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论文-九大问题拷问中国反腐

第一篇：廉政论文-九大问题拷问中国反腐

廉政论文:九大问题拷问中国反腐

摘要：近几年，反腐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央制定了若干的法律法规，大力的推行机构改革。全国上下都在尽心竭力的反腐败。但是随着中央对腐败问题的大力管制，腐败手段也不断的高明。因此，我国的反腐工作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

关键词：反腐 廉政研究 预防 群众举报

近几年，反腐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央非常重视，推出了一大批法律法规党法，也大力推行了机构改革，调整机构设置成立新机构；专家学者也是纷纷著书立说，献计献策；各大学也相继成立了廉政研究中心；甚至网络也成为了反腐的重要阵地，一大批民间反腐网站相继建立。可以说，全国上下都在尽心竭智地反腐败。但是打开报纸，收看电视，浏览网页，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的腐败问题还非常触目惊心：大案要案层出不穷，贪官职位一个比一个高，成窝成窝出现；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动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腐败范围越来越广，各行业各部门都难以幸免；腐败手段越来越高级、隐蔽、多样。再看看国外对我们的评价：XX年，透明国际颁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显示中国清廉指数居世界第70位，在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居于中上水平，但在世界大国中却居于最后的位置，和印度相当。

这不禁使人纳闷：中央下了这么大决心，推行了这么多法律法规，进行了这么多制度建设，腐败问题为什么还这么严重？原因何在？反腐出路何在？

综观中国这几年的腐败现象和反腐工作，笔者谨提出九个最基本的问题，以期引发大家对于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的思考，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为什么大多数腐败官员都是腐败多年罪恶累累之后才被查处的？

反腐败有事前预防，事中、事后查处两种。中国大多数腐败官员都是腐败多年“五毒俱全”之后被查处的。笔者手头无全面的数据，但是看看近年来影响重大的腐败案子便可以知道所言不虚。阵良宇、成杰克、胡长清、田凤山、郑筱萸、杜世成、马向东、慕绥新、李大伦、曾锦春、赵詹奇、胡星、何闽旭、王武龙、邱晓华、李宝金、刘志华、许忠民、王昆山、祝均一级及以上）等贪官，哪个不是腐败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才被查出来的？以阵良宇为例，XX年中央巡视组发现他的问题时，身为上海市委书记的他，不仅涉及上海多起腐败大案，严重违纪违法，而且据说涉案金额已经高达几亿，可谓是罪恶滔天，但是却一直得不到查处，而且还步步高升，坐到了中央政治委员的高位。

最典型的、最发人深思的莫过于郑筱萸案。XX年6月，郑筱萸被查处。XX年5月，XX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郑筱 萸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其死刑。法院认定，1997年6月至XX年12月，郑筱萸利用担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局长的职务便利，先后多次直接或间接通过其妻、子非法收受贿赂达人民币649万余元。XX年7月10日，郑筱萸在XX被执行死刑。郑筱萸接受审判距他开始腐败，已经有十年之久了。

笔者统计了XX年第二期的《蓝盾》杂志《XX年下半年查处贪官备览》一文所列数包括阵良宇邱晓华等在内的47名腐败高官级及以上）的查处情况，发现几乎没有一个官员腐败后三年内被查处的。

这个问题的存在表明中国反腐很大程度上停留在事后查处水平，反腐制度不能有效地及早地发现官员的腐败。这其中的症结何在，如何去预防并及早发现官员腐败，非常值得人们去思考。

二、为什么贪污贿赂案件的立案有一半以上是群众举报的？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权威数据，XX年到XX年底，全国检察机构受理群众举报贪污贿赂案件线索达55.3万件，群众举报贪污贿赂案件的立案数占到反贪部门立案总量的57.6%。另外，根据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的介绍，在XX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案件中，有46.2%来源于信访举报。另一则数据显示我国80%的职务犯罪是通过举报发现的。从 这三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因群众举报而立案的案件至少占中国贪污腐败案件立案总数的一半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众倒成了反腐败的主要力量。这个数据令人喜也令人忧，喜的是群众的维权意识在增强，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社会发展；忧的是腐败严重地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数据表明，官方的反腐机构在发现腐败、预防腐败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背后隐含的可能正是反腐机构设置不合理、反腐体制存在严重缺陷等问题。因为按理说，国家部门应该承担发现腐败线索和查处腐败问题的主要工作。

对比国外，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情况跟我们有很大的不同，发达国家无论是发现腐败线索还是查处腐败案件，主要依靠国家部门。美国也有举报制度，但是他们的举报只起到辅助作用，而不像中国，一半以上的案件都是依靠群众举报才立案调查的。美国直到1989年才通过《检举者保护法案》。

因此，反思如何加强纪检监察部门在发现腐败案件线索方面的功能，如何有效落实纪检监察部门预防、查处腐败的职能，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三、为什么贪官涉案金额动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

观察这几年的腐败案子，可以发现一个规律：腐败官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先看这么一组数据：在XX年12月26日召开的全国审 计工作会议上，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报告中指出：XX年审计署审计了56个中央部门，延伸审计了434个二级预算单位，查出违规问题金额68.72亿元。

放眼望去，贪污受贿百万千万上亿的腐败官员数不胜数，随便列举一下便有：XX年12月被判处死缓的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受贿金额达841万元；被判无期的原云南省交通厅厅长胡星受贿达4000万元，创造了单笔受贿过千万的记录；XX年被判处死刑的郑筱萸受贿达649万余元；被判死缓的XX渝中区原区长王政受贿966万元；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原河南安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局长索好玺受贿236万余元；被判无期的湖南医科大学基建处处长屈大献受贿522万元；一审判处18年的祝均一受贿160万元，挪用社保金达10亿元。

为什么腐败官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我们又来看一组数据，根据《光明日报》的消息，XX年1到11月，我国财政收入达48177.1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3.5%，预计XX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超过5.1万亿元。同时，中国外汇储备XX年9月末达1.43万亿元，居世界第一位。这一切显示了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腐败在多大程度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笔者认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国家经济发展不成比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远远落后于国家经济发展，这其 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官员腐败。官员腐败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增加了经济发展的成本，损耗了经济发展成果，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社会福利的严重损失，极大地减缓人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提高。

在第九个问题中，笔者将展示学者们对腐败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的估计。

四、为什么许多腐败官员一边腐败一边步步高升？

在第一个问题中，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大多数腐败官员都是腐败了多年才被查处的。他们在被查处之前，尽管已经是劣迹斑斑，却照常高升，这就令人困惑了：按理说腐败与社会主义制度是水火不容的。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容的”。但是为什么官员可以边腐败边高升？我认为这个原因仍可以归结到制度上：

第一，缺乏有效监督的首长负责制带来的只能是专断与腐败。我国宪法规定，各级国家行政机构实行首长负责制。该制度规定，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行政首长对本行政组织所管辖的重要事务具有最后决策权。按照制度设计的初衷：民主讨论加上首长的尽职尽责，可以保证行政组织高效廉洁。但是如果行政首长不负责，或是不民主，那他就很有可能腐败，整个组织就很可能出问题。因为行政首长对整个组织的成员都有管辖权，所以实际上，下面的人不敢也不情愿 监督他，因为担心被报复、被撤职。当然也有的下属勇敢地监督上级，但是少数。对于下属和群众而言，比较可行的便是举报。不过，举报也有风险，因为现实中很多举报人被被举报人打击、报复。同时，根据信息不对称原则，上级行政组织又很难知道下级干了什么，等到上级知道下级的腐败时，腐败已经非常严重了。

第二，中国考核干部的制度发现不了问题。制度规定要在全面考核领导干部德、能、勤、绩、廉情况的基础上，评定干部成绩，决定干部升迁去留。实际中，中国干部考核方法存在三大缺陷：第一，重视领导考核，轻视群众考核；第二，重视年终考核，轻视平时考核；第三，重视定性考核，轻视定量考核。正是因为轻视群众考核，才会出现群众对于官员存在极大的不满，而官员却步步高升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官员已经腐败了六七年，但是考核下来，年年是优秀，不断高升，以至于发现问题之后，很多人都觉得意外、惊讶。

林喆教授更认为考核制度不但不能发现腐败，反而给官员搞聚餐、游乐活动与摆功绩、堵嘴、“增进友情”提供了机会。现实中，我们看到官员们搞一个又一个“形象工程”，以图评优、高升。这些“形象工程”不仅劳民伤财，而且还为腐败提供了机会。

因此，如何完善行政首长制和考核干部制度，如何及早 发现官员的腐败问题，让腐败官员升迁不了，也是一件值得深思的重大问题。

五、为什么被查处的腐败官员大多有情妇？

近年来，被查处的贪官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几乎人人都有情妇。贪官包养情妇，这既是对公务员道德的玷污和嘲讽，也是对党纪国法的严重亵渎，同时也严重败坏社会风气。为什么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色情腐败？

根据现行《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的统计，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据报道，在XX年海南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一批包养情妇及违反社会道德案件中，临高县的色情腐败尤为突出，在原县委书记吴光华的带动下，当地一些领导干部包养情妇一度到了公开、半公开的地步，一些腐败领导干部公然带着情妇出入酒席和公众场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互相攀比炫耀。XX年10月中国还查出了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和宣城原市委副书记杨枫共用情妇的事实。更为滑稽的是，杨枫竟然把用公款做学费学来的MPA技术用来管理情妇。XX年7月，因慑于反腐压力，济南市原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铤而走险，制造爆炸案杀死情妇。可以说，这些腐败官员在色情腐败的路上越走越远。

随着色情腐败越来越严重，多数学者建议将性贿赂入 罪，加强反色情腐败立法，中国官方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将特定关系人涉贿纳入反腐工程。

XX年2月13日，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反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如何铲除贪官的情人，则是这个系统工程中的一个重要工程。XX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

XX年10月，继浙江省交通厅原厅长赵詹奇因犯受贿罪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后，赵詹奇的情妇汪沛英因涉嫌受贿罪被浙江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7年，该案成为《意见》颁布后中国首例特定关系人受贿案。

加强制度建设，打击色情腐败是必要的重要的，但是，是什么原因导致色情腐败越来越严重？色情腐败背后隐含的诸如国家核心价值的缺失、国民道德的沦丧、党员公务员人生观价值观偏位等问题却更值得人们思考。只有找到腐败的根本原因，我们才能真正遏止各种腐败。

六、为什么官员腐败案中腐败窝案的比例越来越大？

近年来，腐败官员几乎都成窝成窝出现。影响比较大的有：国家医药系统郑筱萸曹文庄大窝案、上海社保基金阵良宇祝均一大窝案、以李大伦为首的郴州官场158人大窝案、安徽阜阳中院大窝案、XX毕玉玺窝案、四川省巴中市地税系统窝案、安徽古井集团窝案、江苏新长铁路招标窝案、安徽工业大学贪污窝案、陕西地方电力系统贪污受贿窝案、河南省平顶山市窝案等。可以说，在所查处的各个领域的腐败案中都存在大量窝案。

窝案大量涌现，可以说是中国近年来官员腐败的重要特色。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笔者认为，原因很复杂，但是最主要原因还是首长负责制的弊端。在上面我们分析了，首长负责制给部门一把手提供了专断和腐败的机会，再加上由中国监督体制的弊病导致的监督缺位、监督不力、监督形式化，更加助长了一把手及其同谋者的腐败。各部门单位的行政监察部门直接受制于部门单位的一把手，很难保证监督的独立性和有效性。部门单位的纪委部门虽说是受部门单位一把手与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但是毕竟也归部门单位的一把手领导，监督一把手很可能便会导致被撤职、打压，所以实际上，纪委对于部门单位领导和同级部门的监督也很难真正落实。因此，一把手及其身边重要人物的腐败，监督部门很难去监督，也很少去监督，有的监督部门出于利益关系，甚至加入腐败的行列，成为腐败的主要人物，像郴州窝案中，纪委书记曾锦春与市委书记李大伦等便是蛇鼠一窝，甚至比李大伦更为嚣张、腐败。

窝案大量存在，既反映了缺乏有效监督的行政首长制存 在重大弊端，也说明当下的反腐体制不能有效预防、及早发现腐败。像郴州李大伦窝案，牵出的腐败官员竟达158人，可谓是前所未有。李大伦曾锦春等在郴州“作威作福”多年，民怨载道，但是为什么一直发展到158人卷入的地步才引起高层重视、查处。这个案子给了我们反腐部门一个重要的启示：如何预防、及早发现和查处一个部门一个系统、一个县市主要官员的腐败，将是以后反腐工程的重要内容。

七、为什么反腐制度不能有效遏止商业贿赂中的官商勾结？

官商勾结在当代中国的最重要体现就是：有官员卷入的商业贿赂。自XX年中央表示要大力治理商业贿赂后，这三年，治理商业贿赂一直是国家反腐工作的重头戏。

根据中央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副组长李玉赋在XX年9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的通报，XX年以来，全国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工作，收缴的不当所得增至12亿元。各级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严厉打击各种商业贿赂行为。XX年8月至XX年8月，全国共查结商业贿赂案件31119件，涉案总金额70.79亿元。其中涉及公务员案件6971件，涉案金额17.13亿元，其中包括厅局级干部151人。

XX年9月，中央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通报了包括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受贿案等在内的二十起商业贿赂违法犯罪典型案件。这个数据既显示了中国治理商业贿 赂取得了累累硕果，但更反映了商业贿赂无处不在。XX年，百姓对房价的直线飚升苦不堪言。中央部门三申五令，要求遏止房价飚升，但仍不见效。房价飚升的背后，有多少土地出让、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官商勾结在横行？

笔者通过仔细研究郑筱萸案子的查处过程，发现中国治理商业贿赂制度尚存在许多问题。郑筱萸实际上早已腐败多年，而且一直有包括高纯在内的不少信访者在举报他，但是就是没有人关注他的腐败问题，他在位期间大肆受贿前后竟达649万余元。但是他浮出水面的原因却是非常偶然的：XX年5月，国外一家公司举报了向中国国家药监局行贿20万欧元的事实，在国外闹得沸沸扬扬，中国高层开始关注郑的腐败问题。同样戏剧性的是，郎讯公司行贿中国高官的行为也是先在国外捅破的。XX年12月，朗讯就涉嫌在中国行贿一事同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达成调解协议，朗讯公司支付250万美元罚金。郎讯行贿中国官员被处罚的消息传到中国，引起了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反商业贿赂制度有效性的质疑：郎讯行贿的是中国高官，却是在郎讯公司的母国美国受到惩处，中国的反腐机构却一直不知道，当然更谈不上查处，这种尴尬局面说明了什么？

由这两个案例，我们也知道中国治理商业贿赂制度存在着巨大缺陷。中国在治理商业贿赂上也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但是为什么不能有效遏止它？甚至 出现了外国公司贿赂中国官员却只是在它被本国媒体报道或是在本国受审后，才引起中国关注的可悲现象，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想这些问题值得反腐部门深思。

八、为什么思想政治教育不能有效遏止官员腐败？

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反腐工作的重大特色。但是当看到口口声声喊着要为人民服务的官员一批批倒下时，我们不得不开始思考：为什么思想政治教育不能有效遏止官员腐败？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反腐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许多官员在“东窗事发”之前还口口声声呼喊要为人民服务，要大力反腐倡廉，一副人民公仆的模样，但是他们在背后却干着贪赃枉法、祸害人民的勾当。据说，阵良宇在被抓之前，还在开会，指示要加强反腐倡廉。公务员道德第一条便是为人民服务，党员的要求也是为人民服务，但是那些腐败的公务员和党员干部，做的却是另一套。

从学理上分析，反腐倡廉工作从根本上说必须依靠坚实有效的制度。道德的约束，是内在的约束，它在利益的强大诱惑下非常脆弱。阵良宇、胡长清、成杰克、田凤山、郑筱萸、杜世成、马向东、慕绥新他们哪个不是边喊为人民服务边腐败的？

反腐败，需要道德约束，需要加强教育，提倡廉洁，但是这不是根本性的。相反在制度设计时过度相信人的道德，起的是反作用。过分相信人的道德自觉性的制度实行下来，人们往往发现制度下的人处处不道德。在制度设计上，我们必须相信人性恶，把人想象成无赖，然后在设计制度时，挖空心思设计制度制约这些“无赖”。只有这样，我们的制度才会有效，反腐制度也如此。

中国的事实是，我们在制度设计时，一开始便假定党员是特殊材料做的是无私的，假定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于是我们在设计制度时，没有设计出有效的制度来预防、遏止这些“高尚”的党员和公务员变坏。我们在设计制度时，出发点应该是使得党员成为特殊材料，使得党员成为人民利益的维护者，使得公务员成为人民的公仆，使得公务员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一开始就相信他们本性如此。

九、为什么中国没有全面的准确的测量腐败的指标体系？

腐败的测量问题，关系到人们对于腐败问题、反腐工作的评判以及反腐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国际上，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和行贿指数、世界银行的控制腐败指标、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指标、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世界竞争力年鉴指标，都是全球非常有影响的腐败测量数据。从预防和惩治腐败方面来说，中国需要全面的准确的反腐数据，如每年反腐挽回经济收入多少，每年因腐败而造成了经济损失有多少等。

迄今为止，中国官方没有公布准确的全面的数据，只有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纪委等公布的每年的查案情况及涉案金额等，但总体来说比较零散，不太全面，凭这些数据无法对中国的腐败问题进行科学测量。因而，进一步公开反腐信息，建立科学测量腐败的指标体系显得非常必要非常迫切。

在数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学者们就中国的腐败黑数做出过不同的研究和判断。李成言在《廉政工程：制度、政策与技术》一书中认为，中国的腐败黑数最保守估计也达到了80%。也就是说查出来腐败分子、腐败黑金占不到实际情况的80%。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的腐败黑数高达96%以上。胡鞍钢教授计算了中国1995年到1999年因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认为这几年国家因腐败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在9950亿元——12670亿元之间，占国家GDP的13.3%——16.9%。

根据李成言教授的研究，以腐败黑数为80%计算，1984年到1993年，中国仅仅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规模总额已在XX亿元以上，平均每年达到了近130亿元。李教授认为这还是比较保守和粗略的估计。

学者们的研究结果各不相同，国家每年因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实际有多少难以准确估计。笔者认为，要想让人民对反腐工作的成绩和腐败的形势有清醒的认识，要想树立起人民对反腐的信心，要想推动学者对反腐对策进行更充分的探讨，要想推动反腐工作向纵深发展，进一步有效遏止祸国殃 民的官员腐败，国家只有进一步公布更全面充分的相关信息，建立科学测量腐败的指标体系。

第二篇：反腐廉政问题论文

一、廉政建设的紧迫性与网络监督的产生

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就提出了“亡身”反腐观。他认为只有腐败者“亡身”，才能确保不“亡党”。而在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回答中外记者时强调，当前我国最大的危险就在于腐败。正所谓“国之命在民心”，一个政党是否勤政廉政，直接关系到百姓对它的信任与认同程度，进而也就关系到国运的兴衰。由此不难看出反腐工作在政府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纵观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年来的历史，反腐模式从运动反腐转变为制度反腐，党对反腐工作的认识也变得更为深刻。而在这些改变的同时，摆在百姓面前的是一张不错的“成绩单”——从刘青山、张子善到罗亚平、许迈永，一大批贪官被绳之以法。据相关部门统计，仅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139621件，结案139482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46517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373人。这不是简单的数字罗列，而是对腐败行为的坚决斗争和对腐败分子的强大威慑。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反腐工作成效明显。

但成效是一方面，而问题却依然存在。

前段日子，冒充政府官员行骗的新闻屡见于报端。陕西无业人员雷俊杰冒充国务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就是一个例子。他冒充政府官员以帮助公司上市为名,诈骗近200万元。2011年9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院以诈骗罪判处雷俊杰有期徒刑14年。

骗子为什么要冒充官员来行骗?这个道理很简单,官员手里掌握着权力,而有权力就意味着很多在常规情况下不能解决的问题能够解决。不过，这个时代发生这样的案件，多少能从案件之外体味出一点讽刺的意味。

这不禁让我联想到苏联时期的特权政府。那时不少政府官员都被称为“特权阶层”，他们公然穷奢极欲，安于现状而不思变。以致后来苏联民众直接把这部分政府官员称作“他们”，而把自己称作“我们”。

苏联解体的结局我们都知道。那么，当我们的政府官员在百姓的意识里成为一个拥有权力去解决常规情况下无法解决的问题的“特殊群体”的时候，且当一个个以权谋私的贪官曝光于群众视线之下时，反腐倡廉的问题是否显得更为迫在眉睫？

既然反腐倡廉具有如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那么在新形式下我们该何去何从？我们知道反腐倡廉问题无法“毕其功于一役”，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就明确提出了反腐败的科学目标定位，即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把中国的“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腐败要在一个时期内根除并不现实，这反映出了党和政府在面对反腐问题上更为理性务实。由此，反腐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并且需要结合新形势新情况不断与时俱进。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这其中就包括要重视

发挥包括网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二、网络监督的优势分析

网络监督的开放性、平等性、匿名性和廉价性的特点促使其在一定意义上承担了“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使命[1]。

据2011年7月1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我国网民总数达4.85亿，手机网民规模为3.18亿，宽带网民数3.90亿。三项指标仍然稳居世界第一，互联网普及率稳步提升，网民规模较2010年底增长2770万，2011年上半年网民增长率为6.1%。微博作为新兴的自媒体平台，受到网民的强烈推崇，用户数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报告显示，2011年上半年，我国微博用户数量从6311万快速增长到1.95亿，半年增幅高达208.9%，在网民中的使用率从13.8%提升到40.2%。这么庞大的网民数量已经为我国网络监督提供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庞大的网络社会群体利用网络的公开、透明、快捷、影响面广的特性，不断进行信息的沟通和交流。伴随着这一趋势的发展，网络不仅成为广大人民群众交往、沟通、娱乐的信息平台，也逐渐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反腐的新平台，使得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实现有了新的途径。

与此同时，自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建立网络举报平台以来, 2005年12月中央纪委、监察部也公布了中央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举报网站的网址。各地纪检监察机构也相继开通了举报网站。这些网络举报途径，受到网民的空前欢迎。据人民日报与人民网一项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网民有87.9％非常关注网络监督，当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93.3％的网民选择网络曝光。可见，网络监督正在成为广大民众参与反腐、监督政府、监督官员的重要力量平台。

由此，网民、媒体、官方之间的良性互动得以形成。从“躲猫猫”到“开胸验肺”，从“跨省追捕”到“钓鱼式执法”，从“香烟门”到“日记门”，从武汉“经适房六连号”、南京“天价烟局长”、“史上最牛团长夫人”等一系列网络监督的案例无不说明了这点。

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不断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等。这意味着网络监督已经正式纳入了官方权威反腐渠道。

三、网络监督存在的问题

（一）网络信息自身的不可靠性影响舆论监督的效力。互联网的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少权威性和公信力。网络传播的匿名性、交互性和开放性，虚拟性，虽然使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个人的意愿，但也使人们获得的信息存在真假难辨的处境。有些不实信息，经网络广泛传播后，混淆人们的视听，影响正常社会秩序。

（二）诬告陷害时有发生。网络的高科技性和虚拟性有时会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充分利用，借以诬告陷害，以达到泄私愤的目的。诬告陷害经过网络广泛传播，不仅给有关当事人带来了很大的伤害，而且也给纪检、司法部门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三）网络暴力危及个人隐私。网络暴力是社会暴力在网络上的延伸，主要表现为网民对未经证实或已经证实的网络事件，在网上发表具有攻击性、煽动性和侮辱性的过激言论，造成当事人名誉损害。在网络上，我们不时会看到过激的言论，看到对他人的恶意诽谤，看到对公民权利的肆意践踏[2]。

（四）侵权现象时有发生。2005年3月4日，中国网络电视台（网站）上发表了一篇《上百亩良田未批先征？谁有如此大的权力》一文，披露了台州市某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在没有完成报批手续的情况下，违法将一个村庄的120亩良田出让给一家公司使用。该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看到这则报道后，认为这则报道没有经过充分调查，报告中的部分内容失实，侵害了该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名誉权，因而将中国网络电视台（网站）告上法院。

面对网络监督存在的这些问题，质疑的声音也此起彼伏。据人民日报与人民网的一项调查显示：58％的受调查者认为“相关法律不健全，可能会侵犯当事人名誉或隐私”；23％的受调查者认为“网络声音不够理性，缺乏真实性，容易受表面信息鼓动”；10％的受调查者认为“随意性大，给社会治理带来难题”；9％的受调查者认为“对监督人的限制不够，他们可能捏造事实，随意发帖”。全国人大代表王曦强调“网络监督”和“网络暴力”常常只有一步之隔。而全国人大代表李明蓉则认为“民主是需要规则的，否则就走向民主的反面”。

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全新的监督形式，网络监督仍然在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网络监督完善的关键在于因势利导，加以引导和规范，科学设定管理制度。

四、未来网络监督的完善对策

（一）大力培植网络监督的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

首先，在社会上大力宣传网络监督对反腐的重要意义，让网络监督的理念通过各种新闻媒体进入千家万户，为人们所了解，形成强大的网络监督文化氛围。其次，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源头上保障网络监督的可靠性，给网络监督一个法治的支撑点。制度问题更带有全局性和长期性。制度化反腐是反腐倡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应尽快出台和完善各种有关网络监督的法律法规，加强立法的可操作性和实效性，以保证既可以减少网络监督过程中出现诬告、诽谤、干扰案件查办等情况，也可以保护监督主体权利的实施，规范人们的网络行为，给予网民一个合理合法的制度环境。

再次，加强网络舆论管理，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构建和谐网络。以国家与地方主流网络媒体的品牌优势为基础，开拓舆论引导的主阵地，以主流的声音、权威的言论及时地帮助人们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转化。对于网络中的热点问题，可利用政府网站的论坛、新闻评论等及时披露信息，加强与公众的互动，正面引导网民的讨论，及时批驳带有恶意的造谣、攻击和污蔑，充分发挥网络监督的导向作用，有效地管制网络公共空间，使网上舆论监督真正反映民众呼声。

（二）改进网络举报工作，为网络监督建立通畅、高效、规范的渠道

要进一步发挥网络举报平台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升网络举报平台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对可能在网上发布的相关举报信息进行有效引导、分流和承接，使网络举报平台的特殊优势得到切实发挥[3]。

（三）加强政府内部控制的制度建设，为广大网民的监督开辟顺畅的渠道纵观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我们不难发现，利用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来规范公共权力滥用导致的腐败行为已经非常普遍。对此，我们应当因势利导，扬长避短。具体来说，一方面加强透明度，及时公开可以公开的相关信息，为群众实行网络监督创造条件。另一方面积极回应网民的疑问，及时核查网上反映的问题。要利用网络的优势建立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沟通机制，确保网民有顺畅的诉求表达渠道。

（四）加强网络道德规范体系建设，提高网络监督责任意识

通过加强网络道德规范体系建设，使网民在通过网络进行舆论监督时，能够注意调整心态，以理性思维代替“情绪表达”，而不是只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布信息、不考虑信息的真伪、不考虑社会公众的反应。网络世界不是哪一个人的，它是属于大家共有的虚拟空间。所以，当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好处时，应关心他人的权利和感受，关心网络的健康发展，共同努力遵守网络道德，增强网络监督的责任意识。要通过规范网络舆论监督，争取让它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让它在复杂的社会运行当中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以此来推动社会健康、快速地向前发展。

归结上述所言，廉政反腐工作在新形式下任重而道远，而网络监督作为一种新生的反腐手段孕育而生并以其特有的优势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当然，现阶段的网络监督本身还存在一些弊端，为此本文提出了相关的完善对策。随着网络监督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政府对的重视和网民素质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廉政建设必将得到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周若辉.谈谈互联网时代廉政建设与网络监督[J].湖湘论坛,2009,（4):20~23.[2]张亚明，赵扬，黄梅丽.制约我国网络反腐的瓶颈与对策[J].学习与实践，2011，（4）：73~77.[3]张亚明，赵扬，李新华.中国网络反腐机制：现状、困境及路径选择[J].燕京大学学报，2010，（4）：15~19.

第三篇：销售九大问题

销售九大问题

⑴、你们厚泽返利太低（收费太高）了！

这确实可能存在，因为厚泽更重视给合作的中介提供全方位的竞争支持，包括评估值、银行政策、还有我们可以提供押房资金。可能我们还没有展开深入的合作，而厚泽的返利（收费）是和业务量挂钩的，因此你送的单子越多、介绍给我越多的圈里朋友，根据您的送单量，厚泽一定会给您一个合理的价格。

⑵、以前和你们厚泽合作过，服务太差。

确实有可能，厚泽成立了七年，在某一历史时期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而现在我们无论在客服团队、还是在评估和银行银行环节都给您有竞争力的优势。我也相信我能为您很好的服务。最近如果有贷款，您可以先试一单，您一定满意。

⑶、我现在和**担保公司合作，厚泽我不考虑！

哦，**担保公司确实不错，但我也更有信心，让您收获更有竞争力的服务，比方说经验丰富的客服团队，有竞争力的评估值和贷款政策。希望有机会让您感受一下我们的服务。⑷、二手房贷款几天能批贷？

二手房贷款分成两个环节，评估房产需要3个工作日左右，银行给批贷反馈需要3—5个工作日左右，所以批贷时效是5到7个工作日。如果客户着急，3个工作日也可能批贷。最近如果有贷款，您可以先试一单，您一定满意。

⑸、你们厚泽贷款分了很多环节，遇到问题不知道应该找谁，时常联系不上人！

看来您很了解厚泽，厚泽今年针对这种情况，采取了公司内部各环节共同努力，而对外都有唯一的负责人，他负责贷款过程中的一切问题。所以贷款效率和您关心的进度，都不成问题。最近如果有贷款，您可以先试一单，您一定满意。

⑹、厚泽的评估值太低，审查太严，没办法合作。

过去确实存在，现在我们是世联、杜鸣等各大评估机构的战略合作伙伴，所以评估在效率和评估值方面都有极强的优势；至于审查的批贷口径问题，我们可以承诺高效的完成您99%以上的单子，我想您更看重整体贷款的效率和竞争力。最近如果有贷款，您可以先试一单，您一定满意。

⑺、**项目能评多少钱？

a.要求市场人员熟悉主攻区域的热点楼盘的评估值，b.如果你不知道，你可以按照该项目的市场均价的90%来计算评估值。

⑻、你是不是新来的，业务知识太差，我怎么敢把单子给你做？

我确实刚来厚泽，但厚泽采取的是团队服务方式，只要您选择厚泽，涉及贷款的一切内外资源，都会得到很好的调配。而且我们厚泽有很系统的培训体系，这要您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给您很好的服务。最近如果有贷款，您可以先试一单，您一定满意。⑼、厚泽有哪些优势？

厚泽在评估、客服、银行以及贷款产品上都有很大的竞争优势。例如在评估方面：世联、杜鸣等各大评估机构都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所以评估在效率和评估值方面都有极强的优势；我们有一支经验丰富的客服团队，人均签单1000笔以上，所以能高效的处理各种贷款问题；而在银行方面我们有广泛的银行资源，能覆盖各类客户的贷款需求。

第四篇：大问题论文

“大问题”教学在课堂中的应用

王晓媚

2014年5月22日，我在深圳体育錧参加了两岸四地小学数学：“落实十大核心概念，展望未来数学课堂”国际教学研讨峰会，听了黄爱华老师的“大问题”讲座和精彩的课例——方程的意义，让我受益非浅，感触较多。

对于课堂教学的问题设计，我们教师们通常会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提问的技巧性上，在问题的指向性和精确性上下功夫，为了“牵引”而“问”，真正“为了不教”而“问”、“不问”而“问”的研究还很少。同时，由于问题设计缺乏整体的架构与布局，教师的着眼点更多局限在知识的分解上，因此，课堂呈现的问题依然是“花费较短时间的即时思考型问题”，即便在倡导以学生为主体的“以学定教”、“先教后学”理念引领下的课堂，问题繁、杂、小、碎的现象依然没有改变，“教”与“学”不太和谐，甚至严重脱离。学生是学习的工具，是盛装知识的容器的角色始终未从根本上得到转变！这已成为数学教育的一种“痼疾”。

这学期，我们名师工作访提出了以“大问题”为导向的课堂教学。所谓“大问题”，是指根据特定学生的心理特点、学习经验以及学习困惑点，采用一定的教学策略，对课程关系、问题引导、学习方式等多方面进行系统处理，提出质量高、外延大、问域宽、数量精和挑战性强的问题，以求能够最大程度解决教学中的主要矛盾。

“大问题”是课堂教学的“课眼”，是课堂教学的主线。它一般是学生的学习疑点，是教材的省略点，是知识的连接点，是数学思想的聚焦点，也是钻研教材的着为点。“大问题”强调的是问题的“质”，有一定的开放性或自由度，能够给学生的独立思考与主动探究留下充分的探究空间。“大问题”关注学生的差异发展，指向学生的问题意识，便于全面落实“四基”，能够改变传统课堂单一的线形逻辑结构，生成一种多线交融，分层并进的新的教学结构，具有思维的自由度和开放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和数学语言。

“大问题”有以下特点：第一，抓本质。它强调的是问题的“质”，问题必须触及数学的本质，这个本质，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更指基本思想与基本活动经验，有“意义之水”在流淌。第二，外延大。它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或自由度，能够给学生的独立思考与主动探究留下充分的探究空间。第三，问域宽。它能照顾到不同层面的学生，关注不同学生的差异发展。第四，少而精。它一般是学生学习的疑点，是教材的省略点，是知识的连接点，是数学思想的聚焦点，也是钻研教材的着力点。找准了“大问题”，就意味着教者抓住了课堂的“课眼”。第五，挑战性强。它有一定难度，但也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学生跳一跳就能摘到“果实”。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它必须是有“繁殖力”的。它可供迁移，可供生长，一般以问题开始，但不一定以问题结束；它能够催坐出大量的新问题，它就像一棵小苗，可以长成参天大树，还能结出累累硕果；它是一只“会下金蛋的老母鸡”。

第五篇：针对中国反腐论文

针对中国反腐败的现状与思考

摘要：安逸的时代带来的就是过度的奢侈，虽然腐败在人类数千年中从未断绝，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腐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国家对于腐败的打击力度也随之加大，反腐之路充满了困难与挑战，努力提升治理能力，把反腐制度落到实处，让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比较稳定、人民生活大幅改善，将腐败控制在人们可以容忍的程度。关键字：腐败 反腐 制度

一、中国目前的反腐败形势

当前，中国反腐败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央反腐意志坚决，力度空前，成效显著，但面临的困难仍然较多。从历史和发展的视角，以全球比较的视野冷静分析当前形势，认清我国反腐败的成效、挑战和困难，会让我们更加理性和沉着地应对腐败。

1.腐败是一个世界难题

腐败伴随人类几千年，尽管各国各地区都在探索和努力，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可以保证已根绝了腐败。腐败黑素存在于所有国家和地区，即便在国际机构和一些被公认为比较廉洁的国家，每年仍不断发生腐败丑闻，这些国家和国际机构的专家学者均承认查出的腐败仅是冰山一角，对腐败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放松懈怠。

2．经济快速发展期往往是腐败易发多发期

腐败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从世界范围来看，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的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以及北欧国家等，都经历过腐败猖獗的时期，这些国家进入相对比较廉洁的时期是在最近几十年。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些国家的腐败治理才见到明显成效。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也是如此。中国用30多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的历程，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比较稳定、人民生活大幅改善，腐败控制在人们可以容忍的程度。二、十八大以来反腐的特点与成就

1.中央领导集体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端正党风政风。

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定调未来五年反腐，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必须全党动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等重要论述。反腐“大合唱”整齐和谐、铿锵有力，党中央主动落实主体责任，传递的信号十分鲜明，让腐败分子胆战心惊。

2．打“老虎”“苍蝇”毫不手软。

一年多来，中央对腐败采取强高压态势，惩治腐败持续挥出重拳。十多个部级领导干部相继落马。2013年9月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开通，网络举报量平均每天超过800件。伴随腐败发现机制不断健全，查办腐败的力量也不断增强。惩处腐败机制的重大改革有力保证打“老虎”“苍蝇”将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闪电战”。

3．纠正不正之风丝毫不松懈。

刹歪风是2013年反腐倡廉建设的一大亮色。总书记多次做出批示，坚决杜绝公款浪费。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班子成员就落实八项规定约谈派驻机构负责人，2013年4月22日至26日5天时间分别约谈了53位派驻到中央和国家机关的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

4．以全面改革清除腐败土壤。

滋生腐败的土壤太厚、太多，这是中国反腐面临的客观事实。政府行政审批等权力过多集中于少数领导干部手中，增加了监督的难度和腐败的风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改革进行了新的部署和安排，提出简政放权，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权力上做“减法”，大幅压缩腐败的空间；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关闭腐败的资金“阀门”。

5．关权力的“笼子”越织越密。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等堵塞了很多漏洞，具体细化的政策规定不断出台，如各级党政机关5年内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等。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情况进行抽查核实，凡不如实填报或隐瞒不报的，一律不得提拔任用、不列入后备干部名单。

6．反腐机构履职能力大幅提升。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带头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将反腐重点集中在纠正不正之风、查办腐败案件和有效预防腐败“三驾马车”上。

三、当前反腐败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决定了当前腐败防控压力较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选择大力发展生产力，将经济建设作为很长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中国经济正处于并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较大，人民的收入水平仍然较低，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达到较高水平，社会思想文化道德整体水平仍有待提升，反腐败仍然受到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发展建设的制约，短期内会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和矛盾。1.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让寻租仍有机会。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然与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不适应。预防和惩治腐败虽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腐败防不胜防，反腐败难度极大，阻力甚多。有的地方和部门仍然保留有经营性企业和经济实体，向职能部门和机关输送资，金，政事不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造成的复杂利益链强化了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和阻力。

2.公职人员队伍管理相对过于宽松。

相对于廉洁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公职人员管理制度宽松，公职人员自由活动的空间较多，受到的管束较少，因此一些违纪违法和违反社会道德的行为不断被网络和媒体曝光。一些领导干部台上讲一套、台下做一套等言行不一的行为，严重削弱党和政府公信力。私营领域的反腐败停留在较低水平，存在立案难、取证调查难、成本高的问题。最近几年，公民大量借助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揭发腐败现象，反映出信访举报、司法诉讼等正常管道不太通畅，正规渠道不能满足群众参与反腐败的强劲需求。

3.权力公开质量与社会公众期盼有相当距离。

中国近几年权力透明公开推进力度很大，已经产生了积极的预防腐败效果。但公开的质量和程度还不够，一些地方、部门领导对公开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或因为利益考虑不愿公开。有的单位将财务等作为核心机密，严防外人知晓。很多国家和地区反腐败机构的透明度程度很高，主动向社会公开案件调查报告、单位财务等信息，以透明换取社会信任，自身率先实施关键领域公开来建立社会反腐败信心，提升反腐专门机构的公信力。相比较这些国家和地区公开透明的做法，中国的权力公开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4.公职人员激励和压力机制不足。

要让公职人员持续不断为社会和国家奉献聪明才智，一方面需要激励，要提供合理的工资、福利、奖励等保障，激发工作的热情；另一方面还要施加压力，公职人员内部之间、公职人员与非公职人员之间要形成合理的竞争机制。

四、未来廉政建设之路该怎么走

把预防为主作为非专门反腐败机构的首要策略。专门反腐败机构与非专门机构的反腐败策略应有所区别。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要严格依据法律法规严肃查办腐败案件，坚决查处“问题人才”。

第一、严格管理的同时，适当提高公职人员收人。把提供更为优质的公共服务作为提高待遇的前提，严抓公务员队伍管理。抓紧制订公务员防止利益冲突法，构建严格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体系。

第二、抓实转变政府职能，从源头减少腐败。推动政府从重效率转向重效能，严控“三公消费”等行政性支出，更多关注政府管理成本和实际效果。政府要更多向市场和社会放权，让市场和社会力量发挥更大作用。

第三、畅通社会参与反腐败的各种渠道。大力宣传纪检监察、检察机关等机构的举报投诉电话、举报网站等。加强投诉举报的管理，利用现代通信工具，简化网络举报填报内容，方便群众举报，减少投诉举报成本和顾虑。第四、大力提升权力公开的质量和水平。进一步加大公开力度，公开预算决算细目、不同级别公务员收入标准、人员录用、固定资产处置、大宗物资采购招标等事项。

第五、始终坚持走法治反腐的道路。要运用法治方式完善腐败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将制度执行力作为重要考核指标，把反腐败各项制度规定落到实处。参考文献：

〔1〕王沪宁．反腐败：中国的实验〔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0.6． 〔2〕王乐，葛荃．腐败与反腐败的理论逻辑〔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2）．

〔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N〕．人民日报，2010－12－30．

〔4〕陈东辉．集体腐败的滋生原因与防治对策〔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 〔5〕王太广，王玉如．权力腐败的危害与遏制对策〔J〕．领导科学，2006，（23）

〔6〕林喆，等．腐败犯罪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