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安乐死.12

第一篇：浅谈安乐死.12

浅谈安乐死 摘要：1906年美国俄亥俄州诞生了第一个安乐死法案，安乐死作为一个法学问题被正式提出，从此以后成为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本文根据国外和国内的安乐死的背景和对安乐死支持与否的民意调查，从我国的立法角度和立法背景等方面和我国的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等个体法等方面来认证我国实行安乐死的意义和可行性。并且提出一些关于安乐死的立法建议和实行措施。

一、安乐死的背景

（一）国外安乐死背景

1906年美国俄亥俄州诞生了第一个安乐死法案，安乐死作为一个法学问题被正式提出，从此以后成为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安乐死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快乐的死亡”或“尊严的死亡”。英文解释为：无痛苦处死患不治之症而又非常痛苦者和非常衰老者。中国学者给安乐死下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或家属的要求下，经过医生的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全过程。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英国，美国，瑞典等一些国家发起成立“自愿安乐死协会”或向国会提出允许安乐死的议案，由于对安乐死问题的认识不清，社会上绝大部分民众反对安乐死。反对安乐死者主要出于以下考虑，承认安乐死合法会出现难以控制的负面效应，除无法有效保护弱势人群的生命权之外，重病患者的精神负担也会极度加大。历史的焦虑也是不容忽视的干扰因素，三十年代纳粹德国对所谓劣等民、残疾人以及老弱人群进行残酷的清洗，目的是保持德意志血统的纯净和节约肉类与香肠。希特勒签署了一份文件，对被确认为不可治愈的病人在确诊后准许被实施慈悲死亡，这个文件为此后的血腥清洗做出了法律铺垫。英国于1961年通过的《自杀法案》禁止协助或煽动自杀。1998年，美国病人托马斯。伍克在凯佛基安医生帮助下完成安乐死。这医生为宣扬安乐死将整个过程拍下来，录像拿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一年后，凯佛基安医生因二级谋杀罪名服刑15年。“也正由于生命对自然人乃至整个人类繁衍的重要性，使给予‘安乐死’合法地位仍受到诸多反对。”

(二)我国安乐死的背景

我国最早提及安乐死一词是孟子——“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而这里的“安乐”是安逸之意，并非“好死”“善终”之意。含有“好死”“善终”之意的安乐死的一词源于佛教净土宗的思想。净土宗创立者为唐代善导，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法门，中国净土宗早期一本重要著作名为《安乐集》其中安乐一词即为善终之意。近代，据说早在1925年，当孙中山先生陷入肝癌晚期的极大痛苦时，他的亲属就接受了医生的建议，让孙中山先生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后与世长辞，这实际上就是实施“安乐死”的典型实例之一。邓颖超同志也在电台讨论中提出“安乐死是一个唯物主义观念”。她还再次强调对安乐死的赞成态度，并且建议有关部门立法。1987年4月，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有王群等三十二名代表提出101号提案，建议制定《安乐死条例》，这标志着安乐死的立法问题从那时起就被提到立法机关的议事范围之内。

1992首列安乐死划上了句号，也是从1992年起，在每年的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上海曾以问卷的形式对200位老人进行了安乐死的意愿调查，赞成者占72.56%，在北京的一次同样调查中支持率高达79.8%。西安某大学小范围的调查表明90%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在对某医学院172名学生进行调查时发现，赞成对伴有难忍痛苦的绝症患者实施安乐死的达77%，因法律无明文规定而表示说不清的占16%。可见无论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无论是医务工作者还是非医务工作者大都赞成安乐死，希望有相应的法律予调整。安乐死的合法化是大多数公民的愿望，而我国法律正是以代表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为宗旨的，安乐死立法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而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然而遗憾的是安乐死一直处于一个理论的讨论前沿的位置而从未真正进入法律世界的立法领域。

二、安乐死法律分析

安乐死从立法角度是可以进行适用的。安乐死合法化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依法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受到法律保护，而阻却实施安乐死行为的犯罪性的根本因素是病人在特殊情形下自愿选择死亡的权利，所以安乐死立法之首要目的应当是确认病人享有这样一项基本权利：即有选择或不选择安乐死的权利。这是一项基本人权，一种基本自由。人权的基础是生存权，生存权既属于生命权；人权的核心是自由权，即包括对生命的自由支配权。在当今文明时代，人权不仅仅是成存权，更重要的还有自由权、尊严权、自决权。最基本的自由权是人身自由权，最基本的尊严权是对人格尊严的自主判断和自由追求，自决权是保障性的权利，没有自主决定的权利，其他权利的实现则无从谈起。既然有法律上的特定情形和条件，就意味着行使这些权利是有限制的，这些限制便是应当遵循的义务，包括不作为和作为。不履行义务，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马克思说得好：“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这些自由权利必须为法律所保护确认，超越社会所能容忍限度得自由则必须受到限制，滥用权利得的行为必须予以制裁---所以我们需要一部“安乐死法”。

（一）立法依据

安乐死合法化的关键首先在于有无自主选择安乐死的权利。我国宪法尚未明确规定生命权，未明确规定公民本身生命的权利，但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我国公民享有人身自由的权利。每个人在享受自由权的时候都有义务尊重其他每个人的自由。马克思则把自由理解为：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害处的活动的权利。死亡的权利本身体现的是一种人格利益。而这种死亡方式也是一种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反对安乐死论者认为生命的价值在于社会，这种死亡方式是有害于社会的。诚然生命的价值在于社会，因为价值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概念，价值只能在社会中才能得以体现。而生命的价值并不是指生命本身，价值属于社会而生命是个人的。病危患者要求安乐死，基于法律的空白而被拒绝，被迫痛苦的生存下来是自由吗？自杀被认为是于他人有害的行为，那么法律是不是应该给自杀而又未果的行为给予法律的制裁让其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呢。人权作为法律与道德最高价值取向的契合我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与足够的重视。然法律没有，就承认了生命属于个人，自杀行为于他人的危害，不足以要求法律的禁止。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的内容包括“生命安全维护权”，即维护生命安全，禁止别人非法剥夺人的生命的权利；“生命利益支配权”，即意味着生命权的主体是不是可以随意处分自己生命的问题。传统的民法理论对生命利益支配权持否定态度。例如一些国家都曾规定自杀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国未作出此类规定则是一种默许的方式承认了生命利益支配权。也就承认了生命属于个人，个人有权处分自己的生命。人权作为法律与道德最高价值取向的契合我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与足够的重视。我国政府已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先后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谓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人权的本质特征和要求是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目的是使人摆脱一切压迫和歧视获得有尊严的生存和全面自由的发展。其实人权就是人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自由和平等。

（二）立法分析

从法的价值来说，就是为了维护秩序的需要。同样从病人角度来考虑，病人有摆脱痛苦，抉择自己生命的自由。在法的价值位阶原则中，自由是优先于秩序的。何况，任何权利的滥用都会造成不利的后果，政府不应该讳疾忌医，而应该拿出勇于担当责任的勇气和魄力，既保护公民应有的权利，时积极采取预防措施。如对安乐死的实施对象、实施主体、实施程序、审查机制、法律责任等作出具体规范，防止权利被滥用，将损害降低到最小化，这也正是解决法的价值冲突的比例原则。

《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而我国现阶段，从有关调查来看，我国绝大多数民众，都赞成安乐死；身患绝症的患者，更是希望安乐死。因此，遵循立法民主性的原则，也有必要有条件的让安乐死合法化，这也是对人权的一种尊重。

（三）安乐死立法与宪法

基于宪法的根本性和最高效力，安乐死立法显然不得与宪法相冲突，而安乐死法赋予公民一种安乐死权，最有可能与宪法规定的下列权利相冲突：

1、首先“安乐死”是否存在违宪问题

马克斯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在承认人享有盛名权力的同时，也应承认人享有选择死的权利。在特殊的情况下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允许安乐死不仅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而且也不会有损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死亡的权利是“优死”观念的强化和追求生命质量的价值目标的鄙人和结果。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色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从法理上讲，公民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宪法》的这一规定说的是国家保障公民的私权利，并没有限制公民“安乐死”的自由。而且，对公民的私权利而言，“法不禁止即自由”公民选择“安乐死”是他们的自由。随着社会的进步，当“优生”的生存观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之后，同样应尊重“优死”的权利，无可救治的绝症患者应当有权利选择有尊严地死去。

2.从生命权。安乐死涉及公民生命的提前结束，因而可能与宪法所规定的生命权相冲突。生命权的基本内涵就是人寻求一切办法来维护生命、提升生命，甚至国家都负有责任来帮助生存，因而生命权与安乐死权在内涵上有所冲突。而且我国以前更多强调个体生命的国家与社会意义，因而不承认个体生命的独立自主性，反对生命的自我处决。当然，随着观念的更新和经济体制的变革，生命的自主权也获得承认。我们认为，可以扩张生命自主权的内涵来解决安乐死权与生命权的可能冲突，即生命自主包括求生和放弃生命两个方面，因为权利是可以放弃的，生命如果可以自我做主，当然可以放弃

3.从尊严权。在此方面有两种貌似冲突的观点：一种认为对于临终病人来说，身体受医生或家属的摆布，生命依赖于生命维持系统，人的身体功能和理智能力都急剧下降，这时病人会感到失去了尊严而不愿再继续这样的状态而寻求一个了断，出于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尊重，应该允许安乐死。事实上，许多支持安乐死的人更愿意称安乐死为“尊严死”，而且一些安乐死的法案也被称为“尊严死法案”。另一种观点认为，生命最后时刻的状态并不能决定人的尊严，庄严死亡应当在庄严的生活中体现出来。“诚实、体面的一生在结束时，人们仍然会这么看待你。并非在人生最后的几星期或几天中，人们才来合成对你的印象并永远记在心里，他们要记住你的是此前的数十年的生涯。”这两种观点冲突之关键在于都以自己的主管感受代替当事人的感受。其实，有无尊严，主要是个体的主观看法，在相同遭遇中，不同性格的人会有不同的尊严感受。我们只能根据一般人的感受来认定是否具有尊严，从而做出普遍性的规定。一般来说，一个人处于备受病痛折磨、受病痛操控的状态就可以认定没有尊严，而不应该强求每个人都去与病痛做斗争而维护英雄形象。这样，上述对立观点的冲突就可以迎刃而解，安乐死主要在于个人自愿，如果有人能够勇敢与病痛斗争，当然不能强制他安乐死。

4.从物质帮助权。这一点最初由广东省明确安乐死违宪的理由而引发出来。据悉：广东有政协委员在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提出，应对无可救治的晚期癌症患者实行“安乐死”。但广东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在会办该提案时指出，立法实行“安乐死”有违《宪法》。他们认为，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若立法实行“安乐死”，违背了《宪法》的这一规定。当然，也有专家提出反对意见：宪法这一条款，仅仅体现了国家有帮助公民延续生命的责任，但这一点既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强制公民延续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帮助公民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认为《宪法》第45条规定了“物质帮助权”，既然是权利就是可以放弃的，因而安乐死并不违反这一条，但是第45条确实体现了国家有帮助公民延续生命的责任，既然国家有此责任，就不能像有些专家认为的那样——国家可以帮助公民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自相矛盾的。

（四）安乐死立法与刑法

执行安乐死行为从现行刑法来说，是故意杀人行为，因而很多学者从违法阻却事由和期待可能性理论等来为安乐死出罪，但事实上，这些都是价值考量，是实质合法性问题。违法阻却和期待可能性都是力图证明安乐死的实质正当性，从而排除刑法适用。我们暂且搁置其实质正当性问题，就我国刑法而言，违法阻却事由和期待可能性并没有得到我国主流犯罪构成理论以及刑法典的支持。而且这种理论即便成立，也需要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和法律规定作重大修改后才可行。事实上，安乐死立法后，就以单行法的形式排除了安乐死的违法性，从而修正刑法典，进而取消此类争议问题。此后，安乐死与刑法的关系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符合安乐死法规定的安乐死行为就是合法行为，可以免除刑法的适用。然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安乐死行为是否就构成犯罪呢？这样需要因具体情形而论。

1、违背患者意愿而执行安乐死的行为。这种行为实际上无合理根据地剥夺了一个人的生命，因而是典型的故意杀人行为，应构成犯罪。

2、不是用安乐的手段执行“安乐死”的行为。如上海有位男子用电击的方式为其母亲实施了“安乐死”。这是手段与目的的不一致，我们是否仅仅因手段的恶而赋予其犯罪性？我们认为安乐死是一个整体行为，而且死亡过程的安乐是安乐死行为具有伦理上的正当性的主要原因，因而这种行为应当构成犯罪。

3、患者的疾病被误诊（不是致命性疾病却被诊断为致命疾病）但执行了安乐死的行为。这时仍然要分具体情形来定，如果医生按照正常程序、使用先进技术手段审慎地对疾病进行了诊断，我们认为医生可以免责，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如果医生没有按正常程序、使用先进技术审慎地对疾病进行诊断，我们认为医生的行为构成医疗事故，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追究责任；更进一步，如果医生因掺杂私人利益如接受贿赂等做出误诊，我们认为医生的行为构成犯罪。

那么安乐死是否违反刑法“安乐死”不等于“故意杀人”

虽然从刑法上来说“安乐死”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种种条件，但是从本质上看还有许多不同之处：

第一，两者出发点和目的不同。“安乐死”已免除特定人群痛苦为出发点；而“故意杀人”却是以报复夺取金钱等为出发点。第二，实施者不同。“安乐死”是由合法合格的医护人员操作完成；而“故意杀人”没有特定的人群为实施者。

第三，运用的手段及方法不同。“安乐死”一般使用药物，采取无痛苦方式终结生命，而“故意杀人”则不管用任何手段、方法强制性剥夺其生命。第四，性质不同。“安乐死”是善意的，而“故意杀人”是恶意的。第五，主动方不同。“安乐死”是由被实施人主动提出，是由被实施人的主观意志支配，而“故意杀人”完全由实施者个人主观意志支配。所以，目前不能将“安乐死”列为“故意杀人罪”。

（五）安乐死立法与民法

我国并没有民法典，但是各项民事行为大体上都有法律规定，安乐死立法也涉及与这些法律相衔接的问题。

1、生命权损害赔偿。生命的完整性是生命权的基本原则，而安乐死是例外。安乐死合法化后，执行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对生命权的损害，但若不是按照安乐死法所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仍然会造成对生命权的损害，仍然需要进行民法上的生命损害赔偿。

2、死亡请求权。安乐死法实际上赋予公民一项新的权利——安乐死权，而这从民事权利类型上会不会产生一种新的权利——死亡请求权？换句话说，符合安乐死条件却拒绝给予帮助，是不是对权利的伤害？这是颇为吊诡的问题：一方面，末期病人希望加速生命的完结进程，从而请求安乐死；另一方面，由于人命关天，结束他人生命会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有可能构成故意杀人，最高可判处死刑，被请求人会心存顾虑而拒绝或回避帮助安乐死⑦。我们认为既然安乐死已经成为一项合法权利，为使其得到实现，在安乐死法中负有帮助义务者若在完全符合安乐死条件而拒绝给予帮助时构成对安乐死权的损害。同时，为减轻执行者的顾虑，需要规定授权的明确性和程序的规范性，只有在具备书面的“预留医疗指示”或“生存意愿预嘱”以及多位专家对病情的诊断书（这些都是发生纠纷时的有力证据）时，才可以对申请者执行安乐死。若缺乏这些材料，可以作为抗辩事由。

3、继承法上的问题。人死亡后会发生债务清偿、遗产分割等问题，而这些都和未亡人的权利息息相关。如果死亡时间不同，权利状态就不一样，死者的债权债务关系、财产权、与他人的人身关系以及继承的先后顺序都会不一样。而安乐死实际上是使死者的时间提前，因此，有无安乐死，相关人的权利是不一样的。可以想见，安乐死合法化后，有人会利用继承法的规定，主动造成他人合法安乐死以从中渔利。因此，安乐死法与继承法也应该相互衔接，以防止有人以合法形式达到非法目的。

（六）安乐死与行政法

由于关系到人的生死存亡这样重大问题以及中国的现实国情，我们认为安乐死法主要是行政法，应该严格规定行政主体在安乐死过程中的监督、管理责任。

1、生命是个人的存在之基，而死亡是不可逆转的，因而结束生命的行为不能简单、草率地进行，需要在公开而严格的行政监管下进行。

2、当前我国医疗关系紧张，医疗机关的公信力不够，这就需要行政机关对申请和执行行为进行审核与监督，甚至有必要主持小型审议会议，以让相关人员都能参与其中并发表意见，从而增加安乐死过程的公开性和公正性。

3、当前的医疗保障体制并不健全，许多人因为看不起病而宁愿死亡，而不是因为不能忍受病痛以及疾病已到末期。虽然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需要以经济为支撑，但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险也应跟进。基于我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以及社会道义的考虑，应该增加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免除某些病人某些疾病的医疗费用，由国家和社会来承担。因此，国家福利部门在安乐死过程中也要承担一份责任。

4、行政机关在安乐死过程中监管不力、玩忽职守甚至滥用职权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关于此点，可以参考《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相关条文在安乐死法中作出规定。《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3条规定：“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处理医疗事故过程中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有关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行政监管部门在安乐死过程中有收受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行为也应追究刑事或行政责任。《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4条规定：“卫生行政部门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1）接到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后，未及时组织调查的；（2）接到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后，未在规定时间内审查或者移送上一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处理的；（3）未将应当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重大医疗过失行为或者医疗事故争议移交医学会组织鉴定的；（4）未按照规定逐级将当地发生的医疗事故以及依法对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行政处理情况上报的；

5、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审核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的。”安乐死立法也可以参照规定，行政监管部门没按规定组织调查、鉴定、审核等的应承担相关行政责任

三、安乐死的适用

（一）安乐死的适用对象

一是经现代医学确诊为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二是处于不堪忍受的肉体与精神痛苦之中的患者,且其已濒临死亡,治与不治都将死亡,只是死亡时间的长短和死亡时是否痛苦不同。尽管经过竭力治疗，病情仍在恶化进行，已无继续治疗的必要和希望，绝不准将可治之症当作不治之症；三是对那些精神崩溃者,其精神处于巨大痛苦之中,不管用心理还是医学方法都无法使其摆脱痛苦的人；四是安乐死还适用于患有严重恶性传染病的患者,此类患者只能在其本人的请求下进行(因其一般患者都是思维清醒的),家属单方的请求不予批准。

（二）适用安乐死的条件

为了防止安乐死的滥施，以及防止被借安乐死之名行违法犯罪(故意杀人)之实的不法分子所利用,必须明确规定适用安乐死的条件。一是根据现代医学确诊病人患不治之症且濒临死期，此类确诊要由相当一级医院的主管医师、主治医师、科主任来担任会诊医师；二是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已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对于精神崩溃患者应是其在清醒条件下,且由相当一级的心理医生的确诊；三是病人神智清楚，能表达自己思想的，必须有本人的真实委托或同意，在病人处于丧失表达自己意志能力的情况下，则可由其直系亲属提出申请或委托；四是医院医师或心理医生必须与病人患者之间无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利益纠纷存在存在的应适用法律规定的回避制度。

（三）实施安乐死的方法

安乐死的方法应当是快速、无痛苦的，尽可能表达安乐的本质，符合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精神，如注射或服用不发生痛苦症状的药物,并且所用药物能在最短时间内发挥作用,让人无痛苦的死去,在允许的条件下还可以使用麻醉药品使病人脱离痛苦并安乐死去。对此严禁使用暴力致死的手段。为防止安乐死的滥用，对实行的方法，选用的药物及剂量等，应在法规上明确予以规定。

（四）实行安乐死的程序

首先是请求程序：对重病患者须要患者或家属的书面委托或请求申请,并列出其患病及要忍受的巨大痛苦;对精神患者应让其本人出具申请;对恶性传染病患者应有其本人请求和家属同意共同具备；其次是审查程序：要有相当一级医院的主管医师、主治医师、科主任经过会诊诊断，院长签署意见,对精神患者由相当一级心理医生进行评估会诊。再由法院组织法医对医疗诊断进行审查，由法院审查批准,出具审查批准书；再次是操作程序：严格按照司法机关批准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执行操作。操作必须由两名以上医护人员同时进行，操作程序结束后，参加人员均应在有关材料上签字，并将所有材料送交司法机关归档，其他人不得隐匿和保存。

（五）违反安乐死法的刑事责任

首先是擅自实行的责任：处于善良的动机，医护人员或亲属对未提出请求或请求未获准的患者实行安乐死，或者亲属请求医护人员实行的，是故意杀人罪，但可酌情从宽处罚；处于卑劣动机，亲属迫使患者提出请求而获准，是故意杀人罪，可从重处罚。其实是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责任：审查人员不认真履行审查职责，以致造成重大医疗纠纷，严重损害国家医疗单位和司法机关声誉的，直接责任人员应以玩忽职守罪论处：违背法定安乐死的方法，违背人道主义精神，以残酷方法实行安乐死，造成恶劣影响，对其临场监督及操作人员，应给予行政处分，情节恶劣的，应以玩忽职守罪论处。

综上所述，伴随着社会、科技、经济、文化等文明大趋势，人类的死亡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对待安乐死已从过去的禁止，反对，逐步转变为立法管理，越来越多的人们赞同或选择安乐死，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悠久的历史传统和道德规范是一种美德也是阻碍安乐死在我国发展进程的一大因素,社会在朝前发展,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越来越注重社会价值和生活质量,安乐死在我国的进程也明显加快,整个人类社会对死亡方式的选择，已明显地趋向安乐死，这正是现代社会死亡的又一特征。对安乐死的立法建议：

安乐死在法律上必须有一个明确定义，安乐死是出于人道主义动机为解除现代医学科学技术所不能治疗的病人的极端痛苦，在不违背本人意愿的前提下，由医务人员提供的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加速结束或不再延长死亡过程的医疗性服务，是特定情况下维护病人利益的最高体现。所以将安乐死定义为：对于自愿要求解除死亡痛苦者的死亡过程进行科学调节，以减轻或消除死亡痛苦，使其死亡状态安乐化。

在我国要求安乐死立法的呼声不断，对于安乐死这一话题，法律上应该明确安乐死是指自愿安乐死。只有自愿安乐死才能体现它是权利主体积极处分自身权利的行为，才能体现它是一种优化的死亡状态，才是高呼人权的标榜法治的国度里给予人权的真正尊重，只有给安乐死立法，才能规范现实中的安乐死行为。才能区别于与真正意义上的安乐死相近似的相关行为，有效打击违法犯罪，切实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程序。

姓名：沈玮 2011年10月17日

第二篇：浅议安乐死

浅议“安乐死”

近来，绵阳某中学教师唐昀因不堪忍受病痛和精神上的重压，向成都华西医院提出安乐死被拒一事，使安乐死再度成为社会的敏感话题。其实，自安乐死概念被提出以来，全社会围绕安乐死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赞成者称它为“安详的解脱”，反对着则称之为“合理的谋杀”。安乐死不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它考验着人们的理智和良知，在二者之间我们应该如何取舍？安乐死究竟是对生命权的亵渎，还是更高层次的人性关怀？笔者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安乐死来源于希腊文，英文是“euthanasia”，意思是无痛苦的、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无痛致死术，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我国学者对安乐死的定义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则是一种特殊的选择死亡的方式。

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从而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这也是人类第一部允许安乐死的法律。在这部法律中，它规定了实施安乐死的条件：按要求申请安乐死者必须年满18周岁；经多方确诊患有不治之症，并要递交有本人亲笔签字的申请书；同时严格限制医生，实施时应有两名医生和一名心理医生签字同意，其中，至少有一位医生曾经参与病人的治疗等。虽然，该法实施一年以来即遭推翻，但，它仍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

2001年4月10日荷兰议会一院（即上议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安乐死法案，也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为防止医生护士滥用安乐死，这项法律规定了3个前提条件，即：患者的病情必须是不可治愈的、患者遭受的是难以忍受的无限折磨、患者必须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后，完全自愿地接受安乐死。荷兰医生并没有决定安乐死的权利，他们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否则将受到起诉；同时，实施安乐死的医生必须咨询另一名负责医生的意见。在这部法案中，并没有提到如何对“脑死亡”者进行安乐死，尚不够完善，但仍为今后的立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而紧接着，5月16日，比利时众议院通过“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行安乐死，从而成为继荷兰之后第二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对于安乐死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基本上有两种声音，即肯定说和否定说。肯定说认为，安乐死虽然在形式上符合故意杀人的要件，但是由于安乐死是在患者极度痛苦，不堪忍受的情况下提前结束生命的医疗行为，而医疗行为是正当业务行为，因而可以阻却其违法性，不构成杀人罪。否定说则认为，安乐死不能阻却行为的违法性，仍应构成刑法上的杀人罪，但处罚可以从轻。

虽然近年来，我国学者多次提出了安乐死的立法需要，并于1998年，由山东省中医药大学课题组经过20年的研究，提出了《安乐死暂行条例（草案）》，但目前，因为我国法律还没有关于“安乐死”的成文法，也就是说，法律没有授权给任何机构和个人实施“安乐死”的权利，所以根据《刑法》解释，如果实施安乐死，就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安乐死是违法行为。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观念的更新，安乐死的立法迫在眉睫。笔者认为，支持安乐死合法化是非常有必要的。在一项对北京人的调查中，有超过80%的人赞同安乐死，但有同样高比例的人同意“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病人治病的说法”，这说明了整个社会的观念在普遍提高。此外，人们普遍同意了“安乐死承认了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是文明的进步”这一观点。不难看出，人们把选择安乐死看作病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主动结束痛苦，坦然选择死亡的表现，是一种勇敢的行为，作为医生，为病人实施安乐死则是帮助病人实现自己的选择，也是履行自己的职责。安乐死已被社会大多数人在观点上所接受。

无独有偶，国内一家肿瘤医院曾对800例身患癌症的垂危者进行调查统计，其中不堪忍受痛苦，自愿要求死亡者占到30%以上。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每年大约有5千万人走向死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被拖延了的死亡，在我国也有数十万的绝症患者痛苦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维持生命，而最终“含痛死去”。而在我国的医学实践中，一方面有条件的大医院同样存在着用昂贵的代价来维持脑死亡患者的“生命”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对无法忍受痛苦的绝症患者的医疗处理过程中，安乐死以隐秘或公开的方式进行已久（上海、广州等城市）。

死亡作为一种自然规律，自古以来，人类始终追求着一种“善始善终”，“安然去世”。既然死亡不可避免，为何不在适当的时间选择一种更有价值、有尊严、更安宁的死亡方式呢？生命的价值在于它对社会的贡献，而这种价值往往体现在生命的质量上，当一个人的生命连质量都谈不上时，它又如何保障它的价值呢？面对那些痛苦万分的绝症患者，如何维护他们死亡的尊严，如何给他们临终前一个安详？安乐死无疑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虽然，现代的医学越来越发达，然而，不管投入多少资金来设法延长死亡和减少产生痛苦及残疾的风险，仍然有无数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实际上并不能避免死亡，反而遭受极其痛苦而难以忍受的延长死亡过程的医学干预。我们都知道，身患癌症的人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痛苦，还有更多精神上的压力。作为健康人的我们，是无法感同身受的。由于现在我国治疗绝症大多使用的是进口药，价格非常昂贵，且其药理也对病人身体的本身产生巨大的副作用。目前我国普遍采用的伽玛刀，也仅能暂时消除患者某些部位的病灶，但却无法抑制有病细胞的再生和转移，这无疑造成了一种“医疗资源的重复使用，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而在这漫漫的求医长路上，不仅仅是病人要承受着病魔的折磨，病人家属出于道义、责任，碍于社会舆论等原因，无法接受“安乐死”，仍寄望于医院，甚至有些家属向病人隐瞒病情，自身却背负着过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当这些受尽折磨的人们要求安乐死时，我们难道忍受拒绝他们吗？

在我国生活水平还不高、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的今天，医治在个癌症患人往往需要花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费用，对于年平均收入才几千元的家庭而言，尤其是广大农村家庭，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往往，为了治好病，他们都负债累累，直到无法负担时，才放弃治疗。可是，这些努力却不一定会换来好的结果，患者最终仍步入死亡，而留下的大笔沉重的债务，让其家人负担。这些家人也往往穷尽一生，生活在漫长的还债路上。在家人、朋友为患者努力的同时，新闻媒体也在做着种种努力，我们常常能在各种新闻媒体中看到为患者捐款的一幕，感谢社会上有如此多的热心人，但他们的努力也往往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曾经，我认识一个姐姐，她在高三的时候患了脑瘤，家里的钱全部用在了她和治疗上，她的母亲一瞬间苍老了许多，而她的父亲则四处借钱，家里负债累累。当时，新闻媒体报道了她的事迹后，社会热心人士纷纷捐款，没错，这些努力使她的病情有了好转，但一年以后，她仍然离开了我们。笔者并不否认大家所做的努力，也不是否认生命存在的价值，但我们也不难发现，对于那些绝症病人，这些努力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资源、医疗资源的浪费。

当然，对于家人实行安乐死，是一件需要深思熟虑才能决定的大事，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病人、自己，还关系到亲朋好友对于自己的看法，同事邻居的议论。“百善孝为先”的古训是中国传统观念的总结，而安乐死是一种新的观念，尽管许多人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变革也有一定的转变，但是传统思想、社会舆论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具有巨大影响力。许多人会仅仅由于顾虑别人的评价，担心别人的议论而作出违背自己意愿的决定，尤其是在事关生死这样的大事上。也许，我们认为看着自己的亲人、朋友步入死亡是非常残忍的事。然而，换个角度考虑，让病人饱受病痛的折磨，将我们自私的情感建立在他们的病痛之上，难道不是另一种残忍吗？这不仅让我想起一个故事：一个老教授肝癌晚期，某天她欲跳楼自杀，被子女们拦住，她声泪俱下地说：“孩子们，看在我辛苦养育你们的份上，放我一条„生路‟吧！”对于一个将死亡看作“生路”的人，我们还能说些什么？

选择安乐死也与人的本身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个人素质、文化层次越高的人更会认同安乐死。当他们选择安乐死时，笔者相信都是经过了深刻的思考的，他们不仅仅是为了解除自己的痛苦和家人的负担，也是为了节约社会的资源，更是一种实现自己权利的体现。当我们听到更多的人在呼吁安乐死时，我们应该感到高兴，这是人类进步的体现，而那些选择安乐死的人并不是生活的懦夫和逃兵，而是敢于面对现实的勇者。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说：“生命是神圣的，因此我们不能结束自己和别人的生命。”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生命是神圣的，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而安乐死其实也是对“侵权”（侵犯他人生命权）所作出的另一种思考。反对安乐死的人认为，实施安乐死是对人的生命权的剥夺，但换个角度出发，倘若一个人因绝症而痛不欲生，倘若一个人因生活的磨难而生不如死，倘若一个人因身心的疲惫而无法解脱时，他们选择了轻生并子付诸实践。那么，法律对它会作出如何的评价呢？在法理学上，生命是属于个人完全所有的，对于这个绝对权利的处分，是基于个人绝对意志的支配（包括轻生），只要这样的行为不影响社会和大众的利益，理性的法律是不应该介入的。而安乐死也仅仅是借助某种手段而得到解脱。如果说，一个人有生存的权利，那么，他也不应该失去选择死亡的权利吧！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总是利弊相伴的，我们不能否认，安乐死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就可以真正解除病人的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剥夺病人选择生命权利的借口，被不法不义之徒滥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样，就否认了安乐死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重要性。健全的法律是为了给人们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笔者相信，在我国法制建设快速发展，社会观念飞速进步的今天，安乐死合法化最终将得以实现。

第三篇：浅议安乐死

浅议安乐死

关键词：安乐死，生存与死亡的权利；生命的价值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对自身权利的保护，其中生命权则是我们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这也引发了大家对于安乐死的思考。

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科学化，主张安乐死是对于医学无法挽救的濒临死亡过程进行科学的调节，以减轻或消除死亡痛苦，使死亡状态安乐化。我国定义安乐死是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我本人是同意以立法的方式承认安乐死的合法性，我认为这是必要也是必然的。

生命权是人权最基本的权利，是关于人出生和死亡的权利，我国立法时将生命权规定为一项独立人格权而加以保护的。因此，有人说安乐死侵犯了人们的生命权，不应实行，但是，既然生命权也包括死亡的权利，而我们是拥有这项权利的主体，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权利决定如何行使这项权利呢？

我国刑法第20条第3款有明文规定：生命权是不可克减的权利。生命权是不可克减的权利，即使为了公共利益或者在紧急情况下也不能被限制和征收。而这一点也是许多人用来反对实行安乐死的依据。事实上，在公共道德观中，生命权并非绝对优位，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也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在法律上，生命权也绝非在任何情况下均有位于所有其他权利，例如，可在刑法上设置死刑，依法剥夺生命权。可见，生命权不像原本想象得那么神秘，那么崇高，那么不可侵犯。相反，生命是那么卑微，那么脆弱，随便一件意外的小事就可能让一条生命消失。而在所谓的社会主义，个人的利益是绝不能抗衡集体利益的，个人的生命在整个集体利益面前时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一个人为集体牺牲，我们说他是为国捐躯，无私奉献；一个杀人犯被法院判死刑，我们说他罪有应得；但一个人真正想为自己而死，无痛苦的死去，这反而违法了，我不明白，这样的法律究竟在保护谁？而生命的价值到底体现在那里？

或许我的想法有些偏激，但在在我看来，国家不放行安乐死，绝不可能是说为了维护我们的生命权，中国的人权观念还没发展到这种地步，而那么几十或几百条百姓的生命也不是党和国家在意的，他们担心的只是有些人钻法律的空子，造成国家动荡。并且，医院医疗器材的重要收入就是那些生不如死的病人身上挖来的，如果安乐死合法化，那么就会破坏了医生和医疗供货商的饭碗，也会影响国家收入，对国家经济影响非常大。可见，安乐死的实行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多大。

当然，以上所说的都是假设性的问题，只要没有实践，没有人知道结果怎样。可笑的是，我们伟大的政府，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200个问题，而忽视已经发生的1000个问题。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同意实行安乐死，但为了守法，很少有人真正实施，而那些敢于付诸行动的人也大多受到法律的制裁。

就目前的刑法来看，安乐死是帮助自杀行为。这些帮助自杀的人都是法律上有义务组织自杀人自杀的，如果不作为将构成不作为犯罪，更何况这些有义务的人帮助自杀，显然这些人将涉嫌故意杀人。根据侵权行为法理论，我们可以得出类似刑法理论的“帮助自杀”行为的“帮助自损”行为，这两种行为同样是经受害人同意，而为什帮助“自杀行为”涉嫌故意杀人。而“帮助自损”行为却是因为受害人同意这一阻却违法事由而不构成侵权呢?只是因为“帮助自损”行为中，受害人同一损害的权利是法律赋予其处分权的，而在“帮助自杀”行为中，受害人同一损害的是自己的生命权，法律没有赋予个人生命处分权。随着法律理论的发展，法律赋予个人生命处分权是必然趋势。其实，这样分析下来，我自己都感觉有些可笑了，原来我们自残的部位还要经过法律批准啊，难怪我们现在选择死亡也要经过法律批准。

活得越久，越感觉到生命的卑微，人生来就是要奋斗的，奋斗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最终哦你是要面临死亡的，所以，生命的意义本不在生命的长短，而太纠结于生命权也没多少意义。只是，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选择的权利，我们没有权利选择我们的出生，有时，我们升值没有权利选择我们的爱情，工作。如今，我们似乎连快乐的选择死亡的权利都没有了，难道，百姓就只能服从的活，不能反抗的死；只能痛苦的活，不能快乐的死吗？如果说我都不能批准批准自己去死，那么我们这个躯壳的主人到底是谁呢？究竟我么的生命是谁拥有呢？

其实，有哪个人不愿快乐的活着，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那么幸运，都能幸福的活着，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那么坚强，勇敢地面对未来的每一天。一个原本不幸的人，当生活抛弃他，当社会抛弃他。当他的生存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的时候，难道他不能选择快乐的死亡吗？生又何欢，又有何惧。而这一点，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同意，他也认为，医生延长那些最终热门不免死亡的危重病人痛苦是不合理的，并暂停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的病人既有结束生命。

对于这些生不如死的人来说，他们的安乐死对于亲属来说既是生理上的解脱，也是心理上的解脱，比起他们一天天地忍受痛苦，这样没有负担的安安静静的走对亲人来说是最大的安慰。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少了谁太阳都一样升起，并且，那些病人的提前死亡也可以为社会节省一大笔资金和资源，可谓益处多多。

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不断进步，人们的道德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那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念已慢慢退出历史的舞台，现在更多的人向往温柔地死去。他们认为“温柔”加速痛苦的死亡过程，比那种靠人工方式勉强维持生命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的道德观。

安乐死一词来自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人终有一死，我们没有办法阻止死亡，然而，我们现在有能力让死亡不那么可怕，在我们饱受折磨时可以安详的幸福的死去，这何尝不是一个人最大的幸福！我们大多是数人都是普通人，不想轰轰烈烈的去闯天下，只想要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不想要长命百岁，只希望活着的时候能健健康康，要是生病，也希望不要受痛苦。一句话，我们只是平凡的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不是任和书籍或剧本中出现的虚化的人，人并不崇高，生存和死亡也没有那么高调，所以安乐死的实行没那么神秘，不要给他带那么多高帽子。

注释：【新华网】《安乐死论争与第三条路线的法律评价》

《论死在中国合法化》

《论安乐死问题》

执笔人：丁旭姣

第四篇：安乐死范文

现代医药技术的发展，使快速、无痛地死亡成为可能。安乐死，在现代医学背景下被重新提出。安乐死的提出,使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临终前有了自主地选择死亡方式的机会。但安乐死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也是一个牵涉广泛的伦理、法律、社会问题。安乐死从其产生至今,始终处于支持方与反对方针锋相对的境地。虽然支持安乐死的人数不断增加,但立法允许安乐死的国家却屈指可数。合法性的前提是合理性。安乐死是否符合伦理？两派争论的焦点以及各自提出的伦理依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选择安乐死是否违背伦理？安乐死的道德基础、生命价值与尊严

西方社会一个对安乐死的强烈的反对力量来源于宗教信仰以及基于宗教信仰的伦理道德观。基督教、犹太教等宗教教义都坚持“生命神圣论”，认为人的生命是由神赋予的，因此是“神圣的”。生命至高无上,即使生命享有者本人亦不能随意处置。生命是不可侵犯的，任何人不得在任何情况下危及他人的生命。安乐死的反对者认为安乐死违背了社会文化传统伦理的一个基本方面——人类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允许安乐死将导致传统伦理的破坏,使以往的社会基本价值理念难以为继,是文明的倒退。

而安乐死的赞成派认为：安乐死可以解除病人的痛苦，使其免受临终前痛苦的折磨，维护其生命的尊严。安乐死对病人来说不是一种伤害，而是痛苦的解脱，因而是人道的，符合伦理的。这是为安乐死辩护的“人道论”。这种人道论建立在新的生命观上：“生命价值论”和“生命质量论”。人不仅要活着，还要活得有质量、有价值、有意义、有尊严。仅靠先进的医疗手段延长痛苦的生命或维持失去社会属性的躯体生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挽救和善待生命，现代的人道主义原则应建立在“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生命价值论”相统一的观念基础之上。所以，安乐死是符合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的。作为人应当有尊严、有价值地生存,否则,延长的不是生命的欢乐,而是痛苦。安乐死是无痛苦的、安详的、有尊严的死亡。它是患者在病情不可逆转,生命失去质量和价值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它可以解除临终病人的肉体和精神的痛苦,尊重“生的意义”、“死的尊严”,以及病人的自主决定权。放弃无价值的治疗,选择安乐死,这种观念标志着人类对生与死更理性的认识和选择,病人选择安乐死,是人类文明在更高层次上的一种体现。

二、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执行安乐死、医助自杀是否违背医生的职责？ 医学界以及其他社会人士反对为主动安乐死立法的一个普遍原因，就在于传统医学伦理观认为：医生的神圣职责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医生的职业道德要求其尽力去挽救人的生命,而不允许他们实施相反的行为，一旦主动安乐死合法化,则会极大地破坏行医的内在本质及其使命的深邃内涵。

赞成派认为当死亡不可避免，勉强维持生命只是延长痛苦的时间，医生的唯一可能行使的职职责就是及时解除其病痛折磨，使病人在一种相对舒适的状态下走向生命终点，安乐死（病人请求下）也就成为一种医疗处置行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医疗水平下，还存在 着医学技术无法治愈的疾病。传统医德把“救人活命”、“延年益寿”当作医生唯一职责，认为医学的目的是维持生命，即使最低的生命质量也应不惜代价去延续它，这种伦理观偏重生命的数量，而不顾及生命的质量和价值。但医学并不能征服死亡，阻止死亡，在某种情况下,安乐死是为病人利益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医学的真正目的是“治疗疾病，维持健康”，现代医学的发展不能仅仅注重维持生命，而应从生命质量角度出发，尊重病人的人格尊严和选择死亡的权利，帮助他们消除痛苦、迅速结束痛苦。

赞成派还认为,安乐死给身患绝症处于晚期极度痛苦状态的病人以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安宁状态,让其在安然无痛苦中死去,这较之在极度痛苦中缓慢死去更为人道和符合医学伦理,对病人是有利的。安乐死尊重身患绝症病人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从道义上满足其最后的要求,这既符合自主原则,也正是医学人道主义的真正体现。医生是出于对病人的同情而帮助自杀或执行安乐死。同情是那些赞成安乐死的人在伦理上所坚持的主要理由之一。他们认为，一个真正仁慈而富有爱心的人，在面对他人被痛苦折磨得死去活来时，不应无动于衷。如果只能在病人的死亡与极端痛苦之间做出选择，那么同情心将倾向于帮助病人尽快摆脱苦难，这是一种善举，最符合不堪忍受痛苦之人的利益。

但是安乐死反对者对所谓“因同情而致人于死”表示强烈置疑。奥德伯格指出，“对每个人而言，生命本 身即是一种好事(a good)，”，“假想一个人的死亡对其本人而言可以是一件好事，那是说不通的。相反，如果一种行为对一个人而言是一件好事的话，它应当改善该人的状况，或者将使该人的生活变得比不做出该行为更好。截掉某人折断了的腿对该人而言是件好事，因为它是为了根治疾病。但你永远不可能靠杀死一个人去为该人根治疾病!死亡不是，而且一直不是，根本的药方。” 讨论题：

1、案例中关于安乐死的争论说明政策问题具有哪些特征？

2、结合案例，总结影响政策问题构建的因素有哪些？

3、你对安乐死持有何种政策主张？试说明理由。

第五篇：安乐死 辩论

正方：安乐死应当合法化

安乐死的含义： 安乐死（euthanasia）一词源于希腊文，意为无痛苦的死或安详的死。而在今天国外的临床实践中，安乐死则是在一定条件下实行的，总体上包括5个条件： 1.必须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 2.必须是“处于垂危濒死状态”

3.必须是为了解脱病人在精神和躯体上的极端痛苦 4.必须有病人的遗嘱或口头表达以及家属的要求

5.必须用人为方式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从而终止生命。我们对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支持，同样是建立在这些必备条件的基础上的。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原因：

其一，据我所知，那些身患绝症、可能随时死亡、每天接受放疗和化疗的人，他们的身心都处于极其痛苦的状态，对于他们而言，尽管仍对生活和生命充满渴望，但是却也对死亡充满无奈和恐惧。当医学上无法挽回他们的死亡的命运而他们又不得不遭受病痛的折磨时，他们有权利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以及结束生命的方式，让自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安详、无痛的死去。这实质上是出于对病患的一种人性关怀，是设身处地的一种考虑。我们可以换位思考，当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躺在病床上等待死亡时，拿什么去谈什么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呢？恐怕剩下的就只有身体上的折磨，还有心灵上的挣扎。对于认为“医学正在进步，实行安乐死是对生命轻易放弃和不负责任”的观点，本身就没有从患者本身出发。我们并不否认医学正在进步，但是至少在较短时间内还无法攻克癌症等不治之症的难关也无法消除病患与日俱增的痛苦，安乐死则可以在病人无法承受时提供一种解脱痛苦的方式。另外，我们不能从生命的长短和是否存在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其二，当我们明知道已经无力回天时，实际上对病人在医疗上付出的费用也会给家庭和亲人造成一定的负担。尽管我们不能因此就对重症患者不闻不问，但是当病患本身已经提出要求安乐死已解决自身的痛苦时，在今天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的确可以为其他更有希望治愈的患者提供更多生存的机会，也可以为自己的家庭减轻负担和压力。也许在病人离开人世时家人是痛苦的，但是看着病人痛苦的死去却也只能增加亲人的痛。从这些意义上，安乐死并非不负责任。巴金、邓颖超、王选等有识之士也都赞同安乐死的做法。

其三，如果将安乐死合法化进行立法保护，也许会出现社会上担忧的借用安乐死犯罪的状况，但是这毕竟只是少数状况，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比如严格限制安乐死药物的流入社会；规范实行安乐死的程序，在病患、家属和医院之间协调一致后再确定是否实行；经过法定部门的监督公证等。环环相扣，就可以将不法行为最大化的避免。此外，正如之前提到过的，首要前提是病人是患有不治之症且病人主动要求，这样也可防止滥用。考虑到实行安乐死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利大于弊，我们坚定地支持实行安乐死合法化。也许未来实行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瓶颈，但是就像对于汽车，我们不能说因为汽车会污染环境，就把汽车从社会中淘汰、排斥汽车，因为汽车在带来种种问题时，更多的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便利。而安乐死，在规范使用时，带来更多的是慰藉，带走的是浮躁与苦痛。

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有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安乐死的地位。2001年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安乐死的实质是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我赞同其合法性的理由有以下两点。

1.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的本质是具有社会危害性，而安乐死不具备这一点。其次，由于我国未明确规定安乐死，因此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构成刑事违法性。2.安乐死符合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体现了对患者人权与选择权的尊重。其二，它减轻了沉重的家庭负担，也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社会资源。以上就是我赞同安乐死合法化的理由。

安乐死不是一个从“生”到“死”的转换，而是一个死亡由“痛苦”到“安乐”的转变，它并不是倡导损害自己的身体或自杀，而是出于一种真正的热爱生命、珍惜生命、保护生命。在这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先进的医疗技术可以延续病人的生命，继续维持病人“活着”的状态，但这样的“活着”是毫无质量、毫无尊严的。对于身患绝症、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的患者而言，运用先进医疗技术延长其“活着”的状态并非延长他的生命，而是延长了他痛苦死亡的过程。

波西﹒布里奇曼在他的《死亡日记》中写道：“一个社会让一个人自己做这件事是不人道的。或许，这是我能够对自己做这件事的最后一天了。

生命是神圣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侵害他人的生存权，但同时，人选择庄严的死亡方式的权利也不应该被剥夺。生命的神圣是通过生命质量和价值来体现的，一个苟延残喘地活着的人，他的生命质量是低下的，对他人和对社会只能具有很小甚至是负的价值。出于对神圣的生命的尊重，人也应该要有维护生命质量和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安乐死作为一种文明的生死观，它让人们正视死亡，维护了生命神圣和生命质量，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体现了人道主义的价值追求。

对于患者的家属而言，在求医的慢慢长路上，他们照顾一个毫无希望的病人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承担相当重的精神负担；同时，当患者进入生命末期时的医药费是非常昂贵的，这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家属出于道义责任、碍于社会舆论、法律制度等原因无法接受安乐死，甚至向病人隐瞒其病情，自身背负着经济和精神负担。若安乐死能得以施行，在消除病人痛苦的同时也解除了家属的负担。

对于社会而言，在当前我国医疗资源相当有限的情况下，大量的医疗资源被用于维持已无治疗价值的病人的生命，政府也为此支付了巨额的医疗保险费。而全国还有许多地方医疗制度仍不健全，许多医疗产品的研发需要更多资金，广大农村地区缺少医务工作者和医疗器械，有希望治愈的人被迫放弃治疗，这使大量社会财富被浪费，违背了对生命同等尊重的原则。从这个角度看来，安乐死的实施有利于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使更多人受益。

当然，以上辩护是基于患者自愿接受安乐死的前提，否则，无论病人有无治愈的可能，只要他还有求生欲望，就没有任何人有权将他置于死地，绝不能以所谓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正当权益，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只有基于尊重生命的安乐死才符合整个人类生存质量提高和根本利益，符合人类的道德进步。

传统观念认为，医生的职责在于救死扶伤，执行安乐死、帮助病人结束生命似乎违背了医生的职业道德。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现代医疗水平的发展，传统的观念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救死扶伤的确是医生的职责所在，但帮助患者减轻痛苦也是医生的职责。对于一个患有绝症并且痛苦万分的患者，道德的做法应是解除其痛苦，而非延长其生命来增加他的痛苦。死是人生必然，一些身患绝症而无法忍受病痛的濒死患者选择安乐死是其愿望和权利，医生按其愿望和权利帮助他实施安乐死，符合人权主义和人道主义原则。

此外，有反对者提出：现代医学是在不治之症不断得到救治的过程中发展的，安乐死的施行将阻碍医学技术的发展。这种说法显然并不合理。即便安乐死最终实现合法化也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患者都会选择安乐死，随着公民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安乐死患者会愿意将遗体捐献给医疗机构，这无疑会为医学研究提供不同阶段的病理样本，促进医学发展。再者，如果为了医学的发展而剥夺患者维护生命质量的权利，这显然是不符合伦理学规范的。

反方：安乐死不应当合法化

从伦理角度讲，每个生命体都有存在的价值,不应该因为个人的意识而将其剥夺。安乐死与这一伦理是相悖的。生活的磨难我们应该勇敢地接受，人是社会型的动物，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也是对亲朋好友的不负责。随着现代社会医学的不断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在那些所谓的绝症或许明天就能攻克，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

另外，就中国现有的法律来讲，安乐死的实行很可能会触犯“故意杀人罪”。我国法律上的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对象是濒临死亡的病人，虽然患者濒临死亡，但这样的病人仍然是法律意义上的“人”，他们的生命仍然要受到法律的保护。在安乐死故意的判断上，行为人为他人实施安乐死，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会发生他人死亡的结果，并且希望发生这样的结果，行为人的主观上属于直接故意。就这两点来判断，故意杀人罪是可以成立的。

德国格丁根大学曾经做过一份调查，他们对荷兰出现的7000起安乐死案例进行了分析。在这些案例中，41％的死亡者是由家属提出希望结束患者痛苦而实施安乐死的。而其中的11％，患者死亡之前仍然神志清醒，而且有能力自己做出决定，但是没有人问他们愿意选择活着还是死去。我觉得，这差不多就是安乐死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国有句俗话：“百病床前无孝子。”我们不能排除有些子女因为某些原因，为自己病床上的父母选择安乐死。而且，安乐死的合法化一定是需要一批合格的医护工作者的，这里的合格不单单是专业技术上的合格，更重要的是道德情操上的。一旦遇上一些无良医生，安乐死就成了变相的杀人工具。

1.从生命伦理上来讲，对病人自己来说，生命可贵的，是圣神的，轻易的结束生命，是逃避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例如在西方的基督教就明确规定了在任何情况下人都不能夺取自己或者他人的生命，这是对神的不敬。而抛开宗教，生命同样是值得我们好好珍惜的，因为痛苦而结束生命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懦弱的逃避行为。另外，人不是赤裸裸的活在世界上，他带有社会性。例如，人会有着各种各样的亲属关系，自己的死去很可能对于家人亲人是一种莫大的伤害。而对于医生，这样一个救死扶伤的职业，在“救死”不能的情况下，如果选择主动结束病人的生命，这也是与其职业道德相悖的。

2.从法律上讲，人的种种权利中，生命权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根据现行法律，生命权的被剥夺只有在几种极特殊的情况下。否则，是要负相关法律责任的。而安乐死，恰恰是由于一个人丧失了行为能力，需要依靠他人的帮助来实现自己死亡的愿望。在这里，这种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之间的界限难以判定。主观上，都是他人出于故意的目的，行为上，都实施了杀害他人的行为，造成的后果也是一样的，即死亡。但是，两者的唯一区别就在于，被害人的主观意志上。在当前，主观意志是一个非常难以判定的事。特别对于是一些意识不清的病人，又该如何判定他的主观意识呢？

3.安乐死还会带来一些不良的社会后果：比如，老百姓的看病难的问题、群众的医保问题远远都还没有得到根本性地解决。今后，是否会形成贫穷百姓因无钱看病和医治，只能被迫选择“安乐死”呢？现在很难下定论。

4.从技术上来说，在当下的医疗水平下，安乐死是否真正能够做到百分之百的在免除病人痛苦的情况下结束他的生病还有待论证。与此同时，乐死并非晚期重症病人解脱痛苦的惟一方法，我们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替代技术。协和医院一名麻醉科主任说过，麻醉医学技术完全可以做到使重症患者无痛或减少觉大部分的疼痛。

安乐死不同于自杀，安乐死的完成需要两个人的共同协作。病重病危的患者如果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可以选择跳楼拒食等自杀的方式。而选择安乐死，则使得家人和医生的介入了自杀的过程。所以，能不能帮助他人进行安乐死等同于对于面对自杀者应不应该救助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一旦家庭和医生介入了，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首先，医生和家庭是否构成犯罪？医生在医院中面对将死之人有着救死扶伤的义务，现在不仅不履行这个义务，反而以一个终结生命的形象出现。维系家庭的纽带是亲情，但个体的经济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一个家庭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抛弃其中的成员，那么安乐死合法化就为这类人大开了方便之门。

其次是，安乐死真的是为了结束痛苦嘛？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人一旦死去，便什么感觉都没有了，这时候痛苦与欢乐又有何意义？很多的患者选择安乐死是因为被病痛折磨怕了，觉得丧失尊严了，但是安乐死并不能解决“痛”的问题。相信现代的医疗技术已经能够使得患者在失去意识的时候接受治疗，这些技术可以代替安乐死在这方面的作用。最后，安乐死可能对于有益于个别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但是于整个社会来说，医疗这方面的收益极小的。反而因此产生的社会文化成本却是极大的。

病人或者家属要求医生实施安乐死的前提条件是病人得了不治之症，这就在法律上造成了一个假象。什么叫不治之症，是医学无能，所以就采取不医治的方式结束病人的生命。由此就产生了安乐死的两种方式。一是消极安乐死，即医生采取不医治的方式放任病人死亡；二是积极安乐死，即医生没有解决病人痛苦的办法所以采取一些手段让病人早死亡。这两者的先决条件都是医生没有办法医治疾病。另一方面，病人要求医生实施安乐死以让自己能够早点解除痛苦，这看似是合理的。但是病人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说出这样的话呢？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是否能够对于自己的意思表示进行很好的控制呢？或者说能否明白自己在讲些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验证的。

第一，得了不治之症他的想法能同正常人的想法一样吗？第二，可能病到此种程度患者的意识根本就是不清晰的。从社会角度来讲，实施安乐死后可以节约很大的社会成本减轻社会负担；在伦理学的角度上讲，人总是会死的，也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唯独法律的这道最低限的坎没有办法逾越。

还有一个方面，法律考虑的根本问题是安乐死有没有被外用的可能性。恰恰是在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即荷兰和比利时，他们的安乐死被滥用的比例极高。有百分之一被滥用的可能性，法律就要采取措施杜绝这种可能性。法律的原则就是要通过制度坚决杜绝这种可能性的发生，而不是无法杜绝就消极对待。为什么刑法规定诸如追诉时效等等问题，就是为了体现我们的刑法一个坏的方面的可能性都不放过。像是荷兰这类国家，它之所以同意安乐死的合法化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这些国家的人均寿命比我国要高得多，所以对于疾病的忍耐力比较差，因此需要安乐死来减轻痛苦；二是它们是宗教国家，它们认为在宗教的总领之下安乐死被滥用的可能性很低；第三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此类病人急需治疗是浪费社会资源，因此不如实施安乐死来节约社会成本。因此安乐死得以合法化。但是问题同时出现，例如李利用安乐死来骗取保险金，争夺遗产等等。并且滥用安乐死的用途不完全是谋杀，还可以被医生利用来推卸医疗事故。病人病情恶化也可能是医生在治疗途中出现了医疗事故等原因，为了掩盖真相也可能采取安乐死的办法来保全自己。并且任何不治之症都是相对的。很久之前的肺结核是绝症，但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了。我们现在的肝癌、艾滋病等，他们的存活时间也越来越久。因此在医生不能够预计疾病的可控程度的时候不能够轻易决定是否实施安乐死。不然，我们的医生究竟是医人还是杀人呢？

而对于《长眠地中海》电影中的情况，朱老师认为可以作为一个特例。这个主角瘫痪在床几十年，他很痛苦，没有康复的希望了，但他并没有不久于人世。他的思想自由，没有抑郁症，也一直在家人的照顾和关怀下。所以当他提出希望安乐死时，这个决定是主动自愿的，朱老师认为可以予以批准。但是对于国家来说，不批准出于更多的为社会的考虑。因为一旦开了这样的口子，将给他人造成巨大的压力。这些不批准的原因在第三个问题中将会重点谈到。所以我们可以在他申请的过程中设置种种的障碍，让他很难得到一个安乐死的批准。这样对于社会来说，可能相对的，影响会好些。

那么在判定实施安乐死的条件时，国家可以组织特定的委员会进行判定：患者是否还患有抑郁症，是否遭受家人嫌弃，如果周围的环境可以得到改善的情况下，他是否会打消安乐死的念头等等。

2赞同什么样的安乐死的实施方式？

朱老师认为首先当然要是自由且自愿同意的，完全由医生实施的主动安乐死或者医生协助式的自杀都可以。然后针对医生协助式的，可以进行一个安乐死非刑事化的举措会比较好。3是否赞同安乐死合法化？

朱老师表示：从长远的趋势来看，安乐死的合法化是一个好的举措，好的政策。因为确实有很多人到癌症晚期，不是怕死，而是怕疼。如果他们不久于人世，给他们一个安乐的，有尊严的死去，肯定比折腾来折腾去，两三个月的痛苦的挣扎的生活质量来得高。她当初涉及这个问题的时候，曾经到各个医院询问情况，发现有的人，在她认为是不符合安乐死的条件的，却也实施了安乐死。如果合法化了，就会规范化。但是随着她对生命伦理这一行研究的深入，她就发现，因为这个不仅仅是病人的问题，还牵涉到整个社会，整个制度的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实施安乐死会给社会带来压力。即使社会有了全民医保制度，对于一些病重的，垂危的，没有能力医治的人，也会造成一种压力，好像到了那个时候，就必须死。也会给社会造成一种感觉，好像医学上不值得医治的人，都要去安乐死。但是有的人原本就是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一旦安乐死合法化，就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样就造成了对价值多元化的抹杀。因此这样的在受到不正当影响下做出的抉择是不合乎伦理的，而外界，如医生、委员会等很难对其加以判断。这就是大多数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地区，医保制度已经健全的地区，仍然不愿意使安乐死合法化的主要原因。

①我们的医保制度不健全，医疗仍旧市场化，个人和家庭要负担很大一笔医疗费用，都是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很大一部分人看不起病，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就等死，或者因病致贫，搞得倾家荡产。如果安乐死合法化，可能导致人们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捷径。有了全额医保，例如前几年有人提出在上海地方立法，推行全额医保，就可能使安乐死可行。因为确实有一部分人躺着浪费了医疗资源，自己也很痛苦。

②另外，中国的临终关怀，或者护理机构也不健全。可能导致病患出于对亲人的考虑，不愿造成他们的复旦，而产生实行安乐死的想法。但是此时他们并不是自由且自愿的做出选择的，这就并不符合安乐死的条件却可能实施了安乐死。

③即使在中国全民医保了，也还是有问题。虽然传统文化尊崇孝道，但是在中国农村，仍有许多人老无所养，受虐待的老人。如果现在就将安乐死合法化，那些老人就会很悲惨。他们自己可能会有压力觉得自己不能下地劳动了，成为子女负担了，也可能被子女逼走上一条死路。

④中国医疗机制中可能还存在腐败贪污。可能通过行贿，受贿，使人犯罪，或者使不需要安乐死的，无辜的人死掉了。

⑤更紧迫的问题是要对脑死亡的定义进行立法。4安乐死合法化之后是否会对医疗的探索造成阻碍？

朱老师认为这个不是问题。如果安乐死真正处于由于病人自愿的行为，那么也不是所有人会选择安乐死。安乐死的合法化或非刑事化，并不是安乐死的普遍化，这是两个概念。然后很多人还是愿意采取治疗，与病魔做抗争的。这只是社会支持的两种态度，一种是积极的抗争，一种是太累了，就想安安静静的死去了。而且在小范围的人中，特定的情况下，在非常苛刻的条件下，才可以实施安乐死的。我们可以控制一个时间范围，只有两三个月时间可以活的人可以安乐死，而还有两三年可活的人就不能实施安乐死。或者没有疼痛的也不予实施。这时，医学方面依然可以进行研究进步。5对于已经实施安乐死非刑事化的地方怎么看？

朱老师认为她没有进行过课题，然后从她目前的一些了解来看，她认为那些地方做得很好的。例如荷兰，他们又有医保，医疗护理也好。又有非常严格的标准。比如需要自己提出申请，两个以上医师进行验证，需要有一些等待期等等。

采访内容：

1.您是否支持“安乐死”？为什么？

我是支持“安乐死”的。我昨天看过一期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节目，说的是浙一医院的医生陈作兵，他也是医学博士，在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时，没有让父亲化疗，而是让他安享最后的人生。肿瘤病人，到了晚期确定治不好了，再给他治疗其实是增加他的痛苦。我们医学不是包治百病的，我们要认清这个挑战，即治不好怎么办，与其花治疗在最后的六个月，为什么不花在以前呢。可以看到肿瘤病人的治疗，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在治疗之后他们的生命质量会大打折扣。其实对很多绝症患者来说，他们是强烈要求“安乐死”的。我外公就是有这种情况，因为年纪很大了，在床上不能动也看不到希望，就想“安乐死”，事实上在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老人8、9十岁了，治疗只能延缓死亡而已，这种情况我觉得“安乐死”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

3.“安乐死”涉及到哪些伦理上的问题？ 我觉得会涉及到文化背景的问题。随着我们中国人受教育的提高以及医疗知识的普及，我相信“安乐死”还是会得到大家的接受。在中国，宗教因素的色彩不是很重，因为中国大多数人还是不信教的。

5.您觉得“安乐死”在未来的趋势是不是就会被逐渐认可？

我觉得不一定。在不同的国家文化中会不一样。一个国家的理念，它的教育程度会影响到对“安乐死”的接受。关于“安乐死”，我觉得应该可以看看我前面说的那期新闻调查栏目，看看专业人士是怎么看的。同样地，也是在浙江，一所医院里的肿瘤患者受不了治疗的痛苦，就从十几楼上跳下来，这是因为他痛苦但不能得到“安乐死”，只能跳楼。“安乐死”是有需要的，但是我们的法律制度没有跟上。

6.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怎样才能判断一个人可以“安乐死”？

这个不仅仅需要医生的判断，而且还要得到本人和家属的判断。从医学上讲，能不能治疗，以我现在的水平治疗的效果有多大，可以由一组有水平的教授做出判断，确诊以后可以让病人和家属做出选择。还有一点，医生要如实地告诉病人病情，虽然告诉病人病情很残忍，但是确实有些病我们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告诉病人病情不是残忍，而是一个实话实说的过程。而我们现在的很多病人治疗花了很多冤枉钱，治疗的效果却不好，人财两空，这也是医患矛盾加剧的原因之一。医生应该告诉患者这个病能不能治，治疗的把握有多大，治疗的风险有多大，治了以后有哪些后果，不治有哪些后果，然后让病人和病人家属做一个判断和选择。而我们医院现在更多地是从经济收益考虑的，这是违背规律的。7.如果医生和本人都同意“安乐死”，家属不同意，那应该怎么办？

那应该尊重家属。我们的法制还不健全，即使在国外，“安乐死”也需要一个专家组鉴定。

8.就目前来看，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够实施“安乐死”？

全国性的话应该是很难的，但是就地区而言，像我们上海应该还需要20几年。首先是我们中国人的健康素养，现在还是有一些人，愚昧地认为到医院就会治好病，至少能够减少他的痛苦。广州一个卫生局的副局长说过，到医院去，三分之一是治好的，三分之一是治疗后不好不坏的，还有三分之一是治疗后病情加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