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朝的内阁制度及其作用

第一篇：浅析明朝的内阁制度及其作用

浅析明朝的内阁制度及其作用

徐德亮

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内蒙 赤峰

内容摘要：本论文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明朝的内阁制度，首先通过明朝废除宰相设立内阁来阐述明朝内阁的前世与今生。然后再探讨出内阁它对皇权及对有明一代的两大辅政之一的阉党的制约及影响。再次通过对内阁权力的探析最终得出它依然是皇权的御用工具。关键词： 由来 内阁 皇权 权力架构 政治效能

一 明朝的废相与内阁的由来

在明朝初期一直秉行的宰相制度，皇权作为九五之尊享受至高无上的权威，而相权则把持全国最高的行政权力。宰相虽号为“奉旨办事”但实则不然，王朝的很多事情宰相是不与皇帝商量直接独断专行的。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当朝皇权是个“懒王”还好，如果当朝皇帝勤俭持政且有很强的权力欲那就糟糕了，君权与相权就会必然产生裂痕与矛盾，皇帝与宰相争权夺势形同水火，严重时国家的政策说瞬息万变有时也不夸张。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下去了。前朝教训无数而距明太祖最近的教训就是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

在元王朝统治中原时期，由于很多帝王的文韬和武略都不足，元代皇权孱弱无能，所以宰相擅权。这些种种给明太祖朱元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且明太祖也阅读了很多的史料，也发现了很多相权对皇权的掣肘。故而他终结了延续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并认为元代灭亡的原因就是将政权委臣，并最终导致欺上瞒下的原因所致。再加上明太祖对开国功臣本就有猜忌之心。终于借“胡蓝之狱”最终废除了宰相制，权分六部。

相权最终被废除了，皇权自然得到极大的膨胀。随之而来的自然是政务的大量增加。太祖每日批阅的奏章据《明史》记载大约为200多件。处理的各项杂务多达400多件。太祖的工作可以用“昧爽临床，日宴忘餐”①来形容。但依然无法做到完美无暇，唯恐出现差池。于是明太祖终于在身体所力所不及的情况下诏天下举贤才。于洪武14年（1380年）设立四大辅官。四大辅官皆来自民间，帮助皇帝协理政务监调四时。四大辅官是按照春，夏，秋，冬四季设立的，同时还作为太子的宾客。四大辅官按时令入朝，官位为正三品，以补皇权力所不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四大辅官皆来自民间，对朝典朝章并不熟悉，难以娴熟。故而四大辅官在设立了不到两年便废止了。但却是明太祖对后世中枢制的进一步改革打下的一个很好的基础。

内阁制的真正开始形成始于明成祖朱棣时期，《明史》对内阁的解释为“以 其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明前期由于皇帝都比较勤勉政事，内阁还只是作为一个“垂询”机构，同时为了避免内阁专权，成祖时期规定阁臣不得设立官署，不得专制诸司。阁臣的品位很低甚至不如一个外

省的知府。更不用说节制六部的尚书了。但是到了明仁宗朝的时候就发生了变化，内阁的职权和地位得到快速发展，其位高权重丝毫不亚于隋唐时期的宰相，《 明史》载：“ 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②

有明一代内阁的职责范围是“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③“献替可否”是内阁帮助君主减否政务的主要方式。内阁大臣据皇帝的垂问阐述意见，这叫作“献”。君主表示认可并指示可以执行这叫作“献可”。如果阁臣对皇帝的方案有不同的看法称为“可否”。简单地将就是封驳之权。“奉陈规诲”,“陈”就是四书五经儒家经典著述，前朝明主的政绩和先皇祖考的遗训，“规”就是规章方法，用来教育和培养皇帝的，奉陈规诲就是内阁大学士利用课堂的形式向皇帝传授四书五经和安邦定国之术。“点检题奏”，因公事上书叫作“题”，因私事上书叫做“奏”，点检题奏就是内阁对诸司的各种奏章有预览之权。“票拟批答”始于英宗朝，也是明代中后期，内阁帮助皇帝平章政务的主要形式。除了上述职权外内阁同时还具有起草懿旨，参政议政，撰修帝王实录的权利。到了明后期，内阁大学士甚至拥有了选任官署的权力，例如万历首辅张居正在进行官制改的时候就提出“用舍进退，一切功实为准。”④在明崇祯帝在位时期，内阁又拥有了辖制军事的权力，如崇祯2年（1629年）后金侵明，而明朝派遣攘外的是内阁大学士孙承宗，他在通州誓师，比北方一定程度上收复了部分失地。

有明一代选任内阁大学士还是比较严谨的。明代的内阁成员一般是5到7人，有时也多达10多人。明代前期内阁成员并无品级高低之别，到了明代中后期，尤其是嘉靖朝开始设立首辅之职。内阁成员统称为辅臣，其中资历最深的人被称为首辅，往下是次辅和群辅。首辅位高权重，次辅和群辅只能望其项背。首辅主持内阁会议，次辅和群辅是没有资格的。明代内阁的选拔最首要的一点便是必须出身翰林，非翰林是不允入阁的。有明的的170多位内阁大学士中，通过尚书入阁的有110位，通过侍郎入阁的也有24位。绝大多数出身翰林，所以在明代翰林院又被称为“清要之地”。对于大学士的任用，明代初期是由皇帝直接提点的，称为“特简”。明代中后期，由于内阁权势的膨胀，内阁成员的选用变成了内阁成员向皇帝举荐人才入阁。

二 内阁制产生后对专制皇权及司礼监（宦官）的制约

明太祖朱元璋过逝后，其子朱棣即位后在其父亲的基础上又搞了个创举，设立内阁选拔阁臣协御机务。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明代内阁制度的演进也正是体现了我国传统官僚主义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是顺应王朝的需要而建立的，但建立后却又有了要摆脱王权束缚的需要。内阁的设置本是为了加强皇权的需要，但随着内阁制度的发展，内阁被委以协御国政，替代帝王言行也成为必然事件。其由原

来的“垂询”机构发展并逐步拥有了参政权。并最终拥有了整个王朝官僚机构认可的最高决策的参与权。

内阁作为整个王朝运转机器的核心他们通过为皇权平章政务，力挽时艰，直言谏诤，发挥着对军国大政的核心参与及居中调停的作用。明代中晚期，虽然官场上对内阁首辅制度多有非议，并对内阁所拥有的部分职权大加攻击。但我们要清晰一点内阁的根本是服务皇权，内阁与皇权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矛盾关系。一定程度上来说内阁权力的稳固与皇权的稳固是基本一致的。特别是当王朝蒙尘之时，往往整个朝野都向内阁寻求悬壶济世之方。所以自成祖朱棣到末帝朱由检，历代皇权虽赋予内阁的职权有轻重差别，但均未想过要去取消它。也就是说内阁的稳定与整个王朝的稳定成正相关的关系。也意味着明代中央权力构架中内阁不可缺少，专制政治的强化离不开阁臣的调节和维护。同时当内阁彻底被冷落，内阁群体无法再挽救时艰，明朝的气数也就到头了。

对内阁制的整体进行分析，我们又会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他们必须协调好与皇权，司礼监（宦官）和六部尚书的关系。内阁群体虽然依附皇权受制于司礼监的辖制同时又有统调六部之权。尚是如此也不能轻视内阁之权威。因为内阁依附皇权就同时也拥有了节制司礼监的能力。司礼监与内阁是相互制约最终为皇权服务。如上文所述，内阁的建立是为加强皇权的权威而建立的，但是内阁一旦建立又同时拥有了脱离君权意志的现象。毫无疑问内阁的存在已依附皇权为为根本前提，这是谁也不能否定的。但我们也应同时看到作为内阁的辅臣群体在为皇权服务的时候是一个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内阁可以用各种方式和途径来影响帝王的决策，甚至制约帝王的决策。无论是通过对帝王每日的传经布道，还是通过票拟，召对等形式面君。这其中的种种无不都夹杂了内阁辅政的个人的思想感情。特别是在格君心，正君德方面更是影响深刻。尤其到了明英宗朝的时候，票拟制度成了内阁的专司属权并且成为一种定制。票拟制度的专司化很快成为全朝野上下必须准守的准则和指南，甚至君权也得顺其令。可以这样说内阁的票拟很大程度上上就是最终的决定，帝王的“旨从中出”变得很少见。当内阁拒绝票拟政令，这便是一种对皇帝发布错误政策的一种否定。君王的召旨，内阁不满，可以拒绝票拟，递回中朝从新奏对，对皇帝的变乱朝纲起到了一定抵制作用，尤其是到了明代中后期由是如此。除此之外明代内阁群体还可以利用旧皇崩驾或退位的时候，内阁利用为先帝草拟遗诏和登极诏书的时候，借以表达自身的安邦理念，以达兴邦除弊的目的，同时对新君也起到了引导作用。凡此总总无不体现着内阁对皇权的能动性引导和制约作用。

评价内阁内阁制度对皇权的制约作用再有明一代不得不提下一宦官，也就是 前文一直重复提到的司礼监。本来用朱笔圈阅奏章是皇帝的特权，也是控制内阁越权的利器，但是明代中后期后，君主多少不更事或倦怠朝政，因此这种“批朱”

特权便被身边的宦官把持了，拥有了“批朱”之权就使得宦官的权利伸到了外朝。就是所谓的“然内阁之票拟，不得不绝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但是在有明一代宦官始终未坐大这不能不说与内阁的制约作用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这么理解每到了明代生死存亡的转折时期，内阁均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才令明朝一次有一次度过了危难时期。就内阁与司礼监（宦官）的关系来看，二者的存在都是为了皇权服务的。内阁掌管“票拟”之权，司礼监掌管“批红”之权。而这又是一种制衡关系。内阁通过“票拟”来影响中央的决策，而司礼监通过“批红”来限制内阁行使职权。内阁与司礼监这种打打和和的局面也是出于无奈。内阁的“票拟”往往不得不取决于司礼监的“批红”。司礼监成为阁员与皇帝沟通的重要方式。内阁大学士想要顺利辅政经常需要宦官的配合。但是需要要注意一点我们不能以此就断定出内阁的权势受制于宦官群体。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一个史实，即在明代以前历朝历代宦官狭天子以令诸侯的事件层出不穷,如“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造成“自(唐)穆宗以来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⑤。有明一代虽然阉党之烈于不亚于唐代，但却始终难以威胁皇权，这与内阁的有效制约是分不开的。从明代的体制上来说，内阁拥有朝野上下最为认可的权力职能，因此相较于司礼监来说内个还是处于主导的地位。然后就从中国的传统儒家脉流来看，宦官掌政毕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难以得到朝野广大臣僚的认可，这是我们从总体上进行的把握。然后我们再从内阁与司礼监的交往中来看内阁对宦官的制约作用。第一，我们从内阁与司礼监所拥有的职权票拟，批红来说。首先“票拟”是全朝野所认可的权力运行规则，内阁具有独立性，可以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而“批红”是司礼监代君主而为之的，是基于内阁给出的票拟而定的，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一般情况下，司礼监给出的批红只能遵循皇帝给出的方式办，不能随意改动票拟。第二，内阁对司礼监权力的限制在朝野往往被认为是正义行为而获得大为的支持,内阁常常借用祖制来圈范宦官的作为，力图将宦官的权力限于内廷。所以若果没有内阁对宦官的制约，有明一代的宦祸也许会更为严重。第三，有明一代，在很多公务面前，与其说是内阁在不断地溜须宦官，到不如说是内阁在灵活的利用各种形式对以司礼监为首的宦官群体在进行利用。明代君主喜欢玩平衡感，所以内阁一定程度上在利用司礼监反制帝王专权对阁权的削弱。研究者研究表明：“在有内阁的二百四十 余年中，宦权超过阁权的时间不及五分之一，五分之四的时间是阁权超过宦权”⑥。

三 内阁依然是皇权的御用工具

明朝的中枢权力机构明显与前代不同，它是有两大机构组成—内阁与司礼监组成，二者都不是国家的最高行政机构，均是辅助皇权的办事机构，因为彼此之间的制衡，所以谁也无法异军突起成为威胁皇权的力量。

如前文所述内阁的权力极不稳定，虽然出过严嵩，张居正这样显赫一时的人物，但也是趁皇权“玩忽职守”的时候才会出现代行王政的现象。内阁成员一般出身翰林，进入内阁后其权力的强弱与皇帝采纳票拟的情况成正相关，所以内阁缺少连续性和保障。与前朝相比，明代内阁的功勋并不卓著。这一方面与内阁群体的资历有关，前朝的宰相都要在基层有一定时期的锻炼，而明代内阁基本出身翰林，缺乏从政经验，自然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权力缺乏连续性与保证，容易被皇权控制。所以，显而易见有明一代的内阁只能加强皇权而无法成为皇权的威胁。

有明一代的司礼监不但是明廷设置的24个衙门中最具权威性的一个，而且在宦官所处的12衙门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司礼监掌管着明廷“皇城内一应礼仪刑名，钤束长随，当霆，听事各役，关防门禁，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章奏文书及照閤票批红等事”⑦。司礼监对明政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嘛：第一，代行皇权，特别是代替皇权进行批红。第二，执掌厂卫，司礼监还控制着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等特务机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一点，宦官始终无法掌握兵权，并全市中掌握在政府派遣的总兵手中。所以虽然宦官距离皇权如此近，但是终明一代，宦官绝对处在皇权的绝对操控下，无法越雷池一步，只能是促进皇权的进一步加强。虽然如此说，但司礼监的设置毕竟还是有它的重要性在那里：第一，始终贴近皇权，而且也常被授权代行皇权，被身在职场较量中占据了很大优势。第二，替代皇权监视文武百官，势力甚至在皇权的怂恿下超越内阁的职权。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第一，内阁成员因缺乏实际的执政经验，而且确立缺乏连续性而且不稳定，所以很难僭越皇权，只能是维护皇权的办事机构。第二，如果有的同志还认为这样还是有些缺乏说服力，那么通过上文我们可知司礼监始终是皇权的御用机构，而且司礼监与内阁并称为明代两大辅政机构，因此亦可用司礼监来牵制内阁势力的壮大，反之亦然。所以内阁，司礼监与皇权的关系更像一个三角形的关系，皇权高高在上处在顶端，内阁与司礼监位于两边的底端，谁强谁弱，完全是与皇权的亲疏而定。内阁通过“票拟”来加强皇权，司礼监通过“批红”来辖制内阁。很大程度上，明代皇帝利用宦廷代行“批红”，与其说是下放权力，不如说是利用宦官在牵制内阁的势力。从而这也保证了整个王朝的稳定，从明代中后期多出昏庸的皇帝，而整个王朝并未紊乱就可以看出。四 客观评价内阁群体：

我们在评判内阁群体的时候，不用过于纠结内阁到底是“宰职”还是非“宰职”。尽管向前文所述的严嵩，张居正等所掌控的权力已经很类似前朝的宰相，尽管内阁的存在终明一代也无法找出典章制度的依托。但我们必须清晰一点那就是从明代中期开始，百卿就开始称内阁的阁员为“宰辅”，而皇帝面对如此毫不隐晦的称呼面前，也丝毫没有横加斥责，甚至连帝王本身也无法避免称内阁成员

为相职。阁僚成员本身也俨然以“宰职”自居。但是，也如前文所述，内阁无论权势多么如日中天，细论起来内阁与“宰职”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总的来说，宰相位极人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级行政官吏，拥有法力说依托的权力和衙署，有直接统领的下属。而明代的内阁则不然，他们缺少法定地位，权力也无法辖制六部九卿。阁员，职责，有明历代也不尽相同。内阁作用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皇权的“慵懒”和信任程度。所以评价内阁不能笼统的用似“相”还是“非相”来论。

终明一代，内阁势力的强弱总是处在不断地强弱变化中，这里既有皇权的需求使然，也与帝王的为君能力有关。同时也与内阁过硬的能力和协调六部的能力有关。也与国家时艰的危局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有关。所以有些同志争论的内阁到底是否为“宰职”之辩，更多的更像是表层认识，而并未明晰其内。

如同前朝历代宰相一样，明代的阁僚也大多抱着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而缺乏典章的依托，又使他们有一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气不长”之感。所以每当内阁得到皇帝的认可时，内阁往往表现出极大地抱负欲，恨不能将自己的治国理念全数展现在皇帝面前，让皇帝知道内阁并非徒有虚表，是能够匡扶社稷，扶大厦之将倾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内阁与皇帝的见面方式有隐晦和明面之别。有通过奏章传达的，有通过与皇帝直接面禀的，也有通过宦官代为传禀的。即使内阁在一定时期内在皇权面前失宠，也不见得内阁的言语在皇帝面前就油盐不进了，也就是不可能丧失的一点影响力都没有了。熟话说谋事在人，政治人物的能量有时并不是我们可以完全揣摩透的。终明一代的内阁辅政开创了前代未有的先河，阁僚群体贵为天子的左膀右臂，但由于前文所述的种种原因，其实阁僚的立身环境是比较险恶的，如履薄冰。

此外内阁统辖六部也要辩证的来看待。前文已述，朱元璋废相以达权分六部。后来明成祖朱棣明确规定“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内阁)”⑧。但是虽然如此我们也要明白一点，无论从整个皇权的需要还是六部统协的需要，内阁势必必须要统辖六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也是中央权力运行的主要方式。但同样的我们不能说内阁专有诸司，这也是缺乏历史依据的。明太祖权分六部，皇帝一人总摄政务，听起来想法是不错的，但是在整个王朝的运转实践中是无法做到的。因为六部是无法调节朝政与庶政的，所以内阁的建立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六部之上，皇权之下的一个决策机构。而六部激吻上就可以称为最高权力的执行机构。如果六部各自为战，都是各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那么整个朝政可定会运转失灵。同时内阁要想统辖六部也必须对六部事务有一个比较明晰的认识。关于此事，明神宗万历年间的阁僚申时行有过很精辟的描述，他说“夫国家纪纲法度，分掌于部院，而统归于朝廷。阁臣则参机务，备顾问者，若于诸司之事全不与闻，即皇上有问，臣等凭何奏对？即有票拟，臣等凭何参酌？此岂皇上委任责成之意哉 ”⑨。又云“夫阁臣之参机密，自永乐以来二百余年，天下之政出于一，自古记之矣。所贵择人而任之，主上虚己而听之，自可兴化致理。若使六曹各司其事，则意见纷出，事权涣散，其执必不能安”⑩。从政权运行上来说，内阁是作为六部的上层机构而存在的，是一种上级与下属的关系。若果真是这种上下级的关系，其实是更利于朝政的稳固运转的。但是终明一代怪就怪在这里，六部居然是抗衡内阁平章政务的障碍。如果内阁不与六部关系的融洽，那么内阁的辅政实际上是缺乏现实基础的，如果内阁与六部就权力问题吵得不可开交，唯一造成的只能是办事效率低下，甚至一发不可收拾。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自明代中后期以来，多出昏庸无能的帝王，怠惰朝政更是家常便饭。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内阁不统辖六部，不难发现先明朝是无法保持存在200多年屹立不倒的，危局肯定会层出不穷。所以放大到整个王朝来看内阁，内阁辅政更多的是起到一种稳定器的效果，从内阁统辖六部的程度来看，内阁更多的是以签署命令的形式，而非直接掌控。内阁统辖六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央政权体制的缺失，更加有利于六部之间的配合，更大发挥皇权的统治功效。总的来说内阁统辖六部是一件积极的事情。五 总结

明代内阁制度的建立是封建社会中后期的一种对上层建筑的一种变革，内阁并最终成为有明一代的最重要的中央权力机构之一。中国历代的中央政权机构，自秦代开始，直到明朝初年都实行的是宰相制。宰相是最高行政长官，享受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崇高待遇，所以历数中国历朝历代充满了皇权与相权的争斗，这就使得提高皇权削弱相权成为历代加强皇权的总的大方向。在这点上，经过前朝的不断摸索，终于在明朝开花结果了，明代太祖朱元璋利用“胡蓝之狱”，彻底废除了相权，权分六部。但是作为帝王本面对如山的政务即便是殚精竭虑也是无法完成的，所以设立四大辅臣官。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时候，内阁开始正式形成。内个最终发展成为明代很重要的中央机构，本质上是封建地主阶级在不改变政权性质上的一种框架内的调节。到了明代仁宗朝，内阁更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明史》有云：“ 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如前文所述内阁一定程度上可以制约皇权。但是同时我们也会看到皇权是不会令自己被束缚的，他利用阁僚的选用和司礼监的“批红”来反制内阁无时无刻的越权企图，最终令内阁知识作为皇权统治下的御用工具而已。

总的来说内阁作为存在于明朝中央的一类高级官僚群体，其所作所为都对整个王朝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明朝是一个鲜出贤主的王朝，可以说内阁为了整个明朝的政权稳定运行，做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明朝能够延续270多年的加

固器。

对于明代内阁我们还应了解到下面这几点：第一，内阁作为一个群体，它与明代的其他僚属一同构成了皇权的保护盾牌；第二，内阁作为一个由政治人物组成的群体。需要明白的是政治生活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所以阁僚的治国理念与思想感情是饱受个人的生活经历，社会交往关系，生活需求等方面影响的。所以对其的政治作为的剖析不能以事论事，更应要把他们整个人生经历做一个全方位的解读，寻找着其中的关联性，这样才能比较可观的解读内阁群体，才能做到恰如其分地评判他们的所作所为。

第二篇：内阁制度

内阁制度范文5篇

明朝内阁制度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形成时期长，而且始终没有取得法定的地位，始终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从永乐开始，历代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寄大政于内阁，皇帝“其不接见臣下而能统治天下者，以有阁臣票拟故耳”。但是，他们谁也不敢担当违反祖制的罪名，谁也不愿从已经取得彻底胜利的皇权中，又拿出一部分给阁臣分享。所以内阁进展缓慢，而且始终未能成为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内阁与皇权矛盾重重，又始终屈服在皇权的重压下。

阁臣与皇帝矛盾，除了反映为封还诏旨一类以外，很多反映为阁臣在中叶以后不断提出辞职。皇权与内阁矛盾，亦反映为明代阁臣善终者少，有政绩的不多。明代内阁权力不稳定，虽然有严嵩，张居正之显赫，但他们一是乘皇帝静摄而代行皇权。一般阁臣来说，由于基本上都是文学侍从之臣出身，入阁后权力之大小，只决定于票拟被采用的情况，所以呈现为不稳定，没有保障，没有连续性。[20]

与汉、唐、宋相比，明代辅相的业绩并不显著，这一方面固然与入阁前之资历有关。汉、唐、宋之宰相都要经历郡邑，而明之阁臣却基本上出于翰林院。他们没有从政经验，不知民间疾苦，对政事自然难以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但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们权力不稳定，被司礼监挤着，被皇权压着，即使有抱负也难于施展。

显然，这样的内阁只能助长皇权，而不可监督、约束皇权。有明一代，内阁始终未能成为对皇权的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朱元璋废丞相的目的是达到了。

内阁受制于司礼监，矛盾深刻，但又不得不走司礼监的路子。

在中枢系统中，内阁有票拟权，司礼监有批朱权，是内外相维的双轨制。但双方地位的特殊性使内阁难以与司礼监抗衡，双方权力的大小，又是以皇帝的向背为转移而互相成比，因此，他们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相维相济，而只能有对权力的激烈争夺。皇帝宠信司礼时，司礼尽夺内阁权力，如刘瑾、魏忠贤时;否则就是权相出现，如严嵩、张居正时。

严嵩、张居正之显赫，还得讨好司礼监，就是明证。

综观有明一代，内阁对宦官之干政，虽亦起过一点制衡作用，如成化年间，由于阁臣一再坚持，汪直主持的西厂一度被撤。但总的来说，内阁是越来越受制于司礼。内阁为司礼监扼制，以致明代成了宦官为祸最烈的朝代。

内阁与六部经常互争雄长，矛盾重重。

历代及明初，六部均隶属于丞相，凡事必须秉承宰相的意志，自撤中书省、提高六部品秩后，六部变成直接对皇帝负责，职权完整，而且在阁之上。但随着内阁品位的提高，又有票拟权，内阁比六部更接近皇帝，部权便在不同时候、不同程度上为内阁所侵。但是，内阁毕竟不同于中书省。从制度上说，六部不必听命于内阁，而内阁则“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于是内阁借位尊势崇而力图控制六部，六部则钻内阁没有法定地位和权力的空子，力图摆脱控制。因而阁部经常争权，尤其是争夺人事权。

内阁与六部这种职权界限不清，工作上彼此失调，大大影响了明政府的行政效率。在客观上，则有利于司礼监的擅权乱政。

内阁中矛盾激烈。

尤其嘉靖以后，阁臣间的倾轧突出由于阁臣的任用、权力大小、去留，均没有明确规定，又由于首辅与次辅间权力悬殊，在天启以前一直无明确的职责分工。所以阁臣间争夺权势的斗争激烈，尤其是“嘉靖以来之首辅，莫不由倾轧排挤而得之”，如严嵩拉拢科道弹劾翟銮，使翟被“削籍为氓”。严嵩与夏言互相排挤，致夏言被弃市。

在阁内的纷争中，阁臣不但各自培植自己的势力，致使明中叶以后的政治日益腐败。

从明代内阁制度的种.种特点，可见内阁制度在当时并未能成为与君主专制政体完全适应的辅政制度。内阁地位的特殊又使它成了矛盾辐辏之所，各种矛盾的发展，无一不是加剧了政治的腐败。

内阁制度范文（二）

略知明史的人都知道，朱元璋废丞相，沿袭近两千年的宰相制度至此终结。

朱元璋之所以废除丞相，是想一劳永逸地解决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但是，朱元璋太自负了，对他的后世子孙估计过高了，结果最后发展出一个内阁制度，到了明朝中期，内阁大臣在朝野心目中，已俨然宰相了，官场都公开称内阁大臣为“相”，称内阁排位第一的大臣为“首相”，皇帝在公文里也不避讳以“相”来称阁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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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行书大军帖》(故宫博物院藏)

尽管如此，内阁和以往的宰相还是有很大区别，以笔者之见有三点不同：

第一，地位不同。

汉唐宋的宰相机构如丞相府、中书省等等，都是国家法定机构，位列部院之上，宰相也都官居极品;明朝内阁却没有法定地位，内阁大臣正式官衔是大学士，属于翰林院的官职，只有五品，只是通过给阁臣冠以师保荣衔(如太师、太傅、太保)，或照例加某部尚书、侍郎(这个职衔是虚的，用于照这个职衔领取工资)，才提高了品级，位极人臣。

第二，与部院的关系不同。

以往的宰相，是领导部院的，部院属于宰相的下属机构。内阁却不能领导部院寺监。比如六部就直属皇帝领导。内阁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发文，无权指挥朝廷的各部院寺监和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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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洪武十三年(___年)以后中央机构简图

但是，因为内阁代皇帝对各省、各部院寺监的公文拟批示意见，内阁在当时就被称为“政府”，实际上阁臣的权力并不比过去的宰相小，甚至更大了。只是运转方式、行使权力的名义不同。

内阁行使权力，相对来说具有被动性，行政效率也比过去要低。比如，地方政府有所请示，先要送大内，大内再送内阁，内阁拟批示，再送大内，大内再分送部院拿处理意见(当时称题覆)，部院题覆以后再送内阁，内阁认为不妥的还要打回去，内阁满意了，再拟批示意见，送大内批红。内阁是无权就某事该如何处理直接指挥省级政府的，非要经过部院和大内的程序不可。

第三，产生渠道不同。

中国有句古话，叫宰相起自州县。这是强调宰相要有地方工作经验。可是，明朝的内阁大臣却与之相反。因为内阁大臣开始只是皇帝的秘书、顾问，所以从研究机构——翰林院中选任，渐渐形成了一个惯例：“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内阁大臣只能出自翰林官，而翰林官是以诗文甄拔出来的;甄拔出来进了翰林院所学的还是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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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会典》中关于翰林院职官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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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翰林院检讨腰牌(图片来自雅昌拍卖官网)

因为选拔制度的原因，总体上说，明朝阁臣的行政能力远不如以前的宰相，像高拱、张居正这样的能臣，实在是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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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

明朝以祖制治国，非常保守。前期的内阁与后期的内阁不可同日而语了，却还要保持以前的祖制，不敢改变。

内阁制度范文（三）

在我国这浩浩汤汤的华夏上下五千年历史之中，我国自秦朝至明朝初期一直奉行的皇权专制，实行的是宰相制度，纵观历史长河我们能够非常直观的发现在我国古代一直被沿用的宰相制度在过去的几千年历史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担当着不可或缺的责任与使命。无论是在维护统治者统治秩序还是协助皇帝处理全国各地的政务宰相都发挥着非常大的辅助功能!但是在我国存留如此之长时间的宰相制度却在明朝初期被朱元璋下令废除，这到底是中国历史上皇权的高达度集中所致还是时代的优胜劣汰呢?随之而来的是内阁制度的建立，内阁制度相对于宰相制度到底有什么优点呢?它又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与发展呢?想要探讨清楚这些问题的前提是对整个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对替代宰相制度的内阁制度有一个很是细致的了解与分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替代宰相制度的内阁制度究竟是如何让产生与发展的吧。

“胡惟庸案”与丞相制度被废除

在明朝建立的初期，由于国家刚统一没有多久，国家局势也才刚刚稳定下来，中央政府有许多的举措都还没有来得及去实施。所以这时候的明朝制度大体上沿用了元朝制度，但是在沿用过程中并不是直接搬过来直接使用而是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的特色。但是在明朝初期的时候出现了许多嚣张跋扈、目中无人的朝中重臣，除此之外，很多人因学业不精，求取功名而不得竟然纷纷不竞走其门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明朝制度的一种破坏与践踏。

幸而朱元璋虽然出身不高但是却十分的有理想，有抱负!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即公元___年)的时候借伺机谋反的罪名将猖狂多年的胡惟庸绳之以法，并且以此为借口“罢丞相不设立，析中书省之政权归六部”。至此在我国古代社会延续了将近一千五百年的的宰相制度被彻底废除，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少了宰相的辅助，来自全国的各种政务全部都须朱元璋一人亲自处理。

内阁制度的建立

渐渐地，朱元璋深深的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朱元璋在废除宰相制度之后又尝试性的建立了其他体制来代替宰相制度，以分担自己的压力与工作量。而朱元璋的这种想法就为内阁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机会与萌芽条件。

朱元璋在综合各方意见之后开始着手设立殿阁大学士，而设立大学士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有才之人担任自己的顾问与帮手，以备自己不时之需。但是大学士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利所以并不能够对皇权产生任何的制约，这与朱元璋极力维护的中央专制集权思想并不冲突。转眼之间内阁制度的雏形便这样确立下来，随着明朝中央专制集权的加强，君主专制主义集权制度已发展到了历史巅峰阶段，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内阁大臣的权力

明朝内阁主要负责是内容是辅佐皇帝决断政务，大学士需要根据皇帝就国家问题提出的问题而叙述自己个人想法与意见，在得到皇帝认可之后方可实行;内阁大学士对皇帝提出的解决方案可以持有不同的意见并且及时提出劝谏，这也是皇帝赋予内阁大学士的封驳权力。

除此之外，内阁大学士还拥有一项非常大的权力那便是“票拟批答”，即内阁大学士对于各个衙门、文武百官、朝中大臣上呈的奏章进行答案的初步拟定和批注以供皇帝在处理的时候参考做出决策。而“票拟批答”也在后来的明朝中后期成为内阁大学士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主要形式。从明朝初期到明朝末年内阁大学士的权力在总体上呈现日益增强的一种趋势。

内阁制度的顶峰

内阁的职权和地位不断上升，朝廷的早朝班次中内阁大学士依旧位居六部之上，六部从之前从属于政府最高职能部门的高位跌落为内阁的下属部门，并且还有“六部办事，唯内阁之命令是从。”这一情况表明内阁的地位看似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实际上是有上升了一个高度。

至此为止，内阁成为明朝最高的政府机关，这也标志着内阁在地位上发展到了历史之巅!内阁之所以能够代替宰相制度发展到历史的顶峰，是因为内阁与皇帝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内阁是皇帝专制的强有力的工具，而皇帝又离不开内阁的协助与辅佐，两者在维护封建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是达成共识的。除此之外内阁又有着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先进性，很好地适应了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

内阁制度的影响

明朝建立的内阁制度极大的强化了君主专制制度，由于皇权与内阁制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当皇权高度集中之时，内阁的权利与地位越高，但是这也形成了明朝宦官专权的局面形成，由于明朝的内阁只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辅助机构而已，有些地方要受到宦官的牵制，所以这便使得在当时出现了许多只手遮天得宦官。

综上所述，书中所说的“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之罢丞相也。”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没有宰相约束与限制的皇权高度集中渐渐失衡，再加上内阁这个机构并不合法，没有真正的实权，一切皆是皇帝赋予，如果再遇上一个昏庸无道的君王，那这就会造成宦官当道的现象了，除此之外，内阁的受首辅大臣为了能够争夺更大的权力常常选择依附宦官，这更加助长了宦官的嚣张气焰。总而言之，内阁的出现与成熟与明朝当时的政治局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且内阁制度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的影响力也是很深远的。

内阁制度范文（四）

《明代内阁制度史》的作者是王其榘，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现主要从事明史研究，其中对明代东北疆域的研究具有开创性。这本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对内阁是否是“避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的解释;二是内阁制度建立的过程;三是内阁制形成之后的各朝代对其的改革或变更。其中第二部分是本书的重点内容。

对于重点部分内阁制度建立的过程，该书将其分成四个阶段。

在内阁制度产生之前的洪武到建文年间，洪武年间朱元璋废丞相、撤中书省、设废四辅官、设置殿阁大学士，洪武时期的内阁及其大学士“职位卑微”，仅能遵命办事，不得干预各机关事务，不得以个人或部门名义发出发出任何指示命令，可见当时的内阁完全是一个辅助性的办事机构，所谓大学士也只不过时与皇帝比较接近的文书工作人员而已。建文年间翰林学士可以参与机务且拥有票拟权。

内阁制度建立第一阶段是永乐到宣德年间。永乐时期内阁无衙署，只是解缙等人值班的地点设在文渊阁内，而且阁臣无印信，行文用的是翰林院的印信，对于官员也定额，多时七人，少时三、四人。内阁无官署，各人分别向皇帝负责，无下属佐理官员，无“专制诸司”的职权，而且对六部等部门不许有任何联系，无受驱使的吏役。洪熙年间，把皇帝代言近臣的官阶从正五品提高到正三品，内阁权力加重，逐渐受到重视。宣德年间，皇帝三次光临文渊阁，与杨士奇等儒臣共论明代帝王之事，奏章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内阁制度建立的第二阶段是正统到正德年间。在正统年间，殿阁大学士正式奉命“票拟”，阁臣可提出施政意见，翰林院建成，不再寄居于宫内的文渊阁，内阁与翰林院分开，明代内阁制度基本建成。景泰年间，景泰初期的文渊阁臣的职司，大致又退回到永乐初期的情况，比之正统初年不是向前发展而是后退了一步。文渊阁不是一个正式的行政机构，而是为皇帝服务的代言近臣的一个入值场所。文渊阁对六部、都察院等衙门行文，仍以翰林院的名义，六部、都察院等给阁臣的公文，也只称翰林院，入值文渊阁的阁臣中，各人的任职可以因时而异，因人而异。成化皇帝宠幸万贵妃和太监汪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昏君，他开创了皇帝不接见大臣的恶例，在位的___年中，只召见过一次内阁大臣，凡事大小都由太监传谕，可以说这个时候内阁制度没有发展前进反而停滞倒退。在这期间阁臣与内臣两次大争斗，均以阁臣胜利告终。弘治年间情况有所改观，内阁无论从才学、能力还是品质，都堪称是明朝最成功的内阁之一。内阁阁臣开始班列六部之上，形式上内阁地位超越六部，内阁辅佐皇帝革除弊政，敢于谏言，最终形成了弘治时期朝政稳定，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而正德皇帝荒淫无道，宠幸宦官，内阁不能与司礼监抗衡，完全屈服于内臣的淫威之下，内阁集团已经沦落为宦官集团的办事机构，内阁权力有所跌落。

接下来是内阁制度的形成与相权的出现。嘉靖时期，朝位班次，内阁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隆庆时期，万历时的“名相”张居正正是此时进入内阁的，阁臣兼长部院，是隆庆时的创举，到了隆庆六年有些阁臣一身而二任，且在二月初八，赵贞吉和高拱还有了免奏事承旨，给予阁臣的礼遇超越了府部大臣。万历时期，内阁权力极盛的时期，张居正改革让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张居正实则已经接近于现代首相的地位。阁权扩张使神宗感到威胁，遂削夺阁权，不再委政内阁。事实上，衰败的不仅仅是内阁首辅一人的权力，明代内阁整体上亦日趋衰落，权力地位下滑，已难以发挥作用。

本书除了对内阁制度建立的过程有详细介绍，而且对于内阁制度的其他附加内容，也有概括性总结，就如书中对内阁制度的特点的描写，王其榘将其分成了四个部分。首先提到内阁不是一级行政机关内阁，内阁其实只是文渊阁的别称。内阁无自己的印信，内阁行文，须借用翰林院的印信。而且，对于内阁制度来说，它始终没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内阁的职权超出翰林院之外的是“预机务，掌内制，有票拟职权”，但这些“代言之司”，也因人而异，因事而不同。内阁是皇权与相权斗争的结果，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产物。内阁实际是皇帝的秘书处。其次内阁阁臣几乎都是翰林文学之士，内阁阁臣从永乐到崇祯末，共有一百六十四人，从他们各个方面的特点来看，内阁阁臣几乎是清一色的进士。到崇祯年间，八股取士的毛病更加显露出来，阁臣中并未有真才实学的人。第三是内阁在很大程度上依旧受到君权的压制，只有被称为“明初盛世”的永乐到宣德年间，这三个皇帝与内阁阁臣之间的关系还算融洽，但解缙、黄淮和杨士奇等人依旧因与皇帝发生冲突或者只是想法与皇帝不一致而遭入狱，只有像胡广、杨荣这种只因遇事顺利，才免掉了灾难。最后就是内阁还受到了司礼监的制约，它是内官十二监中与内阁关系最亲密的，其掌印太监职掌内外章奏。秉笔太监职掌在内阁票拟的文件上批红，下设文书房，负责文件的抄写与传递。因为内阁大学士不仅多年见不到皇帝召见，同时也不能轻易见到司礼监的太监，所以，内阁虽可以从事票拟，但一切疏揭不得不取决于司礼监的批红。总之，内阁的权利并无最初宰相的权利大，而且还受到多方面的压制，再加上人员一味因八股取士入职无真才实学，且又很少有敢谏言的，那么其对于皇帝的帮助就并不大了。

从《明代内阁制度史》全书内容来看，其内容清晰，不仅仅是将内阁的发展过程清晰地分为四个时间段，而且对于一些内容特点或性质，书中基本都十分清晰地将其分点罗列出来。其次就是书中引用大量的史料记载来作为依据，而且每一篇基本都有对前文的总结性话语，如“以上记载表明”“这些事例反映出”“由此可知”等。最后也是最吸引人的一点，在书的末端有对明代正统后皇帝生卒、在位时间和对明代阁臣一百六十四人的介绍，使得读者更了解书中提到的人物，更加清晰时间发展的顺序。

以前我接触过很多根据明朝历史改编的电视剧，在看剧的同时对于其中的一些重大史实的解说会产生很浓厚的兴趣，然后我就会去搜索在历史上这个事件到底是怎样的，于是我在电视剧的带领下了解到一些关于明代的历史。在这样的基础上更有利于我读《明代内阁制度史》这本书，这本书将我以前所了解到的断断续续的明代历史史实联系起来，相当于是系统化了我对明朝的历史认识，同时也使我对内阁制度在明朝发展的曲折过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内阁制度范文（五）

内阁在明太祖时即有萌芽。太祖废相之后，政务集于一身，每日“昧爽临朝，日晏忘餐”。据载在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至二十一日的八天之内，诸司奏章即多达___件，共3391事。因此他废相不久就不得不设立辅佐官员，先置春夏秋冬“四辅”官，选民间老儒充任，后又改设殿阁大学士，皆轮值备顾问，此外，又临时任用一些翰林院官员协助处理章奏。

成祖即位后，从翰林院官中特简侍读解缙、胡广，编修黄淮、杨士奇，修撰杨荣，检讨金幼孜、胡俨七人入宫内文渊阁当直，参预机密，自此秘书官员常设，渐有“内阁”之称，且以某殿或某阁大学士名职。对阁臣而言，殿阁大学士只是兼衔，其正式职务仍为翰林院官，品秩不超过五品，且“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但他们朝夕侍内，接近皇帝，“进呈文字，商机密，承顾问，率漏下十数刻始退”，其意见和建议对皇帝制定决策具有重要影响。

仁宗、宣宗到英宗正统前期，内阁的地位有了显著上升。当时永乐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合称“三杨”)主掌内阁，其“大学士”头衔之外所带本官的级别一再提升，达到二品的尚书和一品的少傅、少保，内阁之职亦因而“渐崇”。内阁的主要工作，也从过去比较空泛的“参预机务”转变为固定的“票拟”，即代替皇帝阅读臣僚章奏，草拟处理意见，“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上进”，亦谓“条旨”。自此票拟逐渐成为内阁最重要和制度化的职掌。虽然内阁的法定角色仍不过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处，并未获得昔日宰相领导和监督六部行政工作的权力，但在皇帝对阁臣倚赖甚殷的背景下，“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内阁已开始给人以“偃然汉、唐宰辅”的印象。

正统以下，内阁制度继续发展。内阁大学士(亦称辅臣)排名有先后，到英宗天顺时，位居第一者开始有了“首辅”的尊称，其次者称次辅，余人称群辅。首辅设置并非制度规定，而是在实际政务运作当中形成的，一般指大学士中入阁最早、资历最深、加官最高者，而此人通常又最受皇帝信任。后来票拟权力逐渐专归于首辅，更加大了首辅与其他辅臣的身份差距。就在朝廷中的地位而言，六部(尤其是六部之首吏部)凭借其最高行政机构身份，时常与内阁相抗衡，但最晚到嘉靖时期，内阁朝会班次已列于六部之前，在阁、部之争中占得了上风。从嘉靖即位起，内阁首辅在朝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权势更重。与此相关，阁臣之间围绕首辅位置的倾轧争夺也愈演愈烈。自嘉靖末年历隆庆一朝，首辅之争激烈，数次易人。

神宗即位后，张居正在宦官冯保的协助下升任首辅，又得到皇太后信任，神宗年幼，对其言听计从。张居正充分利用了这一难得的机遇，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大规模推行改革，使明朝统治一度出现振兴迹象。张居正因权势过盛，已超出了明朝“祖制”的限度，神宗年龄渐长，亦暗积不平。万历十年居正卒，随后即受到猛烈弹劾，官号被削，家产籍没，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亦大多废止。自张居正之死直到明亡，内阁大臣基本上都是碌碌无为，浮沉守位，没有再出现此前一类“权臣”，内阁政治的黄金时期已经结束。

尽管明朝中叶的内阁出现了若干“无宰相之名，行宰相之实”的权臣，而且阁臣也常常被俗称为“相”，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内阁仍不能与过去的宰相等同。

首先，内阁在制度上只承担秘书、顾问工作，虽有议政之权，而无监督百官执行之权，不能指挥六部等行政机构。虽然严嵩、张居正诸人事实上控制了六部，张居正还企图通过“考成法”使这种控制正规化，但这只是特殊形势下出现的情况，违反了明朝的制度常规。居正卒后，考成法即被废止。

其次，内阁的议政权也受到很大限制，其票拟是否生效，要取决于皇帝批红，如不合皇帝之意，就必须“改票”，甚或去职。在批红权被宦官窃取的情况下，内阁更是要看宦官的眼色行事。张居正之所以能够专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宦官头目冯保的合作。而且内阁议政带有很大的被动色彩，即主要是被动地接受顾问，在制度上缺乏就大政方针向皇帝主动提出建议的权力。在皇帝怠政时期，阁臣只能通过票拟与皇帝进行文字联络，往往长期不能见面。有明一代共有___余位阁臣，其中像张居正那样勇于任事者只是少数，大部分人的作为十分有限。

第三，在明朝绝大部分时间里，内阁并未被看做正式机构，而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办公场所，在官修行政法典《大明会典》中也只是附属于文化机构翰林院之下。内阁大学士多从翰林学士中选任，两者都从事文字工作，性质相近，故内阁时常被称为翰林院的“内署”。

总之，内阁最多只具有“准宰相”的性质，并非真正的宰相。

第三篇：明朝厂卫制度

明代厂卫制度初探

明代的“厂卫”制度

——部分节选内容发表于《万科》周刊2009年六月刊

众所周知，有明一代，监察、特务系统是极端发达的。其始作甬者，为太祖朱元璋。太祖通过废中书省、收兵权，从而掌握了军政大权。但仅此仍嫌不够，另外还设立了一整套监察系统。虽然此举并无创新——早在秦国就设立了专司监察之事的御史大夫，以后历代皆袭其制，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检察机构扩大为御史台。至唐宋朝，则分为三个系统，即御史、谏官及封驳——但太祖治下的监察系统则远此为甚，极其发达！如都察院（先设御史台、后立都察院）、通政司、拱卫司、察言司、锦衣卫（拱卫司为其前身）、巡检司等，延展到其后世子孙创立的东厂、西厂、内厂（又称内行厂）。这就是“厂卫”的由来。

先说都察院的组织设计。都察院下设监察都御史，仅为正七品。各道监察御史，正九品。洪武十六年，都察院升为正三品。洪武十七年，再升为正二品，设立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都御史司职弹劾百官、提督各道。具体而言，即拥有三项权力：三劾权、职官考察权、司法监督权。所谓三劾权，即：“凡大臣好佞、小人构党，威福作乱者，弹劾；百官贪冒、破坏纲纪者，弹劾；学术不正、上书乱言者，弹劾”。

这种设置中，耐人寻味的是，监察都御史仅是七品小官，品级和县官一样，但却拥有极大的权力——无形之权。皇帝依靠他们来钳制大官，以小制大，以内制外，赋予他们什么话都可以讲、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什么大官都可以告发的权力。这套系统实际上就是皇帝的耳目，是替皇帝监视群僚的机关。如此，也算是大象无形了。

如上述，太祖仍觉不足以掌控百官。又先后设立了检校、察言司、锦衣卫。前者无正式官署，后者为十二卫中第一卫。前者中最著名的头子有高见贤、夏煜、杨宪、宋思颜等人，“以伺察搏击为事”，“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亦即特务工作。上述几人得势后，连李善长等开国重臣也避之远远，丝毫不敢招惹。

察言司设置时间较短，史中记载不详。只知洪武三年七月，“革察言司”（注1）而已。不过望文生义，可知此司仍为刺事机构。

至于锦衣卫，则规模颇大，其人数最多时达至六万人。该卫于前身为拱卫司，于洪武元年设立。洪武十五年（1382年），出于打击权臣的需要，改为锦衣卫，为上十二卫之首（注2），故能贴近皇帝本人，由皇帝直接指挥，只听命于皇帝。说的准确点，这支队伍并非国家的队伍，而是皇帝老倌的私人军警系统。

锦衣卫下设镇抚司，掌本卫刑名，设经历司，掌文移出入。其官员有指挥使一人，正三品。

同知二人，从三品。佥事二人，四品。镇抚二人，五品。十四所千户十四人，五品。下属有将军、力士、校尉。实际上，锦衣卫相当于独立于国家司法系统之外的刺事（侦缉）系统、纠察系统、检察系统、监察系统、监狱系统、武装序列。使皇帝拥有直接且绝对的权力，凡事均可不经法司，无疑足以使百官人人自危、度日如年。

具体到锦衣卫的确切职责，据《明史·职官五》云：“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督领之„„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又云“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太祖屡兴大狱，诛杀功臣，大多基于莫须有的罪名，设若交给发司依法办理，有可能旷日持久，且根本无法治罪，而作为诏狱交给锦衣卫办理，相当于绕开正统体制，另辟奚径。诏狱，主要是指高官有罪，需皇帝下诏书始能系狱之案。这样来看锦衣卫职责，就十分明了了。“侍卫”，本就是皇帝的亲兵；“刑狱”，自己可以断狱；加之“密缉”，则又具特务机构性质。所以锦衣卫的核心任务就是屠诛功臣，罗织罪状，置之于死地。《明史·刑法志》说：“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且四万。”足见其酷烈程度，史谓：“幽絷惨酷，害无甚于此者，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 而作俑之始，就是皇帝心术不正的产物，所以其后遗症也特别严重。

事实上，如果锦衣卫的工作只限于侦察各种情报、处理皇帝交付的案件，其弊端尚不至于那么严重。但凡事不可极端化，一旦适逢一个野心大、心肠狠的指挥使掌权，其祸国殃民的本领就容易被激发出来。因为他太容易利用职务便利制造冤狱，以打击异己。如成祖时的纪纲、英宗时的逯杲、武宗时的钱宁等，他们掌权时，缇骑四出，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无不笼罩在恐怖气氛中。至若北镇抚司大牢中更是关满了各种各样无辜的官民，死于锦衣卫酷刑的正直官吏更是不计其数。这种无节制的滥捕冤杀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百官、民众、军队与皇帝离心离德。而此例一开，有明一代，其弊终难去矣。难怪有人说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厂卫。

笔者亦持此说。

沿袭到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八年始创更加严酷的东厂（注3）。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建文帝的帝位后，其精神始终高度紧张。原因有二，其一者，建文未死的流言一直存在，经过历代学者的考究，发现未死隐匿的可能性极大。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特别是前朝旧臣——或许因为建文帝性情仁柔、温和，尚未失掉人心的缘故吧！——总之，为了巩固政权，成祖比其父太祖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极端专制机构，于是他做了三件事。第一件，将原来又吏部管理宦官的旧制改为又司礼监直接掌管，“至永乐，始归其事于其内。而史讳之”（注４），相当于将宦官队伍直接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成为自己的嫡系力量，无须接受任何制度的制约。第二件，鼓励告密。有平民谓丁珏者，就因告密而“立授”为刑科给事中，“„„立擢之。由是阴伺百僚，有小过辄以闻，举朝侧目”，告密的对象，甚至包括皇亲国戚、开国元勋。此风在后期方有所收敛。第三件事就是另设东厂，其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其嚣张程度，史中有“事无大小，天子皆得闻之”、“气势不可近，六曹官往往被捶击”的记载。如此，厂卫乃成。

东厂的组织架构做如此设计：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也称档头，番役亦即民间所称的“番子”。起初，东厂只负责刺事（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稍南有狱一处，凡重犯皆系之，轻犯干连则在署外之店也”（注５），自成系统。其刺事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要犯，东厂都要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皆有东厂派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言行。重要衙门的文件，即使如兵部的各种塘报、边报等军情，东厂都要一一查看。刺事对象延伸到极限，就连皇太子、公主、驸马也不能幸免，“文皇尝夜遣小中官潜入（梅）殷第，察之”（注６），至于寻常百姓的生活琐事，例如油盐酱醋的价格，也无一不在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送内廷。如此可见，厂之地位，优于锦衣卫。

东厂番子每天潜伏于市井酒肆、大街小巷里面，并非完全出于公干，更多的是为了谋取私利。彼等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到了明中后期，其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自京师至天下，旁午侦事，虽王府不免”，所谓“京师亡命，诓财挟仇，视干事者为窟穴”者，搞的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这些遍布全国的“秘密警察”，遂相互交错，密如蛛网，使国家进入恐怖之中。

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属于后来居上者。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关系密切，又身处深宫大内，更容易获得皇帝的信任。因为东厂除侦察官民外，连锦衣卫也在其范围之内。加之东厂还要负责调查全国各地的情况，临时派遣的特务最为广泛，派出去的宦官或去监督军队，谓为“监军”；或去征收税赋，谓为“税监”；还有提督京营，监督仓场，采办货物等，遍于全国各地，全都负有侦缉的责任。所以，厂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

宪宗时，为加强特务统治，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又设立了西缉事厂(简称西厂），由大宦官汪直提督厂事，所领官校倍于东厂，掌东厂太监尚铭听其指挥，锦衣卫千户吴缓为其爪牙，权势远在东厂及锦衣卫之上。汪直利用职权，屡兴大狱，任意捕杀臣民，冤死者不计其数，一时权倾天下。

武宗时，大宦官刘瑾专权，乃设大内办事厂，即大内行厂，简称内厂，由其亲自统领，比东厂、西厂尤为酷烈[注７]。武宗以前，厂、卫分立，更迭用事。此时，东厂首领丘聚，西厂首党谷大用，锦衣卫指挥史石文义，皆刘瑾死党，以致厂、卫合势，特务遍天下，并创立重刑，令人闻之无不谈虎色变，视宦官如虎狼。刘瑾先后专权五年，尽夺内阁之权，军国大政不经内阁，而是直送刘瑾私宅办理——当时内外章奏，主管官员“先具红揭投谨，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意即白本是给武宗看的，红本是给刘谨看的，送白本只是履行一个程序，实际决定权全在刘谨之手。所以，内阁撰敕，或“逆探理意为之”，或“至理处请明，然后下笔”，到了最后，刘谨索性拿回去“自于私宅拟行”，俨然如民间所讽的“立皇帝”。只是到明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才以谋反罪被杀，西厂、内行厂俱被撤销。刘瑾的家财有

金一千二百余万两，银二亿五千余万两，只此银子一项即相当于明朝六十年的国税收入！这个结果比之于当初创设特务机构的初衷，可谓滑稽之极，因为它是以损失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再说说厂卫的首领构成。

除了锦衣卫外，厂公或督公基本都是宦官。“选各监中一人提督，后专用司礼秉笔第二人或第三人为之”。为何如此？细究起来，宦官这个群体似也可算作官僚机构的一部分，而且他具有很多士大夫所不具备的优点：首先，宦官是皇帝的家奴，身处内宫，和皇帝接触起来更为方便，皇帝也认为他们更贴心、更信得过，往往引为心腹，所谓宁予家奴，不予外臣。其次，宦官既已“去势”，在社会上无地位、无尊严，只能依靠皇帝，所以他们往往更忠心，更会替皇帝着想，不象士大夫阶层，有时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不太买皇帝的帐。第三，宦官并非目不识丁的粗人，有些宦官文化水平并不抵，他们作为皇帝的贴身秘书基本可以胜任，也不会象一般文人那样有那么多异议。

总之，出于专制政权的内部需要，皇帝急需一个独立于官僚机构之外的势力系统供自己使用，而最为方便的就是宦官。所以，只要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存在一天，宦官们就有他们的用武之地，虽然他们经常给朝政制造混乱，但任何一个聪明的皇帝都不会轻易舍弃这个有力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宦官能够区别于外戚，在中国历史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原因。例如，在成祖起兵过程中，一些宦官和和尚出过很大力（如著名的郑和、道衍），所以在他心目中，总是觉得他们比较可靠。故此，厂卫领袖多由司礼监太监充任。

明代宦官设有许多衙门，主要有：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二十四衙门，其中司礼监是诸监之首，是特务系统最高指挥机关，“掌印太监”为其最高首领。东厂特务直接受皇帝差遣，派去主持东厂的宦官自然都是皇帝的亲信，颁发的关防比起其他宦官衙门也要权威的多，其他宦官的奉差关防都是“某处内官关防”几个字，惟独东厂的篆文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

如此可见，厂卫职权基本相同，但锦衣卫为外官，奏请需用奏疏，不如东厂等太监亲近，故厂的势力大于卫。锦衣卫侦伺一切官员，厂则侦察官民和锦衣卫，内厂则监视官民和厂卫，而由皇帝直接领导与监督所有侦察机关，构成一整套严密的特务体系。厂卫均可不经法司，直接奉诏受理词状，逮捕吏民，用刑极为残酷，“冤死者相属”，致使朝野上下动容。

至于厂卫的组织架构设计，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分驻各地的，一是驻在京师的，再有就是临时向外派遣的。除锦衣卫外，其余的全是由宦官主持，并且由宦官领导机关司礼监领导任免，然后由皇帝终裁。这三部分中，以分驻各地的最为繁多，从成祖时就开始设立，后来全国各省以及各重要城镇全部都设有。他们的任务实际是替皇帝侦察该地官吏军民人等，暗查军民动态。

有了厂卫这样高效率的工具，明朝的皇帝压制起士大夫阶层、下层民众就显得更加得心应手，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社会活力的极大降低，这也是为什么明朝虽有200多年历史，但在政

治制度、经济制度上却无所进展甚至还有所倒退的主要原因。过于严密的监察网、过于发达的检察系统，已使百官不能自由发挥个人才智，工作死板而僵化，整日惊恐万分也就无心尽责任事，这种状态显然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

通观明代厂卫制度，在协助皇帝强化个人独裁统治这一层面上，确有臂助之功。但此种制度弊端甚广，掌握火候的难度极大，故此以后各朝均大为失控。具体而论，其主要流弊有四。其一，由内臣提督东西厂，贻害最深。

厂卫首领，如果均由外官充任，似乎会有另外一种结果。而不幸的是，最重要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内厂——都由宦官执掌。本来宦官干政就是极其危险的祸国之根，再把这种极端的国家机器交由宦官把持，实际上促使两者合流，使两种本来就很凶险的因素融合成为一个极大的隐患。换言之，这种机构的设置，相当于给了宦官一个属于自己的地盘，在这个势力范围内，名正言顺的进行干政。加之，历朝各代，因为随侍左右，宦官都是极其擅长体察上意的，进入一流境界者，自能摆弄皇帝于手掌之间。如英宗即位时，对宦官王振言无不从，直呼“先生”而不称名。其时王振掌司礼监，依仗皇帝宠信，权在内阁之上，群臣争相阿附，朝政败坏萎靡，内外官吏莫不贪残，贿赂公行。凡朝觐官来见王振，必献百金为礼。如此，既已“挟帝有术”，手中再有了厂卫这种无所不能的强权工具，倾国倾城也就太过自然了。也因此，有学者谓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其实始自明代，而厂卫制度又是最根本的源头，此论不无道理！

其二，废相集权，中枢机构缺位，厂卫乘虚充任，至为大错。

洪武十三年（1380年），中书省被撤消，废丞相不设，大都督府分为中、前、后、左、右五军都督府，皇权进一步加强。其后历永乐、洪熙、宣德，逐渐形成内阁制度。内阁参赞机务，但首辅无丞相之名，实则一大参谋结构而已，一切重大决策悉决于皇帝批红。与此同时，宫中宦官形成以司礼监为首的一套机构，他们通过厂卫这种绝对专制制度控制朝臣、进而控制内阁、再利用代皇帝批红的机会，从而实际上已代行内阁大权，利用这条看似直接、实则迂回的路线，从而权倾天下。

其三，失控的监察体系、绝对的专权体制、极度的中央集权，足以导致社稷的覆灭。

在传统的组织架构体系外，另设一套平行的统御系统，如果期以适度的彼此钳制，似无不可。但毫无规矩可言、毫无法制可循，完全以皇帝的好恶为好恶、以厂卫的好恶为好恶，使权力绝对的集中，使权柄强化为兵器，使国家机器工具化，则必然使这种初衷不复存在，成为已入晚期的社会毒瘤，最终结果只能是整个国家的恶化、灭亡。因为这种结构的设置，实际上是推翻了原有的制度体系，更是对本就薄弱的法制体系的任意践踏。试想人人被监视，草木皆兵的背景下，岂能还有心思做事？再遥想当年崇祯一手断送大明江山、及至自缢于煤山之时，是否想到这种结果的因子，实则乃由其远祖亲手种下？

第四，人权陨落，与大势背道而驰，逆历史潮流而动。

太祖大肆屠杀功臣，看似是为了给其后世子孙铺平道路，那是比较动听一种说辞罢了，实则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很不幸的是，他的后裔也大多具有这种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是短见、变态、冷血、残忍、嗜杀、愚昧、固执，视他人生命如草芥。这种性格背景下，自然需要厂卫这样的打手，即屠夫机构。朱元璋之嗜杀自不必说，其子永乐大帝颇享盛名，但也首创了屠十族的惨剧，令人发指。而如果将该时视角转移至西方，与厂卫制度的设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早于其时，即于十三世纪就已颁布了《大宪章》，保障人权，非经过法院审讯，对人民不得逮捕监禁，而中国却横行绝对独裁的“诏狱”和惨无人道的“廷杖”（指皇帝当廷责杖朝臣的肉刑，公侯如朱文正、朱亮祖，大僚如工部尚书薛祥等，都是受廷杖致死的）。英国更早于同期即建立国会，约束君主权力。中国却恰恰相反，君权凭借厂卫更加集中，民主被摧残干净，与历史发展进程大相背离。

最后不能不提及厂卫制度的现实意义。

国内民营企业领袖出身草莽，但亦不乏擅长学习、以史为鉴者。从历史中寻找管理良方、从典籍中汲取经营方略，并无不妥。但是，确有一些领导人，或许出于缺乏自信，或许过于狭隘，总是担心企业失控，但又喜欢以史为师，故此对于历史中的一些糟粕也不免拿来乱用一番，以强化个人对企业的绝对控制，则明显过于滑稽和幼稚。企业当然应该有一套严密的内控体系，以使组织在规范的轨道上运行，不至于走偏。但基于此点，就重用“内臣”（家属、亲戚、故旧、同乡）、防备人才，采用设置眼线、广布暗探的方式来侦缉外聘高管，则未免走火入魔了，因为道理很简单，这种模式的结果是虽然强化了独裁控制，但最终结果却是自毁长城，极端的得不偿失，属于拙劣之术，殊无借镜的必要！

须知，大明朝的快速堕落，厂卫制度“功不可没”！

第四篇：明朝监察制度之我见

明朝监察制度之我见

论文摘要：廉洁从政，是对古今官员的基本要求，尽管不同国家，不同政体，在形式与目的上可能不同，但在反腐倡廉、对官员实行监察这一点上，其本质上是相同的。本文试图以明朝的监察制度为代表，从监察制度的设置、特点、利弊等方面谈谈我的看法，鉴古以明今，对我国今天的监察制度的完善，寻找一些启示。

关键词：明朝、监察制度、完备、独特

监察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主要是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检查和处理违法违纪、失职行为的一种制度。我国监察制度源远流长, 最早可溯源于殷商和西周。到明朝,监察制度更为完备和严密,为明朝统治树起了一根支柱。明朝监察机制有其独特之处,但亦因时代存在许多局限性。本文试图从明朝监察制度的设置、特点、利弊谈谈我的看法，对我国今天的监察制度的完善，寻找一些启示。

一、完备的监察体制的设置。

明代统治者总结了历史上历代治国经验，对于官吏的监督与纠察、强化“天子耳目”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这使明代的监察制度不断的创新、完备。明朝的监察制度，大体上包括了中央监察制度、地方监察制度、法律制度等。

在中央，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撤销御使台，正式创设督察院，成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总揽全国监察事务，是专门负责维持封建国家机关以及官吏纲纪的部门，“职责纠劾百官，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①都察院设左右都御使、副都御使、佥都御使。下设13道监察御史，共110人，负责具体监察工作。监察御史虽为都御使下属，但直接受命于皇帝，有独立的纠举弹劾之权。御史可出使巡按地方，受皇帝之命，可监管地方其他事务。都察院除监察之权外，还握有对重大案件的司法审理权。战时御史监军，随同出征。另外洪武六年，设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六科各设都给事中1人，左右都给事中各1人，给事中若干人，对六部的业务进行对口监察。凡六部的上奏均须交给事中审查，若有不妥，即行驳回；皇帝交给六部的任务也由给事中监督按期完成。六科与都察院不相统属，可互相弹劾。

在地方，洪武二十四年敕“懿文太子巡抚陕西”，②始创巡抚之制。这些巡视地方的监察官员若兼领其他专项事务，则称总督提督等。到明中期前后，这些特殊的官名已发展为固定官职，这样，总督巡抚监察专项事务的制度得以完善。明代还将地方分区监察和中央按系统监察相结合，主要由按察司督抚及监察御史出巡地方（巡按御史）等互不统属但相辅相成，形成纵横交错、组织严密的地方监察体系。

另外明朝还有厂卫特务秘密监察制度。厂，指东厂、西厂、大内行厂；卫，指锦衣卫。合称厂卫。厂卫是明代特务政治机构，是皇帝的耳目和爪牙。东、西厂或大内行厂的头目，多由司礼监太监充任。锦衣卫长官为指挥使，以皇帝亲信心腹担任，下领有十七个所和南北镇抚司。锦衣卫侦伺、监察一切官员，厂则侦察官民和锦衣卫，内厂则监视官民和厂卫，而由皇帝直接领导与监督所有监察机

关，构成一整套侦察特务机构体系。厂卫均可不经司法机关，直接奉诏受理词状，逮捕吏民，用刑极为残酷，致使朝野上下人人自危。

从朱元璋开始，明朝历代统治者制定并完善了监察法规。公元1439年正式颁布了《宪纲条例》，对监督官的地位、职权、选用、监督对象及行使权力的方式和监察纪律作了详细的规定，成为明代有深远影响的监察法规，并为弘治时《大明会典》的出台打下了坚定的基础。“重典吏下”、“明刑弼教”的法律制度成为明代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鲜明的独到之处。

明朝的监察制度是在对前代监察体制继承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它有着自身鲜明的独到之处。

以卑察尊，禄薄赏厚。监察官员官职品级低下就不会贪念官位而敢于斗争；权力大执行任务时不受阻碍而易于立功；赏厚就能激励他们勇于奋进。比如明朝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仅为七品、从七品之职,有些甚至是九品的芝麻官,但他们上至规谏君主,奏劾勋戚旧臣,下至黎民百姓,均在其纠弹范围之内。御史工作若有成绩,则可以超擢为三品组织按察使。所以明朝监察官员多能秉公执法,对贪官污吏,惩处甚严,有些甚至剥皮示众。对于皇亲国戚,亦不宽容。

体系严密，监察广泛。明朝在中央设督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六科。在地方总督巡抚监察专项事务的制度得以完善。再加上监察法规的辅佐，厂卫秘密监察的特务制度的补充，使明朝的监察制度十分完备、严密。监察范围很广泛,行政、司法、军政、警政、财政、教育、考试及一切朝令和祭祀的典礼, 上至官府,下至民间,无一不在监察之中。

代表皇权，权大威重。监察机构的权力来自皇权。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皇权的膨胀，监察机构的权力也随之提高，甚至被任意扩大或滥用。比如六科给事中轮值时握有一定的案件终审权,巡按御史亦可直接查处违法失职官吏。另外,明朝监察御史都有“风闻弹奏”和“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特权,因此,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弹奏惩治官员，尤其是厂卫等秘密的特务机构。

慎选人员，互相监督。明朝监察官员位卑权重,因而吏部、都察院,甚至皇帝对其人选非常重视,除有严格的选任、考课、签转制度规定外,对监察官员本身亦有严格要求,如清廉耿介、刚正不阿、富有学识、熟谙法令,能表率官常,识达大体等等。明朝言官大多由学识渊博者充任,这保证了监察官员较高的素质。因此,他们能对朝廷大事和皇帝的过失,有所匡正。明朝监察更具有独立性，比如十三道监察御史形式上要受都察院的节制,但行使职权时,往往可以撇开它而独立行动,直接受皇帝节制，六科给事中更是独立一署,直接就六部事务向皇帝上奏。各部门互不统属，就可以达到互相监督的目的。

三、利弊参半的历史宿命。

纵观明朝二百多年统治历史，涌现出不少优秀的监察官员，他们秉公执法，忠直敢言，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甚至不惜以命相搏。如洪武时期御史韩宜可劾丞相胡惟庸；嘉靖时期给事中吴时来，御史王宗茂、邹应龙劾内阁首辅严嵩、严世藩父子；天启时期左副都御史杨涟劾“九千岁”大太监魏忠贤，都是明代监察官壮怀激烈，弹击奸恶中最著名的事例。所以日渐完备的监察制度对明朝政治系统确实起到了监控调节、平衡政治、整肃吏治、稳定社会、促进经济等诸方面，以及保证庞大的官僚政治机器能够按照封建制度的运行轨道运转，起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监察机关的设置，归根到底是为巩固皇权服务的，因此，除了少数开明君主在一定时期能够较好地发挥监察机关的制伤作用并用以澄清吏治外，在多数情况下，它常常成为打击政敌、排斥异己以至助封为虐的工具。同时，它本身受到当时政治格局和政治形势的制约，也难以摆脱官僚主义的恶习和内部腐化的侵袭。随着明朝封建政治的腐败,统治集团中经常出现党争，监察官员也都卷入了这些政治斗争,充当党同伐异的鹰犬。不法的监察官员贪污纳贿,威福任情,严重影响着监察机关职能的发挥。这种情况在明中叶后,表现得尤为突出,许多监察官员常有考察不实,敷衍塞责,举劾不公,攀附权贵、巧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之事发生。随着监察机构的积重难返,整个官僚肌体严重腐烂,到最后，明王朝也没能逃脱封建王朝固有的惯性机制而走向灭亡。

四、鉴古以明今。

在当今的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级阶段仍然面临腐败贪污问题。纠其原因，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因为社会发展的复杂化，更重要的是政府乃至社会的监察机制的建设跟不上社会的发展需要。邓小平同志就曾经强调加强党和国家的监察工作的重要意义，并把它作为我们党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等不良作风的重要措施之一。

当然，由于当前我国的监察制度建设与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建设所面临的历史阶段、经济条件、根本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和国际条件根本不同，具体情况自然也就有所差别。但这些差别事实上也构成了我们传统的一部分，当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监察制度建设的时候，这些传统也将成为我们必须考察和借鉴的内容。因此作为封建时代最为完备的明朝监察制度，它的优缺点对今天的中国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首先，加强监察立法，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其次，重视监察人员的选拔、任用和考核，提高监察人员的素质，要合理适当地给监察人员“加权”、“加责”，使其能拥有监察实权，从而有效地监督上级、开展监察工作。第三，完善监察机构设置，加强监察机关的独立性，削弱监督部门与被监督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第四，建立权力制衡的监察机制，监察机关内部也要明确分工并相互监督。最后，发挥公众媒体监督的作用，在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经验教训的前提下，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的监察方式、监察技术和监察制度。

总之监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的政治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鉴古以明今，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监察体制，使它也能够很好的做到“彰善瘅恶，激浊扬清”，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注释：①、②《明代政治制度研究》关文发、颜广文编著，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

成都市大弯中学历史组:郭秀芳

电话：***

第五篇：《明朝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导学案

第15课 明朝加强中央集权制度

七年级历史下册学案白喜娟第17课时

教师寄语：才华是血汗的结晶。才华是刀刃，辛苦是磨刀石。

学习目标：

1、识记明朝的建立，归纳明太祖加强君权的措施，了解靖难之役和迁都北京。

2、分析明朝加强君权的目的，并认清明朝是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的一个时期，表明封建制度渐趋衰落。

3、从概念上理解何为“八股文”并正确分析理解“八股取士”的影响。

学习重点：明太祖和明成祖加强专制君权

学习难点：八股取士

课程导入：

明朝的建立者是谁？你对他的身世经历了解吗？你知道明朝的都城先后在哪里吗？明朝为什么会迁都呢？

你知道明朝在地方上分管民政、刑狱和军政的机构是什么吗？明朝的内阁制度是怎样形成的？明朝有丞相这个官职吗？为了加强对臣民的监视，明朝设立的特务机构有哪些？你一定知道科举制度吧，明朝的科举制度与前代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

明朝的第二位皇帝是朱元璋的儿子吗？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是如何登上皇位的？当时他为什么要迁都？他的措施有哪些与前两位皇帝相似？

学习过程：

一、自主学习

1、明朝建立：时间建立者都城建元他就是

2、明太祖加强中央集权：

（1）改革行政机构加强皇权。

a.在地方，废除，设立，分管。b.在地方，取消，废除，提高，使其直接对。

（2）制定和颁布，完善。

（3）完善，实行，以。

3、明成祖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1）实行。（2）设立。

4、明朝迁都：（1）时间（2）在位皇帝

（3）都城从迁到

（4）作用：有利于，有利于，有利于。

5、明代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有：

（1）（设立于时）

（2）（设立于时）

（3）（设立于）

6、明清时期用于科举考试的文章体裁是，明清时期的科举叫，这种制度的弊端在于。

二、合作探究

1、阅读材料“ 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改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副)之，而殿阁大学士久备顾问。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

——《职官志》

请回答：

（1）这是哪个朝代的官制变化?文中“帝”指谁?

（2）“六部”指的是什么?他们对谁负责?

（3）材料中“帝自操威柄”是什么意思?

（4）上述史料所说的机构变化起了什么作用?

2、阅读下列材料明朝洪武（明太祖朱元璋年号）年间，有一天，大学士宋濂在家中宴请宾客。第二天，明太祖问宋濂，昨天请了些什么人？做了些什么菜？喝了什么酒？宋濂如实回答。明太祖听后说：“你说的全对，没有欺骗我。”说完，拿出一张图。宋濂一看，是昨天家中宴请宾客的座位情况，不禁吓出一身冷汗。请回答：（1）监视大学士宋濂的是什么人？他们由谁直接指挥？

（2）这段材料说明了明朝统治的什么特点

三、拓展延伸

中国历代王朝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了对地方的管理。据此，回答下列问题。

（1）请写出秦、西汉、元、明这四个朝代加强地方行政管理的主要措施或政治制度。秦朝：

西汉：

元朝：

明朝：

（2）小明同学想探究秦朝中央政府对地方管辖的措施，他主要应依据

A.影视作品B.民间传说C.《史记》《资治通鉴》D.秦始皇兵马俑

四、达标检测

1、明朝时，掌管地方政权的机构是（）

A、六部B、中书省C、行中书省D、三司

2、明成祖登上帝位的过程，类似于（）

A、唐太宗李世民B、宋太祖赵匡胤C、隋文帝杨坚D、明太祖朱元璋

3、明朝君主专制空前加强的表现是（）

A、设置殿阁大学士B、设六部分理朝政C、设置厂卫特务机构D、八股取士

4、明代的科举考试与唐代的科举制最大的差异是（）

A、考试的目的不同B、考试内容不同C、考试方法不同D、考试管理不同

5、下列哪一项措施不利于明太祖加强中央集权()

A．废除丞相B．设立特务机构C．分封藩王D．八股取士

6、北京有“明十三陵”，却没有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那么朱元璋的墓在哪里?()

A．安徽凤阳B．江苏南京C．河南开封D．浙江杭州

7、如果你是明朝一地方官员，有事上京参见朱元璋皇帝，应去（）

A.南京B.北京C.西安D.洛阳

8、不属于明朝统治者为加强君权而采取的措施是（）

A.分封子孙到各地做藩王B.废行中书省，设三司

C.设立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构D.明朝科举考试实行“八股取士

9、明朝时期官吏战战兢兢，老百姓提心吊胆，这是以下哪个机构的设置所产生的后果？

A．三省六部制B．三司C．行省制D．厂卫特务机构

10、有位学者指出：“中国政治传统中，君权和相权的关系，是一部不断磨擦、不断调整的历史。”我国设立和废除丞相的朝代分别是（）

A.秦朝和唐朝B.西汉和唐朝C.秦朝和明朝D.西汉和明朝

11、你认为八股取士与焚书坑儒的相同之处是（）

①为了加强思想统治②强化了中央集权统治

③有利于文化的发展④摧残了文化控制了思想

A．①②③B．①③④C．②③④D．①②④

12、阅读下列材料：

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沉痛地说：“八股文的毁灭文化，等于秦始皇焚书！八股文的败坏人才，却比秦始皇在咸阳郊外坑儒还厉害”。请回答：

（1）材料中的“八股文”最早出现在哪个朝代？

（2）作者的言论主要抨击了这个朝代的什么制度？制定这一制度的目的是什么？

（3）实行这一制度的后果如何？

（4）作者抨击这一制度时与什么历史事件进行了对比？这一事件有何危害？

五、课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