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安乐死5篇

第一篇：浅谈安乐死

浅谈对安乐死立法的构想

【摘要】：目前，安乐死在我国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合法化，一些医院或绝症患者只能采取“自然死亡法”即停止治疗，这实质上就是采取消极安乐死，这不仅对患者造成了痛苦与折磨，还对社会和亲属造成了经济和精神上的负担。因此对于要求安乐死的人应予认可，法律上应予支持。现代文明社会要求应尊重患者的生命权与个人选择自由，对患者以临终关怀。安乐死是否违法我国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但安乐死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地方在被悄悄地执行。立法的空白使得司法机关对这种事情采取了不告不理的态度。本文从法的规范功能浅谈安乐死立法 ,并对立法的框架做了构想 ,浅析了立法中的各个难点及构成元素的一些建议。立法虽有难度但行为必须得到规范 ,应尽快要使人们有法可依。关键词：安乐死

立法

浅谈

构想

（一）安乐死的适用对象

一是经现代医学确诊为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二是处于不堪忍受的肉体于精神痛苦之中的患者，且其已濒临死亡。三是那些精神崩溃者，其精神处于巨大痛苦之中，不管用心理还是医学方法都无法使其摆脱痛苦的人；四是安乐死还适用于患有严重恶性传染病的患者。

（二）适用安乐死的条件

为防止被借安乐死之名行违法犯罪（故意杀人）之实的不法分子所利用，必须明确规定适用安乐死的条件。一是根据现代医学确诊病人患不治之症且濒临死期，此类确诊要由相当一级医院的主管医师、主治医师、科主任来担任会诊医师；二是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已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对于精神崩溃患者应是其在清醒条件下，且由相当一级的心理医生的确诊；三是病人神智清楚，能表达自己思想的，必须有本人的真实委托或同意，在病人处于丧失表达自己能力的情况下，则可由其直系亲属提出申请或委托；四是医院医师或心理医生必须于病人患者之间无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利益纠纷存在的应适用法律规定的回避制度。五由法院组织法医对医疗诊断进行审查，由法院审查批准，出具审查批准书；再次是操作程序：严格按照司法机关批准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执行操作。操作必须由两名以上医护人员同时进行，操作程序结束后，参加人员均应在有关材料上签字，并将所有材料送交司法机关归档，其他人不得隐匿和保存。

（三）实施安乐死的方法

安乐死的方法应当是快速、无痛苦的，尽可能表达安乐的本质，符合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精神，如注射或服用不发生痛苦症状的药物，并且所用药物能在最短时间内发挥作用，让人无痛苦的死去，在允许的条件下还可以使用麻醉药品使病人脱离痛苦并安乐死去。对此严禁适用暴力致死的手段。为防止安乐死的滥用，对实行的方法，选用的药物及剂量等，应在法规上明确予以规定。

（四）实行安乐死的程序

首先是请求程序：对重病患者须要患者或家属的书面委托或请求申请，并列出其患病及要忍受的巨大痛苦；对精神患者应人其本人出具申请；对恶性传染病患者应有其本人请求和家属同意共同出备；其次是审查程序：要有相当一级医院的主管医师、主治医师、科主任经过会诊诊断，院长签署意见，对精神病患者由相当一级心理医生进行评估会诊，再由法院组织法医对医疗诊断进行审查，由法院审查批准，出具审查批准书；再次是操作程序：严格按照司法机关批准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执行操作。操作必须由两名以上医护人员同时进行，操作程序结束后，参加人员均应在有关材料上签字，并将所有材料送交司法机关归档，其他人不得隐匿和保存。具体适用程序表现在：

1、申请程序上要求患者自愿，是神志清醒时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患者本人须签字盖章，经过公证后方产生效力。受欺诈、胁迫或是在其它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做出的表示均属无效。如果患者的神志不够清醒，精神也已失常，可以由患者的直系亲属，至少两人以上提出申请，签字盖章后经公证生效。

2、审查程序上要求由医学专家、法医学专家、法学专家组成审查委员会，各司其职，针对患者的病症情况、申请条件进行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审查，看看是否符合实施安乐死的要求，最后报经人民法院批准决定是否实施安乐死。

3、执行程序上要求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由省级以上医院指定的医生专门负责，实行时必须有两名以上的专职医生，其中应包括患者的主治医生，一名护士，一名法医，两名以上患者的直系亲属在场。实行完毕后所有的见证人都要签字盖章，证实现场情况。而且，安乐死的适用必须采用无痛苦的方式，比如麻醉、注射等手段，禁止使用暴力手段，如枪决、电击等[3]。这样才符合实施安乐死的初衷，才不违背人道主义精神。

4、司法监督程序上要求安乐死实施完毕后，要报经有关司法部门备案，以方便日后的核查，便于解决有关安乐死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或是患者家属对患者遗体捐赠等事项的安排。安乐死一经法律确定，将会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因为我国现处老年社会，存在大量的高龄人群，而这一群体又是疾病的高发区，很多疑难病症都会出现。为了摆脱医疗费用、经济负担、精力损耗，难免有一些人打着安乐死的幌子逃脱应尽的孝道，推卸对老人的赡养义务，寄望获取巨额遗产等等，造成不必要的人员死亡。也有一些人是为了掩盖不可见人的非法勾当而采用安乐死这种合法方式蒙混过关。相对而言，医务人员有可能为了一己私利，滥用职权，非法对病人实施安乐死，又或者以极不人道的方式致使患者死亡，造成患者临终前的不安心。种种状况的发生将会扰乱安乐死的推广，所以，国家必须指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以规治安乐死的适用范围，防止法律滥用，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四）违反安乐死法的刑事责任

事实上我国刑法不是将安乐死视为谋杀而是将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安乐死

而又酷似安乐死的无意愿安乐死视为谋杀。正是因为这种混淆，人民对安乐死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疑惑与恐惧。对于无意愿安乐死中的被动无意愿安乐死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为由避免了定罪。

然而对于自愿要求解除死亡痛苦而进行科学调节的安乐死与刑法中的犯罪又存在着怎样的不同呢？我国刑法规定表明，犯罪的本质是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而社会危害性的内容是对法益的侵犯。社会危害性是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的统一，犯罪不仅要有质的规定，也要有量的限制。安乐死不仅不具备犯罪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反而对社会有利，行为人不仅没有主观恶性，反而是处于人道和善意。死亡的权利是安乐死非犯罪化的前提。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在承认人享有生命权利的同时，也应承认人享有选择死的权利。在特殊的情况下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允许安乐死既体现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也不会有损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死亡的权利是“优死”挂念的强化和追求生命质量的价值目标的必然和结果。当然，这并不一位着人有无条件地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人有了死亡的权利，就可以去安乐死做出要求或承诺，对自己的死亡方式做出选择。可以说，生命权和死亡权是一对相对的权利。尽管安乐死不是针对人的生命，但其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人的生命。因此，选择安乐死的病人实际上是对生命权和死亡权的衡量下做出的价值判断和法益均衡的选择。究竟如何做出选择，显然不能由其权利主体以外的人来决定。也只是在做出选择的情况下，两种权利才会发生冲突。安乐死其目的就是消除或减轻死亡是的痛苦，其要以缩短自己的寿命为代价；而在选择继续生存的情况下是以忍受剧烈的肉体疼痛为代价。所以说，安乐死实际上对病患者来说是对安乐的死去还是痛苦的活着的一种判断和选择。既然病患者做出了安乐死的选择，我们就应该尊重他的价值选择和意志自由。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法律没有理由强制人痛苦的活着。病人要求或同意安乐死是其非犯罪化的根本，实施安乐死要以病人的要求或在不违背其意志自由的条件下表示同意为要件。要讨论安乐死非犯罪化就必须对病人的要求或同意做出评价。笔者以为，病人的承诺可以成为阻却行为人违法的理由，而且是安乐死非犯罪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首先，病患者承诺安乐死是其意志自由的表现。自由权和生命权是人身权的两个基本内容。法律没有必要强制维持自己已放弃了的生命而犯着另一个错误即侵犯病人“免于忧惧”的自由。

第二、病患者的承诺从侧面否定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医务人员等）不忍看到病人痛苦地忍受病魔的折磨，在善良和慈悲的驱使下实施的。在这种情况下，将行为人予以刑事处罚不仅达不到刑罚的目的，反而是对刑法威严的自损。主观恶性是犯罪构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件。“同犯罪做斗争，实际上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做斗争，追究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改造犯罪人，改变犯罪人业已形成的主观恶性。”因此，将一个富有良知的人予以定罪量刑是不应该的。

第三，实施“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被害人的承诺历来作为阻却是由、违法阻却是由而影响犯罪成立。笔者认为，就安乐死而言需要区别对待，其并不是对个人生命的随意处置，毕竟安乐死同单纯的承诺杀人有本质的区别。前文已论述，在一定的条件，人享有死亡的权利和意志的自由。在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对立统一的辨正关系当中，刑法应当在兼顾社会秩序的同时，优先选择个人自由。否则，在自由与秩序的对立发展为严重的对抗，结果是两败俱伤。

安乐死的观念向中国传统的死亡观念发起了挑战，促使人们对于生命的意义、对于死亡开始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我们可以想象，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观念也在不断的更新、不断发展，人们选择的权利会越来越大，人们在 更加理智地思考死亡的同时，会更加珍惜宝贵的生命，尽情享受美好的生活。

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由于这涉及到一个人的最基本的权利-生命权，故本文认为“安乐死法”规定的法律责任基本上应为刑事责任，当然可以规定利害关系人有权根据有关民事法律规范提起民事诉讼。本文没有提出新的罪名，而是比照现行刑法已有的罪名设定犯罪行为，至于刑罚即同于现行刑法的规定，故不再写出。（1）劝说、鼓动、逼迫病人选择安乐死的，以故意杀人罪论处。

（2）医师接受授权是出于对不正当精神利益动机或以牟利为目的的，以故意杀人罪论处。（3）医师诊断失误、结论错误的，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

（4）医师设计的安乐死实施计划使病人未能安乐地死亡反而加重痛苦或痛苦地死亡，若不能证明自己确属过失的，以故意伤害罪论处。

（5）公证人员作伪证的，以伪证罪论处；造成严重后果的，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从重处罚。

（6）公证人员不认真进行公证工作，以致证明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

（7）干扰、妨碍公证活动，情节严重的，以妨害作证罪论处。

（8）阻碍、干扰安乐死正常实施，致使病人未能安乐地死亡反而加重痛苦或痛苦地死亡的，以故意伤害罪论处，从重处罚；未造成前述后果的，以妨害公务罪论处。

（9）法院工作人员违反程序要求、非法操作，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以滥用职权罪论处；造成严重后果的，以论故意伤害罪处，从重处罚；

（10）法院工作人员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当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从重处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以玩忽职守罪论处，从重处罚。

（11）法院工作人员毁灭、伪造安乐死案卷材料的，以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论处；造成严重后果的，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从重处罚。

（12）未经病人本人、病人亲属、朋友的同意，医师、法院工作人员、公证人员等不得公开和或透露与实施安乐死相关的信息。病人及其亲属、朋友可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我认为，人权不仅包括一个人拥有生命权，而且也应包括拥有在一定条件下选择死亡的权利。如果无条件地剥夺人的这种权利，很大程度上来说也是践踏人权的表现。我国现实生活中安乐死大量存在并处于混乱无序的状况告诉我们：法律不能一味地回避这个问题，也不能简单地加以禁止，这样不仅不能强化生命终结过程对生命的保护，反而会放任不合理、不合法的生命处置。明智的做法是立法机关尽快将安乐死立法提上议事日程，尽快制订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安乐死法，对安乐死现象加以规范

总之，我们要认真对待这病人的最后的权利，认真对待安乐死！让我们记住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话吧：“如果我们不做任何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何况安乐死合法化已是前人做过的事-笔者插话），我们就会呆在一个地方，法律将停止不前，而世界上其它事情将继续前进。” [5]

据《青年报》2006年03月10 日第三版报道，两会期间，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功民提出了建立“安乐死”合法化试点的建议。全国政协委员茅玉麟也提出，中国为安乐死立法是人心所向。这些话题再次将安乐死这个复杂的难题摆上中国的立法平台。

从法理上分析，生命权作为公民的最基本权利，应当包括对生命的自决权和生命不受他人非法侵害权两方面内容。法律在承认人享有生命权利的同时，也应承认人享有选择死的权利，对生和死的自由选择都应是天赋人权的组成部分。1976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宣称要尊重人的“尊严的死”的权利。在当今这样一个权利神圣的时代，尊重病人选择死亡时间和死亡方式的权利，不仅符合人的根本利益，也符合立法的终极意图。当垂危者面对极其低劣的生存意义与保持生命尊严的选择时，赋予其选择“优死”以维持生命尊严的权利，才是对生命真正的尊重。赋予垂危不治病人以“死亡自决”的权利，这是立法尊重生命自由权的体现。[6]

注释：

[1]《民法》，魏震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P644

[2]《东方论坛》，冯国荣主编, 2003年第四期

[3]《江西教育学院学报》[J].肖良平.对安乐死的法律思考

[4]《上海大学学报》[J] 李惠.安乐死社会伦理探析

[5]《法律的训戒》，[英]丹宁，法律出版社，扉页

[6]《青年报》，作者：傅达林，2006-03-10 第三版 陈鹏悦;“安乐死”合法化问题初探[D];吉林大学;2011年

第二篇：安乐死论文范文

安乐死现状和伦理争议

1.安乐死定义

安乐死出自希腊语euthanasia 为“好死之意”，现今的安乐死多指对患有不治之症、死亡已逼近、而且极为痛苦的患者停止采用人工干预的方式以缩短痛苦的死亡过程，避免死亡时的痛苦折磨，代之以相对舒适和幸福的感受，即改善死者临死时的自我感觉状态，维护死亡时的尊严。我们认为安乐死的对象应是那些，晚期肿瘤失去治愈机会者，或重要生命脏器严重衰竭，并且不可逆者，或因各种疾病至大脑功能丧失的部分植物人状态的患者等等，以上三种神智清楚，但肉体痛苦不堪的病人，将安乐死作为临终关怀的一种方式，是病人有尊严的、舒适的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尤其在人类不断认识死亡的进程中，安乐死是一种对于生与死认识的进步与发展。

2.我国的安乐死现状

在我国，现在安乐死仍然属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尴尬局面。一方面，痛苦的患者迫切的希望能够申请安乐死来解除对自身和家人之间的折磨；另一方面，安乐死一直未合法，据现行刑法解释，安乐死属故意杀人罪，在中国第一例安乐死案例中，两名参与实施安乐死的医生都被以故意杀人罪提起诉讼。

在医学伦理界，安乐死也是争论的重点，对于其是否合法，一直有两种争论。一方认为，安乐死是对人的死亡尊严的尊重，使得患者能够有尊严的离开人世，家属免于承受高昂的医疗费用，合理分配卫生资源；而另一方认为安乐死无论是“仁慈致死”或“放弃治疗”，都是对生命神圣性的亵渎，是医生违背自己的道德的行为，会恶化医患之间的关系。

3.安乐死的伦理争议

关于安乐死的立法，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五次的尝试，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我认为从伦理的角度分析，对安乐死存有四个方面的争议，其根本在于如何在安乐死的执行过程中平衡自主、公平和有利这三个原则。

3.1 患者生死权利选择的争议

洛克在《政府论（下）》一书中指出，“生命权是表明人类生存的自然意义的权利，具有自然法的属性”，他强调了生命是神圣的，而死亡也是神圣的。在生命伦理层面，我们应当尊重每个个体的自主权利，每个人应当拥有决定自己生死的权利，但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安乐死的提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让广大民众能够接受安乐死还要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在医学伦理层面，患者拥有医疗选择权，他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治疗方式，医生应当在一

定程度上尊重患者自己的选择。王明成的想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广大患者的心声，对于安乐死的认定对象而言，病痛带来的不仅仅是巨大的常人难以忍受的生理折磨，作为一个已经被宣告死亡日期的患者，用庞大的金钱来维持短暂的生命，他们的生命价值无法得到提升，虽然通过医学的手段延长了生命的长度，但是无法拓宽生命的宽度，而他的病情也有可能是家庭背上严重的经济负担，生存已然不是他们最大的追求，患者背负严重的心理压力，而安乐死则可以让他们相对体面地离开。

3.2患者与家属之间的争论

现代医学强调“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人在社会之中并不是独立的个体，人的生死并不是个人的选择，将对个人背后的家庭和社会带来慎重的影响。在考虑患者的生死选择时，也应当将患者置于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讨论，这也是引起争议的原因。实行安乐死，可以帮家庭节省高昂的开支，让社会的医疗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支配利用，这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理的。但是在道德层面上，让病人更快地死去，是亲属无法接受的，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故意缩短患者的生命缩短彼此相伴的时间，让亲属陷入深深的自责与思念之中；并且，对病人实行安乐死，无论家属的动机如何，它的直接结果是帮助家庭节省了巨大的经济开支，这就有可能会造成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例如，一位孝顺的养女无法忍受母亲去面对病痛，助母安乐死，但她也在人们的怀疑与猜测中自责不已，最终酿成了自杀的悲剧，这样的结局并不是安乐死实施的本义，它不应当用一个人的离去带来更多的伤害，影响到更多人的生活。

3.3医生的伦理难题

“救死扶伤”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医生的天生的职责，是医德医道的根本体现，在医学生的誓言中第一句便是“性命相托”。数千年来，所有的医者都奉行着这个理念，追求“华佗再世妙手回春”的境界，所以无论在医生或者是大众的观念中，仍然认为医生只有尽可能为病人寻求、创造生的希望与光明的义务，没有主动帮助患者死亡的权利。然而，安乐死便是对于这种传统的医道观念的巨大的冲击，是用现代科技的手段用各种仪器短暂的维持病人的生命，眼睁睁的看着病人在痛苦的深渊，还是通过注射药物等手段帮助病人提早结束这类痛苦在平和之中与世长辞，如何选择也成为医生面临的道德伦理难题。

3.4安乐死标准判定的争论

什么样的人适用于安乐死？谁来判定某位病人适宜用安乐死？对于安乐死施行的标准应当是伦理争论的焦点。一方面，目前医学的发展仍是飞速前进的，今天的不治之症或许在将来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那么患者安乐死的抉择是否值得，未来患者的家属是否会追悔

莫及当时安乐死的决定。另一方面，在安乐死抉择上我们应当尊重病人还是医生的意见，患者的疾病尚可以治疗，但是患者实在无力支持高昂的治疗费用时希望选择安乐死时，医生应当何去何从，我国现在医疗资源严重分布不均衡，这种状态之下，相似的病例或许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结局，医生很难保证每个病人都得到公平的待遇。最不良的社会影响可能在于，模糊的安乐死评判标准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进行非法剥夺他人性命的行为，这是不应当被允许的。

综上所述，安乐死的施行中应当遵守自主、公平、有利的原则，让病人能够自主做出选择，让每个病人都能得到公正的待遇，让病人和家属同时获利。

4.如何面对和处理目前的困境

在现实生活中，面对极度痛苦想要施行安乐死的病人，医务工作者将面临艰难的选择。因为安乐死目前尚未立法，医生没有权利去决定病人的生死，无论出于同情或任何目的为病人施行安乐死都是违法行为，都是在间接剥夺病人的生命，但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这是违背我们救死扶伤的天职的。

首先，我们应当具有同理心，感受病人所处的痛苦，理解病人的心情，虽然现在我国临终关怀还未普及，对这些处于极端痛苦状态的病人尽我们所能关怀体贴，尽量让病人在生命的最后活的有价值，活的有尊严，缓解病人身体上乃至心灵上的痛苦，使病人感受到温暖和关怀，活着的每一天就应当有其价值。

其次，应当注意病人和家属的心理上的治疗，处于危重阶段的病人和家庭，承受着来自社会、经济和病痛的多层折磨，作为医生我们应当理解并且注意开导，必要时让精神科医生介入治疗，防止不良的事件的发生。

第三，面对有些家庭条件艰苦的病人，我们应当帮其取得应有的资助，尽量保障他们得到应有的治疗。

第三篇：安乐死 辩论

正方：安乐死应当合法化

安乐死的含义： 安乐死（euthanasia）一词源于希腊文，意为无痛苦的死或安详的死。而在今天国外的临床实践中，安乐死则是在一定条件下实行的，总体上包括5个条件： 1.必须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 2.必须是“处于垂危濒死状态”

3.必须是为了解脱病人在精神和躯体上的极端痛苦 4.必须有病人的遗嘱或口头表达以及家属的要求

5.必须用人为方式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从而终止生命。我们对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支持，同样是建立在这些必备条件的基础上的。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原因：

其一，据我所知，那些身患绝症、可能随时死亡、每天接受放疗和化疗的人，他们的身心都处于极其痛苦的状态，对于他们而言，尽管仍对生活和生命充满渴望，但是却也对死亡充满无奈和恐惧。当医学上无法挽回他们的死亡的命运而他们又不得不遭受病痛的折磨时，他们有权利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以及结束生命的方式，让自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安详、无痛的死去。这实质上是出于对病患的一种人性关怀，是设身处地的一种考虑。我们可以换位思考，当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躺在病床上等待死亡时，拿什么去谈什么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呢？恐怕剩下的就只有身体上的折磨，还有心灵上的挣扎。对于认为“医学正在进步，实行安乐死是对生命轻易放弃和不负责任”的观点，本身就没有从患者本身出发。我们并不否认医学正在进步，但是至少在较短时间内还无法攻克癌症等不治之症的难关也无法消除病患与日俱增的痛苦，安乐死则可以在病人无法承受时提供一种解脱痛苦的方式。另外，我们不能从生命的长短和是否存在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其二，当我们明知道已经无力回天时，实际上对病人在医疗上付出的费用也会给家庭和亲人造成一定的负担。尽管我们不能因此就对重症患者不闻不问，但是当病患本身已经提出要求安乐死已解决自身的痛苦时，在今天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的确可以为其他更有希望治愈的患者提供更多生存的机会，也可以为自己的家庭减轻负担和压力。也许在病人离开人世时家人是痛苦的，但是看着病人痛苦的死去却也只能增加亲人的痛。从这些意义上，安乐死并非不负责任。巴金、邓颖超、王选等有识之士也都赞同安乐死的做法。

其三，如果将安乐死合法化进行立法保护，也许会出现社会上担忧的借用安乐死犯罪的状况，但是这毕竟只是少数状况，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比如严格限制安乐死药物的流入社会；规范实行安乐死的程序，在病患、家属和医院之间协调一致后再确定是否实行；经过法定部门的监督公证等。环环相扣，就可以将不法行为最大化的避免。此外，正如之前提到过的，首要前提是病人是患有不治之症且病人主动要求，这样也可防止滥用。考虑到实行安乐死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利大于弊，我们坚定地支持实行安乐死合法化。也许未来实行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瓶颈，但是就像对于汽车，我们不能说因为汽车会污染环境，就把汽车从社会中淘汰、排斥汽车，因为汽车在带来种种问题时，更多的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便利。而安乐死，在规范使用时，带来更多的是慰藉，带走的是浮躁与苦痛。

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有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安乐死的地位。2001年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安乐死的实质是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我赞同其合法性的理由有以下两点。

1.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的本质是具有社会危害性，而安乐死不具备这一点。其次，由于我国未明确规定安乐死，因此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构成刑事违法性。2.安乐死符合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体现了对患者人权与选择权的尊重。其二，它减轻了沉重的家庭负担，也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社会资源。以上就是我赞同安乐死合法化的理由。

安乐死不是一个从“生”到“死”的转换，而是一个死亡由“痛苦”到“安乐”的转变，它并不是倡导损害自己的身体或自杀，而是出于一种真正的热爱生命、珍惜生命、保护生命。在这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先进的医疗技术可以延续病人的生命，继续维持病人“活着”的状态，但这样的“活着”是毫无质量、毫无尊严的。对于身患绝症、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的患者而言，运用先进医疗技术延长其“活着”的状态并非延长他的生命，而是延长了他痛苦死亡的过程。

波西﹒布里奇曼在他的《死亡日记》中写道：“一个社会让一个人自己做这件事是不人道的。或许，这是我能够对自己做这件事的最后一天了。

生命是神圣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侵害他人的生存权，但同时，人选择庄严的死亡方式的权利也不应该被剥夺。生命的神圣是通过生命质量和价值来体现的，一个苟延残喘地活着的人，他的生命质量是低下的，对他人和对社会只能具有很小甚至是负的价值。出于对神圣的生命的尊重，人也应该要有维护生命质量和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安乐死作为一种文明的生死观，它让人们正视死亡，维护了生命神圣和生命质量，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体现了人道主义的价值追求。

对于患者的家属而言，在求医的慢慢长路上，他们照顾一个毫无希望的病人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承担相当重的精神负担；同时，当患者进入生命末期时的医药费是非常昂贵的，这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家属出于道义责任、碍于社会舆论、法律制度等原因无法接受安乐死，甚至向病人隐瞒其病情，自身背负着经济和精神负担。若安乐死能得以施行，在消除病人痛苦的同时也解除了家属的负担。

对于社会而言，在当前我国医疗资源相当有限的情况下，大量的医疗资源被用于维持已无治疗价值的病人的生命，政府也为此支付了巨额的医疗保险费。而全国还有许多地方医疗制度仍不健全，许多医疗产品的研发需要更多资金，广大农村地区缺少医务工作者和医疗器械，有希望治愈的人被迫放弃治疗，这使大量社会财富被浪费，违背了对生命同等尊重的原则。从这个角度看来，安乐死的实施有利于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使更多人受益。

当然，以上辩护是基于患者自愿接受安乐死的前提，否则，无论病人有无治愈的可能，只要他还有求生欲望，就没有任何人有权将他置于死地，绝不能以所谓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正当权益，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只有基于尊重生命的安乐死才符合整个人类生存质量提高和根本利益，符合人类的道德进步。

传统观念认为，医生的职责在于救死扶伤，执行安乐死、帮助病人结束生命似乎违背了医生的职业道德。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现代医疗水平的发展，传统的观念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救死扶伤的确是医生的职责所在，但帮助患者减轻痛苦也是医生的职责。对于一个患有绝症并且痛苦万分的患者，道德的做法应是解除其痛苦，而非延长其生命来增加他的痛苦。死是人生必然，一些身患绝症而无法忍受病痛的濒死患者选择安乐死是其愿望和权利，医生按其愿望和权利帮助他实施安乐死，符合人权主义和人道主义原则。

此外，有反对者提出：现代医学是在不治之症不断得到救治的过程中发展的，安乐死的施行将阻碍医学技术的发展。这种说法显然并不合理。即便安乐死最终实现合法化也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患者都会选择安乐死，随着公民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安乐死患者会愿意将遗体捐献给医疗机构，这无疑会为医学研究提供不同阶段的病理样本，促进医学发展。再者，如果为了医学的发展而剥夺患者维护生命质量的权利，这显然是不符合伦理学规范的。

反方：安乐死不应当合法化

从伦理角度讲，每个生命体都有存在的价值,不应该因为个人的意识而将其剥夺。安乐死与这一伦理是相悖的。生活的磨难我们应该勇敢地接受，人是社会型的动物，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也是对亲朋好友的不负责。随着现代社会医学的不断进步，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在那些所谓的绝症或许明天就能攻克，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

另外，就中国现有的法律来讲，安乐死的实行很可能会触犯“故意杀人罪”。我国法律上的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对象是濒临死亡的病人，虽然患者濒临死亡，但这样的病人仍然是法律意义上的“人”，他们的生命仍然要受到法律的保护。在安乐死故意的判断上，行为人为他人实施安乐死，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会发生他人死亡的结果，并且希望发生这样的结果，行为人的主观上属于直接故意。就这两点来判断，故意杀人罪是可以成立的。

德国格丁根大学曾经做过一份调查，他们对荷兰出现的7000起安乐死案例进行了分析。在这些案例中，41％的死亡者是由家属提出希望结束患者痛苦而实施安乐死的。而其中的11％，患者死亡之前仍然神志清醒，而且有能力自己做出决定，但是没有人问他们愿意选择活着还是死去。我觉得，这差不多就是安乐死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国有句俗话：“百病床前无孝子。”我们不能排除有些子女因为某些原因，为自己病床上的父母选择安乐死。而且，安乐死的合法化一定是需要一批合格的医护工作者的，这里的合格不单单是专业技术上的合格，更重要的是道德情操上的。一旦遇上一些无良医生，安乐死就成了变相的杀人工具。

1.从生命伦理上来讲，对病人自己来说，生命可贵的，是圣神的，轻易的结束生命，是逃避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例如在西方的基督教就明确规定了在任何情况下人都不能夺取自己或者他人的生命，这是对神的不敬。而抛开宗教，生命同样是值得我们好好珍惜的，因为痛苦而结束生命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懦弱的逃避行为。另外，人不是赤裸裸的活在世界上，他带有社会性。例如，人会有着各种各样的亲属关系，自己的死去很可能对于家人亲人是一种莫大的伤害。而对于医生，这样一个救死扶伤的职业，在“救死”不能的情况下，如果选择主动结束病人的生命，这也是与其职业道德相悖的。

2.从法律上讲，人的种种权利中，生命权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根据现行法律，生命权的被剥夺只有在几种极特殊的情况下。否则，是要负相关法律责任的。而安乐死，恰恰是由于一个人丧失了行为能力，需要依靠他人的帮助来实现自己死亡的愿望。在这里，这种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之间的界限难以判定。主观上，都是他人出于故意的目的，行为上，都实施了杀害他人的行为，造成的后果也是一样的，即死亡。但是，两者的唯一区别就在于，被害人的主观意志上。在当前，主观意志是一个非常难以判定的事。特别对于是一些意识不清的病人，又该如何判定他的主观意识呢？

3.安乐死还会带来一些不良的社会后果：比如，老百姓的看病难的问题、群众的医保问题远远都还没有得到根本性地解决。今后，是否会形成贫穷百姓因无钱看病和医治，只能被迫选择“安乐死”呢？现在很难下定论。

4.从技术上来说，在当下的医疗水平下，安乐死是否真正能够做到百分之百的在免除病人痛苦的情况下结束他的生病还有待论证。与此同时，乐死并非晚期重症病人解脱痛苦的惟一方法，我们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替代技术。协和医院一名麻醉科主任说过，麻醉医学技术完全可以做到使重症患者无痛或减少觉大部分的疼痛。

安乐死不同于自杀，安乐死的完成需要两个人的共同协作。病重病危的患者如果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可以选择跳楼拒食等自杀的方式。而选择安乐死，则使得家人和医生的介入了自杀的过程。所以，能不能帮助他人进行安乐死等同于对于面对自杀者应不应该救助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一旦家庭和医生介入了，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首先，医生和家庭是否构成犯罪？医生在医院中面对将死之人有着救死扶伤的义务，现在不仅不履行这个义务，反而以一个终结生命的形象出现。维系家庭的纽带是亲情，但个体的经济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一个家庭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抛弃其中的成员，那么安乐死合法化就为这类人大开了方便之门。

其次是，安乐死真的是为了结束痛苦嘛？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人一旦死去，便什么感觉都没有了，这时候痛苦与欢乐又有何意义？很多的患者选择安乐死是因为被病痛折磨怕了，觉得丧失尊严了，但是安乐死并不能解决“痛”的问题。相信现代的医疗技术已经能够使得患者在失去意识的时候接受治疗，这些技术可以代替安乐死在这方面的作用。最后，安乐死可能对于有益于个别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但是于整个社会来说，医疗这方面的收益极小的。反而因此产生的社会文化成本却是极大的。

病人或者家属要求医生实施安乐死的前提条件是病人得了不治之症，这就在法律上造成了一个假象。什么叫不治之症，是医学无能，所以就采取不医治的方式结束病人的生命。由此就产生了安乐死的两种方式。一是消极安乐死，即医生采取不医治的方式放任病人死亡；二是积极安乐死，即医生没有解决病人痛苦的办法所以采取一些手段让病人早死亡。这两者的先决条件都是医生没有办法医治疾病。另一方面，病人要求医生实施安乐死以让自己能够早点解除痛苦，这看似是合理的。但是病人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说出这样的话呢？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是否能够对于自己的意思表示进行很好的控制呢？或者说能否明白自己在讲些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验证的。

第一，得了不治之症他的想法能同正常人的想法一样吗？第二，可能病到此种程度患者的意识根本就是不清晰的。从社会角度来讲，实施安乐死后可以节约很大的社会成本减轻社会负担；在伦理学的角度上讲，人总是会死的，也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唯独法律的这道最低限的坎没有办法逾越。

还有一个方面，法律考虑的根本问题是安乐死有没有被外用的可能性。恰恰是在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即荷兰和比利时，他们的安乐死被滥用的比例极高。有百分之一被滥用的可能性，法律就要采取措施杜绝这种可能性。法律的原则就是要通过制度坚决杜绝这种可能性的发生，而不是无法杜绝就消极对待。为什么刑法规定诸如追诉时效等等问题，就是为了体现我们的刑法一个坏的方面的可能性都不放过。像是荷兰这类国家，它之所以同意安乐死的合法化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这些国家的人均寿命比我国要高得多，所以对于疾病的忍耐力比较差，因此需要安乐死来减轻痛苦；二是它们是宗教国家，它们认为在宗教的总领之下安乐死被滥用的可能性很低；第三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此类病人急需治疗是浪费社会资源，因此不如实施安乐死来节约社会成本。因此安乐死得以合法化。但是问题同时出现，例如李利用安乐死来骗取保险金，争夺遗产等等。并且滥用安乐死的用途不完全是谋杀，还可以被医生利用来推卸医疗事故。病人病情恶化也可能是医生在治疗途中出现了医疗事故等原因，为了掩盖真相也可能采取安乐死的办法来保全自己。并且任何不治之症都是相对的。很久之前的肺结核是绝症，但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了。我们现在的肝癌、艾滋病等，他们的存活时间也越来越久。因此在医生不能够预计疾病的可控程度的时候不能够轻易决定是否实施安乐死。不然，我们的医生究竟是医人还是杀人呢？

而对于《长眠地中海》电影中的情况，朱老师认为可以作为一个特例。这个主角瘫痪在床几十年，他很痛苦，没有康复的希望了，但他并没有不久于人世。他的思想自由，没有抑郁症，也一直在家人的照顾和关怀下。所以当他提出希望安乐死时，这个决定是主动自愿的，朱老师认为可以予以批准。但是对于国家来说，不批准出于更多的为社会的考虑。因为一旦开了这样的口子，将给他人造成巨大的压力。这些不批准的原因在第三个问题中将会重点谈到。所以我们可以在他申请的过程中设置种种的障碍，让他很难得到一个安乐死的批准。这样对于社会来说，可能相对的，影响会好些。

那么在判定实施安乐死的条件时，国家可以组织特定的委员会进行判定：患者是否还患有抑郁症，是否遭受家人嫌弃，如果周围的环境可以得到改善的情况下，他是否会打消安乐死的念头等等。

2赞同什么样的安乐死的实施方式？

朱老师认为首先当然要是自由且自愿同意的，完全由医生实施的主动安乐死或者医生协助式的自杀都可以。然后针对医生协助式的，可以进行一个安乐死非刑事化的举措会比较好。3是否赞同安乐死合法化？

朱老师表示：从长远的趋势来看，安乐死的合法化是一个好的举措，好的政策。因为确实有很多人到癌症晚期，不是怕死，而是怕疼。如果他们不久于人世，给他们一个安乐的，有尊严的死去，肯定比折腾来折腾去，两三个月的痛苦的挣扎的生活质量来得高。她当初涉及这个问题的时候，曾经到各个医院询问情况，发现有的人，在她认为是不符合安乐死的条件的，却也实施了安乐死。如果合法化了，就会规范化。但是随着她对生命伦理这一行研究的深入，她就发现，因为这个不仅仅是病人的问题，还牵涉到整个社会，整个制度的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实施安乐死会给社会带来压力。即使社会有了全民医保制度，对于一些病重的，垂危的，没有能力医治的人，也会造成一种压力，好像到了那个时候，就必须死。也会给社会造成一种感觉，好像医学上不值得医治的人，都要去安乐死。但是有的人原本就是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一旦安乐死合法化，就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样就造成了对价值多元化的抹杀。因此这样的在受到不正当影响下做出的抉择是不合乎伦理的，而外界，如医生、委员会等很难对其加以判断。这就是大多数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地区，医保制度已经健全的地区，仍然不愿意使安乐死合法化的主要原因。

①我们的医保制度不健全，医疗仍旧市场化，个人和家庭要负担很大一笔医疗费用，都是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很大一部分人看不起病，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就等死，或者因病致贫，搞得倾家荡产。如果安乐死合法化，可能导致人们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捷径。有了全额医保，例如前几年有人提出在上海地方立法，推行全额医保，就可能使安乐死可行。因为确实有一部分人躺着浪费了医疗资源，自己也很痛苦。

②另外，中国的临终关怀，或者护理机构也不健全。可能导致病患出于对亲人的考虑，不愿造成他们的复旦，而产生实行安乐死的想法。但是此时他们并不是自由且自愿的做出选择的，这就并不符合安乐死的条件却可能实施了安乐死。

③即使在中国全民医保了，也还是有问题。虽然传统文化尊崇孝道，但是在中国农村，仍有许多人老无所养，受虐待的老人。如果现在就将安乐死合法化，那些老人就会很悲惨。他们自己可能会有压力觉得自己不能下地劳动了，成为子女负担了，也可能被子女逼走上一条死路。

④中国医疗机制中可能还存在腐败贪污。可能通过行贿，受贿，使人犯罪，或者使不需要安乐死的，无辜的人死掉了。

⑤更紧迫的问题是要对脑死亡的定义进行立法。4安乐死合法化之后是否会对医疗的探索造成阻碍？

朱老师认为这个不是问题。如果安乐死真正处于由于病人自愿的行为，那么也不是所有人会选择安乐死。安乐死的合法化或非刑事化，并不是安乐死的普遍化，这是两个概念。然后很多人还是愿意采取治疗，与病魔做抗争的。这只是社会支持的两种态度，一种是积极的抗争，一种是太累了，就想安安静静的死去了。而且在小范围的人中，特定的情况下，在非常苛刻的条件下，才可以实施安乐死的。我们可以控制一个时间范围，只有两三个月时间可以活的人可以安乐死，而还有两三年可活的人就不能实施安乐死。或者没有疼痛的也不予实施。这时，医学方面依然可以进行研究进步。5对于已经实施安乐死非刑事化的地方怎么看？

朱老师认为她没有进行过课题，然后从她目前的一些了解来看，她认为那些地方做得很好的。例如荷兰，他们又有医保，医疗护理也好。又有非常严格的标准。比如需要自己提出申请，两个以上医师进行验证，需要有一些等待期等等。

采访内容：

1.您是否支持“安乐死”？为什么？

我是支持“安乐死”的。我昨天看过一期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节目，说的是浙一医院的医生陈作兵，他也是医学博士，在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时，没有让父亲化疗，而是让他安享最后的人生。肿瘤病人，到了晚期确定治不好了，再给他治疗其实是增加他的痛苦。我们医学不是包治百病的，我们要认清这个挑战，即治不好怎么办，与其花治疗在最后的六个月，为什么不花在以前呢。可以看到肿瘤病人的治疗，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在治疗之后他们的生命质量会大打折扣。其实对很多绝症患者来说，他们是强烈要求“安乐死”的。我外公就是有这种情况，因为年纪很大了，在床上不能动也看不到希望，就想“安乐死”，事实上在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老人8、9十岁了，治疗只能延缓死亡而已，这种情况我觉得“安乐死”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

3.“安乐死”涉及到哪些伦理上的问题？ 我觉得会涉及到文化背景的问题。随着我们中国人受教育的提高以及医疗知识的普及，我相信“安乐死”还是会得到大家的接受。在中国，宗教因素的色彩不是很重，因为中国大多数人还是不信教的。

5.您觉得“安乐死”在未来的趋势是不是就会被逐渐认可？

我觉得不一定。在不同的国家文化中会不一样。一个国家的理念，它的教育程度会影响到对“安乐死”的接受。关于“安乐死”，我觉得应该可以看看我前面说的那期新闻调查栏目，看看专业人士是怎么看的。同样地，也是在浙江，一所医院里的肿瘤患者受不了治疗的痛苦，就从十几楼上跳下来，这是因为他痛苦但不能得到“安乐死”，只能跳楼。“安乐死”是有需要的，但是我们的法律制度没有跟上。

6.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怎样才能判断一个人可以“安乐死”？

这个不仅仅需要医生的判断，而且还要得到本人和家属的判断。从医学上讲，能不能治疗，以我现在的水平治疗的效果有多大，可以由一组有水平的教授做出判断，确诊以后可以让病人和家属做出选择。还有一点，医生要如实地告诉病人病情，虽然告诉病人病情很残忍，但是确实有些病我们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告诉病人病情不是残忍，而是一个实话实说的过程。而我们现在的很多病人治疗花了很多冤枉钱，治疗的效果却不好，人财两空，这也是医患矛盾加剧的原因之一。医生应该告诉患者这个病能不能治，治疗的把握有多大，治疗的风险有多大，治了以后有哪些后果，不治有哪些后果，然后让病人和病人家属做一个判断和选择。而我们医院现在更多地是从经济收益考虑的，这是违背规律的。7.如果医生和本人都同意“安乐死”，家属不同意，那应该怎么办？

那应该尊重家属。我们的法制还不健全，即使在国外，“安乐死”也需要一个专家组鉴定。

8.就目前来看，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够实施“安乐死”？

全国性的话应该是很难的，但是就地区而言，像我们上海应该还需要20几年。首先是我们中国人的健康素养，现在还是有一些人，愚昧地认为到医院就会治好病，至少能够减少他的痛苦。广州一个卫生局的副局长说过，到医院去，三分之一是治好的，三分之一是治疗后不好不坏的，还有三分之一是治疗后病情加重的。

第四篇：安乐死论文

对于人类而言，生与死的问题是一个无可回避、亘古不变的主题。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尤其是现代医学的发展，人类对提高生命的价值和质量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对生与死的态度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2000年11月25日、2001年4月10日，荷兰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以压倒多数票表决通过安乐死法案，使荷兰成为全球第一个正式在法律上将安乐死非犯罪化的国家。比利时紧随其后，于2002年5月通过安乐死法案。以此为标志，安乐死这一由来已久的问题，由主要停留在民众吁请、学者论争发展到法律规制的新境界。而1986年，我国首例安乐死案的主要当事人、陕西第三印染厂职工王明成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安乐死，因此被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经高法审议后无罪释放。17年后，胃癌晚期的王明成要求安乐死，但被拒绝。他临终前表示，不能如愿很遗憾。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折磨，8月3日凌晨，他终于走完了多舛的一生。因此为了让更多类似的患者生得快乐死的安详，安乐死立法有着重要的意义，并且是必要的可行的。

一、安乐死概述

（一）安乐死的基本概念

1、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亦称安死术，是英文“euthanasia”一词的汉译，最早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一词。原意是指安逸地死去，快乐的死亡，尊严的死亡。在牛津字典中的解释为“患痛苦的不治之症者之无痛苦的死亡；无痛苦致死之术”。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安乐死概念的分析层出不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安乐死，是指对于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由于难以忍受的痛苦，出于本人神智清醒的真诚嘱托或其近亲属的同意(病人是植物人时)，医生认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痛苦，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使其安然死去的行为。[2] 另有学者主张，安乐死是指病人患有痛苦不堪的疾病而无法治疗，且濒临死亡，为了减轻其死亡前的痛苦，基于患者本人的请求或同意，采用适当的方法，促其提早死亡的行为。[3] 我认为安乐死是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濒死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和有关部门的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的过程。安乐死是选择一种死亡状态，是体现了死的文明，而绝非是生与死的抉择。是死亡的优化状态，即用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优化调节，减轻或消除痛苦，使死亡呈安乐态。安乐死的对立面不是“痛苦地生”，而是“痛苦地死”。[4]

[1]

2、安乐死的类型

（1）主动安乐死与被动安乐死

安乐死其根据实施的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

主动安乐死又称“积极安乐死”，是指医务人员或其他人在无法挽救病人生命的情况下，采取措施，主动结束病人的生命或加速病人的死亡进程。如注射或服用药物等加速病人死亡。被动安乐死又称“消极安乐死”，则是指对危重病人不给予治疗或撤除支持其生命的医疗措施，而听任其死亡。国内外不少医院实际上早已实施。

（2）自愿安乐死与非自愿安乐死

根据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是否明确表达其愿望，安乐死又可分为自愿和非自愿两种。

自愿安乐死系由病人本人通过遗嘱或口头表态方式决定，非自愿安乐死则是因本人无法表达意愿而由亲属或监护人做出决定。[5]

3、安乐死成立的基本条件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安乐死具有以下特有属性：

第一、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必须是从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来看患的是不治之症，而且正在遭受难以忍受痛苦的死亡迫近眼前的患者。

第二、实施安乐死的首要目的是必须是减轻或解除病人不堪忍受的痛苦。如果有人为了能从一个身患不治之症，并且正在遭受着极大痛苦的患者的死亡中获取某种好处，采取措施导致患者死亡，这只能是谋杀。例如，亲属为了获得继承权、高额保险费，医生为了取得暴利等。总之，实施安乐死的动机必须是纯洁的。

第三、如果病人神志尚清楚，能表示自己的意思时，需要有本人真诚的委托或同意。[6]

第四、实施安乐死的方式必须是仁慈和尽可能无痛的。实施安乐死的方式必须符合社会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

以上四大特有属性构成了安乐死成立的基本条件，必须同时具备。

（二）安乐死的历史与现状

1、安乐死的起源与发展

安乐死的产生有着由来已久的历史。在一定的意义上，他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在史前时代就有加速死亡的措施，如游牧部落在迁移时常常把病人、老人留下来让他们直接结束生命。在古希腊罗马，允许病人结束自己的生命，有时有外人帮助。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主张立法允许安乐致死畸形儿。到了17世纪，法国哲学家培根在其著作中把euthanasia用来指医生采取措施让病人死亡甚至加速死亡，他认为长寿是生物医学最崇高目的，安乐死也是医学技术的必要领域。比较接近现代意义的安乐死一般认为是从19世纪开始的，那时安乐死已被看做是一种减轻死者不幸的特殊医护措施，并已开始运用于临床。到了20世纪30年代，欧美各国都有任积极提倡安乐死。美国成立了“无痛苦致死学会”，英国建立了“自愿安乐死亡协会”，并发起和组织活动，谋求安乐死得到法律的许可。

然而，在20世纪的纳粹德国，随着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建立，“安乐死”被演化为一种种族屠杀的手段。希特勒在1938-1942年间，仅6年时间就以“安乐死”名义杀死了数百万人。安乐死由此声名狼藉，人们普遍将它视为一种纳粹主义的主张而加以反对，致使安乐死销声匿迹。二次大战后，人们越来越多地注重生活方式，渴望具有积极的生活感受和创造性的生活，同时也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大大地扩展了生命和死亡的边界区，人们力求更加深刻地理解自己生命的最后环节———死亡。所以，自20世纪60-70年代起，在工业革命掀起的第三次浪潮中，医学革命得到复苏，关于安乐死的问题重新又成为热门话题。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有关争取安乐死的立法活动也在英美等国惹人注目地展开，尽管众多的提案一一遭到否决，但其所造成的影响遍及西方社会各个角落，主张安乐死的队伍无形中在不断扩大。一系列有关安乐死案件的发生，引发了对安乐死的广泛讨论，安乐死的问题真正成为这个时代生活中的一个热点，并以极大的吸引力，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各界人士的关注，并使安乐死的研究不断达到新的水平。[7]

2、安乐死在国外的现状

目前国外还只有荷兰与比利时两个国家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通过了安乐死法。我们研究国外的现状可以从中看出安乐死立法的困难所在，从而为以后的安乐死立法开拓一条比较平坦、易行的道路。

1993年2月9日，荷兰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这给一直处于低潮的安乐死运动注入了一支强心针，极大地推动了安乐死合法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受此影响，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于1995年也通过了类似的法案。在历史的车轮前进到2000年10月26日那天，瑞士苏黎士政府通过了决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许为养老院中选择以“安乐死”方式自行结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协助。这一决定实际上为安乐死的合法化开亮了绿灯。半年后，也即2001年4月10日，荷兰一院（即上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绝对优势通过了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这标志着荷兰成为了当今世界上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昭示着安乐死运动在一国已彻底取得了胜利。[8]继荷兰之后比利时也取得了胜利，2001年10月比利时参议院批准了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帮助患绝症的病人实施安乐死。2002年5月16日，比利时正式公布了该法案，根据立法程序法案在3个月后生效。至此比利时成为继荷兰之后第二歌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1、赞成安乐死

主张安乐死合法化的人士认为：人应该有尊严、有理性地选择死亡的权利，禁止安乐死，剥夺了人的这一自然权利，不具有正当性。同时，明知患者不可逆转地濒临死亡并且处于不堪忍受的极端痛苦之中，而禁止其选择结束痛苦，既是对患者肉体的摧残，也是对其家属和亲友的折磨，是不人道的，也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生命属于个人，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命。即人有生的权利也有死的权利，人人有权去选择“体面的舒适的死亡方法”以求善终。[9]追求生命质量是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目标，当一个人的生命只具有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或是只能在巨大痛苦中等待死亡时（生命质量已大大降低），医生却硬要拖延以使他承受痛苦，实际上是对病人的虐待，恰恰是一种不人道。病人身患不治之症，濒临死亡，痛苦难当，希望早日摆脱痛苦，对其实施安乐死，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对一个无望挽救的绝症患者投入大量的医疗力量实际上是浪费，应当将这些宝贵而有限的医疗资源节省下来用于救助那些可能治好的病人。死亡并非永远是人类的敌人，应正确看待死亡。生和死都是宇宙万物的基本问题，死亡不过是事物的自然序列中的一环。[10]

2、反对安乐死

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人士则认为：安乐死是违反生老病死自然规律的反自然行为，削弱了人类战胜灾难的力量和勇气。同时，确定患者是否真正愿意安乐死很困难，安乐死有被滥用的危险。虽经病人的同意，也不能阻却其杀人的违法性。他们觉得生命是神圣的和至高无上的，医学伦理要求医生必须尽一切可能救助病人的生命。医疗行为的目的是尽其所能，力求使病人的病情好转，而安乐死则要提前结束人的生命，不能认为是医疗行为。不可逆的诊断未必准确，不仅医学的发展可以使绝症可治，现实中更有许多病例是医学无法解释的奇迹（如植物人数年后苏醒），应该给病人以这样的机会。法律允许安乐死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犯罪，历史上更有过纳粹借安乐死来进行屠杀的教训。[11]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目前对安乐死还是持否定态度，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把实施安乐死的行为认定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这种做法过于绝对化，没有充分考虑事实的本身和具体的实际现状，现在人们安乐死的呼吁越来越多，我们应该采取折中的办法允许附有严格条件限制下的实施安乐死行为的合法化。

从伦理角度分析：

伦理：“安乐死”有悖生存权利

从伦理方面讲，公民在遭遇非常的不可逆的身体疾病痛苦，自愿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条件下实施“安乐死”，本身也是合乎道德的。宋功德认为，在这方面法律应该体现人性化。但是，“安乐死”没有被确认事出有因。首先，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安乐死”可能引致“故意杀人”。患者自杀不会影响别人，但是，如果他本人想结束生命，医护人员及家属协助满足其请求，在《刑法》中是“帮助自杀”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其二，“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另外，在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未经法律许可而结束他人生命，有悖于生存权利的道德准则。

使人无痛苦地死去的做法，是一个长期争论的伦理学、法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问题。

人道主义的N种非人道可能

安乐死的出现是从减轻病人痛苦和家属心理负担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的，但具体到立法上，一不小心则可能陷入N种非人道陷阱，给别有用心的人以可图之机。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有人开始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并由此引发了安乐死应否合法化的大论战。二战以后，赞成安乐死的观点开始呈上升趋势，有关安乐死的民间运动和立法运动也日益增多。在我国，自1994年始，全国人代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在1997年首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安乐死立法话题已摆上议案，但法律实现的是大多数人的意志，安乐死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眼下尚无科学性的调查结果。一旦安乐死立法，它将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用得不好，则将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反对者们对安乐死立法忧心忡忡：

忧虑

一、安乐死的直接原因是病人无法救治并承受巨大痛苦，而且他自愿接受安乐死。可是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迅猛，医学技术不断提高创新，谁能保证当前无法救治的顽症在一两年内不会被医学界攻克呢？如果实施安乐死合法，这是否会导致医生为摆脱一已应尽的责任而把安乐死作为借口？

近年来，欧洲爆出数起医护人员利用本职岗位变态杀人的事件，在医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荡。1992年，英国女护士贝弗利·阿利特被判入狱13年，罪名是谋杀4名幼儿患者，并企图谋杀另外9人。2000年，英国“死亡医生”希普曼因谋杀15名患者被判终生监禁。此外，他在行医的20多年里，用注射过量海洛因的手法杀害至少265名患者。2001年9月，瑞士32岁男护士安德马特承认，他出于“同情”杀死了27名患者。

忧虑二、一些不孝子女为脱摆对老人的赡养义务而钻安乐死的空子，造成新的社会悲剧。

忧虑

三、安乐死的合法化是否会导致人们认知上的误解。一些病人之所以实施安乐死，是因为他们将死，生命已不再有意义，而且自认为是社会和家庭的累赘。如果带着这样的认知实施安乐死，对我们的社会伦理怀道德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冲击。

忧虑

四、当出现病人因为经济原因不愿再继续接受救治，继而请求以安乐死结束生命时会怎么样呢？这无疑于因为贫困而要自杀，这是人道还是非人道？

忧虑

五、伯尔尼大学医院的精神病专家托马斯·舒尔弗认为，那些患有绝症的病人一时头脑发热可能会做出想要自杀的决定，但这一决定其实是不理智的。如果病人出于一时激动而结束自己的生命而非深思熟虑，那么这种死亡对他们就是不人道的，甚至是在助纣为虐。

忧虑

六、安乐死合法化提案的发起人之一的北京儿童医院儿科专家胡亚美曾指出说：从我国的国情来看，安乐死可以节约我国有限的医疗资源，把它用于更有治疗希望的病人身上。然而人们也担心，一样一来将造成在医疗资源的分配上弱势群体更弱，而强势群体更强的局面，造成更的社会不公。一

在这方面，荷兰作为全球首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在严谨立法避免掉进人道主义陷阱里，在一些方面为世界各国作了榜样。荷兰法案为医生实施安乐死规定了严格而详细的条件：首先，病人必须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自愿接受安乐死并多次提出相关请求，医生则必须与病人建立密切的关系，以判断病人的请求是否出于自愿或是否深思熟虑；其次，根据目前通行的医学经验，病人所患疾病必须是无法治愈的，而且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被认为是难以忍受的。只要存在某种医疗方案可供选择，就说明存在着治愈的可能；第三，主治医生必须与另一名医生进行磋商以获取独立的意见，而另一名医生则应该就病人的病情、治疗手段以及病人是否出于自愿等情况写出书面意见；第四，医生必须按照司法部规定的“医学上合适的方式”对病人实施安乐死，在安乐死实施后必须向当地政府报告。

: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个人无权安排自己的生命状态，人为地结束生命是反自然的行为。而且，轻易放弃对不治之症的尽力救治将有碍于医学的发展，因为医学就是在与各种绝症、顽症的斗争中进步和发展的。另外，人们更担心的是社会风险和道德滑坡。一旦医生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有权用医疗干预手段致人死亡，那么如何保证这种权力不被滥用呢，这某种特定情况的界定会不会被扩大？尤其在全民的医疗保险制度和法制还不健全的社会，这种风险就可能更大。

第五篇：安乐死论文

长沙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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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

安乐死的伦理思考

安乐死的伦理思考

学生： 指导老师：

内容摘要：随着人类文明程度和理性文明程度的日益提高,人类越来越重视死亡这一客观事实,同时开始对生命价值进行反思,安乐死的思想应运而生。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将死者以安乐。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不是从生向死的转化，而是从痛苦向安乐的转化。是在患者自愿前提下通过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优化调节，使人在死亡过程中避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优化死亡状态，使死亡安乐化。迄今为止,安乐死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其中涉及到医学，法律学，伦理学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本文从伦理学视角对安乐死进行探讨,认为安乐死对传统价值观提出严峻挑战,其实施符合人道主义原则,但其实施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和符合法定的条件。

关键词：安乐死 伦理学 伦理原则

安乐死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它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但是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新成果的广泛应用，提出了人类生命终结的新形式，使人在生已无望之时，无痛苦地庄严地赴死。于是，安乐死被重新提起，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安乐死不仅涉及人的生命及权利，而且涉及到人们不同的伦理、道德、宗教乃至哲学观念，人们对此做出各自不同的回答。

目 录

一、安乐死的定义----------------------

（一）安乐死的背景--------------------

（二）安乐死的定义--------------------

二、安乐死的分类-----------------------

三、为什么有些国家准许执行安乐死？-----

四、安乐死的伦理论证—赞成抑或反对----

（一）赞成安乐死的理由-----------------

（二）反对安乐死的理由-----------------

五、关于安乐死的伦理思考---------------

（一）安乐死对传统观念的冲击-----------

（二）安乐死的伦理原则----------------

（三）安乐死的伦理意义----------------

六、结束语----------------------------

参考文献------------------------------

安乐死的伦理思考

一、安乐死的定义

（一）安乐死的背景

弗兰西斯·培根在《新大西洋》一文中说：“医生的职责是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还要减轻他的痛苦和悲伤。这样做，不但会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复，而且也可能当他需要时使他安逸地死去。”培根在这里所说的“安逸地死去”[1]，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一词，原意是“快乐的死亡”或“尊严的死亡”，而在中文里则被直译为“安乐死”。

许多人认为让个体平静而有尊严的死去是人的基本权利，个人应当有选择生的方式和死的自由的权利。几十年来，由于来自民间的呼声日趋强烈，西方社会一直没有放弃对安乐死立法的努力。在赞同与反对两种声音激烈交锋的同时，西方民间社会对绝症患者实行安乐死已经不鲜见。二战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观念的更新，赞成安乐死的观点开始呈上升趋势，有关安乐死的民间运动和立法运动也日益增多。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从而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这也是人类第一部允许安乐死的法律。在这部法律中，它严格规定了实施安乐死的条件，对医生做出了种种苛刻的限制。

2001年4月10日荷兰议会上议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安乐死法案，也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为防止医生护士滥用安乐死，这项法律规定了3个前提条件，即：患者的病情必须是不可治愈的、患者遭受的是难以忍受的无限折磨、患者必须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后，完全自愿地接受安乐死。荷兰医生并没有决定安乐死的权利，他们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否则将受到起诉；同时，实施安乐死的医生必须咨询另一名负责医生的意见。在这部法案中，并没有提到如何对“脑死亡”者进行安乐死，尚不够完善，但仍为今后的立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而紧接着，同年5月16日，比利时众议院通过“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行安乐死，从而成为继荷兰之后第二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2]。

而在中国，安乐死的发展处于一个相对滞后的水平。我国自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组都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使安乐死合法化。目前，中国仍然没有针对安乐死进行立法，也没有一部可供参考的相关法律。在民间已有部分医生经患者家属同意，私自进行安乐死。1986年，陕西省汉中市医生蒲连开因为他人实施安乐死手术，被病人一名家属以故意杀人罪告上法庭。1991年5月17日汉中市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蒲连生，王明成为身患绝症的病人（即王明成之母）夏素文注射促进其死亡的药物不构成犯罪。原告不服判决，又提起上诉。1992年6月25日中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此，中国首例安乐死杀人案自1986年7月3立案起，经过6年漫长的审理后终于有了结果。2003年6月6日王明成——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主要当事人之一，因胃癌晚期，不堪病痛折磨，提出为自己实施“安乐死”遭拒。7月2日王明成最终没能达成自己安乐死的愿望，在一片争议声中离开人士。

（二）安乐死的定义

安乐死来源于古希腊文euthanasia一词，本意是“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具有多种涵义和表述。它表达了人们的一种希冀和向往：在身心安泰之中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路，从容告别人生。目前安乐死的意义是指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状态时，为解除其精神和躯体上的极度痛苦，在病人或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的同意并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的状态下终结生命的过程。因此，安乐死旨在安乐而非死亡，通过人为控制的方法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死亡时的痛苦，让病人享受临终关怀。因此，对安乐死问题的探讨，不应该仅限定在生死层面的探讨或是法律层面的探讨，实际上它已超越了生死的本质，成为伦理道德层面的问题。

二、安乐死的分类

由于安乐死行为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人们一方面关注实践行为的发性和重要性,人们一方面关注实践行为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开始谨慎地研究这种死亡方式的具体差别，根据理论探索及实践角度的不同，目前对安乐死已有许多不同的划分方法。

（一）按致死的选择方式,安乐死可分为主动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被动安乐死，也称消极安乐死，是指终止维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任其自行死亡。主动安乐死，是指医务人员或其他人采取某种措施加速病人死亡，使生命提前结束。

（二）按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主体划分，安乐死可分为自杀安乐死和助杀安乐死。自杀安乐死，是指确切知道自己的疾病救治无望，未提出过中止生命的要求，或提出过中止生命的要求但未得到他人的允许，自我采取结束生命的安乐死措施。助杀安乐死，是指病人为解除痛苦，提出终止生命的要求，在他人理解并提供帮助的情况下所实施的安乐死措施。

（三）按安乐死行为对象的主观意愿划分，安乐死可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是指病人本人要求安乐死或对安乐死表示过同意的死亡。而非自愿安乐死是指无行为能力的病人因无法表述自己的要求、愿望或同意，而由监护人提出要求或表示过同意的死亡。

三、为什么有些国家准许执行安乐死？

（一）安乐死是合乎情理的死亡方式；

（二）安乐死可使社会将有限资源合理使用于急需之处，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三）对于这些病人来说，生命价值或生命质量已经失去，有意义的生命已不存在，延长他们的生命实际上只是延长死亡和痛苦，因此，实行安乐死是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

（四）安乐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产物，是对陈旧的生死观念的一种挑战，对推动社会的精神文明有积极意义。

四、安乐死的伦理论证—赞成抑或反对

安乐死是生命伦理学中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学者们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的来看，有两中观点：一时赞成安乐死，二是反对安乐死。

（一）赞成安乐死的理由

支持者表示安乐死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表明了人们对自身价值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它的存在对社会、对患者本人、对家属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实施安乐死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医药卫生资源是有限的。现代医学诊断和救治技术的进步，使得延缓人的晚期生命成为可能。但是，当社会把大量昂贵的医药资源用在维持一部分处于无意识状态的个体生命上，如果这已经成为大众认可的普遍的社会道德准则的话，就会偏离提高整个社会群体生命质量的轨道，同时造成资源的浪费，造成整个社会文明的不协调发展。

2.实施安乐死有助于尊重患者的生命权利。作为人，有对自己生命负责的权利。对自己的死亡掌握主动权，犹如人有生存权一样，是合乎理性的。生命固然是应当受到保护的，然而人的愿望的实现，人的尊严的维护，也是人道主义的重要方面。作为生命个体的人终有一死，这是生命现象的重要特征。一旦当生命个体处于濒临死亡状态，现代医学又无回天之力时，对生命的保护已经失去任何意义。这时恰恰需要的是尊重病人病前清醒时所表达的意愿，维护人在最后的弥留日子里的尊严。否则，把他人的意愿强加给垂死者，一味地延长病人濒临死亡时

其实是种不道德的行为。使人在欲活不能欲死不了的痛苦中丧失做人的尊严的救治措施是和人道主义相悖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安乐死的方式是符合人类理性的一种合理的选择。

3.实施安乐死也有助于维护死者家属的利益。病人家属负有照料病人的义务，这是具有高级情感的人的慈悲心的体现。然而当病人发出痛苦的呻吟，要求死亡或者面对病人拒绝任何治疗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对待呢？应该说，在医学已回天乏术的情况下去消耗有意义的生命，让病人家属在探望、护理和抢救等消耗精力财力的过程中经受极大的煎熬，这是一种过分的要求。对于上述病人实施安乐死可以说是对病人家属的解脱，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二）反对安乐死的理由

反对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种种理由，他们从生命、法律、道德和传统等各个方面加以解释，充分表达了他们对于生命存活的看重和对安乐死引发的问题的忧思。

1.生命是神圣的和至高无上的，医学伦理要求医生必须尽一切可能救助病人的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如果失去了将永远不会回来，何况很多时候活着的生命本身就有意义，是对亲人或者朋友甚至是其他不认识的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

2．各国法律、道德、舆论和风俗习惯，对痴呆、严重畸形、伤残甚至各种濒临死亡的人普遍采取极其宽容的态度，这是人道主义精神在全人类中的普遍体现。人类只有从尊重最弱的人做起，才能保持自己的尊严，不能简单地把个人尊严和个人自由扩大到可以剥夺病危患者的生命。

3.每一个生命都有一定的价值，都是人类的一分子。社会对每个人不仅有安置的权力，也有保护的义务。对那些被认为是社会“负担”的患者进行救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职责，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

4.患者要求安乐死的意愿未必是其理智而真实的意思表示，很多时候只是一种精神空虚或是一种暂时的要求。他们或许是没有勇气面对艰巨的困难，或许是逃避一种责任，我们关心他们的人有义务帮助他们获得活下去的勇气和方法，在我们理智的时候，怎么能用结束生命的方式来对待本已处于困难境地中的人呢？

5.法律允许安乐死，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犯罪，历史上有过纳粹借安乐死来进行屠杀的教训。由于认定机制的不完善，由于监督机制也是有限的，由于医学判断也不一定准确，由于病危的人自我保护能力很差，这些都可能被某些人利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在继承遗产的过程中，比如在刑事案件中。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有自己比较充分的理由，这就使得在上面所列举的有关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以前，安乐死很难被所有的人接受并立法成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不得不考虑安乐死涉及到的诸多问题，为安乐死制定相应的原则，为安乐死的实现打下基础。

五、关于安乐死的伦理思考

（一）安乐死对传统观念的冲击

传统观念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它以无形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舆论、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安乐死作为新的时代课题，在医生与病人、病人与家属、病人与社会三个方面，与人们头脑中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冲突。

1.从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上，传统的伦理观强调，“只要还有一口气，死马也要当活马医”。因此，医生对那些即使是明知无法治愈的疾病，也是不惜人力、物力、财力去抢救，甚至是脑已死亡的生命也不应该促使其死亡，完全不用去考虑治疗是否有效，只要尽力医治，就是对病人负责，就是人道的，因为“好死不如赖活着”。但持安乐死观点的人却认为，当今的医德标准已经要求每个医生对个体病人的负责转变到对社会负责。所以，对一个垂危病人是否应当继续活下去，医生不仅需要考虑维持病人这种生命对于病人来讲是十分痛苦的，而且还要考虑那些为了维持病人现状．在感情上、经济上付出巨大代价的其他人，以及那些被垂危病人占用而得不到医药资源的人[4]。

2.在病人与家属的关系上，传统伦理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子女和家属对于父母或亲人的任何绝症，只应该陪守到死．以尽孝心，决不能催其早死，否则不孝的罪名将永远也赎不清。为了父母和亲人的疾病．即便四处求压，不远万里求良方觅妙药，甚至负债累累，压垮自己，也应该尽心尽力，毫无怨言，只有这样做才能受到人们的敬重。但同意安乐死的人认为，对疾病要讲究科学，一个时期总有相对的“绝症”，当代的医疗水平不可能把地球上所有人患的疾病都治愈。对一些确属冶不好的病症，不但病人精神和肉体都十分痛苦，而且也造成病人家属与亲人的种种负担，因此终止生命只是减轻病人的痛苦，决不能用“不孝或“有罪”来加以评说。

3.在病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传统伦理认为，一个人患病，特别是患有不治之症，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如果社会对其持冷淡态度，或者拒之于医疗大门之外，这个社会就是不人道的。一个人，特别是老年人，一生对社会作出许多贡献，当他需要享受或照顾时，社会就以种种理由加以排斥，甚至施以安乐死，这样做会使目前暂时还没有得病的老人也为之寒心。

（二）安乐死的伦理原则

安乐死是社会对优化的死亡状态的选择和崇尚，是在死亡这个环节和领域实现的社会文明。既然安乐死是一个社会文明问题，那么对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对象实行安乐死时，就应遵循社会伦理原则和规范。其一，应坚持有利无害的原则。一系列的伦理道德规范要求我们不仅不伤害别人，而且还要求我们对维护他人的利益有所贡献。安乐死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有利无害的原则。所谓有利无害，就是说对病人实行安乐死时，要符合病人的最佳利益：既解除了病人的痛苦，让临终不可救治的病人，平稳、安详、无痛苦、体面地走向人生的终点，又不损害病人的尊严。同时，还应考虑对病人家属、他人和社会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如果实行安乐死符合病人自身的利益，但对家属、他人和社会造成的危害太大，那么在伦理上仍是属于不正当之列。其二，应坚持自主尊重的原则。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生，那么可不可以选择自己以哪种方式去死呢?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有尊严，这尊严包括活的尊严和死的尊严，临终病人有选择自己死亡方式和时间的权利，有尊严地死去的权利。安乐死的决定是一个人自主性的最终体现，表明了人们对生命控制的终结。面对病人的痛苦，医生应病人的要求，帮助病人安乐地死去，这既是对病人痛苦的解除，是成人之美，又是对病人安乐死决定的尊重，是符合道德的。但如果病人做出安乐死的决定是在家属或医生的利诱、欺骗之下做出的，那么这就违反了自主性的原则，是不符合道德的。同样，如果医生违反病人的意愿，不尊重病人安乐死的自主性决定，即使是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在伦理上仍属于不正当之列。英国著名思想家汤因比曾说，当“一个人即使还有生命，却已失去了希望” 时，“只要这个人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反复思考之后，仍希望去死，那我们就不能妨碍他，在这种情况下的人如果要求安乐死，就应该满足他的愿望，否则，就是侵犯了他的最宝贵的权利——人的尊严。”[3]（三）安乐死的伦理意义

对濒临死亡的病人，施行安乐死，于人于己于社会都有一定的意义。首先，对于病人来说，安乐死可减轻病人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这是符合病人自身利益的。某些身患绝症、临近死期的病人常常因病魔肆虐而倍受折磨。此时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与其受折磨而死，不如实施安乐死，让其怀着高雅与尊严告别人世，这不仅减轻了病人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更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上海某大医院调查统计了三年中危重病人的死亡情况，发现在内、外、妇科563位死亡病人中，有28%是因不愿遭受更多的痛苦而由患不治之症的病人或其家属主动要求停止抢救后死亡的。笔者认为，如果人能健康地在世界上度过美好时光，再舒适平静地离去，岂不美哉！其次，对于病人家属来说，安乐死可把他们从经济和精神的两大压力中解脱出来。病人患不治之症，他们需要家人日夜看护，还需要昂贵的医疗费用，这既影响了家人的工作，又给家人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看着病人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家人精神上也承受着痛苦的煎熬。通常，为了医治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家里弄得倾家荡产，结果还是人才两空。与其如此，还不如在生命无可挽回之时，对病人施行安乐死。这样可以让其家属摆脱巨大的经济负担和沉重的精神压力。笔者认为，为了一个注定要死亡的生命而去消耗包括家庭成员在内的有意义的生命，这是无谓的和过份的要求。再次，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安乐死对社会医疗资源也是一个合理的保护，有助于社会将有限的医疗资源合理用于急需之处。美国一家保险公司曾做过调查，结果是：某肺气肿病人最后一年的医疗费用为2O万美元，其中临终前34天中，就花掉6万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却有900万儿童得不到常规医疗服务。可见，调查表明，大量的医疗卫生资源都只是为了延长病人几天或几十天的生命。从效用原则的角度来看，为了维持一个只具有象征意义的生命的存在而耗费有限的医疗资源，这种资源的分配是极不公平合理的。如果绝症病人能主动提出安乐死的请求，把临终前所耗费的医疗资源节省下来，用于治疗可以康复的病人，把生存的权利留给有治疗价值的人。这不仅符合资源的合理分配原则，而且还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六、结束语

从本意上说，安乐死是为处于痛苦、濒临死亡的人们提供的一种临终关怀，是一种善意的措施，因而无论从情感还是道德层面都有可操作的基础。但是，安乐死毕竟与现在的道德伦理原则有冲突的地方，引起了人们很多的争论，不过，人们恐怕关心更多的是安乐死如何实施的问题，即使在心理上或是观念上人们接受了安乐死，如果不能正确的执行安乐死，引起犯罪等问题的话，人们一样会拒绝它。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在道德伦理层面解释安乐死，另一方面也要制定安乐死的执行法律，依法确保安乐死的客观性、正确性和无害性。只有两个方面都做好了，安乐死才会真正的被人们接受。

参考文献：

[1] 宋燕．《我是这样理解安乐死的》．北京青年报，1999 ,(15).[3]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3).[4] 冯秀云．《关于安乐死立法的几点建议》．医学与社会，1997，(4).[2] 朱莉.《安乐死的伦理思考》．武汉交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