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白银资本》、《大分流》看东亚发展理论的新思维
从《白银资本》、《大分流》看东亚发展理论的新思维
摘要：先后获得1999年和2000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的《白银资本》与《大分流》，都认为1750或1800年以前的欧洲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社会经济文化优势，亚洲或东亚（尤其是中国）超越或者至少不亚于欧洲的各个主要方面。二书的作者弗兰克与彭慕兰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弥漫的“欧洲中
心史观”都进行了解构。他们不赞成以“欧洲”或“现代民族国家”为历史的分析单位，弗兰克主张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彭慕兰主张以“核心区域”为分析单位。他们并不是要否认“现代性”的存在，也并不是要否认作为历史事实的“欧洲崛起”，他们否认的是只看到“现代性”在时间上的断裂性与空间上的地域性，而认为“现代性”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联系性。他们反对“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但也并不主张“亚洲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而强调对“现代性”探索的全球视野和整体史观。双方对“现代性”和“欧洲中心论”虽然猛烈地开火，但其解构并没有令人信服地真正完成，理论上的极端化、简单化和史料上的偏狭性、暧昧性不能不是二著存在的严重缺陷。从发展理论的角度来审视，二著实际上是从“一元现代性”到“多元现代性”的经济视野的探索和理论突破。
关键词：现代性；连续性；联系性；《白银资本》；《大分流》
一、《白银资本》的发展理论体系考察
安德列·贡德·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物和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白银资本》获1999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
第一，《白银资本》的全球发展理论
弗兰克自承：“我在写作本书时，最初的首要目的之一是要证明，早先就有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然后欧洲人才能在这里面大显身手和颐指气使。由此很自然地派生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是，直到1800年前后，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以及东南亚和西亚比欧洲更活跃，前三个国家和地区比欧洲对这个世界经济的作用更重要。第二个推论是，那种宣称‘历史学家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一个世界’的说法是完全反事实和反历史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欧洲是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但是，不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基于历史理解的社会理论，这个历史事实还有更深远的意义。”世界体系是自古存在的（“世界体系存在了五千年，而不是五百年”），从航海大发现到工业革命，处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特别是中国。欧洲和亚洲存在着商品和贵金属的反方向运动：欧洲从亚洲进口大量商品，却不能出口同等数量的商品，而要用白银结算贸易的逆差；18世纪，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生产的白银，有一半流向了中国。欧洲利用征服美洲获得的贵金属，取得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使欧洲有可能站在亚洲的肩膀上，并最终成为新的经济中心。长期流行着一种看法：西方对东方的征服，是先进的工业文明战胜了落后的农业文明。弗兰克认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中国和印度的衰落发生在前，西方的兴起出现在后。在他看来，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在西方的兴衰一个以500年为时段的长周期，当东方收缩到最低点时，正是西方扩张阶段的最高点。强胜弱败是一时的，并没有内在原因和必然性。在世纪之交的现在，人们似乎可以看到，西方的衰落与东方的强盛正以另一个周期的方式出现。
第二，《白银资本》的东亚发展理论
弗兰克认为，公元1500年以来，具有世界规模的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的单一全球经济就己经存在了。整个亚洲特别是东亚处于经济权力的中心，而西欧和后来的北美只是公元1800年以后才取代这一中心。现在，西方的支配地位行将结束，以前的亚洲占支配地位的模式正在重建。弗兰克分析的观察点是消费品、白银和黄金。当时，金银起到双重作用，既是商品又是货币。弗兰克指出，中国和印度是全球贸易的中心，多数美洲白银途经欧洲和菲律宾流向中国，这样才使得欧洲的初始扩张成为可能。公元1500-1800年间，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增长比西欧快得多，亚洲人也要长寿得多。亚洲有很高的生产力水平，在世界上具有巨大的竟争力。亚洲内部贸易比任何欧洲商业活动都大得多。欧洲人只是依靠美洲白银才能挤进繁荣的亚洲贸易体系。欧洲商人起到的是中间人的作用。弗兰克解释了为什么欧洲赢得了胜利。19世纪时亚洲经济长时期扩张最终走到尽头，这主要是内因所致：由于人口和收入的增长，生产和贸易开始衰退；经济和社会的两极分化对资源施加了压力，约束了底层的有效需求，亚洲廉价劳动力大量增加。欧洲和美洲利用这一形势进行工业化，成为全球主要的生产者和贸易者。
第三，《白银资本》的基本研究取向
弗兰克在撰写《白银资本》的时候，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既十分宏大，又极其有限”的任务："向众多被公认为‘经典的’和‘现代的’社会理
第二篇：从拉美和东亚的发展模式看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从拉美和东亚的发展模式看政治与经济的关
系
江时学
【作者简介】江时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北京 邮编：100007）
【内容提要】 本文力图从分析“官僚威权主义”理论入手，简要阐述拉美和东亚地区的“官僚威权主义”在其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探讨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本文的结论是：经济能否取得高速增长，政治民主不是一个惟一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核心，一是如何确立政府的权威性，二是如何维系政治稳定，为经济建设创造必要的条件。【关 键 词】政治与经济/拉美和东亚/“官僚威权主义”
在比较拉美和东亚的发展模式时，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些拉美和东亚国家（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军政权或文人政府的高压政治下取得的。如何认识这一现象？如何评价曾在拉美和东亚发展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官僚威权主义”政权？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及其核心是什么？笔者将就此问题略陈管见。
何谓“官僚威权主义”
在拉美历史上，尤其在19世纪初的独立战争后，名谓“考迪罗”的军人独裁在拉美司空见惯。20世纪60年代，军人当政再次风靡拉美。但是，阿根廷政治学家奥唐奈发现，60年代上台的拉美军人与历史上的“考迪罗”大不相同：(1)历史上的“考迪罗”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个人至上的行为，而新的军人政权则是由整个军人体系控制。(2)“考迪罗”大权独揽，尽管它不知道如何治理经济，但新的军人政权在经济管理上则大力依靠技术专家，以弥补军人在这方面的经验的欠缺。因此，军政权的专业化和知识化程度较高。(3)“考迪罗”关心的只是如何用武力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权欲和财产欲，新的军政权虽然在政治上也为了提高政府决策的权威性而实行高压统治，但它非常注重发展经济，以增强自己的统治地位的合法性。
由于20世纪60年代后出现的军政权不同于历史上的“考迪罗”统治，奥唐奈将前者称之为“官僚威权主义”政权。（注：官僚威权主义(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又译“官僚权威主义”，国外学术界常简称之为B-A。）他在其70年代初出版的《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对南美洲政治的研究》一书中，对60年代处于军政权统治之下的巴西和阿根廷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注：Guillermo A.O' Donnell: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73.）在奥唐奈研究的基础上，其他学者对巴西和阿根廷等南美洲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和论证，从而使“官僚威权主义”理论变得更为完善和引人注目。
在“官僚威权主义”政权领导人的眼中，传统的政治格局是导致国家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之一。这些手中握有实权的军人以一种敌视的眼光看待文人政治家，认为所有文人政治家都是无能、腐败和自私，政党政治则使整个社会进一步分化。“官僚威权主义”政权的当权者还认为，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国内的左派力量，而左派力量的日益发展壮大则是由于国家缺乏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全面发展。因此，在文人技术专家的帮助下，军人对整个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并为自己的统治作出长期的安排。与此同时，这些有权有势的军人还抑制政治活动，取缔民众政治组织，以消除他们眼中的那种所谓国内政局**的根源。
可见，一般而言，“官僚威权主义”政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将政府部门的职位交给具有技术专长的文人。第二，在政治上排斥民众。第三，抑制或完全取消政治活动。第四，积极谋求与国际经济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美的银行和跨国公司改善关系，以振兴国民经济，提高自己的合法性地位。（注：T.Skidmore and P.Smith: Modern Latin America, fourth edition,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97,p.57.）
拉美和东亚的“官僚威权主义”政权
巴西曾经是最为典型的“官僚威权主义”国家。正如斯基德莫尔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在1964～1985年期间，统治巴西的是一个接一个的专制政权，其领导人都是四星将军。尽管各个政权的结构和人员不同，但它都是由军官、有一技之长的行政管理人员和老资格政治家组成的联盟构成。”（注：T.Skidmore and P.Smith: Modern Latin America, thi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pp.180～181.）一方面，巴西的军政权强调政治稳定，用高压手段压制民主；另一方面，军政权把稳定经济、控制通货膨胀和改善国际收支视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并为此而启用了一些文人担任经济部门的要职。例如，在布兰科将军当政时期，经济学家和外交家罗伯特·坎波斯被任命为计划部长，成为巴西政府经济决策中的关键人物。他上台后对银行体系进行了改组，修改了劳工法，简化了出口贸易的有关规则，并使股票市场和政府债券市场变得进一步体制化。
皮诺切特统治时期的智利或许可以被认为是另一个具有“官僚威权主义”特点的拉美国家。1973年9月皮诺切特上台后，“立即在智利强制推行官僚威权主义政体”。（注：T.E.斯基德莫尔等著：《现代拉丁美洲》（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页。）皮诺切特解散了国会，废除了宪法，并实施“党禁”和加强对新闻媒体的控制，甚至还命令军人接管大学。军政权“在使用镇压手段方面从不犹豫不决，对发生劳工**和民众抗议的任何苗头尤其如此。”（注：T.E.斯基德莫尔等著：《现代拉丁美洲》（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由于智利军政权严重违反人权，镇压了大量左翼人士，其中包括旅居智利的西班牙人，1998年10月16日，英国警方应西班牙政府的引渡请求，将正在英国治病的皮诺切特拘留。这一“引渡”**直到2000年3月才得以解决。）
然而，就在皮诺切特军政权不断强化专制统治的时候，一批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受过教育的技术专家（即芝加哥弟子）在经济领域中实施了深刻而有力的改革。他们为智利经济开出的处方是：减少国家干预，扩大对外开放。皮诺切特曾说过：经济改革的目标是使智利“不成为一个无产者的国家，而是成为一个企业家的国家。”（注：T.E.斯基德莫尔等著：《现代拉丁美洲》（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页。）
应该指出，尽管智利在80年代初曾遇到过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总的说来，在皮诺切特当政期间，智利的经济增长是令人瞩目的。智利甚至还被认为是拉美经济改革的“先锋”。
在东亚，韩国的朴正熙政权也具有“官僚威权主义”的特点。一般说来，朴正熙政权从70年代初起开始向“官僚威权主义”过渡。朴正熙对民众的民主化要求进行了有力的镇压。尤其是在1972年推行“维新体制”后，朴正熙政府限制工会活动，禁止政党活动，禁止罢工、罢市、罢课和游行，并加强对新闻工具的控制。但是，在经济领域，韩国的历届军政权都把加速经济增长作为其追求的首要目标。为了加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管理和调控，朴正熙于60年代初成立了经济企划院(EconomicPlanning Board)，由副总理直接主管其工作。在这个近百人的机构中，20%的成员是经济学家，其他成员则是政治、工商管理和教育等方面的专家。正如朴正熙本人所言：“资本主义方式下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钱和物的巨大投资，而且还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有能力的管理者。为了实现稳定，军事革命政府暂时中止了大学生、工会和其他社会、政治组织的政治活动。这些活动在民主党统治时期曾引起政治危机和社会不安。同时，我们组织了一个由教授和专家组成的经济委员会，动员大量专家参加政府管理和决策。我们有意约束军官们的主观和草率。”（注：Park Chung-Hee: To Build A Nation, Acropolis Books, 1971, pp.102～107.转引自尹保云：《韩国的现代化》，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除韩国以外，其他一些东亚国家（地区）也曾经出现过军政权。世界银行的《东亚奇迹》一书所确定的7个发展中“奇迹”经济体，都在其二战后的历史中表现出专制(authoritarian)或“半专制”(semi-authoritarian)的特点。例如，泰国在70年代中期的“民主开放”以前曾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军人统治。80年代出现了“有管制”(controlled)的政治自由化，但1991年又爆发了军事政变，尽管不久以后就还政于民。在印度尼西亚的一党制统治下，军人政治已演变为制度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名义上是民主国家，但自独立以来，其政治权力一直被垄断在一个政党（如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或由一些党派构成的联合阵线（如马来西亚的国民阵线）的手中。（注：Tun-jen Cheng, Stephan Haggard and David Kang:Institutions, Economic Policy and Growth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UNCTAD.1996,p.4.）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东亚国家（地区）当权者的统治方式却被许多人贴上了“软威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ism)的标签，他们奉行的民主被人们说成是“亚洲特色的民主”(Asian-Style Democracy)。
“软威权主义”或“亚洲特色的民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东亚拥有自己的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因此，西方社会信奉的那种民主不适合东亚。第二，不能以牺牲整个团体(community)的利益来换取个人的所谓“自由”。第三，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比个人的权利和民主更为重要，而且民主必须为维系整个社会的秩序和改善经济福利服务。第四，民主必须以政治家之间达成的共识为基础。这一共识就是建立一个好政府，而好政府的概念就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和巩固政治稳定。第五，尽管“软威权主义”不接受西方民主，但它同样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经济发展。（注：关于“软威权主义”或“亚洲特色的民主”的含义，见Yung-Myung Kim:“`Asian-Style Democracy?: A Critique from East Asia”, Challenge, No.3～4,1998.）
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
在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是其政治和经济领域发生总体变化的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而且两者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亦即政治领域的变化会影响经济领域的变化，反之亦然。“官僚威权主义”和“软威权主义”可以被看做是威权主义的不同形式。威权主义是介乎于民主政治和极权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性政治形态。它从不放弃民主，但想方设法地限制民主的发展。（注：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第91页。）
无论是“官僚威权主义”还是“软威权主义”，都向我们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政治与经济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最适合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发展？
对于这些问题，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学者，似乎有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只有在政治民主取得进步的国家，才能更快地推动经济发展。（注：国外学术界在探讨政治与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时也使用“政治体制”(political regimes)这一概念。这里所说的“体制”(regimes)主要是指政治家用来获取和控制国家权力的“方法”(methods)。(见J.Benson Durham:“Economic Growth and Political Regim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March 1999,p.81.）换言之，政治上实行专制的国家是难以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的，因为这样的政府不能提高政府的声望，因而不利于保护私人财产，也无法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例如，格迪斯认为，由于民主政权能更好地赢得公众对改革的支持，民主政权同样能顺利地开展经济改革，也能加快经济发展。亨廷顿认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就是阻碍民主的障碍。（注：转引自Larry Diamond and Marc Plattner: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而利普塞特则从另一角度指出，“民主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这意味着：国家愈富裕，它保持民主的机会就愈多。”（注：Seymour Martin 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rch 1959.）
与上述论点不同的是，也有人认为，威权主义政权有利于经济发展。例如，萨克斯指出，与民主政权相比，威权主义政权在推动经济改革方面更为成功，因为威权主义领导人不必担心自己是否会在选举中失去选民的支持，尽管有些选民受到了改革的消极影响的打击，如失业和收入水平降低。（注：Jeffrey D.Sachs: Social Conflict and Populist Policies in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89.）库尔斯认为，威权主义领导人在推行各种政策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而不会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掣肘”。政治上专制的政府能压制工会活动和降低工资水平，甚至还能控制消费者的需求，因而能促进投资和推动经济的增长，尽管这些措施很不得人心。与此相反，民主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延长在位的时间，常常千方百计地满足选民提出的各种要求，其中包括经济上的要求，如增加政府开支和扩大消费，等等。其结果是，国内资本积累受到很大影响，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就难以成为现实。
库尔斯还从更深的层面上分析了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认为，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生产简单的非耐用消费品；(2)生产资本货；(3)生产耐用消费品。在第一阶段，一些欧洲国家建立了议会制，第二阶段则出现了法西斯专政的德国和意大利，但在第三阶段又重新出现了十分稳定的议会民主制国家。（注：J.Kurth:“Industr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Change:A European Perspective,” in David Collier: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这似乎说明，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轨迹并非完全一致，而是呈阶段性的反复。然而，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政治民主的到来就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了。（注：陈晓律：《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及其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5期，第81页。）阿尔蒙德则认为，政治经济的增长、发展、现代化和进步，无论如何称呼，都包含着由4个因素支配的积极和向前发展的运动。这4个因素是2个P和2个W。2个P是政治变量，即政府的能力或权力(power)以及人民的参政(participation)或民主化，2个W是经济变量，即财富(wealth)和福利(welfare)。能否使上述4个变量都得到同等速度的进步？能否同时增强政府的能力和权力，同时提高人民的参政程度，同时加快经济发展，同时改善福利？阿尔蒙德的回答是否定的。（注：G.阿尔蒙德：《发展中的政治经济》，载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中文版），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61～363页。）
五六十年代颇为流行的现代化理论更为明确地指出，经济增长与民主制度的巩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都是政局稳定的民主国家。但从历史上看，除英国以外的其他西欧国家和日本的工业化则基本上都是在专制政权下进行的。（注：Yung-Myung Kim:“`Asian-Style Democracy': A Critique from East Asia”, Challenge, No.3～4,1998.）
必须指出的是，巴西、智利和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固然在政治民主停滞不前的一段时间内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佳绩，然而，同样不容否认，许多缺乏政治民主的第三世界国家，却从来没有取得经济奇迹。可见，经济能否取得高速增长，政治民主不是一个惟一的决定性因素。至少可以这样说：威权主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正关系并非永远存在，它仅仅适合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时期。换言之，影响经济发展的不仅仅是政治因素（如政权的形式和民主的多寡），而且还有其他一系列重要的变量，如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外部机遇，等等。不过，拉美和东亚的发展进程似乎也表明，每一种发展模式（至少是某一特定时期的发展模式），都有相应的政治制度与之匹配。如果这种政治制度有助于经济发展，那么它就应该被视为是合理的。此外，政治体制（或政权形式）的有效性似乎也取决于包括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在内的特定条件和具体情况。
尽管威权主义政府确实能在一定的时期内、一定的条件下，利用手中的权力人为地创造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秩序和稳定，但是这种统治也会使各种矛盾不断积累。因此，从表面上看，社会是稳定的，但这种稳定是脆弱的。事实上，韩国在二十多年的威权主义政府统治下，劳工运动和民主运动并没有停止，有时甚至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光州民众抗争”就是一个例证。（注：姜万吉：《韩国现代史》（中文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67页。）
此外，威权主义政治容易使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变质，产生严重的腐败。20世纪90年代后期曝光的韩国一些财阀企业的丑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核心
事实上，政治与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核心是：(1)如何确立政府的权威性；(2)如何维系政治稳定，为经济建设创造必要的条件。
早在1955年，刘易斯就指出：“软弱的政府不能维持自己境内的秩序。”（注：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516页。）如果政府的政策调整因遭到一些利益集团的反对而无法付诸实施时，政府采用一些强硬的手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朴永泽也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韩国的决策者是无法实施那些困难的经济政策的（如降低工资水平）。确实，如果韩国政府建立的是一个非干预的、自由的经济体制，在这个体制中由价格决定市场的供求和由市场配置资源，那么，很难相信韩国会取得其经济上的成功，也不会实现经济调整。”（注：Yung-Chul Park:“Korea”, in R.Dornbusch and F.L.C.H.Helmers(eds.): The Open Economy: Tools for Policymak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404.）他还认为，韩国的一个特点是它的政府具有“集权”的性质(the centralized nature)。韩国政府用一种在西方民主制度下难以行得通的方式来保持政治、社会的稳定和推行其政策调整。它使劳工组织软弱无力，从而使工资处于低下的水平。60年代，政府储蓄和外部储蓄（两者均由政府决定）每年为国内投资提供了60%的资金。在70年代，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国民经济中几乎2/3的投资资金。除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以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支配如此多的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此外，政府还对金融部门的信贷分配实行管制。当然，从理论上说，政府决定资源的配置并非总是高效率的。但韩国政府在动员内部和外部资金并将这些资金用来支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方面，却是成功的。（注：Yung-Chul Park:“Korea”, in R.Dornbusch and F.L.C.H.Helmers(eds.):The Open Economy: Tools for Policymak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p.340.）
与政府权威性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ist state)。发展型政府的特点是：它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有一种前后一致的构想，以发展为首要目标，具有强有力的民族主义倾向，拥有足够的相对独立性，不受利益集团的影响或有能力调和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达到促进社会整合的目的。因此，它的合法性在于有能力加快资本积累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注：James L.Dietz:“Overcoming Underdevelopment:What Has Been Learned from the East Asian and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s?” in James L.Dietz(ed.): Latin Americas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fronting Crisi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1995, p.192;M.Castells:“Four Asian Tigers with a Dragon Head: A ComparativeAnalysis of the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in R.Henderson and J.Applebaum(eds): Stat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Sage Publications, 1992.）约翰逊为“发展型政府”总结的特点是：(1)经济发展是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标，有时甚至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而不惜一切代价。(2)崇尚私人财产和市场规则，但政府的决策者常常为了加快发展而制定带有干预性的产业政策。(3)在政府的决策过程中，通常有一个发挥着重要作用的部门。该部门的大多数工作人员具有较为丰富的专业知识，而且工作效率高。（注：Chalmers Johnson: “The Interplay of State, Social Class, and World System i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in Frederic C.Deyo(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许多学者认为，许多东亚国家（地区）的政府是典型的“发展型政府”。这些政府与传统的中央集权制政府有所不同。实践证明，发展型政府创造了远远高于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速度，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
与发展型政府类似的另一个概念是所谓“强政府”(strong state)和“软政府”(weak state)。一般而言，“强政府”具有以下特点：高层领导人通常采用专制的统治手段，将工业化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在制定经济计划和实施经济政策等方面向技术专家授予较多的权力。而技术专家则有能力使私人部门和国内各地区的压力屈从于国家的长期发展规划，也能使政府的科层变成一个守纪律、高效和可靠的工具。（注：David Felix:“Import Substitution and Large Industrialization: Latin America and Asia Compared”, World Development No.9,1989,p.1459.）简而言之，能够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呼声中制定并实施有利于全社会长期发展计划的政府，就是“强政府”。（注：Ted C.Lewellen: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ird World, Bergin & Garvey, 1995,p.135.）毫无疑问，缺乏上述特点的政府则是“软政府”。按照缪尔达尔的定义，“软政府”既无行政管理能力，又无实施发展政策的政治意愿。（注：G.Myrdal: 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 Pantheon, 1968.）琼斯等人认为，韩国之所以能获得经济“起飞”，主要是因为韩国实现了从李承晚的“软政府”向朴正熙的“强政府”转变的过渡。（注：Leroy Jones and Sakong I1: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Korean Cas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自80年代起，无论在拉美还是在东亚，一些国家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讨论或实施不同程度的政治改革，以强化政府的管理能力和适应经济改革（调整）的需要。这些国家的经验表明，正确把握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先后顺序是十分重要的。墨西哥前总统萨利纳斯曾指出，在完成经济自由化这个任务以前，他不会在政治上放松。他还说过，他决不会犯戈尔巴乔夫所犯的那种错误。（注：转引自Economist, August 26, 1995,p.19.）在与美国《新闻周刊》记者谈话时，萨利纳斯明确地表示：“在一些国家，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经济变化失败了，盼望已久的民主变革没有成为现实。„„这与两种改革的不同节奏有关，但经济是当务之急。”（注：Esther Wilson Hannon:“The Politics of Mexican Free Trade and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in Lowell S.Gustafson: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Democratic Regimes: Neoliberalism in Latin America, Praeger,1994,pp.162～163.）但是，1995年8月出版的一期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则认为，“政治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政治改革和体制性改革没有伴随着经济改革，那么经济改革在目前来说只能意味着微不足道，对今后来说则将永远处于脆弱的地步。这仅仅是因为民主和独立的司法制度等等本身是好东西。”“虽然总的说来墨西哥的痛苦过去和现在都是经济上的痛苦，但事实上这种痛苦的根源是政治上的问题。„„塞迪略的党（即革命制度党）统治墨西哥已经66年了。只有在它愿意不再统治墨西哥的时候，这个国家才没有必要去用迷信的方法来求得好运气。”（注：Economist, August 26,1995,p.12.）
毋庸置疑，萨利纳斯的那种轻视政治改革的必要性的看法是不足取的，而《经济学家》所鼓吹的那种只有革命制度党交出权力才算进行政治改革的论调则更加荒谬。此外，还应该指出，就墨西哥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为经济改革创造出适宜的政治环境，才是政府在处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关系时必须要回答的首要问题。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固然是过度利用投机性较强的短期外国资本，但这些流动性极大的外资之所以逃离墨西哥，就是因为1994年墨西哥的政治局势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动荡：继恰巴斯州农民于是年元旦揭竿而起之后，又接连发生两位革命制度党要员被害、总检察长辞职和一位银行家被绑架等事件。动荡的政局与一些不良经济因素交织在一起，终于促使大量外国资本逃离墨西哥，从而爆发了震惊全球的比索危机。
在探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时必须要回答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维系加快经济建设所必需的政治稳定。如前所述，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在位70多年，较为成功地保持了国内的政治稳定，尽管60年代末和1994年曾分别爆发过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之所以能维系国内政治稳定，主要是因为：第一，革命制度党具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第二，国家的权力能以和平的方式交接。第三，政府能进行灵活的宏观政治调控。（注：曾昭耀：《政治稳定与现代化：墨西哥政治模式的历史考察》，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通过比较拉美和东亚发展模式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还可以发现以下两个重要的现象：第一，在一些拉美和东亚国家，军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不容忽视。“军队的作用不只是限于用强制手段让人民接受外来而非自己的现代化生产和生活方式。军队很可能在全面的集中制、尤其是协调和控制问题上成为极为关键的力量。”（注：麦利安·列维：《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中文版），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转引自陈明明：《“军事化社会”：军事管理方式的内在矛盾》，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第101页。）“军队的效率、划
一、机动性、组织性、纪律性和现代性使它成为发展中国家最有可能进行社会整合和构建一体化政治体系的力量。”（注：陈明明：《“军事化社会”：军事管理方式的内在矛盾》，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第101页。）此外，军队还能以国家利益的捍卫者自居，以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经济为理由，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和经济舞台上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第二，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长期存在着一党统治的局面，而这种局面是这些国家维系政治稳定的基本条件。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自1929年起连续执政迄今，已在位70多年，成为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注：革命制度党的前身是成立于1929年的国民革命党。1946年1月国民革命党再次改组，易名为革命制度.党）诚然，正如雅凯特所言，一党制在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两国都是“十分有用”的。如在80年代的墨西哥，为了减轻经济改革的代价，革命制度党在工会组织的支持下，实施了针对穷人的扶贫计划(PRONASOL)，并与私人部门一起，达成了对付经济困难的“团结协定”。在印度尼西亚，尽管苏哈托没有面临着民众的强烈反抗，但他仍然利用一党制来维系和调整政府与企业家之间的关系。
转自：《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00年11期第51～56页
第三篇：从奥运会开幕式谈舞美设计新思维的发展（推荐）
从奥运会开幕式谈舞美设计新思维的发展
【摘要】艺术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不断发展和繁荣，舞美设计也不例外。第29届北京奥运会在中国的举行是我国全国人民共同的努力，投入的不仅仅是巨大的物力和财力，更多的是众多舞台艺术工作者和舞美设计师们的智慧结晶。本文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舞美设计的经验、特点和成功之处出发，探讨新时期舞美设计新思维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奥运会；舞美；思维；发展
【中图分类号】J7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346（2009）01-0048-02
一、引言
顾名思义，舞美是舞台美术的简称，是当代舞台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整个舞台艺术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舞美设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各种舞台艺术形式的高度综合，既包括了布景、服装、化妆、音效、音响、灯光等各要素，又融合了绘画、雕塑、工艺美术、摄影、高科技等各种艺术与非艺术的元素为一体。历届奥运会开幕式的舞美设计则是极富历史意义和创意的经典之作，体现了世界各国人民精心完美的舞美艺术设计。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撼人心魄的击缶倒数、凝聚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四大发明、气魄恢宏的太极表演、声光影结合的星光和平鸽都展示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画卷上，其梦幻般的舞美设计带给了人们强烈的视觉、听觉和心灵的艺术冲击。
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舞美思维
1、质朴的中国舞美二维美学设计
北京奥运会舞美设计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中国美学和中国观念，完美展现了东方二维美学的巨大魅力。奥运会开幕式的舞美总设计陈岩坦言曾在鸟巢场内“舞台”出现之前的地面上做某些色彩和形式的设计，但是最终发现“纯粹”才是最好的舞美设计。最终，在北京奥运会上，朴素的“灰色”场地承担了上演纸卷轴古朴淡雅的演出重任。奥运会开幕式演出的古代部分中，舞美设计充分坚持了我国传统的黑白理念，再现了中国古代古朴、质朴的黑白水墨画的效果，就如同一幅打开的中国山水画画卷，太古遗音、四大发明、汉字和戏曲，中国灿烂的文化依次神奇地展示。同时，悠扬的传统古琴乐曲配合中国山水画画卷，形成了具有浓郁中华民族文化风格的二维舞美设计效果。
2、展示东方舞美的传统和想象力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舞美设计内容实现了传统和创新的有机统一。为了贯穿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充分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整台奥运会开幕式的主线围绕汉唐盛世展开。舞美设计者决定将中国文化淡雅、从容的气质和风格被融入到图形设计中，安排演员模拟活字印刷术的字模，上下起舞，在古人箴言的吟诵声中，一个醒目的“和”字逐渐凸显出来，既展现了中国悠久的古代文明，又丰富和创新了舞美的表现形式。
3、现代国际化灯光、色彩和场景设计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使用的灯光设备是舞美设计的一大特色，不管是从绝对数量还是科技含量上来看，都已经超过历届奥运会的灯光设备。舞美设计和创作中色彩能带给人强烈的情感。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舞美设计者充分使用了红色的灯光、色彩和场景布置。奥运会火炬红色擎天巨柱，伴随着红色的高跷、红灯笼、京剧服装等让开幕式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同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用“科技奥运”的理念为全世界观众带来了全新的震撼，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诠释得淋漓尽致。刘欢和莎拉•布莱曼演唱奥运主题歌时，灯光效果发挥到了极致，如诗如画的场景让观众如痴如醉。
三、舞美设计新思维的发展趋势
1、舞美设计的多元化和本土化发展
在多元化的21世纪，舞美设计也越来越呈现明显的多元化和本土化发展趋势，逐渐形成了舞美设计交叉、交融、交汇的新趋势。在许多大型晚会上，西方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和我国传统的“写意风格”将充分互补，互相补充。在不同文化激烈碰撞的今天，如何使我们的舞美设计做到多元化和本土化完美结合，是值得舞美设计人员深思的问题。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人文以及风土人情。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使我们终生打下了民族的烙印，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今后，我们的舞美设计需要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艺术源流出发，在充分保持传统民族特色的前提下，赋予当代舞美设计“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并借鉴各国舞美设计的新思路、新元素，从而在舞美设计中找到新的艺术灵感，激发新的艺术火花。
2、舞美设计的综合化和科技化发展
今后，我国舞美设计将会呈现风格多样、异彩纷呈的综合化大格局。目前文化艺术活动的多姿多彩，由于各种舞美设计手段的丰富，许多大型晚会立足于意境与氛围的营造。艺术表现手法的变化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舞美设计正在以视觉为主的艺术向综合艺术的转变。无论是舞美设计、道具使用，还是在声、光、电等手段的运用，都力争使晚会主题的表达呈现综合化的立体效果。由于文艺晚会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因些舞美设计风格的综合化发展决定了舞美设计的综合化，舞美设计者需要适应不同的晚会风格和效果要求，设计出合适的舞美作品。同时，综观世界舞美设计发展趋势，呈现出明显的科技化发展趋势。舞台布景中的电脑三维动画设计、激光布景、投影技术、影色喷涂技术等；灯光中的激光灯、频闪灯、声控灯等技术；道具中的新材料、化妆中的新材料以及效果中的声、光、化、电技术的运用等都使整个舞台美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象。能使观众在观看演出的时候留下深刻记忆，产生丰富联想。
3、舞美设计的人性化和时代化发展
在人性化的21世纪，我国舞美呈现人性化的“以人为本”发展趋势。随着和谐社会中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于文化与艺术的追求也日益强烈，大型广场演出和晚会等成为人们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方面，因此舞美设计需要时刻贴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习惯和文化需要。同时，一切艺术都要与时俱进，反映出时代的本质特征。舞台美术是演员的外包装，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如今大型舞美设计对灯光的设备和规模要求很高，已逐步从传统灯、电脑灯发展到了数码灯时代，令灯光有了影像功能，从而在灯光和影响的配合下，演员在舞台上能够依托这些灯光、布景、气氛烘托等各种手段表现出各种情感使演员的舞台表演也更能锦上添花。
四、结语
总而言之，21世纪我国舞美设计发展新趋势是全方位、系列化、深层次、高水准的长期发展过程，需要舞美设计人员认真钻研、勇于开拓、勇于创新。只有如此，才能打造出舞台美术的新天地。
【参考文献】
[1] 彭吉象著.艺术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2] 陈锦洲.导演与舞台美术[J].福建艺术，2005（2）.[3] 李小炎.论舞美创作中的虚实关系[J].艺海，2008（4）.[4] 娅娅.有一种舞美叫轻灵[J].思维与智慧，2007（6）.
第四篇：从政府工作报告看文化产业发展
从政府工作报告看文化产业发展
日前，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开幕，温家宝总理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文化产业被重点提及，其发展也备受关注。中投顾问文化行业研究员蔡灵指出，从政府工作报告看，文化产业依然是未来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且文化产业将在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及经济硬实力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从政府工作报告所涉及到的文化产业的具体内容看，文化产业将继续把公益性文化事业和文化体制改革作为发展重点。在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方面，国家将继续加大政府对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提高文化服务水平，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等；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国家将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文化市场，培育骨干文化企业，创造文化品牌，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等。政府工作报告不但在宏观上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指导，还在具体地提及了重点发展的文化行业子行业。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及体育产业等文化子产业被具体提及。从09年年末开始，文化产业相继出台了扶持新闻出版产业、电影产业及体育产业发展的政策，三方面的政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对这三个产业的发展已经有所侧重，而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及这三个产业，可以说是对这三个产业被作为重点产业进行发展的肯定。此外，09年新闻出版产业总产值超万亿，在GDP中的占比达到近3%，电影票房收入达到62亿，同比增长43%，从产业的规模和增速上看，重点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及体育等产业，契合实际。
蔡灵还指出，在文化产业发展的问题，政府工作报告做到了宏观与重点的结合，即要求文化产业的全面发展和整体实力的提升，也要求突出重点子产业的发展，有条件、有实力的产业应充分地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步伐，并使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整体上处于平衡状态。
中投顾问发布的《2010-2015年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显示，09年新闻出版产业总产值超万亿，GDP占比达到近3%，新闻出版产业对文化产业总产值在GDP中占比的进一步提高有显著贡献。
2010-03-09来源： 和讯网
第五篇：从经济形势看工行发展
从经济形势看工行发展
——支行“我的工行我的梦”演讲发言稿
中国梦，是2012年11月29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过程中，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之一，“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作为一名工行人，我的中国梦就是在为工行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努力的过程中展现自我价值。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梦想是航灯、是前进的动力，而要想实现梦想就必须探索实现梦想的方法和增长实现梦想的本领。兵家打仗讲究“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而商家闯市场同样需要洞悉国内外经济形势、外部营商环境、行业发展趋势以及自身优劣势。从宏观层面上看，而今世界经济仍将延续低速增长态势；全球金融形势有所好转，但出现动荡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动力略显不足，出口额因主要贸易市场购买力下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反倾销案频频而有所回落；内需提振因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收入水平低、贫富差距大、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完善而效果不佳；投资依然大部分集中在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等投入大、回报率低、期限长的项目之中，虽然今年中央旨在调整经济结构，有意控制GDP增长速度，而把稳增长、控通胀放在第一位，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要达到预期目标，相信也是压力重重。从微观层面上看，制造业营商环境持续恶化、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人力资源成本持续上升、转型升级压力重大，大量资金去实向虚，今年经理人采购指数为50.46，同期为51.23，增长速度在放缓。这说明银行的外部经营环境并不好，同时我们也得面对改革所带来的挑战。7月，国务院发布金融改革国十条暨《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其中第九条，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这无疑将加大行业竞争。央行出台“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控制总量”的信贷新政、银监会八号文件控制理财比例、贷款利率解禁等金融新政，均在撼动银行传统盈利模式。经营困境摆在这里，我行提出经营转型恰逢其时，那我们的转型突破口在哪里？我们怎么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怎么在改革浪潮中依然能够引领市场，不被淘汰?依我拙见，突破口就是以优质服务留住客户、以产品营销固化资金，实现银行与客户间的双赢。所以要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切实转变本位观念，一切从客户角度出发，规范服务标准，优化服务流程，加强大堂管理、压降可分流率、提高自助机具使用率；加强员工业务素质培训，提高业务素养、压降业务办理差错率，使进出我行客户能够得到安全、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二是，想方设法让客户认同我们的产品，认可我们的思想，让客户自愿放心地把资金交给我们去打理，做客户的财富管家，从而增加中间业务收入。这就要求我们在日常工作中要不厌其烦地向客户宣导我们的价值理念、营销我们的各种产品，做好不同风险偏好、不同等级客户的资金配置，最大化地将客户资金通过产品固化在我行。三是，要紧盯市场需求，创新银行产品，提供差异化服务。2013年6月17日，阿里巴巴在支付宝的基础上推出余额宝，用户在支付宝网站内就可以直接购买基金等理财产品，获得相对较高的收益，同时余额宝内的资金还能随时用于网上购物、支付宝转账等支付功能。累计转入资金规模66.01亿元，余额宝只用了18天就将合作伙伴天弘基金的增利宝货币基金推上了中国用户数最大的货币基金宝座。这让银行业震惊、倍感危机与挑战的同时更要有所启发，凭借我行强大的后台研发团队、一线营销人员和广大客户群，是完全有能力制造下一个“余额宝奇迹”的。
数以几十万计工行人的梦想汇聚在一起形成了工行梦，数以几十万计的工行人为了实现梦想而努力奋斗才能实现工行梦，我的梦和工行梦不分彼此、紧密相连，我必将努力工作、好好学习，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工行的转型跨越式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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