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与未来的视角看我国海洋战略调整范文

第一篇：从全球与未来的视角看我国海洋战略调整范文

从全球与未来的视角看我国海洋战略调整

中国社会科学院 高 恒 2009年9月10日

21世纪被不少人视为“海洋世纪”。今年7月11日是郑和航海壮举600周年纪念活动。也许，海洋问题确确实实值得当前国人投入更大的精力和热情。本文从全球与未来的视角探讨我国海洋战略的调整问题。

一、牢固树立整体海洋观

进入20世纪末、21世纪初，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人普遍的共识。特别是一些大国正在把经济外交提升到对外战略的核心地位。鉴于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也就有不平衡的突出特点。据统计，世界上约有3/4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集中在距离海岸线200公里以内地区。随着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活动的不断扩展，经济全球化在深度和广度上也在不断加强。不言而喻，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海洋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牢固树立整体海洋观已是大势所趋。特别是对于我国来说，其重要性更是显而易见。

综观我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史，凡是正确处理陆海关系的时候，也就是社会发展比较顺利和比较繁荣的时候；凡是不能正确处理陆海关系的时候，也就是社会发展比较坎坷和比较缓慢的时候。从今后10

方国家和某些发达国家那样，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特别是在海洋事业发展问题上要着眼于长远和科技因素，更要着眼于海洋公土的科研与开发。要积极地去抢占世界海洋公土中的战略制高点，要把眼光放在2050年以后，要把眼光放在22世纪。

四、综合安全必须要有全球化属性

经济全球化历来就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所谓经济全球化的狭义理解，主要是指：产业、生产、运输、交换上的全球化特点。所谓经济全球化的广义理解，主要是指产业生存与运作的基础上与相关条件的全球化特点。如信息全球化、技术全球化。当然，如果从保证经济全球化正常进行的角度来讲，还有个综合安全全球化问题。例如，历次的石油危机就告诉世人，没有经济新秩序作保证，经济全球化就随时可能被中断。作为广义的海洋产业来讲，经济全球化程度越高，其脆弱性也就会越大。比如，战争、地震、污染、海盗、恐怖等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就是难以从根本上避免的。就我国而言，早已是缺油大国。如果我们不从多渠道考虑石油来源问题，我们就非常可能受制于经济全球化。因此，不从综合安全全球化角度考虑问题和预作防范，那就难免会遭到毁灭性的冲突。

五、不断提升海洋文化全球化的程度

经济全球化的水平和程度是会不断提升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海洋文化，其全球化的水平和程度也必然会随之提升。历史告诉我们，西方海洋文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对外扩张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历来就带有极强的掠夺性和残酷性。与此相反，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海洋文

七、经济全球化将不断催生新技术革命高潮的到来

海洋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全人类所共有的财产和赖以生存的3.61亿平方公里的家园。与此同时，海洋也是人类蛋白质资源的大宝库。为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我们必须进一步开发与保护海洋。而要做到这一点，全世界各国政府都必须不断地推动海洋高科技革命向前发展。

从当今和未来的角度讲，在海洋高科技中占有何种地位就直接标志着该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弱。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从1994年11月生效以来，发达国家几乎都把发展海洋高科技当成了海洋开发的重中之重。他们不仅抢占海洋资源，而且把争夺要点瞄准了高科技。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也必须奋起直追。我们仅仅有一个《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和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是远远不够的！

八、经济全球化中的战略制高点是人才工程建设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物质运动的过程。同样，也是人才运动的过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当然有着很多物质上的差距。但是，最大的差距还是人才上的差距，特别是人才素质上的差距。因此，经济全球化中的争夺焦点是战略主动权，而战略主动权的核心便是人才工程建设，人才争夺与使用将是关键中的关键。

从海洋人才争夺来看，发达国家一直占有明显的优势。而对中国而言，人才的争夺则处于明显的弱势。到目前为止，我们海洋专业技术人才仅仅一万多人。这与一个世界海洋大国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第二篇：从国外经验看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市场策略调整

探讨和研究，相关策略需要改革和调整。本文通过借鉴国外小额信贷市场发展的先进经验，分别从宏观和微观方面提出了关于我国小额信贷市场的调整策略。

一、国外发展小额信贷的经验值得研究

（一）盈利性保证了农村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

盈利性是农村小额信贷得以长期发展的重要保障。为了同时达到最基本的两个目标:服务穷人和实现自我可持续发展, 微型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均实行高利率政策。孟加拉银行的贷款利息也要高于商业银行利率。其中，各营业所的资金是从总部借的，住房贷款一般是以4%的年利率借的，而以10%的利率发放给会员；创收性的贷款一般以12%年利率借得，而以20%的利率发放给会员。贷款期限一般是1年，每周必须还2%，年底连利息一并还清，来年再借。由于提供更多的服务和有更高的风险，因此，贷款的利息要高于商业银行利率。而且，乡村银行目前的股份中92%是由借款人持有，政府只持有8%的股份。乡村银行从商业资源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可借贷资金，对低成本资金的依赖也逐渐降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乡村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二）完善的信贷体系是发展小额信贷的基础

总行下设省级办事处，并设乡村信贷业务部，负责整个小额信贷业务系统的监管、制定该系统的政策和业务管理制度、协调该系统与其他银行相关部门的关系，构成较为完善的信贷体系。印度尼西亚的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名称）即是此种类型，整个业务的开展是通过下设的320个分支行、3600个乡村信贷业务部和400多家村级服务站构成的小额信贷体系来完成的，业务直接覆盖广大乡村，完善的信贷体系为农村小额信贷的成功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做到了可持续发展。与此类似的还有泰国的农业合作银行（商业银行名称）在开展小额信贷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三）合理的担保方式保证了小额信贷较高的还款率

担保方式的科学性是保持较高信贷还款率的前提条件。比如采用小组信用联保方式，将相同收入水平的农户组成信贷小组，联保小组中设立集体负责的同组监督人，如果借款集体中的任何一个人无法还贷，该小组的其他成员今后的贷款就会受到约束，使贷款的农户之间产生了信用制约。在这种机制下，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信贷市场失灵”的问题，从而大大提高了小额贷款的还款率。不仅帮助了50%以上的借款人成功摆脱了贫困，也保证了银行超过98%的总体还款率。这是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成功经验。而印度小额信贷授信方式主要有自助连锁方式和连带责任方式。自助连锁方式是通过建立自助小组来实现的，自助小组一般由15～20人组成，组员无力偿还银行贷款时，依靠小组内部融资方式来解决。自助小组内部的融资资金来源，是依靠内部强制性小额储蓄形成的。小组的成员依据小组的规模大小来决定每个月储蓄额为多少。一般每人每月20～100卢比不等。因此，银行根据小组的储蓄情况对其进行信用评级而给予授信。连带责任方式是通过建立联合负债小组来实现的。联合负债小组一般由4～5人组成，每个人都对组员的银行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四）业务形式创新有效降低了小额信贷的风险

采取整贷零还措施，农户可根据生产状况按月、按季还款，减轻了农户一次性还款压力，确保了贷款及时返还。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此项措施简便易行。商业金融机构与邮政机构联合，利用后者广泛分布的经营网点作为“代理银行”来延伸农村的金融服务，将接受信贷申请、存取款、发票支付等业务外包，既节省了直接在农村地区开展小额业务的高成本，又扩展了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覆盖面，这又是赞比亚商业金融机构的创新。花旗银行在全球开展小额信贷业务时开展了类似“代理银行”的“间接进入”的业务，由商业银行与当地小额信贷机构合作，由后者负责向零散客户提供贷款，商业银行投资并承担所有信贷风险，并向小额信贷机构支付服务费用，这种委托方式发挥了双方的优势，降低了商业银行小额信贷的高成本。

（五）银保合作大力推进了小额信贷的发展

赞比亚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与保险机构联合创新出一些适合小农户的金融产品，如“Zyonse金融产品组合”，该产品由商业银行提供信贷融资，由保险公司提供保险，包括财产保险、生产信贷和抵押担保。农户要获得银行贷款只需存入一些款项作为保险金（也是存款），并以他们的生产地库存收据作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小额贷款得到了保险公司的担保，提高了银行对农户的贷款发放率，既支持了农业生产又分散了信贷风险，促进了小额信贷的发展。

二、我国小额信贷市场发展的调整策略

（一）宏观调整策略

1.调整小额信贷发展的思路

小额信贷的作用就是为了向贫困家庭提供非常小的贷款以帮助他们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或扩大他们现有的小生意。以贫困或中低收入群体为特定目标客户，并提供适合特定目标阶层客户的金融产品服务，它不仅区别于正常的信贷业务，也是和国家的扶贫项目有本质不同。从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来看，小额信贷的任务不是完全的扶贫，对于没有持续收入能力的客户，不能列为小额信贷的对象。收入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贫困农户最大的需求是温饱的生活。这部分农户，文化水平不高，不会有投资意愿，基本上没有经营小生意的需求，即便给予他们相应的信贷款项，也会因其没有可以获得可持续收入的基础和资源而无力偿还。所以，小额信贷不能承担所有改变农村低收入群体的责任，收入极低的农户应该通过国家的转移支付等其他手段来负担。小额信贷的设计原则来看，不能过于顾忌金融机构的信贷盲区，而必须保证盈利原则得以实现。要瞄准愿意从事小生意的农户进行农产业生产，才能形成良性循环，在提高其收入改变其生存状况的同时促进小额信贷市场持续发展。

2.调整小额信贷利率

农村小额信贷的关键问题主要在于政府的利率管制，支持农村小额信贷的主力金融机构——农信社被迫采取不能覆盖其成本的低利率开展业务。这样的利率设置，不仅没有使小额信贷真正的发挥其初期设计的目的，也阻碍了农村小额信贷市场的健康持久发展。纵观其他国家小额信贷的成功经验，合适的利率是小额信贷健康发展的关键。政府应考虑适当调整小额信贷利率，使农信社等金融机构的长期盈利得到保证。这样，一方面激发其开展业务的积极性,消除信贷操作中的寻租现象，使小额信贷业务得以顺利开展；另一方面结合其他辅助的金融服务，可以刺激贷款者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资金增值程度，降低信贷违约率。

3.培育信贷机构，引入竞争机制

从国际小额信贷市场发展的经验来看，非政府的小额信贷机构的出现是其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孔荣的小额信贷模型中也分析到，中国目前微型金融机构和非政府机构数量大大低于世界其他国家。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利率管制，农信社可以不断获得政府的支持采取低利率，挤压了非政府金融机构的市场空间，使其丧失了生存发展的土壤。同时，小额信贷没有完全市场化，这些机构没有政府的补贴和支持，单纯的靠自身发展，也很难有利润空间。另一方面，微型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一切以大银行为金融枢纽的欠发达金融市场中，想获得大众的信任，与众多国有银行和农信社的争夺客户也并非易事。所以小额信贷的健康持久发展需要培育众多的非政府组织和微型金融机构，学习亚洲其他国家，建立复合型的微型金融机构体系，比如乡村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民合作组织等等。同时，政府也要对这些组织和金融机构提供充分的支持，鼓励农民在这些机构办理金融业务，为其扩展市场空间，培育这些机构生存的优厚环境。与此同时，也需要加速小额信贷市场化进程，只有充分地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引入竞争机制，让各种信贷主体提高经营效率，才能规范小额信贷市场，使小额信贷成为推动农村经济腾飞的强大动力。

4.扩大小额信贷资金来源，保证供给

应该鼓励农民多在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办理存款业务，把存款数量作为小额信贷发放数额的一个标准，形成农村资金用在农村小额信贷的良性循环，保证小额信贷充足的资金供应，有效减少农户违约几率。在充分吸收存款的基础上，也应发展其他的资金来源渠道。一是在提高利率使小额信贷成为盈利项目的基础上，让非政府组织和微型金融机构以股份制的形式组织起来，使小额信贷成为社会资金投资的一个好项目，充分吸纳民间闲散资金入股。也可以将一部分实力雄厚的小额信贷机构捆绑上市，让其成为一个公众的可以投资的优良资产。二是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将优良的小额信贷资产在金融市场出售，吸引金融机构和投资公司购买。通过以上的策略不仅可以让社会公众充分重视小额信贷项目，发动社会各界支持农村金融发展，也可以拓宽小额信贷机构的资金渠道。同时，也能有效地将小额信贷风险分散出去，减少小额信贷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促进其健康发展。

5.出台小额信贷法律，确立小额信贷标准

没有独立的小额信贷法律，就没有小额信贷业务的标准，小额信贷业务的监督管理也就缺乏相应的尺度。没有法律的支持，小额信贷业务中好的做法也不能

得到有力的支持。小额信贷业务与普通的商业银行有着本质区别，比如两者的目标市场和目标客户不同，项目开展目的不同，经营成本和信息搜索成本都要高于普通的商业贷款，两者收益也相应有所区别。政府应区别对待小额信贷与普通商业贷款，出台独立的《小额信贷法》，把小额信贷当作一个长期项目来运作。用法律的方式将其开展的目的和形式、利率实施办法、贷款与还款的条款等等确定下来，确立小额信贷市场健康持久发展的，使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二）微观调整策略

1.合理设置机构及网点，为小额信贷发展提供硬件基础

开展小额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可借鉴印度尼西亚的人民银行的设置方式，分层设置内部机构，第一层，在各级分支行设置小额信贷业务部，统一银行所在区域的小额信贷业务，保持业务一致性和地区协调性，负责农业贷款项目调查和贷后管理，第二层以新建或合作方式增加基层网点，并将原有乡镇网点打造成专门开展小额信贷业务的经营主体和利润中心，建立相应的农业客户准入、风险防范、贷款管理、客户维护等相关管理办法和操作流程，提高涉农贷款经营层次和夯实软硬件基础。

2.创新抵押和担保方式，为小额信贷发展提供安全保证

小额信贷金融机构应在新的政策背景下创新抵押和担保方式，积极破解缺乏抵押和担保而形成的农民贷款难问题。在抵押方面，将农户的林权、土地使用权、农村养老保险证和农业企业无形资产、信用证、定购单等作为担保物，纳入小额信贷抵押范围；在担保方面，农业银行应开展联保贷款业务，让经济收入水平相似的农户组成联保小组，用“连坐”的方式加强农户间的相互监督与制约，有效降低小额信贷风险，也可采取“农业企业+农户”或“农业企业+联保小组”的担保模式，由收购、加工农产品的企业与农户或联保小组共同负担农户的还款责任，防止信贷违约；或者由农村地区公务员为农户提供担保，以其稳定收入作为小额信贷的一种安全保证。

3.创新业务形式，为小额信贷发展提供动力

农业银行可以采取灵活的还款方式，设计按季还款、分期还款产品，减小农户一次性还款压力，降低信贷违约风险；在信贷产品上，开发适合农村需要的信贷品种。适时推出“打工经济贷款、农业综合配套贷款、涉农担保贷款、农民消费贷款”等品种；此外，农业银行可依据孟加拉格莱珉银行、花旗银行低成本开展小额信贷业务方法，与基层农村合作组织合作，由其代理接受信贷申请、信贷资格初审、农户信用调查等业务，或者发挥其资金优势适度开展批发业务，甄别小额信贷机构，明确界定合作双方的利益和责任关系，按照商业原则向信用社和小额信贷公司提供资金批发业务，形成市场细分中的合作格局，借助小额信贷公司掌握的农户信息，有效解决小额信贷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降低小额信贷的成本。

4.加强与保险公司的合作，为小额信贷发展提供外部保险

农业银行可以借鉴赞比亚商业性金融机构与保险公司合作的方法，积极与保险机构合作设计出多元化的农业保险、农业信贷保险，为小额信贷业务的发展提供充分的外部保险。如农户在申请贷款时，向保险公司提出贷款保险申请，保险公司经调查分析决定受理并经银行同意后，农户、保险公司、农业银行三方分别签订三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合同，构成贷款保险合同体系，农户、银行分别向保险公司交纳保险费，银行向农户发放贷款；若贷款到期农户不能偿还本息，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从而有效解决金融机构放贷的后顾之忧，提充分的外部保险。

第三篇：从证券交易所的视角看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完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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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证券交易所的视角看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完善

(上)邱永红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律部经理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也称公司管治)，是一整套赖以管理和控制公司的机制。近年来，公司治理结构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上市公司治理的共同原则是摆在各国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为此，国际组织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纷纷开始进行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1]

本文试从证券交易所的视角出发，结合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实践和案例，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并提出若干完善对策与建议。

一、我国证券交易所在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方面的努力与创新

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逐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充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方面均进行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探索。下面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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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所)为例，来阐述证券交易所在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方面的努力与创新。

(一)制定了一系列的业务规则与指引，夯实上市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

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应“制度先行”。近年来，深交所相继出台了《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信息披露指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对上市公司治理各方面进行详细规范，夯实了上市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

(二)积极开展 “清欠解保”工作，遏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掏空”上市公司行为

“股权分置”和“控股股东占款”是多年来困扰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两大沉疴，是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两大“拦路虎”。自2005年以来，管理层将股改和清欠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并下决心解决股改和割掉控股股东占款这个“毒瘤”。

首先，在中国证监会的统一部署下，深交所专门成立了清欠工作小组，联合各地证监局，多次走访重点辖区，对存在占用问题严重的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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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进行现场督导，并紧密依托当地政府及国资管理部门的积极支持，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创新手段，鼓励上市公司采用股改与清欠相结合等多种形式清欠，使得艰巨的清欠工作得以高效和有序地进行。

其次，为促使股权分置改革积极、稳妥和有序推进，彻底解决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违规担保问题，根据《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关于集中解决上市公司资金被占用和违规担保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结合窗口指导和信息披露审核发现的问题，深交所于2006年2月出台了《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12号—清欠解保》，要求存在资金被占用或违规担保问题的上市公司在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前，应当根据不同情况，会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及其摘要中进行披露。

再次，深交所在其网站“诚信档案”栏目中专门开设了上市公司“资金占用”专栏，定期公布上市公司资金占用及清欠进展等有关情况，包括公司名单、占用资金总额、占用情况说明和清欠安排，是清欠攻坚战的又一有力措施。[2]

最后，作为推动上市公司清欠工作的重要举措，深交所还联合上交所自今年6月1日起，定期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关于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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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通告》，公开披露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及清欠承诺情况，两所联合清欠通告的定期发布对上市公司加大清欠力度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不少上市公司在两所发布通告前解决了资金占用问题。[3]

经过深交所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上市公司清欠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2006年12月31日，两市共有380家上市公司完成了清欠工作，22家上市公司部分完成清欠工作，合计清欠金额335.68亿元，占所需清偿资金总额的70%;同时，两市共有8家上市公司以股抵债或以资抵债方案已获股东大会通过，进入清欠程序，金额合计23.71亿元。

(三)全力推进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切实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

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切实贯彻落实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深交所于2007年4月16日发出《关于做好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工作的通知》，详细部署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要求各上市公司在10月底前完成自查、公众评议、整改提高三个阶段的工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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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要求各上市公司切实落实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交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在6月30日前建立健全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接待和推广制度，并报深交所和当地证监局备案。

为做好上市公司治理的评议活动，敦促上市公司及时披露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相关公告，深交所还在官方网站(。

[10]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理机制，内部人控制权肆意膨胀，产生了一系列弊端，如：过分的在职消费、信息披露不规范、短期行为、过度投资、转移国家资产、不分红、忽视中小股东权益、恶意经营和职务犯罪等。

[11]独立董事的独立性问题，在其发源地美国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以破产的安然公司为例，在安然事件爆发前，安然公司17名董事会成员中，有15名为独立董事，其中不乏社会名流，包括美国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秘书长、美国商品期货交易管理委员会前主席、德州大学校长、通用电气公司前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英国前能源部长等等。安然公司的独立董事们从安然公司直接领取各式各样的收益，仅在2000年，安然公司召开了九次董事会，独立董事每人接受了公司7.9万美元的薪金。安然共签署了七份涉及14名独立董事的咨询服务合同，还有许多项与不同独立董事所在企业进行产品销售的合同，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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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向一些董事任职的非盈利机构捐款。安然董事会被人称为“有浓厚人际关系的俱乐部。”安然公司独立董事同公司内部人一起通过各种方式从公司猎取收益，直至公司破产。

[12]与大多数上市公司的监事会一样，伊利监事会在历史上也基本上没有行使过什么监督权。所以对其“出位”表现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监事会被公司实际控制人当成了排除异己(不听话的独立董事)的工具。这不能不说是监事会制度的悲哀。

[13] 通知要求，上市公司在报送股权激励材料时，应同时报送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整改计划、当地证监局及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治理情况的综合评价以及整改建议、整改报告。而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三个阶段要持续一定的时间，这在客观上也延缓了上市公司推行股权激励的速度。

[14] 林旭《股权激励因何进展缓慢》，载《证券时报》，2007年05月31日。

[15] 22家中，民营企业达到13家，占比近60%，其他9家涉及国资公司，其中典型国资3家，分别为华侨城(000069.SZ)、泸州老窖(000568.SZ)和上海家化(600315.SH)，6家属于非典型国资企业，其运营机制也具有民营企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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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例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授予高级管理人员的股权数量按下列办法确定：

(一)在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高级管理人员个人股权激励预期收益水平，应控制在其薪酬总水平(含预期的期权或股权收益)的30%以内。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总水平应参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部门的原则规定，依据上市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办法确定。

(二)参照国际通行的期权定价模型或股票公平市场价，科学合理测算股票期权的预期价值或限制性股票的预期收益。

按照上述办法预测的股权激励收益和股权授予价格(行权价格)，确定高级管理人员股权授予数量”。

[17] 2006年8月10日，深交所发布了《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适用于主板上市公司)，在中国证券市场首次明确提出“公平信息披露”概念，是信息披露监管工作中的一次重大突破和深化。8月16日，深交所出台《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除延续主板指引的概念、原则、构架体系外，针对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自身特点，增加了保荐机构责任等规范要求。《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指引》出台的目的在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它取消了特定对象的“特权”，维护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将所有投资者置于平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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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共同承担投资风险、共同获得投资收益，使证券市场的“三公”原则更加充分地得以体现。

第四篇：从法理学视角看我国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原因

从法理学视角看我国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原因

[摘要]刑讯逼供危害很大，又屡禁不止。有关防治刑讯逼供的探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不乏从不同的角度探寻刑讯逼供的产生原因以期寻求防治方法。下面我从法理学角度探讨刑讯逼供的成因，以期对此问题感兴趣的朋友有一定帮助。

[关键词]法理学；刑讯逼供；原因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折磨被讯问人的肉体或精神，以获取其供述的一种极恶劣的审讯方法。在刑事案件中，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临不可预期的肉体的痛苦与违反自己意志的供述之间进行选择时，更易倾向于选择后者。刑讯逼供具有很大的危害性，会造成受审人的肉体伤害和精神损害，直接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而按照刑讯逼供所得的口供定案，又往往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因此，又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威信。因此，中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61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等法律条文均有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现实情况是，预防刑讯逼供的效果不甚理想，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因刑讯逼供而造成的冤假错案时有耳闻，如杜陪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这些案件的出现对当事人和司法系统造成极大的伤害和负面影响，这是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如何消退中国司法领域里的这个顽症？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不少探讨。笔者试图从法理学角度探讨刑讯逼供的成因，为构建公正合理的法律制度和稳定和谐的社会而努力。

一、长期以来专制思想的影响，官重民轻、权力本位的思想仍深置与人们的脑海中，左右着人们的道德标准。

在中国传统的人治社会中，中国法律的主要任务是社会控制，法律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打击犯罪，维护政权稳定。统治者对司法程序和人权漠然视之，法律从来没有被用做保护个人权利的工具，只是统治者用以控制社会的一种工具。从周一直到明清，形成了“定罪量刑，处罚轻重”全凭口供和“无供不录案”为基调和原则的封建司法传统，从而使刑讯逼供成为古代合法审问、定罪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案狱诉讼中，作为王权代表的审案者的审问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就是诉讼当事人是否“服”，而为了这个目的，刑讯逼供必不可少。不仅对被告施行刑讯逼供，而且对证人也不例外。在封建社会，从立法上就确定了司法工作人员拥有可以对犯人行使刑讯逼供的特权，由于该特权的行驶被赋予惩恶扬善的正义色彩，从而使这种特权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逐渐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并加以肯定而保留下来，并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使之成为一种习惯或具有倾向性的社会行为方式，致使从底层社会到政府官吏已普遍从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上接受了刑讯逼供具有正当性的思想，认为刑讯逼供对于贯彻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政权有积极作用。于是，刑讯逼供具有正当性的思想在刑事司法领域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时至今日，在很多政府官员眼中，法律仍旧是自己手中随心所用的工具，仍被看作是社会管理的多种手段中的一种，为肯定的政治目的服务，而不是把法律当成最权威及最庄严的准则加以遵循。

二、体制不完善的影响，无罪推定、非法证据排除、监督体制等不完善仍然存在。

中国刑事诉讼中没有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虽然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任何人不能被确定有罪”，但这只能说是中国刑事诉讼法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吸收。况且，中国立法机关的一贯立场是“既反对有罪推定，也不赞成无罪推定”。依他们的观点说，中国对刑事案件的处理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以法律为准绳，罪当其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无罪推定仍不能被大多数的司法工作人员所接受。

无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最高院在对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中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这仅说明中国对非法采集的言词证据不予采纳，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也是肯定通过非法取证行为所获取的物证、书证的证明效力的，即所谓的毒树之果理论。当然笔者亦不赞成完全否定此间接证据的效力，但应视具体的情节而定，这点将在下面的对策中具体谈到。

现有的侦查监督体制本身不严密，导致侦查权的滥用，使的犯罪嫌疑人缺乏必要的与国家公权力相对抗的合理的制衡力。中国法律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在此侦查监督中，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83条指出，“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其他侦查活动，发现违法行为，应当即时通知纠正”。由此可以看出人民检察院只有对公安机关侦破的重大案件才派员到场监督的义务，而对于大多数案件的监督只有靠诉讼参与人的指控或人民检察院在审理公安机关呈递的案件材料时发现。然而刑讯逼供正是在这“大多数案件”中出现的，而靠诉讼参与人的指控或人民检察院在审理公安机关呈递的案件材料时发现又是很不现实的。因为这些都属事后监督，对其就存在一个证明问题。中国现行司法实践中依然是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这就存在一个举证难的问题。以上是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案件的讨论，那么对于检察机关负责立案侦查的案件又应由谁来监督呢？中国法律尚未有明确规定。

刑讯逼供的查证难，惩罚力度轻，有时甚至存在部门保护主义。中国现行法律规定

对刑讯逼供案仍然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即举证责任由主张的“被刑讯人”承担。被刑讯者在向司法机关控告他们曾遭受到刑讯逼供时，就会被要求提供自己曾遭受刑讯逼供的证据。然而刑讯逼供一般是在被刑讯者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的，除非刑讯行为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显著伤痕、残疾甚至死亡，其他一般情况由于他们对在其身上留下的伤痕等各种证据无法及时固定，以致当他们恢复人身自由后向检察机关控告时，举证已成为一个艰难的过程。其次，对于刑讯逼供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发生的指名问供、诱供、骗供及采取显著轻微逼供方法的，不能认定为构成刑讯逼供罪，再加上有些部门保护主义，这就为刑讯逼供的合法化打开了制度之门。

有罪推定的基本含义是指任何被指控犯罪的人，都被假定为有罪，可以不经其他司法程序而将其直接宣告有罪或作为罪犯对待；或者虽经司法程序才能够将刑事被告宣告有罪，但这种司法程序是以假定被告人有罪而设有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一旦被控有罪，司法官员首先先入为主的假定其是有罪之人，然后才张开相应的司法活动。我国长期以来贯彻的都是有罪推定的理念。虽然我国在1997年《刑事诉讼法》第12条确定了“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原则，并且对诉讼活动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的称谓在法律规定里加以区别和确认，而不是一律运用“罪犯”的提法。在侦查和检查起诉阶段改称为“犯罪嫌疑人”、在审问阶段改称为“被告人”、在有罪判决生效后才称为“罪犯”。但实务中仍旧以对待“罪犯”的方法对待犯罪嫌疑人的现象却没有杜绝。由于在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经过刑事侦查、检查起诉和人民法院的审理后都被认定为有罪，无罪的裁判占的比重不大。这样在有罪推定思想的指引下，刑事侦查人员往往凭自己的认识和判断要求犯罪嫌疑人做出符合自己判断的供述。对犯罪嫌疑人像对待罪犯那样处以“刑罚”超期羁押、刑讯逼供也就被长期在肯定的空间保存下来。

刑事侦查人员职业法律意识的欠缺是有罪推定得以存在的原因之一。与非职业的法律意识相比，专业化是职业法律意识的重要特征，它更强调意识主体对法律和现实的忠诚，严格从法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力求克制自己的感情好恶和排除社会干扰，不是用低级的法律意识即法律心理来支配自己的行为，而是用高级的法律意识即法律思想体系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说，刑事侦查人员在职能活动中不仅要树立准确的权力观，在尊重并保障人权的同时，也要时常明白地认识到自身行为的目的，跳出活动中主体的束缚,在对自身及客体准确认知的基础上，客观地面对所遇到的困难或僵局，避免先入为主、思维定势的消极影响。而在刑讯逼供活动中，行为主体已认定行为相对人就是真正的罪犯，其活动也都是在此前提下进行的证据搜集，当没有充足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前提时，就采取了直接而粗暴的手段以求省时省力地获得最具价值的口供，打开侦查“黑箱”。因此，可以说刑事侦查人员的职业法律意识欠缺是刑讯逼供行为产生的重要条件，而加强刑侦人员的职业法律意识也是避免刑讯逼供产生的一道重要防线。

当前的刑讯逼供主要发生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一般是刑事案件中的行驶侦查权的侦查人员对于刑事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究其原因，一方面受传统的法律文化的影响，因为古代审案者集侦查和审问于一身，所以他们仍旧认为自己就是审案者,是司法的官员，应当要求犯罪嫌疑人认罪；另一方面,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国家刑事政策以及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刑事诉讼法条文内容都使得公、检、法、司工作人员形成牢固的观念，必须要求犯罪嫌疑人“坦白交待”、“认罪服法”；另外,从刑事侦查的技术角度来看，刑侦工作中的取证困难，也使得刑事侦查人员习惯性地滋生出必须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口供是证据之王”的认识和观念。

导致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是从法理学视角来对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思想意识进行追根溯源。笔者认为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即有执法人员受中国古代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也有现实制度层面的影响。只有使执法者从根本上转变“权力本位”、“唯上听从”、“官僚本位”、“ 法律工具论意识”和“先入为主”等思想观念，以及建立良好的制度，使执法部门分工、配合及制约，从思想意识上、充分认识到刑讯逼供行为的错误影响和社会危害，从制度上坚决防治这种行为的发生，才是我们从法理角度分析刑讯逼供的动力和目的。

参考文献：

[1] 周士敏.论中国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J]，法律与监督，1996(3).[2]刘广

三、孙世岗.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及其证据力辨析[J]，砚台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4).[3] 谭劲松.我国口供补强规则研究[J]，法律适用，2003(5).[4]闵春雷.增设拒绝作证罪的立法思考[J],延边大学学报,2003(6).[5] 陈柏新、陈柏安.非法获取的刑事鉴定结论应当排除[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3).[6] 谭铃.对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的想象[J]，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J]，2009（3）.

第五篇：从德与法视角看初中生群殴老师

从德与法视角看初中生群殴老师(2016-04-29 10:15:06)分类： 教育随笔

从德与法视角看初中生群殴老师

原创：程骞

老师让交试卷，学生拒绝，反而对老师进行辱骂，二人发生争吵，几名男生见状，纷纷对老师拳打脚踢。该老师一共遭到了4轮学生的殴打。这一幕发生在安徽亳州市蒙城一初中课堂上。（人民网）

人民网从蒙城县相关部门了解到，经当地教育、公安部门联合调查，视频反映内容属实。目前，涉事师生已达成谅解。姑且不论这样的谅解到底是双方出于自愿和真心，还是因为在有关部门极力控制舆情压力下的被迫互谅，但有一点已无法改变：事件的负面效应已广泛扩散，不良影响已无法避免和挽回，尤其令人痛心的是，承载师生情谊的小船就这样说翻就翻了，而且翻的是如此悲催和不体面。

面对此事，肯定不少人从家庭、学校、师生等诸教育方面去剖析和批评，说不定还会掀起新一轮大肆渲染教育弊端及声讨应试教育的浪潮。但笔者认为，此事不该简单指责学校教育，靠骂教育、骂教师也不能解决此类争端，其实这是一个典型的道德与法制事件。

无论哪种教育，即使是常被诟病的应试教育，也是教人向上向善的，而不是教人去作恶或违法背德。动辄以暴力解决问题，这是任何学校所不希望看到的，也无法说明就是学校教育失败的结果。

跳出教育圈子看，根本上是因这几个孩子道德缺失和法制观念淡薄才导致了这个事件的发生。

教师固然有收发试卷及控制局面的不当行为，但怎样的不当，官方并无细节回应。事件起初仅是师生二人争执，但忽然加入其他几个学生才是局面失控的主要原因。而且，这五六个学生的表现令人相当震惊：对老师拳打脚踢，群起攻之，反复四轮，出手快、下手狠，果断麻利，毫无犹豫与惧怕神态，这些均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看完视频后，恍如进入影视中的黑社会恶斗镜头，根本不像初中生作为。这样的镜头提醒我们，这算不上是一则教育失败的范例，而是一起典型的暴力事件，是一群未成年人群殴一个成年人的案例。而鉴于涉事学生均未成年，一般是对涉事学生进行批评教育，并责令其监护人加强教育管理。在我们对这类孩子的暴戾表现和未来担心时，网上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对群殴老师叫好，这些“叫好声”更令人心寒且恐惧不安，这是另一种暴戾之气的弥漫和泛滥。一个长辈或许也会犯错，但一群孩子群起攻之，这哪里还有尊重长辈的道德意识。何况，面对的长辈还是自己的老师，尊师重教、师道尊严、文明有礼的好传统在这里是荡然无存。试想，如果面对的不是老师而是陌生人，下手会不会更重，参与的人会不会更多？真让人不敢再细想下去。既然这是一起治安事件和失德案例，药方也得是复合的：一是要提高青少年的道德修养，加强三观教育；二是增强学生的法制观念，引导学生用法律思维解决问题；三是学校和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应立足实际，对师生加强教育，密切家校联系，着力构筑良好的师生关系，打造本地好的教育生态。（程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