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凯恩斯理论的视角看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与效应

第一篇：基于凯恩斯理论的视角看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与效应

基于凯恩斯理论的视角看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与效应

荐 1527 梁树广 原创 | 2010/6/24 21:26 | 投票

关键字：基于凯恩斯理论的视角看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与效应

基于凯恩斯理论的视角看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与效应

梁树广

摘要：随着国际金融危机不断加深，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逐步显现。为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2008年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产业振兴政策等。从2009年的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形势看，这些政策是合理的，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本文在对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概览的基础上，运用凯恩斯理论对我国当前采取政策及其效应进行分析，认为应对金融危机，财政政策更为有效，货币政策可以配合财政政策进行，并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凯恩斯理论；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效应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各种复杂的局面，国内发生了冰冻、干旱、地震等自然灾害，再加上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受到一定的影响。为了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我国政府加大了宏观调控，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产业振兴政策等。从国家统计局2010年1月份公布的数据看，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四个季度增长分别为6.2%、7.9%、9.1%、10.7%。从数据看，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未出现大的衰退，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不断增多，表明前期出台的应对金融危机的货币、财政政策对经济回暖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我国这些政策方案充分体现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凯恩斯理论为我国加强宏观调控，应对金融危机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就是根据凯恩斯理论分析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及其效应。

二、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政策概览

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08年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但是2008年下半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主旨是扩内需、保增长。

（一）积极财政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的采取一般是在遇到社会总需求减少或者整个国家遇到了某种灾难性事件时，如1930 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以财政赤字、扩大政府投资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1998年我国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等。

为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我国利用多种财政政策工具，如预算、税收、贴息、减费、增支、投资、国债、转移支付等若干财政政策工具组合起来一起使用，其目标是重民生、保增长、促消费。主要内容如下：

（1）扩大政府投资和优化投资结构。2008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投资总额将达4 万亿，重点投入领域为: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建设、节能减排重点工程、企业技术改造和兼并重组领域、灾区恢复重建；（2）推进税制改革，实行结构性减税。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完善出口退税和关税政策，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征收方式为单边征税，降低住房交易税，免征利息所得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3）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财政补助规模；（4）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促进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其中重点是“三农”、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安居工程；（5）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6）减轻中小企业负担。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了用于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资金，总额达到18亿元；安排资金19亿元，专项用于支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安排资金12亿元，支持中小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同时加大各种收费的清理力度，进一步减轻中小企业负担；（7）增加国债发行量。2009年国债发行1.64万亿元，2010年计划国债发行量1.8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发行2000亿元。

（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7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将已实施十年之久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调整为“从紧的货币政策”。2008年9月，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中国货币政策转为适度宽松。

货币政策的工具主要有公开市场操作、票据贴现、存款准备金、利率等，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的货币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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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率政策，截止2008年年底，央行5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累计下调1.89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累计下调2.16个百分点，同时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2）存款准备金率政策，自从2008年9月份以来，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从17.5%下调到15.5%；（3）货币供应量政策，2009年年初，国务院提出全年M2增长17%左右，新增贷款5万亿元以上；（4）信贷政策，2008年8月初，央行调增了全国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担保难问题，8月中旬，央行又将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小额贷款的最高额度从100万元提高到200万元，9月中旬，央行决定从9月16日起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进率，以解决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短缺问题。

三、基于凯恩斯理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政策分析

凯恩斯理论主要是应对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的产物，不过此次金融危机也造成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减缓，其各国环境与当时的美国类似。可以说凯恩斯理论对于应对金融危机有一定的合理性。

凯恩斯理论主要观点是通过家颁布法律,建立经济管理机构,通过财政、金融和其他手段全面干预经济，并且认为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有效。在经济政策主张上,凯恩斯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可以用来刺激消费和投资,但重点还是要放在财政政策上。

凯恩斯认为之所以采取政府干预的政策，是因为有时市场不是万能的，不能带经济走出低谷。因为市场中的某些价格（如工资）具有刚性，不能根据外部经济的变化迅速变动，不能平滑地调节经济，从而使市场力量受阻。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调节，政府所实施的这些稳定性政策能够很好地弥补市场力量的不足，很显然，凯恩斯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提供了一个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与思考的全新理论体系。

我国此次应对金融危机上也主要是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主要是配合财政政策，很多时候都是在财政政策出台后，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适当出台货币政策进行平稳经济形势。我国政府通过扩大其财政支出，用公共投资来弥补私人投资之不足，增加社会公共设施的投入和生产来创造需求以弥补社会总需求的不足，通过扩大投资的途径来增加社会就业。这些政策充分体现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凯恩斯理论主要有三个理论：有效需求理论与就业理论、流动性偏好理论、经济周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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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所采取的财政政策主要是根据有效需求和就业理论。所谓有效需求，是指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当总需求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时，社会对商品的需求超过商品的供给，企业就会增雇工人，扩大生产；反之，企业会因无法实现其最低利润而裁剪雇员，收缩生产。因此，就业量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点。这个与总供给相均衡的总需求就是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决定实际就业量,有效需求的大小决定就业水平的高低。

我国当前采取财政政策主要是根据外部需求发生了变化，如美国、欧盟等国家由于受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外贸需求迅速减少，同时国内需求也减少，再加上当前农民工、大学生失业较多的背景下，为了达到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以及解决当前的就业问题，只有创造有效需求，扩大内需。因此，我国政府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一方面是加大政府投资，另一方面刺激居民消费，而且主要是通过政府投资扩大内需。

凯恩斯的第二个理论是流动性偏好理论，凯恩斯认为居民的货币的需求,起因于三个动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其中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货币需求和收入正相关,投机动机货币需求和利率负相关。具体可表示为: Md =L1(Y)+L2(r)其中,Md 表示货币需求, Y表示收入, r表示利率,L1(Y)表示预防动机和交易动机货币需求,L2(r)表示投机货币需求。凯恩斯认为,出于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的流动偏好所需要的货币数量,大致取决于经济体系的一般经济活动和货币收入水平,对利率变动的反应不灵敏。与此不同，出于投机动机的流动偏好所需要的货币数量，对利率的变动非常敏感，会随着利率的变化而变化。

目前我国的居民消费需求不高，居民储蓄存款额连年增加，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居民交易动机需求较小，谨慎动机需求较大和投机动机需求较小，造成货币政策的总体效果不佳。我国采取各种手段提高居民收入,即Y，以增加居民的交易需求，逐渐完善我国金融市场，不断推出各种金融市场工具，增加居民的投机需求，同时不断完善城镇居民和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减少居民的谨慎需求，从而刺激居民消费。

凯恩斯的第三个理论就是经济周期理论，他认为，经济发展必然会出现一种向上向下的周期性运动，并具有明显的规则，这就是经济周期。一般经济周期经历四个阶段，即繁荣、恐慌、萧条、复苏四个阶段，其中繁荣和恐慌是经济周期的两个重要阶段。

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所引出的实际结论是，在萧条阶段，降低利率有利于经济复苏，而仅靠纯货币的补救方法并不能解决问题,重要的还是财政手段。实际上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也造成了一种经济周期活动。我国经济发展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必然经历了繁荣、恐慌、萧条、复苏四个阶段。有的经济学家预测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发展是V型或者W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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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就是说我国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周期。根据凯恩斯理论，要想恢复经济发展，可以重点采用财政手段，货币政策并不能解决问题。

四、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政策的效应分析

对政策效应的科学评价一般从两个层次进行分析：政策的最终目标即看国民经济各主要变量变化是否符合决策者的初衷；政策的中介目标即看其变化是否符合政策要求的方向，或者是否体现了政策意图，同时还要看各个中介目标之间是否相互配合。对当前的财政、货币政策效应而言就是看国民经济变化是否朝着经济回暖的方向发展，社会需求是否被真正启动。

（一）2009年国民经济主要变量变化分析

（1）经济增长持续回升，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从当季同比增速看，经济增速在逐季加快；（2）工业生产增长强劲，企业利润不断增加。2009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1%，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实现利润25890.8亿元，同比增长7.8%。（3）国内需求稳定增长，国外需求有所改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4846亿元，比上年增长30.1%；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343亿元，比上年增长15.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9%；2009年全年累计进出口总额22073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3.9%，出口同比下降16%，进口同比下降11.2%，贸易顺差为1960.6亿美元，比上年减少1020.7亿美元；（4）物价全面企稳回升，房价快速上涨。CPI同比在连续下降9个月后，11月份首次转为上涨变化，12月份上涨1.9%，居民消费价格（CPI）比上年下降0.7%；2009年3月份以来，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已经连续10个月正增长；（5）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就业趋势好于预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比上年增长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比上年增长8.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5%。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统计显示，2009年城镇新增就业较2008年减少11万人，达到1102万人，远超过全年新增就业900万人的目标；（6）货币供应量增速加快，货币流动性增加。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9.97万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31.7%。2009年货币供应量明显过度增长，四个季度分别为25.51%、28.46%、29.31%和32.4%，12月末货币流动性（M1/M2）为36.3%。（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统计局）

从以上数据看出，2009年中国经济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国民经济企稳向好，投资快速增长、消费市场活跃、居民收入增加、进出口在下半年快速回升，工业生产明[5]

显恢复，货币供应量和流动性增加。与此同时，房地产价格上涨较快，通胀预期增强。从国民经济的各主要指标中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开始显现，效果较好。

（二）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分析

1.扩大政府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根据凯恩斯理论，政府投资主要是通过乘数效应刺激经济增长。扩大政府投资主要是靠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两个方面，政府投资直接形成有效需求和购买力，一方面政府投资以乘数级的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另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他们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政府投资对于当前增加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进行4万亿投资，2009年第一季度开始大规模实施4万亿投资计划，这些政府投资引导和带动社会投资增长，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过在这里我们只看到扩大政府投资的积极效应，实际上政府投资有可能产生挤出效应。这是我们在现实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此次应对金融危机，由于扩大政府投资，在一些行业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这也许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的结果。所以，在实施扩大政府投资时，应注意对企业投资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减少其消极效应。

2.减税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的另一个主要措施是减税。由于受金融危机内外因素的影响，我国企业尤其是外向型企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减税让利成为必然的措施。我国自金融危机以来修改各种税法制度和实施了结构性减税方案。据专家预测，2009年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现就我国对各个税种对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

（1）主体税种与经济增长一般呈现负相关关系

一般来说流转税主体税种（国内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所以减少流转税的征收可以促进经济增长。2009年起我国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并对企业更新设备，采用新技术有很好的刺激有很大的鼓励作用，据估算增值税转型将给企业节约1500 亿到3000 亿元税收支出。目前我国实行增值税的转型，有效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回暖，为我国企业渡过金融危机起到了积极作用。

（2）出口退税与经济增长一般呈正相关关系。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缓解纺织企业的困难，稳定出口，保障就业，我国已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并不断扩大出口退税范围和项目，如2008年 11月1日起上调3486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约占中国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这也是自2004年以来中国调

整出口退税政策涉及税则号最多、力度最大的一次。这提高了我国企业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减轻企业因国际市场萎缩带来的冲击，保证了我国对外贸易不出现大的贸易逆差。

（3）所得税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

企业所得税对生产要素所可能产生的两种效应中，替代效应已逐渐起更大的作用，超过收入效应，从而总效应表现为随着企业所得税的增加而导致产出减少。2008 年起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率，标准税率由原来的33%将为25%，并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增加了更多的优惠政策，体现了公平税负的理念；同时修改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由原来的1600元，提高到2000元，调整个人买卖房地产的相关税收，进一步减轻了个人税收负担，对刺激我国国内需求具有一定的作用。

3.扩大国债发行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财力支持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很重要一点是扩大政府投资，而又不能增加微观主体的税负负担。而这时只能靠发行国债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增加了国债的发行量，并且允许地方发行地方债券进行融资，增加地方投资。至2007年末，我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仅为22%，低于国际公认的45%警戒线，而美国同期为71%，欧元区为67%，日本为16%，即就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我国国债负担率相对较低，以往几年我国经济保持9%左右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保持20%左右的增长速度，存在较大的发债空间。一般来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会导致财政赤字增加，但目前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0.5%左右，财政赤字率多年来一直低于欧盟3%安全警戒标准，没有超越我国综合国力的承受范围。综合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财政赤字、以往国债发行规模，通过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可以扩大我国政府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

（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效应 1.利率调整效应

中国人民银行直接调控的是金融机构对客户的法定存贷款利率，央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多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增加流动性，保持经济增长和稳定市场预期的信号。通过下调利率，一方面可有效降低企业用资成本，另一方面保证银行体系有充分的流动性，能够给全社会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鼓励企业进行生产经营。央行还对商业信贷规划不再加以硬约束，可以有效释放银行资金获利，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2.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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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是货币政策力度最大，较少使用的政策，但是我国频繁使用，但其效果不大。这有可能因为我国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较高，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对银行的信贷资金影响不大。

3.货币供应量调整效应

2008年前三季度央行抑制经济过热的货币政策，使商业银行的放贷热情受到抑制，9月份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后，央行虽然出台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双双下调的利好政策，但对银行和投资者的信心打击很大，造成了银行的慎贷行为，使得2008年四季度贷款并未按照利率调整的幅度相应增加。2009年第一季度开始大规模实施4万亿投资计划，银行放贷的积极性大大加强，货币供应量明显过度增长，四个季度分别为25.51%、28.46%、29.31%和32.4%，这正是商业银行大规模投放信贷造成的乘数效应增强所导致的结果。2009年第一季度至第二季度,货币政策发挥的作用逐步增强,在增加货币供应量层面上成功地对冲了2007-2008年上半年抑制经济过热的货币政策的时滞影响和金融危机对M2的冲。不过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流动性增加过快，与当初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初衷严重背离。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受到冲击，导致了上证指数从2007年10月份的6124点暴跌至1638点，2009年上证指数持续反弹，一直在3000点左右徘徊，6个月累计涨幅超过70%。房地产市场在2009年起出现一轮井喷行情，市场成交量节节攀升，房价也开始止跌回升。这有可能是2009年，货币供应量短期内急剧增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信贷资金为了快速获取利润,进入了股市和楼市等虚拟经济体,而没有很好地进入实体经济,使实体经济恢复缓慢。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推高了资产价格,形成了在未来半年内中国资产价格单边上涨预期,这对短期国际资本构成了极大的吸引力,引发外汇储备持续大量增长。这样一来，外汇占款的增长直接导致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加，进而导致流动性剧增，给宏观调控带来巨大压力。货币供给增加引起了资产价格上升风险和通胀预期，实体经济恢复不确定因素增加。

五、主要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应对此次金融危机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符合凯恩斯理论，并且较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率先实现了国民经济总体回升，为我国快速平稳的渡过此次金融危机起到积极作用。我国也为世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目前综合各种数据以及当前的经济形势，笔者认为我国经济已经开始有恢复的迹象。

（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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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国采取的政策效果是良好的，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以及自然条件的特殊性，还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本文提出一些建议。

（1）我国财政投资虽然取得积极效果，但是在刺激居民消费需求方面效果不佳，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居民收入不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所以，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此增加消费拉动内需，这才是长久之策。

（2）凯恩斯理论强调政府干预，但是其前提是是市场化的经济环境。但是由于我国市场仍然缺乏弹性，即IS曲线和LM曲线过于陡峭，导致私人投资需求和投机性货币需求对利率弹性不敏感，使乘数效应达不到宏观调控的初始设计的水平。这也是我国货币政策效果不如财政政策效果理想的原因之一。政府应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继续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环境。

（3）我国还存在凯恩斯理论没有涉及到的大量过剩劳动力，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城乡加起来约2000万左右，农村约有2亿的剩余劳动力，外出农民工约1.5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每年经济增长率在10%左右，每年新增就业岗位也就是1000万个左右，约有近1000万左右的劳动力找不到工作岗位，由此可见，就业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凯恩斯理论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政府介入解决就业问题。所以当前政府还有一大任务就是采取各种措施解决当前大学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4）目前我国经济增长还是靠投资，处于投资导向阶段，同时我国的外贸依存度高达50%-60%（外贸出口占GDP的百分比），所以，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外贸受到的冲击很大,我国经济内外需求失衡，使实体经济发展受到重创。一般来说，在外部经济需求扩张、国内企业赢利较好的宏观背景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比较困难的。目前，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外部市场收缩，国内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这给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一次机遇。

（5）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恢复阶段，实体经济还未完全恢复，而我国股市、楼市、生产资料价格等不断攀升，政府应注意加强我国4万亿投资、贷款资金和国际热钱的投向，加强信贷投放结构和监管，引导信贷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使信贷投放向有效推动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倾斜，尤其要防止资产价格过度膨胀后热钱大规模外逃对经济造成的重大冲击。

参考文献：

[1]李东卫.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回顾及取向[J].广东经济，2009，（2）:29-32.[2]石良平.实话石说[M].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2008:265-287.[3]曲维维，金融危机下重现凯恩斯主义[J].北方经贸，2009，（9）:11-12.[4]张伟,朴明根.当前金融危机下美国救市政策效果的经济学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9,(6): 57-61.[5] 2009年四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6]潘亚岚，石金巧.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我国积极财政政策[J].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五卷专刊):65-69.[7]郭菊娥,吕超等.我国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实施效果评价[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9,(6):1-4

第二篇：零八年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政策的效应分析

三、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政策的效应分析

对政策效应的科学评价一般从两个层次进行分析：政策的最终目标即看国民经济各主要变量变化是否符合决策者的初衷；政策的中介目标即看其变化是否符合政策要求的方向，或者是否体现了政策意图，同时还要看各个中介目标之间是否相互配合。对当前的财政、货币政策效应而言就是看国民经济变化是否朝着经济回暖的方向发展，社会需求是否被真正启动。

（一）2009年国民经济主要变量变化分析 ①经济增长持续回升，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从当季同比增速看，经济增速在逐季加快。②工业生产增长强劲，企业利润不断增加。2009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1%，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实现利润25890.8亿元，同比增长7.8%。③国内需求稳定增长，国外需求有所改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4846亿元，比上年增长30.1%；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343亿元，比上年增长15.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9%；2009年全年累计进出口总额22073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3.9%，出口同比下降16%，进口同比下降11.2%，贸易顺差为1960.6亿美元，比上年减少1020.7亿美元。④物价全面企稳回升，房价快速上涨。CPI同比在连续下降9个月后，11月份首次转为上涨变化，12月份上涨1.9%，居民消费价格（CPI）比上年下降0.7%；2009年3月份以来，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已经连续10个月正增长。⑤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就业趋势好于预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比上年增长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比上年增长8.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5%。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统计显示，2009年城镇新增就业较2008年减少11万人，达到1102万人，远超过全年新增就业900万人的目标。⑥货币供应量增速加快，货币流动性增加。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9.97万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31.7%。2009年，货币供应量明显过度增长，四个季度分别为25.51%、28.46%、29.31%和32.4%，12月末货币流动性（M1/M2）为36.3%（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统计局）。从以上数据看出，2009年中国经济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国民经济企稳向好，投资快速增长、消费市场活跃、居民收入增加、进出口在下半年快速回升，工业生产明显恢复，货币供应量和流动性增加。与此同时，房地产价格上涨较快，通胀预期增强。从国民经济的各主要指标中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开始显现，效果较好。

（二）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分析

1.扩大政府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根据凯恩斯理论，政府投资主要是通过乘数效应刺激经济增长。扩大政府投资主要是靠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两个方面，政府投资直接形成有效需求和购买力，一方面政府投资以乘数级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另一方面，通过转移支付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他们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政府投资对于当前增加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进行4万亿元投资，2009年第一季度开始大规模实施4万亿元投资计划，这些政府投资引导和带动社会投资增长，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在这里我们只看到扩大政府投资的积极效应，实际上政府投资有可能产生挤出效应。这是我们在现实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此次应对金融危机，由于扩大政府投资，在一些行业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这也许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的结果。所以，在实施扩大政府投资时，应注意对企业投资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减少其消极效应。2.减税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积极财政政策的另一个主要措施是减税。由于受金融危机内外因素的影响，我国企业尤其是外向型企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减税让利成为必然的措施。我国自金融危机以来修改了各种税法制度和实施了结构性减税方案。据专家预测，2009年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现就我国对各个税种对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1）主体税种与经济增长一般呈现负相关关系。一般来说流转税主体税种（国内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所以减少流转税的征收可以促进经济增长。2009年起我国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并对企业更新设备、采用新技术有很好的刺激和鼓励作用。据估算，增值税转型将给企业节约1500亿～3000亿元税收支出。目前我国实行增值税的转型，有效刺激了投资和消费的回暖，为我国企业渡过金融危机起到了积极作用。（2）出口退税与经济增长一般呈正相关关系。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缓解纺织企业的困难，稳定出口，保障就业，我国已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并不断扩大出口退税范围和项目，如2008年11月1日起上调3486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约占中国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这也是自2004年以来中国调整出口退税政策涉及税则号最多、力度最大的一次，提高了我国企业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减轻企业因国际市场萎缩带来的冲击，保证了我国对外贸易不出现大的贸易逆差。（3）所得税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企业所得税对生产要素所可能产生的两种效应中，替代效应已逐渐起更大的作用，超过收入效应，从而总效应表现为随着企业所得税的增加而导致产出减少。2008年起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率，标准税率由原来的33%降为25%，并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增加了更多的优惠政策，体现了公平税负的理念；同时，修改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由原来的1600元提高到2000元，调整个人买卖房地产的相关税收，进一步减轻了个人税收负担，对刺激我国国内需求具有一定的作用。

3.扩大国债发行，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财力支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很重要的一点是扩大政府投资，而又不能增加微观主体的税负负担。而这时只能靠发行国债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增加了国债的发行量，并且允许地方发行地方债券进行融资，增加地方投资。至2007年末，我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仅为22%，低于国际公认的45%的警戒线，而美国同期为71%，欧元区为67%，日本为16%。就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我国国债负担率相对较低，以往几年我国经济保持9%左右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保持20%左右的增长速度，存在较大的发债空间。一般来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会导致财政赤字增加，但目前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0.5%左右，财政赤字率多年来一直低于欧盟3%的安全警戒标准，没有超越我国综合国力的承受范围。综合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财政赤字、以往国债发行规模，通过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可以扩大我国政府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

（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效应

1.利率调整效应。中国人民银行直接调控的是金融机构对客户的法定存贷款利率，央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多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增加流动性，保持经济增长和稳定市场预期的信号。通过下调利率，一方面可有效降低企业用资成本，另一方面保证银行体系有充分的流动性，能够给全社会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鼓励企业进行生产经营。央行还对商业信贷规划不再加以硬约束，可以有效释放银行资金获利，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2.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效应。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是货币政策力度最大、较少使用的政策，但是我国频繁使用，但其效果不大。这有可能因为我国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较高，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对银行的信贷资金影响不大。

3.货币供应量调整效应。2008年前三季度央行抑制经济过热的货币政策，使商业银行的放贷热情受到抑制，9月份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后，央行虽然出台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双双下调的利好政策，但对银行和投资者的信心打击很大，造成了银行的慎贷行为，使得2008年四季度贷款并未按照利率调整的幅度相应增加。2009年第一季度开始大规模实施4万亿元投资计划，银行放贷的积极性大大加强，货币供应量明显过度增长，四个季度分别为25.51%、28.46%、29.31%和32.4%，这正是商业银行大规模投放信贷造成的乘数效应增强所导致的结果。2009年第一季度至第二季度，货币政策发挥的作用逐步增强，在增加货币供应量层面上成功地对冲了2007～2008年上半年抑制经济过热的货币政策的时滞影响和金融危机对M2的冲击。不过，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流动性增加过快，与当初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初衷严重背离。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受到冲击，导致了上证指数从2007年10月份的6124点暴跌至1638点，2009年上证指数持续反弹，一直在3000点左右徘徊，6个月累计涨幅超过70%。房地产市场在2009年起出现一轮井喷行情，市场成交量节节攀升，房价也开始止跌回升。这有可能是由于2009年货币供应量短期内急剧增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信贷资金为了快速获取利润，进入了股市和楼市等虚拟经济体，而没有很好地进入实体经济，使实体经济恢复缓慢。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推高了资产价格，形成了在未来半年内中国资产价格单边上涨预期，这对短期国际资本构成了极大的吸引力，引发外汇储备持续大量增长。这样一来，外汇占款的增长直接导致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加，进而导致流动性剧增，给宏观调控带来巨大压力。货币供给增加，引起了资产价格上升风险和通胀预期，实体经济恢复不确定因素增加。

第三篇：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与启示

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与启示

摘要：美国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快速升级为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世界面临的最大的金融危机，成为2009年世界经济出现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由于全球空前一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全球经济正逐步实现由深度衰退到艰难复苏的转变。这场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治理结构和世界政治格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来势汹汹,掀起惊涛骇浪。因此，它必将被载入人类发展的史册。面对金融危机过去之后的全新的国际和国内经济金融环境，我国金融业在反思与吸取金融危机带来的经验与启示的同时，也需要正视当前的挑战与机遇，从而促进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本文阐述了经济危机的含义、特点和产生原因。并将此次金融危机同之前的经济危机相比较，进一步分析和理解全球各个国家在此次国际危机中如何应对，总结经验。

关键词：金融危机

认识 总结经验

政策措施

一、经济危机的概述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由于资本主 义的特性，其爆发也是存在一定的规律。经济危机是指经济系统没有产生足够的消费价值。也就是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有的学者把经济危机分为被动型危机与主动型危机两种类型。所谓被动型经济危机是指该国宏观 经济管理当局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出现经济的严重衰退或大幅度的货币贬值从而引发金融危机进而演化为经济危机的情况。如果危机的性质属于这种被动型的，很难认为这种货币在危机之后还会回升，危机过程实际上是对该国货币价值重新寻求和确认的过程。主动型危机是指宏观经济管理当局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采取的政策行为的结果。危机的产生完全在管理当 局的预料之中，危机或经济衰退可以视作为改革的机会成本。

二、我国在应对经济危机中的优势

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运行产生了一些影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 困难，而应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关键在于合理利用、充分发挥本国的各个方面 有利条件。中国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具有五大有利条件。第一，受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小。主要体现在:一是对中国金融业影响相对较小。由于中国金融业对外有所开放但尚不充分，与国际金融市场联动性较少，这就决定了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业影响相对有限。目前，中国金融机构不但不存在流动性短缺的问题，反而具有很强的资金调配和运用能力。二是对中国实体经济影响相对较小。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在美国等西方经济国家正在演变为一场经济危机，一些国家和地区正在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国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出口导向型国家，国际经济衰退对中国出口所形成的较大负面影响还不足以动 摇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根基。第二，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基础较好。一是中国财政状况较好。财政收入连 续多年高于同期GDP 增长率并且出现了较大盈余。如此巨额存款，既为中国金融机构提供了强大的资金运用空间，又为企业经营或居民消费创造了有利的资金条件。第三，具有投资拉动经济的巨大空间。西方发达国家目前几乎所有的基础建设都已完成，因此，目前其投资主要是升级型、技术改造型、功能恢复型投资，投资规模较小，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大。而中国现有基础设施还不能满足中国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存在着巨大的投资空间。具体表现在: 交通建设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桥梁建设、能源建设石油、煤炭、电站、电网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因此，中国通过投资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仍有广阔的空间。第四，以消费拉动经济的潜力巨大。西方发达国家消费与经济增长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在投资需求空间有限的前提下，国家经济是一种消费主导型经济，消费能力下降对经济衰退的影响极为明显;二是其居民的消费已经达到一个较高水平，即使消费能力不下降，新增消费需求的空间不大。第五，具有较强的政府调控能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具有较强的宏观或区域性经济调控能力。一是中国国有经济成分相对较高，政府可以调控国有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承担更多的稳定国民经济发展的社会责任;二是中国政府在集中和分配全国性财力、协调区域性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引导社会投资方向等方面具有很强的调控能力和优势;三是中国巨大的投资需求有赖政府发挥规划、引导、协调的作用。因此，一旦中国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较深而 出现GDP 增速下降较多时，中国政府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投资的力度，采取西方发达国家与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金融政策，以确保经济的平稳增长。

三、金融危机为我国银行业带来的经验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的金融风暴以迅猛之势席卷全球，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打击。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活动开始出现鲜明的发展方向:其一，经济活动市场化;其二，经济活动国际化及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其三，经济活动信息化。世界经济的这三个发展方向一起构成了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和形成因素，同时也是这次金融危机为世人留下的重要的经验教训。能否迅速遏制全球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冲击，并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处理好各种危机后遗症，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最大考验之一。

二、现阶段我国金融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金融危机给我国金融行业带来的严重的冲击与危害，但是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了部分机遇。我们需要综合分析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从而探究金融危机的应对方式与策略。

四、中国党和政府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认识和判断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出现以后，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冲击强度之大，世所罕见。一段时期内，世界经济形势险象环生，增长明显减速，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深陷衰退；国际金融市场跌宕起伏，美欧金融体系陷入融资功能严重失效和流动性短缺的困境；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金大量外流，经济形势严重恶化；全球范围保护主义抬头，在贸易、资金、技术等领域的国际竞争和摩擦加剧。经过各国一年来的共同努力，目前世界经济出现企稳回升的积极迹象。但总体上看，这场危机深层次影响依然存在，世界经济好转的基础并不牢固，推动世界经济全面恢复增长将是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

五、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政策和措施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中国党和政府确定了“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总体思路，坚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并不断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着力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着力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强调信心是战胜危机的前提，信心比黄金、比货币还重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以增强信心为主线的宣传教育，着力统一思想、提振士气、振奋精神，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斗、共克时艰。总结：世界经济仍然处在衰退之中，未来的走势还不明朗，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在短期内还难以有大的改观，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下滑的态势实质上没有发生变化，要走出衰退实现复苏，还有待时日。在我国对外依存度比较高、金融日益全球化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很难独善其身。工作中要继续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落实和充实完善一揽子计划以及相关的政策措施。

参考文献: 1.《全球金融危机稳定报告》

2.《华尔街日报》

3.《新华日报》

4.《中国日报》

第四篇：形势与政策论文——中国看世界金融危机

形势与政策

中国看世界金融危机

学院：自动化工程学院

班级：自动

姓名：李峰

学号：117

2011307010715

【摘要】：2008年以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全球金融危机产生原因从本质上看是美国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问题,从体制机制方面看是由于金融疏于监管,因此中国应该吸取本次金融危机的经验,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重视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建设、信息披露、金融工具创新以及国际金融合作等方面的工作,从而提高自身抵抗风险的能力。

关键词：中国、世界、金融危机、成因分析、启示。

中国看世界金融危机

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至今已有3年多，但危机幽灵依然在全球游荡，次生危机接二连三，世界经济满目疮痍，衰退阴霾笼罩全球。欧美主权债务危机相继爆发，发达经济复苏低迷，深陷高失业、高债务泥潭；新兴经济扩张强劲，但热钱涌入、资产泡沫、通货膨胀；全球贸易战与汇率战此起彼伏。凡此种种都与国际金融危机密不可分。可见，总结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教训，意义十分重大。

众所周知，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源自美国次贷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下的第一场金融危机，也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成因非常复杂。直接导因有经济金融化、金融证券化、金融全球化等，金融创新过度，政府监管不力，是美国虚拟经济膨胀的必然结果。深层原因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失败，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严重后果，更是上层建筑(国际经济秩序)与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结构)严重脱节的必然结果。

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刺激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高杠杆运营，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2000年，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裂。为刺激经济，美联储13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直至2003年6月至2004年6月的历史最低点1％，这使得企业、金融机构和居民能够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进行融资和借贷。房价的持续上涨使美国居民相信，购买房屋是无风险的投资，对住房的需求大幅膨胀，进而促进了债务大量增加、金融机构杠杆率提高，导致金融市场的资产泡沫迅速膨胀。过高的资产价格引发的“财富效应”，又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的过度消费。除了货币政策，美国所实施的赤字财政政策和大规模减税计划，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留下了隐患。2001年之后，美国政府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减税，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另一方面，发动了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政府开支不断扩张。经济增长结构进一步失衡，直至危机爆发。

以自由为核心的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的漏洞和监管手段的不足使金融体系的风险逐步积累，是导致此次危机的重要原因。发达金融市场的决策者和监管当局没能充分评估并消除金融市场不断积聚的风险，未能及时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而采取有效的监管行动。长期以来，美国奉行自由市场经济，过于相信市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调整能力，主观上造成了金融监管的缺失和松懈。2005年5月，面对质疑衍生品泛滥、要求美联储介入次贷监管的舆论，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认为，金融市场自我监管比政府监管更为有效，坚决反对政府加强金融监管。而2008年10月23日，格林斯潘在国会就金融危机作证时，不得不承认当初“假设那些自利的银行等机构，有意愿也有能力保护其投资者、银行的资产以及银行的生存”而反对监管金融衍生品的做法存在“部分错误”，承认缺乏监管的自由市场存在缺陷。

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漠视风险控制，追求短期利益，缺乏制衡机制，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主要发达金融市场的著名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方面存在严重缺失。一些董事会成员由CEO没有任何行业经验和专长的好朋友组成，不能对这些机构的战略定位和业务发展模式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对管理层缺乏足够的约束能力，对有效风险管理和内控制度的建设没有起到积极作用。这些金融机构的董事会放任管理层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而疏于对风险的适当评估和有效管理，甚至欺诈性的资产承销和经营行为在追求市场份额、业务增长和短期奖金的驱使下得到纵容甚至鼓励。金融机构对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的诚信责任更是无从谈起。

风险与收益不均衡的创新产品催生了金融危机，监管缺失的场外衍生产品加剧了市场动荡。发起—配售模式下的证券化产品以风险承担和收益的严重不对称为特征，它催化了次贷业务的产生和迅猛发展，助推了宽松和欺诈性的贷款发放标准。基础资产发起人通过证券化赚取了高收益，却把基础资产中所有的信用和市场风险通过证券化转移给了遍布全球的债券投资者。次贷资产的迅猛发展、次贷类产品价格的大幅膨胀和破灭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传递是本轮金融危机的最直接原因。

评级机构问题重重，是引发和恶化全球金融危机的又一重要原因。由发行人付费的评级机构经营模式使评级过程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评级机构还为结构性产品发行人提供有偿的咨询服务（如结构化设计服务）进一步加剧了利益冲突。结构性产品的评级模型存在根本缺陷，模型和假设参数（其基础数据往往由发行机构提供）未经过完整的经济周期检验，对产品的评级过于乐观。在本轮由次贷引发的危机中，评级机构不负责任地给予很多产品较高的评级，并在短期内降低其评级导致金融机构大规模减记资产，直接助推了资产价格的螺旋式上升和泡沫的积聚，并加速了资产泡沫的快速破灭。可以说是次贷危机的主要始作俑者之一。

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和微观层面多方面错误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这些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对于世界经济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的中国，又该从中吸取哪些教训和启示呢？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不能颠倒。理论上，虚拟经济应是实体经济的润滑剂，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依附经济；但实践中，虚拟经济日益膨胀，不但远离实体经济，而且牢牢绑架了实体经济。应该说，经济金融化是发展趋势，但必须适度而非无度膨胀。这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华尔街金融海啸刹那间蔓延全球，将世界经济推入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大衰退”便是最好的证明。

加强金融监管以及保证金融创新适度。市场“看不见的手”与政府“看得见的手”一硬一软，即金融创新过度与金融监管不力，是引发本轮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监管当局不断放松对金融活动的监管，金融机构的行为缺少起码的制约。无规制、无监管、无规则，成为金融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还要看到，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与金融市场体系之间存在巨大矛盾。中国应该保证市场经济的基础(道德与信用)和前提(规制与监管)都存在，让其发挥应有的效用。

应正确认识、妥善处理市场经济自发发展与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必须明确，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它存在缺陷和失灵，主要表现在：市场主体分散决策，难以自动实现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和目标；市场机制自发调节，难以实现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会导致而不能解决发展中出现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公共物品受损等外部不经济问题。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把二者内在地、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应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进行科学的政府宏观调控。

应正确认识、妥善处理金融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联系加强，开放成为世界潮流，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不可能完全置身于世界金融体系之外。开放有利于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利于借鉴别国经验加快本国发展。开放不仅是一般的经济开放，金融也要对外开放。但是，世界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是充满风险的，别国发生的金融危机有可能通过开放的途径传递到国内，国际投机资本也可能对国内经济造成冲击，严重时甚至会引发国内金融危机。

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难以在危机中独善其身。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这场百年不遇的危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呢?对此，既要有扎实有力的具体措施，如认真判断国内国际的经济形势，立足国情，采取有效的方案参与国际金融救援，尽可能降低实体经济下滑的幅度，缓解社会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担忧，提升市场信心；更要有长远而全面的战略性选择，建立起真正以内需为龙头的经济增长模式，进而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根据现实的变化和要求适时调整和创新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赋予其新的活力和创造力，把严峻的危机转化成为前进的动力和发展的机遇，切实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参考文献：

1、《企业导报》2011年第17期、2、《人民日报》1月14日央行研究局张健华文章、3、人民网-《人民日报》中一文“美国金融危机的启示”等其他相关资料文献。

第五篇：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背景与效应分析

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背景与效应

熊皛白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南京 210000）

摘要：文章运用历史和文献分析方法，在简要概括新中国成立前农业税制度演变基础上，进一步回顾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税政策变迁，进而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尤其“三农”发展的视角，重点分析了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背景，并进一步评估了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效应，以期对我国农业政策设计和研究有所启示。

关 键 词：农业税 政策背景 政策效应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history and references to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tax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 as foundation of reviewing and general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taxe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Based on the visual angl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ic society especially “three agriculture”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abolishment of agricultural taxes and evaluates the political efficiency of abolishing agricultural taxes.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hoped to be inspiration of design and study on Chinese agriculture policy.Key words: agricultural tax;political background;political efficiency

一、引言

农业税作为国家以法律形式实施的重要农业政策工具，不仅直接关系到国家财政收入，而且，对农业生产、农民收入和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可以清楚地发现，在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政府根据不同目标，选择实施不同的农业税，其经济社会效应差异明显。合理的农业税，轻则带来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兴旺，重则带来经济繁荣、国家强盛。失败的农业税，轻则导致农业萎缩、农民生怨、农村衰败，重则导致政府更替，乃至改朝换代。农业税的重要性，不仅使农业税政策在农业政策，甚至在整个国家经济政策中，占据非常特殊的重要地位，历来是各国政府农业政策的重点和难点，而且，也使得农业税政策始终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

然而，既有农业税政策及其研究主要集中在课税主体、对象，以及标准和征收方式等税收要素选择上，鲜有涉及是否实施或取消农业税这一根本性的政策选择问题。因为，农业税自产生以来，从未出现过被取消的现象。但这一从未出现过的现象，2005年12月29日下午3时零4分，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以162票赞成，1票弃权，0票反对，表决通过的《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使之成为客观事实。在中国具有2600多年历史的农业税，2006年1月1日正式终结，取消农业税成为中国农业税政策的最后形式。在免征农业税已经5年的今天，分析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背景与效应，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以下部分将运用历史和文献分析方法，在回顾我国农业税演变历程基础上，重点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尤其“三农”发展的视角，分析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背景，并进一步评估其政策效应，以期为我国农业政策研究贡献微薄之力。

二、新中国成立前的农业税历史回顾

农业税（古有“田赋”等不同称呼）是人类最古老的税收之一，在我国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夏代。据史料记载，夏朝建立后，即征收贡赋1，其主要对象就是农产品2。殷商在井田制基础上通过“助法”3建立的田赋制度已经开始具备农业税的雏形4，故田赋又称579为“助”。西周对“野人”6继续实行“助法”，对“国人”则实行“彻法”8，故田赋也称为 “彻”。春秋时期，授田制废除，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贡、助之法难以为继。据（（左传》记载：周定王十三年（公元前594年，宣公15巧年）鲁宣公实行“履亩而税”的“初税亩”，标志着我国成熟的农业税收制度正式诞生。因此，我国的农业税制度至少已经具有2600多年的历史。

秦汉时期农业税以土地税（古称“田租”）形式征收，课征范围主要是谷粟和“刍覃”(秸秆)11。曹魏时期则分为对郡县编户12征收的“田租”和“户调”13，以及对屯田客14征收的“租赋”15两种。西晋则将两汉的“田租”与“户调”合并，按户征收农业税。北魏、北齐和北周农业税承袭了晋的“租调制度”，但常赋不断加重，北周尤甚。但北周区别对待丰年、中年、下年的征收方法，是对农业税的重大改进。隋朝继续实施租调制，但租、调皆轻于前代，而摇役却十分沉重。虽曾有减轻摇役的规定，但实际上经常性的滥用民力直接致使隋亡。唐朝建立后

17181920很快在均田制基础上制定了“租庸调制”。安史之乱以后，租庸调制无法继续，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改为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21，这是中国农业税史，也是赋役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制度改革。五代时期一直沿用“两税法”，只是纳税期限有所变化。宋太祖统一中原后，曾一度普减田赋，按土地数量及肥瘠情况分五等，夏税钱，秋税米。宋朝发明了沿纳

22、支移

23、折变

24、和买

25、和籴

26、预催

27、预借28等新的农业税形式，整顿了唐代农业税制度，其中王安石变法调整徭役征调制，将徭役转化为税收，是农业税制度的进步。宋真宗（998年）以后，由于战乱，国库空虚，财用匮乏，故苛政逐渐增多，以致屡次预借粮草，赋税成倍增加。由于赋税过重而无人肯种田，造成国力空虚，金兵突起，北宋灭亡。辽朝的农业税主要分为对部民、对农户和对属国属部的征收三部分29。金代农业税对女真族征收“牛头税”，对中原则继续征收“两税”。元代农业税在北方课征“税粮”和“科差”，但宋朝以来的农业税变革，均没有在根本上触动唐代的“两税法”。

明初农业税仍实行两税法32。明中叶后，政府掌握的税田额数大幅减少，致使“黄册”33和“鱼鳞图册”34名不副实，农业税征派就失去依据。对此，不少人进行了多种富有成效改革与尝试，其中首辅张居正主持推行于全国的“一条鞭法”35影响最大。清代前期农业税（时称“田赋”）仍遵行一条鞭法，按明朝历年间则例，地赋和丁赋分别课征，后以顺治年间编成的《赋役全书》为依据主要征于民田36。但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地银和丁银分别征收的弊端日益突出；由于人口增长快于土地面积的增加，土地又不断集中到大地主手里，农民不断丧失土地，又要承担沉重的丁赋，所以无地农民被迫逃隐，既影响了国家税收，又造成社会不稳。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针对“户口日增，地未加广”的情况，规定固定丁银数量，此后所生人丁，不再征赋，并于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将固定的丁银首先在广东摊入田亩征收后，再逐渐推行于全国，地税从此称为“地丁”37，从而在农业税历史上产生了清朝“摊丁入亩”的赋税改革38。清后期，盐税、商税等迅速增长，田赋不仅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且连原额都难以维持。道光以后，田赋和漕粮正额没有大的变化，而田赋附加和漕粮改折（由征收实物改为折征货币）却越来越难重，致使农民揭竿而起，清朝开始进入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的命运。清朝末年，西方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清朝政府被打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割地赔款，为了筹措巨额赔款，在农业税外，又增加了无数的苛捐杂税。

1912—1927年的北洋政府时期，农业税承袭清代的地丁、漕粮、租课土地税、附加四大类，另有差杂徭、杂税。由于军阀各自为政，财政制度混乱不堪；苛捐杂税日益繁多，仅

3116

1922-1928年田赋税率就提高了20%-53%，农民负担明显加重。1927—1948年的国民党政府时期，农业税包括田赋、附加和预征；实行三征：田赋征实、粮食征购和征借。特别田赋附加和三征，超过正税几倍，农民不堪重负。民国时期，田赋名目繁多，将地粮、地租、军饷租和随粮租代征费等统归田赋。民国3年(1914)，田赋改征银元。民国6年，田赋划归地方公款收入之列，加征田赋附加——随粮租代征费(俗称随粮代征)等。此种附加，岁无定额，往往比正税还多。民国时期的《田赋史》记载了浙江田赋特重的情景：“以农夫蚕农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不得已而逃荒。”

历史上农业税（田赋）的轻重随着周期性的改朝换代而变迁。王朝建立初期，总是实行轻税政策，鼓励农耕发展农业生产；当王朝政权稳定，机构渐膨胀，腐败现象丛生的时候，每搞一次税费改革，就催生一次杂派的高潮，老百姓又会背上沉重的税赋，从而不断地进行着周而复始的循环，这也称“黄宗羲定律”。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税变迁历程

（一）改革开放前的农业税政策演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阶段，实行向剥削者征发和筹款，以及保护贫困农民的累进税和免税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实行减租减息，农村各阶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合理负担的农业税政策，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都要缴纳农业税，其征缴额度平均不超过农业收入的20%；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在土地改革前，农业税实行比抗日战争期间更高的累进税率，征收的重点是地主和富农；土地改革后，规定农民缴纳的农业税最高不得超过地区平均农业总收入的20%。这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行的“阶级而别”的农业税政策，虽然，具有明显的税费一体特征，但其有力地打击和限制了封建剥削势力，对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支持新民主主义革命发挥了巨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业税政策。当时由于工商业比较落后，虽然农业税收入在税收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但实际上全国农业税政策处于分割和不统一状态。在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老解放区，继续沿用解放战争时期各自制定的农业税政策，规定最高税率不超过全区平均农业总收入的20%；而新解放区的农业税政策，土地改革前的按1950年3月26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统一国家公粮收支、保管、调度的决定》，规定“征收国家公粮的税则和税率，统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不得自定或者修改”。同年9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发布《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实行差额较大的农业税全额累进税制征收。土地改革在全国完成后，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的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已经不再适应新的形势。为此，1958年6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同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税平均税率的规定》，规定农业税采用地区差别比例税率，以常年产量作为计算标准，全国平均税率为常年产量的15.5%，实行增产不增税。至此，新中国统一的农业税收体系正式建立，结束了建国初期税制混乱的局面。1961年6月23日，为应对三年自然灾害，中共中央批转中共财政部党组报送的《关于调整农业税负担的报告》，明确规定：从1961年起大幅度调减农业税征收额，并长期实行稳定农业税负担、增产不增税的政策。此后，随着农作物实际产量不断增加，到1978年农村改革前，全国平均税率始终为2.5%左右。这一阶段国家对农业实行了“轻税政策”。但由于所筹集到的公共资源非常有限，使制度内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从而使乡镇统筹资金制度得到了快速发展。此外，“剪刀差”和公社内物资和劳动的“一平二调”等巨大隐形负担，使得中国农业为工业和城市倾斜发展战略做出了贡献。

（二）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税政策变迁

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41，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初步形成，农村经济进入了一个崭新发展时期。此间，伴随农地制度的变革和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以及农业、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乡镇企业的兴起和迅速发展，农业税政策虽然仍以1958年指定的农业税条例为依据，但也作了一定的调整。1983年11月12日，为了平衡农村各种作物的税收负担，根据农业税条例的有关规定，国务院发布《关于对农林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若干规定》，全面开征了农林特产税和耕地占用税，及时调整和完善了契税政策。1985年，中国粮食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国务院决定改变过去农业税实交粮食即“征实”的办法，改为折征代金，实现由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转变，完善了农业税。这期间农业税的纳税主体也由生产队转变为农户家庭，实行户交户结的纳税方式。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伴随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经济制度沿市场经济方向的变迁速度加快，农业税调节机制弱化，三提五统

42、两工

43、集资摊派等导致农民税外负担沉重，严重阻碍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客观上要求对农村税费制度进行彻底改革。在此背景下，以减轻农民负担为目标的农村税费制度变迁和1978年开始的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由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逐步转变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1994年1月30日，为了配合工商税制改革，完善农业特产税收制度，国务院发布《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将农林特产农业税与产品税、工商统一税中的农、林、牧、水产品税目(不包括改征屠宰税的生猪、菜牛、菜羊)合并，改为征收农业特产农业税(简称农业特产税)。与此同时，由于农民负担不断加大，农业税征收难度加大，以减轻农民税费负担为内容的税费改革在农村基层悄然开始44，随后，全国的几个农业大省出现了自发性的效仿者45，并在经历了从“并税”46到“征实”47后，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在1998年召开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上，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被列为农村改革的重点。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48，确定了以“减轻、规范、稳定”49六字方针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以“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为主要内容，并进行配套改革的总体思路。为了探索建立规范的农村税费制度、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有效办法，2000年1月，国务院第57次总理办公会议原则议定农业税税率为7%，农业税附加的上限为农业税率的20%。同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作出了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的规定。以此为标志，农村税费改革由基层的自发实践，逐渐演变成为由党中央、国务院推行的全面性改革。

2000年4月23日，国务院批准了安徽省上报的农村税费改革方案，改革随即在安徽全省推开。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的推行，与此相关的各种矛盾逐渐暴露，尤其是干群矛盾越来越尖锐，乡镇干部的利益直接受到了冲击。为了暂时缓解矛盾，进一步探讨解决农村税费改革涉及的有关问题，2001年4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2001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暂缓扩大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试点。除已经开始试点的外，全国不再扩大试点范围。在一些政策性文件上，原来“加快推进”的提法也变成了“稳步实施”。在经过一年的反复权衡之后，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做好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文件将试点省份分为两类：一类51由中央财政向其分配专用于农村税费改革的转移支付资金；另一类是浙江、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不享受中央转移支付资金、自费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至此，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在摸索渐进中逐步走向全国。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和200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要求，在2002年全国20个省（市、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国务院于2003年3月27日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决定2003年在进一步总结经验，完善政策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要求切实做到“三个确保”52。由此，农村税费改

革工作由上而下，在全国全面推进。根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同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逐步取消农业特产税的通知》，这标志着在我国实行了20多年的农业特产税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为保证农村税费改革的顺利进行，各试点地区还实施了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主要是乡镇机构改革、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政府公共支出改革、税收征管方式改革等；同时，为了弥补因农村税费改革给县乡财政造成的资金缺口，财政加大了转移支付力度。2004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或免征农业税。200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5年以内取消农业税的目标，会议批准了上述报告。2005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全国大范围、大幅度减免农业税，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免征农业税。2006年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会议批准了上述报告。截至2005年4月，共有26个省市区相继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2005年全国农业税收入为65.8亿元，仅占全国税收收入的0.2%。2005年12月29日下午3时零4分，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以162票赞成，1票弃权，0票反对，表决通过了《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同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以予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在中国具有2600多年历史的农业税正式终结，取消农业税成为中国农业税政策的最后形式。

四、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背景分析

（一）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农业税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战后百废待兴的局面，为迅速实现强国富民理想，选择了模仿苏联模式，以赶超为目标，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实行政治上的集权制度、经济上的计划控制、产权上的国家垄断、战略上向工业和城市倾斜的经济发展战略。为实现这战略，必然在税收上推行城乡二元税制结构。20世纪50年代，为了解决资本相对稀缺与发展重工业的目标之间的矛盾，政府则利用农业税和工农产品“剪刀差”获取农业剩余，使农业剩余从农业和农村流入城市和工业。据统计，在1950-1978年的29年中，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民手中取走了大约5100亿元，加上同期农业税收总额978亿元，抵消各项支农支出1577亿元，政府通过农村税费制度提取农业剩余4500亿元，平均每年155亿元。在1979——1994年的16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民手中取走了大约15000亿元收入，加上同期农业税收总额1755亿元，抵消各项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通过农村税费制度提取农业剩余12986亿元，平均每年811亿元。经过几十年实行过度提取农业剩余为工业提供资本积累的政策，我国现在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改变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实行工农业协调发展战略的时期。

但1978年以来，虽然农业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但是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影响了农业产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拉大了工农业的增长速度的差距。工农业发展失调最终会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改变发展战略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加强农业基础，促进农业发展。为此，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逐步进行结构性调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日益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82-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5年出台关于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2004-2005年又再度连续出台针对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进一步加大农村改革力度。因此，取消农业税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关心和重视，体现了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所带来的对“三农”从获取剩余支持工业和城市发展，到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全面解决长期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三农”问题的战略转变。

（二）农业税所比重降低，国家已经有能力取消农业税

农业时人类最古老的产业。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小农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长期占居主体地位，农业税也长期是国家财政的最主要来源。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保证国家政权稳定和推进工业化建设，农业税在相当长时期内，也一直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据统计，建国初期，农业税的收入占国家税收的39%。从1949年至2000年的52年间，农民给国家缴纳了7000多亿公斤粮食。

而2001年我国农、牧业税为285.8亿元，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和契税为195.9亿元，农业各税合计为481.7亿元。农业各税只占2001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5.6%。2002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总额为7332亿元，如果地方政府不征收这一部分的税收，改由中央政府以专项转移支付来补贴地方政府因而减少的税收，则中央政府要增加的转移支付也才6.6%，如果只免除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和契税，中央政府要增加的转移支付只有2.7%。2003年，中国GDP总量突破11.67万亿人民币，比2002年增长9.1％，财政实现2万亿收入，人均GDP达到1090美元。农业在GDP构成份额中已经降到14％以下，城镇化水平上升到40％以上，劳动力就业结构尽管存在偏差，但如果把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的9820万劳动力计算在非农劳动力份额中，则就业结构偏差将由30％左右降为15％左右。2005年，中国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关系大约是13：46：41。这意味着农业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已由主体地位转变为次要地位，农业税收已不是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据资料显示，2004年，农业税收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只占到0.92%；2005年，占总人口70%的农民创造的农业总产值，占中国全年GDP的比例只有13.2%，全国农业税收入为65.8亿元，仅占全国税收收入的0.2%。而2005年，中央政府向各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是664亿元。在这个基础上，全面废除农业税，中央政府最多只要再支出15个亿左右。对2005年财政收入达到3万亿元的中央政府而言，这完全是能够承受的。

（三）农业税征收成本高，制约农民增收扩大城乡差距

首先，农业税征收成本过高。农业税征收对象是规模狭小、高度分散、数量庞大的农户，征收机关在征收农业税之前，必须对计税面积、税负水平逐户核实，征收过程中，还要发动宣传、逐户上门征收，要作好困难户的税收减免、“钉子户”的说服教育等工作，征收机关往往力不从心。甚至在农业税征收季节,农村基层干部都要参加征收工作，派驻各村，会同全体村组干部，广泛宣传，逐户催缴。据江苏某镇的调查，2001年，全镇共有缴税农户14000户，只有约30%的农户主动缴纳农业税，其余需要上门收取，即使如此，全镇仍然有10%的农户拖欠近50万元的农业税。为解决农业税征收困难，征收机关不得不增加税收人员，为此又需要增加税费，从而使征收难度加大，进入恶性循环。农业税征收难度加大又进一步导致基层政治不稳定，维稳成本继续加大。因为农业税征收的数量大，任务重，难度大，乡镇政府为了完成税收任务，在征收税费过程中往往采取一些过激行为，甚至导致诸如致死人命的恶性案件的发生，造成基层干群关系的紧张和政治不稳定。

其次，农业税制约农民增收目标的实现。由于农业税为地方税种，农业税与地方财政收入息息相关，尤其是基层政府的一个重要税收来源。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一些地方极力开拓农业税源，有的甚至想方设法从农民那里多征税，即使在二、三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农业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很小，地方政府也不愿意主动放弃这部分财政收入，从而制约农民收入增长。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制度安排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趋势下,农业税收制度的不适应性甚至弊端日益显现,需要进行改革,因为，在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下，我国农业税收体制，不仅不能为促进农民增收提供制度保证，反而成了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体制障碍，必须从根本上予以取消，以减轻农民负担。

再次，农业税扩大了城乡发展差距。尽管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2/3，但长期以来政府用于农村的财政支出仅占总支出的10%－15%，2000年农村人口人均税费比率为3%，但实际比率为5%，而城镇人口实际上均税率为0.58%。农业税是最终形成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统计显示，2001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为6860元人民币，农民收入为2366元，城乡差距为3：1。但实际差距应该为，甚至6：1。因为，农民收入中扣除占40%的实物性收入，用于购买商品、服务的货币只有1800多元，平均每月150元左右，而这其中的20%（即30元）还要用于第二年扩大生产，用于购买种子、农药、化肥、柴油等，即每月能真正用于商品性消费的货币收入只有120元，而城市居民货币收入平均每月接近600元，城乡差距为5：1。此外，城市居民收入中还有一部分没有纳入统计范围，如各种各样的隐性福利、住房、教育、卫生，甚至是用电都比农民有更多的优惠。如将城市居民的隐性福利、优惠折算成收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6：1。按照到2020年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测评，届时我国人均GDP可达到3000美元。根据GDP增长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计算，届时农民人均收入只可能增加1．5倍左右，约6000元，这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的消费结构接近。因此，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应不超过2.5：１或3：1，农民收入才能达到6000元，进而最终实现城乡、区域、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但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缩小城乡差距，那么，即使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广大农村也无法达到全面小康标准。

（四）农业税设计不合理，未能充分体现公共财政要求

首先，征收农业税不是世界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从世界各国的税收制度看，各国税种设立基本相同，一般包括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商品税(包括增值税、关税、营业税、消费税等)、财产税(包括地产税、遗产税等)、社会保障税等基本税种，农业税并不作为独立税种设立。农民作为纳税人，应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按其经济活动属性分别在相应的税种承担平等的税负。西欧发达国家农业的产品税同样增值税征收53，并对采取优惠政策54。日本农业税的主要形式是土地税。土地税按土地的法定价格征收货币税，税率曾为地价的3%，后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大幅度降低。土地税只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租地农民只交地租不交土地税。在美国，农业赋税也是纳入与其它产业一样的统一的税种制度下征收的，同样不设立单独的农业税。

其次，我国农业税征收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第一，2005年以前我国税法规定，城市居民月收入800元以上才征收个人所得税，按此标准，我国绝大部分农民根本没有达到纳税的起点标准。2000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2253元，月平均只有188元，却要承担至少4%的税费负担。第二，城市居民从事工商业的增值税起征点是月销售额600-2000元，折合年销售额7200-24000元，一般小农户年收入很难以达到这一起征点，所以不必考虑增值税问题。2000年农村人口人均税费比率为3.0%，但实际比率在5%，而城镇人口实际人均税率为0.58%，二者相比，显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农村税费制度有“打贫济富”特征，长此以往，会导致马太效应，城乡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因此，取消农业税是建立现代公共财政制度的内在要求，把农民的税负纳入统一的税制体系后，还必须统一城乡税负，保证农民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

（四）WTO下征收农业税，不利于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

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日本、欧盟等）为了提高本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对农产品的生产环节除了不征税以外，还按世贸组织的《农业协议》中的“绿箱”政策或“蓝箱”政策和规则，对农民实行各种各样的直接补贴。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粮、棉价格于水平低国际市场价格，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然而，随着2001年我国加入WTO，我国粮

食成本平均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当时已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从而对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的主产区带来不利影响。我国由于受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和水源及土地资源少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的农产品本来就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劣势，如果再征农业税，就等于自己抬高农产品价格，必然削弱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为国际市场上低价农产品进入我国市场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得在加入WTO谈判中曾千方百计争取的对农业更多的保护空间，因向农民收取大量税费而消失。

五、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政策效应评估

（一）取消农业税政策的正面效应

1、减轻了农民负担、增加了农民收入、缩小了城乡差别，扩大了内需，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据统计，2006年取消农业税，农民不仅直接减轻了原有300多亿元的农业税负担，而且减轻了700多亿元的“三提五统”和农村教育集资等负担，还减少了约250亿元的各种不合理收费，共减轻农民负担约1250亿元，每个农民减负120元左右，增加了农民可支配收入，扩大了农村有效需求，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农村人口是我国目前数量最多、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有利于扩大内需，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在 “三农”问题突出的背景下，取消农业税，不仅可以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新中国成立后，农民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牺牲。改革开放初期，农民曾经率先尝到了改革的实惠，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民生活水平却相对降低了，长此以往，必将影响城乡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取消农业税对稳定农村社会，具有积极作用。

2、有力地支持了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社会公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加快现代化建设，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也在农村。农民的平均税赋水平大大高于城镇居民，城乡税负不均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一种突出表现。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所以，取消农业税为建立新型的农村税费制度扫清了障碍，可以根据城乡一体化的原则建立城乡居民统一的税费负担制度，可以真正把社会公正放到至关重要的地位，对城乡居民一视同仁，改变“穷人替富人纳税”的不合理状况，使农村的公共物品供给真正成为政府的责任，尤以中央政府的责任为最大，从而有利于保证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公民享受到大体相同的公共服务。

3、促进了农民增加农业投入，提高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家庭承包经营体制以后，农户因受收入水平、家庭分散经营的限制和对土地承包权未来不稳定性的预期，也不愿或无力对农业进行投入。致使我国农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抵御自然灾害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下降。取消农业税，增强了农民对农业的未来预期，使农民拥有较多的资金，投入到农业的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之中，进一步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

4、提高了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取消农业税前，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征收农业税的国家，而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农业实行保护政策，世界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美国对农业的补贴额很高。欧盟每年对农业补贴300多亿美元。美国2001年通过了高达200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计划。加入世贸组织后，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发达国家实力雄厚的农业补贴，为了增强我国农业的竞争力，更需要加强对农业和农民的支持和保护，取消农业税，实行无税农业，可以起到对农业的补贴、扶植和支持作用，增强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取消农业税政策的负面效应

1、部分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一度有所下降。取消农业税后，由于法制型、服务型政府管理体制建设的滞后性和农村基层干部的适应需要一定的时间，致使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在

农业税取消后，一时职能转变难以到位，农村基层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低，社会管理能力弱，农村自然灾害、公共安全等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基层政府间事权划分不清晰，政府职能缺位和越位的问题并存。部分农村基层干部积极性受到影响，无心农村公共服务。

2、农村乡村两级基层财政压力总体加大，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要求提高。农业税是地方收地方用，曾是我国大部分乡村基层组织正常运转的主要收入来源，尤其是农业主产区，农业税仍然是基层政府的重要财力保障。据统计，2005年以前农业税收入一般占乡镇财政预算收入的60%以上。取消农业税一是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不足或一时难以到位的情况下，一段时间乡镇财政收入减少，尤其是给贫困和欠发达地区带来了财政困难。二是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取消农业税后，地方财源基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特别是乡镇财政不再同农民争吃“一碗饭”，而是要“分灶吃饭”。因此，乡镇财政一度要重新确定收支范围、基数调整等财政体制。国家虽然加大了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但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不到位，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中央采取了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政策措施，推进地方财政管理方式变革。但由于没有能触及到财权与事权划分等深层次问题，治标不治本。一些地方不顾实际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搞城市建设和标志性工程，没有将财力真正向基层倾向，乡村经费保障水平低，乡村运转普遍困难。

3、农村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发展一度受到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发展都是以包括农业税在内的农村税费作为资金保障。取消农业税造成了乡镇财政收入减少，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履行社会公共职能，直接影响到农村公益、教育事业发展。缺乏足够的财政资金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就无法新建和管理维护、农村合作医疗保健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就难以实施等；农村义务教育虽然由县、乡财政拨付，但县、乡财政缺口较大，拖欠教师工资的事时有发生，而县、乡拨付费用也难以及时到位。另外，许多县、乡为适应农村结构调整，引导农民致富，多次为农民举办各类职业技术培训班，向农民传授种植、养殖、栽培等多种生产技术，深受农民欢迎。农业税取消后，资金来源中断，使得各类培训班无法继续，农民生产技能无法进一步提高，不利于农业长期高效发展。

但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随着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特别是党和政府各项惠农政策的不断落实，取消农业税的负面效应将逐步缓解，积极效应将进一步扩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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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税粮有丁税和地税两种不同形式。工匠、僧、道、也里可温（基督教徒和教士）、答失蛮（伊斯兰教教士）、儒户等纳地税。绝大部分地区的民户和官吏、商贾都按成丁数缴纳丁税。31赋税名目之一。包括丝料、包银、俸钞三项。32不同是分夏税和秋粮两次缴纳。夏税不超过八月，秋粮不超过次年二月，主要缴纳米、麦，还有丝绢和钱钞。用米、麦缴纳的称本色，用丝绢和钱钞折缴的称折色。33 明朝为征调赋役而编制的户籍册，因上交户部的一份为黄色封面而得名。由于是国家征收赋役的根据，又称“赋役黄册”。34为征派赋役和保护封建土地所有权而编制的土地登记簿册。册中将田地山塘挨次排列、丘段连缀地绘制在一起，标明所有人、四至，因其形似鱼鳞而被称为“鱼鳞图册”，亦称“鱼鳞册”、“鱼鳞图 ”、“鱼鳞图籍”、“鱼鳞簿”。35在大规模清丈全国土地的基础上进行的农业税征收政策。其要点是：一是以州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额，各州县原有的赋役总数不减少。二是先将田赋和摇役分别合并，再各折算成银,最后将赋银与役银合并征收。三是取消力役，由政府雇人应役，役银由人丁和田地分担。四是征收和解运由官府负责。是继唐代两税法之后，我国赋役史上又一次重大的制度改革，它为清代实施摊丁入亩准备了条件。36田赋按亩派征，根据土地类别和肥瘠高下分别规定不同科则。以征银为主，也征收一定的米、麦、豆、草等实物。征收分上下两期，上期自二月至五月，称为上忙，下期自八月至十一月，称为下忙，每期各完税一半。槽粮是一项特殊的田赋，征于山东、河南、江苏等八省，供京师王公百官棒米及八旗兵丁口粮等项需要，岁额四百万石。其中三百三十万石输京仓，为正兑，七十万石输通州仓，为改兑。槽粮以粮米计，实际征收时有部分折收银两，称折征；还有将原定本色改收其他实物的，称改征。37地丁完全按田亩征收，不论豪绅富户还是一般农民，田多则赋多，无田则无税，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摊丁入亩规定地丁银数以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丁册为常额，固定丁银(335万余两)。38摊丁入亩，不仅是明朝一条鞭法以来赋役内容的继续简化，更重要的是全国赋役制度的一次再统一，不仅有利于国家财税制度的贯彻，而且促进了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这项改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摊丁入地改革相当艰难，从雍正元年(1723年)全国正式推行最后到光绪29年(1883年)前后搞了150多年。

39北京大学哲学教授，著名农民问题研究专家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在论文《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中总结出来的历史上的中国农业税改革的某种规律：历史上的历次农业税费改革，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每次农业税费改革后，由于农民种粮食却要等生产的产品卖了之后用货币交税，中间受商人的一层剥削，加上不分土地好坏都统一征税。因此，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而且一次比一次重。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我国古代研究赋税制度最深入、最系统的学者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黄宗羲认为赋税制度有“三害”。曰：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 401950年全国农业税收入约19.1亿元，约占全国税收的39%。411979年9月28日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42是指村级三项提留和五项乡统筹。村提留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按规定从农民生产收入中提取的用于村一级维持或扩大再生产、兴办公益事业和日常管理开支费用的总称。包括三项，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乡统筹费，是指乡（镇）合作经济组织依法向所属单位（包括乡镇、村办企业、联户企业）和农户收取的，用于乡村两级办学（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的款项。43农村劳动积累工、义务工是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主要劳务来源。441992年，农民负担问题比较突出的安徽涡阳县新兴镇自发进行了改革，即按照全镇全年的支出总额确定农民的税费总额，税费一并征收，分摊到亩，每亩地30元。45如安徽的阜阳、河北魏县、贵州的循潭、湖南的怀化也先后开始试点。46将各种杂费合并到农业税中统一征收。47以既定税率征收上来的税费实际上是粮食实物，政府通过卖粮获取现金。481998年 11月 20日，国务院成立由财政部长项怀诚牵头的农村税费改革三人小组，开始税费改革的筹备工作。49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制度上规范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在减轻和规范的基础上，使农民的税赋水平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不变。50即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51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52确保农民负担得到明显减轻、不反弹；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不受影响。53增值税的基本税率法国为18.6%，英国为17.5%，德国为15%，荷兰为17.5%，卢森堡为15%，比利时为19.5%，意大利为19%，西班牙为16%，希腊为18%，葡萄牙为17%，丹麦为25%，瑞典为25%，爱尔兰为21%，挪威为23%。可以看出，即使按照增加值征收，除几个高福利国家外，西欧主要国家的农业税税率大都在20%以内。

54如法国、荷兰、希腊和比利时等国对农业实施一定程度的免税，德国、挪威、卢森堡等国对农业采行特别税率，这使农业实际负担的税率大大低于增值税的基本税率，如法国为7%，德国为6.5%，意大利为2%(谷物)，卢森堡为5%，荷兰为4%，奥地利和比利时为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