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近现代书面语改革看民族思想的解放与发展

第一篇：从中国近现代书面语改革看民族思想的解放与发展

从中国近现代书面语改革看民族思想的解放与发展

摘要：为了文化的普及与传承，希望书面语贴近口语并且方便学习是劳动人民一直一来的愿望，因其顺应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在各个时期都存在的。但在封建王朝时期，白话文的发展往往受到封建思想的压迫而举步维艰。书面语与口语长期严重脱节，成为仅仅为少数人服务的工具。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文的提倡是民族思想解放并诉诸文化需求的体现；从民国时期开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所进行的汉字简化工作亦是中华民族希望摆脱文盲较多状况的诉求的体现，是民族思想进一步向追求受教育权利发展的体现。

关键词：白话文 文字改革 扫盲 思想解放

一、从文言文到白话文

五四运动以前，在正式场合作为汉民族共同书面语的文言文是以先秦白话为基础的，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口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书面语却未能作为记录现实口语的工具，从而与口语严重脱节。虽然从六朝的笔记小说开始，白话文已初现端倪，并在唐代敦煌变文、宋元话本、诸宫调、曲子词及明清小说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八股取士等封建社会活动的限制，这种继承和模仿上古书面语而不能为在劳动人民中广泛传播文化服务的文言文一直占有着正统地位①。

《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等脍炙人口的白话小说的出现说明作者希望将思想传播到大众中去而不仅仅是局限于会读懂晦涩文言的读书人，这说明了对文学等精神享受的公平性的追求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的。近代以来民族思想的解放使得这种追求可以爆发为对过去的反抗，真正意义上实现文化与受教育权利的平民化、大众化。

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表明了提倡白话文、打倒文言文的主张，标志着继晚清白话文运动之后的一次彻底的白话文运动，也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核心内容的爆发。陈独秀紧随其后，发表《文学革命论》进行声援。钱玄同和刘半农也在当时积极响应。正因为这种追求书面语不分阶级而服务于整个民族的进步思想的普遍性与合理性，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五四白话文运动取得胜利②。

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运动总是与当时民族思潮的变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清末，白话文运动与“新学”或“西学”的知识涌入有着时间上的一致性；而白话文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更是与“欧化”或“西化”结合在一起③。因此，书面语向着服务于大众的方向变革是由民族思想的解放所必然决定的，是觉醒后的人民不再仅仅满足于物质需求而更多地看到精神文化层面的权益的合理性之后所做出的反抗。书面语的变革是民族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是这种解放的一种重要体现。

二、识字的普及

纵然已经有了与口语对应关系的根本转变，但是由于汉字本身的不表音性、数量众多、形态复杂等特性同样使得书面语的普及受到了阻碍。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为了方便书写，汉字就有了简体，之后从唐宋到魏晋，简体字都在不断出现④，但都不是作为正式使用的字体。

近代以来的汉字普及工作主要是从辅助识字手段和汉字的简化上进行的。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人士王照，在变法失败后创立官话合声字母，用拼音化的方法提供了一种简便识字的手段⑤。1909年教育家陆费逵首先提出了“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的主张。1922年钱玄同《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主张将本来只通行于平民社会的简体字正式应用于一切正规的 ①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现代汉语》，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页。②旷新年：《胡适与白话文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02期。③旷新年：《胡适与白话文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02期。④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现代汉语》，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64页。⑤夏俊霞：《王照与官话合声字母的创行》，《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05期。书面上。国民政府也做过推行简体字的尝试。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中也同行了不少简体字①。

这些尝试中体现的是大众的诉求，也是改革者大胆走在时代前列的勇气，这种勇气是新思想所给予的，是顺应历史发展的产物。例如王照创立合声字母的目的，不能不说包含着强烈的教育救国的进步思想②。上述时期的改革是处在新旧文化交界时的尝试，虽然零散，甚至只是一部分人的思想觉醒，并未涉及整个社会文字使用情况的根本改变，但其却与白话文的兴起一样同为追求文化教育平民化的进步思潮的推动所然，并也为后来系统进行的汉字简化及整理工作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进行了系统的文字改革工作。1955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共同发布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在全国各地展开讨论，征集意见。同年10月，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全体会议上说提到“汉字的简化……可以大大减少学习和使用汉字的困难，并且节省在使用文字时所需要的劳动力，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工作来说，这都是一件好事。”③从会议制定到颁布简化字表，从报刊媒体的使用到中小学的基础教学，简化字的流行，以及同时期的普通话的推广，正是顺应了建国初期民众高涨的共同投身到国家现代化事业建设的热情，顺应了民众对文化普及的追求。1964年,我国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13 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 %下降到了32 %④，这不得不说新中国文字改革的政策与实践是成功的，其大力推进了扫盲运动进程⑤。

可以看出，是民众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所产生的更高的思想追究促成了文字的改革，这样的改革正式这种民族思想发展的体现。

三、评价

历史事实表明，文字的改革并不是一时兴起的无根据运动，而是一直一来民众渴望获得文化与教育得到广泛传播的愿望的积累而产生的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事件。虽然在改革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观念的不成熟⑥甚至是学术问题政治化处理的错误做法⑦，但其整体方向是体现了民族思想解放的进程与发展方向。现在社会上仍然存在着一些对汉字是否应该简化的争议问题，暂且不谈部分汉字简化的合理性，至少在相应的历史时期，文字改革走的是一条顺应大部分民众需求的普及性的道路。在与封建思想斗争的时期，白话文的兴起是民族思想反对封建压迫、追求自由与平等文化的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化建设时期，简化字的推广体现的是民族思想追求文化普及的精神要求。中国近现代的书面语改革总是与相应时期民众的诉求相紧密适应，是民族思想的解放与发展所决定的。我们必然可以从书面语改革的道路中看到其所反映的民族思想的解放与发展过程。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现代汉语》，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2]旷新年：《胡适与白话文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02期

①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现代汉语》，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64页。②周敏之：《王照与清末汉语拼音运动》，《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1期。③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秘书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文件汇编》，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④苏培成：《汉字进入了简化字时代》，《光明日报》2009 年5 月28 日。⑤王爱云：《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文字改革（1949-1958）》，《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06期。

⑥例如毛泽东所提出并在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受到广泛支持的“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文字发展方向的正确性是值得商榷的。

⑦ “陈梦家1957 年旗帜鲜明地表示不赞成实行简化字,也反对实行汉字的拉丁化。‘反右派’运动开始后,陈梦家即以‘反对文字改革’的罪名被打成右派,并被定性为‘章罗联盟反对文字改革的急先锋’,受到迫害。‘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陈梦家受到连续的批判和斗争,于1966 年9 月3 日自杀,直至‘文革’结束之后冤案才得以平反。”——王爱云：《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文字改革（1949-1958）》，《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06期。[3]夏俊霞：《王照与官话合声字母的创行》，《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05期 [4]周敏之：《王照与清末汉语拼音运动》，《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01期 [5]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秘书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文件汇编》，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 [6]苏培成：《汉字进入了简化字时代》，《光明日报》2009 年5 月28 日 [7]王爱云：《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文字改革（1949-1958）》，《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06期

第二篇：中国近现代民族文化史思考题与参考书

第一章：

思考题简述清入关前后满族文化的变迁，并分析其原因。试从藏族文化的发展历程看近代藏族文化的走向。

3怎样看西北穆斯林民族的文化特色和伊斯兰文化的中国化？西南民族文化的多样化特征表现在哪些方面？

主要参考书

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

奇文瑛：满-通古斯语民族宗教研究----宗教与历史

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

方素梅：近代壮族社会研究

蔡凤林：中国农牧文化的结合与中华民族的形成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

王铭铭：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再构思

刘夏蓓：安多藏区族际关系与区域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

潘先林：《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游建西：《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张云：《青藏文化》（中国地域文化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邢莉、易华：《草原文化》（中国地域文化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苍铭：《云南民族迁徙文化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

马汝珩等：《清代边疆开发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郑师渠：《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李廷贵、张山：《苗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马汝珩、成崇德：《清代边疆开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苏发祥：《清代治藏政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

马汝珩著：《清代西部历史论衡》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

黄新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蒙古族通史》编写组《蒙古族通史》上中下，民族出版社2001年 邱树森《中国回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

郭大烈《云南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第三篇：从企业文化看中国的发展

从企业文化看中国的发展

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企业，而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但更重要的是离不开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一个知名企业如果没有强大的企业文化是不可能聚集社会上优秀人才与其共同奋斗的。

企业文化看得见吗？

凡企业都有文化，有文化必表露无遗。或先进，或落后；或活跃，或僵滞；或新意盎然，或陈词滥调。犹如一切事物都有其特有的规律，文化也不例外。要办好企业，必须研究文化，而认识文化的定则，正是为了提升企业的品位，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如果将企业比作人，那么所谓“表露无遗”，说的是一个人的内涵，他的角膜、骨髓、血液、内分泌、神经之类的状况，以及他的气质、追求、习惯、情操、意志、能力等，必定会在这个人的谈吐、处事、活动、反应中如实地体现出来，无法做作，无法掩饰。这种内在的物质和精神的外化，就表现为文化。企业也如此。一个企业的文化层次，照样可以从它的外部表现看得清清楚楚。企业文化如何由表及里？

一般说，人们对一个企业内在的文化涵养，是从三个方面加以观察确定的：首先是它的目标定位。那个企业究竟是在从事一番事业，还是只为了捞钱？是在不断提高服务素质中合理地持续赚钱，还是一锤子买卖？在整体上，企业家只有为了事业，才能脚踏实地、眼光远大、摒弃幻想、崇尚诚信，从而也才可能把企业真正办好。反之也是很明显的。

其次是它的跟进措施。定什么制度？用什么人？产权清晰吗？管理科学吗？提倡学习吗？信息畅通吗？变革及时吗？与时俱进吗？

再次是它的员工状况。看叶知树，树干和树根的生命力完全可以从树叶的状况看得一清二楚。员工的工作效率怎么样？精神振作吗？抢着做事吗？多快好省吗？乐于服务吗？居安思危吗？说到做到吗？在差错面前敢于承担责任、检讨自己吗？互相配合和谐吗？勇于创新吗？勤于学习吗？能不断自我超越吗？习惯于只按指示做事吗？热衷于拉关系、吃回扣吗？等等。

企业文化有哪三个定则？

“内决定外，由外可知内”，这就是企业文化的第一定则。

这里自然产生一个问题：难道不可以对企业适当打扮包装一下？当然可以。一定的打扮包装会促使内在因素的活化，但打扮包装是需要基础的。很自信的成功企业，它的广告只有标识和非常凝练的语言，决不会成天高喊什么“天下第一”。而有的企业，内部斗争激烈，谈不上有什么活力，但在其宣传画册上却是大量喻意团结拼搏之类的文字和图片。有的企业虚弱得连发工资都困难，却仍在鼓吹如何富有。有的企业专门雇人写文章，经常用很美的词句去掩盖其内部的难堪和糟糕。所有这些常见的事实，说明打扮包装有很大的市场。当然企业的难堪要做两种区别：究竟是由于外来的压力所造成的、但终究能克服的暂时困难，还是由于内在的脆弱所带来的难以解决的本质缺陷？究竟是为了暂时遮人耳目，还是为了自欺欺人？如果是后者，只能说那个企业是在下决心为世人制造笑料。办企业的人若不在内部条理上下功夫，而企图通过涂脂抹粉使自己变得神采奕奕，即使能换来一时的廉价喝彩，早晚也要露马脚的。只有书呆子才会相信那些贴在门上、写在墙上、印在纸上、说在嘴上的豪言壮语都是真的。“企业文化不是贴上去的，也是贴不上去的”，这是第二定则。

人皆尽知，企业文化往往表现为企业员工的素质。但员工的状况，整体上取决于第一把手。什么人喜欢什么人，完全不符合第一把手要求的员工在企业中一般是呆不下去的。实际上，所谓企业文化，指的就是这企业的第一把手按其目标所推崇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关的组织架构、规章制度、用人标准、办事路径、环境设计等要素。第一把手的志趣爱好、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和处世原则，对这个企业文化特色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企业中能对企业生活、企业行为、企业形象、企业目标起导向作用的，归根到底，是企业的第一把手。第一把手想得明白或不阻挠的事，往往能得以贯彻；反之，只要第一把手有所抵触，别人再努力也白搭。很多研究企业文化的人，总是从研究第一把手的为人开始，是很有道理的。这样，问题就可以主要归结为第一把手本身的修炼。

而所谓修炼，首先是指在企业运作过程中，特别是在与同行严峻的竞争中，对形势、对环境、对员工和对自我的正确认识与总结。第一把手的进步主要依靠自己的学习，在交换中学、在比较中学、反复地学，以求做到知理、知人、知时、知法、知运。要相信，只要耻于落后，不甘心失败，他们总会接受新事物并因此提高文化素质的。因为他们毕竟希望自己的企业向前进。当然，如果他们固步自封、不思进步、刚愎自用、玩世不恭，企业的衰落乃至消亡也就很难避免。企业界大量沉浮之事，最终都可归结为第一把手的文化定位。所以，“企业的文化总是深深打着第一把手的个性烙印”，是为企业文化的第三定则。

企业之间的角逐，当然表现为经济实力之争。但从长远看，是什么力量造成企业的兴衰并促使彼此经济实力发生转化？回答只有一个：文化。在中国做事，无疑要懂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之所在。问题是我们正走向世界范围的角逐，一个中国文化，够吗？有人甚至抱着糟粕当经典，什么“照顾哲学”、“面子政策”、“打点”开路、瞒骗之道„„很是可悲。应该说，今天我们之所以还需要津津乐道企业文化，实在是因为人类先进文化在我们的一些企业中，依然相当稀缺。我们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之中，很多企业都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了从不规范的环境中去捞取好处，以“钱化”去取代文化。据媒体报道：九成上市公司老板都不诚实。不少企业家的内心，甚至说不清楚什么叫规范。而在西方企业界，“企业文化”这个词几乎鲜为人知。他们那里当然也常有不规范行为，仍有一个文化定位问题，但普遍意义上的先进文化，在全社会也包括企业界已经渗透得很深很深了。由此，不妨说，今天我们研究“企业文化”正是为了明日淡化乃至消失“企业文化”的提法。因为，它是不言而喻的事。

由海尔文化看企业文化国际化。海尔集团作为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企业集团，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于通过对统一的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的认同使集团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尔文化。海尔自创业初期，就高扬企业文化的大旗，不断进行企业文化创新，最大限度地给每一位员工提供一个创新的空间，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的海尔精神，通过树立员工的敬业报国价值观，并将之体现到企业制度中，反映到员工的工作方式、社会交往方式、应付事变的方式等企业作风中。海尔的经营理念是企业现代化、市场全球化和经营规模化，反映了时代要求和企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的海尔精神。

海尔文化的成功为我国企业文化走向国际化树立了典范，加入WTO后的中国企业将如何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缔造自己的企业文化，使自己的企业文化和我们的国家一起加入 W TO呢？第一，企业的核心价值观绝不能动摇。第二，因地制宜地促进企业文化多元发展。第三，企业家的自我升级。第四，提升“以人为

本”的企业文化竞争力。第五，企业品牌竞争力的文化创新。

从富士康跳楼门事件看企业文化深层变革的必要。在当今知名企业中，员工死亡事件非富士康公司独有，只不过富士康集中了“13连跳”，并曝光于世。对于近年来知名企业经常出现类似问题，不可不唤醒人们对企业文化的思考，因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是在其文化思维引导下的行为，文化思维出现问题，便给企业发展带来诸多的困惑。

中国工业化经济崛起的速度是世间罕见的，文化的转型也是出乎人们意料的，然而经济与文化的共进并非可以用齿轮来组合，机械的动力代替不了人的动力，强调快速工业化，企业中的人便失去了平衡，企业发展的环境便会在繁荣的金字塔里，从内部坍塌，成为繁荣的悲剧。

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不是孤立的，必然与其企业文化出了问题有关。富士康的事件不仅是其自身的问题，也包含着社会性问题，许多企业也面对着与富士康同样的危机，因此企业家们务必要头脑清醒起来，认同文化上的危机存在，并且尽早地将文化危机排解，并创造出与时俱进的新文化，在企业文化变革中寻求灵魂的净化，寻求企业更加纯真的凝聚力。

对于员工来说，要学会在现实与梦想发生巨大差距时调整心理状态，摆正态度，以积极的心态迎接挑战，以踏踏实实的工作来实现心中所愿，不断努力，不断超越，碰到挫折和失败绝不以轻生的方式表达不满和失意。现代社会是竞争的社会，意志坚强、百折不饶的人才可能成为胜者，逃避的行为只能显示个人的胆怯和懦弱。

对于企业来说，文化管理和制度管理是同等重要的，良好的企业文化不是口号和美丽的辞藻，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员工是企业的财富，关爱员工就是关心企业本身，追逐利润固然重要，但没有忠诚于企业的员工作为支撑，企业的发展也将在竞争中化为泡影。企业文化的落地与否，关系到企业凝聚力和竞争力的强弱。

对于政府来说，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为指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市场主体的调控职能不是一句空话。企业的和谐建设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因而也是政府应当关注的重要方面，对企业是否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员工利益是否得到有效保障等的监督都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因此，对于一个走国际化道路的企业来讲，要想使自己的产品能够在国际上找到市场，就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包括技术、人才、品牌知名度和管理等各方面的困难，而要让异国他乡的顾客也认可你的品牌，首先你就必须让他们先认可你的企业和品牌文化，所以把以企业和品牌文化结合在一起的企业文化推向国际就变得尤为重要了。

我相信通过各方的努力中国的企业会逐步形成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并屹立于世界百强企业一中。我还坚信十三亿非常普通的中国人，改变命运的这种冲动和欲望，使这个国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他们将会义无反顾地为之奋斗！

第四篇：从习近平的演讲看中国改革

从习近平的演讲看中国改革

2013.10.28 15:04

来源： 学习时报

作者： 范伟 字号：【 大 中 小 】

10月7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了题为《深化改革开放 共创美好亚太》的重要演讲（以下简称《演讲》），对世界经济出路和中国改革未来走向作了深入探讨和明确回答。《演讲》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可以看作是一篇新的改革论。

关于世界经济发展问题，《演讲》提出增长的动力在改革。回顾历史，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选择改革开放新道路时，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或经济体，都在试图通过“改革”和变革来摆脱经济困境，谋求发展动力，形成了一场世界范围的“改革”潮流。这轮改革和调整为全球经济注入了新活力，带来了长时间繁荣，由此逐渐形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格局。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增多，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当前世界经济既有复苏迹象，也面临基础不稳、动力不足、速度不均的问题。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问题远未解决，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突出。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速放缓，外部风险和挑战增加。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举步维艰，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有新的表现。在新的挑战面前，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都在致力于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哪里来？《演讲》鲜明指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只能从改革中来，从调整中来，从创新中来”。这一重要论断，是以“中国语言”对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着眼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和健康成长而发出的“中国声音”。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问题，《演讲》以改革为主线作了系统的阐述。

改革没有完成时，经济发展有信心。针对一些质疑的声音，习近平专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问题。就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言，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完善，通过重大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深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新动力、注入新活力，由此推动社会全面繁荣进步，既是几十年中国发展道路的鲜明特征，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已经多次强调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以“最大的红利”，抓住“最大的机遇”，释放“最大的潜力”。因此，中国以改革促发展的未来空间巨大，增长效应也将十分明显，这是人们对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抱有坚定信心的根本原因。

改革要啃硬骨头，推进改革有勇气。关于改革的阶段性特征，习近平指出：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各方面体制机制完善。新时期以来，经过30多年的改革探索，在取得快速发展的显著成就的同时，“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瞻前顾后、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谈到这一问题时，习近平特别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内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在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上，不能有丝毫动摇和含糊，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

改革需要系统性，深化改革有智慧。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尤其需要顶层设计和总体协调，需要选择好主攻方向和优先顺序，创新改革推进方式，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有序有效地推进改革。对于改革的系统性，习近平指出：“中国正在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总的是要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改革，努力破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难题，消除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改革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

习近平还谈到当前改革的具体任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三中全会都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作出系统部署，新时期的快速发展也由此而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习近平主席的这篇演讲，坚持和发展了关于改革的理论，也使世人对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未来的改革发展更加充满期待。

第五篇：从五中全会公报看中国改革走向

从五中全会公报看中国改革走向

会议公报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外界普遍关注的改革集中体现在这段话里。由它可以看出今后五年，中国改革的总体走向和实施重点及策略。于中国改革的总体走向，可以用“一体、一核心、两翼、两配套”来概括。

所谓一体，是指中国改革的总目标是促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一核心，改革的核心仍然放在经济领域，即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夯实经济基础；两翼，即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两配套，是指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

公报里提出“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这句话内涵比较丰富，关键词有两个：“更大决心和勇气”和“全面推进”。“更大决心和勇气”显示了中国发展进入了攻坚阶段，改革进入深水区，面临极大难关，必须寻找继续发展的改革突破口和着力点；“全面推进”则表明中国的改革已不仅仅表现在经济领域，必须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地进行配套改革，才能确保经济发展的成果，确保经济继续科学发展，确保民众享受更多发展的实惠。

关于中国未来五年改革的实施重点和策略，与此前公众对某些方面改革的热烈期待相比，尚有差距。

将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改革的重心和核心，不出预料。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成为历届政府的共识，这一点在相当长时间里都无法撼动。关于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使用“加快”一词已经能够比较充分地体现对这两类改革的重视，事实上近些年来来，在社会文化领域，改革已经取得了大量成果，因此这样的表述具有常态意味，也不出乎公众的预料。

由此得出两个基本判断，经济体制改革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重点推进力度不仅不减，还要加强；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不仅不会放慢脚步，而且还要根据经济发展和民众需求，进一步加快节奏和步伐。

唯有政治体制改革，公报只一句话提及，且使用了“积极稳妥”这一具有很强的保守色彩的用语。这种表述与政治体制改革在当前中国改革乃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称的。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中国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大刀阔斧，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整体经济水平已经跃居全球第二，经济体系已经相对成熟，但落后、僵化的政治体制越来越起到限制和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作用，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中国经济等各方面改革遭遇瓶颈难关，也与此具有密切关联，亟需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国高层领导人在会前就政治体制改革多次表态，表明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也体现了政治体制改革是时代的呼唤和民众的期待，迫在眉睫，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然而，此次中央全会并未如公众预期的那样，在政治领域的改革方面提出具有实质性的新观点、新措施。“积极”表明的是态度，相当于说，这件事很重要，我知道了，我会重视它的。“稳妥”则表现了内心活动，意思是说，这件事虽然重要，但有可能导致“不稳定”、“不妥”，因此在推进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这两方面因素。可见，在此次全会上，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内部分歧依然很大，未取得重大突破，维持现状及渐进改革主张占据了上风。

对“不稳定”的担忧有三个层次：一是担忧改革触及核心利益调整，引发执政党内部分裂和动荡；二是担忧改革失控，对现存体制带来毁灭性影响，恰如当年苏联的遭遇一样；三是担忧改革是否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改革的成果难以承受，或使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遭遇“变质”威胁。这样就会造成“不妥”的结果：由此出现社会整体动荡，政权面临危机。对政治体制改革，观念和态度务须积极，但免于改革自身失控、防范党内分裂和社会动荡，确保执政党领导下的政权稳定，则是此次中央全会发出的更明确更重要的信息：它是底线，不容触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