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历史演变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历史演变
中共中央组织部是党中央负责全党党的组织和干部工作的办事机关，在中央各部委中一直排序在前，充分表明了其重要性。笔者在《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书内，曾对新中国成立以前历届中央组织部与部长的变动，作过考证，但很分散。近期查阅有关历史文献史料进行考析，将自中央组织部设立至中共十八大后的实况，作一系统介绍，提供读者参考。
一、中共中央组织部最初的设立及其变动
1.中共一大至三大并未设立中央组织部。1921年7月召开中共一大时，由于全党只有50余名党员，5个地方党组织，选举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3人，由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会议通过的第一个决议称“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大会”。这时在上海“设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共产党合法的公开的劳动运动” 7、29。担任主任的张国焘集中精力在领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要推进组织工会工作。当时党务、党的组织发展工作主要由陈独秀直接负责，由李达协助与各地通信。即严格讲，张国焘的“组织主任”并非中央最早设立的组织部。中共召开二大制定出第一个党章，并未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工作部门，只规定“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及会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政治、劳动、青年、妇女等运动”。即二大后，并未成立中央组织部。因当时仅有195名党员，5个地方区执委会，工作量有限。党务包括党的组织工作完全由委员长陈独秀“总理”、主管。1923年6月召开中共三大时，全国党员增至420人，地方组织亦增多，修改党章增加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但仍规定“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职务”。三大制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中执委员会“选举五人组织中央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使职权”。“选出委员长、秘书及会计”，委员长主持中央局与中央执委会议；“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会计在中央督查之下，管理本党财政、行政。”[1]p121-122即中央的党务，党的组织工作分别由秘书与会计分担，仍然没有专人负责。由上可以看出，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在建党初期，对党务组织工作没有足够重视，存在着重宣传、工运，忽视党自身建设的现象。
2.1924年5月中共四届扩大执委会决定设立中央组织部。针对实行国共合作后革命运动迅速兴起、党内右倾思想日益发展、忽略党自身建设等问题，会上“中央局报告”，各区、地委报告，均把“组织”“党务”“党内组织”“本党情形”放在首位，表示了对党务的重视。会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强调正确“认识国民党及巩固我们党的重要”，通过了相关决议。在《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中强调“必须使我们的党及其各个机关能有更明显的组织形式„„在党务组织方面亦是如此”，提出“党的组织应当采取下列的形式及办法”，规定“中央及区亦应分设宣传、组织、工农等部分担责任”。“秘书兼组织部，组织部之下另有‘统计分配’及‘交通’的职务——‘交通’的职务便是发送秘密宣传品，组织群众大会及示威运动等。”[1]p197这是党中央最早也是第一次明确决定设立中央组织部，并规定其组成与工作。此后由中共中央局委员、秘书毛泽东兼任中央组织部第一任部长。1924年11月1
日，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签发《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明确提出“党内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一切对内对外发展，均与之有密切关系，前次扩大会议决议及中局迭次文告，均已再三讲过。„„但是内部组织却未有明显的进步”。提出六点要求，如“小组及地方会应照例举行，不得间断”，“负责党部或组长，应规划工作，分配每个同志担负，训练各同志使成为真能行动的党员”；“委员会或组长，至少一星期向中央作报告一次，报告一星期内所做工作”等。[1]p233、234从中看出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毛泽东，确实重视了抓党的组织工作和自身建设，陈独秀也认为“党内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开始认真纠正党不管党现象。
3.中共四大五大后的中央组织部。1925年1月召开中共四大，通过组织问题决议称，“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新的中央须特别注意设立一有力的中央组织部，实际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党的组织部重要工作之一，现在就是设立一个能够普遍地传播党的印刷品之机关。”四大修改党章，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须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其余委员协同总书记分掌党务”[1]p308、310、313。毛泽东本来是当时中央组织部主管最合适人选，由于1924年12月因病回到长沙，未能出席四大，未再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四届一中全会选举出中央局委员5人：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瞿秋白。选举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并兼组织部主任。同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扩大执委会决议称，“现在中央的各部：组织、宣传„„应当有确定的组织，他们相互之关系也要明确的规定。中央及区委书记应当尽可能范围不兼部务”[1]p407。但事实上，由陈独秀兼任的中央组织部，此后仍然没有专门做组织工作的干部和固定的办事地址。在全党迅速大发展的时期，中央组织部未能发挥应有作用。正如后来陈独秀在五大报告中讲，“中央的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宣传工作，做得最差的是组织工作”。“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由我来主管组织部的工作。后来，组织部实际上已不存在了，因为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在组织部里工作过”[2]p52。但1926年12月周恩来从广东秘密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此后曾多次会见陕西、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中央党组织负责人汇报，并作指示。1927年5月中共五大选出中央委员会，五届一中全会选举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陈独秀继续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为政治局常务委员。5月25日中央常委分工，张国焘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但实际上他并未做什么具体工作。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组织部
1.从八七会议到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组织部。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残酷镇压屠杀下，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斗争。八七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决定中央常委之下设立组织部等部、委、局。1927年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李维汉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杨匏安任秘书。19日又决定调湖南的陈佑魁来中央组织部任秘书，25日又改任叶文龙为组织部秘书，均未到职。9月23日，中央又决定改任罗亦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庄文恭任秘书。10月18
日因庄文恭未到职，又决定王若飞任组织部秘书，但王也未到职任事。[3]p58、59事实上1927年10月驻武汉的党中央组织部，并未能建立起固定组织，李维汉与罗亦农亦未能做组织工作。10月，党中央机关从武汉迁至上海法租界，开始建立分散、秘密的地下工作机关。同年11月9、10两日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对中央机构进行改组。为适应地下斗争的新形势，中央实行常委集权，推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周恩来、罗亦农为常委会委员，决定取消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等。在中央常委会之下设立中央组织局，其下设组织科、宣传科、军事科等。“为纯粹技术机关”，“科之主任无需执行委员兼任”。组织局主任先后罗亦农、周恩来，组织科科长汪泽楷。[4]p48、51 2.中共六大后的中央组织部。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周恩来向大会作了组织问题报告，对全党党员与地方组织分布、数量讲得很详细，似由担任组织科科长的汪泽楷所提供。六大修改党章规定，“为处决党的各种特殊任务起见，各级党部委员会之下，得成立各部或委员会，如组织部”，“各部或各委员会隶属于党部委员会，受其指导而工作，并经过党委员会而实行自己的决议”[5]p37。7月20日，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决定，“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和秘书处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之下”，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周恩来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六大扩大了中央组织部的职权，规定中央组织部具有制定组织工作政策的职能；可以对全党组织工作制定决议、经由中央发布实行，而非单纯执行和技术性工作；设立部务会议性质的“组织会议”，设部长和相当于副部长负责经常工作的秘书和组织科。据黄玠然（黄文容）称，“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间，我在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长”，“周恩来在负责中央组织部时，人少工作重，组织部只设有一个秘书和一个组织科。组织部的秘书先是余泽鸿，后是恽代英”[6]p6、8。“部里除了部长、秘书外，只有我和刘晋生（刘亚雄）、杨庆兰、彭砚耕等同志，总共不到十人。”“那时组织部的秘书是主持部里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部里的第二把手。”[7]p70据查1929年8月27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周恩来兼任中央军事部部长，调罗登贤到中央工作，“作中央组织部部长”，“恽代英到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8]。同年春，在上海举办了中央干部训练班，由周恩来主持，恽代英为班主任，余泽鸿为副主任。由中央组织部与宣传部协同组织进行，轮训各省委干部。同年冬，武胡景任中央组织部干事。[9]1930年2月，李立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9月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常委周恩来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同年12月，康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陈铁铮（孔原）调任秘书。事实表明，中央组织部的自身建设的加强、内部机构的设置科学合理规范、任务与职权的明确执行，并逐步成为中央机关中最重要的、工作效能较强的工作部门，是在中央常委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取得的。通过历史地审视，我们可以认为，周恩来是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组织工作的实际奠基人。
3.中共六届四中和五中全会后的中央组织部。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康生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兼中央组织部部长。2月，李竹声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10]p113，秘书仍是陈铁铮（孔原），干事有陈原道、何子述、杨子烈（女）等。3月28日，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议决定中央组织部部长参加常委会议。5月1日，中共中央听取组织部报告作出决议，决定“废除过去文件的指导方式，改用活的领导，必须建立完善的巡视制度„„来加强对于各级党部的领导”。同时制定《中央巡视条例》，规定巡视员的职权是“中央对各地党部考察和指导工作的全权代表”[11]p274-281。同年9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成立，李竹声被指定为政治局委员，仍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秘书陈铁铮（孔原），干事有黄文杰、杨光华、林电岩等。1932年11月，陈铁铮（孔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年1月下旬，临时中央常委博古、张闻天、陈云等，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瑞金，同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对外称“中共中央局”。原临时中央组织部从部长、秘书到工作人员仍然留在上海，改为中共上海中央局组织部。中共中央局组织部由原苏区中央局组织部改成，部长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担任，干事有邓颖超（女）、李维汉等。据李维汉称，“开始是中央组织部的干事，后来任弼时调到湘赣苏区去了，便任命我为中央组织部长，但我不管军队的组织工作，也不管白区的组织工作和其他苏区的组织工作。我只联系三个省委的工作”。“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成立中央组织局，主任是我，成员有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同志，他们多数是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每一次开会的议程，除组织、宣传外，都是由张闻天提出，会议结论也由他作。重要问题博古也出席。”[12]p339-340此时，金维映（女）担任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
4.中央红军长征以后的中共中央组织部。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李维汉担任军委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机关各部门随军行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改组了中央。1月中旬，中央常委陈云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3]p1746月初，陈云被党中央派往上海恢复党的白区组织和工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针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企图，于8月19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央分工时，张闻天就中央组织部工作的重要性发言，指出‘组织部是一个很大的工作，地方工作、白区工作、红军中的组织工作都归组织部管’。会议经过讨论确定组织部由张闻天兼管，李维汉为副。”
[10]p259-260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抵达陕北苏区。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李维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0]p271李维汉称，“当时的中央组织部机构精简，只有一个部长和两个科：干部科和组织科。干部科长郭滴人，组织科长金维映，总共只有几个人。„„组织科主要是参与和帮助当地的工、农、商、学、妇各界抗日救国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干部科管理中央党校的招生和毕业分配及其他干部的调配工作”。“中央组织部还负责打通对外联系的工作。”“一九三六年九月下旬，我离开了中央组织部。”后来知道，是博古任部长，郭洪涛任副部长。[12]p377、378、381同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甘苏区后，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为博古，副部长为郭洪涛（1937年2月24日任命），秘书长为金维映（女），组织科科长为王观澜，干部科科长先后由乐少华、王鹤寿担任，地方科科长为刘锡五。随着环境稳定，迎接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到来，中央组织部的内部机构有了充实发展。
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组织部
1.抗日战争前期的中央组织部。1937年1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增补刚从苏联回国到延安的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云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3]p214李富春兼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秘书长邓洁，秘书处处长武竟天，组织科科长王观澜，干部科科长王鹤寿，地方科科长先后刘锡
五、王德，统计科科长聂鸿钧，机要交通科科长王林，机要秘书贾政，组织部干部训练班主任陈云兼、副主任王德、总支书记先后胡嘉宾和陈曾固。1938年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决定规定：“中央各部得指导下级党委各该部门的工作，但关于各种重要问题须经由书记处指导之。”
“中央各部所拟定之重要文件、大纲及工作条例等，须经书记处批准后才能有效。”[14]p708这是党中央第一次明文规定党中央各部可以向全党下级党委同一部门工作作决定发通知。1939年6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委员会，成员有陈云、王稼祥、李富春等。
2.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务职权机构的规定。从1940年起，中央组织部曾先后多次向全党发出关于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工作的决定和通知。例如，1940年发出《各根据地党委组织部的工作条例》，8月14日发出《审查干部经验的初步总结》，8月17日发出《对内奸及不良分子的处理办法》，11月15日发出《叛徒自首分子及非叛变的自首分子的规定》，12月发出《对叛变及填写出狱手绩者处理的办法》，12月26日发出《审查党员的补充指示》，等等。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组织与编制问题，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委员会，以陈云、谭政、彭真、李富春、杨尚昆、叶剑英、陈正人为委员，以陈云为主任
同时决定李富春不再兼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0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中组部的业务范围的规定，其任务是：调查研究党内干部的状况，熟悉、管理、配备、培养、提拔干部，调查研究党周围的非党干部及研究对非党干部的政策，指导与检查全党执行中央对于党内党外的干部政策；其职权：发出带指导性的文件、电报，经中央同意派遣相当于省委及区委委员以上的干部，统一管理中央与各地党部的干部调剂，总政治部在干部工作的政策原则上接受中央组织部之领导；其内部机构设置是：干部科、秘书处、中央党务委员会秘书处（七大前暂设在中组部）；其部务会议成员是：陈云、王鹤寿、乐少华、武竟天、陈伯村、陈坦，记录为贾政。”同年底，中央组织部认真进行精简机构，从五六十名干部减到13名干部，成为中央机关精兵简政的模范单位。据考证，在抗日相持阶段，中央组织部部长为陈云、副部长为李富春（1941年8月不再兼任），秘书处处长为武竟天、副处长为陈坦，组织科科长严朴，干部科科长先后为王鹤寿、杨尚奎、王鹤寿，地方科科长先后为王德、李华生，行政处处长栗再温。[15]p422 3.抗战后期中央组织部的变动。1943年3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陈云休养3个月，中央组织部的日常工作由王鹤寿负责管理，重要问题请示刘少奇处理。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委员会，统一管理中
央组织部、中央党务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海委等。委员为刘少奇、康生、王稼祥、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书记为刘少奇，副书记为康生，秘书为杨尚昆。[16]p3441944年3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陈云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由彭真代理。[13]p381此后，中央组织部秘书处处长为夏之栩（女），组织科科长为严朴，干部科科长为王鹤寿，地方科科长为李华生，行政处处长先后为袁克服、石新安。[15]p465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中央组织部的自身建设，内部机构的充实健全，任务与职权的切实执行，比以往更好地发挥了中央组织工作的主管工作部门的应有作用，是同部长陈云的领导分不开的。
4.中共七大后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央组织部的变动。1945年4月至6月召开中共七大，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7月1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至10月，习仲勋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9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彭真赴东北工作。10月，中共中央决定安子文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干部处处长，主持中央组织部的日常工作。1946年11月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调饶漱石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但饶漱石并未到职，中央组织部仍由副部长安子文主持工作，秘书处处长先后为夏之栩（女）、贾震（1948年冬），干部处处长为安子文，副处长、代理处长廖志高，行政处处长王甫，干部材料研究室主任曹轶欧（女），材料室主任陶恒馥（女），中央党务委员会秘书夏之栩兼。1947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从延安撤出后，中央组织部机关人员带文件等，由安子文率领转移至晋西北解放区临县三交镇。4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组织部归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领导。不久途经太行区，转至晋察冀解放区首府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5月上旬随中央工委进驻平山县西柏坡村。经查，中央组织部的文件“二十箱（干部结论及表格）”，“均集中交曾三保管，并由贺龙同志负责一切安全保障之责，暂时保存在贺龙同志处，以后听中央命令转移”。
1948年5月，中共中央从陕北转移到平山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中央工委撤销，彭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8月6日，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开会，安子文作党组织情况的汇报，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说：“今后从中央起，要加强组织部的工作，组织部要设组织处、干部处，编教材，订制度，明确支部干什么。”
“要选择一批作风正派的干部送到华北局党校加以训练，毕业后作党务工作。”1949年3月25日，中央组织部随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
第二篇：中共中央组织部
为满足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录用公务员的需要，根据公务员法和公务员录用有关规定，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公务员局将组织实施2011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非领导职务公务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考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1974年10月15日至1992年10月15日期间出生)，应届毕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非在职)年龄可放宽到40周岁以下(即1969年10月15日以后出生)；
(三)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四)具有良好的品行；
(五)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六)具有符合职位要求的工作能力；
(七)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八)具备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的拟任职位所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
招考职位明确要求有基层工作经历的，报考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基层和生产一线工作经历。基层和生产一线工作经历，是指具有在县级以下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村(社区)组织及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工作的经历。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到高校毕业生实习见习基地(该基地为基层单位)参加见习或者到企事业单位参与项目研究的经历，可视为基层工作经历。在军队团和相当于团以下单位工作的经历，可视为基层工作经历。报考中央机关的人员，在地(市)直属机关工作的经历，也可视为基层工作经历。
招考职位要求有农村基层服务项目工作经历的，是指报考人员为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的“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三支一扶”计划或“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四类人员。
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在各级公务员招考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录用纪律行为的人员，现役军人、试用期内的公务员、在读的非应届毕业生、公务员被辞退未满5年的，以及有法律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的其他情形的人员，不得报名。报考人员不得报考录用后即构成回避关系的招考职位。
二、报考程序
(一)职位查询
各招录机关具体的招考人数、职位、考试类别、资格条件等详见《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1考试录用公务员招考简章》(以下简称《招考简章》)。
报考人员在2010年10月13日后可以通过以下网站查阅《招考简章》：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1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http://bm.scs.gov.cn/2011)
中国政府网(http://.cn)
新华网(http://)
中国网(http://.cn)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http://.cn)
搜狐网(http://.cn)
中华网(http://)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http://)
中国教育在线(http://)
对《招考简章》中的专业、学历、学位、资格条件、基层工作经历以及备注的内容等信息需要咨询时，请报考人员直接与招录机关联系，招录机关的咨询电话可以通过上述网站查询。
为方便报考人员报考，公务员主管部门还就报考政策、报名网络技术和考场考务安排等事宜编制了《报考指南》，报考人员可以通过上述网站查阅该指南。
(二)网上报名
本次考试报名主要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报考人员可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1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以下简称考录专题网站)http://bm.scs.gov.cn/2011进行网上报名。也可以通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http://)或国家公务员局网站(http://)上的相关链接登录考录专题网站。网上报名按以下程序进行：
1.提交报考申请。报考人员可在2010年10月15日8:00至24日24:00期间登录考录专题网站，提交报考申请。报考人员只能选择一个部门(单位)中的一个职位进行报名，不得用新、旧两个身份证号同时报名，报名与考试时使用的身份证必须一致。报名时，报考人员要仔细阅读诚信承诺书，提交的报考申请材料应当真实、准确。报考
人员提供虚假报考申请材料的，一经查实，即取消报考资格。对伪造、变造有关证件、材料、信息，骗取考试资格的，将按《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2.查询资格审查结果。报考人员请于2010年10月15日至26日期间登录考录专题网站查询是否通过了资格审查。通过资格审查的，不能再报考其他职位。2010年10月15日8：00至24日24：00期间，报考申请尚未审查或未通过资格审查的，可以改报其他职位。2010年10月25日0：00至26日18：00期间，报考申请未审查或未通过资格审查的，不能再改报其他职位。
3.查询报名序号。通过资格审查的人员，请于2010年10月28日8：00后登录考录专题网站查询报名序号。报名序号是报考人员报名确认和下载打印准考证等事项的重要依据和关键字，请务必牢记。年龄在35周岁以上、40周岁以下的应届毕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非在职)，不通过网络进行报名，报名时请直接与要报考的招录机关联系，通过电话传真或发送电子邮件等方式报名。应届毕业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非在职)同时应提交学校出具的应届毕业证明。报名确认和打印准考证等相关事宜按各地考试机构的要求办理。
(三)报名确认
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人员需要进行报名确认。报名确认采取网上确认的方式进行，报考人员请于2010年11月2日9:00至7日16:00在所选考区考试机构网站进行网上报名确认及缴费。未按期参加报名确认并缴费者视为自动放弃考试。
网上报名确认时，报考人员应上传本人近期免冠2寸正面证件电子照片(格式为.jpg格式，大小为20KB以下)，并按规定网上缴纳有关费用。
农村特困人员和城市低保人员，可按政策申请减免考务费用。这部分人员，不进行网上报名确认，直接与当地考务部门联系办理报名确认和减免费用的手续。
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城镇家庭的报考人员凭其家庭所在地的县(区、市)民政部门出具的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证明和低保证(复印件)、农村绝对贫困家庭的报考人员凭其家庭所在地的县(区、市)扶贫办(部门)出具的特困证明和特困家庭基本情况档案卡(复印件)，经各省(区、市)负责考务工作的部门审核确认后，办理减免考务费用的手续。
各省(区、市)考试机构的网址和咨询电话将于2010年10月29日以后通过考录专题网站公布。
(四)网上打印准考证
报名确认成功后，报考人员请于2010年11月28日9:00至12月2日16：00期间，登录所选考区考试机构网站下载打印准考证。打印中如遇问题，请与当地公务员考试机构联系解决。
三、考试内容、时间和地点
(一)公共科目笔试
1、内容。公共科目包括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两科。有关情况详见《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1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共科目考试大纲》。
报考中联部、外交部、教育部、商务部、文化部、对外友协、中国贸促会等部门日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德语、朝语(韩语)等7个非通用语职位的报考人员，还将参加外语水平测试，考试大纲请在各部门网站查询。
2、时间地点。公共科目笔试的时间为2010年12月5日。具体安排为：
上午9：00－11：00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下午14：00－16：30申论
本次考试在全国各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直辖市和个别较大城市设臵考场。报考人员应按照准考证上确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参加考试时，必须同时携带准考证和身份证。缺少证件的报考人员不得参加考试。
3、成绩查询。公共科目笔试的成绩及最低合格分数线可于2011年1月中旬登录考录专题网站查询。
对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职位、基层职位和特殊专业职位，在划定最低合格分数线时将予以政策倾斜。
(二)面试和专业科目考试
中央组织部干部一局(公务员管理办公室)、国家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司将根据《招考简章》中规定的面试人选的比例，按照公共科目笔试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确定参加面试和专业科目考试的人选名单，并在考录专题网站上统一公布。专业科目考试设臵情况及相关事项也将在考录专题网站及招录机关网站上公布。
招考职位上通过公共科目笔试最低合格分数线的人数达不到计划录用人数与面试人选的比例时，招录机关通过调剂补充人选。调剂职位及调剂相关事宜，由中组部、国家公务员局在公共科目笔试成绩公布后，通过考录专题网站面向社会统一公布。
调剂结束后，报考人员可登录考录专题网站查询各招录机关的面试公告。
面试时，报考人员须提供本人身份证件(身份证、学生证、工作证等)原件、所在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加盖公章)或所在学校盖章的报名推荐表、报名登记表等材料。对于在职的报考人员，开具所在单位同意报考证明确有困难的，经招录机关同意，可在体检和考察时提供。“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四类人员的认定由相应的主管部门出具证明。凡有关材料主要信息不实，影响资格审查结果的，招录机关有权取消该报考人员参加面试的资格。报考所需的报名推荐表、报名登记表等材料可从考录专题网站下载、打印。
报考民航空中警察职位且进入面试的人员，面试前进行体检，体检合格后，参加面试、体能测试和专业训练。民航局按照面试、体能测试、专业训练和考察情况择优确定拟录用人员，并在考录专题网站公示。详细情况可登录中国民用航空局网站(http://)或考录专题网站查询。
四、体检和考察
面试和专业科目考试结束后，将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确定进入体检和考察的人选。
综合成绩的计算方法为：公共科目笔试总成绩占50%，面试成绩和专业科目考试成绩共占50%。
五、公示拟录用人员名单
拟录用人员由招录机关按规定的程序和标准从考试成绩、考察情况和体检结果合格的人员中综合考虑，择优确定，并在考录专题网站上公示。公示内容包括拟录用人员姓名、性别、准考证号、所在工作单位或毕业院校，同时公布举报电话，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7天。特别提示：
本次考试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目前社会上出现的假借公务员考试命题组、专门培训机构等名义举办的辅导班、辅导网站或发行的出版物、上网卡等，均与本次考试无关。敬请广大报考者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二〇一〇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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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研究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研究
一、党建立初期的反腐倡廉思想
党的反腐倡廉思想萌发于建党初期。1921年7月，党的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在规定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的同时，提出实行纪律约束和党内监督，“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1]这充分表明党从建立之日起，就为实现党的清正廉洁、取信于民打下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一部分党员在国民政府任职，一些思想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开始投机钻营，出现了贪污腐败问题。中共中央极为重视，1926年8月4日发出《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指出：“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要求党的各级组织“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2]同时，针对共产党员竞相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的问题，12月2日中共中央局在给江西党组织的信中指出：“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作官热的倾向”，“绝不能就跑在政府中去占位置”，并指示江西党组织，对于“几个当县知事的同志，当立刻限期命令他辞职，如过期不理立即登报公开开除。还有不服从党的命令而自由猎官、猎高位的人，亦须严重警告，不听即断然公开开除”。[3]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再次规定：“党员未得党的同意，不得任国家机关内任何的职务。”
中共中央对党内刚刚露出的贪污腐败苗头，及时采取严厉而坚决的措施，充分表明党绝不容许存在贪污腐败，对贪污腐败分子必须坚决惩治，以赢得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二、建设廉洁政府取信于民
中国共产党实现局部执政后，工作人员的廉洁作风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官吏们横行霸道、贪污盘剥的腐败作风，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时，多次将国民党统治区与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进行比较。他说：“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5]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统治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6]在事实面前，人民群众迅速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中国共产党以它廉洁为民的形象，赢得了民心，革命战争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经济十分困难。本着节省的方针，党加强管理，严禁贪污浪费。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规定，省、县、区三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领生活费的工作人员，省不得超过90人，县不得超过25人，区不得超过15人。[7]1939年6月5日，《中央关于严格建立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中指出：“任何机关部队必须照批准之预算限度内开支，如有浪费或超过情事，概不批准。”“各机关部队学校除自己节省伙食举行会餐外，不得互相请客（外客来宾招待除外）。平时开会不得招待酒菜香烟。”[8]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规定抗日根据地党政和民众团体中的工作人员，全部脱离生产人数不超过甚至更少于居民的百分之三。
对党政军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标准，党和政府也作出明确指示和规定，要求他们与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保持一致，严禁特殊化。如，1930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福建省委：“政府人员要成为认真办事的工作者，生活与群众在相同的水平线上，防止腐化。”[9]1948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按照城市的条件，取消私人的马匹与马夫及私人勤务员；除部队外，现行的警卫制度，一律取消；所有汽车必须统一地合理地分配，禁止任何私人霸占汽车。[10]
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各级政府勤俭节约、清正廉洁，涌现出了一大批一心为民的好干部。如，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主力红军长征后，继续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在战斗中突围与组织失去联络之后靠乞讨度日，却从不动用带在身上的党的活动经费，在1937年初中共江西临时省委成立时，他将保管了3年的经费拿出来。[11]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人人平等，并无薪水。正如林伯渠所说：“廉洁奉公，已成为政务人员一般具有的品质……虽然个别的还存在着浪费与贪污现象，但是用钱少办事多，仍然是我们的工作作风的主要特点之一。我们的工作人员大部是一些不知疲倦的人民的忠仆……从边区到乡级的行政干部，现有×千余人，其中大部分都有长期斗争历史，有着实际工作经验，虽然很多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却能吃苦耐劳，埋头苦干，忠诚于人民解放的事业，因而也为大众所爱护。”[12]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革命的工作重心逐渐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这给党的反腐倡廉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制定了城市政策，严肃入城纪律。如，部队在解放石家庄时，中央工委向进入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警卫部队宣布：“一切到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士兵，不准私人拿取一点东西，不准制新衣、大吃大喝，必须保持纯洁与艰苦的作风，如有人违犯这些规定立即送出石家庄。所有缴获物资，一律归公，其中可作私人使用者，例如鞋袜牙刷衬衣等，由物资委员会统一搜集或购买，有计划地分配。”这些规定使城市工作人员和部队官兵保持廉洁的作风，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
三、依法惩治贪污腐败，纯洁革命队伍
制定法规条例，依法严惩贪污腐败分子，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反腐倡廉的重要措施之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严格的法规条例，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纪律约束和管理，如有贪污受贿者坚决依法惩处。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颁布的《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中规定：“政府工作人员侵吞公款有据者、受贿有据者，撤职并剥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侵吞公款三百元以上者、受贿至五十元以上者枪决。”[13]1933年12月15日发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地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按贪污公款数额分别进行惩处。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此后，凡经查实核准的贪污腐败案件，均依此训令予以严惩。如，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贪污各种公款共34项，合计大洋2000余元，被判处死刑，没收其财产。又如，于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干部严重的集体贪污腐败案件中，判处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刘士祥及刘天浩、李其芬，少共县委书记滕琼，潭头区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等5人死刑；撤销县委书记刘洪清职务、熊仙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14]贪污腐败分子被依法惩处，革命根据地人民拍手称快。正如毛泽东所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5]
抗日战争时期，党内腐败出现了新倾向。部分党员干部“虽是出身于工农，也知道群众的苦难和要求，但他们已经染上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不仅不好好地为群众办事，反而企图爬到群众的头上，假公济私，利用自己的地位去发财致富”[16]。为惩治这些贪官污吏，1938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颁布，规定：“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违法收募税捐者、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勒索敲诈和收受贿赂者、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以贪污论罪。”其他抗日民主政府关于惩治贪污腐败分子的法令条例也先后公布，如《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西北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至1941年6月，在陕甘宁边区200个县由司法机关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贪污案件235件，占案件总数的5.16%；在晋冀鲁豫边区1943年—1945年由司法机关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贪污案件共1075起，占案件总数的5.45%。[17]对贪污腐败的严惩，沉重地打击了新贪官污吏，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反腐败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贪污腐败形式又发生新的变化。1947年9月，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过去我们没有作假报告的，现在有了，贪污腐化也有了，发财的思想也有了，私有制度也就出来了，浪费民力、物力等等现象很严重。”[18]1948年2月12日，杨成武在报告中指出：“贪污浪费非常严重。在三查中发现不少贪污腐化现象，多种多样：如贪污公款、盗卖公物，克扣大家、假造账目，以公款运销、违法走私等等。贪污数目多者竟达××万元以上，并有集体贪污现象。”[19]各解放区人民政府根据反对贪污腐败斗争的需要，修改和制定惩治贪污条例，先后颁布《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条例》，华北财经办事处的《关于反贪污浪费的指示》、《修正淮海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这些条例对各解放区严惩贪污腐败分子起到法令效应，有效地保证了解放区的廉洁政治。
四、发挥人民群众的检举和监督作用
充分发挥和依靠人民群众检举和监督的有效作用，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反腐败斗争中采取的主要方法之一。正如任弼时指出的，同贪污腐败现象做斗争，“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党内发动所有的党员群众，在政府系统中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大家来进行批评和监督。这种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应当成为我们肃清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肃清贪污腐化和反对其他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倾向，以及消除对这些不正确思想倾向采取的自由主义态度的一种重要武器。”[20]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检举运动。1932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发布第二号训令，指示“对于被选举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委员，及各级政府委任的工作人员，和各地军事机关及地方武装、独立师团、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等部队的指挥领导人员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官僚腐化动摇消极的分子，要来一个大的检举运动，洗涮他们出苏维埃政府机关及地方武装中去”[21]。大规模的反贪污检举运动首先从中央各机关开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等群众性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央机关一级的贪污腐败案件，大多数是在“工农通讯员的积极工作与各机关工作人员的热烈参加之下”被检举出来的。1934年3月，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公布，被检举的机关和企业有中央总务厅、招待所、财政部、劳动部、土地部、中央印刷厂、钨矿公司等，共查出贪污款项大洋2053.66元、棉花270斤、金戒指4个；中央机关被检举出的贪污分子，“送法庭制裁的有29人，开除工作的3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的1人，建议撤消改调工作的7人，给严重警告的人，警告的4人”[22]。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对公务人员有功或有过，人民有用任何方式向政府控告及建议之权。”“各下级政府或政务人员，如接得人民向上级政府控告的诉状，特别是控告政务人员的诉状，须随时负责转呈上级政府，不得有任何阻难，亦不得置之不理。”[23]在陕甘宁边区，由群众直接揭发检举的、在群众中影响极大的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逼婚未遂后杀人案和萧玉璧贪污公款案，案犯都先后被高等法院判处死刑。
事实证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监督党和政府，以防止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发生贪污腐败，是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反腐败斗争的成功经验。
五、加强廉政教育，筑牢思想防线
加强廉政教育是反腐倡廉的基础，是党政干部拒腐防变的根本。民主革命时期，随着革命战争的不断深入，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党的队伍中贪污腐败现象和方式也发生变化。党在反腐倡廉建设中，有针对性地对广大党员及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有效地提高了他们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修养，以及廉洁自律的自觉性，使其在反腐败斗争中，筑牢思想道德防线。
土地革命时期，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提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规定发展新党员的五个具体条件，即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这些规定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对党员廉政教育起到了很大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虽然实现了国共合作，但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企图没有变，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抗日根据地，对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进行拉拢和腐蚀。这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新的考验。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告诫全党，要时刻防止“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并指出党内已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在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以做官为荣耀）等等现象”，这些新军阀主义“带着特别大的危险性，所以特别值得注意，需要坚决地加以反对”。[24]党的及时教育和提醒，使根据地中的广大党员及干部对国民党企图瓦解共产党采取的卑劣手段加深了认识和警醒，时刻提防腐败现象的发生。
解放战争时期，党注重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保持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1946年5月4日，刘少奇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各地应当教育干部，特别是区乡干部，发挥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要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取得过多的利益，以免引起群众不满，转向同干部作斗争。”[25]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广大党员及党政军干部通过认真学习，深刻地认识到反腐倡廉同党和政府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同贪污腐败现象作斗争，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的这些指示对现在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同样具有教育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第四篇：中共中央组织部文件
中共中央组织部文件
中组发〔2009〕10号
印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追授吴大观同志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各副省级城市党委组织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人民团体组织人事部门，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组织部，部分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党组(党委)，部分高等学校党委：
现将《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追授吴大观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认真学习、宣传吴大观同志的先进事迹，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振奋精神、坚定信心，牢记宗旨、心系群众，奋发进取、改革创新，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和骨干带头作用，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作出新的贡献。
中共中央组织部
2009年7月2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追授吴大观同志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
(2009年7月2日)
吴大观，男，l916年11月出生，l948年ll月参加革命工作，1 94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9年3月逝世。曾任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技委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
吴大观同志是报国有成的党员专家，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是广大共产党员的学习楷模。他对党忠诚，理想信念坚定，历经坎坷，但从未动摇对党的信心。他一心为国，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1947年，他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回到内忧外患、贫困落后的祖国，并以航空报国为毕生追求，领导组建了我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室和试验基地，主持研制了第一个喷气发动机型号，编制了第一部航空发动机标准规范，培养了几代航空发动机技术人才，被称为“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中国航空发动机的无冕之王”。他心系群众，奉献社会，先后为“希望工程”等捐款近l0万元，连续46年每年多交纳党费，临终前又将l0万元积蓄作为党费一次性交给党。他生活俭朴，从不追求享乐奢华，除了工作，从不向组织提出任 何要求。吴大观同志的先进事迹和高尚情操，感人至深，催人奋进，充分体现了爱党与爱国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做事与做人的统一。
最近，胡锦涛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高度评价吴大观同志是爱党爱国、无私奉献、报国有成的典范，要求认真总结、宣传他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为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振奋精神、坚定信心，牢记宗旨、心系群众，奋发进取、改革创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追授吴大观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中央组织部号召广大共产党员向吴大观同志学习，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淡泊名利的政治品质；学习他志存高远、以才报国、育才举贤、传承事业的爱国之心；学习他开拓创新、严谨务实、刻苦钻研、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学习他牢记宗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高尚情怀；学习他清正廉洁、不求索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人生境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像吴大观同志那样，加强党性修养，弘扬优良作风，努力实践共产党人高尚的人生价值，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业绩。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宏伟目标，任务艰巨而繁重。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迎难而上、共克时艰，切实做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和调结构、上水平、促改革的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主题词：优秀共产党员 吴大观 追授 决定 通知
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 2009年7月3日印发
（共印1350份）
第五篇：中共中央组织部党费管理
中共中央组织部
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管理和使用的规定
1998/1/6(1998)组通字第2号
按照党章规定向党组织交纳党费，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起码条件，是党员对党 组织应尽的义务。党费收缴、管理和使用，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中的 一项重要工作。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进一步加强、改进党费收缴、管理和使用工 作，现作如下规定：
一、党费收缴
1、凡有工资收入的党员，每月以国家规定的工资总额中相对固定的、经常性的 工资收入为计算基数，按规定比例交纳党费。
工资总额中相对固定的、经常性的工资收入包括：机关工作人员（不含工人）的 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工龄工资、津贴；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 员的职务工资、等级工资、津贴、奖金；机关、事业单位工人的岗位工资、等级工资、津贴、奖金；企业人员工资收入中的固定部分（基本工资）和活的部分（津贴、奖金）。
列入交纳党费计算基数的津贴、奖金，是指年功性津贴、地区性津贴、工资性津 贴和按月发放的奖金。
2、交纳党费的比例为：每月工资收入在400元（含400元）以下者，交纳月工资 收入的0．5％；400元以上至600元（含600元）者，交纳1％；600元以上至800元（含 800元）者，交纳1．5％；800元以上（税后）至1500元（含1500元）者，交纳2％；1 500元以上（税后）者，交纳3％。
3、在乡镇机关和乡镇企业工作或者外出务工的农民党员，村干部和民办教师（代课教师）中的党员，凡有固定收入的（工资或补贴），按照每月固定收入，参照上 述规定比例交纳党费。其他农民党员每月交纳党费2角。
4、实行年薪制人员中的党员，以上年月平均收入为计算基数，参照上述规定比 例交纳党费。
5、从事个体经营的党员，每月按上季度月平均纯收入，参照上述规定比例交纳 党费。
6、离退休干部、职工中的党员，以国家规定的离退休费为交纳党费计算基数，领取养老保险金的党员，以养老保险金为基数，参照上述规定比例交纳党费。
7、下岗待业的党员、依靠抚恤和救济为生的党员、领取当地最低生活保障金的 党员，每月交纳党费2角。
8、没有经济收入或交纳党费有困难的党员，由本人提出申请，经党支部委员会 同意，可以少交或免交。
9、预备党员从支部大会通过其为预备党员之日起交纳党费。
10、党员向其正式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交纳党费。持《流动党员活动证》外出的 党员，外出期间持证向外出所在地党组织交纳党费。
11、党员增加工资收入后，从按新工资标准领取工资的当月起，以新的工资收入 为基数，按照规定比例交纳党费。
12、党员自愿一次交纳1000元以上的党费，全部上缴中央。具体办法是：由所在 基层党委代收，并提供该党员的简要情况，通过省（自治区、直辖市）委组织部，中 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组织部，铁道部、民航总局政治部组织部，军委总政 治部组织部转交中央组织部。中央组织部给本人出具收据。
13、遇到特殊情况，经党支部委员会同意，党员可以委托亲属或者其他党员代为 交纳或者补交党费，但补交党费的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
14、对不按照规定交纳党费的党员，其所在党组织应及时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对 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不交纳党费的，按自行脱党处理。
15、党组织除按照规定收缴党费外，不得要求党员交纳规定以外的各种名目的“ 特殊党费”。
16、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工委，铁道部、民航总局政治部和军委总政治部，每年按全年党员实交党费总数的5％上缴中央，于 次年4月底前汇入中央组织部党费帐户，不得少缴或拖延。
17、铁路、民航和金融系统党的关系在地方的党委，每年按照党员实交党费总数 的10％向所在地方党委上缴党费。
二、党费管理
1、党费由党委组织部门代党委统一管理。党费的具体管理工作由各级党委组织 部门负责党员教育管理的内设机构承办。党费工作应当指定专人负责，实行会计、出 纳分设。党费必须单立帐户，专款专用，党费帐簿归档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建立健全财务制度。
2、党费应当存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 通银行，不得存入其它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党费利息是党费收入的一部分，不 得挪作他用。不得以任何理由将党费用于购买国库券以外的投资。
3、党委组织部门要加强对党费管理人员的培训，提高其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党费管理人员，必须先培训，后上岗。党费管理人员变动时，严格按照党费管理的有 关规定和财务制度办好交接手续。
4、基层和各级地方党委应当在党员大会或者党的代表大会上向大会报告（或书 面报告）党费收缴、管理和使用情况，接受党员或者党的代表大会代表的审议和监督。基层党支部应当每年向党员公布一次党费收缴情况。
5、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组织 部，铁道部、民航总局政治部和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每年4月底前就上党费收 缴、管理和使用情况向中央组织部提交书面报告。省以下各级地方党委，中央直属机 关、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以及铁路、民航系统和军队所属的各级党组织，每年3月底前 就上党费收缴情况向上一级党组织提交书面报告。报告内容是：上党费收缴、使用和结存的数额，党费开支的主要项目，党费收缴、管理和使用工作中的经验、存 在的问题及改进的意见和建议等。
6、各级党委组织部门每年至少检查一次党费收缴、管理和使用的情况，总结经 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三、党费使用
1、使用党费应当坚持统筹安排、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
2、党费必须用于党的活动，主要作为党员教育经费的补充，其具体使用范围是：（1）培训党员；（2）订阅或购买用于开展党员教育的报刊、资料和设备；（3）表 彰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4）补助生活困难的党员。
3、使用和下拨党费，必须集体讨论决定，不得个人或者少数人说了算。
4、请求下拨党费的请示，应当向上一级党组织提出，不得越级申请。上级党组 织下拨的党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5、对违反党费收缴、管理和使用规定的，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 行）》以及有关规定严肃查处，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过去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本规定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释。原发文号: 组通字〔1998〕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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