁无暇的美好童年。本就出生于书香门第，青春年华的陆游与唐婉都擅长诗词，他们常借诗词倾诉衷肠，花前月下，二人吟诗作对，互相唱和，可以说是志趣相投，感情深厚。新婚后，两人情意绵绵，婚姻幸福。只可惜，陆游的母亲可不是很认同他们的自由恋爱。这天造地设的一对，却最终被陆母拆散。尽管陆游一百个不愿意，但无法违背孝道，只能遵命。几年后，他和唐婉在沈园故地重逢，陆游感慨万端，于是提笔在沈园的粉壁上题了一阙“钗头凤”。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邑鲛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唐婉见了这首《钗头凤》词后，想到前夫对自己的深厚感情，亦是十分感慨，于是，她拿起手中的笔，也回了一阙同题之词。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
晚风干，泪痕残，欲传心事，独倚斜栏，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
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陆游和唐婉的爱情本是十分完美的结合，却毁于世俗的风雨中。一阙和唱的《钗头凤》，令后人为之唏嘘叹息。
相比于陆游，苏轼则要幸运的多。虽然他的三任妻子都寿命不长先于他离开人世，但每一任妻子都与他伉俪情深，这从他的许多诗词中都有所体现。他的结发之妻叫王弗，是苏轼早期人生路的伴侣，只是年仅27岁就去世了。王弗去世后，苏轼悲痛万分，将妻子安葬在母亲坟茔的旁边，并在山头上种植了30000株松树，以寄托他的哀思。又过了10年，苏轼为王弗写下了被誉为悼亡词千古第一的《江城子·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在妻子去世十年后，苏轼仍写出如此情深断肠的悼亡词，足见他与王弗的感情之深。
苏轼的第二任妻子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在王弗逝世后第三年嫁给了苏轼。她比苏轼小11岁，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生性温柔，处处依着苏轼。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5年，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在苏轼的宦海浮沉中，与之同甘共苦。25年之后，王闰之逝世。苏东坡痛断肝肠，写祭文道：“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许，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苏轼去世后，其弟苏辙按照兄长的意思，将其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愿望。这段经历成为千古传颂的爱情佳话。
苏轼的第三任妻子王朝云，则更是他精神上的红颜知己。宋神宗熙宁四年，苏东坡被贬为杭州通判，一日，宴饮时看到了轻盈曼舞的王朝云，收养了她，后来娶她为妾。在苏轼最困难的时候，王朝云一直陪伴其左右，和他共渡难关。王朝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苏轼写给王朝云的诗歌最多，称其为“天女维摩”。在苏轼晚年的流放生涯中，王朝云始终紧紧相随，是他一生中最忠贞的伴侣和朋友。朝云曾笑说苏轼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可见她还是很了解苏东坡的。朝云死后，苏轼将她葬在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上筑六如亭以纪念她，亭柱上镌有一副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说到这里，也不得不谈谈宋时两个大才女李清照和朱淑真的婚姻状况了。相比于苏轼这样名扬天下的大才子，这些大家闺秀在婚姻上就没什么自主权了。宋代法律虽然对自由恋爱的限制减少了，但对于上层社会家长来说，还是传统的封建礼教、封建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传统的“门当户对”观念仍深深扎根在他们的脑子，如果自己的女儿要嫁给一个既没有身份也没有地位的男子，他们是不会同意的。因此，即使是激进大胆的李清照，最后也是嫁给了家人认为门当户对的前宰相的儿子—赵明诚。好在感情史可以培养的，而她们志趣相投，两人一同研究金石书画，互相切磋诗词文章，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相传赵明诚想把李清照的名作《醉花阴》给比下去，于是自己填了十来篇词，将《醉花阴》夹于其中，中秋宴请好友前来评论。最后大家齐声推《醉花阴》为千古绝唱，赵成明也只得甘拜下风。小小一件事，却体现出来夫妻两人的高雅情趣和深厚感情。
相比于李清照，朱淑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她曾与寄住在她家里的一位才貌出众、读书应试的少年相恋；然而，由于身份地位的差距，她的自由恋爱遭到了父母的反对，终是与那名少年是擦肩而过、有情无缘。最后不得不遵从父母之命，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人。更不幸的是，她的丈夫是一个粗鄙浅陋的恶俗之人，与她志不同道不合，结果两人感情不睦，开始丈夫常对她拳脚相加，后来干脆抛弃了她，另觅新欢。她在《秋夜有感》中又写道：“哭损双眸断尽肠，怕黄昏后到昏黄。更堪细雨新秋夜，一点残灯伴夜长。”说自己因愁肠寸断极度悲伤，以致把一双美丽的眼睛都哭坏了，十分害怕去独自面对那昏黄的浓重暮色。后来李淑真找到机会回娘家暂居，并和初恋情人取得了联系，秘密私会，度过了婚后少有的一段幸福时光。然而她的所作所为却为世人所不容，丈夫知道后十分震怒，向朱淑真的父母提出了严厉的交涉，限制了朱淑真的自由，她也在抑郁中早早离开了人世。她的作品很多也被父母焚毁，直到南宋时期，魏仲恭从传诵者的口中收辑其部分作品，题名为《断肠集》，她的诗词才得以流传下来。应该说，朱淑真的婚姻是封建礼教造成的一个悲剧。
前文也提到了宋朝文人似乎不屑于给妻子写诗，即使写了也大都是悼亡词，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宋朝文人还是给妻子写过一些诗作的，欧阳修的 《行次寿州寄内》就是其一：
“紫金山下水长流，尝记当年此共游，今夜南风吹客梦，清淮明月照孤舟。”
紫金山位于现在淮南市八公山区当时盛产紫金砚，欧阳修曾与爱妻共游由此地，一人漂泊再外故地重游不免想起妻子来。此诗写得平淡朴素而含蓄，没有山盟海誓的表白，没有大喜大悲的情感，只有淡淡的思念。可是隐藏不住诗人对妻子深厚的感情。也许这就是一个沉稳男人对妻子深厚感情的表达方式。其实古人写给妻子的诗像欧阳修这样含蓄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感情的还很多，也许这就是中国男人的含蓄吧。
让人们质疑宋文人与她们妻子感情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宋文人蓄妾、交妓的现象非常普遍。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眼光以此作为他们夫妻感情不和的证据，要解释这种现象，还得从宋文人的爱情观说起。
在感情生活上，宋人的恋情、心境又是恣放的。即使是王公将相、达官贵族也会在词中毫无顾忌的表现自己的恋情，他们不像以前若干文人诗歌那样，还带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躲躲闪闪、羞羞答答之态，他们的词在爱情自白上是相当强烈真率的。如柳永的《蝶恋花》词有云：“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更有苏轼为官妓题诗，“情未尽，老先催，人生可真咍”，苏轼还多次携妓冶游；欧阳修赏花赏月赏佳人，喜欢替那些美貌多情的女性抒发心声，如那些人们熟悉的句子：“一寸相思万千绪，人间没个安排处”；“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等；甚至像范仲淹这样“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名臣，也迷恋雏妓，写“年年长有别离恨”的诗句，并最终把看官妓纳为自己的小妾。与官妓交游，就是宋代文人风花雪月生活的一部分。
与之相关的，是宋文人一种比较普遍的及时行乐的思想。宋代，从皇帝到士大夫们，大多浪漫，很会享受生活，入世做官，出世做仙，把人生营建得有声有色。大名鼎鼎的欧阳修，在滁洲不也过着过上了仙翁般的生活，每日以闲适饮酒为乐，以醉眼观山水，那篇《醉翁亭记》，写出了他潇洒自若，旷达自放，及时行乐的生活，令人欣羡。一朝宰相晏殊，之所以有那么多“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闲愁，也无非是感到人生短暂，繁华易逝罢了。正是因为这种及时享乐观念的盛行，宋朝文人蓄妾才成为人情，甚至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如果仅因一个文人蓄妾交妓而认为他们夫妻感情不睦，就显得不妥了。
总而言之，宋朝文人的婚姻，有像欧阳修这样“榜下择婿”的，有像苏轼这样有机会自由恋爱的，有像李清照这样虽婚姻父母做主但仍婚后幸福的，当然也有很多像朱淑真这样的悲剧。我们看待宋文人的婚姻，不能单纯的以现代人的观点看他们是否纳妾交妓来评价他们的夫妻感情，而是应该更加注意他们一起生活的细节，这样才能更加全面的把握他们的婚姻状况。
第三篇：从女性批评的角度看《水浒传》中的潘金莲
并 非 妖 妇
――――从女性批评的角度看《水浒传》中的潘金莲
（一）潘金莲作为“万恶淫为首”的“妖妇”形象伴随着《水浒传》的诞生与流行，被钉在文学的耻辱柱上已达400多年了。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中，其作为性格单一的淫荡、残忍、活脱脱的“妖妇”形象，似乎已成定论，可是，倘若我们认真地分析，就会发现这种批评是从男性中心主义的道德角度来印证她的存在价值，而并未从女性自身地位的特征去认识。在这部受传统的重伦理的儒家精神的熏陶，从男性中心主义视角来表述的英雄小说里，潘金莲的一生充满了无奈与凄惨，体现出一位女性对生理欲望的追求与抗争。表现在：（1）不般配的婚姻――一条把她捆向精神牢笼的绳索
潘金莲的婚姻显然是不般配的，同时也是给她最残忍的精神折磨。“眉似初春杨柳，脸如三月桃花”的潘金莲本是一大户人家的使女，只由于不依从男主人的侮辱，而被嫁给了武大。在男权社会规定的法则中，只有“从”才是女性规范的行为准则。不管是屈从，还是顺从。否则就会受到惩罚。被一分财礼不要，白白嫁给“身不满五尺，面目生得狰狞，头脑可笑”外号“三寸丁谷树皮”得武大郎，潘金莲算是尝到了这种惩罚得滋味。而与此同时，一个“夫为妻纲”无疑给潘金莲戴上了又一道枷锁。潘金莲不仅要嫁，还要去爱，去无条件地遵从这桩婚姻给她带来地束缚。这也是大户地目的。用畸型婚姻去惩罚潘金莲，也足见大户地高明了。要是这桩婚姻和谐，其必定是以牺牲女性为代价。既然嫁了，不管有没有感情，情不情愿，妻子就有义务爱丈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抱着丈夫的神主牌位拜堂成亲，就得去爱那块木牌牌，因此，尽管是不般配的婚姻，男性们却仍然要求潘金莲用礼去驱使自己的情去爱那个本来不爱的丈夫，以礼克制自己，消灭人欲。对潘金莲而言，这桩不般配的婚姻便自然成为一条把她捆向精神牢笼的绳索。并且，这条绳索还带有紧箍咒般的魔力，潘金莲一旦挣扎，男权社会就会念起咒语，置她于生死两难的境地。而令男性们瞠目结舌的是潘金莲竟然敢置“咒语”而不顾，企图挣脱这条绳索，不仅不爱自己的丈夫，甚至还偷了情。看来，潘金莲遭到惩罚是必然了。其实，可以说正是这种对被男权社会所剥夺、限制的“人之大欲”的追求，才是潘金莲“离经判道”，并很快尝到咒语带来的后果，成为了“淫妇”。
（2）对男权社会法则的疯狂报复————一 一条将她送上断头台的歧路
在这桩不般配的、并时刻压抑人的本性的婚姻中，给潘金莲的是无尽的、看不到边的痛苦，与这位“三答不回头，四答回转身”的侏儒生活在一起，无疑使潘金莲遭受着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可男权社会的法则告诉她，要摆脱这种生活的愿望不可能成为现实。眼看着自己青春的花朵就要在这个精神牢笼里枯萎，这比肉体的残害更加难以忍受。而此时高大健壮的打虎英雄武松的出现，对于潘金莲来讲，无疑给她生活增添了一些活力，同时也激起了其追求健康男子的欲望。自然这里面包含着对现实处境的不满与理想的憧憬，在作者笔下，武松是英雄，自然不会做那种苟且之事。而同样英俊高大的西门庆的出现便恰好充当了这一角色。面对花柳行中的老手西门庆的体贴温存、巧言令色，对于长期被压抑的潘金莲自然无法回绝。和西门庆在一起，使她感受到了生活的欢愉，而她所面对的牢不可破和男权社会也会以此为理由狠狠地惩罚她的。为了长久地保持这种对她来说欢愉的生活，追求被压抑的自然欲望，她以是不顾一切了。其性格也在这种压抑与追求中歪曲了，她不仅偷了情，甚至残忍地杀了武大。这更是男权社会万万不能容忍的。因此，在当武松充满愤慨报杀兄之仇杀死潘金莲时，不仅把潘金莲推上了“淫贱”，遭后世唾骂的境地，同时，同时，也使武松尽显出了替天行道的英雄本色。其实我们不难发现，这里的“道”，在女性世界中体现出来的只是替儒家规范的天理行封建社会男权主义之道。潘金莲由于偷情杀夫而被英雄冠冕堂皇地杀死，也可以说是由于被男权社会剥离限制的“人之大欲”的追求，才是潘金莲成为妖妇，而走向断头台。
（二）吉尔伯特和古芭在她们关于“天使”和“妖妇”的理论中指出，所谓“妖妇”主要是指那些拒绝无私奉献、能够独立自主的女性，她们拒绝充当父权制早已为她们包办好了的“温柔顺从”的角色①。在男权社会中，男性为女性制定了一系列强制性的规定，并按自己的意志把女性幻想成“天使”或“妖妇”，而女人们对于自我却无以言说，一旦其中有人违背男性的意志，便必然是“妖妇”了。潘金莲是个典型的例子。
《水浒传》是从男性中心主义来表述的英雄小说。在传统的重伦理的儒家精神的熏陶下，作者展示英雄桀骜不逊、英猛刚烈的同时，也给英雄们罩上了伦理的光环。英雄们除暴安良、劫富济贫尽管有着替天行道的豪气，却仍然根深蒂固地坚守着“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最基本的男女关系准则。作者从男性中心主义出发，其笔端流露出褒贬、喜怒、爱憎，不管和不合情，先看合不合理。因此，我们看到，凡是不能以“夫为妻纲”从一而终的女性不分青红皂白，都无一幸免地被英雄们痛快淋漓、充满豪情地处死，宋江怒杀闫婆惜、供人头武 2
二郎设祭自不必说，即使是暗恋着安道全又接待张旺的妓女巧云也被张顺杀死。正所谓“义士无心恋落花”，儿女情长必然英雄气短，在两性关系中，作者在界定男性与女性行为时，便建立了这样一个标准：好汉决不能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寡情才是真丈夫，多情就是坏女人，女人如有婚外情，更是罪不容诛。与男权社会中的“贞节烈妇”相比，潘金莲偏离男权社会早已为她安排好的生活轨道，从不依从大户到背叛不般配的婚姻，再到杀夫，完全违反了男权社会“夫为妻纲”的社会法则，其走向断头台也是必然了。
女人必定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不能忽视女性自身地位的特征。在男权社会中，在其男性中心主义的支配下，“贞节烈妇”是妇德的体现者，并受到男权社会异乎寻常的推崇。正宗的传统文学在写到女性时，也都贯穿着这种“节烈”观念，如《赵贞女》、《陌上桑》、《石点头》等一系列作品，“贞烈”观念便是这些女性的核心精神。而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这种“贞节”的要求下，她们在社会中权利也逐渐丧失。当然，当然在这一形成男女社会地位差异的过程中，必然是以女性的禁欲为代价的。为了让女性完全“忠贞”于自己，并在私有观念的影响下，男性们在竭力向女性灌输贞节观念和男尊女卑思想的同时，并利用一切手段强迫她们遵守。在中国古代，一般家庭的女子大都被禁锢在宅内，不得迈出庭院一步，连家中来了客人也要回避，发展到极端的时候，甚至不让女子出现在非夫主以外的男人视线里，或是不让其他男子的视线触及自己妻妾的皮肤。这种女子被压迫的结果，自然是被男子性对象化，并应该由其主人单独享用。在女性被剥离得只剩下性的特征，用作传宗接代的工具和发泄性欲的对象就是男子迫使女性接受的全部义务。
对女性的贞操要求却完全是单方面的。男子根本不存在贞洁观念，不仅一妻多夫制维护了男子的性特权，而且还可以社会认可的娼妓为补充，甚至可以对妻子随意抛弃另娶。《大戴礼记》中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这种休妻的七种借口，有些无理到了极点，无子被视为女子的残缺，不成其为女人，不可留。对丈夫的放荡行为，不得干涉，否则便是妒，也便成为离异的理由，更有甚者，妇女说话的机会也受到限制。由此，可见女性自身的地位了。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被男子完全性对象化的女性，在精神与权利的双重压力下，处于严密的性禁锢中，甚至没有自己选择配偶的权利。“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那些终生被禁锢在后宫的女子，无异于被活葬。再如，遇夫主亡故，女子的命运就更悲惨，守节自然逃不了，“好女不嫁二夫”，“寡妇不再嫁”，让活人受制于死人，长夜与孤灯灵位相伴，使得许多女子发出了“来世变牛马，再莫托生为女人”的呼喊。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当男性把此作为自己性特权的挡箭牌的时候，却忘记了女性也同他们一样，属于“人”的范畴。因此，在男性以自我为中心，向女性横施禁令的同时，不仅束缚了女性，而且凭着自己的喜好把女性或推向“贞节烈妇”的体现妇德的顶端，或推向“贱妇淫妇”的地狱。作为男权社会中的女性，潘金莲不仅不忠不贞，而且拒绝了男权社会中最基本的伦理法则，被那些男性们骂为淫妇也是必然了。可以说，潘金莲被作为后人痛骂的荡妇形象，也是男权社会男性中心主义观念的产物。潘金莲从一个敢于拒绝大户调戏的使女，到残忍杀害丈夫的狠毒无情性格歪曲的报复者，人们可以看出，潘金莲的恶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她出身低贱，自幼受人歧视，是一个被压迫被侮辱的女性，只是由于在自然欲望被压抑的生活中追求健康男子的欲望难以实现而性格歪曲后产生的。我们应该看到正是由于男权社会法则所规定的女性的地位，才是潘金莲成了作者笔下的“妖妇”。尽管潘金莲如何挣扎，但在强大的牢不可破的男权社会中，仍将以失败告终。男权社会扼杀了女子作人的本性，从对扼杀了人的本性的抗争到追求人性的复归，潘金莲尽管逃不了强大的男权社会对她的惩罚，但却有力地震撼了男权社会的法则，“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如果同男人一样作为“人”，潘金莲也便不“妖了
（三）读了《金瓶梅》我们就不会把潘金莲放在特定的封建社会评判她，她有情也有欲，情色、情欲是不可分割的。世界上有没有纯粹的情？有没有我们说的简单直接的兽欲？有，但都是少量的。大量的是二者的一体化，难于区分，难于切割，纠缠在一起。以前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谈这个问题，把西门庆这样一个文学作品中所谓淫棍的典型，和他同时代作品《牡丹亭》中的杜丽娘，这样一个纯情的化身的形象做过一个比较，以说明像西门庆这样一个纵欲的人，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情感活动和情感过程；而像杜丽娘这样非常纯情的姑娘，她的游园惊梦，很大程度是欲望的成分。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不是我们把它们硬凑到一起的。所以，我们要理解，情色和情欲都是不好切割的。除非我们有很伟大的批评家，有本事把它们像切豆腐似的从中间分开，我认为是很难分开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肯定情、否定欲既不现实，也有一点荒唐。这是第一点。
情和欲都要有节制，都要有度，都不可以放纵。不光是欲不可以放纵，情也不可以放纵。因为情一放纵也就成了欲了。它们都要控制。情分七色，色色迷人。不光是一个正面的概念，过分的情，就是滥情，和纵欲是一样的。
情天欲海中的男男女女和末世中的芸芸众生，其常态是欢乐的，其生命是悲凉的，是让人悲悯的。大家注意，西门庆生活的背景是一个末世。它是以北宋的 4
最后阶段为背景，它是以北宋的灭亡作为全书的结束的。《金瓶梅》的作者也生于一个末世即将来临的时代。我们研究明代的话，就会知道明代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金瓶梅》的流行在万历年间，很快就到了一个末世，很快就到了一个异族统治的时期。那么在末世的芸芸众生，最容易进入这种纵欲的状况。欧洲史上写道，罗马帝国沦亡之前那种情天欲海啊，到处都是色情的场景，到处都是色情的雕塑，和中国历史上的末世景象是近同的。所有这些都脱离了正常的轨道，都要受到惩罚。这里面不光是男性要受到惩罚，女性也一样。
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中国，肩负着沉重的历史重担。其中最沉重的，莫过于受压迫妇女的悲惨命运。这里面，潘金莲是一个著名的受害者。潘金莲的最大不幸，在于他受尽凌辱之后，惨遭杀害，却又背上一个淫妇的骂名。”我认为他这种分析是匪夷所思的。如果我们读完了《金瓶梅》，如果我们读完了它的全部的情节而不是某一个片段，便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向来不赞同我们的一些艺术家、剧作家、批评家借题发挥，有什么说什么。那么按照这样的说法，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难道是一部男性迫害女性的历史吗？是一个性别压迫史吗？不是的。难道人类的善恶之别就是性别的差异吗？恐怕也不是。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潘金莲是一个文学形象，我们只能把她放在《金瓶梅》这部小说里边来谈她，来论述她。所以魏明伦说“武大郎对于社会是一个弱者，惟独对于潘金莲是强者，是夫权的化身，是潘金莲的主宰”，这是颠倒是非，不可能的。我们看武大什么时候主宰过潘金莲啊？她调戏她丈夫的弟弟，她丈夫的弟弟离开，她不让武大跟武松说话就不敢说。武大每天起早去卖炊饼，很晚才回来，用这种残疾的身躯承担一个家庭的责任。那么这一个呢？涂脂抹粉，趁他走了以后就在那儿胡搞。难道因为是一个女人就有理了吗？她是女的，她就有理了？不可能啊。中国的历史只能是统治者压迫被统治者、强者压迫弱者的历史，是恶人残害善人的历史，但不是男人残害女人的历史，大家要注意这一点。曾有一篇对魏明伦戏剧的评价，其中一个标题就叫“难道历史上所有的罪恶都是男人制造的”。不是这样的。魏明伦有很高的写作才华，却有不太高的判断力，他以为我是一个男性，我在替女性说话，我要把她还原为她的善良，她的美丽，她的聪明，她的受迫害。问题在于她还是潘金莲吗？你自己写一个就是了。她不是潘金莲了啊。改编名著是当今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必都在翻案上做文章，不要走向极端。当然，类似的话鲁迅先生讲过，鲁迅先生在谈杨玉环的死和她死后的罪名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我之“节烈”观》，讲道：“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地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鲁迅说的是“代担全体的罪恶”，这个“全体”包括男的也包括女的啊，不是说代担男人的罪恶啊，是不一样的。潘金 5
莲的形象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具有鲜明个性的复杂形象。她是一个复杂的形象，肯定不是一个纯粹的形象。但在这个作品里边，她是恶的化身，是一个恶婆娘的代表，是一个纵欲的典型，也充满了悲剧的色彩。就是刚才我说的，在末世中的人，在情天欲海中的人，都有悲剧的色彩。所以我们不必为她翻案，也不必过分地去同情她。
看到潘金莲的能言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想想，为何这一句话能说的西门庆如此喜欢？一方面，潘金莲撇清了自己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她这翻话表示了对西门庆的深情。她明白只有这样才能回转他的心思，实际上，西门庆并不是只重视占有女人的肉体，他更重视得到女人的心。否则，他就不会上演这出雷声大雨点小的惩罚闹剧了。
确实，西门庆是爱潘金莲的，可他不会因此只专情于一人。孙述宇说：“西门庆这个人有太多的人情味，他的不道德，没有一点是超凡脱俗的，没有一点是魔鬼般的、非人的。他的恶德，是贪欲、自私与软弱，都是人性中最常见的瑕疵。”（《金瓶梅的艺术》106页）。我是非常同意的，他不会为了爱情放弃眼前的一切享受和欢乐，他只不过是一个软弱的人罢了。
潘金莲害死官哥的目的无非是让西门庆亲于己，为了丈夫的感情甚至不惜杀人！这是怎样深的感情，又是怎样可怕的感情！
如前所说，《金瓶梅》中的感情是复杂的，在这个时候，潘金莲的争宠不但但是因为爱西门庆了，也是为了生存考虑。在一个一夫五妻的家庭里，丈夫的宠爱就是权利的象征，就是可以依仗之势，对于一没钱财，二没娘家势力的潘金莲也是唯一可以依仗之势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潘金莲对西门庆的感情是逐渐变化。她对他的感情不是一条水平线而是一条曲线，由高而至低。搀杂的杂质越来越多。
潘金莲还没有知道西门庆的身份就已经对他大是留恋了，说明潘金莲当初爱上西门庆并不是贪图他的地位和财富。而是西门庆本人。而这时候，潘金莲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为了西门庆的心，更是为了生存，西门庆的一再背叛让她明白了恃宠的艰难，更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光拥有聪明漂亮是不够的，还要一个儿子才能真正巩固自己的地位。对比潘金莲对宋惠莲和如意儿态度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变化！
潘金莲对待宋惠莲主要是嫉妒她的美貌（她的脚甚至比金莲还小，能够套着金莲的鞋来穿），而如意儿却不具有惠莲的美貌和机灵为何潘金莲防范如此之严？ 在当时的社会里，这次的罪过明显是大于第十二回那次的。上次的偷情只危机到了西门庆的名誉，而这次更危机了家族血统的传承！看到“怒从心上起，恶向胆 6
边生”，我们可以联想到前回中的“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上次之怒尚且让潘金莲脱了衣服跪在地上，而这次更加上了一个“三尸暴跳，五脏气冲”，却只不过是摔死了她的猫。而且，两人的关系也似乎很微妙，按常理说，西门庆大可以向潘金莲兴师问罪，却到了潘金莲屋里一言不法，摔了猫又马上走了。
如前所说，西门庆最在乎的是是否得到女人的心。上次的事件之所以西门庆如此生气是因为潘金莲的行为代表了对西门庆爱情的背叛，而这一次，潘金莲之所以这么做却是因为争宠。所以，西门庆虽然气愤却没有动潘金莲一根手指。还有一点，就是在西门庆心中官哥的地位不如潘金莲的地位高。当然，也许有些人认为潘金莲的处心积虑，西门庆并不一定知道。确实，西门庆非常粗心，甚至连李瓶儿怀孕还要瓶儿亲口告诉，但是李瓶儿与潘金莲的面和心不和全府皆知，精明的西门庆如何能够不知？
对只有看护不严责任的迎春、奶子尚且埋怨，还要把治病不力的刘婆子拿到衙门里与他两拶，甚至后头两句连瓶儿都埋怨上了，却对直接的凶手潘金莲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也许奇怪西门庆的打老婆的班头欺妇女的领袖的威风到那里去了？就算没抓到确实的证据他为何连质问金莲都不曾质问？还是因为一个“情”字。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惧怕不一定是因为另一个人有多厉害，往往只是因为对她的感情。不问，是因为不敢问，怕得到不愿得到的答案。如果，查明这次的事件是金莲蓄意的行为（当然这并不难弄清），金莲将势必留不住了，就算留住，作为杀子的仇人，西门庆将如何与潘金莲相处？还是因为舍不得金莲。
如前所说，《金瓶梅》中的情是立体的，情人间的爱情有时候并不一定只表现在相亲相爱的时候，也表现在冲突的时候，有时候报复、恨也是一种爱的方式，就如宝黛吵嘴一样，亲近之心反成疏远之意。所以我们也不得不佩服《金瓶梅》作者的笔力，给我们呈现出一个更加真实的感情世界。
在过去，很少有金瓶梅的理论著作专门谈到两人之情，往往把两人的关系归结于玩弄与被玩弄，有些类似于妓女与嫖客的关系。而实际上，两人的感情虽然并不纯净，可还是有真情在的，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两人的感情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的，从单纯的两性之间的相互吸引爱慕，到后来的搀杂了太多太多其他关系的感情。但是，他们两人的感情虽然有很多矛盾冲突，却是始终存在的，从没有消失过。潘金莲的背叛也是由情而起，因此她也背不起这妖妇的骂名。
参考文献：
①参见吉尔伯特和古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07.01出版
②《金瓶梅的艺术》时代文艺出版社，2007.1.1出版
李平
20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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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爱国作文:从端午看爱国情怀1200字作文
爱国作文:从端午看爱国情怀1200字作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都经常看到作文的身影吧，作文根据写作时限的不同可以分为限时作文和非限时作文。相信许多人会觉得作文很难写吧，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爱国作文:从端午看爱国情怀1200字作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此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我不禁想起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屈原的伟大不仅是因为他的《离骚》等著名诗作，而是因为其诗作表达了他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
爱国情怀是一个民族存在的火种！充满爱国情怀的英雄人物是一个民族的脊梁，一个没有英雄出现的民族是一个可怜的民族；一个有了英雄，而不懂得珍惜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幸运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而且也有“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的崇尚爱国英雄的传统。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爱国主义精神浸透着整个神州大地，爱国主义情怀深入到无数华夏儿女的心，追溯历史的长河，多少位爱国先贤的事迹流传千古。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满江红》中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那是何等的气魄；每当我回忆起这些英雄的往事时，便会周身热血沸腾，感慨万千！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时常在国人的耳边回荡，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激励着国人奋勇向前！
然而，随着当今物质生活的富裕，很多人开始不思进取，把享受作为生活的全部，更令人忧虑的是，现在的很多青少年学生，从小学生到大学生整天沉浸于网吧之中，迷恋于网络游戏，陶醉于虚幻的世界，令很多人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朋友，也许你现在还在抱怨命运不好、社会不平和国家不公，但请你听一下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劝诫吧！“你不要问你的国家能够为你做什么，而是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朋友请不要再怨天尤人，消极度日了，想一想，多少位志士，为了民族的独立，为了人民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血染沙场，舍生取义。他们没有享受过一天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但他们为了民族大义，为了子孙后代，无怨无悔！朋友当你还在沉迷于网络游戏的虚幻世界时，想想那些为你今天创造美好生活的志士们吧！请不要再浪费大好时光了，“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如果你能够抽出点时间的话，请读一读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你也许会受到一些启示，“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智则中国智……”句句是警世名言，发人深省；句句是殷切期望，充满期待。
朋友，当你在享受端午佳节，亲友团聚，开怀畅饮之时，请不要忘记为我们营造幸福生活的爱国志士们，让他们的爱国情怀，激起我们内心深处的共鸣，让他们崇高的爱国精神，净化我们心中的污垢。当代的国人更应该倍加珍惜时光，刻苦学习，努力工作，报效祖国，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最后，我想用艾青先生的一句诗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感情，“为什么我的眼里时常含着泪水，那是因为我深沉的爱着这片土地”！衷心地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更加富强，更加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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