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安乐死1[推荐五篇]

第一篇：伦理学—安乐死1

安乐死的历史及现状问题

摘要

生命是一个过程，在自己的哭声中开始，在别人的泪水中结束，短短几十载，不管中间经历什么，最终都走向死亡，没有人是例外。但是我想，人们对死亡是恐惧是与生俱来的，很少有人不惧怕死亡。然而，有些人却选择安乐死的方式来结束生命，更多的想结束痛苦，而且这种现象在当今的社会史有增无减，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该怎样去评价，赞同还是指责，我们不是当事人，也好像没有人给我们一个标准去判断。

关键字： 安乐死 生命 价值 权利

正文：

以前，我们一直是这样认为的：生命只有一次，要珍惜生命；生命是脆弱的，更要尊重生命。

当听到马加爵杀害室友的事情时，我们痛恨马加爵，同情可怜的无辜的室友，痛恨马加爵不尊重别人的生命，也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他是一个刽子手，我们痛恨每一个刽子手。现在，当我们听到有人想要放弃自己的生命而选择安乐死时，我们是该痛恨他还是同情他？因为他也是一个刽子手。我想我们更多的是同情，他们会选择死，更多的时候是已无法承受得起活着的痛苦，结束生命就等于结束痛苦。

但是事情永远不会像我们想的那样简单，并不是所有想安乐死的人都能如自己所愿，没有痛苦的离开这个世界，从此彻底解脱。安乐死意味着一个生命以不正常的方式消失，涉及到个人的利益及社会的利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如今的“安乐死”采取不同的态度。

我国第一起安乐死案发生在1986年，在陕西汉中，一个孝顺的儿子不忍让患肝硬化伴严重腹水的母亲受病痛折磨，请求医生“帮助”自己的母亲解脱痛苦，医生同意了，让值班护士注射冬眠灵，而后这位母亲安静地走了，但她的儿子和主治医生却被告上法庭，五年之后法院才宣布无罪释放。而更巧合的是17年之后，曾经那个孝顺的儿子得了绝症，不堪忍受痛苦想请求安乐死，却被拒绝，因为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关于“安乐死”的成文法，也就是说，法律没有授权给任何机构和个人实施“安乐死”的权利，所以根据《刑法》解释，如果实施安乐死，就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但是从犯罪的本质特征来讲，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构成犯罪的基本条件。而有严格条件限制的安乐死，不仅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相反，从客观上讲可能还有利于社会。首先，从医疗工作上讲，对那些身患绝症，久治不愈，濒临死亡的病人施以安乐死，可以使医护人员从繁杂而无益的工作中脱开身来，把精力用于其他病患者。尤其是目前医疗任务繁重，病人看病难的情况下，这更富有意义。其次，安乐死也有利于死者的家属和亲友及早从悲痛中恢复过来，投身到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产中去。同时，由于家属对病患者负有照料的义务，为了一个即将死亡的无意义的生命去消耗有意义的生命，是对社会不利的。最后，对患有绝症的病人施以安乐死，还可以减轻社会的负担。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国家对于那些老弱病残者是承担了一定义务的，但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都是十分有限的，如果允许一定条件下的安乐死，则可以使国家有限的财力和社会有限的资源用到其他更多的老弱病残者身上。可见，一定条件下的安乐死是于社会没有危害的，不具备犯罪所应具有的本质特征——社会危害性，因此不应将之作为犯罪来处理。

再看国外，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从而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这也是人类第一部允许安乐死的法律，不幸的是该法实施一年即遭推翻，但它仍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2001年4月10日荷兰议会一院（即上议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安乐死法案，也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紧接着，5月16日，比利时众议院通过“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行安乐死，从而成为继荷兰之后第二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面对安乐死的现状，我们该如何看待？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说：“生命是神圣的，因此我们不能结束自己和别人的生命。”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生命是神圣的，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而安乐死其实也是对“侵权”（侵犯他人生命权）所作出的另一种思考。反对安乐死的人认为，实施安乐死是对人的生命权的剥夺，但换个角度出发，倘若一个人因绝症而痛不欲生，倘若一个人因生活的磨难而生不如死，倘若一个人因身心的疲惫而无法解脱时，他们选择了轻生并付诸实践。那么，法律对它会作出如何的评价呢？在法理学上，生命是属于个人完全所有的，对于这个绝对权利的处分，是基于个人绝对意志的支配（包括轻生），只要这样的行为不影响社会和大众的利益，理性的法律是不应该介入的。而安乐死也仅仅是借助某种手段而得到解脱。如果说，一个人有生存的权利，那么，他也不应该失去选择死亡的权利吧！

1992年，在加拿大的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传出颤抖却又有力的声音：“各位先生，我想问问你们，若我不能批准自己去死，那我这个躯壳的主人是谁呢？究竟我的生命是谁拥有呢？”我们既有生存的权利，也就应该拥有选择安逸死亡的权利。对于一个救治无望又遭受病痛严重折磨的人来说，也许生不如死；他们能做的仅仅是忍受病痛的煎熬，增加亲人的负担，这样的生命质量是毫无意义和价值可言的。用安乐死给以解脱，是最人道和最慈善的选择，所以应该赋予其选择“安乐死”以维持生命尊严的权利。

也有人认为一个社会能够切实尊重保障每个人“安乐死”的权利，既是对病人的临终关怀，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当生命垂危这面对及其低劣的生存环境时，他们应当有权选择体面而又尊严地死去，赋予其选择“安乐死”以维持生命尊严地权利，才是真正的人道，也才是对生命真正的尊重。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总是利弊相伴的，我们不能否认，安乐死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就可以真正解除病人的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剥夺病人选择生命权利的借口，被不法不义之徒滥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样，就否认了安乐死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重要性。健全的法律是为了给人们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我始终相信，在我国法制建设快速发展，社会观念飞速进步的今天，安乐死合法化最终将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卢盛宽《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之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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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关于安乐死的伦理学思考

近来，绵阳某中学教师唐昀因不堪忍受病痛和精神上的重压，向成都华西医院提出安乐死被拒一事，使安乐死再度成为社会的敏感话题。其实，自安乐死概念被提出以来，全社会围绕安乐死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赞成者称它为“安详的解脱”，反对着则称之为“合理的谋杀”。安乐死不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它考验着人们的理智和良知，在二者之间我们应该如何取舍？安乐死究竟是对生命权的亵渎，还是更高层次的人性关怀？笔者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安乐死来源于希腊文，英文是“euthanasia”，意思是无痛苦的、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无痛致死术，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我国学者对安乐死的定义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则是一种特殊的选择死亡的方式。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从而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这也是人类第一部允许安乐死的法律。在这部法律中，它规定了实施安乐死的条件：按要求申请安乐死者必须年满18周岁；经多方确诊患有不治之症，并要递交有本人亲笔签字的申请书；同时严格限制医生，实施时应有两名医生和一名心理医生签字同意，其中，至少有一位医生曾经参与病人的治疗等。虽然，该法实施一年以来即遭推翻，但，它仍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

2001年4月10日荷兰议会一院（即上议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安乐死法案，也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为防止医生护士滥用安乐死，这项法律规定了3个前提条件，即：患者的病情必须是不可治愈的、患者遭受的是难以忍受的无限折磨、患者必须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后，完全自愿地接受安乐死。荷兰医生并没有决定安乐死的权利，他们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否则将受到起诉；同时，实施安乐死的医生必须咨询另一名负责医生的意见。在这部法案中，并没有提到如何对“脑死亡”者进行安乐死，尚不够完善，但仍为今后的立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而紧接着，5月16日，比利时众议院通过“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行安乐死，从而成为继荷兰之后第二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对于安乐死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基本上有两种声音，即肯定说和否定说。肯定说认为，安乐死虽然在形式上符合故意杀人的要件，但是由于安乐死是在患者极度痛苦，不堪忍受的情况下提前结束生命的医疗行为，而医疗行为是正当业务行为，因而可以阻却其违法性，不构成杀人罪。否定说则认为，安乐死不能阻却行为的违法性，仍应构成刑法上的杀人罪，但处罚可以从轻。

虽然近年来，我国学者多次提出了安乐死的立法需要，并于1998年，由山东省中医药大学课题组经过20年的研究，提出了《安乐死暂行条例（草案）》，但目前，因为我国法律还没有关于“安乐死”的成文法，也就是说，法律没有授权给任何机构和个人实施“安乐死”的权利，所以根据《刑法》解释，如果实施安乐死，就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安乐死是违法行为。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观念的更新，安乐死的立法迫在眉睫。笔者认为，支持安乐死合法化是非常有必要的。在一项对北京人的调查中，有超过80%的人赞同安乐死，但有同样高比例的人同意“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病人治病的说法”，这说明了整个社会的观念在普遍提高。此外，人们普遍同意了“安乐死承认了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是文明的进步”这一观点。不难看出，人们把选择安乐死看作病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主动结束痛苦，坦然选择死亡的表现，是一种勇敢的行为，作为医生，为病人实施安乐死则是帮助病人实现自己的选择，也是履行自己的职责。安乐死已被社会大多数人在观点上所接受。无独有偶，国内一家肿瘤医院曾对800例身患癌症的垂危者进行调查统计，其中不堪忍受痛苦，自愿要求死亡者占到30%以上。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每年大约有5千万人走向死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被拖延了的死亡，在我国也有数十万的绝症患者痛苦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维持生命，而最终“含痛死去”。而在我国的医学实践中，一方面有条件的大医院同样存在着用昂贵的代价来维持脑死亡患者的“生命”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对无法忍受痛苦的绝症患者的医疗处理过程中，安乐死以隐秘或公开的方式进行已久（上海、广州等城市）。死亡作为一种自然规律，自古以来，人类始终追求着一种“善始善终”，“安然去世”。既然死亡不可避免，为何不在适当的时间选择一种更有价值、有尊严、更安宁的死亡方式呢？生命的价值在于它对社会的贡献，而这种价值往往体现在生命的质量上，当一个人的生命连质量都谈不上时，它又如何保障它的价值呢？面对那些痛苦万分的绝症患者，如何维护他们死亡的尊严，如何给他们临终前一个安详？安乐死无疑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虽然，现代的医学越来越发达，然而，不管投入多少资金来设法延长死亡和减少产生痛苦及残疾的风险，仍然有无数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实际上并不能避免死亡，反而遭受极其痛苦而难以忍受的延长死亡过程的医学干预。我们都知道，身患癌症的人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痛苦，还有更多精神上的压力。作为健康人的我们，是无法感同身受的。由于现在我国治疗绝症大多使用的是进口药，价格非常昂贵，且其药理也对病人身体的本身产生巨大的副作用。目前我国普遍采用的伽玛刀，也仅能暂时消除患者某些部位的病灶，但却无法抑制有病细胞的再生和转移，这无疑造成了一种“医疗资源的重复使用，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而在这漫漫的求医长路上，不仅仅是病人要承受着病魔的折磨，病人家属出于道义、责任，碍于社会舆论等原因，无法接受“安乐死”，仍寄望于医院，甚至有些家属向病人隐瞒病情，自身却背负着过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当这些受尽折磨的人们要求安乐死时，我们难道忍受拒绝他们吗？ 在我国生活水平还不高、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的今天，医治在个癌症患人往往需要花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费用，对于年平均收入才几千元的家庭而言，尤其是广大农村家庭，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往往，为了治好病，他们都负债累累，直到无法负担时，才放弃治疗。可是，这些努力却不一定会换来好的结果，患者最终仍步入死亡，而留下的大笔沉重的债务，让其家人负担。这些家人也往往穷尽一生，生活在漫长的还债路上。在家人、朋友为患者努力的同时，新闻媒体也在做着种种努力，我们常常能在各种新闻媒体中看到为患者捐款的一幕，感谢社会上有如此多的热心人，但他们的努力也往往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曾经，我认识一个姐姐，她在高三的时候患了脑瘤，家里的钱全部用在了她和治疗上，她的母亲一瞬间苍老了许多，而她的父亲则四处借钱，家里负债累累。当时，新闻媒体报道了她的事迹后，社会热心人士纷纷捐款，没错，这些努力使她的病情有了好转，但一年以后，她仍然离开了我们。笔者并不否认大家所做的努力，也不是否认生命存在的价值，但我们也不难发现，对于那些绝症病人，这些努力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资源、医疗资源的浪费。

1．安乐死的伦理原则

安乐死是社会对优化的死亡状态的选择和崇尚，是在死亡这个环节和领域实现的社会文明。既然安乐死是一个社会文明问题，那么对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对象实行安乐死时，就应遵循社会伦理原则和规范。其一，应坚持有利无害的原则。一系列的伦理道德规范要求我们不仅不伤害别人，而且还要求我们对维护他人的利益有所贡献。安乐死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有利无害的原则。所谓有利无害，就是说对病人实行安乐死时，要符合病人的最佳利益：既解除了病人的痛苦，让临终不可救治的病人，平稳、安详、无痛苦、体面地走向人生的终点，又不损害病人的尊严。同时，还应考虑对病人家属、他人和社会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如果实行安乐死符合病人自身的利益，但对家属、他人和社会造成的危害太大，那么在伦理上仍是属于不正当之列。其二，应坚持自主尊重的原则。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生，那么可不可以选择自己以哪种方式去死呢?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有尊严，这尊严包括活的尊严和死的尊严，临终病人有选择自己死亡方式和时间的权利，有尊严地死去的权利。安乐死的决定是一个人自主性的最终体现，表明了人们对生命控制的终结。面对病人的痛苦，医生应病人的要求，帮助病人安乐地死去，这既是对病人痛苦的解除，是成人之美，又是对病人安乐死决定的尊重，是符合道德的。但如果病人做出安乐死的决定是在家属或医生的利诱、欺骗之下做出的，那么这就违反了自主性的原则，是不符合道德的。同样，如果医生违反病人的意愿，不尊重病人安乐死的自主性决定，即使是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在伦理上仍属于不正当之列。英国著名思想家汤因比曾说，当“一个人即使还有生命，却已失去了希望” 时，“只要这个人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反复思考之后，仍希望去死，那我们就不能妨碍他，在这种情况下的人如果要求安乐死，就应该满足他的愿望，否则，就是侵犯了他的最宝贵的权利——人的尊严。”[3]

2．安乐死的伦理意义

对濒临死亡的病人，施行安乐死，于人于己于社会都有一定的意义。首先，对于病人来说，安乐死可减轻病人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这是符合病人自身利益的。某些身患绝症、临近死期的病人常常因病魔肆虐而倍受折磨。此时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与其受折磨而死，不如实施安乐死，让其怀着高雅与尊严告别人世，这不仅减轻了病人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更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上海某大医院调查统计了三年中危重病人的死亡情况，发现在内、外、妇科563位死亡病人中，有28%是因不愿遭受更多的痛苦而由患不治之症的病人或其家属主动要求停止抢救后死亡的。笔者认为，如果人能健康地在世界上度过美好时光，再舒适平静地离去，岂不美哉！其次，对于病人家属来说，安乐死可把他们从经济和精神的两大压力中解脱出来。病人患不治之症，他们需要家人日夜看护，还需要昂贵的医疗费用，这既影响了家人的工作，又给家人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看着病人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家人精神上也承受着痛苦的煎熬。通常，为了医治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家里弄得倾家荡产，结果还是人才两空。与其如此，还不如在生命无可挽回之时，对病人施行安乐死。这样可以让其家属摆脱巨大的经济负担和沉重的精神压力。笔者认为，为了一个注定要死亡的生命而去消耗包括家庭成员在内的有意义的生命，这是无谓的和过份的要求。再次，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安乐死对社会医疗资源也是一个合理的保护，有助于社会将有限的医疗资源合理用于急需之处。美国一家保险公司曾做过调查，结果是：某肺气肿病人最后一年的医疗费用为2O万美元，其中临终前34天中，就花掉6万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却有900万儿童得不到常规医疗服务。可见，调查表明，大量的医疗卫生资源都只是为了延长病人几天或几十天的生命。从效用原则的角度来看，为了维持一个只具有象征意义的生命的存在而耗费有限的医疗资源，这种资源的分配是极不公平合理的。如果绝症病人能主动提出安乐死的请求，把临终前所耗费的医疗资源节省下来，用于治疗可以康复的病人，把生存的权利留给有治疗价值的人。这不仅符合资源的合理分配原则，而且还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三、安乐死对传统观念的冲击。

传统观念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它以无形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舆论、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安乐死作为新的时代课题，在医生与病人、病人与家属、病人与社会三个方面，与人们头脑中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冲突。从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上，传统的伦理观强调，“只要还有一口气，死马也要当活马医”。因此，医生对那些即使是明知无法治愈的疾病，也是不惜人力、物力、财力去抢救，甚至是脑已死亡的生命也不应该促使其死亡，完全不用去考虑治疗是否有效，只要尽力医治，就是对病人负责，就是人道的，因为“好死不如赖活着”。但持安乐死观点的人却认为，当今的医德标准已经要求每个医生对个体病人的负责转变到对社会负责。所以，对一个垂危病人是否应当继续活下去，医生不仅需要考虑维持病人这种生命对于病人来讲是十分痛苦的，而且还要考虑那些为了维持病人现状．在感情上、经济上付出巨大代价的其他人，以及那些被垂危病人占用而得不到医药资源的人[4]。

在病人与家属的关系上，传统伦理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子女和家属对于父母或亲人的任何绝症，只应该陪守到死．以尽孝心，决不能催其早死，否则不孝的罪名将永远也赎不清。为了父母和亲人的疾病．即便四处求压，不远万里求良方觅妙药，甚至负债累累，压垮自己，也应该尽心尽力，毫无怨言，只有这样做才能受到人们的敬重。但同意安乐死的人认为，对疾病要讲究科学，一个时期总有相对的“绝症”，当代的医疗水平不可能把地球上所有人患的疾病都治愈。对一些确属冶不好的病症，不但病人精神和肉体都十分痛苦，而且也造成病人家属与亲人的种种负担，因此终止生命只是减轻病人的痛苦，决不能用“不孝或“有罪”来加以评说。

在病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传统伦理认为，一个人患病，特别是患有不治之症，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如果社会对其持冷淡态度，或者拒之于医疗大门之外，这个社会就是不人道的。一个人，特别是老年人，一生对社会作出许多贡献，当他需要享受或照顾时，社会就以种种理由加以排斥，甚至施以安乐死，这样做会使目前暂时还没有得病的老人也为之寒心。但

安乐死的赞成者认为，由于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人到了老年都会面临死的问题，对一些身患绝病而无法忍受病痛的人实施安乐死，决不能用社会不关心或不人道来指责，相反，这正是社会关心和人道的体现。

从伦理学的角度考察安乐死，还要考虑到情感因素。因为人们对于自身与他人的死亡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和社会情感，而科学则是理性的，它总是试图通过理性来调整情感，使人能够在面对死亡时可以笑着向自己的生命告别。因此，关于安乐死的讨论和实施中最棘手的问题，就是理性与情感的问题这个矛盾如何把握，对于一个面临垂危病人的亲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5]。过分的理智会被人指责为“不孝”，过分地带着情感处理问题，又可能被人认为缺乏理智，不懂科学，因此，安乐死既是科学问题，又是一个伦理问题。

生是人之向往，死令人畏惧，但是死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种结束生命的方式，虽然安乐死至今仍没有得到共识，但是，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人的尊严和生命的质量必将越来越受到重视。当人们明确意识到死之必然，并力求去追求一种尊严的方式时，那么安乐死无疑是结束生命的一种好的选择。

我个人认为 安乐死是可以适当提倡的。不是说提倡死亡，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任何时候生命都显得那么的珍贵。任何时候生命都值得尊敬。就是因为生命值得尊敬，所以在某些时候应该让生命结束的有些尊严，为人们减少一些痛苦。例如那些癌症患者，那些艾滋病患者，植物人，等等。这些被病魔长期折磨，在痛苦中挣扎的人们，死无疑是对他们的解脱，是对生命的尊重。那么安乐死便不失为很好的解脱方式。只要他们个人愿意，又何必让她们的痛苦继续下去。

我个人认为对死刑犯使用安乐死，不值得提倡。一般情况下，那些被判了死刑的人都是对社会，对他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的人。判他们死刑，就是要给那些犯罪分子以震慑，让他们知道违反国家法律是要付出代价的。多少亡命之徒，在执行枪决的前一刻吓的魂飞魄散。如果对他们使用安乐死，舒服的就死掉，就丧失了震慑力。感受不到法律的那种尊严。

安乐死，现在人们对其看法还颇具争议。可能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任何时候都不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能轻言放弃。可是，对于那些被痛苦长期折磨的人，安乐死是不错的选择。当然，安乐死的使用要加强管理，这些毕竟会危及到生命。妥善的管理，合理的利用，安乐死真的会给人们带来一些安乐。

关于安乐死的伦理学思考X

摘 要: 安乐死既是科学问题, 也是一个伦理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各国学者争论的话题, 至

今仍没有得到共识。本文从伦理学的角度, 探讨了安乐死难以付诸实施的原因, 认为传统观念、社会文

化、社会心理、个人情感等是影响安乐死实施的主要因素, 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每个人应该是生来平等的, 并且都具有生的权 利, 这一点今天已为人类的大多数所接受。但对于人 有没有死的权利, 并由此引申出: 人在患绝症之后, 在临终前, 有没有选择死亡方式, 或者说选择死的权 利? 回答便各不相同了。近年来, 欧美各国以及国内 的学者都为此进行争论, 安乐死问题也越来越成为 当今时代的热门话题。

死亡, 难以解释又无法超越。古往今来, 任何人 都毫无例外地走向它, 这就使人类陷入了极为深层 的对死亡的恐惧之中。长久以来, 人们避开对于死亡 权利的追求, 或者说不提出无痛苦死亡的要求, 一个 重要原因是人类对于生命归宿——死亡的普遍恐惧 感。对死亡的恐惧激发了人们对永生的追求。多少 世纪以来, 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往往以各 种不同的方式来追求这种生命的永存: 不管是占卜 还是求仙, 不管是炼丹还是拜佛, 或者仅仅只是沉缅 于遐想之中的一种愿望。尽管至今人们还做不到, 但 人们仍在以不同的方式追求下去。

随着科学的进步, 人们一方面在不断地探索生

命的奥秘, 另一方面也逐渐变得现实起来。当人们意 识到, 既然永生不能企求, 长寿总有终点, 死亡不能 避免, 那么最好的办法还是运用理智的方法来重新 对死亡加以审视, 让每个人在面临它时, 会有一个坦 然的、科学的、人道的、尊严的态度, 于是, 想到了安 乐死。一

弗兰西斯·培根在《新大西洋》一文中说: “医生 的职责是不但要治愈病人, 而且还要减轻他的痛苦 和悲伤。这样做, 不但会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复, 而且 也可能当他需要时使他安逸地死去。”[ 1] 培根在这里

所说的“安逸地死去”, 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一 词, 原意是“快乐的死亡”或“尊严的死亡”, 而在中文 里则被直译为“安乐死”。

我国的学者给安乐死下了这样的定义: “患不治 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状态时, 由于精神和躯体的 极端痛苦, 在病人或其亲友的要求下, 经过医生的认 可, 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 阶段而终结生命全过程。”[ 2] 这个概念认为, 安乐死

是死亡过程中的一种良好状态及达到这种状态的方 法, 而不是死亡的原因, 其本质不是决定生与死, 而 是决定死亡时是痛苦的还是安乐的, 目的是通过人 为的调节和控制, 使死亡过程呈现一种理想状态, 避 免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 达到舒适而幸福的感受。其措施包括: 为解除濒死者精神痛苦而进行正确的 生死观教育和医学心理指导;为解除濒死者精神和 肌体折磨或能使其具有舒适和幸福感受的药物和非 药物的医学手段, 以及缩短濒死者进入不可逆死亡 过程后所持续的时间等。二

近几十年来, 人们对安乐死经历了一个从不理

解到理解, 从反对到支持, 从看他人实施到自己提出 申请的转变, 赞成安乐死的人越来越多。上海一家医 院曾在文化科技界的小范围内作为探测性调查, 结 果有53% 的人主张积极探讨, 并希望立法;36%的 人认为要认真对待;11%的人则根本不能谈论这件

事[ 3]。这项调查还表明, 在知识层次较高的民众中, 赞成安乐死的要明显地高于知识层次较低的。同意安乐死的人认为, 医生的责任是减轻症状

和痛苦, 甚至为此而不惜缩短生命;一个自由和有理 性的人有权力拒绝医疗和要求帮助自杀, 以便“悲惨 的、没有意义”的生命可以尊严地结束。他们还从解 决社会问题的角度提出安乐死的六大好处: 1.结束 病人的痛苦;2.减少对家庭和医生的压力;3.使人 在适当的时候死去;4.加快由晚期病人占用的病床 的周转;5.使患病统计数字下降;6.减少护理晚期病 人所用的开支。因此, 他们认为, 不顾病人痛苦以一 切代价来延长无望的生命, 这是既浪费资源又不尊 重病人的尊严。

为什么半数以上的人对安乐死持积极的态度, 真正实施起来又十分困难呢? 这有个传统观念的作 用问题。

传统观念是人类文化的积淀, 它以无形的方式

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舆论、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安乐 死作为新的时代课题, 在医生与病人、病人与家属、病人与社会三个方面, 与人们头脑中长期形成的传 统观念发生了冲突。

从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上, 传统的伦理观强调, “只要还有一口气, 死马也要当活马医”。因此, 医生 对那些即使是明知无法治愈的疾病, 也是不惜人力、物力、财力去抢救, 甚至是脑已死亡的生命也不应该 促使其死亡, 完全不用去考虑治疗是否有效, 只要尽 力医治, 就是对病人负责, 就是人道的, 因为“好死不 如赖活着”。但持安乐死观点的人却认为, 当今的医 德标准已经要求每个医生对个体病人的负责转变到 对社会负责。所以, 对一个垂危病人是否应当继续活 下去, 医生不仅需要考虑维持病人这种生命对于病 人来讲是十分痛苦的, 而且还要考虑那些为了维持 病人现状, 在感情上、经济上付出巨大代价的其他 人, 以及那些被垂危病人占用而得不到医药资源的 人。

在病人与家属的关系上, 传统伦理认为: “身体 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始也。”子女和家属 对于父母或亲人的任何绝症, 只应该陪守到死, 以尽 孝心, 决不能催其早死。否则不孝的罪名将永远也赎 不清。为了父母和亲人的疾病, 即便四处求医, 不远 万里求良方觅妙药, 甚至负债累累, 压垮自己, 也应 该尽心尽力, 毫无怨言, 只有这样做才能受到人们的 敬重。但同意安乐死的人认为, 对疾病要讲究科学, 一个时期总有相对的“绝症”, 当代的医疗水平不可 能把地球上所有人患的疾病都治愈。对一些确属治 不好的病症, 不但病人精神和肉体都十分痛苦, 而且 也造成病人家属与亲人的种种负担, 因此终止生命 只是减轻病人的痛苦, 决不能用“不孝”或“有罪”来 加以评说。

在病人与社会的关系上, 传统伦理认为, 一个人 患病, 特别是患有不治之症, 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 如果社会对其持冷淡态度, 或者拒之于医疗大门之 外, 这个社会就是不人道的。一个人, 特别是老年人, 一生对社会作出许多贡献, 当他需要享受或照顾时, 社会就以种种理由加以排斥, 甚至施以安乐死, 这样 做会使目前暂时还没有得病的老人也为之寒心。但 安乐死的赞成者认为, 由于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 人到了老年都会面临死的问题, 对一些身患绝病而 无法忍受病痛的人实施安乐死, 决不能用社会不关 心或不人道来指责, 相反, 这正是社会关心和人道的 体现。

同意安乐死的人从伦理学的角度, 提出了自己 的根据。他们认为, 安乐死的对象仅仅局限于脑死或 不可逆昏迷的病人, 或是死亡不可避免, 治疗甚至饮 食都使人痛苦的病人。对于这些病人来说, 延长他们 的生命实际上只是延长死亡、延长痛苦。从这个角度 讲, 实行安乐死是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的。在考察安乐死问题时, 我们不能忽视人的社会 属性。每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是孤立的个 人, 都同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时社会文化、社会心理对安乐死的承受能力都会起重要作用。中 国伦理精神的内核是以血缘为本位的, 在一个庞大 的家族中, 病者亲朋众多, 子孙满堂, 在决定其死的 方式时, 家属和子女对病人死的方式的选择, 就会变 成需要对亲友和社会负责的态度来选择。如果这个 家庭的主要成员受过良好的教育, 具有现代科学意 识, 那么选择安乐死的方式的可能性就大些。反之, 如果社会文化层次较低, 那么就会视安乐死如同杀 害亲人一样, 认为是极其残忍的手段, 在感情上自然 是无法接受的。三

“我一定尽我的能力和思虑来医治和扶助病人, 而决不损害他们”, “无论我走进谁的家庭, 均以患者 之福利为前提, 务必不陷于腐败和堕落。”[ 4]这是医

学鼻祖希波克拉底的弟子们从医的誓言。但是, 自从 安乐死问题提出后, 最感到进退维谷的正是这些医 生们, 他们始终处于头脑与心灵冲突的矛盾之中。一 方面缓解病人的痛苦是他们的责任, 另一方面“救死 扶伤”的准则又阻止他们这样做。

解决这种矛盾的前提,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对 安乐死及实施安乐死的方法必须作出严格的规定。

第一, 实施安乐死一定是以病人在当时的条件

下确实毫无治愈的可能, 而自身又十分痛苦, 不想再 生活下去为前提。

第二, 必须是病人自愿实施安乐死。自愿的死亡

有多种态度, 包括多种选择, 如要求出院回家, 停止 治疗, 或者要求医务人员帮助自杀等。

第三, 病人必须具有正常的思维能力。对病人实 施安乐死的人必须是医生, 他应当与另一个医生或 一些指定的权威商量, 为了防止病人是在精神暂时 失常时提出安乐死的要求, 应在申请安乐死与实施 之间有一段时间, 在此期间必须注意病人可能产生 的思想变化。

第四, 在垂死患者无法表达意愿的情况下采取 安乐死的办法, 可能会产生谋杀或他杀的嫌疑。因 此, 这种“仁慈杀死”要更加慎用。四

从伦理学的角度考察安乐死, 还要考虑到情感 因素。因为人们对于自身与他人的死亡往往带有强 烈的个人情感和社会情感, 而科学则是理性的, 它总 是试图通过理性来调整情感, 使人能够在面对死亡 时可以笑着向自己的生命告别。因此, 关于安乐死的 讨论和实施中最棘手的问题, 就是理性与情感的问 题。这个矛盾如何把握, 对于一个面临垂危病人的亲 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过分的理智会被人指责为“不 孝”, 过分地带着情感处理问题, 又可能被人认为缺 乏理智, 不懂科学。因此, 安乐死既是科学问题, 又是 一个伦理问题。

生是人之向往, 死令人畏惧, 但是死是不可避免 的。作为一种结束生命的方式, 虽然安乐死至今仍没 有得到共识, 但是, 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 人的 尊严和生命的质量必将越来越受到重视。当人们明 确意识到死之必然, 并力求去追求一种尊严的方式 时, 那么安乐死无疑是结束生命的一种好的选择

第三篇：医药伦理学角度下安乐死的审视---综述

医药伦理学角度下安乐死的审视

摘要：安乐死在我国受争议已达近百年之久，本文在对安乐死进行深入的伦理学思考后，主张安乐死的合法性。安乐死是对人类死亡的提高和进步，其核心是保障死亡的质量，体现了人类死亡的尊严和体面。它涉及伦理学、哲学、法学、医学等多个方面，但受我国当前社会发展水平、国民素质和文化观念的制约，安乐死合法化在我国还有很长路要走。关键词：安乐死；伦理学；生命权；自主权

在我国的医学领域中，一方面，在有条件的大医院存在着用昂贵的代价来维持脑死亡患者“生命”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对无法忍受痛苦的绝症患者的医疗处理过程中，“安乐死”以隐秘或公开的方式已经使用已久。至少在我国老年人和高知识阶层人士上已有不少人持支持态度。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安乐死是否合情合法却依然是一个空白，但随着人们对自身生命价值进行反思，人们对生和死的观念有了根本的转变，对生死问题开始了公开、认真的讨论与研究[1]。1 生命论

生命论是围绕如何看待人的生命而确立的理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医学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生命神圣论、生命质量论及生命价值论三种基本观点。正是人们对生命的态度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发生着改变，才有了安乐死的提出[2]。也正是因为人们对生命的意义有着不同的理解才使得安乐死这个问题充满争议。

生命神圣论认为，生的权力是人的基本权力，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它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不可侵犯的。药王孙思邈也说过：“以为人命至贵，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该理论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尊重人的生命，重视保护人的生命，不允许对人的生命和死亡有任何触动和侵犯，不允许对人体有任何改变和修补。

生命质量论认为生命不是绝对神圣的，应通过生命质量评价来衡量生命价值，认为有价值的生命才是神圣的，而无质量、无价值的生命并不神圣。人们开

始不仅要求活着，还要求活的更好；人们不再要求大自然赋予人类的生活水平，人们更期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更加完美的生命，活的更舒适，死的更安逸。这个观点就要求我们在医疗工作中不仅要解除患者的病痛，维护和延长患者的生命，更需要促进患者生命质量的提高，争取使人处于最佳生命质量状态。

生命价值论是以人具有的内在与外在价值来衡量生命意义的一种道德观念。生命价值论为全面认识人生命的存在意义提供了科学的论证，帮助医疗卫生人员在竭力挽救患者生命的同时，也对那些濒于死亡的患者做出生命价值的判断。借助现代技术，挽救有价值的生命，是具有道德意义的，而延长一个无价值的生命，增加社会不必要的负担，是不具有道德意义的。2 安乐死问题的争论

“安乐死”，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意即“没有痛苦的死亡”。《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将其定义为：对于现代医学不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医生在患者本人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可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

传统医药伦理学认为人的生命权之上，在“生命神圣论”的基本要求下，任何对病人生命造成损害行为都是坚决不允许的。古希腊著名的希波克拉底医生曾公开宣誓：“我绝对不会对要求我的任何人给予死亡的药物，也不会给任何人指出同样死亡的阴谋途径。”因此医务工作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不惜一切代价去挽救患者的生命，而不管这种艰难的生命维持给病人和其家庭以及社会所造成的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负担。

但这仅是就一般意义而言，是医务人员应该遵守的职业道德，如果将其绝对化，便会走向极端。众所周知疾病是不能被完全消灭的，那么临床上遇到不治之症的病人如何处置呢？诚然，我们不会鼓励一个人轻而易举地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我们在对待生死的问题上，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应该不能违背的，就是尊重病人起码的自主权，让病人掌握自己的命运，因为法律应该相信，而且现实中大多数情况也是这样，一个人自己是关于自身利益问题的最佳判断者。安乐死的核心是使病人安乐地死去，本质上不是让病人从生到死，而是从痛苦到安乐。正如培根

在《新大西洋》中指出：“医生的职责是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还要减轻他们的痛苦和悲伤。这样做，不但会有利于他们的健康，而且也可能当他需要时使他安逸地死去。”此时医生仍然是救人的白衣天使而不是杀人的黑色幽灵，他们让病人提早安详地结束生命而不是继续延长这种痛苦，这是对病人的关怀，这是一种变相的医生为病人减轻痛苦的方式，这是人道主义的具体体现和升华。

尽管在先进的设备仪器的辅助下，人类的生命在延长，死亡在推迟，但新设备、新疗法的使用，使病人对药物的依赖日益增强，机体的免疫能力、抵抗能力却在日益下降。现代医学无限制地依靠先进的医疗科技工具、手段干预、阻止生命的自然进程，患者本身的利益被忽略掉了，医学科技与人道主义的距离越来越遥远，而安乐死正是给了医务人员职业伦理一种新诠释[3]。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我们已经认识到死亡不简单是一个生命的毁灭，更一般意义上讲是一个生命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是生命的自然归宿。衡量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应当坚持生命长度和生命质量的统一。当一个人的生命变得不再有价值而自愿选择快乐地死亡时，这时医生保住生命的行为难道不是违背了病人基本的自生命主权吗？应该说医生的职责不是增加病人的痛苦而是想方设法减少病人的不适，我们要极力尊重这种独立的、自主的生命权。“哀莫大于心死”，当一个人认为自己已经死了时，这种内心的痛苦是远大于肉体上的痛苦的，这时死亡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快乐。我们之所以对这种想法有怀疑是因为我们只关注生的态度，而总是忽略死亡的意义。生命完整的意义不仅存在于充实的生活、发展中，还包容于生命的终结、更替与繁衍中。圆满的死亡，对活着的人是一种鼓舞与允诺，请不要忘记“死是生的本质意义”。我反而觉得实施安乐死并非是对生命的亵渎，而是在你即将离开人世时，给予你一种权力，这种权力使人更因死的可能及必然而使生活更有意义，并使病人更珍惜生活与生命。3 安乐死合法化困境的伦理学思考

我国支持安乐死的理论所遇到的困难，主要是与人们的情感冲突。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人的生命不仅是属于自己，还包括一个人对自己的亲人、对自己所在的集体都是有千丝万缕互相依存的关系，子女若支持父母实施安乐死，则会被

视为“不孝子孙”。

社会上也有一部分民众由于担心被人利用而导致“合法杀人”而反对安乐死[4]。实施安乐死首先需要的是要对病人的病情有正确的诊断，而我国现在的医疗技术和检测手段还不够发达，距离准确诊断安乐死病例的要求还相差很远。再者由于部分医生职业道德的缺失，医疗事故频频发生，医患关系紧张，导致医患之间的信任危机。这也是很多人反对安乐死的原因。但我们要如何避免安乐死的泛滥正是法律应该考虑的，而不是通过立法手段禁止安乐死。

截止目前已经有荷兰、比利时、瑞典、美国等不少国家立法确立了安乐死的合法性，但安乐死进行立法必须要十分谨慎。从2002年下半年起，不到1年的时间里，荷兰实施安乐死的人数突然增至约7000人。但是紧随其后，却出现了荷兰老人移民“大逃亡”。对比国外安乐死的司法实践可以给我国的立法工作带来一些启示。第一，安乐死的申请程序上必须严格把关，确实是患者本人真实意愿的表达，同时经过与患者的多次沟通交流和专家组的反复讨论之后才能作出最后决定，而不能是无自主意识的重残或痴呆的婴儿或处于不可逆的昏迷中的植物人。在请求程序上应当由患者本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除非由确实的证据可以证明委托人是按照患者真实的意愿申请安乐死才可实施，否则便是不合法。第二，当个人的生命没有尊严，活着是对生命和人格的侮辱时，国家确认病人得到正确诊断，也必须确认病人的痛苦确实来自疾病本身，这种疾病可以是肉体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病人的主要亲属也都同意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对病人安乐死。第三，个人对生命的权限应当是只要个人不属于依法被剥夺生命权，只要他还有求生欲望，就没有任何人有权将他置于死地，绝不能以所谓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正当权益[5]。有些患者在面临实施安乐死时，常常临时恐惧而放弃原先的决定，此时医务人员必须对是否对患者实施安乐死进行重新考量。

“安乐死”是有积极的意义的，在严格条件的限制下，将“安乐死”合法化是可行的。安乐死的医学伦理问题已论述清楚，但是很多技术操作难题还有待深入研究和探讨，如怎样建立健全安乐死的法律制度；患者的自愿如何表达；以怎样的方式来实施安乐死。但这些因素只涉及到安乐死合法化的现实可能性，并不

足以动摇安乐死合法化的根基。随着公众整体素质的提高，我国在经济、法制、医保体制的健全，越来越多的人是会接受安乐死，这只是时间上出台迟早的事情而不是应当与否的问题。只要法律在承认“安乐死”合法化，同时对“安乐死”的操作程序等做出严格、细致的规范，建立起一套完整、科学的“安乐死”实施制度，完全可将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4 结语

泰戈尔曾经写道：“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是生的境界，也是死的境界，只有真正尊重生命的人才能正确把握。我们无法逃脱死亡，但我们应该拥有选择死亡的权利，在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后正确实施安乐死，符合人道主义原则，那么我们真正把握了自己生死的权利，一种寻求尊严的权力，并且这种权利带给我们的是生命的安乐，而非死亡的痛苦。

[1]杨

桢.论安乐死在我国的合法化[J].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半月刊,2009, 11(15):266-267.[2]施 韬.从生死观谈安乐死的对象及权利[J].卫生职业教育,2009,27(16): 158-159 [3]周 帼.安乐死的伦理思考[J].理论界,2009,9:81-82.[4]刘艳蕊.安乐死的伦理思考[J].传承,2010(11):136-139.[5]伍自强,杨 彪,等.我国第一例安乐死引发的伦理思考[J].2009.11:171-171.

第四篇：浅议安乐死

浅议“安乐死”

近来，绵阳某中学教师唐昀因不堪忍受病痛和精神上的重压，向成都华西医院提出安乐死被拒一事，使安乐死再度成为社会的敏感话题。其实，自安乐死概念被提出以来，全社会围绕安乐死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赞成者称它为“安详的解脱”，反对着则称之为“合理的谋杀”。安乐死不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它考验着人们的理智和良知，在二者之间我们应该如何取舍？安乐死究竟是对生命权的亵渎，还是更高层次的人性关怀？笔者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安乐死来源于希腊文，英文是“euthanasia”，意思是无痛苦的、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无痛致死术，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我国学者对安乐死的定义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则是一种特殊的选择死亡的方式。

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从而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这也是人类第一部允许安乐死的法律。在这部法律中，它规定了实施安乐死的条件：按要求申请安乐死者必须年满18周岁；经多方确诊患有不治之症，并要递交有本人亲笔签字的申请书；同时严格限制医生，实施时应有两名医生和一名心理医生签字同意，其中，至少有一位医生曾经参与病人的治疗等。虽然，该法实施一年以来即遭推翻，但，它仍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

2001年4月10日荷兰议会一院（即上议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安乐死法案，也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为防止医生护士滥用安乐死，这项法律规定了3个前提条件，即：患者的病情必须是不可治愈的、患者遭受的是难以忍受的无限折磨、患者必须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后，完全自愿地接受安乐死。荷兰医生并没有决定安乐死的权利，他们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否则将受到起诉；同时，实施安乐死的医生必须咨询另一名负责医生的意见。在这部法案中，并没有提到如何对“脑死亡”者进行安乐死，尚不够完善，但仍为今后的立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而紧接着，5月16日，比利时众议院通过“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行安乐死，从而成为继荷兰之后第二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对于安乐死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基本上有两种声音，即肯定说和否定说。肯定说认为，安乐死虽然在形式上符合故意杀人的要件，但是由于安乐死是在患者极度痛苦，不堪忍受的情况下提前结束生命的医疗行为，而医疗行为是正当业务行为，因而可以阻却其违法性，不构成杀人罪。否定说则认为，安乐死不能阻却行为的违法性，仍应构成刑法上的杀人罪，但处罚可以从轻。

虽然近年来，我国学者多次提出了安乐死的立法需要，并于1998年，由山东省中医药大学课题组经过20年的研究，提出了《安乐死暂行条例（草案）》，但目前，因为我国法律还没有关于“安乐死”的成文法，也就是说，法律没有授权给任何机构和个人实施“安乐死”的权利，所以根据《刑法》解释，如果实施安乐死，就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安乐死是违法行为。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观念的更新，安乐死的立法迫在眉睫。笔者认为，支持安乐死合法化是非常有必要的。在一项对北京人的调查中，有超过80%的人赞同安乐死，但有同样高比例的人同意“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病人治病的说法”，这说明了整个社会的观念在普遍提高。此外，人们普遍同意了“安乐死承认了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是文明的进步”这一观点。不难看出，人们把选择安乐死看作病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主动结束痛苦，坦然选择死亡的表现，是一种勇敢的行为，作为医生，为病人实施安乐死则是帮助病人实现自己的选择，也是履行自己的职责。安乐死已被社会大多数人在观点上所接受。

无独有偶，国内一家肿瘤医院曾对800例身患癌症的垂危者进行调查统计，其中不堪忍受痛苦，自愿要求死亡者占到30%以上。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每年大约有5千万人走向死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被拖延了的死亡，在我国也有数十万的绝症患者痛苦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维持生命，而最终“含痛死去”。而在我国的医学实践中，一方面有条件的大医院同样存在着用昂贵的代价来维持脑死亡患者的“生命”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对无法忍受痛苦的绝症患者的医疗处理过程中，安乐死以隐秘或公开的方式进行已久（上海、广州等城市）。

死亡作为一种自然规律，自古以来，人类始终追求着一种“善始善终”，“安然去世”。既然死亡不可避免，为何不在适当的时间选择一种更有价值、有尊严、更安宁的死亡方式呢？生命的价值在于它对社会的贡献，而这种价值往往体现在生命的质量上，当一个人的生命连质量都谈不上时，它又如何保障它的价值呢？面对那些痛苦万分的绝症患者，如何维护他们死亡的尊严，如何给他们临终前一个安详？安乐死无疑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虽然，现代的医学越来越发达，然而，不管投入多少资金来设法延长死亡和减少产生痛苦及残疾的风险，仍然有无数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实际上并不能避免死亡，反而遭受极其痛苦而难以忍受的延长死亡过程的医学干预。我们都知道，身患癌症的人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痛苦，还有更多精神上的压力。作为健康人的我们，是无法感同身受的。由于现在我国治疗绝症大多使用的是进口药，价格非常昂贵，且其药理也对病人身体的本身产生巨大的副作用。目前我国普遍采用的伽玛刀，也仅能暂时消除患者某些部位的病灶，但却无法抑制有病细胞的再生和转移，这无疑造成了一种“医疗资源的重复使用，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而在这漫漫的求医长路上，不仅仅是病人要承受着病魔的折磨，病人家属出于道义、责任，碍于社会舆论等原因，无法接受“安乐死”，仍寄望于医院，甚至有些家属向病人隐瞒病情，自身却背负着过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当这些受尽折磨的人们要求安乐死时，我们难道忍受拒绝他们吗？

在我国生活水平还不高、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的今天，医治在个癌症患人往往需要花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费用，对于年平均收入才几千元的家庭而言，尤其是广大农村家庭，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往往，为了治好病，他们都负债累累，直到无法负担时，才放弃治疗。可是，这些努力却不一定会换来好的结果，患者最终仍步入死亡，而留下的大笔沉重的债务，让其家人负担。这些家人也往往穷尽一生，生活在漫长的还债路上。在家人、朋友为患者努力的同时，新闻媒体也在做着种种努力，我们常常能在各种新闻媒体中看到为患者捐款的一幕，感谢社会上有如此多的热心人，但他们的努力也往往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曾经，我认识一个姐姐，她在高三的时候患了脑瘤，家里的钱全部用在了她和治疗上，她的母亲一瞬间苍老了许多，而她的父亲则四处借钱，家里负债累累。当时，新闻媒体报道了她的事迹后，社会热心人士纷纷捐款，没错，这些努力使她的病情有了好转，但一年以后，她仍然离开了我们。笔者并不否认大家所做的努力，也不是否认生命存在的价值，但我们也不难发现，对于那些绝症病人，这些努力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资源、医疗资源的浪费。

当然，对于家人实行安乐死，是一件需要深思熟虑才能决定的大事，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病人、自己，还关系到亲朋好友对于自己的看法，同事邻居的议论。“百善孝为先”的古训是中国传统观念的总结，而安乐死是一种新的观念，尽管许多人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变革也有一定的转变，但是传统思想、社会舆论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具有巨大影响力。许多人会仅仅由于顾虑别人的评价，担心别人的议论而作出违背自己意愿的决定，尤其是在事关生死这样的大事上。也许，我们认为看着自己的亲人、朋友步入死亡是非常残忍的事。然而，换个角度考虑，让病人饱受病痛的折磨，将我们自私的情感建立在他们的病痛之上，难道不是另一种残忍吗？这不仅让我想起一个故事：一个老教授肝癌晚期，某天她欲跳楼自杀，被子女们拦住，她声泪俱下地说：“孩子们，看在我辛苦养育你们的份上，放我一条„生路‟吧！”对于一个将死亡看作“生路”的人，我们还能说些什么？

选择安乐死也与人的本身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个人素质、文化层次越高的人更会认同安乐死。当他们选择安乐死时，笔者相信都是经过了深刻的思考的，他们不仅仅是为了解除自己的痛苦和家人的负担，也是为了节约社会的资源，更是一种实现自己权利的体现。当我们听到更多的人在呼吁安乐死时，我们应该感到高兴，这是人类进步的体现，而那些选择安乐死的人并不是生活的懦夫和逃兵，而是敢于面对现实的勇者。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说：“生命是神圣的，因此我们不能结束自己和别人的生命。”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生命是神圣的，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而安乐死其实也是对“侵权”（侵犯他人生命权）所作出的另一种思考。反对安乐死的人认为，实施安乐死是对人的生命权的剥夺，但换个角度出发，倘若一个人因绝症而痛不欲生，倘若一个人因生活的磨难而生不如死，倘若一个人因身心的疲惫而无法解脱时，他们选择了轻生并子付诸实践。那么，法律对它会作出如何的评价呢？在法理学上，生命是属于个人完全所有的，对于这个绝对权利的处分，是基于个人绝对意志的支配（包括轻生），只要这样的行为不影响社会和大众的利益，理性的法律是不应该介入的。而安乐死也仅仅是借助某种手段而得到解脱。如果说，一个人有生存的权利，那么，他也不应该失去选择死亡的权利吧！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总是利弊相伴的，我们不能否认，安乐死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就可以真正解除病人的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剥夺病人选择生命权利的借口，被不法不义之徒滥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样，就否认了安乐死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重要性。健全的法律是为了给人们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笔者相信，在我国法制建设快速发展，社会观念飞速进步的今天，安乐死合法化最终将得以实现。

第五篇：浅议安乐死

浅议安乐死

关键词：安乐死，生存与死亡的权利；生命的价值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对自身权利的保护，其中生命权则是我们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这也引发了大家对于安乐死的思考。

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科学化，主张安乐死是对于医学无法挽救的濒临死亡过程进行科学的调节，以减轻或消除死亡痛苦，使死亡状态安乐化。我国定义安乐死是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我本人是同意以立法的方式承认安乐死的合法性，我认为这是必要也是必然的。

生命权是人权最基本的权利，是关于人出生和死亡的权利，我国立法时将生命权规定为一项独立人格权而加以保护的。因此，有人说安乐死侵犯了人们的生命权，不应实行，但是，既然生命权也包括死亡的权利，而我们是拥有这项权利的主体，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权利决定如何行使这项权利呢？

我国刑法第20条第3款有明文规定：生命权是不可克减的权利。生命权是不可克减的权利，即使为了公共利益或者在紧急情况下也不能被限制和征收。而这一点也是许多人用来反对实行安乐死的依据。事实上，在公共道德观中，生命权并非绝对优位，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也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在法律上，生命权也绝非在任何情况下均有位于所有其他权利，例如，可在刑法上设置死刑，依法剥夺生命权。可见，生命权不像原本想象得那么神秘，那么崇高，那么不可侵犯。相反，生命是那么卑微，那么脆弱，随便一件意外的小事就可能让一条生命消失。而在所谓的社会主义，个人的利益是绝不能抗衡集体利益的，个人的生命在整个集体利益面前时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一个人为集体牺牲，我们说他是为国捐躯，无私奉献；一个杀人犯被法院判死刑，我们说他罪有应得；但一个人真正想为自己而死，无痛苦的死去，这反而违法了，我不明白，这样的法律究竟在保护谁？而生命的价值到底体现在那里？

或许我的想法有些偏激，但在在我看来，国家不放行安乐死，绝不可能是说为了维护我们的生命权，中国的人权观念还没发展到这种地步，而那么几十或几百条百姓的生命也不是党和国家在意的，他们担心的只是有些人钻法律的空子，造成国家动荡。并且，医院医疗器材的重要收入就是那些生不如死的病人身上挖来的，如果安乐死合法化，那么就会破坏了医生和医疗供货商的饭碗，也会影响国家收入，对国家经济影响非常大。可见，安乐死的实行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多大。

当然，以上所说的都是假设性的问题，只要没有实践，没有人知道结果怎样。可笑的是，我们伟大的政府，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200个问题，而忽视已经发生的1000个问题。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同意实行安乐死，但为了守法，很少有人真正实施，而那些敢于付诸行动的人也大多受到法律的制裁。

就目前的刑法来看，安乐死是帮助自杀行为。这些帮助自杀的人都是法律上有义务组织自杀人自杀的，如果不作为将构成不作为犯罪，更何况这些有义务的人帮助自杀，显然这些人将涉嫌故意杀人。根据侵权行为法理论，我们可以得出类似刑法理论的“帮助自杀”行为的“帮助自损”行为，这两种行为同样是经受害人同意，而为什帮助“自杀行为”涉嫌故意杀人。而“帮助自损”行为却是因为受害人同意这一阻却违法事由而不构成侵权呢?只是因为“帮助自损”行为中，受害人同一损害的权利是法律赋予其处分权的，而在“帮助自杀”行为中，受害人同一损害的是自己的生命权，法律没有赋予个人生命处分权。随着法律理论的发展，法律赋予个人生命处分权是必然趋势。其实，这样分析下来，我自己都感觉有些可笑了，原来我们自残的部位还要经过法律批准啊，难怪我们现在选择死亡也要经过法律批准。

活得越久，越感觉到生命的卑微，人生来就是要奋斗的，奋斗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最终哦你是要面临死亡的，所以，生命的意义本不在生命的长短，而太纠结于生命权也没多少意义。只是，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选择的权利，我们没有权利选择我们的出生，有时，我们升值没有权利选择我们的爱情，工作。如今，我们似乎连快乐的选择死亡的权利都没有了，难道，百姓就只能服从的活，不能反抗的死；只能痛苦的活，不能快乐的死吗？如果说我都不能批准批准自己去死，那么我们这个躯壳的主人到底是谁呢？究竟我么的生命是谁拥有呢？

其实，有哪个人不愿快乐的活着，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那么幸运，都能幸福的活着，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那么坚强，勇敢地面对未来的每一天。一个原本不幸的人，当生活抛弃他，当社会抛弃他。当他的生存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的时候，难道他不能选择快乐的死亡吗？生又何欢，又有何惧。而这一点，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同意，他也认为，医生延长那些最终热门不免死亡的危重病人痛苦是不合理的，并暂停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的病人既有结束生命。

对于这些生不如死的人来说，他们的安乐死对于亲属来说既是生理上的解脱，也是心理上的解脱，比起他们一天天地忍受痛苦，这样没有负担的安安静静的走对亲人来说是最大的安慰。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少了谁太阳都一样升起，并且，那些病人的提前死亡也可以为社会节省一大笔资金和资源，可谓益处多多。

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不断进步，人们的道德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那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念已慢慢退出历史的舞台，现在更多的人向往温柔地死去。他们认为“温柔”加速痛苦的死亡过程，比那种靠人工方式勉强维持生命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的道德观。

安乐死一词来自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人终有一死，我们没有办法阻止死亡，然而，我们现在有能力让死亡不那么可怕，在我们饱受折磨时可以安详的幸福的死去，这何尝不是一个人最大的幸福！我们大多是数人都是普通人，不想轰轰烈烈的去闯天下，只想要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不想要长命百岁，只希望活着的时候能健健康康，要是生病，也希望不要受痛苦。一句话，我们只是平凡的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不是任和书籍或剧本中出现的虚化的人，人并不崇高，生存和死亡也没有那么高调，所以安乐死的实行没那么神秘，不要给他带那么多高帽子。

注释：【新华网】《安乐死论争与第三条路线的法律评价》

《论死在中国合法化》

《论安乐死问题》

执笔人：丁旭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