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教育的弊端在哪里201008

第一篇：中国大学教育的弊端在哪里201008

中国大学教育的弊端在哪里

当大学成为消灭童年、浪费青春、消磨斗志、回报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识就无力改变个人命运；当大学成为官场、商场、欢场与名利场，大学的谎言就毁了中国精英的生长土壤——可敬的大学，就成了可怕的大学。

校长官员化、行政官僚化，评估泡沫化、建筑浮夸化、人际厚黑化、排名黑幕化、资源集权化、招生产业化、扩张盲目化、文凭贬值化、财政腐败化、监督无力化、授课形式化、学术边缘化、科研虚伪化、精神犬儒化、姿态保守化、文化表面化、教旨雷同化、大纲统一化、设科短视化、教授娱乐化、学者江湖化、教师妖魔化、学生堕落化、学社商业化、作弊正常化、情爱游戏化、暴力频繁化、心理危机化„„

简单归纳，即可得出出30个常遭舆论批判的大学之病。但即便中国的大学如同一个身躯日益臃肿、精神日益枯萎的病人，为了得到她的肯定，你仍心甘情愿押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你白以为用生命的前18年来支付这笔未来的幸福保证金实属必要，皆因青春时父母需要这个目标，独立时老板需要这个证据，成家时丈母娘又需要这个指标，一张文凭足以拴住你的一生。

山西临县因即将高考强制关闭网吧，全县网吧都在劫难逃；杭州有妈妈为让孩子好好学习开出千元工资，同时有小学生为学生周刊写出《搞好学习是我的生财之道》的“评论”。“考上大学是脱贫致富的唯一出路”的大幅标语贴在小城的中学教学楼上，这条“出路”，仿佛全社会为你而设的一个赌局，你用快乐、自由、幻想与纯真投注，哪怕收获的是北大学生贬值到卖猪肉的残酷结局。

这是中国大学的黑色幽默——这个人生必经的圈套越是“毁人不倦”，越显成就珍贵；这个圈套越是明显，拥戴者越多；这个圈套越是被你认清危害，你越是不得不进入。皆因这个圈套的布局者、参加者与受害者，老实说是人人有份。

大学已经功利化，因为你我的欲望都走向了最大化。当读大学成了一个消灭童年、浪费青春、消磨斗志、回报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识就无力改变个人命运；当大学成为了官场、商场、欢场与名利场，大学的谎言就摧毁了中国精英的生长土壤——可敬的大学，就成了可怕的大学。

大学为什么不能改变命运?

“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这么多知识，也不见命运有何改变?”2009年，上海海事大学法学系研究生杨元元自杀前如是说。“耶鲁改变了我一生。”2010年，耶鲁毕业的中国人张磊公开告自如是说。他要给耶鲁捐款888.8888万美元，据说是给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捐款最多的人。

两者皆拿一生的命运说事。杨元元的话让公众质问教育，张磊被公众质问为什么不给中国的母校捐款一好在，仍有天涯网友为他解围：“捐到耶鲁不一定能体现价值，但是捐到国内一定体现不出价值。”

2009年，重庆上万农村高三应届考生拒绝了高考，湖北省2.6万学生放弃了高考：2010年，中国高考报名总人数比200g年减少了65万_人。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在抬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一个小故事，表弟是一位装修工，平均每月可以拿到2500元左右。表哥大学毕业快一年了，还没有找到工作。农民工表弟因而深有感触地说：“我真谢谢我自己，没有考上大学。”

大学为什么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

也许，全因我们与大学的关系早已改变。古时，彼此是家庭关系，“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1919年以后，蔡元培要把京师大学堂变成现代大学时，学校自治，学生自由，彼此是朋友关系；1952年以后，中国大学学习斯大林模式，大学其实是高等技术专科学校，都是为社会服务的螺丝钉，彼此是同事关系；1977年，关闭11年的高考闸门再次开启，大学得到了一批最有理想主义的追求者，彼此是恋爱关系；到了2010年，大学招生推动GDP、大学城建立拉动房地产，彼此早就成了交易关系。

当我们与大学失去了亲近如父子、知心如朋友的精神伦理，大学就只剩满足短期需要的供需关系——江苏省10年换了5个高考方案，50万考生的命运也跟随着朝令夕改；《2010年就业蓝皮书》显示，数年前的热门专业转眼便成了“失业热门”，法学、计算机、英语、国际贸易、工商管理等专业是2007年至2D09年连续三届失业人数最多的专业。

也许，全因中国“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阶层”严重缺货。北大和清华都未进亚洲大学排行榜前十同时，斯坦福大学校长有一个说法，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还需20年。这是客气的说法，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施密德特曾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批判中国大学：“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而在他看来，大学本应该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

当大学失去了理想主义和独立精神，也就失去了培养精英的生产力——北京不少于10万大学生患有抑郁症，毕业后又沦为唐家岭的蚁族；《中国青年报》一项上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34％的人后悔读大学，51％的人认为，在大学里没学到有用的东西。

也许，全因大学生只是流水线上的产品。在生命中最好的18年时光，他们为了考上大学，只学会了考试；考上大学后，他们为了找到工作，只学会了考证——父母、中小学与大学联手制造了一个工具的输送带，最后这个“工具”会发现，他用18年学习的，全是以后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当太学让人才教育变得数据化，也就失去了改变命运的神秘力量——能力可以学分化，人格也可以证书化，道德也可以数据化：上海交大曾想给毕业生颁发3张证书，包括学业成绩单、能力证书，外加“人格证书”；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推出道德银行储蓄卡，分金卡、白金卡、钻石卡，做好事开证明就可以加积分——大学行政化的最大坏处，是官僚风气让学者变成了唯唯诺诺的花瓶；大学产业化的最大坏处，是以为才华和人格可以数字化。

我们都是大学的灾民

中国的中学生总是睡不着——一份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的比较研究报告告诉我们，中国高中生的压力居四国之首，超过七成的中国学生情绪低落、烦躁，近半中国高中生“睡不着”。

中国的大学生还没有睡醒——大学生模仿小沈阳创作的大学版《不差钱》写道：“眼睛一闭一睁，一堂课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_上午就过去了。人生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下课了，但人没醒。人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醒了'但没下课。最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上课了，但睡不着。”

这就是人生。对那些三四年后即沦为卡奴、房奴、婚奴、孩奴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大学不过是延时进入残酷社会的避难所，也是人生苦旅中最后的一个乐园——近有李咏不小心口吐真言：“大学期间没有谈过恋爱，没有失过身，就白上了”；远有中国大学周边由邋遢饭馆、通宵网吧、廉价招待所、无证小诊所形成的堕落街。无数大好青年从室友手中接过第一根烟开始，本该厚德博学的大学时光，就沦为一部青春堕落史。

可惜好日子在大学毕业时就到了头。有分析指，2010年，至少有1000万应届毕业生将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境况。这个结局，让中国的父母被看作教育产业链上最盲目的投资者，中国的大学生被视为教育产业链上最大路货的低端产品。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中心副主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如是说：“大学生是整个食物链最后的环节，没有选择空间。”

韩寒的博客《青春》算是一个解答：“心理辅导是没有用的，当我看见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你怎么给我心理辅导?一打听，同学们混得都更惨，有混得好的男同学，那是靠家里，有混得好的女同学，那是嫁得好„„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生活。”

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是这样嘲笑中国大学的：“它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并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这不仅是施密德特眼中唯利是图的中国大学的问题，事实上，中国人早已将“经济上的成功’视为“成功”的全部一拜金女会告诉男人，《非诚勿扰》就是“非钱勿扰”；市长会告诉市民，增加GDP一定可以提高你们的幸福感。

在这个欲望贲张的时代，大学时刻面对两难的选择——是随波逐流，还是保持独立?这是一个寓言：16年前，北京大学曾拥有一堵围墙，一边是假证件和盗版光盘贩子的聚集地，一边是诗人、学者与未名湖，当年围墙在争议声中被轰然推倒，在原来的墙基上建起了商业街；而16年后，进入美国耶鲁大学学院的人仍必须持有白色的门卡，因为学院大铁门总是紧闭，没有门卡，绝对进不了大门。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曾说过，大学物理的围墙可以拆掉，“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因为没有了“精神围墙”，大学就无法满足人们对她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问题是，中国大学的“精神围墙”也正在倒塌。大学在电视宣传片中吹嘘的是它的建筑物，而不是它的人文精神；学生选择大学，选择的标准不是一个大学的教统，而是就业率的高低。

中国人有两个出身，一是家庭，一是大学。中国人对大学的执念，源于个人对身份的焦虑。当整个社会都认为读大学是成才标准，大学却不能提供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大学的失败；当孩子要提早告别童年的快乐、父母要牺牲全部积蓄、兄弟要放弃接受教育机会，才能让大学生读上一个找不着未来的大学，则是社会的变态——我们对大学失望，是因为期望过高：我们对它期望过高，只是因为成本昂贵。

大学要培养的应该是“健全”的精英，他需有自由独立的思想、天马行空的创意、逆流而上的意志、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有着蓬勃的生命力。但今时今日，大学是官场、商场、名利场、欢场、广场，是盲目扩张的流水线、靠人头计算利润的坏公司，是潜规则当道的小社会、官腔流行的小政府、占地面积巨大的小城市，却唯独不是理想主义者心中的“大学”。

从小处说，大学应让一个人成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从而改变个人命运；从大处说，大学应促进社会阶层之间进行垂直流动、缓解社会的阶层板结，从而改变国家命运——这正是中国的大学的最大失职之处：大学本应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有力臂膀，但从什么时候起，虚胖多病的大学隐隐成为了社会的负担?

第二篇：中国大学的一些弊端

当大学成了消费童年、浪费青春、消磨斗志、回报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识就无力改变个人命运；当大学成为官场、商场、欢场和名利场，大学的谎言就毁了中国精英的生长土壤——可敬的大学，就成了可怕的大学。

校长官员化、行政官僚化、评估泡沫化、建筑浮夸化、人际厚黑化、排名黑幕化、资源集权化、招生产业化、扩张盲目化、文凭贬值化、财政腐败化、监督无力化、授课形式化，学术边缘化、科研虚伪化、精神犬儒化、姿态保守化、文化表面化、教旨雷同化、大纲统一化、设科短视化、教授娱乐化、学者江湖化、教师妖魔化、学生堕落化、学社商业化、作弊正常化、情爱游戏化、暴力频繁化、心理危机化......简单归纳，即可得出30个常遭舆论批判的大学诟病。但即便中国的大学如同一个身躯日益臃肿、精神日益枯萎的病人，为了得到她的肯定，你仍心甘情愿押上一生最美好的时光——你白以为用生命的前18年来支付这笔未来的幸福保证金实属必要，皆因青春时父母需要这个目标，独立时老板需要这个证据，成家时丈母娘又需要这个指标，一张文凭足以拴住你的一生。

山西临县因即将高考关闭网吧，全县网吧都在劫难逃；杭州有妈妈为了让孩子好好学习开出千元工资，同时有小学生为学生周刊写出《搞好学习是我的生财之道》的“评论”。“考上大学是脱贫致富的唯一出路”的标语贴在小城的中学教学楼上，这条“出路”，仿佛全社会为你设的赌局，你用快乐、自由、幻想与纯真投注，哪怕收获的是北大学生贬值的卖猪肉的残酷结局。

这是中国大学的黑色幽默——这个人生必经的圈套越是“毁人不倦”，越显成就珍贵；这个圈套越是明显，拥戴者越多；这个圈套越是被你认清危害，你越是不得不进入。皆因这个圈套的布局者、参与者和受害者，老实说是人人有份。

大学已经功利化，因为你我的欲望都走向了最大化。

大学为什么不能改变命运？

“都说知识能改变命运，我学了这么多知识，也不见得命运有何改变？”2009年上海海事大学法学系研究生杨元元自杀前如是说。“耶鲁改变了我一生”，2010年，耶鲁毕业的中国人张磊公开告白如是说。他要给耶鲁捐款888.8888万美元，据说是给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捐款最多的人。

两者皆拿一生的命运说事。杨元元的话让公众质问教育，张磊被质问为什么不给中国的母校捐款。好在，仍有天涯网友为他解围：“捐到耶鲁不一定能体现价值，但是捐到国内一定不能体现价值。”

2009年，重庆上万农村高三应届考生拒绝了高考，湖北省2.6万毕业生放弃了高考。2010年中国高考报名总人数比2009年减少了63万人。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在抬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了一个小故事，表弟是一位装修工平均每月可以拿到2500元左右。表哥大学毕业快一年了，还没有找到工作。农民工表弟因而深有感触地说：„我真谢谢我自己，没有考上大学。‟”

大学为什么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

也许，全因我们与大学的关系早已改变。古时，彼此是家庭关系，“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1919年以后，蔡元培要把京师大学堂变成现代大学时，学校自治，学生自由，彼此是朋友关系；1952年以后，中国大学学习斯大林模式，大学其实是高等专科学校，都是为社会服务的螺丝钉，彼此是同事关系；1977年，关闭11年的高考闸门再次开启，大学得到了一批最有理想主义的追求者，彼此是恋爱关系；到了2010年，大学招生推动GDP、大学城建立拉动房地产，彼此早就成了交易关系。

当我们与大学失去了亲近如父子、知心如朋友的精神伦理，大学就只剩满足短期需要的供需关系——江苏省10年换了5个高考方案，50万考生的命运也跟随着朝令夕改；《2010年就业蓝皮书》显示，数年前的热门专业转眼变成了“失业热门”，法学、计算机、英语、国际贸易、工商管理等专业是2007至2009连续三年失业最多的专业。

也许，全因中国“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阶层”严重缺货。北大和清华都未进亚洲大学排行榜前十，斯坦福大学校长有一个说法，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还需20年。这是客气的说法，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施密德特曾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批判中国的大学：“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而在他看来，大学本应该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最理想的场所”。

当大学失去了理想主义和独立精神，也就失去了培养精英的生产力——北京不少于10万大学生患有抑郁症，毕业后又沦为唐家岭的蚁族；《中国青年报》一项上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34%的人后悔读大学，51%的人认为，在大学里没学到有用的东西。

也许，全因大学生都是流水线上的产品。在生命中最好的18年时光，他们为了考大学，只学会了考试；考上大学后，他们为了找到工作，只学会了考证——父母、中小学与大学联手制造了一个工具输送带，最后这个“工具”会发现，他用18年学习的，全是以后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当大学让人才教育变得数据化，也就失去了改变命运的神秘力量——能力可以学分化，人格也可以证书化，道德也可以数据化；上海交大曾给毕业生颁发3张证书，包括学业成绩单、能力证书，外加“人格证书”；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推出道德银行储蓄卡，分金卡、白金卡、钻石卡，做好事开证明就可以加积分——大学行政化的最大坏处，是官僚风气让学者变成了唯唯诺诺的花瓶；大学产业化的最大坏处，是以为才华和人格可以数字化。

我们都是大学的灾民

中国的中学生总是睡不着——一份中日韩美高中生的比较研究报告告诉我们，中国高中生的压力居四国之首，超过七成的中国中学生情绪低落、烦躁，近半这个高中生“睡不着”。

中国的大学生还没有睡醒——大学生模仿的小沈阳创作的大学版《不差钱》写道：“眼睛一闭一睁，一堂课过去了；眼睛一闭一睁，一上午就过去了。人生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醒了，但没下课。最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上课了，但睡不着。”

这就是人生，对那些三四年后即沦为卡奴、房奴、婚奴、孩奴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大学不过是延时进入残酷社会的避难所，也是人生苦旅中最后的一个乐园——近有李咏不小心口吐真言：“大学期间没有谈过恋爱，没有失过身，就白上了”；远有中国大学周边由邋遢饭馆、通宵网吧、廉价招待所、无证小诊所形成的堕落街。无数大好青年从室友手中接过第一根烟开始，本该厚德博学的大学时光，就沦为一部青春堕落史。

可惜好日子在大学毕业时就到了头。有分析指，2010年，至少有1000万应届毕业生将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境况。这个结局，让中国的父母被看作教育产业链上最盲目的投资者，中国的大学生被视为教育产业链上最大路货的低端产品。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中心副主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如是说：“大学生是整个食物链最后的环节，没有选择空间。”

鉴于现实残酷，富士康女主管曾出自传小说《毕业出狼窝，工作入虎穴》对毕业生传授残酷世界的生存之道。不过，富士康的“生存”之道实在让人怀疑，特别是在富士康出现员工自杀的“n连跳”之后——有网友写了《富士康员工自杀和大学生自杀缘出一辙》的博客，发问：“大学生跳楼自杀富士康的员工也跳楼自杀，为什么不同的学历、背景和社会经历，都会选择同样的方式对人生进行了断呢？”

韩寒的博客《青春》算是一个解答：“心理辅导是没有用的，当我看见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你怎么给我心理辅导？一打听，同学混得都更惨，有混的好的男同学，那是靠家里，有混的好的女同学，那是嫁得好......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生活。”

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是这样嘲笑中国大学的：“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并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这不仅是施密德特眼中唯利是图的中国大学的问题，事实上，中国人早已将“经济上的成功”视为“成功”的全部。一拜金女会告诉男人，《非诚勿扰》就是“非钱勿扰”；市长会告诉市民，增加GDP一定可以提高你的幸福感。

在这个欲望贲张的时代，大学时刻面对两难的选择——是随波逐流，还是保持独立？这是一个寓言：16年前，北京大学曾有一堵围墙，一边是假证件和盗版光盘的聚集地，一边是诗人、学者与未名湖，当年围墙在争议声中被轰然推倒，在原来的墙基上建起了商业街；而16年后，进入美国耶鲁大学学院的人仍必须持有白色的门卡，因为学院大铁门总是紧闭，没有门卡，绝对进不了大学。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曾说过，大学物理的围墙可以拆掉，“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因为没有了“精神围墙”大学就不能满足人们对她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问题是，中国大学的“精神围墙”也正在倒塌。大学在电视宣传片中吹嘘的是它的建筑物，而不是它的人文精神；学生选择大学，选择的标准不是一个大学的教统，而是就业率的高低。

中国人有两个出身，一是家庭，一是大学。中国人对大学的执念，源于个人对身份的焦虑。当整个社会都认为读大学是成才标准，大学却不能提供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大学的失败；当孩子要提早告别童年的快乐，父母要牺牲全部积蓄，兄弟要放弃接受教育机会，才能让大学生读上一个找不着未来的大学，则是社会的变态——我们对大学失望，是因为期望过高，我们对它期望过高，只是因为成本昂贵。

大学要培养的应该是“健全”的精英，他需有自由独立的思想、天马行空的创意、逆流而上的意志、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但今时今日，大学是官场、商场、名利场、欢场、广场，是盲目扩张的流水线、靠人头计算的坏公司，是潜规则当道的小社会、官腔流行的小政府、占地面积巨大的小城市，却唯独不是理想主义者心中的“大学”。

从小处说，大学应该是让一个人成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从而改变个人命运；从大处说，大学应促进社会阶层间垂直流动、缓解社会阶层的板结，从而改变国家命运——这正是中国的大学的最失职之处：大学本应该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有力臂膀，但从什么时候起，虚胖多病的大学隐隐成为了社会的负担？

第三篇：中国的教育弊端

中国的教育弊端

 中国现在还没有作好崛起的准备zt

一、”要像爱中华民族那样爱大和民族” 

据中文导报报道，今年8月21日到8月29日中国第二批247名高中生代表团访问了日本。他们被安排住在普通百姓家中，还参加了由日本外务省举办的“日中交流漫画展”等活动。在访日活动期间，日方一位人员曾经这样发问：“通过这次访日，有谁想上日本来留学？” 当时就有4名中国高中生登上了讲台。一名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女同学说：“来到日本，我深深被大和民族的精神所吸引，今后要像热爱中华民族一样热爱大和民族。”当她说到这里时，引起在场的中国高中生的共鸣，场内响起一阵掌声。

教师节来临，本不想对我们可爱的教育工作者说点不中听的。可几天前的这个插曲让我感到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里我不想重提我们中华民族在与“日本”这个岛国所做过的惊心动魄的生死纠缠后是怎样脱离正常轨迹，沦落为落后国家的；也不想重提日本是怎样对中国预谋了长达一百多年的战争，最后才由“不可救药的劣等民族”一下子加入西方国家的行列；也不想以南京大屠杀的特殊事例来解读日本民族性的本源；更不想以“烽火连绵起，仇杀未有期”来预测中日关系的未来！毕竟，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足够智慧的民族，不应该从别人的不足中去获取欣慰；也不该通过对别人弱点的指责而掩饰自己的不足；更不该因为某种不必要的虚荣而声嘶力竭地为自己现状的不合理性强作辩解！

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强大，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不断地反省和改革精神。只有在反省中，一个国家才能知其危而得其安，知其亡而得其存，知其衰而得其兴，知其弱而得其强。只有在改革中，才能使腐朽尽荡而万物更新；兴廉反腐并激浊扬清；国法严明而天下归心，政通人和致使百废俱兴！童言无欺，中国高中生在日本的讲话宣告了一个某些人不愿正视的问题：中国教育彻底失败！

二、中国的教育投资让人脸红

众所周知，美国的强大自然得力于他对教育的极度重视，为弥补她在理科教育的不足，她不惜重金收留各国理科方面的杰出的人才。日本国土狭小，自然资源贫乏。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腾飞，成为经济发达的强国，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非常重视教育，注重人力资源的开发。教育投资的多寡是一个国家教育政策的根本体现，是这个国家对教育重视程度的根本标志。正因为日本特别重视教育，因此也特别重视教育

投资。战后日本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率是7.2%左右。这个比率，与美国不相上下，略低于英国的7.5%。

而中国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率只有 2%！加上国民收入本来就不很高，其绝对值实在让人脸红！

毋庸置疑，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教育问题。以教育最成功的美国为例，80年代的一篇《国家处于危险中》的文章在美国大陆掀起了20世纪的第二次教育改革。针对自己教育体系中的重文轻理的问题，美国下上了大力气狠抓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基础教育。从80年代中期开始增设了教育部，之后不定期地召开各州州长峰会，专门研究教育问题。可见教育是每一个强国的立国之本，兴亡之途。

教育不仅深刻地作用着一个人的一生，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命运。国家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培养的关键就是教育。我们这样一个正在全面谋划自己未来前程的民族，是否应该认真审视我们为孩子们提供的教育环境？

如果说这批访日高中生所受到这样的一种教育实在是个人和民族的悲哀，那么在中国落后地区的几百万辍学者的命运更是不幸中的不幸。国家浩浩荡荡的“希望工程”每年国家的拨款才一千万元，加上民间的筹款也不过一个亿，平均到每个中国人手里才只有几分钱！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的结果，真正受益的人只是他们中很少很少的一小部分。。

我们不妨和象牙宝塔之上的清华、北大的情况作一个比较，为了支持北大、清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尽管北大、清华所得到的资金已经高于一般院校了，国家还另外多增加三年累计拨款36亿的“外快”，尽管得到如此巨款的两校教师可以没完没了地公款旅游和大吃大喝；尽管校方可以一掷百万来聘请名不副实的外籍教授；尽管他们的出国学生数量还远远比不上一个不拿国家一分钱的民间学校“新东方”；尽管他们未的出国学生中的大多数也是流入了外企去“曲线救国”。。但北大校长许智宏还是宣扬：国家的这点钱对北大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来说还－远－远－不－够！是的，若要和政府部门公款吃喝的6000亿相比，清华、北大只不过是在中国这个贫穷的庄稼汉的大腿上仅仅拔掉了一根汗毛而已！

三、没有弱智的孩子，只有弱智的教育

相对于联邦政府将财政收入的4.4%、各州也有33.2%的税收用于教育的美国，中国的只有2%的财政用于教育也许只是对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但近来接二连三的中小学教课书事件更是让人一头雾水了。

我们知道爱国主义是人们热爱祖国、忠于祖国的思想、行为和感情，是调整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是国家和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之柱。不管是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还是雄心勃勃的日本一直重视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美国的爱国主义重点在培养美国精神、树立国民的自尊自信自豪感、培养好公民以及润物无声的渗透式教育方法最具时代特点。美国一直通过宗教信仰渗透、大众传媒渗透、节日庆典活动渗透、生活环境渗透等社会性爱国主义教育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更重要的是，从幼儿园到第十二学年的家庭、州史、美国史、公民或世界文化、世界史、美国政治等课程内容让青少年了解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祖国，让美国精神及爱国理念随之沁人心脾。“历史科”是美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传授美国精神的重要途径，比如，美国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我们美国人》向中学生讲述了美国的起源、发展和强大，增强中学生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信心和使命感。

与修改和平宪法同一手法，日本教育部正开始检讨修改教育方针，要以灌输“爱国主义”的教育内容来恢复战前教育，培养孩童的爱国心。今年年初日本教育部特地增加了道德教育的教学费用。与此同时，日本教育部首次在各个小学，中学发布一本称为“心之教育”的国家规定教材。内容包含了灌输“精忠报国，以国为重”的思想。对于日本政府这个“强国”教育方针，一些有历史学者都忧心忡忡。他们指出：“这将是日本回复战前思想，主张提倡战前‘一亿人民一条心’的开始。”

无独有偶，中国上海也为中国学生改写了一本“忘掉过去，梦想未来”新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在这本教科书中J.P.摩根、比尔·盖兹、纽约股票交易市场、美国太空船、日本子弹列车都出现在新版教材的显着位置，教材教材中甚至包括有一篇讨论领带如何流行起来的课文。这本新版的历史教材删去了毛泽东、长征、殖民侵略和南京大屠杀这些内容。更荒唐的是，教材还跳过了一些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秦始皇、改朝换代的著名起义、宁死不屈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一些解说旧风俗和服饰的无聊文章和某个人物的“三个代表”。最令人气愤的是，代表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毛泽东只是在解说降半旗的礼仪时才被提及！

身为新版教材的作者之一的周春生说，新历史课本“并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政治宣传”，而是为了反映教育思想上的改变。他说：“我们写课本并没有政治动机。是为了让历史研究更加主流化。”

一本中国的“爱国主义”教材不去进行培养中国精神，不去树立青少年的民族自尊、自信和自豪感，反而去迎合外国人的“主流化”？！可见中国没有弱智的孩子，只有弱智的教育！

四、人欲横流 物欲横流

中国目前的现实就是社会群体腐败，国家精神颓废，人欲横流，物欲横流。

“教授也是人么”，这句话已为当代师表的堕落找到合法依据。朱老夫子的“身死事小，失节事大”早已不管用了。在各种利益的熏陶下，各种狗屁不通的“首席专家”、“社会精英”粉墨登场，当代教师爷们不仅思想浅薄而且还人格匮乏，更可怕的是一些教师直接在学生头上敲诈勒索。学生为了学分、入党、毕业、考研和工作各方面关照，送礼如同家常便饭；一个报考美术学院的考生，其父是企业老板，为了买通关节，请客和送礼达七万之巨。尤其那些不得志的教师，他们打学生的主意是那样的露骨和肉麻，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有的居然主动相约遇上麻烦的学生上门“谈谈”，学生自然不能空手登门。在权力、金钱及关系的导力下，中国的高等学历文凭令人堪忧，一些大学为了功利，乱送头衔，导致“博士、教授”严重泛滥和贬值；知识分子自然丧失了学术和学者应有的尊严。当今的硕士博士都是“关系户”居多，真正硬来硬的人寥寥无几，来点“感情投资”已成“导师作风”。

在积极响应“一切向钱看”市场的号召下，以及在“玩一把就死”哲学口号的倡导下，女大学生也毫不逊色的投入这一新兴的“第三产业”，她们以自己年轻的肉体作为资本，参与绑大款的行业。同时对社会绑款族的色情业构成一种竞争冲击。而对于款爷们来说，女大学生不仅年轻美貌，而且相对单纯可爱，能够随叫随到和容易摆布打发，同时能够抬高款爷的“品位”。如今大款们，已不再是外国洋人和港台商人的专利，与本土的大款相比，他们出手显得缩手缩脚。中国的款爷也不纯是商人，贪官污吏更是不折不扣的“大款”，这类款爷是女大学生梦寐以求的对象，只是官吏作风向来都是躲躲闪闪，一般都不大公开（耳迪：中国大学园“众生相”）。

那些在商场官场成功的中年男子与年轻女性容易走到一起，而男青年和中年妇女成了受冷落的失意年龄段，性要求得不到应有的满足，没有经济条件或才表优势的男生，通常被绝对打入情爱的冷宫。高校本来就男生多于女生，配对机会偏少，由于经济、住房、身体等诸多条件因素，女生倾向校外谋求性爱与情爱的出路，尤其出众的女生都被社会上的成功型男性挖走，正如男生常常抱怨那样：漂亮的嬲不上，嬲上的不漂亮。如此一来，男生的失落、不满、愤怒、叛逆就不足为奇了，时下常能看到的是他们半死不活地唱着：“我的心－－心太软－太软－太软。。”

医院为了提高收入就实行承包制，各科室都有硬性指标，完成有奖，否则严罚。各个科室为了完成指标，开大处方、收红包、吃回扣、增加各种隐性收入，乱收费就是这样来的！而医院往往每年都提高各个科室的经济指标，这样更进一步加剧各个科室的乱收费。而完成指标给医院领导和卫生局就很长面子。卫生局又从医院强行拿走医院大部分收入。这样，医院利润越高，卫生局就获得更大利益，而医院更大利润就只能是患者买单。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还有，许多领导干部门诊就诊、住院不要钱，医院拖欠的太多了，只能是老百姓买单。如今抱怨或声讨天使变魔鬼也只能一泄大伙心中的怒火，至于根本问题并不在这些“白衣魔鬼”们。这些基本民生问题不解决，何谈崛起？！

五、结论

一个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复兴最根本的基础就是国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国家的凝聚力，除领袖人物以身作则外，爱国主义教育尤为重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这四个“不”：不息、不淫、不移、不屈, 就是曾经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出使西域的张骞，投笔从戎的班超，牧羊守节的苏武、宁死不屈的文天祥、精忠报国的岳武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的鲁迅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人物和民族的脊梁。正是有了他们和他们代表的民族精神，我中华民族才有“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悬头槁于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才有我中华儿女雄赳赳气昂昂披挂出征，横扫美国为首的一十六国联合国军以云山、长津湖、平壤和汉城。

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立国之本，岂能为迎合“主流”而丢掉？！

一个国家能否强大就在于当政者能否雷厉风行、旗帜鲜明地顺从民意、改革弊端；以身作则、赏罚分明；废除特权、以民为天。新中国禁毒禁娼也就用了一夜的时间；日本明治天皇变法图强也就用了35年的时间；俄国彼得大帝从变法到成为强国也只用了21年的时间；在崛起的过程中随之而来的就是爱国热情的空前高涨、民族精神的爆发和激荡、经济的成倍增长、新文学新文化的兴起。。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近30年，并未有明显的以上征兆，看来中国并没有作好崛起的准备！

我们中华民族有自强不息的传统美德，更不乏那些怀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志的仁人志士。只要我们敢于拨乱反正、勇于改革，以民为重，官为轻；以责为重，以权为轻；以德为重，以名为轻；以国为重，以家为轻；克己奉公、甘于奉献，以良好的形象取信于民。卧薪尝胆、简政强军，就一定能重铸中华民族的鼎盛和辉煌，中国一定会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强国！

永不言败！

第四篇：中国大学的弊端

中国大学的弊端

当下的中国，左右分歧严重，如果说两派还有共识的话，那就是都认为大学出了问题。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实际上是很多人的同问。不过，问归问，质疑归质疑，大学的堕落，却依然我故，而且滑落得非常之快。如果说过去我还感觉大学像衙门的话，现在的大学，已经比衙门还要衙门了。好几次记者问我，中国大学和中国足球，哪个更有希望？我都回答说，中国足球。

当然，这样的回答，多少有气话的成分。中国的大学，之所以走到今天这步田地，其实跟中国足球相似，原因是官僚机构导向的产业化，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团，大学实际上变成一个教育利益集团牟利的祭坛。只有行政化，才能保障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只有垄断经营，才能使如此行政化的大学维持下去。所以，无论外界怎样批评，人家都是笑骂由你笑骂，好官（学）我自为之。

中国大学唯一的出路，就是开放。当年民国大学之所以有办得好的，关键在于当年的大学格局，是三足鼎立——国立、民办和教会大学同时存在。国立的北大、清华不错，民办的南开和厦门大学也不错。至于教会的大学，但凡能叫出名字的，几乎个个都是好大学。北方的燕京、辅仁大学、协和医学院，长江流域的金陵、圣约翰、之江、华中大学，广东的岭南大学，在中国的大学史上，有哪一个不是声名显赫呢？教会大学，在最初虽然有过浓的教会色彩，但经过五四运动之后，这样的色彩逐渐淡化，后来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世俗化的变革，跟国立和民办大学面目相近了。

人们都知道，中国的大学，不是中国的国粹，而是引进的产物。虽说京师大学堂开办较早，但真正开始在中国开设大学课程的，还是外国人。中国人办大学，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既有走出去的学习，也有在家门口的学习。教会大学的竞争，至关重要。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是国外大学多少年积累的经验，也是大学要想办好所必须遵守的规矩。人家按这个规矩办了，而且办好了，你再办，如果不按这个规矩办，就办不好，甚至按这个规矩办，不下比别人更大的功夫，都比不过人家。办不好，那你的生源就不好，甚至没有了。民国期间，也不是没有权力机构，想渗入大学，也不是没有民办大学，出现牟利化倾向。但是，在竞争中，这些迹象都成不了气候。民国也有大量的野鸡大学，专门给那些需要“文凭”的准备的，但是，这样的大学，没有人在意，等于不存在。办大学的人，不管你是谁，只要想办好大学，就只能按规矩来。那一时期军阀办的大学，比如张学良办的东北大学，唐继尧办的东陆大学（云南大学），曹锟办的河北大学，之所以还差强人意，就是因为他们大体上都能按规矩来，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大学。

虽然说，民国的大学传统，早已不复存在，但是现在办大学，本质上还是得跟先进国家接轨。如果根本不打算接轨，只强调自己的特色，我们现在就该办旧式的书院，不需要办什么大学。所有的学科分类，还是按我们的老一套，经史子集，而不是今天的什么理学、工学和法学，大学生也不该学外语的。当然，大学的研究论文，也更不该追求SCI数量。像现在这样，跟人家半接轨，而且不守规矩，实际上更可怕。讲学术，不讲求学术自由，追求SCI论文，不讲求论文的影响因子，办大学，大学却像机关。这样的大学，无论大楼盖了多少，设备进了多少，总归用处不大，号称已经是普通教育的大学，连国家产业升级的技术人才都提供不了。所以说，要想大学有用，还是得接轨，像深圳南方科技大学那样，老老实实比着香港科技大学来办。

不过，在目前的状况下，让大学按南方科大的模子办，并不现实。由于有垄断经营的保障，无论大学烂到何种地步，中国人只要没都有能力把孩子送出去，它们就有市场，因此也就能保证自己的垄断利益，它们也就没有动力改革。所以，打破僵局唯一的出路，就是开放。不仅多一些像深圳南方科大这样的异类大学，而且允许民间开办高层次的大学（不像现在这样，只允许民资办低层次的三本院校），而且打开大门，让外资和教会来办大学。原有的教会大学，应该恢复。如果担心政治失控的话，可以由政府制订有关政策法规约束之。

众所周知，中国这些年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这要归功于改革开放。但实际上，所谓改革的前提，就是开放，如果不开放，就没有改革。没有走出去，引进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就无从谈起，现代企业制度，也无从建立。市场化不可怕，产业化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规矩的市场化和产业化。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是某些领域还存在着垄断，整个市场还存在着看得见的手——权力的操控，这都是下一步改革的目标。而就大学而言，严重的问题是，全领域都是官僚化的垄断经营，这样的产业化，才是真正的罪魁。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感到，现在的大学，连当年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学都不如。

跟国民收入水准相比，现在的大学，收费已经相当高。也就是说，无论教育行政部门承认与否，大学的产业化程度都已经相当高，一边付费，一边提供服务。这种产业化所提供的服务之所以如此恶劣，是因为它是跟官办科举式全国统考相匹配的阶梯式的垄断经营，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人们只能比烂，在烂的中找相对不太烂的。产业化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家付费之后，仍然得不到应得的服务，对于大学教育而言，就是得不到学生期待的知识和能力素质训练，到就业市场上，根本无法适应。如果现在的大学，如有些人所说，还是一个计划经济的堡垒，那么改革还好办一些，单纯通过行政杠杆，就可以撬动。但是，现在的大学，已经变成一个具有官方权力背景的垄断公司，不通过开放，引进外来因素倒逼，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虽然教育界看起来死气沉沉，但它跟其他领域一样，子改革30多年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一步的改革，都面临着一个顽固而巨大的利益屏障。打破屏障的利器，就是开放

第五篇：中国应试教育弊端

中国的教育问题，不仅仅是体制上的问题，同时也与中国的人的传统观念有着千丝万褛的关系！概括起来这里主要有两个问题：

一、中国学生没有明确而正确的学习动机和动力（这个主要是观念所引起的问题）

二、中国的教育把人脑打造成电脑（这个是体制所导致的）。

中国的学生从小就被强迫着去学习很多东西，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不知道为什么而学的。努力地盲目的学，仅仅是为了考出个好成绩，以得到父母和老师的表扬，还有同学的羡慕。就这样，慢慢地在学生的意识中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错误的学习意识——为了考试而学习，为了虚荣而努力。最后就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学生动手和实践能力的下降。这到底是谁的错？父母？老师？都不是，是中国传统文化以及那种落后的思想观念导致的产物！中国的父母很多时候就是虚荣心太强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观念，使得他们对自己的儿女要求非常的苛刻！过度的强求而不是理智的引导给自己的儿女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物极必反，中国的父母要切记啊！可怜天下父母心，有时候是赞美有时候却是讽刺。是谁把你们弄得那么疲惫？是孩子的不听话？是孩子不争气？也许是的！但是又是什么使他们不听话？不专心学习呢？是你们自己啊！我曾经也是一个坏孩子（当然我现在也不敢说自己是好孩子），小学是跟着一群小混度过的。逃课、捣乱等等，基本上坏事都已经做完了。因为没有好好读书，结果连小学毕业考试都没

有参加！后来因为自己的伯父是一个中学的校长，所以有幸继续读初中。初中的时候，刚开始我也是一个不读书的学生，尽管相比小学时候听话多了，已经不跟那些小混在一起了。到了初二我才开始意识到读书的重要，并专心读书。到了初三自己竟然成为那时候学校里面的尖子生，而且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我的伯父就更加开心了，到处给我做宣传，大会小会都提到我，叫那些读书差的学生向我学习！中考的时候因为身体原因使得我与重点高中失缘！而且进入一个普通高中的普通班！失落和沮丧是那时侯我家常便饭！但是我还是成功地克服了这些情绪。通过自己的努力，我后面进入了尖子班，到了高三我又一次感受到成为榜样的快感。最后我顺利地挤过了那条独木桥，跨进了大学的校门，成为了不幸中的万幸儿！小学时候那群小混，听说有很多都已经走进了监狱，那些曾经的佼佼者很多也都没有走完中学的读书之路；初中那些曾经我的榜样也没有几个有我这么幸运，很多只考上了大专；而高中那些竞争对手，也都落后于我！我感谢自己，更加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父母！感谢他们的原谅、感谢他们的开明、感谢他们的鼓励、感谢他们教育我做人的道理！今年寒假的时候，在家里面没有什么事情做，就经常练习毛笔字和钢笔字还写写文章！母亲看见我那么买力，练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容。笑着说：假如小学时候如此用功，现在就不用那么辛苦了！我只是笑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并不后悔。那时候我没有用心学习，是因为我并不知道读书有什么用，尽管经常听到大人们的唠

叨。那个年龄的孩子，那里有能力思考得那么远。那个年纪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他们喜欢什么。而他们所喜欢却那么不幸，因为那些东西在大人看来都是无聊的没用的！就这样孩子们做喜欢的事情的权利被剥夺了，被强迫去做父母觉得好的东西！无可厚非，大人们觉得有用的东西，对于孩子长大以后真的很有用。如果孩子能够用心学，他们以后一定可以少吃很多苦头！但是父母们，你们也应该知道他们还是孩子啊！他们还不应该这么快就拥有老人们的思想！多给他们一点自由吧，让他们在长大以后再回忆自己的童年的时候感觉童年是多彩的而不是灰色的！

下面就要说一下中国教育体制方面的问题了。一个耳熟能详的事情，在国际奥林匹克大赛中，桂冠荣誉很多时候都属于中国的学生，已经可以说是专利了！同样也是一个让人注目的国际大奖——诺贝尔！在里面至今仍然没有一个中国本土科学家的席位。多遗憾啊，多可悲啊！是谁的悲哀？中华民族的悲哀更是中国教育的悲哀！美国人把电脑打造的像人脑一样的灵活，而中国的教育却把人的大脑变得像电脑一样的死板！人之所谓为人，之所以能够在地球上处于统治地位，是因为人类善于发明并利用工具。也就是我们的祖先所说的“善假于物”。可曾几何时，我们却把这教导给忘掉了。也许很多学生，都可以把那篇文章倒背如流，可是他们是否又真的懂得其中的真正内涵以及其中的深刻哲理吗？曾几何时，我们的大脑已经变成了一个存放东西的硬盘！曾

几何时，我们已经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别人的工具！中国的学生那克服学习的精神以及他们所懂得的东西让很多外国人汗颜。可是这其中又有多少是必须学会的呢？有多少是垃圾？有多少是我们沉重的负担？世界没有垃圾只不过是资源放错了位置或者我们没有利用好罢了！所以中国的教育是不是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教育学生利用资源上呢？既然机器可以做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我们那么辛苦去做呢？背了那么多，记了那么多到底是为了什么？不要期望每个学生都可以成为全才，那是非常幼稚的想法。前阵子看过一篇文章，是一个物理学家的妻子写的。尽管她的丈夫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多了不起的成绩，让不少人仰慕。但是他的生活自理能力非常差，根本就不懂得放松自己和享受生活。想想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科学家，很多都是懂得享受生活的！比如说爱因斯坦，他是一个奇才，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但是他的生活并全部都是物理。他酷爱艺术，尤其是音乐，而且还做出了不凡的成绩！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仅仅是荣誉吗？不是的！每个人都有责任快活的生活着，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和朋友。

1、上课的时候老师可以随便说话，学生却要举手申请发言权限才能够对老师进行提问和回答

2、作业是负担，教师无法令学生爱上学习，却只能让学生对学习产生厌烦

3、限制学生的种种自由，甚至出现在校必须购买校服等种种封建现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以从前的经济观念要求学生，本身就是违背国家政策，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愚蠢的行为。

4、学生压力过大，学生真正毕业到社会上所需要的，并不是一纸文凭和儒雅的学生作风，老老实实做人的人，在客观事实上，是混不开的，即便是他有再高的学历和知识，面对社会的惊涛骇浪，也只会以一个学生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让学生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处于劣势。

5、学校不以学生的利益为第一利益，常以自己的利益为第一利益，学生必须服从学校，这违背的，是服务第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宗旨，昨天是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在学生和学校之间，学生本身应属于消费者，而学校作为服务方，必须以学生的利益为第一位，而客观实际上，有多少学校，真的做到让学生满意呢？

6、教育过于死板，通过一味添压式的传统学习方法，令广大学子苦不勘言，学习，已经不再是满足学生求知欲的一个合理的途径，而是令学生感到压力重重的一个包袱，试问各个学校，和各

个教育主管部门，还有各位家长，如果让你们背着巨大的包袱去工作去发展，去赚钱，你们会开心吗？你们会工作好，会发展好，会赚钱好吗？所以如果不给学生减轻压力，就不要妄想学生学习好了

7、遵守纪律的问题，纪律是维系一个社会环境稳定和井井有条的一个规范和规章制度，是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定的，并不是某某个学校领导或者教师，为了一己之快漠视学生感受而定的！学生在走廊里不许说话，在课堂上保持肃静，这样死气沉沉的环境，学生还能够算得上是祖国的花朵吗？凋谢了吧…………

8、乱收费问题，这个问题是最敏感也是广大学生和家长最关心的问题，有些学校，用分数来为自己提高档次，用分数线来向学生压榨钱

财，这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的敛财方式，合理的收费我们并不反对，但是动辄几千几万的所谓“借读费”这能算是合理吗？学校需要建设，那是学校自己的发展，试问学校的建设壮大又为我们的学生带来了什么？学生真的因为学校的扩建，学校的拼命敛财而获得成绩和知识的提高了吗？

9、补习班的问题，补习班的存在令广大家长头痛不已，某些教师为了在工资之外赚些外块，甚至上课的时候不把知识全部讲

完，待到补习班再一一点明知识要点，这样的教师还怎么样为人师表，怎么样教好学生，学校要提高升学率，有这样的教师存在，请问，又有多少学生可以顺利地通过中高考试？考进自己满意的学校呢？知识是学校提供的，却被教师倒卖升值，叫学生们怎么相信他们的老师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老师呢？

10、早恋、性教育的问题，这是目前最敏感的话题，但是越是敏感，大家就越不敢提出，因为我们的学生在青春期的年龄，都是在读书，所以校内的性问题，成为了学校教育的重大责任，有些学生直到结婚都不清楚男女之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些人因为接触了不正确的性教育走上歧途，这有哪项不是学校的责任？一味的隐瞒压制，就能让学生们明白真理吗？所谓“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在花季的学生最困惑的时候，他们的老师他们的学校能够给他们的，并不是“受业解惑”而是一味的隐瞒压制，甚至蔽斥，这样的教育，怎么能让这些尚且懵懂的学生走上正途，成为一个由生理到心理完全健康向上的人呢？

11、叫家长，学生一旦犯了什么事情，就要叫家长，把责任一把推到家长这里，老师啊老师，家长让学生上学，是把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血肉交给你们教育，你们没有能力把他们教育好，却把责任推回给家长，的确，在教育上，家长的确要比老师方便很多，但是，处在叛逆年龄的这些懵懂的学生，需要的并不是管教，他们需要的是引导和合理的教育，并不是一味的训斥，和推来推去，学校把责任推给家长，那么还要学校干什么？学生还上学干什么？还要你们这些老师干什么？

12、教学生做人，还是教学生做贼？学生有哪个不欺骗自己的父母，不欺骗他们的老师？往往学生幼稚的骗局被揭穿的时候，学校也好，家长也好，都会大动肝火，你们怎么不仔细想想？学生为什么要骗你们，“人之初，性本善”，谁是生来就会骗人的，这责任到底在谁？没有良好的沟通，学生得不到良好的引导，本来就幼稚无知的年龄，面对学校和家庭的种种压力，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隐瞒，让隐瞒把一切平息，没有了诚信的为人，在社会上怎么混啊！这责任到底在谁？到底在谁？！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中国照搬了前苏联的国家主义教育模式----奉行极端的科学主义、功利主义，唯理工科教育、唯智育至上，细化专业、学科，实行精英教育，以全部资源训练特殊专家，以举国力量把特定的技术搞上去；为此实行淘汰多数、层层选拔的应试教育，组织注入式、满堂灌、死记硬背的考试。漠视人文教育以及人格的健全、综合素质的培养，忽略公民道德、公民权利义务、诚信守法等基本做人的教育，热衷于圣人道德说教、效忠的奴化教育，一味地宣扬空洞的理想、拔高的英雄和榜样。教学、教材内容皆突出政治和意识形态，教育官僚化、政治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照理说，经济的全球化、社会的多元化要求相应的丰富多彩、鼓励创新、完善人格的素质教育，但是，匪夷所思的是，我们的教育仍然死守着国家主义的阵营，不肯顺应市场和社会的变化，越来越远离工人、农民、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中国教育成为计划经济和落

后体制的最后堡垒。

当代中国的教育凸显精神的贫困：没有先进的教育理念，没有独立的教育思想，没有教育学大师，没有创造力勃发的人才，缺乏主心骨和教育精神，甚至连对学生负责的精神都罕有——有的只是对上司的负责和阿谀，对权力和利益的维护。素质教育喊了多少年，但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没有雨点，反而迎来了酷日，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培养出来的，许多是无个性、无创新、无道德、无健康心理甚至无人性的“五无”“有用人才”和“螺丝钉”；同时，许多教育工作者使用话语霸权，维护“师道尊严”，铲除一切“旁门左道”的思想。在中国难有真正的学术批评，只有谩骂和门户之争；难有独立的社会科学研究，只有封闭的垄断的伪学术。

中国的学校“‘政’‘校’不分”已成为痼疾，教育行政化，校长不是独立的教育家，而是政府官员，学校成为行政权力和官场的延伸，处处体现了权力意志——权力决定招考，权力决定课程，权力决定职称，权力决定荣誉和学术地位。学校的服务也官

员化、衙门化，大学50%以上的教职工是行政后勤人员，社会上流传着顺口溜：“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它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高校机构臃肿的现状。中国大学的媚俗、屈从权力与堕落已令大学的神圣性荡然无存。一些所谓的“一流大学”把港台明星有些甚至是没上过几天学的影星、歌星聘为教授，把主管意识形态的高官请为博导。近几年，政府高官也纷纷获得博士学位，他们往往不需参加入学考试，只需让秘书代为上课，而堂堂的大学则为获得官员的权力资源暗自庆幸。现在中国的学术腐败也已经发展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剽窃、花钱出半抄半编的论文已司空见惯，为争当院士，单位和个人“公关”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乱发文凭则令自身大为贬值，据报道，中国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即将超过美国，而中国大多为低水平重复研究，我们的一流大学在世界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仅为美国的一百至两百分之一。中国义务教育的惨状则是各级政府失职的典型。《南方周末》报道：中国义务教育经费的75%以上是由农民负担的！只要你到中国的许许多多的乡村学校去看看，你心中就会有“惨不忍睹”的感觉：教师衣服脏旧，学生蓬头垢面，桌椅板凳破破烂烂，校舍大多属于旧房破房危房。现在，由于农村中小学合并，连这点可怜的教育资源也越来越远离农村，许多边境学生纷纷到学费相对便宜、条件更好的缅甸、越南求学（《南方周末》），另外一

些学生则失学。而义务教育的入学率各地却普遍虚报、高报，据《法制晚报》：福建某地教育局官员称当地义务教育入学率100%，但记者调查发现大量的少年儿童不上学。

近几年中国又刮起了教育产业化之风。教育产业化本应指：民办教育一定程度的产业化，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而决不应是义务教育和公立学校高收费，教育当局从学生身上敛财！所以，各级政府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义务教育，他们有着不可推辞的全部责任，不能尽责，就必须问责、罢官；对于公立大学，应当促其转制，代之以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多层次的私立学校。实际上，如果不能取消对私立学校的种种歧视和限制，不能利用社会力量来办大学，那么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保证大量的公立学校的经费，学生也无法负担公立学校庞大的行政后勤开支，中国也不可能有钱去办义务教育。目前，中国的公共教育经费92%花在了高教上。

教育不公平也是中国的突出问题。一些地方政府人为地制造教育鸿沟，巨额投资重点学校、重点中学，甚至打造星级学校，使之成为权贵、富人子女入学的场所，成为政府财政的来源。而上了好中学，往往就可以上好大学，中国的重点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主要是为强势群体服务的。据杨东平教授领导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成果，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98年的18.5%下降到1999年的16.3%,清华从1998年的20.7%下降

到2000年的17.6%。对于热门专业，管理干部、技术阶层的子弟占57.3%，工人、农民、下岗人员的子弟仅占25.4%。2003年北京某高校高考录取分数线农民子弟平均高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38.8分，下岗人员子弟平均高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35分。现在，弱势群体的子女多进入非重点院校和无人愿意学的冷门专业学习。中国教育起到了分离器的作用——以政府财力打造重点小学、中学、大学，供强势群体的子女进入学习，而弱势群体的子女大多无缘其中，社会分化将越来越严重。一方面是政府财力的“锦上添花”与扶优倾斜政策，另一方面是中国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发达国家在5%甚至7%以上，而中国2001年为3.19%，2002年为3.41%，均未达到国家制定的在2000年达到4%的目标。再看人均公共教育经费就更惨，瑞典为2000美元以上，美、日、德、法等在1000~1500美元，中国仅为9.4美元（据《南方周末》2003年新年特刊）。中国的教育经费占世界1%，却要教育世界25%的学生。钱少尚不足惜，可叹的是这一点钱还没有用在政府理应承担责任的义务教育上，而是大多用在了本应依赖社会力量举办的高等教育上，中国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生均公共教育经费之比为1：1：23，而美国为1：3：2。（据《发展经济学》刘伟、魏杰主编，中国发展出版社）

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地域歧视问题由来已久，广为诟病，不仅造成了区域不公平，而且明显违背宪法的教育平等条款，然而有关教育当局依然我行我素。有的省市之间高考录取分数线甚至相差100分到200分。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能上重点大学的分数，在江西、山东、江苏、四川等省份连大专也不一定能上。而国立大学是依靠全体人民纳税的政府财政建立和维持的，理应对全体人民平等开放。以帮助落后地区培养人才为借口，实际上，一些官员搞分数线差异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维护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特权利益和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还有，特招生、定向生政策成为腐败渊薮、广为人们质疑而不被废除，以及最近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学校”政策允许降低分数线、乱收费，都成为维护私利、制造不公平的利器。

尤其令人绝望的是，教育腐败在中国已经“分利集团化”。据中国最大的民办教育企业----南洋教育集团前董事局主席任靖玺估计：全国中小学的课本定价总额每年在200亿元左右，全国中小学的教辅定价总额每年在600亿左右，再加上试卷等有关费用，每年全国中小学生在教材、教辅等项目上花费的钱要突破1000亿元。根据2004年8月曝光的四川教材回扣案，教材和教辅的回扣率约为30%左右，如果按此比例，那么每年就会有300多亿的回扣流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负责人手中，这就是统一教材教辅和考试的好处。据《北京青年报》报道，10年来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人民币。这些乱收费项目，还没有包括指

定教材和教辅每年300亿左右的回扣在内，如果加上这个数字，10年来的教育乱收费就不应当是2000亿元，而应该是5000亿

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