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鸿茅药酒事件看企业容忍网络批评之义务
从鸿茅药酒事件看企业容忍网络批评之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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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医生谭秦东2017年12月9日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中国神酒“鸿毛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一文，直接导致其于2018年1月10日深夜被凉城县公安局抓捕，涉嫌犯罪的理由是该文损害了内蒙古红茅国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鸿茅药酒”的商品声誉，涉嫌构成《刑法》第221条的“损害商品声誉罪”。一时间网上舆论形成压倒性态势，声援谭秦东，质疑凉城公安的做法。2018年4月17日，凉城县检察院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的指令，以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退回凉城县公安局补充侦查，并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谭秦东当天深夜走出了看守所，出来忍着眼泪说了一句“自由真好”。谭秦东从被抓捕到办理取保，失去了三个多月的人身自由，“自由真好”是谭秦东源自人性发自内心的真实呐喊，也唤起了公众对本案实现正义的渴求和呼唤。公安部随即启动执法监督程序，内蒙古公安厅开始案件核查，调查是否存在违法办案问题。与此同时，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出通知，责成鸿茅药厂对近五年来各地监管部门处罚其虚假广告的原因及问题作出解释，对社会关注的药品安全性、有效性作出解释。2018年5月17日，时隔一个月后，鸿茅药厂正式声明“经与谭秦东充分沟通，谭秦东本人表示其写作并非恶意，并对该文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及公众的误导表示歉意。我公司经研究决定接受谭秦东本人所做的致歉声明，同时我公司向凉城县公安局撤回报案并向凉城县人民法院撤回侵权诉讼”。且不说鸿茅药厂这份声明的内容是否完全妥当、精准，但毫无疑问它对待谭秦东的批评文章的态度发生了360度大逆转。本案在短短四个月时间里发生的戏剧性变化，作为当事者鸿茅药厂，不仅没有通过刑事报案使负面舆论平息，反而火上浇油，使企业陷入了一场空前危机之中，最后回归到相对理性的立场，这应该是它自己都始料未及的。
由此，人们不禁要问：企业对于来自社会批评尤其是各种网络批评声音，应当如何面对？如何掌握好既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又履行好社会责任的尺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鸿茅药酒事件只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互联网时代企业该如何面对批评这一重要问题。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一问题，我们还是从鸿茅药酒事件说起。首先看事件的起因。医生谭秦东写的《中国神酒“鸿毛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一文，从文章观点看，确实对鸿茅药酒提出了批评，这一点毋庸置疑。基于常识性判断，该文发表后必定会在消费者群体中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从文章显示的2241的阅读量即可看出。至于文章对鸿茅药酒的市场销量实际产生多大影响，报道显示的警方《起诉意见书》里提到，鸿茅药厂声称受此文影响，有两家医药公司、7名市民要求退货，涉及货款近400万元，造成利润损失约142万元。但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仍有待查证。其次看涉嫌的罪名。谭秦东是以涉嫌损害商品声誉罪被采取强制措施。《刑法》第221条的损害商品声誉罪，是指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品声誉, 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据此，构成损害商品声誉罪，必须有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的行为。谭秦东网上发表文章是一种散布行为，但前提必须是文章捏造了虚伪事实。按照文章的结构，是否存在捏造的虚伪事实，不能只看文章的观点，关键要看文章的论据。只有文章的论据才能构成所捏造事实须具备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情节”等构成要素。通篇看谭秦东的文章，其主要论据是：先引用医学通识观点说明老年人不宜饮酒；然后摘录鸿茅药酒因违法广告被查处的新闻；再结合自身专业知识和临床数据查证情况，质疑鸿茅药酒含有67种中药成分；最后指出鸿茅药酒中的酒精本身即与老年人肝脏病有密切联系。因此从文章论据看，都是基于可查证事实和医学知识作的分析判断，并非歪曲的事实或无中生有的捏造。作为文章论据的事实没有捏造，仅文章观点无法构成捏造，因为观点本身不具有事实要素，只是文章作者的一种价值判断，即便其观点内容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如“来自天堂的毒药”、“中国神酒，只要每天一瓶，离天堂更近一点”等措辞），也不是损害商品声誉罪的“捏造虚伪事实”。从上述事件的起因和所涉《刑法》损害商品声誉罪的定罪要求看，谭秦东的文章对“鸿茅药酒”产生的负面影响并非属于损害商品声誉罪的犯罪行为，而是一个具有医学专业知识的普通公民对鸿茅药酒提出的批评，当然从文章的措辞来看，这一批评是比较尖锐的。从事件发展的后续情况看，显然鸿茅药厂面对这一尖锐批评的反应并不冷静，选择直接采取刑事报案方式予以回应。作为一家上市公司，鸿茅药厂的这种反应显然缺乏理性，反映了其决策层缺乏法律意识，企业的合规风险管控水平亟待提升。具体表现在：
一、企业对社会批评有一定的容忍义务，这是现代企业应具备的法律意识人类社会自产生法律制度以来，在法律上将企业创设为一种人，称之为“法人”。法人与自然界的人不同，它通过向社会不特定的人提供产品或者服务赚取利润，影响到公共利益，自然应当接受来自社会的监督，其中包括政府的依法监督、媒体的舆论监督和来自普通民众的监督。只有监督的存在，才能确保企业发展处于一个健康环境中，企业能从经常性的监督中获得不断改进产品、服务和管理的机会和持久动力。鸿茅药厂作为一家上市企业，接受监督的义务程度应当要更高一些。这是企业作为法人的必备素养之一。在互联网时代，这一素养的形成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网络空间的批评声音不仅密集，而且传播速度之快和产生影响之广，是难以想象和控制的。这些都是现代企业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企业缺乏思想和知识准备，面对突如其来的批评特别是尖锐批评时，就容易失去冷静客观，会基于恐惧或者傲慢采取针锋相对的极端措施，导致矛盾激化，反而使企业陷入更严重的危机之中，鸿茅药酒事件就是一个典型。2018年4月26日，鸿茅酒厂按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监管要求出具《企业自查整改报告》，报告自认“在近期鸿茅药酒事件的舆情发生后，我公司没有认真研判风险，主动发声，主动处置，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由此给社会各界带来的问题和影响，我公司高度重视并向社会真诚道歉，恳请公众谅解”。这一态度，显然是鸿茅酒厂在经历事件震荡后冷静下来作出的更理性的反应，是一家上市公司对社会公众批评监督所应持有的基本态度。
二、企业有效的危机应对，有赖于其内部合规管理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管理者思考发展的出发点较为单一，集中于如何充分利用改革政策的红利赚取更多利润。这种思维方式在新时代将会面临越来越多的障碍。随着中国经济的深入发展，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法律制度也日新月异。尤其在十八以后，中国的法律体系在快速完善，可以说已步入了一个法网严密的时代。在这一新形势下，企业如果一味地强调逐利，会四处碰壁，不断触碰法律高压线。要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发展，企业必须学法知法用法，才能冷静地面对和处理各种危机。鸿茅药酒事件中，当事企业以谭秦东涉嫌损害商品声誉罪提起刑事报案，有关《刑法》损害商品声誉罪的定罪要求，就是企业应掌握的相关法律知识。此外，对于有损企业商业信誉或者商品声誉的批评，企业也需要全面掌握和熟练运用其他的法律救济措施。一般意义上，企业主要的法律救济手段包括：一是自力救济方面，主要手段有协商、谈判、公开澄清声明、发函（包括公函和律师函）、举报控告等；二是公力救济方面，主要手段有民事侵权诉讼、刑事报案。在这些手段中，刑事报案属于最后的、迫不得已的手段，因为它关系到公民和法人的重大人身和财产权利。企业选择上述应对措施时，应当统筹分析、审慎选择。一般的选择原则是：先自力后公力，先民事后刑事。其中，企业要更加重视刑事法律知识，掌握企业可能面临的刑事法律风险底线，培养和运用好“刑事—>民事”的逆向思维，这对企业准确选择法律救济手段具有重要价值，也是企业合规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反过来，如果企业面对外界批评，只要认为给企业和商品声誉造成负面影响，动辄就采取刑事报案手段，就是一种缺乏法律素养和合规意识的任性行为。综上，总的来讲，企业面对各种社会批评，基于对其自身容忍义务的认识，应当保持开放、积极、谦卑和谨慎的态度，在穷尽选择各种救济手段后，作出理性适度的反应。任何非理性的简单粗暴方法只会火上浇油，使企业陷入更大的不可预测的危机之中，这是现代企业加强合规管理需要学习的重要一课。
第二篇：从王老吉被封杀事件看网络事件营销策划
从王老吉被封杀事件看网络事件营销策划
由于网络事件营销这种事件营销策划方式具有受众面广、突发性强，在短时间内能使信息达到最大、最优传播的效果，为企业节约大量的宣传成本等特点，近年来越来越成为国内外十分流行的一种公关传播与市场推广手段。
在网络事件营销策划中，有一种叫公益事件营销。热心公益，关心社会弱势群体，或危急时刻雪的中送炭都是可以快速帮助一个企业快速树立良好的口碑的，特别是在大灾难面前迅速的伸出援手，是一个企业社会责任感的体现。汶川大地震期间，CCTV赈灾捐款晚会创造了有史以来最高收视率的节目，在此晚上捐款一 个亿的加多宝集团更是备受关注，而这个多加宝正是王老吉的品牌运作方。
在晚会之后的几天里，各个论坛里充斥了和王老吉有关的信息，大部分都是赞扬这个企业的，表示今后只喝王老吉。王老吉的贴吧里也一下子活跃了起来，褒 奖之声不绝于耳。当网上铺天盖地的王老吉好评声袭来，我们不禁要回头思考，为何但是王老吉被如此多的提及，难道只是因为它捐款捐的多么？让我们一起追根溯 源，来看看王老吉这场网络事件营销策划背后的故事。
在多加宝慷慨的捐出了一个亿之后，各大网络媒体在首页都出现了以“网友集体“封杀”王老吉”为标题的新闻。不知其因的还以为是王老吉做了什么错事导 致网友对其进行“封杀”，点进去一看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加多宝向灾区捐款一亿人民币。这个“正话反说”的“封杀王老吉”倡议，首先在天涯社区发出后，迅速 成为最热门的帖子，这还不算完，打开搜狐、网易以及国内人气最旺的几个论坛，也能在醒目位置看到关于“封杀”王老吉的帖子，QQ群里也总会弹出“以后要喝 就喝王老吉，为灾区捐款一亿，民营企业第一位，这样的品牌不支持都不行”类似这样的消息。
王老吉被封杀帖的惊人转载量、回复量和点击量，也引起了传统媒体的关注，《北京晨报》就有一条关于这个帖子的报道：“的确，当全部的网民都在支持王 老吉的时候，一篇这样标题的文章的确会让人不得不看。简单的几句文字，很平实，却很有煽动力，不但导致了网友疯狂的转载，更直接鼓动起了网民对于王老吉的 购买热情。于是，王老吉在多个城市的终端都出现了断货的情况。”
其实在“封杀”王老吉的背后，一直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非常明显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网络事件营销策划。在“封杀王老吉”的这种网络事件营销 策划中，王老吉就选用了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在爱国热情高涨的敏感时期，以慷慨无私的社会公益行为，树立了爱国品牌正确而良好的形象，赢得了人们的好感。
互联网上诸多火爆事件让互联网营销人越来越意识到网络事件营销策划的力量，如果可以制造一个事件让许多人关注，或者在一个本身就已经有很多人关注的 事件中“恰当”地植入品牌信息，那么对品牌信息的传递来说无疑踏上东风。然而事件的东风要借得好也非易事，既要及时，要得巧妙，这不仅需要有敏锐的触觉，还要有强大的实力，二者缺一不可。————长沙网站建设整理（http://）
第三篇：从阿里巴巴网络欺诈事件看企业成长中的道德风险
从阿里巴巴网络欺诈事件看企业成长中的道德风险
金芝赛 2010MBA脱产班 21020148
一、背景
一场突如其来的、轰轰烈烈的高管离职事件，让阿里巴巴吸引了世界级的关注。阿里巴巴清理涉嫌欺诈的“中国供应商”一事让公司CEO卫哲、COO李旭晖引咎辞职，也让马云“痛苦、纠结、愤怒”。在B2B业务面临巨大压力之时、在有关诚信、刮骨疗毒等众多溢美之辞抛向阿里巴巴之际，马云又一次完成了高管更替，据称在加拿大留学的前阿里巴巴COO李琪将复出。
2月21日，阿里巴巴B2B公司(1688.HK)宣布，为维护公司“客户第一”的价值观及诚信原则，2010年公司清理了约0.8%逾千名涉嫌欺诈的“中国供应商”客户，公司CEO卫哲、COO李旭晖因此引咎辞职，由淘宝网CEO陆兆禧接任。
按照公司对外的统一口径，此次卫哲等高管辞职，源于2326名“中国供应商”涉嫌欺诈，并有上百名阿里巴巴的直销人员牵涉其中。
“中国供应商”是上市公司阿里巴巴的主要利润来源之一。中国的外贸厂家，给阿里巴巴每年缴纳2.98万元，即可登录阿里巴巴网站查看外商的采购信息，同时发布自己的产品信息，以供海外进口商浏览、选择，从而促成外贸订单的达成。
阿里巴巴B2B公司发现从2009年底开始，平台客户的欺诈投诉有上升趋势，而从今年一月中旬由阿里巴巴发起的一项独立调查显示，部分销售人员为追求高业绩，故意纵容或疏忽允许部分外部分子进入阿里巴巴会员体系，有组织地进行诈骗。
随后，阿里巴巴非执行董事蔡崇信透露，公司在评估了那些遭到欺诈用户的索赔风险后，已拿出170万美元对2249名来自全球的受害者进行赔偿，但阿里巴巴认为每宗诈骗个案涉及受骗买家的付款金额平均少于1200美元。
当天，马云在一封给员工和客户的邮件中痛斥了这种行为，称“对这种触犯商业诚信原则和公司价值观底线的行为，任何的容忍姑息都是对更多诚信客户、更多诚信阿里人的犯罪！”在这封邮件中，马云还“坦承”：“过去的一个多月，我很痛苦，很纠结，很愤怒„„” 马云这封“抄送全国人民”邮件迅速被公之于众，也为这次高管离职事件基本定了调，关键词就是诚信、价值观。2月21日下午，阿里巴巴集团高级公关总监陶然在微博里写道：“都知道阿里巴巴最讲价值观，但很多人都以为嘴上说说或弄成文化墙给别人看。这次0.8%欺诈账户的事，比例很小，可能有的公司就瞒下了，我们毫不避讳，自己把胸膛扒开把伤口给人看，CEO都因此辞职了。这下知道价值观是动真格了吧。成功的人和公司，一共同的特质就是坚持有梦想，话很简单做到不容易。”
卫哲离开了阿里巴巴，并以一种“并不光彩”的姿态离开，外界对卫哲大多表示同情。据知情人士称，“当初与马云早有君子协定，卫哲已经完成了使命，并且带着4000万阿里股票离开，很值的。”无论是替马云背债，还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阿里巴巴想要的效果达到了。
二、问题界定
阿里巴巴遭遇的危机不是个案，互联网上规则不清、失于监管也不是始于今日，积毒已久，终有破溃之时。在整个社会诚信度不高的大环境下，互联网凸显了问题的严重性。
从古至今，诚信都是社会契约的前提，道德是商业文明的基石。在互联网时代，道德、诚信甚至比以往更加重要，成为电子商务模式得以维系的唯一基础。售假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阿里巴巴和淘宝网的口碑，这在网民中早已不是新鲜话题。失信者失天下，遭清算也是早晚的事。网店行骗，作为提供交易平台的网络运营商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据说法律界目前尚有争论。但我个人认为，网络运营商至少负有事先验证、动态监管责任，如果有“内鬼”参与，那便是合谋犯罪。因为在这种商业模式中，买卖双方和中介平台处在互赖互生的生物圈中，一个都不能少，因此都有建设诚信环境的义务，任何一方的失信都会导致整个“生态环境”的崩溃。
阿里巴巴正在经历双重“系统危机”，一方面，部分销售人员在业绩压力和利益驱动下进行欺诈；另一方面，阿里巴巴平台缺少淘宝这样的信用评价体系和支付宝这样的支付保障工具，也让欺诈更容易发生。
三、理论分析框架
阿里巴巴此次诚信门事件最直接原因是文化管控缺位、内部协同机制和管控平台缺失、商业模式创新乏力、对管理层的监管不到位、人力资源和营销管控未建立等，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缺乏一整套完善科学的复合型管控体系，以保障阿巴巴的企业文化和核心价值观。风险管控意匮乏，供应链管控不成体系，战略联盟导入不全面，集团对打造生态链-产业链-价值链三链传导机制的认识不足给正在兴起的电子商务王国阿里巴巴以当头棒喝。
第一、企业强势文化管控缺位。
对于企业文化，进行强势文化管控才是王道。企业必须以集团战略为导向，对企业文化进行定向设计，将企业文化与管理制度进行有效结合，在集团推行管理企业文化，输出价值观，进行有效的文化管控。阿里巴巴集团在创始人马云等管理团队的引领下，创造了公司独特的互联网文化，长期以来，被公司内部和外界人士津津乐道，但公司文化管控缺失严重，却是个不争的事实，阿里巴巴公开表示，阿里巴巴B2B公司首席执行官卫哲(David Wei)与首席运营官李旭辉(Elvis Lee)已于周一双双辞职，以为“我们公司诚信文化的全面崩溃”负责。
在此次引发舆论爆点的2封邮件中，阿里巴巴集团掌门人马云和阿里巴巴原CEO卫哲均用较长篇幅提到了公司文化和价值观，但并未提及企业的文化战略和制度，对企业文化的有序管理并未成为阿里巴巴管理层的共识。从去年10月阿里系高管出现过一轮辞职，到这一轮高管的斩立决，阿里巴巴并未能输出阿里真正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只是展现出良好的媒体维护氛围和企业危机管理的有序调度。
集团企业必须基于战略发展的需要，构建管理型企业文化，支撑公司发展和战略落地。优秀企业文化不是天然而然积淀而成的，它一定是在战略的引导下，在设计的基础上，强行积累，通过定向积淀的手法，有序、可控的进行文化的传播和积累。
第二、集团内部的协同机制和公共管控平台缺失。
在淘宝，扩大了判断卖家信誉的基准，将用户体验纳入了进来，这同样可以用于阿里巴巴。但为何淘宝的经验不能在一开始就与阿里巴巴集团内其它子公司进行分享? 陆兆禧称，淘宝和B2B之间还有很多其它可以合作的地方，B2B公司面向供应商，而淘宝面向消费者。在这样一个链条上，两者可以联合起来制造很多机会，淘宝专注于服务消费者，B2B专注于服务供应商，实现资源互补。淘宝可以为B2B的供应商提供销售平台，淘宝大量的成熟卖家可以为供应商提供最好的分销渠道。
阿里巴巴集团让淘宝CEO陆兆禧兼任B2B公司CEO，希望其能够促进更深的协同。这种简单的人事安排不免落入下乘，不仅较难实现面向市场前端的协同，也难以形成长期的有效机制。面对此类集团公司，进行集团内部的协同机制和公共管控平台的制度化安排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三、创新乏力，商业模式渐显老化。
事实上，无论是B2B、B2C还是C2C等不同类型电子商务公司，商业模式创新始终是一个问题。阿里巴巴B2B公司通过搭建一个全球买家和卖家的专业平台，以收取供应商的佣金或会员费的模式来获取收益。淘宝网则结合了C2C和B2C 两种模式，主要依靠广告和搜索广告等盈利，并在多种原因的综合影响下，淘宝网也逐渐演变成为以B2C为主的大卖家业务模式。至于同样采用C2C模式的易趣网，与eBay结盟后，最终却在中国市场水土不服。
商业模式并非一成不变，企业要不断通过价值来源、价值挖掘、价值破坏、价值创造、价值集成等五个形态对企业的生态链、价值链、产业链进行新利润增长点的再挖掘，颠覆式创新原有商业模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进步，各种交易市场容量不断增大，能够满足人们需求的电子商务商业模式创新会层出不穷。
阿里巴巴目前也在推动按照交易收费的模式，改变此前单纯收取会员费获利的形式。事实上，按达成交易付费能很大程度上杜绝诈骗的存在。目前有敦煌网等同类电子商务网站在使用该模式。
第四、对管理层的管控缺失、监管不到位。
从2009年开始、贯穿2010年全年，阿里巴巴国际交易市场上有关欺诈的投诉时有发生。虽然从2010年第三季度开始，B2B公司已经开始关闭涉嫌账号并采取措施以图解决问题，但上述投诉仍未绝迹，而阿里巴巴集团在整个过程中也并未对公司管理层进行过相关情况的监管。
此次的诚信门事件显示，在业绩的追逐中，阿里巴巴的的职业经理人们漠视了一些欺诈行为的存在。尽管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马云在声明中称，对于此次这样触犯商业诚信原则和公司价值观底线的行为，绝不容忍姑息，必须采取措施捍卫阿里巴巴价值观，管理层更要承担责任。对管理层的追责以及管理层引咎辞职显示出作为责任主体的阿里巴巴和其职业经理人的担当，但不可否认的是，此次诚信门充分暴露出阿里巴巴对管理层管控的缺失以及监管的不到位，使得事态进一步恶化，阿里巴巴也因此损失两员大将。
第五、人力资源管控体系未能有效建立。人力管控是集团管控体系的有机组成，不能独立运行和实现，必须与战略管控、财务管控及职能管控进行协调，共同形成完善的集团管控体系。营造集团人力资源管控环境建设主要涉及两大问题：对集团人力资源管控过程的强化监督和人力资源管控过程的制度化和流程化。常态的管控行为最终都是通过制度和流程来实现，规范化、系统化、标准化的运作体系可以保障企业高效率。
阿里巴巴称，在此次诚信门事件中，近100名销售人员和部分主管及销售经理需要对其故意或疏忽容许骗子规避公司的认证措施及在国际交易市场上有组织地建立进行诈骗的商户店铺负直接责任。在阿里巴巴国际化路途中，公司员工总数去年增加了近三分之一，从1.17万增至近1.4万名，人员的急剧扩张给人力资源体系的升级重构提出了重大挑战，而阿里巴巴集团和高管层对于人力资源管控意识的缺失，则给此次诚信门事件埋下了祸根。
在阿里巴巴CEO卫哲辞职后，阿里巴巴董事会随即任命陆兆禧为CEO，并且没有从外部聘请职业经理人的计划，从这点看，阿里巴巴的继任计划建设值得肯定，但作为公司基石的一线市场人员和基层员工，其业绩考核和激励机制、人员的胜任和尽职调查无疑有较大纰漏，究其根本是整个集团公司未能建立可扩展可提升的人力资源管控体系，从而给了内部人员以可乘之机。
第六、营销管控不到位，流程设计疏漏。
对于任何企业而言，营销都是完成“从产品到商品惊险一跃”的“临门一脚”，强力营销管控是确保集团公司战略实施和集团发展的强力保障。营销管控必须从治理着手，将其营销权限进行动态管理，及时调整不恰当放权行为，同时，应该对外部合作者进行适度管控，如供应商等。通过管控，使外部合作者同公司产生协同、产生耦合，使集团公司获得更雄厚的发展资源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调查环节中，有迹象表明B2B公司直销团队的数百名员工，为了追求高业绩高收入，故意或者疏忽而导致一些涉嫌欺诈的公司加入阿里巴巴平台。尽管阿里巴巴表示，所有直接或间接参与的同事都为此承担相应责任，但这只是危机发生后的“亡羊补牢”，丑闻事件本身说明，公司对于结构、程序和流程过于自信，但在实施控制措施时，则不够有把握。阿里巴巴此次对非诚信的零容忍，并不能掩盖制度安排上的缺失，如果不能辅以完整强有力的管控体系，进行有效的制度安排与设计，一切仍将归零。
是什么导致这些直接原因的存在?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呢?在这此直接诱因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原因。
四、启示
无疑，马云及其领导下的阿里巴巴迄今仍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和企业之一，但此次引起阿里巴巴股价大跌、市场形象受损的供应商欺诈事件，足以让在成功路上行走许久的马云认识到：再优秀的企业也要时刻防止败德行为。马云以及视马云为标杆的中国企业家，共同面对着一个严肃的命题：必须把商业目标置于道德边界之内。
阿里巴巴最近“自揭家丑”的举动，赢得了许多肯定。但不能“一俊遮百丑”，从公司治理角度看，阿里巴巴有不少需要自我反省之处，其他企业也应引以为戒。比如，在马云下令展开正式的内部调查之前，他对涉嫌欺诈客户的供应商的不当行为应该早就有所察觉，毕竟有超过2300家供应商牵扯其中，公司内部则有近百名销售人员参与协助；或许深谙企业存续之道的马云在深思熟虑之后，终于觉得“纸是无法包住火的”，于是选在“3·15”这个敏感日子到来之前设法“止损”但这算不算“及时止损”？负面影响能不能因此就“停止发酵”？
阿里巴巴“欺诈门”至少给了我们三重警示。
第一重警示：企业的真实表现与其“光环”未必匹配。优秀企业头顶“光环”，但包括这次的阿里巴巴在内的许多事例警示人们：企业的真实表现与其“光环”未必匹配，不能轻信；优秀企业自己更要时刻防止败德行为。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大公司被人们视作企业标杆，以致不少人形成了思维定势，名牌公司的每个想法和做法都值得追捧、应当学习。但在爆发安然、世通事件，在雷曼兄弟破产进而触发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人们终于看到了美国大公司存在的严重内部腐败及其对社会的潜在威胁。而近年发生的丰田、本田汽车质量事件以及家乐福、沃尔玛等在华零售跨国企业的价格欺诈问题，同样让过去对美日欧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倍加推崇的人们开始清醒：跨国公司有时可以表现得非常虚伪和无耻。有人说：彻底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这话只说对了一半，除了市场经济的逐利本性，另一个决定因素在于“人”。尽管这些知名大企业一般都有一套看起来严格和相当完善的治理机制，但具体的“人”在管理和执行过程中，难保行为不发生扭曲。
无疑，马云及其领导下的阿里巴巴迄今仍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和企业之一，但此次引起阿里巴巴股价大跌、市场形象受损的供应商欺诈事件，足以让在成功路上行走许久的马云认识到：再优秀的企业也要时刻防止败德行为。
第二重警示：最好不要高估自己隐瞒真相的能力。透视近几年频频发生的中外企业产品质量和管理问题，我们发现，肇事原因并非简单的危机管理不力或者日常管理疏忽，而是企业存在依靠“不完全信息”短期获利的侥幸心理。作为有限理性的市场主体，在与消费者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容易作出逆道德的选择，企业出于眼前短期利益考虑，往往难以抑制败德行为的冲动。但是，随着信息披露渠道日渐多元，企业或者个人以合规之外的手段获利的风险和成本正变得越来越大。由此，企业及其成员最好不要过高估计自己隐瞒真相的能力，最好赶快打消侥幸心理。如果在经营管理中发生了问题，最好主动、及时和充分地“自揭家丑”，并且尽快公布补救措施。这是一个好公司应有的规则。
第三重警示：必须把商业目标置于道德边界之内 马云以及视马云为标杆的中国企业家，共同面对着一个严肃的命题：必须把商业目标置于道德边界之内。“管理只有恒久的问题而没有终结的答案”，马云们的下一步，不是追求无止境的业务扩展，而是冷静思考如何拥有受人尊敬的、可持续的经营管理模式。
与此同时，一个成熟的公司必须重视建立能确保自己在今后10年乃至20年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的新业务，但就中国的现状来看，还没有多少企业真正把开辟前瞻性业务作为头等大事，不少企业往往在现有业务已经不能支撑发展的情况下才下决心，但为时晚矣。
五、未来商业面临的道德挑战
人，无德而不立。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曾经说过，就人和动物的区别而言，只有道德感或者良心才是意义最大的。道德是人与人直接按的不成文的无形行为闺房和准则，它更是一种价值观念。道德没有法律的强制性，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的调节范围及影响力远大于法律。道德的标准比法律高，表象为一种无形力量。人类社会需要用道德来维系。
企业行为也应该在一定的道德氛围中进行，并遵循一定的商业道德标准；否则，企业可能获益于一时，却会严重损伤企业的公众形象（如安徽华源公司），甚至置企业于死地。所以，企业要获得生存的空间，进而长久立足于社会，就需要树立企业商业道德观念。我国商界有着十分优良的文明经商、诚信立业的传统，如“童叟无欺”、“黄金有价、店誉无价“、”诚招天下客、信获万人心“等。事实证明，以这样的商业道德观念作为指导思想的企业都取得了成功，并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因此，商业道德观念是企业战。
现实中，我国有一些企业缺乏良好的商业道德。如生产过程中的制造假冒伪劣商品，流通过程中利用欺骗手段进行交易、商业贿赂、买卖不合格商品，促销过程中的虚假广告、欺骗性的有奖销售、诋毁对手信誉，商品定价的不道德行为，利用消费者对商品和价格不了解牟取暴利、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的低于成本价格销售商品，窃取商业秘密，等等，屡见不鲜。
由于一些企业的不道德行为，许多无辜的消费者成为了企业不讲商业道德的牺牲品：雀巢奶粉碘超标虽然暂时没有引起直接的恶性事情的出现，但是谁也不能保证吃了碘超标奶粉的婴儿明天不会因此而遭受危害；2004年10月7日，39人在深圳一边锁酒店的几家餐馆用餐后出现食物中毒；劣质奶粉导致大头婴儿的出现…….类似事件不断发生，这其中透视的就是当今企业商业道德的丧失。
当代经济生活出现一种新趋势，即公司的商业道德状况正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与重视。作为一个经营者，必须讲究基本的商业道德，一切经营活动都应该在符合国家、民族和社会进步这个大前提下进行，在利国利民的同时利己。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诚实的立业之本和经营之道。
六、应对策略分析
在此外次危机面前，阿里巴巴成功的化危为机，将企业的诚信文化为更多人所熟知和认同，其中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值得肯定的有：
1、在危机关头，看重长远利益，坚守企业核心价值观。此次壮士断腕对阿里巴巴有利无害，这将进一步坚定交易者的信心：阿里巴巴网站以及其所属的母公司文化是以诚信为第一价值的。虽然目前阿里巴巴的客户量下降、维护成本上升，但未来阿里巴巴的交易信用成本将更加低廉。
2、在公司诚信危机面前，反应快速，主动积极处理，并高调公开公司决定，掌握话语主动权，引领舆论导向。在电子商务领域，诚信问题一直是个难题，阿里巴巴通过主动处理，主动公开，主动反思给社会带来震动和警示作用，加强了自身在电子商务领域的标杆地位。
3、在危机过程中，以超出社会大众心理预期的方式(2名公司最高负责人引咎辞职)，最大程度的降低负面影响。当当网联席总裁李国庆就称“无论因业绩还是办公室政治以及公司业务出现欺诈，都请给高管留足面子，辞职已经是当事人为职业生涯付出代价，别搞成引咎;让我们一起营造合伙人和职业经理人健康的进退氛围;也别在公司内声讨，更别诉诸媒体。”
4、整个处理过程中，通过曝光2封“不起眼”的内部邮件，大肆渲染公司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引发舆论风暴，转移人们讨论视线。在卫哲引咎辞职后，如今阿里巴巴公司上下都把“诚信”两个字放在嘴边，既成功地消解了这次诚信危机，同时也让阿里巴巴的诚信文化为更多人所熟知。
七、结论
在其他发达国家企业，都会签署一些类似企业宣言，或者商业准则的东西向公众进行承诺。这个东西虽然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是代表这个企业对商业行为和道德准则的认可，一旦签署，不良行为如果被暴光，基本就没有狡辩的机会了。社会舆论和其他的压力，都会纷至沓来，企业形象和企业价值就会贬值。阿里这次很自觉，但是对于整个行业而言，纯粹的商业道德确实是知易行难。所以，需要在硬性的法律之外进行约束。但很显然，先做这个事的领头人不应是阿里，或者是某家企业。
第四篇：从零容忍看当前打虎之新气象
杜治洲：从“零容忍”看当前“打虎”之新气象
反腐倡廉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十分重视的问题，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反腐败不仅关乎每一个人的福祉，也牵动着世界的神经。当前反腐倡廉呈现出了“中央高度重视”、“百姓高度关注”、“贪官高度紧张”之“三高”势。治理腐败需要“零容忍”。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反腐倡廉呈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气象，也可以说是中央为了实现打击“零容忍”所做的重要努力。
第一，目标上，重视效果。从文件颁布上看，《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明确设定了5年的工作目标：经过今后5年不懈努力，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取得人民群众比较满意的进展和成效。从实际运作来看，惩治腐败不手软，明显加大了案件办理力度；作风建设不放松，严肃通报若干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例；巡视制度重实效，“一次一授权”、“三个不固定”。从干部反映和群众印象来看，效果非常好。
第二，策略上，止血优先。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显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这一方面是基于对腐败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判断；另一方面，也是回应了老百姓对于加大惩治腐败力度的诉求。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集中体现了中央领导政治智慧，以及治理腐败的科学态度。历史上某些朝代“严刑酷法”并未达到廉洁效果的事实，并不能成为当 1
下放松打击腐败的借口。惩腐力度大，并不一定导致廉洁；但惩腐力度小，一定滋长腐败。以大力度的惩腐，换来官员对法纪的敬畏，进而提升预防的效果，这才是“止血优先”策略的真正意图。
第三，对象上，虎蝇齐打。从十八大以后至2014年3月22日，落马的正副省部级官员多达25人，其中包括两名中央委员。这种查处力度，不论是涉贪人数之众、层级之高、牵连之广均前所未有。如此之众的高官落马表明中国惩治腐败的零容忍态度，更向全党全社会表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同样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这绝不是一句大话。惩治大腐败的同时，还要反对小腐败，让活跃在群众身边的“苍蝇”没有藏身之处。2013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950374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1220191件（次）。立案172532件，结案173186件，处分182038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150053人，给予政纪处分48900人。
第四，领域上，全面覆盖。腐败不止存在于政府权力机关，社会各个层面都有老虎或苍蝇的影子。十八大之后，更加注重拓宽惩治腐败的领域，努力做到零容忍，全覆盖。不仅党政机关的腐败问题受到更加严厉的惩治，军队的腐败也受到中央的重视，国有企业、高校等部门的腐败问题也频频曝光。从这个意义上说，“全覆盖”就是“零容忍”。因此，“选择性反腐”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
第五，环境上，开放透明。中央纪委监察部将原有的监
察部网站整合成现有的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这是首开先河的大事。民众第一次看到了中央纪委的开放门户，了解到了中央纪委的机构组成、人员配备、办案流程等过去非常“神秘”的内容。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同志还担纲嘉宾接受在线访谈，回应公众关切。不仅如此，中央纪委还邀请社会各界及其广大网民就反腐败工作建言献策或提供线索。可以说，反腐败工作走向了“透明化”、“平民化”。这是反腐败“零容忍”得以实现的群众基础和社会环境。
第六，能力上，硬其筋骨。中央领导率先垂范，轻车简从，做出表率。纪检监察机关转变职能，聚焦主业，克服“越位”“错位”“缺位”等问题。中央纪委增加办案力量，纪检监察室增加至12个，纪检监察室的数量较十八大以前增加了50%，大大增强了办案力量。成立了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打造“纪委内部的纪委”，加强对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各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纪检监察干部的执纪监督，用铁的纪律打造过硬队伍，努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七，手段上，借力网络。十八大以后，中央更加注重网络监督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作用，除了整合优化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外，更加推动网络曝光腐败线索的回应和查处速度。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不雅视频网上曝光后，63小时被免职并立案调查；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因一纸承诺书，在12小时后被迅速立案调查。网络监督的公信力在官方回应速度的提升中得以迅速提升。可以说，网络是当前实现腐败“零容忍”的不可忽略的有效渠道。
第八，行动上，利落迅速。2014年3月2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发布了简短通报：“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与此相反，当天的江西省委机关报刊《江西日报》仍在第二版发表了姚木根的署名文章。党报“自摆乌龙”的奇怪现象，让广大民众看到了当前反腐败的有一个新特点：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行动利索，来自于身份独立。可以说，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在实践中的真实反映，也是实现腐败“零容忍”能得到保障的重要体现。
第五篇：从“三鹿奶粉事件看大规模侵权案之救济
从“三鹿奶粉“事件看大规模侵权案之救济
赵庆呜1，孟 妍2(1．曲靖师范学院政法学院，云南曲靖655011；2．云南大学法学院，云南昆明655091)摘要：“三鹿奶粉”事件作为典型的大规模侵权事件，引发了社会对法律救济艰难、行业自律缺
失、政府监管不力、大规模侵权造成的危害等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参考、借鉴国外大规模侵权的相关制
度与救济方式，完善代表人诉讼制、确立跟踪观察义务制、建立产品责任强制保险制、设立专项救助基金
制．是实现我国大规模侵权案件救济的有效措施。关键词：侵权责任法；大规模侵权；救济途径；侵权立法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79(2010)05—0104—04 震惊全国的“三鹿奶粉”及“三聚氰胺事件” 已经过去，在该事件中，受害者获得赔偿的方式 主要是行政主导的一次性赔偿。从我国目前的 司法体制看，行政主导的一次性赔偿优于法律诉 讼，因为一次性赔偿为受害者提供了最顺畅便利 的救济渠道，也有利于政府强化监管职责，快速 有效化解食品安全领域的公共危机。但本文以 为，政府第一时间承担起医疗、赔偿等相关救助 责任是政府反应有效、高度重视的表现，但就解 决机制来说是不妥的。如果今后一旦出现类似 侵权问题，就把国家拖人民事赔偿责任主体之 列，且不说既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又减轻了商家的 责任，更重要的是这既不合理更不合法。
一、大规模侵权的含义及特征
大规模侵权在美国侵权法中被表述为“Mass Torts”，是指基于一个不法行为或者多个具有同 质性的产品服务，给大量的受害者造成人身、财 产损害或者同时造成上述两种损害。„国内学者 认为，大规模侵权行为通常发生在恶意产品侵权 领域，具有受害人数众多，赔偿数额巨大的特征。因此，大规模侵权的定义需要从侵权案件的数 量、受害人多数性、损害赔偿惩罚性等来考虑。【2’ 本文认为，大规模侵权是加害人实施了一个
侵权行为而同时造成多人人身或财产损害，强调 的是受害主体具有多数性。三鹿奶粉事件属于 典型的大规模侵权事件。
基于此概念，大规模侵权的特征是：
一是加害人的单一性或有限多数性【31。所
谓单一性，即只有一个加害人，如某个生产商生 产的产品导致大量消费者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最为典型的案件为近年来美国持续出现的消费 者诉Philip Moris Tabacco公司的案件H J，该案件 引发大范围的集团诉讼，被告只有一人；有限多 数性是指加害人多数，他们往往具有某种类似的 地位，表现在产品侵权中，多个厂家采用同样的 有毒物质、同样的生产流程生产同样的缺陷产 品，多个销售商对此类产品进行销售，侵权者为 生产或销售侵权产品的多个企业。
二是受害人的多数性和复杂性”j。这是区 别于单个侵权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识别大规模 侵权行为的标志。其多数性没有一个绝对限定，由于案件涉及面不同，受害人浮动空间较大，在 不同大规模侵权案件中，既可能涉及几百人，也 可能涉及上万人、甚至成百上千万人，这给大规 模侵权案件的诉讼程序和案件管理带来了很大 困难。受害人的复杂性表现为直接受害人、间接 受害人和潜在受害人等多层次上。这一复杂性 给受害人本身的救济、侵害人的赔偿以及法院的 受理等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三是因果关系的复杂性怕J。较之单一侵权，大规模侵权案件的因果关系更为复杂。首先，传 统侵权的因果关系是建立在“一因一果”或“多 收稿日期：2010一08—22 作者简介：赵庆呜，曲靖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法理学及知识产权法研究。·104·
万方数据赵庆鸣，孟 妍：从“三鹿奶粉”事件看大规模侵权案之救济 因一果”的有限原因和结果之上。由于大规模侵 权中原因和后果纷繁复杂，在认定因果关系时应 该采取一种超越传统侵权法的因果关系理论，考 虑加害行为的“同质性”，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 之间因果关系的推定以及科学论证层面上的盖
然性等；其次，某些大规模侵权案件无法确定“因 果关系”，以及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较长的 时间间隔对最终确定损害赔偿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美国的“石棉案件”中¨J。对此为保证所有 受害人均得到有效的救济，有学者提出法官在处 理此类案件时应采取因果关系推定，即基于侵害 行为引发损害结果的高概率性，在不能证明更合 理的原因时认定因果关系的成立。在本文看来，这一做法有其合理的、给予受害人及时充分救助 一面，但也存在对加害方不利的一面，因此要限 制使用、仅限于受害人众多且证明因果关系存在 客观困难的大规模侵权。
四是损害后果的严重性和赔偿的惩罚性哺J。
大规模侵权造成的损害，除人身、财产外，还造成 众多受害人精神损害，甚至对社会也造成极大的 负面影响。此严重后果需要突出侵权法的威慑 功能，需要借助惩罚性赔偿制度。【9 o体现在《侵 权责任法》中即惩罚性赔偿金的规定，明知产品 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损害的，受害 人可以要求惩罚性赔偿。本文认为加害人为了 牟取暴利置众多受害者不顾，本身存在过错，致 使在产品领域引发的大规模侵权现象日益突出，使用惩罚性赔偿才能更好发挥侵权责任法的威 慑功能。
二、国外几种大规模侵权的救济方式(一)德国
德国民法典的模范程序。该程序是指在一 系列类似的、性质相同的诉讼中，法官选择一两 个典型案件进行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其他类似案 件的当事人可以介入，同时该典型案件作出的判 决结果不仅可以适用当时任何类似、性质相同的 案件，而且以后的案件也可以适用该典型案件的 判决。【l叫本文以为，这种模范程序既更好地保障 大规模侵权事件中潜在受害者的利益，也避免了 大规模侵权事件发生后大量案件不断涌人法院，造成司法资源浪费的现象。
(二)日本
在解决群体性纠纷时，日本新民事诉讼法规 定了与德国团体诉讼制度类似的选定当事人制 度。指因与某一事件有牵连而具有共同利益的 当事人为多数时，该团体成员可以从中选定一人 或多人实施诉讼，其中实施选定行为的人称为选 定人，而被选定者称为选定当事人。选定当事人 代表全体成员，判决在名义上是对选定当事人作 出的，但效力却及于所有选定人。¨¨ 此外，日本为了解决大规模侵权事件中潜在 受害者的后续治疗问题还创设“恒久救济”。[12 J 这是指以契约责任的形式由非营利性组织代表 受害者向侵权人在侵权诉讼结束后向侵权者索 求医疗费、养老金等费用的一种救济方式。(三)美国
美国的集团诉讼是从英美衡平法发展而来 的，来源于英国的代表诉讼。是指一个或数个代 表人为了全体集团成员的共同利益，代表全体集 团成员而提起诉讼。法院对此作出的判决，不仅 对直接参加诉讼的集团有约束力，对那些没有参 加诉讼的主体也有约束力。
此外，美国的实体法还规定了市场份额责 任，主要是解决大规模侵权中受害人受偿不能的 问题。在因果关系的确认上，法院不再要求受害 人证明具体是由哪一生产商的产品导致的损害，只需要证明生产商的确生产了该产品，而该产品 能够导致损害即可。在责任分担问题上，市场份 额责任能较为公平的在生产同种商品的生产商 之间分配赔偿责任，体现风险利益一致原则。(四)英国
英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集团诉讼。在 原告或被告人数众多、存在共同或相关事实问题 或法律问题的诉讼中，当事人可申请法院作出集 团诉讼命令，法院亦可依职权作出。责令自特定 日期开始，向管辖法院就产生一项或多项集团诉 讼命令事项的案件提起诉讼，并进行集团登记。管辖法院可以从集团登记的所有单个诉讼中选 择一个或多个诉讼，将其列为试验性诉讼。按正 常诉讼程序审理试验性诉讼，其所适用的证据材 料及最终的裁判，对其他诉讼具有参考效力。如 果某个试验性诉讼通过和解方式得到解决，该总 诉讼即退出试验，管辖法院可作出命令，将集团 登记的其他诉讼为试验性诉讼，原已进行的程序 ·】05·
万方数据第5期 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第29卷 继续有效。基于集团登记作出判决的，对判决时 已经进行集团登记的所有诉讼当事人皆有拘束 力，法院另有指令的除外。‘131此外，英国设立了 一种人身伤害保险基金，企业自由参保。当大规 模侵权发生后，保险基金也能够发挥较好的 作用。
三、我国大规模侵权救济方式及弊端分析(一)侵权诉讼
面对侵权，提起诉讼是公民保护自身利益的 一项基本权利。在我国现阶段，一般侵权的实体 法规定主要体现在《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 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而 对于大规模侵权的解决途径我国法律没有明确 规定，一般倾向是推定为民事诉讼法的代表人诉 讼解决途径。因而三鹿奶粉事件中的受害人以 三鹿集团为被告提出侵权诉讼是他们寻求法律 救济的最基本途径。现实中，类似三鹿奶粉事件 的大规模侵权中，每一个受害者都是弱小的，而 司法途径对此又处于消极状态。可见大规模侵 权案件的受害者在司法上寻求救济仍有困难。首先，法院审理案件的难度及司法资源的浪 费。大规模侵权受害者的多数性与复杂性决定 了受害人很难统一起来进行诉讼，对于同质而分 散的诉讼，法官享有的自由裁量权要求其具有较 高的职业技术水平和职业道德，否则在实践中就 可能出现司法不公或者腐败，也可能出现同案不 同判之情形。更重要的是在这类侵权案件中，因 果关系、赔偿标准等问题的确定相对复杂，一个 法院审理单个案件就要耗费较大的资源，而其他 法院也可能审理同样案件，司法资源的浪费不言 而喻。
其次，诉讼时间漫长。由于大规模侵权事件 受害人数众多，社会影响大，诉讼涉及面广等因 素，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处理必须慎之又慎，致使 此类案件立案困难且时间较长。这样从受害者 起诉到案件审理结束、再到执行程序的完成，耗 时会过长，难以使受害者得到及时救济。
最后，举证困难。虽然根据《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产品质量法》等规定，类似三鹿 奶粉事件这样的产品责任侵权纠纷适用无过错 责任原则，然而对于受害者来说，怎样通过足够 ·106· 的证据证明其食用的就是三鹿奶粉及其损害就 是该奶粉所致，该证明过程也是极其困难的。(二)行政救济
群体性侵权往往不仅只是民事纠纷，还涉及 到其他复杂因素和问题，对社会稳定有很大影 响。所以在处理此类侵权事件时，行政措施的快 速、及时及其效力显然优于司法途径。从一个角 度来说，以行政机关为主导对此类事件进行解 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实或国 情。但由政府“先行买单”也存在着明显缺陷。首先，政府支付医疗等费用会涉及到政府职 能问题。从行政法的角度看，把该项资金列入政 府的财政预算中，这是政府履行对特定社会群体 社会救助的义务。如果该项资金在支付给受害 人后无需向企业追偿，虽然使受害人得到了及时 救治和帮助，但却减轻了企业的责任，也加重了 政府的负担。其次，政府支付赔偿金会涉及到政 府财政问题。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为企业侵权行 为买单，这实质上是全社会来承担侵权企业的责 任，这显然是违法的。
可见，为了避免大规模侵权事件给社会稳定
造成危害和影响，政府通过先行“垫付”的方式 向受害人赔付，但这种“垫付”方式缺乏明确的 制度支持。所以，政府统一买单的做法虽然具有 及时、有效之优点但却非长久之计。
四、对构建我国大规模侵权 合理救济途径的几点建议(一)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
在诉讼程序的建构上，国外主要有三种模式
可供借鉴：一是美国“集团诉讼”制度模式，其最 大特点是判决效力具有扩张力，并较少有行政干 预的色彩，主要是通过法定途径解决问题。二是 德国“团体诉讼”制度模式，它具有公益色彩，通 过消费者团体来代表诉讼和进行解决。三是日 本的“选定当事人诉讼”制度模式，该模式以选 定的当事人来实施诉讼、完成纠纷的解决。比较上述模式，我们认为，德国的团体诉讼 制度有较好的借鉴意义，我国应该从立法上进一 步强化消费者协会的作用与功能，使其在大规模
侵权事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我国代表人 诉讼制度立法过于简单，限制了诉讼代表人代表
万方数据赵庆呜，孟妍：从“三鹿奶粉”事件看大规模侵权案之救济 当事人参与诉讼的实体处分权，使诉讼代表人的 实体权利与诉讼权利分离，客观上不利于诉讼进 行和最终权益的保护，应予以修改和完善。(二)确立跟踪观察义务制度
借鉴德国法律规定，建立对企业产品质量跟
踪观察缺陷义务制度，对于投入流通的产品，应 该要求该商品生产商履行跟踪观察义务。如果 商品生产商对于投放市场的新产品没有尽到跟 踪观察义务，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商品存在缺 陷，或者已经发现商品缺陷而没有及时召回，致 使消费者受到伤害的，应当确认构成跟踪观察缺 陷，承担侵权责任。这就足以保证受害人在举证 不能或不充分的情况下，可以请求生产商承担起 侵权责任。该项制度的确立，对我国尚未建立全 面产品召回制度的情况下，具有更为重要的 意义。
(三)建立产品责任强制保险制度
参考英国的产品人身伤害保险制度，建立产 品强制责任保险机制。即要求产品生产企业参 照产品的价格、销售量、企业利润等要素确定产 品责任强制保险金。当投保企业因产品责任而 造成侵权时，按照预先设立的保险赔偿率由保险 公司支付赔偿金，当赔偿金额超出保险赔付金时 再由侵权企业承担，如果该赔偿金额仍然超出侵 权企业的支付能力，就启动政府救济机制。产品 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建立可以极大地减少政府 的负担，并以此弥补行政救济的缺陷，最大限度 地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更有利于企业分散风 险，保障了企业的生存发展。(四)设立专项救助基金制度
在许多大规模侵权案件中，企业赔偿能力有
限以及确定具体赔偿数额的复杂性等因素，使得 企业设立专项赔偿救助基金成为最终解决侵权 当事人之间损害赔偿问题的重要途径。对企业 的生存发展来说，其功能或作用与产品责任强制 保险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例如，美国从20世 纪70年代末期逐渐出现了一些工业有毒废弃 地，对周围居民健康产生很大的危害，对此企业 通过设立赔偿基金，使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损害 均得以赔偿。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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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范瑜．集团诉讼问题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68． Analyzing the Remedy of Mass Tort from ‘‘Sanlu Milk Powder’’Incidents Zhao Qingming 1，Meng Yan2(1．School of Poetics and Law，Qujing Normal University。Qujing Yunnan 65501 1；
2．School of Law，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Yunnan 650091，P．R．China)Abstract：The“Sanlu milk powder”incident，a typical mass tort，has brought about attention to and fo—
CUSeS on such law consideration as the feebleness of legal remedies，the lack of self—regulation，the ineffective of government supervision，and the huge losses caused by mass tort，though the incident had stopped．Drawing on foreign institution and remedies of mass tort，we analyze the mass tort and the reme— dy approaches，which will be conductive to the resolution of future mass tort and the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remedies．
Key words：mass tort；legal approach to tort remedy；legislation of tort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杨世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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