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的导向出了大问题（最终版）

第一篇：中国大学的导向出了大问题（最终版）

中国大学的导向出了大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 9月16日，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三届年会在武汉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出席并就中国的创新人才培养发表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如今我们的GDP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20名开外。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心安理得的面对这个数字。我们有14亿人口，我们号称我们勤劳勇敢智慧，我们号称重视教育、重视科技、重视人才。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还可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们还是刚刚起步，文革刚刚结束三十多年，但无论怎么样，我希望大家能有这样的意识，就是我们的科技实力、创新能力、科技质量在世界上排在20名开外。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20名开外。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请大家别忘了1900年我们签订《辛丑条约》赔款九亿八千万两白银的时候，中国的GDP也是世界第一，但“大”不代表强，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沉重的现实。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在晚宴的时候，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读者：对，您说的对，但是这种认识不能怪学生，也不能怪学校，如果一个专业人才有重要的研究成果，他的薪酬、国家给予的奖励和社会地位都很高，他还会说“我想去金融公司吗？”或者说，西方的大学教授的薪酬也不高，我曾经在东京大学做过所谓的“访问学者”，我曾问过指导教授：“你是东京大学的本科和博士的高材生，又在伦敦大学这一专业的世界知名教授名下做博士后，为什么不去企业做工作？企业的薪酬是大学教授的两倍。他说：你不知道，日本的大学教授社会地位高，自由度高，可以做自己做感兴趣的课题。企业则不能，只能做被指定的项目，而且压力很大）。

学不以致用。你们没听错，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读者：您说：“学不以致用”？我好像觉得在西方发达国家，只有一小部分人是这样说的，但他们也不是说随便上什么专业都可以，而是要看他的兴趣所在，他喜欢哪一个方面）

大学里根本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教育部给大学松绑。大学多样化，政府不要把手伸的太长，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领导，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产生不出真正的“基础研究成果”，何谈转化？）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我就是个例子。我十四五年前，有个简单的、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我们从领导到学校，从中央到地方，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我想这个观点是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我笃信无疑。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 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

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的拔苗助长。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跟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我问大家一句，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创新吗？我觉得不鼓励，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当有人在出头的时候，比如像我这样，特别是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跟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的重视教育。他笑咪咪的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 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我们有一千四百万中小学教师，我们虽然口口声声希望孩子培养创新、独立思考的思维，但我们的老师真的希望孩子们多提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吗？这和我们的部分文化，师道尊严又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在创新的路上的确还背负了沉重的文化枷锁。

我想我今天的意图已经达到了，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的看到希望。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的开始了。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的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读者：再补充一句，现在的大学教授，其社会地位，甚至在大学里的地位，还比不上一个行政方面的什么处长之类的人，有时甚至连一个普通行政干部都不如，更谈不上在社会上的地位？您说：“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我看这是清华也有就业问题，不然就不会有“就业引导教育”了。总的来说中国的大学缺少的是管理人才、有真才实学的教授、资金等，而不是把钱花在盖一些建筑一些高楼大厦，来显示领导者的政绩，2006年我受邀到日本考察，再去东京大学看看，依然是旧楼房，但它还是世界大学排名较前面的大学，成果多多）

第二篇：中国大学的导向出了大问题

中国大学的导向出了大问题

2016-05-22 10:30:35 来源：中信书院睿友汇微信 作者：施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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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简介『诺奖级研究成果』、『新任清华副校长』，近期这两个重磅新闻都不约而同和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有关。

现年48岁的施一公于36岁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40岁拿到终身讲席教授;46岁先后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2008年，他放弃美国终身讲席教授职位回国，成为中国“千人计划”的首批成员。

他在不同场合下对『中国教育』的直言不讳常常引人深思。今天我们分享的这篇文章便是来自他于2014年9月在『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三届年会』上关于中国的创新人才培养的主旨演讲。

如今我们的GDP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20名开外。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心安理得的面对这个数字。我们有14亿人口，我们号称我们勤劳勇敢智慧，我们号称重视教育、重视科技、重视人才。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还可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们还是刚刚起步，“文革”刚刚结束三十多年，但无论怎么样，我希望大家能有这样的意识，就是我们的科技实力、创新能力、科技质量在世界上排在20名开外。

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20名开外。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请大家别忘了，1900年我们签订《辛丑条约》赔款九亿八千万白银的时候，中国的GDP也是世界第一，但大不代表强，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沉重的现实。

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在晚宴的时候，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学不以致用。你们没听错，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

大学里根本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教育部给大学松绑。大学多样化，政府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领导，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我就是个例子。我十四五年前，有个简单的、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缉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我们从领导到学校，从中央到地方，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我想这个观点是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我笃信无疑。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 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

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地拔苗助长。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跟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我问大家一句，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创新吗?我觉得不鼓励，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当有人在出头的时候，比如像我这样，特别是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跟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地重视教育。他笑咪咪的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我们有一千四百万中小学教师，我们虽然口口声声希望孩子培养创新、独立思考的思维，但我们的老师真的希望孩子们多提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吗?这和我们的部分文化，和师道尊严又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在创新的路上的确还背负了沉重的文化枷锁。

我想，我今天的意图已经达到了，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的看到希望。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地开始了。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地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第三篇：中国大学的导向出了大问题

施一公院士：中国大学的导向出了大问题

如今我们的GDP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20名开外。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心安理得的面对这个数字。我们有14亿人口，我们号称我们勤劳勇敢智慧，我们号称重视教育、重视科技、重视人才。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还可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们还是刚刚起步，“文革”刚刚结束三十多年，但无论怎么样，我希望大家能有这样的意识，就是我们的科技实力、创新能力、科技质量在世界上排在20名开外。

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20名开外。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请大家别忘了，1900年我们签订《辛丑条约》赔款九亿八千万白银的时候，中国的GDP也是世界第一，但大不代表强，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沉重的现实。

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在晚宴的时候，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学不以致用。你们没听错，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

大学里根本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教育部给大学松绑。大学多样化，政府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领导，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我就是个例子。我十四五年前，有个简单的、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缉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我们从领导到学校，从中央到地方，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我想这个观点是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我笃信无疑。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 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

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地拔苗助长。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跟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我问大家一句，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创新吗？我觉得不鼓励，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当有人在出头的时候，比如像我这样，特别是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跟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地重视教育。他笑咪咪的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 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我们有一千四百万中小学教师，我们虽然口口声声希望孩子培养创新、独立思考的思维，但我们的老师真的希望孩子们多提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吗？这和我们的部分文化，和师道尊严又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在创新的路上的确还背负了沉重的文化枷锁。

我想，我今天的意图已经达到了，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的看到希望。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地开始了。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地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第四篇：各地教师晒工资,晒出了大问题

各地教师晒工资，晒出了大问题：（根据网友的留言整理）

1.我是一名工作了二十年的北京市郊区的小学教师，现在工资2000元。多次都说给教师涨工资，最后都成了泡影，郊区教师的工资何时涨？（北京郊区的一名教师）

2.我是一名小学教师，常有朋友问起说：教师工资又涨了吧，每月可以拿3、4 千吧。我只好无奈地望着他。按照老师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来说，这个数字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事实上，我工作已经20年了，也算一个老教师了，目前每月工资不到1500元。（宜昌市的一名教师）

3.一月746元的工资只能维持一个人的生活，还没房子住呀!我们能安心工作吗？（安康市的一名教师）

4.广东省阳东县农村小学教师月工资1000元，现在的伙食费每天最少要20元，光是吃就花光了。（阳东县的一名教师）

5.我是一名教龄19年的教师。2006年月工资是1065元，2008年是1340元。物价上涨这么厉害，我的工资严重缩水。能尽快解决吗？（随州市的一名教师）

6.农村小学教师的工资太低了。我工作9年了，每月工资才873元，没有其他的收入。（德阳市的一名教师）

7.安徽桐城的农村教师工资为何如此低？参加工作10多年，工资还不到区区1300元人民币！简直让人不可思议！（桐城市的一名教师）

8.我是一名广西的农村小学教师，月收入922元，当地商品房价每平方2800元左右，房子只能是梦。（广西的一名教师）

9.大家都在提要搞好农村教育事业，可是农村教师月收入六七百元，吃不好睡不安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收入还不如目不识丁的民工，这是咋回事儿啊。（阿坝州的一名教师）10.博士毕业后担任大学讲师的月工资不到2000元，加上课时津贴之后才区区三千元。这正常吗？请国家考虑提高大学讲师的待遇，使他们能安心教书与研究。（一名大学教师）

11.我是一名农村小学教师，工作近二十年了，而月工资才一千零几。有时朋友聚在一起问起我的月工资都不好意思说。现在物价一路上涨，房价也是一路飙升，而我们的工资却不见长。我们实在是活得很艰难。（合川市的一名教师）

12.我们是双峰县教师，因患严重疾病被迫走下讲台休息治疗。一直享受在职教师待遇，但2008年元月起扣发了我们20%工资和一些津贴。使我们本来艰苦生活变得更困苦。我们确实已成为领导们的负担，但我们好想生存。我们工资不扣行吗？多给我们份生存希望好吗？（娄底市的一名教师）

13.教师工资多次说要涨，大报小报报道，各种媒体宣传，为什么一直不能落实，教师法中已经规定了，为什么不能做到。（北京的一名教师）

14.如果你认为老师的工资高，你一定要你的孩子去当老师，不然你怎么知道当老师的辛酸！一定哦，千万不要说老师好，又不要自己的孩子去做。

15.我要工资够吃饭！作为一个教师，有谁知道为那几十分钟付出的备课批改作业的时间？有谁知道即使没有这些事情，也要做很多学生的工作的时间？（昭通市的一名教师）

16.教师的工资什么时候才能达到教师法规定的第6章第25条的要求哦（四川省的一名教师）

17.我发现《教师法》是教师义务的就执行了，是教师的权利的就烟消云散了。《教师法》还是法吗？不是法就干脆废除了。（自贡市的一名教师）

18.都说义务教育免费，我们的工资本来就只有千元，3000还少？1000怎么办，吃饭租房都不够。房价一万，工资一千，这样下去，基础教育还谈什么振兴？还谈什么科教兴国？一个研究生毕业去大连教小学，每月1000元，我只能说，想当房奴都没有资本啊！（吉林市的一名教师）

19.我们是一所九年义务教育中学的老师，工资只有1000多元，可是还要被教育局和学校以各种理由克扣，房子要还贷，物价又飞涨，我都借钱吃饭，请问总理，老师们的微薄工资怎样才能得以保证？（十堰市的一名教师）

20.网上发布教师工资低的消息。统计数据25%为3000元之下，可是为什么没有人统计1000元以下的？说工资水平要和城市物价成比例，可是大连市消费在全国排前，教师工资却在千元左右徘徊。对于这样的现实，很多年轻教师怨声载道，吃饭都成问题了，房子怎么买？我们怎样才能全心全意地教育孩子？（大连市的一名教师）

第五篇：中国基础教育的几个急需解决的大问题

中国基础教育的三大问题

2009-08-10 08:24嘉积三中 猴子(收藏)[博客]0 字, 阅读 416, 评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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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决心的缺失。当今中国的基础教育，教育投入的不足已不是关键性问题。关键性问题是决心的缺失。为什么15年来，党的教育方针没能全面贯彻落实？素质教育没能全面真正实施？课程改革没能全面深化推进？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始终没能减轻？“应试教育”的局面始终没能扭转？是否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必须反思和检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决心下足了没有？广大的人民和广大的教师就是不相信，只要党和政府下足了决心要做好的事情，哪有办得不好、实现不了目标的道理？下足了决心，并有具体、切实的策略和措施，面上学校和一线教师就有了信心，就吃下了“定心丸”，就觉得有奔头、有干劲，基础教育的“顽症”便能迎刃而解。

? 二是绩效的虚化。转型中的中国基础教育，受转型中中国社会弥漫的浮躁风气影响，讲急功近利，讲立竿见影（尽管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收敛，但仍很严重）。无论什么规格、什么层次的大大小小的会议，无论什么地位、什么身份的大大小小的官员，都“言必称希腊”，不是讲政绩，就是讲绩效；很少潜下心来，理性地、深入地研讨和解决基础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转型时期青少年成长规律和成长特点的变化；思考人民的教育人民真正满意了没有，人民的学校是不是真正培养了人民的子弟等等。这种风气严重影响到面上学校和一线教师。试看今天的很多学校，只抓“应试”，抓分数，抓升学率，以致学校有外观而无内涵、学生有分数而无素质、教师有教学而无研究、有成果而无过程等等。

? 三是文化的缺位。转型中的中国基础教育，更需要传统文化的价值指引和精神支撑。但是，西方崇拜对传统文化的否定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研究课程改革更多的是关注古今中西方文化之争，更多是对西方教育文化理念的引入，甚至把囚徒困境、过劳死、官本位、马克民主义、宿命论、破窗理论等等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关键词（见肖川、张文质《基础教育改革的关键词》，福建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而对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却很少有教育学者和课程专家去研究它、挖掘它，从而发现它的现代意义和现代化作用，赋予它新的形态、新的内涵、新的境界，将它作为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价值和精神基础。我们有必要正视这样一个事实：现在世界已有15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75所以上的孔子学院，儒家文化对世界正彰显着无以预料的巨大影响力；也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引领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文明历程的儒家文化，难道在当今中国转型的时代里，就变得一文不值？不可能！如何充分发挥东方文化的作用来解决中国基础教育的实际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刻思考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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