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萧军日记（精选）

第一篇：读萧军日记（精选）

读萧军《延安日记》

毕苑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

1940年6月15日，萧军来到延安，这是他第二次来延安。第一次是两年前（1938年3月）的短暂停留，而这一次，他在延安一住就是六年，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萧军一家随“鲁艺”前往东北解放区，告别了延安和中共中央。这六年时间对萧军而言，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段重要时期；对中共历史而言，是中共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萧军在此期间写下了内容丰富的日记（萧军著：《延安日记（1940—1945）》（上下卷），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以下简称《日记》，引用只注明上下卷和页码）。《日记》中大部分材料未曾披露、足够新鲜，对于通视中共政治文化传统的建立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对延安等级文化和不良现象的批评遍及《日记》笔墨

作为一个作家，萧军的心灵是非常细腻的。他刚到延安就发现，这里开始制造“谄上”的传统：“一些人不是在革命，不是在工作，完全把自己的地位造起来，然后慢慢地爬”，萧军认为这是“新兴的官僚主义”（上卷页1）。

有一次他开会回来：“忽然一辆汽车呜呜地叫着从人群后面冲过来了，从人群中冲开了一条路……去了。当时使我感觉到好像从我的心上这样冲开了一条路，我和这坐汽车的人有了区别。我知道这是毛泽东的，但我不知道这车里坐的什么人？”（卷上页162）还有一次，萧军到河西山谷玩，“遇见毛泽东的老婆骑在马上，跑着去高级干部休养所去了”，他不禁联想，“这里连个作家休养所也没有，无论哪里的特权者，总是选择最好的肉给自己吃的”（上卷页175）。

萧军看望住院的爱人王德芬的时候，听到在他看来是“很多丑恶的事情”：“李伯钊注1自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鸡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杨尚昆买鸡蛋总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毛泽东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人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萧军慨叹“卑污地存在原来到处一样……中国革命的路还是遥远的。”（上卷页200）。

萧军对延安日益明显的个人崇拜现象非常不以为然。他某天“去马列学院参观联共党史参考资料……有几张照片，故意牵强附会以及把列宁、史塔林的照相特别放大，这使我反感。不禁想到这些政治追随者，只有政治和政治领袖，不会再想到别人。中国也正在进行这现象，这是奴性的表现，我反对它”（上卷页115）。他看到个人崇拜的结果是：“一般党员当然要以支书的意见为意见，所谓„正义‟„公理‟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在这里还要说„群众意见‟这是骗人”（上卷页318）。

首长们享有特权，老百姓们自然有看法：“看见我们同志把很多吃不了的饭全喂了鸡，他们心疼死了，他们说„我们在家里落下一粒饭也要拾起吃了啊！这里却喂鸡！”（上卷页538）萧军有一段时间自愿离开延安到二十几里路外的农村生活，深切感受到那里的居民只有对公家尽义务的负担，没有权利的享受，更谈不上文化、卫生、教育等。一天晚饭后他到借住的村长家，村长小儿子问他：“你又来要什么来了啊？”萧军被这孩子的话震动了：“这说明„公家人‟到百姓家中是„索要‟，没有给与——这给与了孩子这印象”（下卷页277）。此后他“很不敢问一些人们的生活情形，因为他们总是诉说出公粮的数目多，而我又是个吃公粮的人！”（下卷页288）。

萧军看到延安周边地区居民文化生活状况之差，出乎想象。一位刘姓老人谈起光绪年间的事：“那时候有主子，有地的纳粮，无地的纳税，官兵全有饷，馍只有六个麻钱一个……今刻……”（下卷页317）这位老人留恋着自己的时代，左肩上还垂留着一条小辫子。萧军明白他对目前社会的不满和不解。他感觉到，“这里的人民对于共产党和政府是没有思想、感情上的连结的，他们只感到„谁坐皇帝给谁纳税‟的义务”（下卷页293）。对于中共当时力捧的劳动模范吴满有，当地老百姓也不买账，他们说，“他并不劳动啊……公家却还给他一头牛，一头马，还有种地的刈……”（下卷页339）如此可反映边区人民的政治文化观念如秧歌词中所唱：“革命工作做得好，毛主席请你把官封……”（下卷页331）。

延安的不平等还表现在女性地位方面。

萧军初到延安就非常看不惯毛泽东和王明两位夫人的作风。他写道，延安的一些高级干部的女人，一嫁了好丈夫，就丧掉了自己的人格和工作岗位，随丈夫“光荣”去了。萧军把她们比作“月亮”，自身没有热力，借重丈夫的光辉，“蓝苹，孟庆树，就是此流人物的代表”，他甚至毫无保留地写下，“这些卑贱的东西们比外面社会以生殖器做工具而换得舒服的女人们还要自娇自傲，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上卷页8）。在萧军看来，延安的一些女人很有一点虚荣、意志薄弱甚至情操低下，男人们则利用自己的地位等优越条件、利用女人还不够强健的弱点占有女人。他很打算写一些小说暴露这类“革命的流氓”（上卷页74）！

还有一种萧军看不惯的现象是外国专家在延安的表现。有朋友告诉萧军“中央医院一个苏联外科大夫要找一个临时爱人的事，他是有老婆在本国的”（上卷页68）。萧军也曾亲见中央医院一位苏联外科医生把一只老百姓的狗随便用手枪射杀了，翻译还大叫让路人拖去吃狗肉；几天后又见这位医生骑马追着几个女孩子说笑，有点流氓性（下卷页106）。

延安的法制状况也远不能让萧军满意。他在一次参议会上听主席高岗报告，一位名叫李景林的参议员，因为枪支走火打死了人，主席团决定开除他的议员名额。这时萧军提出反对。他认为，根据“外面”的刑法总则，这个议员的罪名尚未确定，因此不能先行“褫夺公权”。他主张先停止其议员职务，交由检察机关调查；待审判庭判明罪行，再来决定处分。这件事让萧军对主席、政府和法律教授生出一种无知的可怜（上卷页333）。萧军还听过延安财政厅长报告边区的经济状况，包括制作鸦片烟膏，他很难过。厅长说，“为了钱，除开我个人没有去抢人以外，几乎什么方法全做过了！”（上卷页399）这让萧军不禁感慨：革命的花是从最卑污的粪壤里开出来的。

萧军之所以不满这些现象，是因为他从心底里认为，这些不良现象如果发生在“外面”，那是没有什么的；但这是在延安，就分外令他惋惜和怜悯。他在日记中记下这些不满纯粹是从共产党利益出发，希望帮助共产党人建立德性，改变各种官僚主义习气和不良作风。

萧军眼中的“整风”

从历史研究角度说，“整风”和“抢救”运动一起，都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注2。萧军作为一个旁观者和参与者，比较深入地观察了中下层干部整风情况和“抢救”运动状况，《日记》中这两部分内容着墨较多，这里分开来谈。

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整风运动正式开始。萧军对于整风运动在落实中的表现，总的讲是持批评态度的。《日记》记载：3月某天，萧军“在中央研究院看他们„整顿三风‟的壁报”，看到“有些人被骂了：罗迈注3，欧阳山等，但那些文章却是粗糙的”（上卷页426）。6月2日，萧军参加了题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整顿三风讨论会。他的观感是：“他们全是在那里瞪着眼睛扯谎”（上卷页486）。

萧军对于整风运动的看法，从他对王实味事件的态度足可呈现。

萧军和王实味并无太多交往，在他眼中，王实味不过是一个摇摇晃晃高个子，白面孔，半疯狂的神经质的人。后来王实味找萧军时，他还有避嫌之意，不愿理会。

虽然中共对王实味的批判已经开始，但萧军在1942年5月23日杨家岭召开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上，直陈自己对于王实味的观点：“我仍然承认他主观上是站在革命立场上”，“对于王实味批评的态度是不对的”（上卷页476）。某天他听说王实味自动脱党，他认为，如果有此说，“这是党内一些无知的人以批评为打击的结果”，“这是不能作为叛徒看的……只能说是革命逃兵”。他甚至专门为此去见毛泽东，毛“似乎很困疲和懊恼的样子，也许在烦厌我又去多事”，但萧军严正地陈述自己的意见，耐心解释，他觉得毛“似乎也明白

6月4日，萧军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二次对王实味斗争会。开头两个发言的就从思想、政治、组织上用各种证据证明王实味是“托派”，有计划、有阴谋地破坏党、侮辱党。当王实味站起来辩解时，立刻就有人打断他的话。萧军感觉他们“像一群恶狗似的，伸出嘴巴向他围攻……而主席还纵容着不管，这简直是一种阴谋！”这场会议给萧军以强烈刺激，《日记》中不少笔墨写下了他的愤怒和痛恨，以至于他说“这是最不愉快的一天”，“我更确定我和这党的关系”（上卷页490）。几天后他见到王震，王震说王实味“简直不够一个文化人”，萧军继续解释说：这是对思想战斗问题，不是对人的问题（上卷页493）。

萧军对王实味的仗义执言遭到中央研究院等八大团体的反对，他竟然收到108人签名抗议书，信中写道：“我们这次座谈会是清算王实味的托派思想及其反党活动……因此不仅党员应该积极拥护，而且一切党外人士也应抱同情的态度，给与积极的帮助”云云（上卷页501）。有朋友善意提醒萧军明哲保身，“不要弄成王实味第二”（上卷页595）。

但是在日后有机会的场合，萧军照样毫不妥协，坚定认为王实味不是托派，尤其反对“诬良为盗”的斗争办法（下卷页86）。直到1944年，萧军检点旧刊物，细心重读王实味发表在《中国文化》第六期上的文章《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他说“实在还寻不出他的„托派‟和„特务‟主张在哪里”，如果一定要说王实味是“反革命”，那么“只是这作者对于共产党两位愚蠢、武断、机械论者的„理论家‟——陈伯达，艾思奇——做了批评”，而且萧军认为这批评是应当的。因此萧军认为，政治上需要这样一个“牺牲者”，这是一种可怜的“政治戏法”（下卷页346）。

总的来讲，萧军对中共提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十分不以为然，他觉得“他们口头上说不怕批评，不怕舆论，实际是外强中干，比方„轻骑队‟现在就不敢出来了，报上也再见不到一篇批评性的文章”（上卷页527）。

整风运动的结果在延安以外的地方上更不能让萧军满意。年轻的作家柳青告诉萧军：“第一个感到负担重……地主与贫农苦，中农好……下级干部贪污腐化……军队的纪律也不好了……人民逃避兵役，并不如报上所说„母送儿子去当兵‟……这是仅有的偶然现象……人民对两个政权全是冷漠的，对于共产党本希望能好些，如果和国民党一样，他们就失望了……对法律不满……他们不乐意被选举，选举上是认为倒霉的事……人民不信任边币……”（上卷页600）。

“歇斯底里”的“抢救运动”

《日记》中关于“抢救运动”的笔墨较多且较为集中，让人看后触目惊心。萧军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从赞同到怀疑、反对和愤怒的心理转变。这正让人看到“抢救运动”的“歇斯底里性质”注4。

萧军在这年4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近年来，在延安处刑的案件好像特别多起来”（下卷页77）。他开始参加杨家岭的特务反省大会，此后他的日记中越来越多记载某某因为是国民党特务被保安处捕去，听说某某也是特务，某个“小鬼”也参加了特务工作，听说招待所又发现两个特务，等等。

萧军对国民党的下流政治手段充满了愤恨和鄙视，对于利用“特务自白”方式昭告和教育延安军民，他非常赞同。之后各种坦白大会密集进行，萧军越来越多耳闻各种自杀和企图自杀事件：6月28日，“招待所几天来几乎每天开会到深夜，已经发现了日本和国民党的特务五六个”，“今天早晨芬告诉我有一个人跳井”（下卷页156）。6月29日，“晚间去旁听斗争特务赵××”（下卷页159）。7月1日晚间“是五个人坦白运动的报告”（下卷页162）。7月15日，“现在边区已经进入紧张情绪中……康生根据了一些材料报告进攻边区及大后方人民情形，主要还是限十天内特务自首，否则即按战时法令惩办——不经法庭审判即可枪决。”报告中开始动员、组织自卫队，并宣布“自由主义即为反革命”。萧军认为这一运动是基本正当的，应该以此促进自首（下卷页 197）。

7月15日，康生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此后“抢救运动”进入了一个高潮。

康生报告第二天，即7月16日，“他们几乎一夜没有睡，在开会，在斗争……这是为了响应大会的号召在抢救„特务‟”（下卷页181）。“因为一个叫赵文林的不肯承认他特务的关系，他们对他说服了一个月”，“进行过三日夜的说服，他还不能清楚自首，于是群众要求枪毙他，结果绑起来”（下卷页182）。7月17日，“晚饭后，因为散步，由王玉清向我提出警告了，希望我遵守十天约定的纪律，不散步，不会客，不到河边大便……”（下卷页183）。7月18日，“晚间又开坦白大会……已经肃出了五十个人……肃杀空气充满着每个人……那个赵文林也坦白了”，会议最后还宣布了“两条心”人们的名字，萧军也感到心跳（下卷页184）。7月19日，“夜间开大会，一个„军事密探‟被保安营绑去了”（下卷页186）。7月20日，“和艾思奇同居的一个女人姓王的，也成了特务”；“这招待所几乎成了个„内奸‟世界，这里住了150—200人，大约百分之七十是特务或有政治问题的”（下卷页187）。7月25日，“那个叫黄××的，被绑吊起来敲着耳光”（下卷页190）。7月27日，“去杨家岭参加抢救结束大会”，“由李富春报告直属十余机关于十二天抢救中，共抢了二百六十人。最多的是中央招待所（九十一名），其次是中央医院（八十一名）”（下卷页192）。

萧军感到，“如今每个人全在考验着人，每个人也全被考验着”（下卷页188），招待所的政治工作人员们“几乎不眠不休劝说着那些内奸、暗探……”，“我一想到他们那陷害别人的罪行便毫无怜惜”（下卷页190）。是的，在“抢救运动”进行相当长时间，萧军一直都持拥护态度，他表示：“我一定要为保护这个党，这个人民的领袖毛泽东而战”（下卷页187），“从这考验中人才能获得真理，获得人”（下卷页188）。

来看看“群众运动”的场景吧：在抢救结束大会上，十个单位代表联合宣誓“燃烧起了人底感情，掌声呼声开始爆炸了！……群众似成了烧起来的火焰……所谓„人声鼎沸‟这可以说明这时的声音。每个人的心全要跳出胸膛的样子……由台上下来的人被举在空中……国际歌声响起了！我流下了泪！罪人们得救了！”在这个机会中，竟然有三百六十人交上自愿坦白的条子。这种火山喷发般猛烈的场面让萧军十分欢喜：“他们得救了，共产党胜利了”；然而又使他恐惧：“这一千多共产党人中怀着两条心、三条心、半条心……的人，竟占了三分之二！一旦危机一到，这是不堪想象的啊！”（下卷页193）

一段时间后，“招待所肃杀的气氛渐渐冲淡下来”，逐渐有人批评“抢救运动”中捆绑、打等过失行动。萧军的情绪开始冷静下来，逐渐有了反思。

9月14日晚，刘力果来找萧军，“他说他痛苦，因为他没有特务行为，而组织方面非让他坦白不可，不然就把他放在这里不管”，萧军感觉到，“招待所类乎这样人还很多，这样长期压抑一个人的精神和感情，将是不妥的”（下卷页227）。9月16日，“如今我对于一般政治上的宣传感到了普遍的不信任……对于共产党的一些宣传我虽相信，但不是十分”（下卷页229）。

陆陆续续各种“申冤”座谈会、甄别讨论会——“那些被„抢救‟过的人，全有愤不欲生、哭、恐惧的经历，落头发、死底恐惧准备等”（下卷页436），萧军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有了怀疑——听了很多发言材料，“对证着自己对于一些人和事底看法和推测，大致全是对的。”什么样的看法和推测呢？——“这次„抢救‟大部分是靠吓诈、株连等办法，很少靠证据解决问题，而且应用的是报复主义，巫神主义，形式逻辑，打手主义，立功主义，而决不是唯物主义——从现实出发，以至为了一条鲜鱼——真正特务——弄得满锅腥”（下卷页439）。

萧军开始越来越多地记下抢救运动中的悲剧。“艾青要自杀，自己恐惧，抢了两顶帽子”（下卷页442）。平剧院的阿甲告诉萧军一些抢救运动中的过火行动，“平剧院一个唱花脸的，吊死了自己”。萧军还得知青年剧院有两个人也自杀死了（下卷页511）。张仃对萧军说，经过此次“抢救”，他的精神和共产党远了，本想在整风中要改造自己，如今已灰了心。直到几个月后张仃还在阴影中，感叹这次抢救运动使“一般知识分子脱了一层皮”（下卷页592）。一个徐悲鸿的得意学生，为了追求真理来到延安，却以“政治嫌疑”为名，头脸蒙上黑布被捕到保安处，他受不了刺激而得病，无人照顾医治最终死亡（下卷页542）。萧军的好友李又然来找萧军，谈鲁艺抢救的情形：“周扬底凶恶，严文井、周立波等卑劣，假公济私”，“抢救中有的上吊，如今绳痕宛在；吞石子，杜矢甲跳过井……”（下卷页667）。高阳告诉萧军：王××在抢救时，如何逼死了一个弹三弦的青年上吊，而后带气活埋；一个青年用手枪自杀；一个女人打落了裤子，逼着女人和他恋爱，坐在他腿上写供状……（下卷页725）直到1945年9月初，萧军见到在保安处囚禁了三年的高阳，后者讲说了“那里面”无法无天的悲惨情形：一个东北女人“十五分钟”回答罗迈的“有问必答，言必对题，禁止耍死狗”，她上吊了，罗迈还说他是“死特务”……（下卷页756）萧军某天深夜遭遇一个疯了的青年，一个“抢救”中的牺牲者——唱歌、踢他的门、答非所问，让他心里充满了心酸（下卷页767）。某天萧军的好友李又然来向他忏悔，说在抢救中因为周扬欺骗他，逼迫他要招供萧军是“日本特务”，而且由保安处派来一个叫马林的说萧军是日本特务正坦白、被捕、已招供了。后来李又然知道这是欺骗找过周扬，后者坚持否认（下卷页720）。“抢救”中甚至连萧军也躲不过“汉奸”嫌疑，支部要求他谈谈自己的历史情况。

运动的结果是人人自危：“人们开始在忏悔，自我批评、承认党是对的、掩护抢救者底„得当‟”（下卷页467）。“人们传说共产党如果国民党进攻，就要杀特务分子”，“一般共产党员养成了谨小慎微、颠倒是非，装腔作势的作风，说假话”（下卷页448）。萧军朋友李又然的感受是：“此次共产党的信誉，在知识分子中降落得甚为可悲，离心离德已经成了每一个知识分子党员——除开那些投机拍马者——心中的暗礁……”（下卷页657）他还说，“对于毛……我早先是无条件五体投地的敬和爱……如今我有些怕和距离了……”（下卷页 667）。

1943年11月3日，传达毛泽东关于抢救时所犯的错误的报告。其中讲到，在国民党调统局登记领薪水的特务在边区有六百七十余人。错误在于抢救运动中缺乏调查研究和个别对待，以至犯了“左”的错误，但是“政治路线是无错的”（下卷页542）。

萧军则有自己的结论——“他们打着，骂着，甚至用手扼着人底喉咙，向人们要„反革命‟的口供、证据、关系……向那些为求民族解放、真理而来的青年们要无产阶级底„立场‟……这就是这些„革命者‟底„革命工作‟！他们如今竟一点没有良心上的愧悔，他们杀了人，却用无耻的笑脸„道歉‟来报偿……”（下卷页724）他一向秉持一种认识：“一个政党正当斗争的路，那是应该以宣传、组织、军事、理论、政治等光明手段来斗争”（下卷页86），但是“共产党此次„抢救‟削尽了一个作为人底尊严，一个作为党员的尊严——逼迫他们捏造、承认各种可耻的卑劣的事：奸细、堕落、无耻的行为等——这也是堕落了它自己的尊严，以至于对它蔑视和冷淡，因为它对构成自己的份子蔑视，也就轻贱蔑视降低了它本身！”（下卷页 681）。

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陈永发先生曾说，整风运动“虽然蹂躏西方人所谓人权，并制造出许多冤错假案，但是表面上没有一个人人头落地。”注5他意指与30年代苏区肃反的杀戮相比较，中共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统一思想、实现一元化领导的方法。但是，这种“表面上没有一个人人头落地”，而实际上很多人被迫自戕、自己结束肉体和思想生命的后果更可怕。延安经验在中共建政后延续下来，尤其到文革中登峰造极，戕害了更多人的生命。

革命者的革命观

萧军初到延安时心情十分舒畅，常到延河边引吭高歌，无拘无束，他那嘹亮的歌声震荡着两旁的山谷，天长日久人们也就熟悉了——那是萧军在歌唱注6！萧军思想有非常阳光、阳刚的一面。他终生都钟情于一个独立的文艺出版社，让作家自由发声。他的竞争英雄主义个性始终强烈存在。他对民主的渴望远超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他曾作为参议员参加延安第二届参议会的开幕式，他对毛泽东所说“共产党人只有和各党派人士合作的义务，并没有权利……边区是共产党的，也不全是共产党的”等等感到喜悦，他起来呼应说自己到边区就是“来追求民主的”，因为“民主是世界上、历史上最合理的政治制度”，他认为他“看到的这参议会就是真民主”（上卷页323）。他的心充满了希望。

萧军思想与中共文艺政策又相契合又相矛盾。他曾设想在文坛上施行“集体批判制”（上卷页33），反讽的是他后半生中却被“集体批判”搞了个死去活来。他在文化范围内主张“以协同一致为基底”（上卷页53），但从延安到文革他被排斥和打击的罪名都是和党有“二心”。他曾论断中国文艺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作品将会走下坡路，正向纯艺术的路上迈进（上卷页114），但他想不到这是自己一厢情愿、最不靠谱的结论——他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并引以为傲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结论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萧军与之宗旨完全相悖。他雄心勃勃想“把延安的文艺运动开导和整理出一个规模来”（上卷页135），最终却被组织“清算”注7。他阅读《联共党史》，说“这书使我喜欢读，它使我感情兴奋，伟大，并增强我战斗的意志”（下卷页25），“增加了对于真理的全面认识性，也更坚定了自己的脚跟和方向”（下卷页65），他把它比作“共产主义者的《圣经》”（下卷页38）。他这样一个强烈要求自由的人却被这样一部泯灭个人、强调服从和集体主义、塑造个人崇拜的著作所迷倒，这是他那一代人的集体悲剧。

其实，萧军对延安的根本问题也有隐约认识——他对“党”和“政府”的关系、“革命”的未来等都有所思考。

他发现“这里人民和政府并不是统一的，政府在观念上还把人民看成一种陪衬者”（上卷页334）。他说，“这里只有组织力量，行政力量，毫没有个人力量，所谓„民主‟，„三三制‟全是废话”（上卷页181）。他预见，“一旦有了正式政权，有了„所争‟的时候，那一定要有很多可耻、可卑、可丑的现象出现着。总之中国革命是长期性的，更是心灵的革命”（上卷页188）。

他预见，“不独中国，世界政治也要由武装斗争进步到议会斗争，由„革命‟到„改良‟”（上卷页516）。他把延安“三三制”的说法搬用过来，认为将来世界上也要存在一个“三三制”的国际机构，革命将以改良、竞争、合作、渐进等避免暴力的形式来进步（下卷页126）。他预判，抗战后“到议会竞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那是有着一个大小被洗刷的危机的”（上卷页359）。

对共产党的“爱”和疏离感从延安时期开始纠结了萧军一生。他从心底里对共产党充满了信任和“爱”，但却“因为„爱‟竟受了他们之中的各样损害侮辱”（上卷页54）。“伤害”、“侮辱”等词成为《日记》中使用频率很高的词，他毫无保留地愤怒咆哮：

“这里给与我的侮辱与损害是别处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我还不能发声！我不能再在这里住下去了，我宁可到外面去住国民党的监狱！因为他是我的敌人！我不愿再在这里受„优待‟了！”（上卷页28）。

在“整风”过程中，刚烈的萧军看到了太多他无法承受的东西，一种距离感越来越强，“甚至对于到毛泽东那里去串门全没了兴致”（上卷页495）。所幸毛泽东那时的耐心宽容、“党外人士”、“鲁迅大弟子”和优秀左翼作家等的身份让他没有遭受更多压力，尚能“全身而退”。到文革时期，萧军可就没有这个“优待”了。

萧军常说，“我和党几乎是在靠理性结合着”（上卷页495），“只是一段路的同行者”（上卷页507）。所谓“理性”正是萧军和“党”之间相悖的根源。笔者理解，关键正在于他这一句话——“这延安对于我自己是不愉快的，但他对于大多数贫苦的人确是有好处的。那么我自己一些小不舒服算得了什么呢？整个的革命也是如此”（下卷页102）。所以最终，他只能“以„坐牢‟的心情来忍受一切”（下卷页8）——“忍受着，我将忍受地爬上十字架，我不想向他们的敌人（也是我的敌人）吐露半个字”（上卷页35）。萧军的“十字架”不是宗教或哲学意义上的，而是良心的十字架。当他设想的、也是他帮助建设的制度吞噬着他自己，“在我喂养起来的人，他们总要回头咬我的喉咙”，他还是铁了心忍受这种苦痛：“虽然我痛苦，但这却是我力量的源泉”（上卷页429）。他感叹“革命对工农带来的是利益，是愉快，对于智识分子却是生活降低，不自由”，他的结论是：智识分子应该克服这双重困难（下卷页119）。他想不到，这种忍受和克服本质上就是自由和民主的被束缚与泯灭，不论是政治、战争原因还是以国家、民族的名义。

著名的中共党史研究大家、老革命者何方先生曾说，“直到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模式、领导体制、宣传教育，以及上层建筑其他方面，包括党史编纂学在内，都还是延安整风奠定的基础，不但源远流长，而且还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注8萧军《日记》恰是从一个个点对这个结论的呼应和具体细致的补充。读者要感谢萧军先生真实的记录，唯其“腹诽”，方显“真实”。也应该感谢萧军先生后人呈现先辈坦荡的勇气和胸怀。此前，虽然萧军夫人王德芬曾写有一部《我和萧军风雨50年》（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其中所述大致与《日记》相符，可见是参照了当时家属尚未公开的《日记》加上王女士的回忆而就，但是回忆的细致、深入及史料价值远不能与这部厚重的《日记》相比拟。笔者认为，就近代中国研究的价值而言，萧军这部《日记》超过了他那些在文学史上声名卓著的长篇巨著。

注释：

注1杨尚昆夫人。

注2关于“整风运动”和“抢救运动”的提法及时限问题，何方先生作为“老革命家”、中共革命（包括延安抢救运动）的亲历者和研究者，他的分析最为合理。据他亲身经历和见闻，“抢救运动”即是延安整风的一个部分，把他们分开来谈是为了掩盖整风运动中的错误和延安的光辉形象，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审干运动”。萧军《日记》中的记载可印证何先生的分析。见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页316。

注3即李维汉。

注4陈永发著：《延安的阴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发行，1990，页93。

注5陈永发著：《延安的阴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发行，1990，序。

注6王德芬著：《我和萧军风雨50年》，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页99。

注71948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对萧军做出了的《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把萧军定性为“才子加流氓”一型的人物，并决定在党内外开展对于萧军反动思想和其他类似反动思想的批判，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停止对萧军文学活动的物质方面的帮助。从此萧军被排除于文艺界外长达32年之久。见刘芝明著：《清算萧军的反动思想》，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发行，1949年11月。

注8何方著：《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页210。

第二篇：读《萧相国世家》有感

蕴变化于平凡

——读《萧相国世家》有感

远客

初读毕《萧相国世家》便产生了疑问：凭什么萧何就能当“第一功臣”?刘邦为什么三番五次要替萧何说话，甚至不惜“桡功臣”?

太史公写萧相国，全篇论及萧何功绩处仅刘邦“功狗·功人”说和鄂君“万世功”和“一时功”论两处，其余段落无非是在说他是如何稳定后方，怎样治理关中。和张良、曹参等人相比，萧何虽也为汉室江山立下汗马功劳，可也不至仅凭此就让刘邦意欲再度逆着其他功臣的意愿为其说话呀？翻检资料，与我有类似感受的还有曾国藩和近代学者李景星。曾国藩论此文道：“萧相国之功，只从猎狗及鄂君两段指点，其余皆从没要紧处著笔。实事当有数十百案，概不铺写，文之所以高洁也。后人为之，当累数万言，不能休矣。”李景星则说《萧相国世家》“是一篇极整齐文字，亦是一篇极变化文字。”“极整齐”尚好解，太史公此文没有《项羽本纪》中充盈的金刚怒目慷慨激昂，以及无可奈何之惋惜沉痛，更没有《屈原贾谊列传》中流淌的一唱三叹的同情理解，而是以时间为经，选取重要事例，以俭省之语描述。即便是妇孺皆知的“萧何月下追韩信”之事，在本文中也仅以“何进言韩信，汉王以信为大将军”一句交代完毕。那“极变化”又从何说起呢？我们且来看看太史公是如何运用他那如火纯情的春秋笔法来演绎“第一功臣”的传奇故事的。

既然是“第一功臣”,萧何立了哪些功呢？首先，举荐韩信。“萧何月下追韩信”和“成也萧何败萧何”的具体事件记载于《淮阴侯列传》中。太史公将各篇汇为一个整体所以一事详于彼则略于此，故不可将《史记》中的篇目当作独立的篇章来理解。韩信一开始投奔项梁、项羽，一直不被重用，再投奔刘邦，先后也不过混了个“门童”、“仓库保管员”的职位，没有给他提供施展平生才华的舞台。萧何曾与韩信聊过几次天，觉得此乃不可多得的人才，正待与刘邦举荐之，结果心灰意冷的韩信跟着准备逃回老家的士兵一起溜了。已是汉王丞相萧何得知此事，亲自连夜追赶，终于追回韩信。刘邦起初觉得萧何乃小题大做，萧何解释道，“如果大王野心仅限于关中，那么用不用韩信都无妨，但若心图天下，除了韩信便没有谁能够与你共商大计的了。”刘邦便听了萧何的话，还举行隆重的仪式封韩信为大将军。韩信为刘邦定江山立了多少功，尽可参看《淮阴侯列传》，而他的功绩也得到了刘邦的称许——“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所以，具识人之明，向刘邦举荐韩信乃萧何之一大功绩。

其次，助刘邦稳定关中局势，保障前线粮草补给，这一点在《萧相国世家》中反复被申述。汉王二年，刘邦与诸侯军击楚时，“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使得刘邦拥有稳定的后方和源源不断的物资、人员供给。战争的顺利展开固然需要有巧妙合理的战略部署，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的军心，以及彪悍骁勇、以一当十的勇气。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粮草和人员的及时补给，就是有再好的战略部署，再有勇气又能有几分胜算呢？纵观古今中外战争史，以少胜多的战役终究是少数。在分封功臣之后的排位战上，鄂君也是以此称萧何立下的乃“万世功”,曹参等人为“一时功”.再次，成就了“沛公”和“汉王”,这一点足见太史公的春秋笔法。且看原文中“高祖为布衣……高祖为亭长……高祖起为沛公……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从仅仅是称谓上的变化，这与萧何又有怎样的关系呢？刘邦是布衣起家，做亭长前也是个容易犯事儿的“游侠儿”.当时身为吏掾的萧何谙熟秦朝的刑法律例，借职务之便“数以吏事护高祖”.后来刘邦做了个小亭长，职位在萧何之下。在刘邦赴咸阳服徭役前，同事们一起为之践行，大家都给他“钱三”,独萧何给“钱五”.不久，陈胜、吴广起兵，刘邦在萧何、曹参的运作下代替原沛县令成为当地的起义军领袖，是为“沛公”.走出沛县，加入反秦大军，在时代的洪流中与猛浪搏击才有可能出人头地，成就一番事业。等到入了咸阳城，诸将都是捡大户抢夺金银财宝，唯独萧何“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有了这些文书资料，为日后攻城略地的战略部署，法律规章的制定，国家税务的征收依据等提供了宝贵资源。正是萧何这一“藏”,成就了“汉王”.与之相比，“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面对秦王朝的暴政，谁都心中充满怨愤，可若仅以怨愤报之的话，那也不过是逞匹夫之勇罢了。以称谓的变化表现世事的推进，是太史公之妙笔所在。

由上观之，“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酂侯，所食邑多”似是理所应当了。可为什么在排座次的时候，众功臣皆推曹参而高祖仍心系萧何呢？首先，萧何与高祖有旧交，又是同乡。这份情谊是从高祖还是布衣时开始的，不同于后来张良、韩信等人的半路投奔。再者，汉王六年分封功臣，可以说主要是看战功的，是对前面七年的反秦起义和楚汉战争中诸将领功绩的总结，而在刘邦看来，排座次关系到后面国家的发展。汉室毕竟刚刚打下江山，尚未能说坐稳天下，一个国家的建设军事力量固然重要，但是经历长期征战，整个赤县神州一片百废待兴之貌。如何治国理政是更为棘手的问题。靠那些赫赫战功的武将？刘邦肯定不能放心，那“运筹帷幄”的张良呢？且不说他早年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替韩国复仇，最后项羽杀了韩王成以致其彻底断了恢复韩国的念想才铁下心来辅佐刘邦。他的智谋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具体事务的决策，比如楚汉战争时要不要分封原来的六国诸将，再比如后来帮助吕后让刘盈坐稳了太子之位等等。能主持大局，帮助建立国家的律例系统且目光长远，无出萧何之右者。故而刘邦“心欲何第一”.待鄂君语毕，刘邦不等大臣们反应，就肯定鄂君说得好，还“益封何二千户”以报答繇咸阳时萧何多送他的钱二也。

不过，这个“第一功臣”也不是好当的。萧何临终前，汉惠帝刘盈来看望他，并向其询问谁可继其相位。萧何回答的却是“知臣莫如主”五个字，避免正面回答刘盈的问题。年轻的皇帝有些急了，再不确定人选萧相国万一一口气接不上来了怎么办？只好再问“曹参何如？”萧何见皇帝如此说，便言“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其谨慎程度可见一斑。而曹参与萧何在功臣排位战后关系就一直不好，但最终萧何放下私人恩怨向皇帝推荐曹参也印证了那句“宰相肚里能撑船”.

第三篇：萧军义校校车安全管理工作方案

校车安全管理工作方案

为切实加强校车安全管理，有效预防学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消除接送学生车辆的安全隐患，切实保障我校学生的人身安全，保障学生乘车安全，根据国务院《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学生用车管理的意见》,制定我校工作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珍爱生命，安全第一”为主题，坚持以人为本，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关于加强校车安全管理工作的精神，切实加交通安全大排查和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培养广大师生的安全意识，增强自我防范能力，防止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为促进我校教学秩序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环境，以“宣传教育、全面排查、集中整治”为原则，配合交通部门严厉打击交通违法行为和非客运车辆接送学生，集中整治学生乘车安全隐患，建立健全交通安全长效管理机制，有效预防和避免涉及学生的交通事故发生。

二、工作目标

进一步增强广大师生、学生家长和接送学生车辆驾驶人的交通安全意识，接送学生车辆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明显减少，消除学生乘车安全隐患，确保不发生涉及学生乘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学校周边交通环境进一步改善，积极探索和建立我校管理接送学生车辆的安全长效工作机制。

三、校车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及职责 组

长：杨泽宇

副组长：赵君 张纯财 杨旭东 丛文军

组

员：郝建权 王红岩 纪海州 武胜男 张旭明 李亚凡 柴永强 王大鹏 杨玉凤 牛春青 郑力君 张丽华 班主任等。

主要职责：

1、领导全体师生认真贯彻执行上级有关部门关于校车安全的相关规定，落实各项安全管理责任制，做到有计划、有检查、有督导、有总结。

2、组织制定和完善校车安全管理制度，并责成有关责任人监督执行。

3、主持召开校车安全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上级文件、会议精神，督促检查各部门贯彻落实。

4、加强宣传教育，强化日常管理。深入调查了解校车安全形势，及时解决防范涉及校车安全的重大隐患和问题。

5、明确责任，组织校车安全检查，积极配合公安、教育部门的工作，实行联动管理。对交警部门及上级机关指出的安全隐患和整改意见，在规定期限内解决。

6、组织领导校车安全责任制的考评工作。

四、工作重点

1、学校定期召开班子例会，由校长带领学习上级有关文件，制定学校开展校车安全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并安排分管校长同政教处、总务处等部门认真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向学生家长下发《致学生家长一封信》，组织开展交通安全大排查，进一步落实领导班子安全值班职责，积极探索和建立我校管理接送学生车辆的安全长效工作机制。

2、重点整治接送学生车辆的交通违法行为。接送学生车辆超速、超员、酒后驾驶、无牌无证、假牌假证以及未年检车、故障车、报废车、农用车、小三轮等证件不全、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车辆搭载学生等交通违法行为。

3、重点整治路段。校门口、十字路口。

4、集中开展一次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各年级上一堂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教育课、安排一期出交通安全教育专栏、校园广播播放交通安全宣传材料进行警示教育，对全校师生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

5、注重信息发布与报送工作，确保此项工作有计划、有组织、有记录、有总结、有成效。

6、组织一次校车安全疏散演练，提高乘车学生安全防范意识和事故逃生知识与能力。

五、工作措施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校车安全关系到广大学生的生命安全，涉及面广，影响面大，关乎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首先学校领导要充分认识这项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切实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扎实开展各项工作，确保取得实效。

2、明确职责，加强协作。进一步明确目标责任，细化工作职责，周密制定措施，坚持边排查、边整改、边整治的原则，对查出的突出问题，指定专人负责，采取有效措施，限期整改，及时消除隐患。领导组涉及部门和成员既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要加强联系、通力协作，共同做好这项管理工作。

3、广泛宣传，加强教育。各班要向广大学生及学生家长充分宣传乘坐不符合规定车辆的严重危害，以及开展校车安全大排查的意义。要做好发放《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致家长一封信》，通过举办家长会、讲座等多种形式，深入校园开展交通安全知识教育活动，使广大学生和家长掌握交通安全常识，逐步养成良好的交通习惯，维护自身交通安全。学校采取在主要路口及学校办公楼门厅悬挂宣

传横幅、张贴宣传标语等形式，营造全社会积极配合、共同参与校车安全专项整治的良好氛围。

4、严格督查，实行责任追究。为确保校车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工作任务、工作措施落到实处，校车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将对各班级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对行动及时、措施落实、成效明显的，予以表扬；对行动迟缓、敷衍塞责的，予以通报批评；对因工作措施不力导致发生学生乘车安全事故发生的，严肃处理 直至移送司法机关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沈家台镇萧军义校

2018.3.1

校车安全管理工作方案

沈家台镇萧军义校

2018.3.1

第四篇：读《史记·萧相国世家》有感

文臣乎？武将乎？

——读《史记·萧相国世家》有感《史记·萧相国世家》说的是萧何伴随汉高祖左右，为其效犬马之劳终其一生的故事。其中写到汉高祖为群臣排位次的细节，现在读来，让人有寒噤之感。经历过秦末的腥风血雨，又有楚汉的争锋对决，该是坐下来论功行赏的时候了。此时高祖认为“萧何功最盛，…所食邑多”，而一群武将却不买这个帐。仔细想来，曹参之流，身经百战，冲锋陷阵，要是没有曹参这样的干将，刘邦即使有一百个萧何也成不了大业。而萧何不曾有点点汗马之劳，只会舞文弄墨，凭什么他的功劳就会攀到曹参之流的头上呢？试想，如果在楚汉对决时，刘邦说出萧何功劳最大这样话，结局肯定很惨，不用说韩信这样的人立马会占到项羽那边，就连曹参这样的亲信也会觉得靠不住，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调转马头了。现在不一样了，消灭了项羽，天下惟刘邦最大，一伙人不再是称兄道弟歃血为盟的关系了，高祖说的话不需要考虑那些武将们的感受了，他欢喜谁就是谁，他爱谁就是谁。武将们的命运似乎就是这样，在主子需要他们时，他们拼命冲杀，最后功遂建业已立之时，他们的功劳却被轻轻松松的抹去。每个朝代都在上演着这样的不幸，为什么？武将手握重兵，功高盖主，“大哥”如果在论功行赏再给他们予很高的位置，难保哪天他们就给篡夺了，这招谁都得防着点。这手棋下得妙的人有刘邦，分封群臣时抬高文人地位，极力贬低武将功劳，后来还通过吕后、萧何消灭韩信进一步铲除那群武将们的势力，汉景帝承刘邦衣钵，连本族人都不放过，通过平定“七国之乱”，让天下权利集中于皇室。赵匡胤也是一个忽悠武将的能手，他“杯酒释兵权”，还把表情装得很无辜，在酒席间，故意愁眉不展状，石守信一看就是又怕又愁的，武将藏忧的问题一下子就给解决了。赵匡胤算温柔的，狠一点要算朱元璋了。朱元璋即位后，为了防止武将们功高震主，竟制造种种借口，向握有军政大权的元老重臣挥起了屠刀，胡惟庸、蓝玉等等开国功臣都不能幸免，最冤的是徐达，做得忠顺恭谨，让朱元璋找不出错误，还是免不了被赐死。高祖以猎人和猎狗来比喻文臣和武将的功劳关系，以萧何为人，武将们为狗固然不是对武将们的人格的侮辱，但是在这个比喻中武将们被极度的工具化却是不争的事实。高祖说萧何“功不可忘也”，难道曹参和韩信之流功可忘乎？说到底功可忘不可忘不是在于他们功劳之大小，而在于他们的功劳有没有必要被提及。这就涉及到了萧何之流之所以被重用的原因了。兵刃交接的战争中，萧何是个谋臣，是个副职。管理国家之时，他被刘邦扶正，究其竟，可能有一下原因：一，通过这一举动表明刘邦不信任武将们的态度，有此举动，武将们便也不敢肆意妄为了；二，通过这些文臣们的文墨功夫和律令制定达到限制武将的势力的目的，在很多时候，文字的力量并不比刀枪小。看看萧何的所为就知道，他真正的本事不大。刘邦是这样为萧何功最盛辩护的，首先他是个谋臣，“发踪指示”，其次，他“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发踪指示”是他本职工作，“举宗数十人皆随我”那是另有隐情的，是刘邦对萧何的胁迫，可见刘邦是为了捧红他而出其辞的。再后来排位次时，刘邦所举萧何功劳也未必多么光耀。刘邦所言萧何之功如“遣军补其处”、“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萧何全关中以待陛下”等功劳要是真与前线将士相比，又何足絮叨。可谓“欲加之功，何患无辞”。

刘邦果真十分信任萧何之流的文臣吗？帝王对于臣子的信任从来只是处于将来利益需要，而不是过往功劳的惦记，如果谁以功劳自夸，这样的人总会被干得很惨的。刘邦当初在楚汉之争最为艰苦的时间里，他还多次派遣使者慰劳丞相萧何。鲍生对萧何说：“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说白了，就是刘邦怀疑萧何，屡次派人打探，而萧何为了消除刘邦的一律，把自己家族的子孙昆弟都给派上疆场了。而后，汉立国后，刘邦一次一次地怀疑萧何，萧何表现出了很好地孙子态度，为了保全自己，设计把韩信杀了，为了让刘邦放心，他把自己所有家产、资财都献出来分给军士，为了让刘邦对自己彻底无忧，他甚至做毁誉之事——低价甚至赊借买地，一直到把自己搞臭为止。有时，你只能感慨，历史真是一幅充满小丑的图卷，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看看司马迁对萧何的评价就知道，这个人真的是没什么大本事“萧相国何於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奇节（没什么作为）。及汉兴，依日月（指刘邦）之末光”。看《萧相国世家》的《萧何第一》中还有个细节挺有意思的，刘邦为萧何“功最盛”正名，功劳评定后，接下来就是排位次的事情了。刘邦决定要压制武将的想法是铁了心的，但是又不好意思把自己意思说破，群臣也装傻，力推曹参位排第一。此时，一个姓鄂的人站出来，替刘邦把想说的话抖落出来，说萧何居功至伟，有万世之功，应该排在第一之类的云云，高祖二话没说，立马就说“善”。这个人据说因为在关键时候揣摩了刘邦的心态，替他说了句话，被封为关内侯（很巧的事，这也似乎没什么本事的人，历史上关于他的记载也仅只于此）。读到这个细节时，哑然一笑，佩服于关内侯和刘邦的配合之默契，也深感司马迁对历史的敏感程度。说到底，不管是文臣还是武将，不管是君子小人，不管是想要赞誉还是毁誉，只要是想活着都不容易，尤其是为别人活着更难。人们总是要在舞台上刻画一下自己，在别人的舞台上大家都不得已

第五篇：陈本军 民情日记

四群教育民情日记

劳动关系股 陈本军

2012年3月20日星期二晴

为了密切联系群众，增进对群众的思想感情、增强服务群众本领，一大早，按照县委开展“四群”教育实行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的相关要求，我和单位的李杰、施贵忠、贺洁等几位同事一道骑着摩托车赶往我们的挂钩户居住地—勐角乡勐角村，9点半左右，我到达了目的地—勐角村茶组，通过走访我的5户挂钩户，其情况大致相同，汇总如下：

1、户均拥有茶地面积25－26亩；

2、除了茶地就再也没有其他的耕地，很少有养殖家禽及牲畜的，产业极其单一，都是纯粹的茶农；

3、家庭年纯收入5000元左右；

4、5户人家都能够按照要求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 5、5户挂钩户全员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家境都很困难。

通过走访了解，该组茶农受产业单一的制约，加之受茶叶产业市场的直接影响，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目标难以确保，茶农全员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就是例证。茶农群众虽有较为强烈的致富愿望，但苦于现实种种条件的限制，致富的愿望都很难以实现，而要从茶叶产业内部挖潜增

收也难以实现。当问及茶农们是否参加过相应的技能培训时，茶农们说“培训很少，多数是在乡上开展，而且有些也不对口，如果可以选一些对口呢技术培训，而且是在家门口培训就好了”。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培训机构要根据每个乡镇、甚至每个村产业发展来开展培训，群众需要什么样的技能人员就培训什么样的技能人员。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群众是党的执政基础，是国家稳定的基本要素，做好基层群众工作，是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解决好基层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是我们党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走访，我对做好“四群”教育工作有了一定想法：

1、广泛接触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做好群众工作，是自己的重要职责，是推进工作的重要方式。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需，而不能对群众的疾苦和诉求漠然视之，对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臵若罔闻。我们要对群众怀有深厚感情，真正把群众当作朋友、当成亲人，自然就会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尽心竭力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从而同群众建立密切联系，赢得群众的信赖和支持。反之，如果对群众缺乏真情实意，抱着敷衍和应付的态度去“联系”群众，就很难体会到群众的需要和愿望，很难了解到群众的所想与所盼，实际上也就与群众

“联”不起来。带着感情与想着问题是密切相关的。领导干部对群众怀有深厚感情，心中装着群众，就会主动了解群众生产生活中还有哪些亟待解决的实际困难，及时发现工作中还存在哪些与群众要求和期待不相符合、不相适应的问题，进而与群众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更好地推动工作开展和事业发展。

2、要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来构建和谐的干群关系，要把发展的热情和科学的态度结合起来，出实招，干实事。特别是在当前大建设大发展的时候，更是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少说多干，要多做群众急需和群众受益的事，多干打基础和长远起作用的事，要以认真务实、立说立行的处事风格来塑造干部的公仆形象；要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牢固守住廉洁自律的红线。工作生活中要努力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总之，广大年轻干部要多往基层跑、多向基层看、多替基层想，在“四群”教育活动中提高党性修养，增强宗旨意识，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努力成为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深受群众信任的好干部，在助推云南“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