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和中国大学教育的缺失

第一篇：大学之道和中国大学教育的缺失

张汝伦：大学之道和现代大学教育的缺失

一些问题不是中国大学的“地方病”，而是全球大学的“流行病”

今天大学的一些根本问题，如缺乏教育理想、大学被金钱和权力支配、本科教育空洞化、基础理论尤其是文科基础理论研究萎缩、基本没有道德和修身教育、分数贬值、师生之间缺乏深入的交流甚至没有交流、科研产生大堆的文字垃圾，等等，这些都不是中国大学的“地方病”，而是全球大学的“流行病”。

梅贻琦对古“大学之道”的精辟理解

据说是日本人最先用“大学”来翻译西方的university，但这个翻译的确很妙。倒不是因为中国本来就有“大学”这一说，《大戴礼记·保傅篇》上就有“古者八岁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的说法；更是因为我们的先人很早就提出了大学之道，即《大学》开篇的那几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学记》上还有对“大学之道”的另一种说法，就是“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但按照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的解释，这两段对“大学之道”的解释并不相互抵牾：“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二语，可以为明明德之注脚，化民成俗，近悦远怀三语可以为新民之注脚。”这的确是对古“大学之道”的精辟理解。

不过梅先生并不将它仅仅理解为与现代大学无关，或最多间接有关的古之大学之道，而是认为它也表达了现代大学之道，或者说，现代大学的实质精神。这与近代以来动辄用洪堡、纽曼或其他西人的大学理念来理解大学的流行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梅先生认为：“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大学各系科学术的传授和研究，固然可以格物致知功夫目之，课程以外的学校生活，以及师长持身、治学、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举措，也对学生格致诚正的心理生活不无裨益。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科的设置，学生课外的社团活动，以及教师以公民资格参与社会的种种活动，学生的实习，树立一种风气等等，都对学生将来离开学校，贡献于社会有所挹注。“此又大学教育新民之效也。”

然而，梅先生又不得不承认，现代大学的实践与此大学之道是有距离的。例如，明明德讲的修己功夫中之所谓“己”，是一个整全的人格，至少包括知、情、志三个方面。但今日大学所能措意而略有成就者，仅有知这一方面而已，“夫举其一而遗其二，其收修明之效，因已极有限也”。更何况今日大学教学，“灌输之功十居七八，而启发之功不得二三”。这样，要学生左右逢源，深造自得，几无可能。此仅就知识教育而言。人格教育方面几乎全付阙如。

由于只重知识和技术传授，学校也基本不要求教师对学生的人格培养尽力。更何况今日之教师本身也是只重知识传授的现代教育的产物，能孜孜以求于专业知识已属不易，持志养气之道，待人接物之方，对此辈而言是谈不到了。此外，“今日学校环境之内，教师与学生大率自成部落，各有其生活习惯与时尚，舍教室中讲授之时间而外，几于不相谋面„„。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繤远哉！”今日在大学教书者，有谁能说这不是今日大学师生关系、教学关系之真实写照？稍有不同的是，教学关系是买卖关系在今日大学几乎已成“共识”。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修养是最基本的部分

在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学生自身修养是最基本的部分，《大学》八目，此占其五。但却是“今日大学生之生活中最感缺乏之一事”，其原因在梅先生看来有三。一是“五闲暇故”。学生学业繁重，上课太忙。但“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纵探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而思对此悠久与累积者宜如何承袭节取而有所发明，对复杂繁变者宜如何应付而知排解，非有闲暇不为也”。此说一点不错，但当今学子未必都无闲暇，只是很少有人还把修身当回事，这恐怕是梅先生想不到的。

修身的另一个基本条件是“独”。“独”是“知人我之间精神上与实际上应有之充分距离，适当之分寸”，这样才能独立特行，力排众议。但今日学子往往扎堆抱团，拉帮结伙，故“每多随波逐流（时人美其名曰‘适应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大学》定、静、安、虑、得之五步功夫是谈不上了。修身在现代大学教育中付诸阙如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师友古人之联系之阙失”。师友关系已如上述。“友”之一道，于今只是“寒暄笑谑与茶果征逐而已”，更何况尚友古人哉？此不独一般人要与时俱进，“即在专考史学之人，又往往用纯粹物观之态度以事研究，驯至古人之言行举措，其所累积之典章制度，成为一堆毫无生气之古物，与古生物学家所研究之化石骨殖无殊”。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学子很少能理解什么叫“如对古人”。

现代大学在明明德一方面少有建树，在新民方面也乏善可陈。因为明德功夫为新民功夫最根本之准备，前者的缺乏，不能不影响后者。但还不止此。现代大学新民方面之失，还在它只是培养专才，而不是通才。但“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此外，大学传授的社会科学知识也有问题，“或失之理论过多，不切实际，或失诸凭空虚构，不近人情，或失诸西洋之资料太多，不适合国情民性”。这样，大学教育所真能造就者，“不过一出身而已，一资格而已”。也就是文凭而已。大学若要有新民之效，还要有学术自由。梅先生用宋儒胡瑗的话“无所不思，无所不言”来解释“学术自由”。但他认为“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不是荡放。因为“大学致力于知、情、志之陶冶者也，以言知，则有博约之原则在，以言情，则有裁节之原则在，以言志，则有持养之原则在”。在他那里，学术自由归根结底还是隶属于大学之道。

现代大学的实践与大学之道相去甚远

尽管作为当时中国顶尖大学校长的梅贻琦清醒地看到了现代大学的实践与大学之道相去甚远，但他认为这是“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耳”。此话或有可商。现代大学作为一种社会创制并不是按照什么人的理想观念产生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先有大学的理念，才有大学。而是相反，先有大学，然后思想家们针对大学的种种问题提出他们的大学理念，以期校正或将其纳入理想的轨道。例如，洪堡的大学理念就是针对当时流行的大学范式，即启蒙时代和专制制度按照国家和社会的实用目的和功利目的设计和建立的大学。同时又是针对英国和法国大学的不足提出的。英国大学在教会的管理下原则上还不承认科学自由，而法国大学则受国家的指导和控制。洪堡自己创办的大学虽一开始尚能贯彻他的理念，但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就不能不与他的理念渐行渐远。

这是因为，现代大学虽然是从中世纪大学发展而来，却基本是现代性的产物，它不能不服从现代性的种种意识形态要求和制度要求。关于这一点韦伯倒是看得很清楚。在《学术作为一种职业》的演讲中，他反对崇拜人格，认为只有专心科学工作的人才有人格。人格原则一度是大学通过科学进行教育（教化）的基础，但在韦伯那里却被“客观性”所取代。他明确排除在科学中通过教育实现人格。现代科学只是西方“理性化过程”、即我们的世界通过科学和科学定向的技术在思想上理性化构成的一小部分，它只有在它的进展中才有意义，它参与了世界的“去魅化”，它把存在的东西归结为没有内在意义和规范力量的纯粹事实。这种科学因此也没有意义和价值取向，它不可能是洪堡意义上的教育或教化。因此，把一切教化的因素从科学教育（其实是科学知识传授）中排除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

与此同时，作为一种现代社会机构，大学必须服从经济发展和资本增值的逻辑。这种逻辑要求大学的教学与科研越来越密切与资本和权力结合在一起。要求大学教育越来越以符合资本的要求为准绳，否则它将无法生存。在这种历史的总趋势下，受教育者上大学决不会抱着明明德和新民的目的；以教育谋生者（教师）也不会以此而教。教与学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谋生吃饭。纵有像梅校长这样对“大学之道”深有体认、且掌握一定将之实践的权力者，对之也无可如何。眼下许多人热衷谈“过去的大学”或“过去的中学”，似乎它们没有任何今天教育的弊病，这实在是将它们的过去美化甚至变成神话了。无论是“过去的大学”还是“过去的中学”，都从未能贯彻“大学之道”。不但梅先生的《大学一解》可以作证，潘光旦先生也可以作证。潘先生在1936年写道：“近代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这种对不起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话总括起来说：教育没有能使受教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潘光旦：《国难与教育的忏悔》）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受教者和施教者，他们二位对当时中国教育的观察应该是可信的。这并不是否认当时的确有不少教育家和教师力图实践传统的教育理念；但中国现代教育依然按照现代性的逻辑惯性在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美化和制造神话不但不能解决今天的问题，反而会使我们看不到深层次的问题之所在。

全球大学的“流行病”

今天关心教育问题的人中，除了言必称“过去的大学”或“过去的中学”外，还有些人言必称美国的大学。似乎中国教育的问题只是“地方病”，在美国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些人中也许还有人会认为，梅先生虽也曾负笈美国，以传统的“大学之道”来解大学未免冬烘。可美国人一度主流的教育理念似乎并不与之相悖。1945年，哈佛大学的一批教授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起草了一份长达267页、题为《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的报告，研究整个美国教育制度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以避免重蹈历史上曾经的文明被毁灭的覆辙。该报告认为，需要把学生培养成有责任感的成人和公民，同时培养学生完善的人格和认识自我及世界的方法。它指出：“一种成功的民主制度（不仅指政府制度，而且还包括人们的精神世界都渗透了民主思想），需要最大多数的人们共享高尚的人格和正确的世界观。”这里所表述的教育理念，不也就是明明德和新民两部分目标？

然而，理念归理念，现实归现实。现代大学还是按照现代性的逻辑惯性行事。早在1962年，就有人批评“通识教育变得越来越专门化”，专业教育就更不用说了。据担任过8年哈佛学院院长的哈瑞·刘易斯说，在《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问世后的30年里，“课程的专业性和选择性完全占了主导地位，而二战后提出的围绕民主社会的公民意识，为不同学生提供共同体验的理想则消失殆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1850年，马萨诸塞州的立法机关就敦促哈佛传授有用的知识，指出在选修制度下，“谁需要学习什么课程，就得出钱，凡无人问津的课程就要放弃”。随着学生选择权的扩大，教师也开始随心所欲地选择教学内容。到了19世纪90年代，本科生已经享有充分的选择权，但他们不清楚所学的一切对自己意味什么。1796年，约翰·克拉克在给哈佛读书的儿子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先辈深知学问的旨趣所在。„„他们学养广博，也仁慈地希望科学之光能照亮后代的心灵。我们对实现这一希望抱有足够的信心——只要教书育人的工作在继续，美德和自由的理念就后继有人。”可一百年后，哈佛的哲学教授却认为大学的本质在于组织和发展知识，而不是培养个体的心智。再过了一个多世纪，2006年出炉的哈佛课程的自我评估鼓吹的哈佛的教育目标与此一脉相承：“促进知识拓展和跨学科学习的机遇”。根据刘易斯的观察，“经济动机成为‘象牙塔’教育的主题，我们已经忘记了教给学生人文知识，是为了教育学生怎样成为人；我们忘记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与家庭富裕的学生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忘记了这样的道理：如果没有美国社会中公民的自由理念，大学就无法教会学生认识自身与全球社会的关系”。结果是美国的常春藤大学迅速从教育机构（ivyleague.edu）变成了商业性机构（ivyleague.com），而哈佛则成了这一进程的引领者。（以上材料均来自哈瑞·刘易斯的著作《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今天大学的一些根本问题，如缺乏教育理想、大学被金钱和权力支配、本科教育空洞化、基础理论尤其是文科基础理论研究萎缩、基本没有道德和修身教育、分数贬值、师生之间缺乏深入的交流甚至没有交流、科研产生大堆的文字垃圾，等等，这些都不是中国大学的“地方病”，而是全球大学的“流行病”。刘易斯的新著《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至少可部分证明这一点。在这些方面，中国大学正被美国大学引领着“飞速赶上”。

好在教育界还有良知在。就在《失去灵魂的卓越》于2006年出版后，哈佛又提出了新的本科教育课程改革计划，“重新强调了哈佛曾经非常缺乏的教育理想”。这些理想在现代性条件下能否实现是另外一个问题，至少人家对大学之道还有坚守的决心。

（张汝伦，1953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西哲学研究著作若干）

第二篇：中国大学的十大缺失

中国大学的十大缺失

2011年04月28日

来源：当代教育论坛

作者：刘尧

关于中国大学的缺失，近年来人们已经谈得很多。比如：缺经费和办学条件，就大量投入经费改善办学条件；缺规模，就不断扩大规模；缺公平，就采取措施改善不公平的现状；缺人文素质教育，就建立人文素质教育基地；缺高层次师资，就大量引进和培养高层次师资；缺较高的教学质量，就大力实施教学改革„„缺什么就补什么！中国对大学改革倾注了辛勤和汗水，而结果依然不能令国人满意。

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大学从内容到形式、从规模到质量、从公平到效益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忧的是处在当今这个多元化现代社会里的大学，随着物质无限度的发展，大学中人的灵魂已被物质欲望挤满了。

今天的中国大学牵动着许多仁人志士的神经，人们不断在问，这是为什么？又为了什么？其实，在我们已有的思考中，更多触及的是大学外表的功用，较少触摸到大学的本质——大学是什么？大学为什么？孔子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现代大学作为创造、传承高深知识和培养高级人才的教育机构，除了在其教学和学术上的地位与价值之外，还要求具有“明德”与“至善”的使命与理念。如果说后者是尊从一种社会普遍认可的至上的道义或做人做事之理念，那么，前者就是实现这种理念的手段保障，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现代大学的本质。依据此认识，我们考察今天的中国大学至少有如下十大缺失。

一、大学理念缺失

大学理念就是回答大学是什么？为什么？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大学理念是灵魂。然而，就中国的当代大学而言，已经形成自己鲜明理念的大学还很少，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国虽然有完整的大学教育体系和勇于改革的教育实践家，却缺少大学自治的社会环境和卓越的教育思想家。现在中国很多大学对理念的思考与实践，多集中在具体的操作化的布置工作性质的层面。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震天口号中，许多大学规划几年达到目标，巨大的投入、宏伟的蓝图，美丽的校园中增添了许多躁动的学生„„大学生的理想在“象牙塔”里由“我要当科学家”，变成了在“社会轴心机构”中“我要票子、车子、房子„„”。

这一切就发生在承载国家未来的大学里。原因何在？皆是由于“大学理念”的缺失！梅贻琦先生曾改用《大学》的第一句话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来说明何谓大学。大学之道，在于精神层面上的求“善”和器物层面上的求“能”。大学之道在精神层面上，在于追求知识，追求真理，探究知识的最高境界，这即是所谓的“善”。大学之道在器物层面上，在于教给学生真理的同时，合理地安排课程体系，使得学生真正能够做到“学为我所用”，教会学生求生的技能，即求“能”。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大学更应该为社会保留一方神圣的“世外桃源”，让躁动的人们在这里静下心来研究一番最纯粹的科学知识，思考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问题，使大学真正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发动机。

二、大学精神缺失

大学精神是指平等的多元意识，理性的科学态度，自由的个性发展，以及非功利的价值追求。它是大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内化社会先进文化并以创新为取向所形成的约束大学行为的价值体系。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现象，大学精神虽不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那样直观、可测量，但由于其精髓已浸透和附着在大学内各种文化载体及行为主体上，使人时刻能感受到其独特的感染力。

许多教育专家认为，在保障大学的高水准方面，大学精神比任何设施、任何组织都更为有效。然而，中国大学精神的缺失表现在多方面：大学作为教学和学术自治中心的地位没有得到确立；大学办学缺乏鲜明的个性和独到的理念，定位贪大求全，办学目标功利化；大学教师的文化品位下降，学术失范，一些学者把治学作为一种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在权势与学术观点发生冲突之际，往往按照权利的意志修改学术观点，而不是以学者的良知来维护学术自身的尊严；等等。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大学同样需要信仰与精神的支撑。大学精神的存在，决定了大学教育活动中的人和大学教育的价值与品质。翻开中华民族的教育史，大凡杰出的大学校长及其大学教育活动，无不闪烁着大学精神的光辉，给后人以鼓舞和力量。“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这是蔡元培倡导的大学精神，他用这种精神，引领一批学人开创了具有一代“风骨”的北大精神。今天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处在这种变化中的大学更需要大学精神。

三、大学教师理想缺失

大学教师理想本应是教会学生认识人性本善，并以自己的美德为动力，去追求真理，去获取广博的知识，从而宣扬德行，影响社会，实现真善美的统一，达到其他社会成员所不能达到的效果。然而，近年来，中国大学普遍提出，青年教师要硕士化、博士化，并大量评聘和引进教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教师学历职称“大跃进”现象，加速了大学教师的功利化。现在的一些大学教师热衷于所谓教育的实用追求，大学教师的理想主义精神似乎早已被抛之脑后。因此导致大学教育也越来越远离精神生活，越来越缺少对生活中崇高理想的追求，使现在的大学教育更多的着眼于复制具有人文和科学知识的受教育者，醉心于克隆一个个缺少个性的眼睛与心灵。一个人如果没有心灵的力量，以及心灵的力量没有强大到可以辨识和选择外部世界，那么这个人的存在就将是很危险的，其存在的价值也就要大大的打一个问号。

中国目前“博士乞丐”的出现，可以洞见大学教师在促成学生“学历成人”时，忽视了“精神成人”的教育。哥伦比亚大学道格拉斯?斯朗教授说，大学教育已经忽略了人的心灵需求、人生目标、人生意义和价值观等领域的东西，这样的大学教育培养的人在角逐利益时，就会不受理性、良心、正义和道德的制约而沦为经济动物。可以这样说，现在有些大学教师并不缺少高深知识，却欠缺理想主义精神，这就是我们不能不直面的大学教师队伍现状。

四、大学独立性缺失

现代大学在其教育与学术上的独立性，体现为大学独立的决断和独立的治理。大学之精义在于独立地追求真理，如果大学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就极易被其他机构代替。当大学处于追求真理的权威地位时，也是大学最有能力抵御外界控制与压力之时。但可惜的是，今天中国大学的“领导”也有行政级别，也属“官场人物”，必须按官场规则行事，这就使大学无法真正独立，这也对大学精神的造成了极大损害。一些行政部门缺乏对大学的必要尊重，更进一步加速了一些大学独立性的失落。比如，首都师范大学强制献血事件发生的背景，就是因为“有关部门”为其下达了“义务献血任务指标”。行政权力无限扩大化，大学如何能独立？

检阅今天的中国大学，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大学既没有作为学术组织的自主性与相对独立性，也缺乏为知识而知识的独立品格。追求真理是大学与生俱来的固有的文化品性，也是构成大学作为独立机构合法性存在的基础。大学是社会的构成部分，但大学的价值绝不在于沉落为社会的构件，而在先于社会独立追求真理并以此引领社会的发展。大学是一批具有独立人格、独立价值判断能力的知识精英的聚集地，大学能够积聚社会良知、彰显批判意识，展现对民族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忧患与追求，所以大学应该将自身在制度构造上的独立性与其知识精英的独立人格有机地统一起来。

五、大学制度缺失

中国大学制度问题涉及大学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中国大学与外界的关系上，表现为政府集权控制，大学内部运作制度也缺乏合理性，并没有以维护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特性为目标，在大学权力分配、教学和研究、教师聘用等制度安排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在行政权力泛化、官僚习气盛行的环境中，学术不受重视，尊重学术人才自然无法得到体现。

中国大学长期以来一直以政府行政约束为主导，经费来源、专业设置、招生计划等等保持大学正常运转的各种资源，完全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控制。这种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导致大学组织行政化，缺乏竞争和激励机制，机构重叠、队伍臃肿、人浮于事、效益低下的局面长期难以解决。这说明急功近利的政策不能催生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现在大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某个学校、某个人的问题，说到底是体制、机制问题，即制度问题。„„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新时期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彻底革除大学行政化、官场化的弊端，还需要建立一整套的制度，如建立以教师为本、以学术为重的管理制度，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等等。正如潘懋元先生所言：大学要完成其使命，还有许多制度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且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开展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促进大学制度现代化，是中国大学完成其使命的迫切要求。

六、大学行政服务缺失

大学内部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界限模糊，常常交织在一起，造成分工不明，责任不清，导致行政权力常常代替学术权力，以至于以行政权力的方式管理学术事务。大学要实行民主管理，其意义不是大学内部行政组织为师生做主的“民主”，而是主权在师生的“民主”，亦即大学主权属于师生，而不是属于校长或行政阶层。这一原则来源于“天赋人权，主权在民”观念的深入人心，这一原则表明大学的行政权力来源于师生自下而上的授权，而非自上而下产生，大学师生满意和支持的行政组织就是大学合法的行政组织。同时也要求行政组织必须直接服务于师生的普遍利益，而非凌驾于师生之上。这一原则也赋予了师生具有天然的监督行政组织的权利，同时也要求行政组织必须通过一定的规制，为维护和保障师生行使这一权利提供顺畅的渠道和途径。大学内部行政组织是公仆，而不是公婆，行政组织必须为师生服务，对师生负责，这是大学内部行政组织存在的价值基础。

因此，大学内部行政组织要牢固树立“师生权利本位，行政服务本位”的观念，以实现师生根本的学术（学习）权力作为自身服务的最高标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想师生之所想、谋师生之所求、解师生之所忧。对大学内部行政组织而言，必须以师生拥护不拥护、师生赞成不赞成作为实践行政权力的最高准则。对大学的每一个行政人员而言，都要实现由“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换。

七、大学教授话语缺失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大师是关键。从某种意义上，任何一所大学的精神都由其教授来代表。如果一所大学有一大批学问深厚、道德崇高的教授，这所大学学术气氛必浓，学风校风必优，也必将成为人们难以忘怀的大学。大学教授作用的充分发挥，是决定大学生存与发展的本质因素。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说，我有50%的时间都在听取教授的意见。发扬学术民主，主要是广泛听取教授们的意见。

大学作为培养高级人才的机构，许多事务都与学术息息相关，应该由专门的学术机构进行管理。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教授评议会为学校最高学术管理机构，教授评议会中又有二三十个委员会，决定学校相关事宜，像经费预算委员会除决定经费使用外，还决定给一个系多少教授名额，科研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学术规划委员会分别决定具体的教学、学术事务。然而，2004年2月4日《文汇报》对中国几所大学和所属学院成立“教授委员会”的报道是：“‘教授委员会’充分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却让人疑惑。我们都知道，成立教授会是教授治校、民主办学的举措之一。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917年就在北京大学采用了教授会(当时名为评议会)制度，当时由北大教授和各科学长组成的评议会不是“智囊团”，而是学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学校的重大事项，都要经过评议会讨论和投票表决才能实施。

其实，目前中国各大学以及各院系都设有类似于教授会的“学术委员会”，然而“学术委员会”在学校重大问题上都没有决策权，甚至也没有发言权，最多就是当当“智囊”。在大学这个学术的重镇，教授的权力无法体现，也就意味着没有真正的学术权力存在。

八、大学特色缺失

特色是一所大学优势和生命力之所在。不同的大学由于在教育体系中的目标定位、价值取向、学科结构、历史传统不同，会呈现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特色。一所大学只有认清自己的优势，找准自己的定位，保持自己的个性，才可办出特色保持优势。然而，中国大学“同质化”严重，已是国内外教育专家的普遍看法。在2004年8月举办的“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伯顿?克拉克说：“大学要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办出特色，从一定意义上说，‘特色就是质量’。特色就是服务与质量的特殊性。”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忧虑的说，中国“现在的大学，喊出的口号都一样，‘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重点大学都这么提；很多学校盲目攀比。„„千校一面的趋同化倾向令人担忧。”纪宝成认为，政府、社会的导向，以及各种有失偏颇的评价体系加剧了这种现象的演化，而并非鼓励大学办出特色。内蒙古大学校长旭日干说：“一种模式，都往综合化发展，都不断扩大规模，这种趋势愈演愈烈，最终将使很多学校丧失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许多大学校长呼吁：大学要办出特色！因为大学与大学的竞争不仅表现在可以量化的实力上，更表现在不可量化的特色上。我们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大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不可急功近利，大学要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特色不是可以靠短期行为一蹴而就的，它不是大学面临生存危机时可以呼之即来的救命稻草。大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虽然可以作为大学求生存和规避危机的重要手段，但从根本上讲，大学首先应将它作为价值理性和发展战略来对待。

九、大学学术评论缺失

学术评论是围绕学术问题实事求是地讨论与对话，它以发展学术、追求真理为唯一目的。严肃健康的学术评论可以匡正谬误、拓宽思路、深化认识、繁荣学术，它是学术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术界繁荣的前提条件，也是抑制学术腐败的有力武器。但近年来，中国大学里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学术评论的空气非常缺乏，多数评论要么是假大空式的吹捧，要么是故作艰深的剖析。其实，学术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严肃、积极的学术评论。在开展学术评论时，对优秀的学术成果要大力推荐；对粗制滥造、假冒伪劣之作应进行有力的批评和揭露；对平庸之作不作恭维吹捧。让学术在评论中推进，让学风在评论中净化。在进行学术评论时，还应该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不应执其一端不计其余，不使用尖酸刻薄的言辞。

同时，要严以律己，虚怀若谷，宽容地对待各种评论意见，警惕和反对学阀、学霸作风，积极发扬学术民主，努力创造学术讨论的良好氛围，推动学术发展。正常的学术评论意味着学术平等，不但一般学术人员与学术权威之间是平等的，而且领导人对学术问题发表的意见也只能作为一家之言与其他学术观点进行平等交流。学术平等绝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多数保护少数，因为只有多数保护少数，才能使学术上的少数派，在平等的民主气氛中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以推动学术研究不断发展。

十、大学信任缺失

钱钟书曾经在小说《围城》中大骂博士文凭：“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清华退学博士王垠曾发出呼告：“博士学位，累坏了多少年轻的中国人！我不再为它浪费我的青春。”一些学子认为，在大学这所青春集中营里，每个人都像趴在玻璃上的苍蝇一样，自觉前途一片光明，却仿佛无路可走，真是死读书活受罪。大学近几年连续扩招，在校人数激增，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大学管理改革滞后，必然会导致大学突发性事件突出，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马加爵、薛荣华等事件曾一度震惊世人，黄蓉事件也让人不得不反思中国大学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类似的考试作弊，毕业论文抄袭等问题也屡见报端。更严重的是大学充斥着浮躁之风、浮夸之风，出现了泡沫学术。大学在强大的商业压力下，日渐庸俗，乱办班、滥收费、乱设专业屡见不鲜。

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现在的大学都是孬种。”王小波为什么离开大学当自由撰稿人？因为他看到大学不是他的精神家园。陈丹青为何辞职？因为他痛惜大学精神的沦陷。贺卫方为何停招研究生？因为他再也无法忍受蝇营狗苟的学术体制。尽管这类负面现象不多，这类问题在大学的比重很小，但是如果忽视这类问题，就会给大学造成极大的信任危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系列问题背后原因作深层次的透视，防微杜渐，防止此类现象对构建和谐大学的负面影响。

第三篇：中国大学的十大缺失

关于中国大学的缺失，近年来人们已经谈得很多。比如:缺经费和办学条件，就大量投入经费改善办学条件；缺规模，就不断扩大规模；缺公平，就采取措施改善不公平的现状；缺人文素质教育，就建立人文素质教育基地；缺高层次师资，就大量引进和培养高层次师资；缺较高的教学质量，就大力实施教学改革……缺什么就补什么！中国对大学改革倾注了辛勤和汗水，而结果依然不能令国人满意。

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大学从内容到形式、从规模到质量、从公平到效益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忧的是处在当今这个多元化现代社会里的大学，随着物质无限度的发展，大学中人的灵魂已被物质欲望挤满了。

今天的中国大学牵动着许多仁人志士的神经，人们不断在问，这是为什么？又为了什么？其实，在我们已有的思考中，更多触及的是大学外表的功用，较少触摸到大学的本质——大学是什么？大学为什么？孔子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现代大学作为创造、传承高深知识和培养高级人才的教育机构，除了在其教学和学术上的地位与价值之外，还要求具有“明德”与“至善”的使命与理念。如果说后者是尊从一种社会普遍认可的至上的道义或做人做事之理念，那么，前者就是实现这种理念的手段保障，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现代大学的本质。依据此认识，我们考察今天的中国大学至少有如下十大缺失。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

界。)

一、大学理念缺失 大学理念就是回答大学是什么？为什么？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大学理念是灵魂。然而，就中国的当代大学而言，已经形成自己鲜明理念的大学还很少，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国虽然有完整的大学教育体系和勇于改革的教育实践家，却缺少大学自治的社会环境和卓越的教育思想家。现在中国很多大学对理念的思考与实践，多集中在具体的操作化的布置工作性质的层面。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震天口号中，许多大学规划几年达到目标，巨大的投入、宏伟的蓝图，美丽的校园中增添了许多躁动的学生……大学生的理想在“象牙塔”里由“我要当科学家”，变成了在“社会轴心机构”中“我要票子、车子、房子……”。

这一切就发生在承载国家未来的大学里。原因何在？皆是由于“大学理念”的缺失！梅贻琦先生曾改用《大学》的第一句话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来说明何谓大学。大学之道，在于精神层面上的求“善”和器物层面上的求“能”。大学之道在精神层面上，在于追求知识，追求真理，探究知识的最高境界，这即是所谓的“善”。大学之道在器物层面上，在于教给学生真理的同时，合理地安排课程体系，使得学生真正能够做到“学为我所用”，教会学生求生的技能，即求“能”。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大学更应该为社会保留一方神圣的“世外桃源”，让躁动的人们在这里静下心来研究一番最纯粹的科学知识，思考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问题，使大学真正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发动机。

二、大学精神缺失

大学精神是指平等的多元意识，理性的科学态度，自由的个性发展，以及非功利的价值追求。它是大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内化社会先进文化并以创新为取向所形成的约束大学行为的价值体系。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现象，大学精神虽不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那样直观、可测量，但由于其精髓已浸透和附着在大学内各种文化载体及行为主体上，使人时刻能感受到其独特的感染力。

许多教育专家认为，在保障大学的高水准方面，大学精神比任何设施、任何组织都更为有效。然而，中国大学精神的缺失表现在多方面:大学作为教学和学术自治中心的地位没有得到确立；大学办学缺乏鲜明的个性和独到的理念，定位贪大求全，办学目标功利化；大学教师的文化品位下降，学术失范，一些学者把治学作为一种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在权势与学术观点发生冲突之际，往往按照权利的意志修改学术观点，而不是以学者的良知来维护学术自身的尊严；等等。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大学同样需要信仰与精神的支撑。大学精神的存在，决定了大学教育活动中的人和大学教育的价值与品质。翻开中华民族的教育史，大凡杰出的大学校长及其大学教育活动，无不闪烁着大学精神的光辉，给后人以鼓舞和力量。“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这是蔡元培倡导的大学精神，他用这种精神，引领一批学人开创了具有一代“风骨”的北大精神。今天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处在这种变化中的大学更需要大学精神。

三、大学教师理想缺失

大学教师理想本应是教会学生认识人性本善，并以自己的美德为动力，去追求真理，去获取广博的知识，从而宣扬德行，影响社会，实现真善美的统一，达到其他社会成员所不能达到的效果。然而，近年来，中国大学普遍提出，青年教师要硕士化、博士化，并大量评聘和引进教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教师学历职称“大跃进”现象，加速了大学教师的功利化。现在的一些大学教师热衷于所谓教育的实用追求，大学教师的理想主义精神似乎早已被抛之脑后。因此导致大学教育也越来越远离精神生活，越来越缺少对生活中崇高理想的追求，使现在的大学教育更多的着眼于复制具有人文和科学知识的受教育者，醉心于克隆一个个缺少个性的眼睛与心灵。一个人如果没有心灵的力量，以及心灵的力量没有强大到可以辨识和选择外部世界，那么这个人的存在就将是很危险的，其存在的价值也就要大大的打一个问号。

中国目前“博士乞丐”的出现，可以洞见大学教师在促成学生“学历成人”时，忽视了“精神成人”的教育。哥伦比亚大学道格拉斯?斯朗教授说，大学教育已经忽略了人的心灵需求、人生目标、人生意义和价值观等领域的东西，这样的大学教育培养的人在角逐利益时，就会不受理性、良心、正义和道德的制约而沦为经济动物。可以这样说，现在有些大学教师并不缺少高深知识，却欠缺理想主义精神，这就是我们不能不直面的大学教师队伍现状。

四、大学独立性缺失

现代大学在其教育与学术上的独立性，体现为大学独立的决断和独立的治理。大学之精义在于独立地追求真理，如果大学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就极易被其他机构代替。当大学处于追求真理的权威地位时，也是大学最有能力抵御外界控制与压力之时。但可惜的是，今天中国大学的“领导”也有行政级别，也属“官场人物”，必须按官场规则行事，这就使大学无法真正独立，这也对大学精神的造成了极大损害。一些行政部门缺乏对大学的必要尊重，更进一步加速了一些大学独立性的失落。比如，首都师范大学强制献血事件发生的背景，就是因为“有关部门”为其下达了“义务献血任务指标”。行政权力无限扩大化，大学如何能独立？

检阅今天的中国大学，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大学既没有作为学术组织的自主性与相对独立性，也缺乏为知识而知识的独立品格。追求真理是大学与生俱来的固有的文化品性，也是构成大学作为独立机构合法性存在的基础。大学是社会的构成部分，但大学的价值绝不在于沉落为社会的构件，而在先于社会独立追求真理并以此引领社会的发展。大学是一批具有独立人格、独立价值判断能力的知识精英的聚集地，大学能够积聚社会良知、彰显批判意识，展现对民族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忧患与追求，所以大学应该将自身在制度构造上的独立性与其知识精英的独立人格有机地统一起来。

五、大学制度缺失

中国大学制度问题涉及大学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中国大学与外界的关系上，表现为政府集权控制，大学内部运作制度也缺乏合理性，并没有以维护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特性为目标，在大学权力分配、教学和研究、教师聘用等制度安排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在行政权力泛化、官僚习气盛行的环境中，学术不受重视，尊重学术人才自然无法得到体现。

中国大学长期以来一直以政府行政约束为主导，经费来源、专业设置、招生计划等等保持大学正常运转的各种资源，完全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控制。这种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导致大学组织行政化，缺乏竞争和激励机制，机构重叠、队伍臃肿、人浮于事、效益低下的局面长期难以解决。这说明急功近利的政策不能催生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现在大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某个学校、某个人的问题，说到底是体制、机制问题，即制度问题。……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新时期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彻底革除大学行政化、官场化的弊端，还需要建立一整套的制度，如建立以教师为本、以学术为重的管理制度，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等等。正如潘懋元先生所言:大学要完成其使命，还有许多制度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且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开展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促进大学制度现代化，是中国大学完成其使命的迫切要求。

六、大学行政服务缺失

大学内部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界限模糊，常常交织在一起，造成分工不明，责任不清，导致行政权力常常代替学术权力，以至于以行政权力的方式管理学术事务。大学要实行民主管理，其意义不是大学内部行政组织为师生做主的“民主”，而是主权在师生的“民主”，亦即大学主权属于师生，而不是属于校长或行政阶层。这一原则来源于“天赋人权，主权在民”观念的深入人心，这一原则表明大学的行政权力来源于师生自下而上的授权，而非自上而下产生，大学师生满意和支持的行政组织就是大学合法的行政组织。同时也要求行政组织必须直接服务于师生的普遍利益，而非凌驾于师生之上。这一原则也赋予了师生具有天然的监督行政组织的权利，同时也要求行政组织必须通过一定的规制，为维护和保障师生行使这一权利提供顺畅的渠道和途径。大学内部行政组织是公仆，而不是公婆，行政组织必须为师生服务，对师生负责，这是大学内部行政组织存在的价值基础。

因此，大学内部行政组织要牢固树立“师生权利本位，行政服务本位”的观念，以实现师生根本的学术（学习）权力作为自身服务的最高标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想师生之所想、谋师生之所求、解师生之所忧。对大学内部行政组织而言，必须以师生拥护不拥护、师生赞成不赞成作为实践行政权力的最高准则。对大学的每一个行政人员而言，都要实现由“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换。

七、大学教授话语缺失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大师是关键。从某种意义上，任何一所大学的精神都由其教授来代表。如果一所大学有一大批学问深厚、道德崇高的教授，这所大学学术气氛必浓，学风校风必优，也必将成为人们难以忘怀的大学。大学教授作用的充分发挥，是决定大学生存与发展的本质因素。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说，我有50%的时间都在听取教授的意见。发扬学术民主，主要是广泛听取教授们的意见。

大学作为培养高级人才的机构，许多事务都与学术息息相关，应该由专门的学术机构进行管理。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教授评议会为学校最高学术管理机构，教授评议会中又有二三十个委员会，决定学校相关事宜，像经费预算委员会除决定经费使用外，还决定给一个系多少教授名额，科研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学术规划委员会分别决定具体的教学、学术事务。然而，2004年2月4日《文汇报》对中国几所大学和所属学院成立“教授委员会”的报道是:“„教授委员会‟充分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却让人疑惑。我们都知道，成立教授会是教授治校、民主办学的举措之一。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917年就在北京大学采用了教授会(当时名为评议会)制度，当时由北大教授和各科学长组成的评议会不是“智囊团”，而是学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学校的重大事项，都要经过评议会讨论和投票表决才能实施。

其实，目前中国各大学以及各院系都设有类似于教授会的“学术委员会”，然而“学术委员会”在学校重大问题上都没有决策权，甚至也没有发言权，最多就是当当“智囊”。在大学这个学术的重镇，教授的权力无法体现，也就意味着没有真正的学术权力存在。

八、大学特色缺失

特色是一所大学优势和生命力之所在。不同的大学由于在教育体系中的目标定位、价值取向、学科结构、历史传统不同，会呈现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特色。一所大学只有认清自己的优势，找准自己的定位，保持自己的个性，才可办出特色保持优势。然而，中国大学“同质化”严重，已是国内外教育专家的普遍看法。在2004年8月举办的“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伯顿?克拉克说:“大学要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办出特色，从一定意义上说，„特色就是质量‟。特色就是服务与质量的特殊性。”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忧虑的说，中国“现在的大学，喊出的口号都一样，„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重点大学都这么提；很多学校盲目攀比。……千校一面的趋同化倾向令人担忧。”纪宝成认为，政府、社会的导向，以及各种有失偏颇的评价体系加剧了这种现象的演化，而并非鼓励大学办出特色。内蒙古大学校长旭日干说:“一种模式，都往综合化发展，都不断扩大规模，这种趋势愈演愈烈，最终将使很多学校丧失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许多大学校长呼吁:大学要办出特色！因为大学与大学的竞争不仅表现在可以量化的实力上，更表现在不可量化的特色上。我们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大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不可急功近利，大学要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特色不是可以靠短期行为一蹴而就的，它不是大学面临生存危机时可以呼之即来的救命稻草。大学特色的形成与发展，虽然可以作为大学求生存和规避危机的重要手段，但从根本上讲，大学首先应将它作为价值理性和发展战略来对待。

九、大学学术评论缺失

学术评论是围绕学术问题实事求是地讨论与对话，它以发展学术、追求真理为唯一目的。严肃健康的学术评论可以匡正谬误、拓宽思路、深化认识、繁荣学术，它是学术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术界繁荣的前提条件，也是抑制学术腐败的有力武器。但近年来，中国大学里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学术评论的空气非常缺乏，多数评论要么是假大空式的吹捧，要么是故作艰深的剖析。其实，学术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严肃、积极的学术评论。在开展学术评论时，对优秀的学术成果要大力推荐；对粗制滥造、假冒伪劣之作应进行有力的批评和揭露；对平庸之作不作恭维吹捧。让学术在评论中推进，让学风在评论中净化。在进行学术评论时，还应该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不应执其一端不计其余，不使用尖酸刻薄的言辞。

同时，要严以律己，虚怀若谷，宽容地对待各种评论意见，警惕和反对学阀、学霸作风，积极发扬学术民主，努力创造学术讨论的良好氛围，推动学术发展。正常的学术评论意味着学术平等，不但一般学术人员与学术权威之间是平等的，而且领导人对学术问题发表的意见也只能作为一家之言与其他学术观点进行平等交流。学术平等绝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多数保护少数，因为只有多数保护少数，才能使学术上的少数派，在平等的民主气氛中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以推动学术研究不断发展。

十、大学信任缺失

钱钟书曾经在小说《围城》中大骂博士文凭:“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清华退学博士王垠曾发出呼告:“博士学位，累坏了多少年轻的中国人！我不再为它浪费我的青春。”一些学子认为，在大学这所青春集中营里，每个人都像趴在玻璃上的苍蝇一样，自觉前途一片光明，却仿佛无路可走，真是死读书活受罪。大学近几年连续扩招，在校人数激增，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大学管理改革滞后，必然会导致大学突发性事件突出，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马加爵、薛荣华等事件曾一度震惊世人，黄蓉事件也让人不得不反思中国大学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类似的考试作弊，毕业论文抄袭等问题也屡见报端。更严重的是大学充斥着浮躁之风、浮夸之风，出现了泡沫学术。大学在强大的商业压力下，日渐庸俗，乱办班、滥收费、乱设专业屡见不鲜。

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现在的大学都是孬种。”王小波为什么离开大学当自由撰稿人？因为他看到大学不是他的精神家园。陈丹青为何辞职？因为他痛惜大学精神的沦陷。贺卫方为何停招研究生？因为他再也无法忍受蝇营狗苟的学术体制。尽管这类负面现象不多，这类问题在大学的比重很小，但是如果忽视这类问题，就会给大学造成极大的信任危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系列问题背后原因作深层次的透视，防微杜渐，防止此类现象对构建和谐大学的负面影响

第四篇：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精神重建与制度创新

再过两年，作为中国现代大学象征的北京大学将迎来百年诞辰。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和现代大学的建立，始于本世纪初，大致是前五十年学习美、日，后四十年模仿苏联的历史。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新的一轮改革和冲击。这是中国历史上高等院校发展最快、数量最多的时期。1949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05 所，在校生11，65万人；1978年，共有高等学校598 所，在校生86万人；1993年，高等学校已达1075所，在校生279 万人。八十年代中期，曾有每三天出现一所大学、年增一百多所的盛况。同时，这也是大学的形象和概念最为模糊的时期，从企业的职工大学、民办的走读大学，直到清华、北大、均名之为大学。一大批建于五十年代的专门学院争相升格更名，改称为大学，出现了诸如邮电大学、化工大学、外国语大学之类名称奇怪的大学。于是，企图澄清大学的形象，发挥大学的精神，必先为大学正名。◎大学的理念

大学的概念原本并不模糊，无论中外，高等教育大致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多学院的综合性大学（university），设于大学之中或独立设置的专门学院（cllege），以及学制较短，以实用科目和职业训练为主的社区学院、专修学校、专科学校等。大学在我国虽泛指中等以上的教育（如“上大学”、“大学生”词义中的大学），其特指则是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之类的文理科综合性学府。

西方关于大学的理念可以上溯到古希腊以培养“有教养的人”、“高贵的人”为目标、贵族式的博雅教育，以及中世纪大学以方法、逻辑学、修辞学、几何、算术、音乐和天文学等“七艺”为主要内容，培养“全能的人”为目标的人文主义教育传统。近世以来，这种教育理想是以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亦译作通才教育）而闻名的。19世纪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首先将其定义为文理兼备的普通教育，以另于那种专门性的、职业的和技术性的课程和教学。自然科学的发展，使科学教育得以从人文学科中分化出来并与人文教育并驾齐驱。因而，它同样具有深刻的人文内涵。科学教育的奠基人，德国教育家洪堡将教授和学生都看作是纯粹科学的仆人，认为“大学的真正成就在于它使学生有可能、或者说它迫使迫使学生至少在他一生当中有一段时间完全献身于不含任何目的的科学，从而也就是献身于他个人道德和精神上的完善。”欧洲古典大学传统在美洲大陆的传播，赋予大学前所未有的功利价值，促进了科学教育、专业教育和应用学科的发展，大学也不容置疑地成为国家发展的工具和实现个人功利的途径。然而，这种功利主义并非毫无节制，杜威在系统地赋予教育功利主义价值之时，也指出“一种真正自由解放的教育，不会将任何程度的职业训练与社会、道德及科学的边疆教育相隔离”，因为教育有两个同样重要的理想，即“个人一切能力的和谐发展”和“社会的效率”；指出“确保文理学院在民主社会中承担适当职能的问题，也就是务必使目前为社会所需的技术科目获得一种人文性质的问题”.事实上，二十世纪西方教育思潮和大学教育的改革，就是一部人文主义与功利主义不断冲突、校正、互为制衡的此起彼伏的二重奏，这种现象被称为“教育的钟摆”.中国在清末引进西学和西方教育，虽有富国强兵的急切动机，以发展实科教育为主，但在大学的建设上仍较好地保持了西方大学的面貌。民国初颁布的《大学令》，称“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按照西方大学的通例，1929年颁布的《大学规程》、《大学织法》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凡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始得称为大学”，“不合上项条件者为独立学院，得分两科”.这种通行的分类，对名份的重视和强调，旨在突出大学的独特功能和属性，蔡科学时报：真正的大学精神比任何排行榜都重要

近日，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和中国校友会两家民间机构，几乎同时公布了各自最新的大学排行榜，从而又掀起新一轮的舆论潮。有专家对排名机构发出质疑，还有的学者惊呼：当今大学排行榜已俨然成为一种“教育产业”(新华网1月23日)。

现在中国的大学排行榜版本之多、发表速度之快和影响之大，都远远超出此前的一二十年。对此，有学者认为中国民间机构的评估尽管存在种种缺陷，但毕竟为大学教育的消费者提供了信息和具体指导，打破了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独自掌握和发布信息的局面，是制度的创新和突破。但在笔者看来，重塑大学精神比任何排行榜都重要。

1927年北大校庆时，马寅初发表《北大之精神》演讲，提倡“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这不单是北大的精神，也应该是所有大学的精神。面对浮躁的社会，大学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不应以流俗的是非为是非，更不应以流俗的价值标准取代自身的精神价值追求。可是，今天有哪所大学还葆有这样的精神？

我们姑且不说，今日的大学在市场化和功利主义的冲击下，丧失了学术殿堂的尊严，成为一个名利场；也不说师生关系早已疏远异化，在高校中研究生把自己的导师称呼为“老板”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单说大学校长，试看今日之国中，大学校长中有多少人身上还保持着真正的大学精神呢？

笔者想起清华的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抗战时期，清华、北大、南开内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大，三校公推梅贻琦先生为联大校长。初到昆明，联大既无校舍，又缺钱米，当时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给了很大支持。一天，龙云拜访梅校长，说他的孩子未考取联大附中，请求破例收录。梅校长留龙云吃饭，请潘光旦教务长作陪，要潘派老师晚上去辅导龙的孩子，等明年再考，还要龙主席付家教费。

梅贻琦先生性格温和，而风骨刚强、不畏权贵、坚持原则。这才是先哲的风范，后人的楷模。记得去年教育界的几位专家在一篇文章中质问：“今天有钱有势者的子女，能够进入好学校的比例，是不是增多了？他们都是考上的么？我们这么多教育工作者，对此是习以为常了，还是觉得汗颜？”他们严肃地建议设立“大学校长尊严奖”，“条件只有一个，即能顶住任何高官、大款的压力，不招一个不合格的学生!”

可见，真正的大学精神在最应该葆有这种精神的大学校长身上，也已经难以寻觅了。这不但是某个校长的悲哀，更是中国大学的不幸。当有些大学两眼盯着大学排行榜，甚至不惜进行暗箱操作时，笔者想善意地提醒一下：我们现在缺乏的不是大学排行榜，而是真正的大学精神。重塑大学精神比任何排行榜都重要!

蒋家平：论大学精神及其创新

一、关于大学精神的内涵

大学文化建设的核心是精神层次的文化的建设,其目标是,在师生员工长期的教学、科研等实践中,形成一种以大学文化为主体的理想、信念、价值目标和相应的观念体系为代表的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氛围。而大学精神则是对学校品格、个性、精神、理想、信念、价值观等精神文化建设内容的高度凝练和整合,一般可以用言简意赅且富有哲理的语言形式加以概括和表达,是现代意识与大学个性相结合,能够被广大师生员工普遍认同,并广泛渗透在学校传统、校风、目标追求、道德规范、领导作风、教风学风等方面的群体意识和精神力量。

具体来说,大学精神的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大学价值观:这里的价值观指的是大学师生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心理趋向和文化定势,是全体师生或多数师生一致赞同的关于大学意义的终极判断。对于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以及不同国家的大学来说,其价值观也不一。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和基石,文化的所有内容都是在价值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

二是大学理想和目标:在价值观的宏观指导下,大学还必须以国际国内经济、科技、教育发展趋势为引导,以尊重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为保证,以学校自身客观条件为基础,以满足国家需求为目标,脚踏实地地形成自身的发展目标和中长期改革发展规划,并将其灌输到全体师生中去,形成全体师生或大多数师生认可的、并愿意为之奋斗的共同理想和目标。

三是大学核心理念:为了实现大学的共同理想和目标,大学必须进行改革与创新,必须大力发展学校各项事业,为了凝心聚力共赴美好前程,必须要求全体师生遵守某些关键信条。如德国柏林大学的大学理念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统一:大学活动的非政治性质与大学建制的国立地位的统一,科学体系的内在完整性和科学对整个文化和社会的批判———启蒙意义的统一,教学和研究的统一。

四是大学组织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办学理念,还必须为目标的实现和组织实施提供强有力的规范和制度的支撑和保证,也就是要形成全体师生共同遵守的纪律性约束——组织信念,使得大多数师生自觉地认识到自身的行为与学校整体目标和任务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愿意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遵守共同的组织信念。

大学精神的内涵丰富多彩,并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即“价值→目标→手段→规则“层层递进,都是围绕在价值观的指导下如何有效实现共同目标演绎而成的。这种鲜明的目的性使得大学精神内涵的各个方面相互关联,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大学精神作为大学师生群体在价值认识基础上积淀成的深层心理结构和信念,对于大学师生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确立价值取向和追求、规范行为模式和方式,以及对大学整体的改革、发展和稳定,都能起到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这些作用集中体现在它的凝聚、导向、规范、激励、调适、辐射的功能上。

二、关于大学精神的培育和创新

第五篇：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

Way of University

3月20日，星期六，上午九点。好孩子集团与武汉理工大学合作举办的成人在职教育昆山班开课。婴幼儿产业集团首席执行长梁旭晖博士与武汉理工大学的两位教授一起参加开课典礼，并发表讲话，与大家分享他关于大学的起源和发展以及追求自由与独立的精神和价值的认识。

从梁博士的讲话中，我们能感到，婴幼儿产业集团正着手为员工的“育”采取措施，以便大家在未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婴幼儿产业集团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这里鼓励一种坚持一生学习的风气，希望大家不仅在专业上不断超越，而且在素质上也断提高，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能更多为公司、为社会、为国家的发展贡献思想和行动。

主持人、武汉理工大学的两位教授，以及在座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今天我非常高兴看到这么多的同仁欢聚于此。

今天这个课堂跟我们在好孩子婴幼儿产业集团所办的短期教育训练不太一样，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界的培训，而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大学课程。我今天就换一种身份，从一个大学教授的角度，利用这三十分钟，跟各位分享一下《大学之道》。

大学溯源

首先我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学的起源。“大学”在英文里叫做“university”，它起源自拉丁语的“universitas”，在中世纪，这个词意指工会、社团、行会这样的组织。在罗马皇帝腓特烈一世1158年所颁布的法律里面就明确规定，“university”是一个独立自主、不受影响的团体。我们中国人从西方引用的“大学”这个词，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个团体，是一个不受任何政治、任何党派、任何思想影响的自由团体。

一般来讲，依照考证，并且有比较多的学者认可，世界上第一所大学距离现在有一千多年了，而我们中国的近代大学比西方晚了大概八个世纪。历史学与教育学方面的学者考证，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雏形起源于欧洲的中世纪，是1088年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大学。西方的学界一般也比较认同，这一说法。说到最早的大学，我们不得不提英国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关于它的成立，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当时英国的国王亨利二世跟法国国王是路易七世发生争执，英国国王把在法国留学的学者和学生全部召回，在1168年成立了英国的牛津大学。现在牛津大学里的建筑依然宛如一座座城堡，就是受中世纪建筑风格的影响。后来，牛津大学的一些学生、老师跟当地的老百姓发生了争执后，跑到了剑桥，在1209年成立了剑桥大学。

再来说说美国的高等教育。美国在1776年发布《独立宣言》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高等学府只有大约十所，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美国高等教育的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最有名的就是在1636年成立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以及在1701年成立的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当然还包括之后成立的威廉玛丽皇帝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康奈尔大学，它们基本上都是仿照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建立的。在独立建国之后，美国的大学就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增加到了现在的将近1800所。

回到我们中国的古代。它的大学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回溯到公元前124年汉武帝设立长安太学，中国历史上正规的大学成立距今已有2000多年，并且中国古代书院制度发达，大概有1200所书院。但是中国在近代实际上一直没有形成现代化的大学。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经考证，中国近代的大学成立于1862年，其成立本身是我们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写照，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所1862年成立的新式学堂，即京师同文馆，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学堂。后来还有上海的电报学堂、武昌的自强学堂以及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在戊戌变法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大概有很多所我们所谓的新式学堂成立，但后来真正演变为近代大学的没有几所，除了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武汉大学以及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水师学堂。我们现在一般的说法，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应该是指1895年成立的天津大学，也就是北洋大学堂，即当初天津海关道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绍奏请光绪皇帝成立的第一所大学，天津北洋西学学堂。

大学的理想

我们讲了大学的起源，下面来考虑一下，大学的理想是什么，也就是我们念大学，或者大家现在开始进入大学的殿堂，到底要做什么？古希腊的说法是，大学以培养一个有教养的、高贵的人为目标。中世纪的大学基本上就是以文法学、逻辑学、修辞学、几何学、算术、音乐和天文学等“七艺”为学习的内容，这里面重要的是通识的教育，即我们中国大陆所说的“通才教育”，所谓的liberal education，这个是大学真正要做的。

回想到我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们的校长斯蒂文·怀特爵士在开学典礼上曾经引用德国一位对近代大学发展影响至深的著名教育家洪堡的话勉励我们。这句话翻译成中文大意是：大学的真正成就是鼓励学生在终其一生的某一段时间里面获得一个机会，不含任何目的地追求科学，献身其个人的道德与精神的完善。简单来讲就是，各位在大学学习的过程中，真正有一段时间，不为其他任何目的地追求至善至美的精神，完善个人的道德和心智。这句话我一直谨记在心，在这里我也送给各位。

再来看看我们中国。我很尊敬的一位中国教育家、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说过，“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基本上就是研究综合性、学术性和人文性学问的一个地方、一个团体。我很尊敬的学长、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博士曾经讲到：大学教育的核心就是通才教育。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大学培养的是一个受过通识教育的完整的人。所以，不管各位学的是工商管理、机电一体化，还是企业管理，实际上背后所代表的是一个人文的、综合性的学识的培养。

大学的精神

各位在大学里面学的不仅是怎么样做事，同时，应该关切的还有你应该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这是两个概念，一个是to do，一个是to be。我刚刚引用了德国教育学家洪堡所说的话。实际上，在洪堡于十九世纪初创立的最知名的学校柏林洪堡大学，他奠定了几个原则，“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大家想，各位在大学的殿堂里面，在学习的时候，你要free your mind，就是真正地解放你的心智和思想，真正自由地学习。美国高等教育也有三A原则，“Academic Freedom”、“Academic Autonomy”、“Academic Neutrality”，就是所谓的“学术自由”、“学术自制”、“学术中立”。那我们中国呢？

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以前大概只有200多所，学生人数大概只有11万到12万左右；在1979年，邓小平主张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大概已经有近六百所，在学人数大概有86万；到1993年的时候统计，中国的大学已经超过了1000所，在学人数将近300万；来到今天，中国的大学已经超过1600所，在学人数将近500万到600万。面对这么多的学生，中国的大学到底应该何去何从？中国的大学教育应该何去何从？

中国近代大学已有百年的历史。简单来讲，在各位所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学的前50年，也就是建国之前，整个大学所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西方，来自美国。在49年建国之后，大概将近40年的时间，受到苏联式的教育影响，大学走向专门化，比如说军工大学、工业大学等一些专门性的大学，都是应国家的需要而产生的，这是目前中国大学的特色。但是慢慢地我们回归到现在，就是各位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们要思考的大学的真正目的，应该就是我前面所讲的，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通识性的、全能性的教育跟培养，尽管各位所分工的学科不一样。

大学的价值

中国的教育到底该怎么办？我个人认为，我们要回到我们中国的古语中，就是《大学》开宗明义所讲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这里我打了一个括号，写了一个“新”，是因为在南宋期间，我们的理学大师朱熹把《大学》原版中的“亲”改成了“新”，中国大陆的学生目前在读的很多《大学》的新解大概都是用“新”，共产党的前领袖毛泽东也比较倾向于“新”。但是以儒家学派来讲，《大学》的本文应该是“在亲民”。不过，这两个字对大学之道的阐释不会有影响。

简单来讲，用现代化的说法就是，大学教育观的核心是“通才教育”，是给学生以“通识”和“知类通达”的学术训练，以完成化民易俗、改造社会的“新民”使命，让学生具有自然、社会和人文三方面的知识。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大学之道”。各位在学习成为一个“士”的过程里面所应该知道的是，大学之道就在于很清楚地完善你个人的道德，在移民易俗，在亲民，在止于至高至美的境界。

合作办学

我们讲到武汉理工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的校训是“厚德博学、追求卓越”，正好跟我们上面讲到的大学之道非常接近。就我所知道的武汉理工大学，其前身有一部分是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之后还合并了几所大学，在2000年正式更名为武汉理工大学，现在是一所211的重点工程大学，也是非常知名的一所大学。从根本目标来讲，该校所培养的是适应能力强、实干精神强、创新意识强的高素质人才，非常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和创新能力的提升，这跟我们所讲的大学的理想和精神、大学的价值正好相契合。

武汉理工大学跟好孩子婴幼儿产业集团的合作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现在请允许我恢复到CEO的身份，把我们的期望，我们定位，好孩子婴幼儿集团在座的同仁跟武汉理工大学合作读书应该达到怎样的目标，向大家交待清楚。我认为这是一个最优秀的教授跟最优秀的学生结合在一起的新的尝试。未来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这里，或是在我们婴幼儿产业集团的训练中心上课，而不是在武汉理工大学将近3000亩的大学里面读书。这让我想起中世纪的大学刚成立的时候，真正的大学不是在校舍，在硬件设施，而是在于大师跟追求真理的学子的结合。早期欧洲的大学的化身就是一个发现真理的智者，他拿了一枝鹅毛笔，拿了一瓶墨水，写了很多他自己认为的真理、创新的东西，并把它发表出来，逐渐地，有年轻人觉得他讲的话有道理，便聚集过来，听他说这些话，慢慢就形成了大师跟学子之间的结合，“所谓大学者，不在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任重道远

在这里，我引用唐朝刘禹锡所写的《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用现代的话翻译出来就是：山不是只有高才好，只要有神仙就会有名气；水不是只有深才好，只要有龙就会有灵气。虽然我们身处的是陋室——当然这里称不上是陋室，只是这里的硬件条件跟武汉理工大学可能有一定差距，但是只要各位能够在坚持真理的追求与个人道德的完善上多努力，这里就不会是陋室。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各位未来跟武汉理工大学的教授彼此积极互动，就是我们所谓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就会达到一个境界，照孔夫子的说法，“何陋之有”？所以各位千万不要受硬件设施的局限，认为不如在武汉理工大学或在其他大学的殿堂里面学习。各位都是好孩子非常优秀的同仁和员工，我们会敦请武汉理工大学派遣最优秀的教授来跟各位互动，我相信这一定会激发出一些好的创意和成果出来。在座的这一两百位同仁，有本科的，有大专的，我们拭目以待各位在读完这个大学之后的发展到底会怎么样。

我有几句话想送给各位。孔夫子曾对一个人的一生作了规划和期望，他说的几句话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他曾经说过，“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衷心的希望各位在读完大学之后，在学习完通识教育之后，能够尽早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那样，你将能够更真实、更完美地度过你的一生。我也送给各位我从大学到读完博士的座右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就把这句话当做跟各位的共识，希望各位未来能以“士”自居，以国家安危、民生疾苦为己任，以人生圆满为最高的修养和境界。

以此与各位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