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史记》经典名句
《史记选读》中的经典名句
《太史公自序》----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周公曰---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P6:《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
《高祖本纪》
P44: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
P49: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P49: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李将军列传》
P52: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
P54: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卢纶《塞下曲》)•
P56:《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P57: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孔子世家》 63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则滥矣。”
65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67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管仲列传》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69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69 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屈原列传》
74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 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
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⑧,受物之汶汶者乎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江上吟》)《项羽本纪》
• P81: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 P82: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杜牧《乌江亭》)胡曾的《乌江》诗曰“:争帝图王势已倾,八千兵散楚歌声。乌江不是无船渡,耻向东吴再起兵。” • P82: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犹在,肯为君王卷土来。(王安石《题乌江项王庙》)• P82: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绝句》)
83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⑧,放逐义帝而自立,怨 1 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廉颇蔺相如列传》 89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 《滑稽列传》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旃临槛疾呼,陛楯得以半更。岂不亦伟哉!《刺客列传》
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秦始皇本纪》
焚书坑
唐代章碣
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诸儒坑尽一身余, 始觉秦家网目疏。枉把六经灰火底, 桥边犹有未烧书。(经下邳 明? 袁宏道)
含羞忍耻丈夫事,一朝之愤非良图。(元 胡天游)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赵世家》
夫有高世之功者,负遗俗之累;有独智之虑者,任骜民之怨-----凡是有高出世上功业的人,就要承受背弃习俗的牵累;有独特智谋的人,就要听任傲慢民众的埋怨。
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我听说做事犹疑就不会成功,行动犹豫就不会成名
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从政有经,令行为上。-------治国有常规,利民是根本;处理政事有常法,有令就行最为重要。
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国也。----衣服是为了便于穿用的,礼是为了便于行事的。圣人观察乡俗而顺俗制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礼仪,这是为了利民富国。
《魏公子列传》
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
《淮阴侯列传》
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生’
第二篇:培优2史记经典名句
史记经典名句(培优2)
1、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注释】选自《史记
孙子吴起列传》。
【译文】能实行某种道理的人,不一定就能够说清楚,能说清楚某种道理的人,不一定就能很好地去实行。
【赏析】司马迁引用此谚语是用来感叹孙膑、吴起有过人的才智,却不能拯救自身的危难。孙膑算计庞涓的军事行动是神明的,但不能早先防范受刑的灾祸。吴起游说魏文侯利用险要的形势不如给人民以恩德,但他在楚国执政时却因为刻薄少恩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司马迁认为这是很可悲的。后来,人们引用此谚语来指那些能实际去做事的人未必能高谈阔论,能高谈阔论的人未必就是脚踏实地做事的人。
2、隐忍就功名。
【注释】选自《史记
伍子胥列传》。隐忍,勉力含忍,不露真情。就:使成功。功名:功业和名声。
【译文】暗中克制忍耐来成就一番功业。【赏析】
伍子胥是春秋时期楚国人,为替父兄报仇,曾困顿窘迫,甚至讨饭度日,但他克制忍耐,最终破楚复仇,不是刚毅的大丈夫怎能达到这种地步?司马迁对此深有感慨,他受腐刑而不屈服,隐忍苟活写出《史记》,成一家之言,被鲁迅喻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人们生活道路不会史一帆风顺的,总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挫折,只有坚韧不拔,刚强自信的人,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3、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注释】选自《史记
李斯列传》。让:辞却,拒绝。就:成。众庶:百姓。
【译文】泰山不拒绝土壤,所以能成就它的高大;河流没有挑拣细小的溪流,所以能成就它的深远;为国之君,不推却百姓,就能申明他的美德。【赏析】这就是李斯就秦国借韩国水工郑国间谍案而驱逐客卿一事给秦王政的一封谏书,即《谏逐客书》。当时,秦灭六国是大势所趋,入秦效力的客卿逐渐增多,影响了秦国宗室贵族的权势。于是秦国秦国宗室规则于秦王政十年借韩国水工郑国在秦国做间谍被发觉而发难,煽动秦王政驱逐一切客卿,以图赶走“外来户”,从他们手中夺回失去的权势。秦王政果然下令逐客,李斯自然也在被逐之列,临走,他愤然给秦王政上了这封谏书。在谏书中,李斯以泰山、河海做比喻,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逐客”为一大失策,分析了用客与逐客对秦的利害关系,系秦国的安危、秦王的帝业于笔端,证明了客卿在秦的发展壮大过程中的独特作用。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说服力强,达到了深刻打动秦王政之心,而使一代雄主当即收回成命的劝谏目的。
4、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注释】选自《史记
李将军列传》。身:自身,本身。正:正派,正直。令:发布命令。行:做,行施。从:听从,顺从。
【译文】在上位的人本身行为端正,即使不下命令,人们也会遵守奉行。在上位的人行为不端正,即使发出命令人们也不会遵守奉行。
【赏析】此语出自《论语
子路》篇,司马迁引用这句话是为了赞扬李将军的为人,说他诚恳质朴,虽不善言谈,但在他死的时候,天下无论认识他的人和不认识他的人都为他极尽哀痛。他的品质确实得到了士大夫们的信任。由此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作为统治者要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不是用言语而是用自己的行为感召天下,“上行下效”,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国家兴旺起来。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就会招致国家的败亡,人心的离散,导致社会的混乱和无秩序状态的产生。
5、兴必虑衰,安心思危。
【注释】选自《史记
司马相如列传》。兴:兴盛。衰:衰弱。安心:心情安定。【译文】兴盛时要考虑到衰败,平安时要想到时刻都会有危险。【赏析】虽然人人希翼时时幸运、平安,事事顺利。“万事如意”,这只不过是人们的良好愿望而已。自然界没有不凋谢的花,人世间没有无曲折的路,衰败零落的景象往往是在很早的繁茂时就种下祸根,机会和转变的种子多半是在零落时就已经种下。所以君子应当在平安无事时保持清醒的头脑,顺利时要时刻想着困难、挫折甚至打击会伴随而至,以便防范未来某种祸患的发生。只有居安思危,才能摧人奋进,积极进取,面对困难才能无所畏惧,千方百计地去克服困难,实现自己的理想。
6、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注释】选自《史记
游侠列传》。信:信用。诚:真心实意。
【译文】人说话必须讲信用,做事要果断,已经许下的诺言一定要真心实意地去履行。【赏析】这是司马迁对游侠品格的精辟概括。他认为游侠的行为举止虽然不依循于正义,但他们说话讲信用,行动勇敢果断,答应人家或者承诺人家的都必定真实,不贪生怕死,敢于赴汤蹈火,救人危难,在经历一番生死搏斗之后,则不夸耀自己的能耐,不矜夸自己的功德,这就是可以赞美的地方。这也是我们做人最重要最根本的思想品质。它时沟通人与人心灵的桥梁,是克服冷漠孤寂的良剂。惟有讲求信用,讲求真诚,才会赢得别人的信赖和帮助。只有当机立断,果断处事,抓住时机,付诸行动,才会有信心去接受生活赋予我们的每一个挑战。
7、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注释】选自《史记
滑稽列传》。善:友好,和气。
【译文】鸟将要死的时候,它的叫声是悲哀的;人将要死的时,他的话也是善良的。【赏析】这句人们传诵千古的名言,是世人对禽情人性进行长期观察后总结出来的精辟之见,它道出了善是人的本来面目,人在生命走到尽头时,回归到了善的境界,总愿将自己最美好的东西奉献出来,给人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8、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注释】选自《史记
滑稽列传》。【译文】不叫罢了,一叫就使人震惊。
【赏析】齐威王喜欢使用隐语,即不直述此事而借它词来暗示的话语。一次淳于*用隐语对他说:“国中有大鸟,止之王庭,三年不飞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此鸟是齐威王的自喻,用大鸟的一飞冲天,比喻自己虽然暂时不露声色,实际上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旦行动起来便是震惊天下的远大举动,充分表达了齐威王的远大抱负何理想,以后的史实也正面了齐威王自喻的形象准确。
第三篇:古代史记的名言名句
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汉·司马迁史记
先考虑国家大事,然后再顾及个人恩怨。
至诚则金石为开。—汉·刘歆西京杂记卷五
真诚所至,最坚硬的东西也会被打动。
疾风知劲草。—南朝宋·范晔后汉书
猛烈的大风中展现草的刚劲,引申指越恶劣的环境越显坚贞的品格。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三国蜀·诸葛亮诫子书
宁静修身,节俭修养品德。
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晋·陈寿
人谁不死?死国,忠义之大者。—晋·陈寿
人谁能不死,为国捐躯,大忠大义。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三国·诸葛亮后
不辞劳苦,默默贡献,至死方休。
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色,兰可燔而不可灭其馨,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销而不可易其刚。—北齐·刘昼刘子
朱砂可以被研磨但不能改变它的红色,兰草可以被焚烧但不能消除它的芳香,玉可碎但不能改变它的洁白,金可融但不能改变它的刚韧。引申
指坚贞的品格永不会改变.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国语·周语
接受正确的意见如登山一样的难,接受错误的意见像崩山一般容易。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吕氏春秋·季冬纪
石头可以被击碎,但不能改变其固有的坚硬;朱砂可以被研磨,但不能改变它原有的红色。引申指高贵的品德可以倍受考验而绝不改变。
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礼记·坊记
尊重他人胜过自己,先为别人着想。
不食嗟来之食。—礼记·檀弓下
虽穷困潦倒仍保持人格尊严,不接受带侮辱性的施舍。
第四篇:史记
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
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 如何,内在协调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将现代人文活动的两个领域统 合到一种社会文化力量中,跨越真实与虚构、知识与想象?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 ”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历 史关系,提供了富于启示的视野与方法。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这一自觉的现 代文化使命感,使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发现并利用了新史学与新史剧之间的协调动力关 系,使纯粹的思想或学术变成大众世界观,创造出意识形态整体性。
一、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毛泽东书信选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 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毛泽东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 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 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 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 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 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 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 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 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 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 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 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 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 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 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 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 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 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 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 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 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 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 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
整 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 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 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 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 ”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265页。)
郭沫若作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中国现代文化上具有典范意义。他从历史 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历史可以以学术的形式表现,也可以以戏剧或小说的形式出现。郭 沫若一生三度创作历史剧,早年的抒情历史剧完全将历史现实化变成意识形态的代言。从《卓文君》《王昭君》到《聂@①》,叛逆变成了革命。聂政慷慨赴死,两位女子从 容殉死,在原始的狭义观念之上,作者又加上了“均贫富”、“茹强权”的意义。剧中 一再提倡“刺杀那些王和将相”,剧终士兵们听罢酒家女的演讲,一哄而上杀了长官,准备到“山里去做强盗”,行侠的戏变成革命的戏。郭沫若试图用历史剧构筑历史中人 民的主体与阶级冲突的动力结构。从1920年的诗剧《棠棣之花》,到1940年五幕剧《棠 棣之花》定稿,前后写了22年,不同时代的现实意义叠加在同一个题材上。“百姓”代 表着模糊的人民概念,国家主题取代了个人主题,私仇变成公愤,聂政“铲除国贼”,意义在于抗秦,“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国家成为历史剧《棠棣之花》的历史主体。抗战意识形态出现。
席勒在《舞台作为一种道德机关》中说:“如果各种戏剧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如果 戏剧诗人都有统一的目标——换句话说:如果诗人选材适当而且都从民族当前的主题出 发——那就会出现民族舞台,我们就会成为统一国家。”(注:转引自《戏剧理论文集 》陈瘦竹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334页。)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深受 歌德与席勒的影响。40年代初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达到高峰,直接的灵感是在 “历史的精神”中拯救国家与民族意识。他说屈原的悲剧“是全中华民族的”,“中华 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注:《题画记 》,《关于屈原》,《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第238页,第20页。)抗战意识形态的 历史剧试图将阶级意识融合到民族国家意识中,《屈原》的成功在于它获得一种意识形 态的整体性,而《孔雀胆》的问题则在于这种整体性受到威胁。阶级主题(镇压农民起 义)、民族主题(协助梁王异族政权)与个性主题(段功与阿盖的爱情)无意间陷入一种意 识形态冲突中。批评界出现指责,作者一再修改,但剧场演出效果很好。(注:详见《 郭沫若史剧论》,“第五章《孔雀胆》的成败得失”,田本相 杨景辉著,人民文学出 版社,1985年版,第146-172页。)如果《棠棣之花》的意义断层显得突兀,说明历史剧 结构意识形态的困难,《孔雀胆》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剧中意识形态结构本身的脆 弱。
郭沫若在他的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动力结构。同一种意识形态 主题分别用史学与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史学通过“真实性”获得话语权威,史剧通过 艺术性使这种话语权威获得大众的认可。屈原主题的利用是一个典型。郭沫若希望将屈 原树立为民族精神象征,这是一个层次的意义,另外,屈原的诗人与官吏的双重身份,还寄托着郭沫若的现代“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希望。有关屈原的史学 方面的成果是《屈原研究》,史剧方面的成果是《屈原》。郭沫若习惯将他的史学思想 表现为史剧,因为任何思想必须获得大众化、生活化,才能产生意识形态力量。郭沫若 受一部小说体裁的野史《剿闯小史》的启发,写出轰动一时的《甲申三百年祭》,重庆 的国民党与延安 的共产党在这篇文章中都看到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意义。国民党看到 农民起义成功地推翻了中国的正统政权却最终导致异族入侵,组织人员批判;共产党看 到农民起义推翻了正统政权转瞬之间又自身溃败,将这篇史学论文当作“整风文件”印 发学习。而坦率地说,郭沫若自身关注的却是这段历史的另一种启示,即知识分子的使 命。他认为“杞县举人”李岩的加入才使农民运动走上正轨,而大顺王朝最后失败也是 因为没有采纳李岩的计划。他念念不忘要为李岩与红娘子写一出戏,甚至在论文中也过 分专注于李岩和李岩与红娘子这段野史。(注:参见《郭沫若的史学生涯》叶桂生 谢 保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88页:“„甲申三百年‟**”)
对于构筑意识形态的史学与史剧,理解历史的现实意义比历史事实更重要。葛兰西将 上层建筑分为由国家、军队、法律等机构代表的政治社会与由政党、教会、学校、新闻 媒体与文化团体代表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国民党政权下郭沫 若的史学与史剧构筑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与政治社会对立,争夺知识与道德的领导 权。这种格局在建国后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竞争失去 了“合法性”。知识分子的使命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变成服务既定的文化领导权。郭沫若 过去为那些挑战正统的叛逆、流寇翻案写成历史悲剧,现在却需要用史学与史剧重塑正 统。梁启超当年提倡新史学时,批判中国旧史学有君史、无民史,有群统、无国统。郭 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创作力求构筑历史中人民主体、国家主体,到解放后的两出历史剧《 蔡文姬》与《武则天》,他又隐晦地试图构筑新的“君统”。《蔡文姬》用郭沫若的话 说是借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曹操与武则天,或因出身或因性别,均是有君之实而无君之 名。郭沫若的翻案历史剧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为新中国建立新正统。郭沫若一再表白“ 蔡文姬就是我”,他想一方面通过为曹操翻案树立新中国的新正统,另一方面通过蔡文 姬归汉,表达自己意识形态立场上自觉的归属与认同。
翻案史学与翻案史剧不是忠于历史事实,而是以新的意义挑战旧的意义。郭沫若的史 学研究不再提“人民本位”,开始关注所谓“对人民有利”的帝王。《胡笳十八拍》中 蔡文姬归来看到的景象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 无人声,豺狼号且吠。”剧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却是丰收的“太平景象”,农民唱着“ 屯田歌”,歌颂“为民造福”的曹丞相。郭沫若继续史学与史剧写作,却领会到新的历 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的深刻含义,“以古鉴今”或“以古喻今”变 为“古为今用”,历史不再有构筑意识形态的使命,反倒是意识形态开始构筑历史。郭 沫若有时强说革命胜利后还可以写悲剧,但他自己却明白地不再写悲剧了。他的两部历 史剧参与掀起了有关历史剧的大讨论,但他本人却没有积极参与讨论。历史剧的现实性 比真实性更重要,只是把握现实性的问题是纯粹的权力问题,在理论形式中无法言说。
二、新史学的意识形态意义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创作的领导 者。他同时以史学与史剧的方式,实现了从历史构筑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我们在 有机知识分子与精英思想大众化的现代意识形态语境上理解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并将 他当作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典型,思考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立场上的“有机的知识分子 ”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将典型性表现到极致的 个案。
从史学角度看,他体现了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新史学”的理想。1902年2月到11月间,《新民丛
报》分6期连载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注:分别刊载于《新民丛报》第1、3、11、14、16、20期,本书的相关引文,均出自《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林毅校点,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2页。)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梁启超认为,历 史是叙述国族之进化的学术。国族是历史的主体,进化是历史的精神,历史则表现为国 族之间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进程。中国无历史,是因为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中国的史是君史,一朝一姓的家谱,势利腐儒堆积的耗损民智的故纸堆,培养国民 的奴隶根性。梁启超呼吁在新观念下建立新史学,当时虽有异议,但响应者众
第五篇:浅谈史记
浅谈《史记》的文学之美和文学史贡献
《史记》是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 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具有“史文学,双合璧,树正史,把典立。纪表书,有列传,纪传体,百卅篇。自黄帝,止汉武,三千载,祥记述”的文学特征。历来被奉为中国“古文”的最高成就。鲁迅先生称赞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为对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 史记》是我国古代文学的一座丰碑,有着独特的文学成就和艺术之美。首先,它使以人物为中心的文学创作达到了高峰,表现在运用真实的历史材料成功地塑造出众多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胆识过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见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血溅五步的刺客,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所塑造的人物都形神兼备,相当完整,能准确捕捉历史人物的特征且善于精心选材,选择重大的历史事件,展示人物的生命遭际,突出人物的主要形象特征,善于通过矛盾描写、虚实相生、细节描写、心理描写、语言描写、对比映衬等手法来刻画人物形象。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其次,《史记》叙事和场面描写相当悲壮慷慨,其塑造的人物多具有悲壮之美,如屈原忠贞爱国、坚守节操,“上下求索”,却“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屡遭放逐,最后自沉汨罗江;荆轲反抗强暴,慷慨赴义,行刺秦王,壮烈牺牲……在这些人身上体现着真理的价值,闪耀着正义的光辉,与此相应,其叙事场面多为具有悲壮色彩,总能引发人们的深思,唤起人们的怜悯之心。
另外,《史记》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太史公的不幸遭遇使其满怀愤慨,他将这种浓郁的感情融入《史记》的创作中,因而其笔下的人物刻画和论赞中都跳跃着自己愤慨之情。
再次,《史记》的的叙事刚柔并济,以刚为主的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既有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美。全书的阳刚之美主要表现在:气魄宏浑,笔力千钧;内容奇伟,惊心动魄;气势凌厉,一泻千里。
最后,其结构和语言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史记》的整体结构宏伟。开创了一种新的传记体格式,开头先介绍人物姓氏、籍贯,中间是记叙主体,选择与人物性格、事功最相关的几件事进行叙述,结尾以太史公曰表自己意见。具体到每篇专辑的写作又有所不同,其人物传记分为分传、合传、寄传、杂传,这是太史公根据人物性格和事功的差异进行安排的,其结构对后世史书、传记文学及小说的创作都有深远的影响。《史记》在语言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首先是人物语言富于高度个性化特征,如正直口吃的周昌廷之语、毛遂自荐之言,最突出的是陈涉、项羽、刘邦表述早年抱负之语的不同表现。其次是太史公的叙述之言通俗、简练、质朴、生动、传神。太史公把许多古典文籍资料和民间材料提炼加工成符合汉代人语言习惯的书面语。最后,有些语言接近当时的口语,还引用大量的诗赋、民谣、谚语,语言丰富,有很强的表现力,使作品激荡着诗的情韵,富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充溢着感人的魄力。
《史记》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给我国后来的文学一深远的影响。
首先,开创了“纪传体”体例,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
“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绩;“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这种撰史方法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为历代史家所采用,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影响十分深远。
其次,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
《史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文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文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再次,《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史记》以她高度的文学性,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在文学方面,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和多样性。《史记》所写的都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通过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自汉以来的许多作家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模仿《史记》。
此外,《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
《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表现在古代文学的批判上,反对形式主义的繁缛或苦涩古奥文风的古文家,将《史记》作为他们的一面旗帜,郑樵所说的“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无论对史学还是文学来说,都是合适的。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十分推崇太史公,把《史记》的文章看为成文的规范,他的《张中丞后序》、《毛颖传》等文,很显然是模仿《史记》的人物传记。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史记》的地位越来越高,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断扩大,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史记》在我国散文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而对明清以来的通俗小说和戏剧创作的影响非常大。
《史记》的人物传记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节。绘声绘色,简练生动,千百年来在民间流传,为广大平民百姓所熟悉,这都为通俗小说和戏剧创作提供良好的借鉴。在后代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他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
《史记》的显著影响。明清以来的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一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些都主要源于《史记》。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世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深受《史记》的影响。
至于戏剧,《史记》的叙事简明生动,系统清晰,生动活泼,文笔绚烂,尤其是富有戏剧性场景的描写,更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史记》的语言朴素简炼、通俗流畅,既疏缓从容、庄谐有致,又富于变化,其中取材于《史记》人物的也很多,特别是它的一些艺术手法,如通过人物的行动、对话来表达人物性格,避免冗长静止的叙述,以及注意故事曲折动人,语言简洁生动等,无疑为后来的优秀戏剧创作所吸收并加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