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马周与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

第一篇：魏征、马周与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

李世民：死了都要爱VS死了都不放过你

意林2012年03期“历史碎片”

李世民：死了都要爱VS死了都不放过你

● 马少华

魏征与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这哥俩儿一个爱提问题，一个爱听问题，都达到了没心没肺的终极境界。

然而，让无数人大跌眼镜的是：魏征去世后没几天，李世民就做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还把已经答应许配给魏征长子的衡山公主给要了回来。

这确实让人很难理解，几天前还如胶似漆，恨不得把对方当镜子，刚死了没几天就立马砸了人家的墓碑，还不顾皇家的脸面公然毁约。

不过，从另一个人的事来看，倒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魏征死后六年，也就是贞观二十二年，中书令（相当于宰相）马周去世。这马周也是一位很有传奇色彩的贞观名臣。当年李世民搞了一次征文大赛，让大臣们每人写一篇文章，结果武将出身的常何拔得头筹。李世民当然知道常何有几斤几两，要让他写出这么有水平的文章，就是杀了他也办不到，于是就问他这篇文章是谁写的。

这常何也是个直肠子，直接就把家里的门客马周给供了出来。李世民一听常何府中还有这样的奇才，忙派人去请。可没想到的是，派去的人灰溜溜地回来了，说连马周的面都没见着。李世民只能又派第二个人去请，马周还是不露面。

李世民一看，这还遇上个大爷，我就陪你玩到底，于是又派了一个人去请。直到第四个人去，马周才洗了把脸，跟着那人来到了皇宫。李世民问了他几个问题，马周对答如流，让李世民大喜过望。

这次见面后，马周连连升职，不到一年时间就被提拔为监察御史，负责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等事务。而马周也尽职尽责，给李世民提了不少意见和建议，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不在魏征之下。

马周去世后，李世民为他举行了国葬，还把他的遗体陪葬在自己的昭陵，极尽殊荣。这跟魏征死后被砸墓碑相比，一个死了都要爱，一个死了都不放过你，真是有着天壤之别！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李世民给予这两位齐名的谏臣天壤之别的待遇呢？且来看看两个人在临死前的所作所为吧！

魏征在临死前将这些年来给李世民提过的意见整理了一遍，郑重地交给史官褚遂良，以备参考。褚遂良一看，好家伙，条理清晰、内容翔实，这哪是一个快死的人能做得出来的？如某年某月某日，魏征提了某条意见，李世民不愿意，被魏征强制采纳；又如某年某月某日，李世民想出去放松放松，被魏征声色俱厉地批评了一顿方才醒悟，不再玩物丧志。

再来看马周。马周在临死前，让家人把他十几年来给皇帝的奏折都翻出来，颤颤巍巍地划了根火柴，亲自将奏折一把火通通烧光。家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春秋时的管仲、晏婴经常数落国君的过错，显得自己很伟大，还让史官都记录下来，让自己千古留名。这样的事我不做。”

看到这儿，我们就该明白了，李世民为什么会爱马周而恨魏征。

一个是死了都要爱，尽心尽力辅佐他，就算死后也不能彰己而贬人，公开他丑的一面；另一个则是死了都不放过你，生前不怕给你提意见，死后也要有勇气把你丑的一面公之于众。

原来，死了都要爱和死了都不放过你，不光是李世民对待马周和魏征的态度，更是马周和魏征这样对待李世民在先。

第二篇：唐太宗慧眼识马周的美文摘抄

贞观三年，唐太宗发布诏令，要文武百官上书直言，分析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提出建议。当读到禁卫将军何常的奏章时，奏章里一共写了20条建议，头头是道，句句在理。唐太宗不禁思量：“何常是个大老粗，怎么会写出这么高深的文章呢？”

唐太宗马上派人找来何常。“何爱卿平身。我且问你，你那奏章是你自己写的吗？”何常一听，一激灵：“坏了，皇上看出破绽了，我这不犯了欺君之罪吗？”可他偷眼看唐太宗，没发现皇上生气，反而微笑着等他回答。何常这才答道：“启禀皇上，那奏折是我的幕僚马周写的。”唐太宗大悦：“速请马周前来见朕。”

何常慌忙去找马周，马周一听皇上找自己，就赶忙进宫，一路上遇到几拨人，都是唐太宗派来请他的。一同前来的何常不明白，心想：“怎么请个下人要动如此排场，皇上今儿怎么啦？”他哪里知道，在唐太宗的心里，马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马周见过唐太宗后，唐太宗让他坐在自己的对面，二人开始了一番谈论。一席深谈过后，唐太宗觉得此人可以委以重任，于是当即下令让马周到宰相府上班。众人都很惊讶：一个没有科考出身的贫寒子弟，一下子提拔到宰相府当差，他能行吗？然而，事实证明，唐太宗的这次决策的确英明，马周也不负皇恩厚望，为唐朝的发展提出了很多合理化建议。唐太宗更是如获至宝，一路为马周加官晋爵，直至升任宰相。而马周呢，尽管上表直陈，指出朝政弊端，唐太宗也不怒，反而不无感慨地说：“我和马周，一时半会儿不见，就想念他。”

正是唐太宗的这种任人唯贤的做法，才造就了唐朝少有的盛世，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第三篇：魏征选美的故事

大唐贞观年间，一次早朝，金銮殿上文武百官两厢站立，大唐天子李世民端坐龙椅，只听太监高声宣道：“有事启奏，无事退朝。”语毕，兵部尚书侯君集急忙出班，执笏奏道：“万岁，如今四海升平，国泰民安，臣以为，万岁应大幸天下，从各地招入民间美女百名，以彰显当今君民同德，昭示皇恩浩荡，恩泽四海。”

“一派胡言！”侯君集话音未落，郑国公魏征怒容满面地出了班，义正词严地奏道：“此乃亡国之道，万岁倘若真与民同德，示皇恩于四海，应广开言路，倾听民声。”

侯君集斜了魏征一眼，刚要反驳，李世民威严地说道：“魏爱卿何出此言？我看侯爱卿此议，颇有道理。”说罢，环顾群臣，接着问道，“各位爱卿，以为如何？”

百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敢吭声。李世民正色道：“既然各位爱卿无人反对，魏征听旨，命你总领此选美事宜，三个月内办妥，不得有误！不然，休怪朕无情。”说完，袖子一甩，站起身说道：“退朝！”

百官惊愕片刻，慌忙山呼万岁。礼毕后，侯君集洋洋得意地对魏征说：“有劳魏大人了。”说完，嘿嘿笑着走了。

魏征愣在朝堂上，呆立良久，长叹一声，忧心忡忡地回到府内。有道是：君命难违呀！此事不想办也得办。但是，万岁怎么突然变得如此荒唐？魏征百思不得其解。正在这时，下人来报，宰相房玄龄求见。

魏征连忙请入，宾主落座后，房玄龄直奔主题：“魏大人，昨日我接到消息，如今西有突厥，蠢蠢欲动，东有高丽，虎视眈眈，万岁担心他们联手，故学西汉联姻之策，分而治之。特授意侯君集，今日朝堂上提出选美之议。魏大人，事关重大，此事不要再与别人说起！慎行。”说完便告辞而去。

魏征这才明白万岁选美的真实意图，但他仍不赞同选美事宜。给了人家美女，人家就不联手了？不行，我要找皇上说说去。魏征立刻拜见李世民，李世民早就料到魏征会来，根本不见，只传出一句话：3个月后，要见《神州百美图》！魏征长叹一声，只得遵旨到各地选美。

而此时，侯君集正向李世民参奏：“万岁，魏征刚而好名，多是儒生空议。是否派人暗中监视，以免他误了大事？”

李世民听罢，沉思良久，点了点头，说：“侯爱卿，朕赐你尚方宝剑，你可暗中跟随。”侯君集连忙谢恩。

尽管魏征不赞成选美，但君命如山，岂能违拗？所以，他每到一地，只好按部就班地进行选美，倒也选了不少美女。这天，魏征乘轿行至大街上，忽报有人拦轿喊冤。魏征挑开轿帘一看，路中间黑压压跪着一群人，魏征赶忙吩咐轿夫落轿，又让喊冤人近前诉说冤情。

一老头儿高举诉状说，他夫妇俩老来得女，本以为后半辈子有了依靠，可女儿却被选为美人，不日将被送入宫中，还请大人放还他女儿。说完，跪地叩头不起。另一青年哭诉道，他已择定迎娶的良辰吉日，可新娘却被差人征走了。含冤求情者甚多。

魏征听完，心里一阵绞痛，如果老百姓知道选取的美人不是进宫，而是被送到遥远的蛮夷之地，嫁给蛮人，岂不更加伤心？想到此，魏征赶忙下轿，当众宣布终止选美事宜。

回到榻下，魏征意识到自己给自己下了个死套：如果违抗君命，将会诛灭九族；如果继续选美，则会尽失民心。正在他不知所措时，忽报侯君集来访。魏征心里一沉，看笑话的还是来了，便吩咐下人：“说我不在。”话音未落，侯君集已走进厅堂：“魏丞相不在，难道此刻说话的是鬼吗？”侯君集得意地看看魏征，继续道，“听说你放了所有美女，还当众宣布终止选美事宜？”

魏征知道侯君集不怀好意，于是没好气地说：“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如果当时我拒绝百姓，肯定会激起民怨。权衡之下，只好来个缓兵之计。”

侯君集好奇地问：“魏丞相可想好了，下一步该怎么办？”魏征摇摇头。侯君集幸灾乐祸地说：“都说魏丞相是人才，这点小事难不倒您，皇上还等着您的《神州百美图》呢！”说完，扬长而去。

几天后，侯君集又来了。这回，他脸色凝重：“魏丞相，听说您老是带着一帮人往民间跑，意欲何为啊？”魏征说：“侯大人，选美大事我岂能忘记？到民间走走，只是散散心而已。”“3个月的期限马上就到了，魏丞相，你还是把散心的事放放再说吧。”

第四篇：李世民先发制人哲理故事

李世民是李渊的第二个儿子。他从小勤奋学习，研修兵法，抱负远大，李渊起兵反隋就是在他的劝告和敦促下实行的。后来他率兵东征西讨，屡战屡胜，夺取了天下，可以说唐朝的建立，他的功勋最大。

唐朝建立后，李渊当了皇帝，但是在继位问题上产生了矛盾。论功劳，讲实力，凭才智，李世民都首当其冲，理应由他嗣位，但他的长兄李建成，以“长幼有序”为由想继承帝位，便勾结三弟李元吉竭力排挤李世民。他们曾经千方百计地假送劣马和下毒酒想害死李世民，但都未得逞。后来他们又想出了一条毒计，趁着边境突厥来犯，由李建成出面奏请李渊，让李元吉出兵征讨，要把李世民麾下之大将和军队交由李元吉指挥，然后在军队临行之时，派人暗杀李世民。

李世民虽然多次遭受迫害，但他以大局为重，又念及骨肉亲情，多次忍让。李渊又断事不明，对李建成也不加处置，这次李渊又答应了李建成的要求，要削去李世民的兵权，同时李世民又得到密报，探知了李建成要谋杀他的计划，眼看情势十分危急。

这个时候，如果还是一再忍让，就只能对自身不利。李世民在房玄龄、杜如晦等文士和尉迟敬德、程咬金等大将的劝谏下，决定先发制人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

当夜，李世民进宫向李渊禀告李建成要谋害他的实情。李渊让他们弟兄三人明晨一起进宫当面对质。第二天，李世民就在宫城的正门玄武门布下伏兵。玄武门守将常何原是李建成的心腹，已经由李世民晓以利害，将其收服，答应愿为李世民效力，但李建成并不知实情。

李建成和李元吉不知道李世民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一齐走入玄武门，常何就把城门紧闭。李世民已率数员大将在门内等候，李建成见机不妙，就想夺门而出，奈何城门已闭无法脱身。这时李世民一声呐喊，伏兵四出，李建成顿时死于李世民的箭下，李元吉也被尉迟敬德杀死。

门外，李建成的部众听说门内有变，便猛攻城门。尉迟敬德站立城墙，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人头扔到城下，士兵们见主子已死，大势已去，无心攻城，便纷纷散去。

这时尉迟敬德又来到皇宫后花园面见李渊，李渊当时正在湖中泛舟游乐，尉迟敬德对他说：“李建成、李元占反叛，已被秦王李世民诛杀。”并进谏道：“请陛下下诏，令秦王主政，以收拾局面。”

李渊见事已如此，尉迟敬德又来逼宫，就顺水推舟地说：“朕也有此意。”不久，李渊借口年老体衰，退位当了“太上皇”，李世民继位当了皇帝。

这次事变，历史上称之为“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在危急关头，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哲理启示】：

当自己面临不利情况时，不能被动地等待，而应该采取主动，先发制人，这样才能增加胜利的机会。

第五篇：唐太宗纳谏的故事

唐太宗纳谏的故事

他深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明君兼 听，昏君偏信。这是大臣魏征跟他讲的。有一次，太宗虚心地问魏征，明君和昏君怎样才能区分开？魏征郑重地答道，国君之所以圣 明，是因为他能广泛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国君之所以昏庸，是因为他偏听偏信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又举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加 以论证。他说，古代尧、舜是圣君，就是因为他们能广开言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小人就不能蒙蔽他。而像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 这些昏君，住在深宫之中，隔离朝臣，疏远百姓，听不到百姓的真正声音。直到天下崩溃、百姓背叛了，他们还冥蒙不知。采纳臣下的 建议，百姓的呼声就能够上达了。魏征的这些至理名言深深地铭刻在唐太宗的心里。从此，唐太宗便格外注意虚心纳谏。他不管 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提意见的态度如何，只要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他都能虚心接受。这里有一个“回天之力”的真事。当时，唐太宗 下令，要把洛阳破败了的乾元殿修饰一番，以备作为到外地巡视的行宫。对于皇帝来说，想要修理一下小小的行宫，本来是小事一桩。可是，有一个小官张玄素，却上了一道奏折，痛陈此举不妥。他说，修了阿房宫，秦朝倒了；修了章华台，楚国散了；修了乾元

殿，隋朝垮了。这都是历史的教训。现在，我们唐朝百废待兴，国力哪里比得上当年的隋朝？陛下在国家的破烂摊子上，继续役使饱受 战乱之苦的百姓，耗费亿万钱财，大兴土木。陛下没有继承前代帝王的长处，继承的却是百代帝王的弊端。如果从这一点看，陛下的过 失远远超过了隋炀帝。这是一道笔锋犀利、击中要害的奏折。但是，小小的张玄素，竟敢把英明的君主唐太宗比作昏聩的暴君 隋炀帝，冒犯天威。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么？满朝文武都为他捏一把汗。人们都在观察唐太宗的反应。假如不是唐太宗，而是别的 皇帝，看到这一大不敬的奏折，当即会雷霆震怒，不仅张玄素人头落地，而且会株连九族。但是唐太宗就是唐太宗。他不仅没有怪罪 张玄素，反而下令召见他。此时的唐太宗想进一步地试一试张玄素的胆量，就直问道，卿说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我和夏桀、商纣相 比，怎么样呢？要知道，夏朝的桀王和商朝的纣王，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唐太宗这样问，自有深意。不承想，这个张玄素却直

截了当地答道，如果陛下真的修了乾元殿，那就和夏桀、商纣一样昏乱。听到这句答语，唐太宗不仅没有发怒，反而被深深地感动 了。他想，一个小官，敢于冒死直谏，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他的江山社稷？因此，唐太宗收回了他的谕旨，停止重修乾元殿。并且表 扬了张玄素，同时赏给他500匹绢。对此事一直关注的魏征，听到了这个完满的结局，颇为感触地叹道，张公论事，有回天之力，这都 是因为是有高尚道德的君子说的话呀！这个“回天之力”的真事，充分地说明了唐太宗的虚心纳谏。唐太宗还有一个优点，就 是知错必改。有一次，他得到了一只精美绝伦的鹞鹰。他一时忘记了魏征平时说的国君不可玩物丧志的话，就兴味十足地把鹞鹰放在臂 上，逗着玩。不料，巧遇老臣魏征。唐太宗一时情急，赶忙把鹞鹰藏在怀里。其实，魏征早已把一切看在眼里，却故作不知。走上前 去，特意讲起古代帝王追求逸乐之事，旁敲侧击帝王不可玩物丧志。唐太宗担心时间长了，鹞鹰闷死。但是，魏征说得没完没了，唐太宗自知理亏，不敢打断。结果，鹞鹰还是闷死在怀中。唐太宗知错必改，知人善任，且胸有大志。

唐太宗反腐

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对左右大臣说，我曾讲过，贪官们无不爱财，其实他们并不懂得应当怎样爱财。就拿五品以上京官和地方官来说吧，俸禄都很优厚，一年所得，数目很大。若受人贿赂，不过数万，一旦败露，官职、俸禄全被剥夺。这岂是懂得爱财？上算吗？唐太宗善于设身处地为官员们着想，从他们的切身利益出发，教育他们切莫去做那些将会导致身败名裂、人财两空的贪赃枉法的事情。唐太宗不反对官员“爱财”，但反对他们爱财过度成为贪财，反对“受人财贿”，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他告诉身边的大臣，官员爱财要取之有道，要通过合法途径取得。靠合法收入———俸禄就可以生活得很好；如果有非分之想，如果贪得无厌，就可能落得“一朝彰露，禄秩削夺”的下场。从官员的私利来说，也是很不划算的事情。他要官员们学会算这笔账。为了加深左右大臣的印象，唐太宗又说，春秋时代鲁国有个宰相名叫公仪休，爱吃鱼，成为一种嗜好，但从不接受别人馈赠的鱼。这样，他就能长久吃到鱼。因为他不接受别人的贿赂，不用担心有一天蹲大牢而吃不上鱼。无论君主，还是官员，都不能贪。如果君主贪婪，必定导致亡国；如果官员贪婪，必定遭致身败。《诗经》写道：“大风有隧，贪人败类。”（见《诗经•大雅•桑柔》，意为大风刮得很猛，贪人败坏族类。）此话诚然不错。唐太宗告诫官员，站得正，才能立得稳。如果有贪欲，倒霉的就不仅是贪者个人：主（国君）贪丧国，臣贪亡身。“贪者败类”，贪者一人，会贻害很多人。从大处讲，会殃及一国；从小处而言，会殃及家庭、家族。接着，唐太宗讲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载于《水经注•沔水》，说的是战国时代秦惠王想攻打蜀国，苦于不知道到蜀国的路怎么走。于是想出一条计策，命人刻五头石牛，在石牛的屁股后面挂着黄金。蜀国的人见了，以为牛拉屎能拉出黄金。蜀国国王贪图黄金，乃派出五位大力士，将石牛拉到蜀国。这一来，就开辟了一条由秦国到蜀国的通道，这正是秦惠王所希望的。秦国的军队随后而至，攻打蜀国，蜀国很快被灭亡了。第二个故事载于班固《汉书•酷吏传•田延年传》。说的是汉代担任大司农职务的田延年，征用民间牛车3万辆，用来租赁生利。每辆车租金原先为1000钱，田延年用欺诈手法增加至2000钱，共得6000万，并将其中的一半即3000万私自吞没。他在做这件事情时，其冤家对头眼睛正盯着他，秘密地搜集其违法乱纪的材料。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冤家对头的掌握之中。于是田延年贪污3000万钱的事很快被揭发出来。大将军霍光说：“先把他关到牢里，然后交由大臣们公议处置他的办法。”田延年自知罪孽深重，又害怕受到惩处，说道：“我何面目入牢狱！”遂自刎而死。

讲完了这两个故事，唐太宗感慨颇深，叹道：像蜀国国王和田延年这样的人，在历史上真是数不胜数啊！现今我要以蜀王为借镜，你们也应当以田延年为前车之鉴，不学他们的样子。以上两则故事，并非虚构，而是见于史书记载的真人真事。唐太宗用历史上的这两件事，有力地印证了主贪丧国、臣贪亡身的道理。大臣们听了，定当惊出一身冷汗，定当深长思之，信服唐太宗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魏征在《十渐不克终疏》批评唐太宗说：“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意思说，皇上说起大道理来远远超过了历代最圣明的君主，可是实际行动上并没有超过一般的君主。魏征针对太宗“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的行为，而不是凭空而谈的。《疏》中又指出：“陛下……虽爱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意思是，您虽然在口头上念念不忘人们的疾苦，但是实际上对自己的享乐是最关心的。这种尖刻的批评，气量不大的人是受不了的，何况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唐太宗对魏征的批评并未治罪，反而是“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并写在屏风上，朝夕瞻仰，又令“录付史司”抄给史馆载入史册，给魏征和直谏的人以奖励。这种接受批评的水平应是很高的了。

太宗的诚于纳谏之举，确实在封建历史上少见。从武德九年到贞观十七年（公元626年到643年）魏征为巩固唐王朝江山社稷，光明磊落，嫉恶如仇，犯颜直谏，前后向太宗谏奏二百多条。如：“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弊”、“任贤受谏”、“任贤无猜，可以兴矣”、“薄赋敛轻租税”等等。这些都为唐太宗采纳，对唐王朝的巩固和强盛起到了重要作用。魏征也受到唐太宗的器重。魏征言直，常为某一件事和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弄得太宗难看，下不了台，事后太宗仔细一想，觉得魏征坚持得对，言虽逆耳，却是忠言，又感激魏征的忠诚。为表彰魏征赐书写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魏征接过赐书一看，摇头说：“谢陛下赐书。不过，臣不愿做忠臣。”太宗疑惑地问道：“爱卿此乃何意？”魏征回答说：“臣不愿做忠臣，愿做良臣。”太宗仍不解其意，继而追问道：“这忠、良有何不同？”魏征说：“做臣子的对人君言听计从，忠贞不二，乃忠臣也；直言进谏，匡正人君过失，君臣协力者为良臣也。”太宗听罢连连称赞，提笔将“忠”字改为“良”字。

贞观十七年魏征死，太宗思念不已，叹息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

唐太宗纳谏如流，贞观业绩，为后世传为佳话。看到史书的记载，令人啧啧赞叹！但也引起我的一些疑想，这该不是史家们笔下有泡沫吧，该不会是有些夸大的包装吧？该不会是撰写《贞观政要》的吴兢“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吧！但不管如何，纵观诸多史料，赞太宗纳谏如流者甚多。

唐太宗在中国封建帝王中，实为一代明君。从策动其父晋阳起兵反隋，到贞观前期的20年间（即20岁到39岁）这段时间是唐太宗的光辉年代。但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唐王朝统治地位的稳固，封建专制“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制度和奢侈的帝王生活，以及大臣们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使唐太宗往骄奢的方向变化。这样，贞观前朝较开明的局面开始有所下降，阴暗面开始扩大。唐太宗本人也逐渐骄奢起来，听不进直谏良言。正如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魏在一次上疏中指出太宗在贞观初年是“闻善惊叹”，到贞观八、九年还能“悦以从谏”，但已不像从前。从那以后就变得“渐恶直言”了，虽有时也能勉强纳谏，但不像以前那样豁达、痛快了。这样一来，心术不正的佞臣、逢迎讨好皇上的弄臣就可以“肆其巧辩”，“妨政损德”，贞观盛世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唐太宗在贞观后期纳谏精神减退，听不进反面意见，盲目自信膨胀起来。不听大臣劝阻，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对高丽用兵，胜小失大。“游猎太频”，大臣纷纷谏阻，太宗反唇相讥，说什么“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疏，朕游猎仅在后宛，不烦百姓，有什么不可！”其实游猎早超过“后宛”范围。更糟糕的是上行下效，太子承乾就因好“游”而废学。另一位儿子吴王恪在安州“数出猎，颇损居人”。太宗又不惜国库，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竟下诏说：“从今以后，太子所用库物，有关部门不要加以限制。”于是太子“发取无度”，张玄素上疏反对，差点被太子家奴打死。太宗也忘记了贞观元年十二月他向群臣宣布的“鉴秦而止……宜体朕此意”的话，更把当年接受张玄素批评，停修乾元殿的事置于脑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就大动民力修仁寿宫，后改名九成宫，不久又修复洛阳宫。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又营造大明宫，意欲给太上皇李渊玩乐居住，但在第二年李渊还没住进去就一命呜呼了。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又在洛阳建飞山宫，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又建玉华宫，并说要“务令节约”，结果仍是“费资巨以亿计”。这些劳民伤财之举和贞观前期他赞同采纳魏征的“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相去甚远。

贞观后期太宗“轻用人力”，“东征高丽，西讨龟兹”，不吸取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征高丽损失惨重的教训，甚至连自己说过的话，征高丽“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叹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也忘记了，不久又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三月再次发兵征高丽，并下诏大造海船。九月，雅、邛、眉三州少数民族因不堪造船之苦起来造反，有些州弄得民“卖田宅、鬻子女而不能供”的悲惨境地。

看来，唐太宗在40岁后，无论在思想、作风和健康等方面都走上了逐渐衰退的道路。这位杰出的明君在他的英武、豪迈煌煌伟业之中又带了些悲剧性色彩。

太宗45岁时已经早衰了。他不隐讳地对大臣们说：“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贞观政要·太子诸王定分》）其后，他同样遇到皇位继承问题，太子谋反，魏王被黜，辅国大臣相继去世，使他一次次受到了很大刺激，这更加速了他的“衰怠”。再后来是多种疾病缠身，健康每况愈下。太宗曾嘲笑秦皇汉武相信方士长寿之术，但他自己仍然没有摆脱方士的长寿邪说，食方士金石之药。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又派人从中天竺访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食了这个异国骗子的“延年之药”，使疾病急剧恶化。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三月，唐太宗带着沉重的病体，宣布了他的最后一道赦令，五月腹泻不止，名医为之束手，弥留之际，向太子李治、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交待了后事，尔后永远地离开了他统治23年唐王朝皇帝宝座。

我们在谈到唐太宗和颜纳谏创贞观盛世的历史时，必须认识到这并不是什么民主。因为纳谏本身仅是封建专制皇权的自我约束，并非权力制约机制。谏可纳，也可以不纳；秦可鉴，也可以不鉴。纳不纳谏，鉴不鉴秦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唐太宗“先纳后犯”现象，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

玄宗纳谏

玄宗在位前期是个明君，后期却是个昏君。他初登上帝位时，励精求治，一心想恢复唐太宗的事业。他颇能用人，纳谏。他在京官中选派有才干者到外地作都督、刺史，同时又选拔各地都督、刺史中的杰出者进京任要职，并将这种京内外官员的选拔，调动定为一种制度。对不称职的官员，他断然撤换。公元716年，他亲自在殿堂复试由吏部所选往各地的县令，将其中40多个不能胜任的人打发回家。在位前期，他先后任用姚崇、宋景、张嘉贞、张说、李元绂、杜暹、韩休、张九龄等人为宰相。这些人各有所长。姚崇力求政通，宋景致力法治，张说崇尚文治，李元弦、杜暹注重俭约，韩休、张九龄直言诤谏，皆为贤相。将朝政处理得井井有条。其中，尤以姚崇的贡献为最大。玄宗将他召回京城，要封他为宰相，他就提出了十大条件，如要玄宗同意行仁政，罢兵息武，不准皇亲国戚和太监干预政事，允许群臣进谏等，玄宗都一一答应。如要玄宗同意行仁政，罢兵息武，不准皇亲国戚和太监干预政事，允许群臣进谏等，玄宗都一一答应。姚崇当了宰相后，压制豪强，裁减僧尼，减少寺院，战胜自然灾害，又帮助玄宗整顿朝政，严明赏罚，扭转了中宗时期的混乱局面，被称为“救时宰相”。

这期间，玄宗又能纳谏，宰相韩休和萧嵩共掌朝政，韩休正直，见玄宗有了过失，总是直言谏争，萧嵩恰恰相反，总是顺从玄宗。有一次，玄宗在照镜子，显得闷闷不乐。左右内侍说：“韩休为相以后，陛下消瘦了，何不将他罢官算了。”玄宗严肃地说：“我虽然瘦了些，天下人却一定肥了。萧嵩来奏事，一味地顺从我，他走了以后，我心里不踏实。睡觉也很安稳。我用韩休，是为了治理国家，而不是为我一人。”由于玄宗能够任用贤才，鼓励生产，改革弊政，使得唐王朝政治安定，国力强盛，百姓富庶，经济文化发展到了项峰，其中唐诗最为后人称道，而著名诗人高适、岑参、王维特别是李白、杜甫都生活在开元年代。其他如音乐、绘画、雕刻等艺术也都有显著成就。史称“开元盛世”。

但是，玄宗在取得了这些成就以后，自以为天下太平，进取心也逐渐消失，变得骄傲怠惰，追求起享乐生活。他对大臣的忠谏听不进去了，反觉得讨厌，就重用专门顺从他意旨的人。玄宗61岁时，宠爱上了儿媳寿王妃杨玉环，纳入宫中封为贵妃，并封她的两个哥哥为官，三个姐姐分别封为韩国、虢国和秦国夫人，她的远房堂兄杨国忠（原名杨钊）也靠裙带关系扶摇直上。玄宗整天和杨贵妃寻欢作乐，懒得上朝，还千方百计地满足她的奢望。

玄宗对我国音乐、舞蹈，戏曲的发展有过重要的贡献。他自幼就十分喜爱歌舞戏剧，有一次，他祖母武则天举行盛大的宴会，他当众表演了《长命女》，受到群臣的喝采。他结交道情艺人，努力钻研法曲，深得音律之妙。在平王期间，他创建过一个散乐戏班；称帝后不久，又建立了一个戏曲活动中心，选定梨园作为这个中心的所在地。所以，历来的戏曲艺人都尊玄宗为梨园始祖。

武则天纳谏

武则天的知人与纳谏 武则天道：世间难得一奇才。古之明君都是惜才如金的。太宗皇帝就是这样。他用人不论门第、不私亲戚、不计仇怨，因此，人才归之如流水，大唐事业得兴旺发达 武则天的知人 武则天从辅佐高宗约三十年，临朝称制达六年，当女皇十五年，共有五十余年的政治生涯。武则天参政的这五十余年，可说是唐朝的发展期，没有这发展期，不会有 后来五十年的开元盛世期。武则天在皇宫前分别设立东、西、南、北四个铜箱。东面的铜箱叫「延恩」，要求作官的人可以把自己的诗赋文章投进去自 荐，只要确有才能，很快就可以被试用南面的铜箱叫「招谏」，对朝廷政事有见解的人可以把自己的见解写成文章投进去。西面的铜箱叫「伸冤」老百姓有冤枉可 以投书。北面的铜箱叫「通玄」，有进言军机要事或言天象灾变的可以投书。在武则天多次下求贤诏书渴望人才之情，溢于言表，她说天子的责任，莫重于选才任贤，臣子的功劳，莫过于进献忠言。周、汉诸朝之所以隆盛，在于广选贤良，历 观前代之兴衰，莫不由此。过河得用舟船，盖房须待东栋梁，天子治理国家，必须依靠一大批能干的文臣武将。武则天的纳谏 就纳谏而言，武则天深知匡谏的重要性，她在《臣轨》这部书中，专列＜匡谏＞一章，明确指出：「君主有过失而臣下不能直谏，将危害国家，有损社稷。」要求大 臣们做冒死直言的忠勇之士，而她自己则身体力行，因而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出现了不少敢于面引廷争，直言进谏的大臣，如朱敬则、魏元忠、狄仁杰、杜景俭等。例 如有一次朱敬则上疏武则天，指出现在天下已经太平，不应继续实行严刑峻法的政策。他希望武则天以秦的成败为鉴戒，及时改变法度，广布恩德，使天下臣民能够 消除恐惧和顾虑，安居乐业。则天以为言之入理，对朱敬则给予褒扬。长安年间，朱敬则任政谏大天，其后朱敬则常为赋役繁重、户口逃亡等频频向女皇呈奏谏 言，非常激切。不久，武则天就任他为宰相。武则天的纳谏也不以官阶为凭，例如天册万岁年间，武则天接到获嘉县一个九品小官刘知几的一封奏表，奏表中提出了对当时朝政中肯且切中时弊的四条颇有见解的 建议，武则天接纳了他的谏言，对他给予了嘉奖，尔后刘知几即被调到长安，参与了儒、佛、道三教典故的类书《三教珠英》，后来还写出了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史 通》。大足元年（七０一年）武则天还接见了一个普通人身分的上书者—苏安恒，他的上书主要是关于请武则天传位太子，降梁王武三思、定王武攸暨、河内王武懿 宗、建昌王武攸宁为县公，及请封武则天二十余孙以屏藩皇家的事。武则天很赞赏他的精诚敢言，在宫中赐给他饮食，然后才让他回去。为了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武则天甚至下令在朝堂上设置了「肺石」和「铜匦」。对于臣下提出的批评、意见和建议，都能虚心对待，择善而从。例如：圣历二年（六九九年）九月，有的梨树奇异地开了花。武则天拿著一枝梨花对大臣们说：「这是什么祥瑞啊！」诸大臣都说：「陛下德及草木，所以秋天的梨树能再次开 花。」凤阁侍郎杜景俭说：「现在已是秋天，草木黄落而忽然开花，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臣担心陛下布教施令有亏典礼。此外，臣等自为宰相，本应助陛下治理天 下，却导致天理物理不平，这是臣的罪过。」接著跪倒在地，向武则天请罪。武则天见到杜景俭不谄媚逢迎，敢于直言，很是感动，说道：「卿才是真正的宰相 啊！」。又如长安元年三月，天气本已变暖，却突然下起大雪。宰相苏味道以为祥瑞，准备率百官向女皇庆贺。侍御史王求礼阻止说：「假如三月里下的是瑞雪，腊月里下的 雪不更应该叫瑞雪么？」苏味道不听，执意举行庆贺。这日，苏味道率百官见武则天，以相祝贺，唯独王求礼不拜贺，且大言直说：「现在已是仲春，万物正在复 苏，天气忽然变寒下雪，庄稼和果木都要受到伤害，这是天降灾害，绝非祥瑞！」武则天并没有因为王求礼扫她的兴而治罪于他，反而当即表示接受意见，并下令停 止朝会三天，以示对这种反常天气的惊惧。另一则谏言故事，长安四年，武则天在洛阳城北的白马寺阪修造大佛像，所用钱财名义是向天下僧尼收的税，实际上却出在百姓身上。宰相李峤上书说：「我听说所 塑造的佛像的非户口钱出自僧尼，其实，没有州县的□承根本不能做到。天下的百姓贫弱者众多，有的靠给人做工准备乾粮，有的卖房来支付徭役，造佛像的钱多达 七十余万缗。如能将这些钱用来救贫困，一户一千就能救济七十余万户，同时还能节省大量劳力，又符合佛祖慈悲之心。如果真的能这么做，佛祖和百姓就会高兴，陛下的功德理能广大无边。与其修来生之福，不如让百姓得到今生的实惠呢？」监察御史张廷圭亦上书进谏说：「臣以为当前最关紧要的大事首先应是安定边境，积 蓄府库，休养生息。即使拿佛教的道理来说，也应救灾救难，杜绝不正当行为。希望陛下体察臣的愚见，行施佛的慈悲，务以治理为上，不要因人废言。」武则天接 受了这两个大臣的建议，下令停止修建佛像，并亲自召见张廷圭。对于不正确的意见，武则天也能摆事实讲道理，说明不予采纳的理由。例如，吐蕃人在高宗晚年攻陷了「安西四镇」，对丝网之路造成很大的威胁。武则天即位后，为加强西北边防，让宰相讨论收复安西四镇的问题，狄仁杰上书认为不如放弃安西四镇，武则天即讲明了安西四镇的重要性和必须收复安西四镇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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