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不符合人道精神

第一篇：安乐死不符合人道精神

安乐死不符合人道精神

[攻辩] Q1请问如何保证病人要求安乐死是完全出于病痛而不是经济压力等原因呢?

Q2 当病人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而选择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时候的安乐死难道还是人道的吗?

报告显示患者要求安乐死的主要动机只是“担心失去尊严和控制能力，担心不能独立生活而成为负担。” 那么，我们要做的是否应该是消除患者的担忧，而非剥夺他们的生存权？

死亡过程是人生的一部分，那些认为不应把医疗资源“浪费在快死的人身上”，而主张用“安乐死”来硬性消除人死亡过程，实际上是对人的生命权最大的不尊重，是缺乏人性化关怀的表现。

个人意愿是不好轻易裁定的,又有谁能真正弄清当一个人选择安乐死时,他所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和真正意图呢?

Q3 个人是社会中的个体,仅仅满足个人的意愿就是保卫人道精神吗?难道不去考虑接受安乐死的人身边的亲朋好友内心的压力与不舍吗?对于他们来说，人道精神又何在？

Q4当人可以在不堪忍受病痛折磨时选择安乐死,这本身就会使身患重病的病人潜意识里出现悲观和消极精神。更甚，会影响到其他病人，致使更多人轻易放弃生命，导致社会对生命的轻视,这符合人道主义吗？

Q5一旦医生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有权用医疗干预手段致人死亡，那么如何保证这种权力不被滥用呢？一旦被利用，岂不是完全违背人道精神呢？

安乐死为“合理的谋杀”，承认安乐死合法会出现难以控制的负面效应，会给他人的生命带来危机感，成为事实杀人工具的嫌疑。

Q6病人主动要求安乐死是处于极度痛苦，感觉生不如死时提出的，而当他神志清醒时，就会更加感到生的可贵。

日本权威调查显示，自杀未成功者再选择自杀的人基本没有。

调查显示，90%的人经医生劝说都放弃了安乐死的想法。试问，把病人在极度痛苦时的想法作为判断依据，是否有失偏颇呢？【史铁生】

Q7人生而在世，对死是有本能性的排斥的，无论死的多么安乐，求生本能都会在最后一刻让人渴望活下去。尽管忍受痛苦让人难以接受，但是眼睁睁地被他人致以死亡，对人心理上的摧残是无法估量的，不是吗？

Q8史铁生《安乐死》的写作背景是当他接受尿毒症透析，极度痛苦时的观点。然而这位伟大的作家最终选择坚强地活下去，并成就一番事业，让自己活得更加有尊严。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拒绝安乐死的积极意义吗?

Q9对病人实施安乐死，尽管是在病人同意下，但仍然是亲手结束了一条鲜活的生命。这种做法未必不残忍，它会给实施安乐死的人带来心灵上的罪恶感。

Q10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迅猛，医学技术不断提高创新，谁能保证当前无法救治的顽症在一两年内不会被医学界攻克呢？肺结核天花这些曾经的不治之症不也被人类战胜了吗？如果实施安乐死，这是否会导致医生为摆脱一已应尽的责任而把安乐死作为借口？而致使更多的人要因此失去生命，医学的不到尽可能的发展，这对全人类而言是否人道？

<正式攻辩> Q1请问对方辩友，假设你是一位医生，现在你的病患要求你为他实行安乐死，你会同意吗？

Q2无论病人同意与否，实施安乐死毕竟是结束了一条鲜活的生命。对方辩友仅考虑到维护病人对生命的选择权利，但实施安乐死的人承受心理压力难道就是人道的吗？

第二篇：弘扬人道精神

弘扬人道精神，建设和谐校园

——十里铺镇中心学校关于创建市级红十字会先进单位工作汇报

十里铺镇中心学校位于山阳县城东五公里处，始建于1956年，学校现有小学教学班12个，幼儿园班4个，在校学生770名，学校教师33名。近年来，学校狠抓了教育质量、文化建设、安全育人、课程改革、“双高双普”、教育创强达标等重点工作，同时重视学校“红会”建设工作。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过程中，我校始终把“红会”工作作为素质教育的主要任务来抓，全面提高学生整体素质，加强学生德育工作，将学校的“红会”活动贯穿于教学工作的各个方面，促进了学生全面发展，省市县领导、省政协委员和市人大代表先后多次来校视察调研，对学校工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学校整体综合工作多次受到市县乡镇级的表彰。安全管理、素质教育分别在《山阳教育》、山阳电视台、商洛教育网予以报道。2008年学校被市委、市政府命名为市级“文明校园”。近年来，我校在做红十字工作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一、领导重视，机构健全。

1、学校领导高度重视“红会”工作。一是把红十字会的工作纳入学校工作议程和工作计划，做到定期召开理事会，明确分工，遇到问题及时解决。二是建立健全“红会”机构；学校红十字会领导机构由学校金瑞国校长领导担任会长，学校分管领导樊文安任副会长，由李福霞、石小华、仝会存、张晓涛等同志担任组员。学校红十字领导机构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例会，结合学校工作讨论、安排红十字会本学期工作。在学校红十字会领导机构的统一领导下，少对部大队长田瑞丽担任学生会会长，在学校大 队统一安排下，以年级为单位下设5个红十字中队（1至6年级），分别由各年级中队队长（班主任协助）负责班级“红会”工作，每个中队根据会员人数设立若干个红十字小组。学校每名老师和学生都列在红十字会组织之中，从而确保每个成员都能参加红十字会组织生活和活动。

2、为保障各项工作正常开展，学校每学期拨入一定的业务活动经费，活动经费专人管理，经费开支实行公开化，确保红十字会的各项措施、工作能够落到实处，为“红会”工作的正常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3、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为保障学校“红会”工作正常开展，学校先后建立了“会议制度”、“入会登记制度”、“会费管理制度”、社会服务登记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各项制度严格落实，定期修改，学校“红会”工作做到有章可循，按章操作。

二、注重宣传教育，弘扬奉献精神。

1、学校每年利用的“五·八”世界红十字日进行宣传教育。利用国旗下讲话、知识讲座、板报专栏、校园广播、班队会等，以不同形式带领师生学习“人道、博爱、奉献”思想，牢记“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用真情和爱心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关爱生命和健康，倡导文明的生活方式。

2、利用重大节日、晨会，广泛开展无偿献血、艾滋病预防、远离毒品等教育活动。我校在学雷锋纪念日、植树节、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世界无烟日、世界艾滋病日等重大纪念日，开展适合学生年龄特点的各类教育。组织学生学习远离毒品、无偿献血等知识讲座，对于培养学生关爱生命和健康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3、与健康教育相结合，举行“红会”知识讲座。学校在推进素质教育 的过程中，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把健康教育作为学校“红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健康教育和安全知识教育。我校充分利用板报、宣传栏、校园广播，每周更新一次宣传内容，组织十字会员积极开展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控制教育活动，每周开一堂健康教育课，健康教育做到有课时安排、有教材、有教案、有学生健康评价，将“红会”知识及时渗透与教育教学中。幼儿班坚持每日晨检制度，做好晨检记录，我校无传染病例发生，使学生健康率达100%。

4、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学校采用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办法，由保健老师对红十字会会员分批进行止血、包扎、固定、搬运技术培训。同时结合学校健康教育课程普及卫生知识，培养学生讲卫生的良好习惯和救死扶伤的爱心奉献精神。学校建立红十字卫生室，由田瑞丽同志具体负责，配备卫生员和必要的常用药品，及时为师生服务。本期我校举行培训学习两次（教师一次，学生一次），参加人员 43人，其中教师18人，参入率55%，还集体举行学习培训一次，提高了师生的业务能力。

5、抓好常规教学。一是按计划开齐开足思品课、班队课，要求全体学科教师深化教学改革，探索课堂教学的模式，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教育教学效果；二是利用晨会课等对学生进行传统美德教育、品行教育，同时各班开展帮困、扶老、助残活动。在教学中，我们要求各学科教学都要渗透“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以生动的事迹教育影响学生；重视引导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以高雅的艺术美陶冶学生情操。为了保证红十字精神渗透的全面贯彻落实，我校以教研组为单位，定期组织各科教 3 师学习《红十字会法》、《红十字会细则》等相关法规，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自觉性和使命感。

三、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发扬博爱传统美德。

1、实施关爱工程，开展结对子、帮困助学活动。学校全体共产党员、行政人员、班主任与贫困学生结对子，在学习、生活、心理、家庭等方面全方位给与物质和精神上的关心和帮助。2013年4月18日，学校组织教师、学生共200多人带着大米、面粉、大豆油等慰问品，分赴山阳县社会福利中心，把学校大家庭的温暖送到孤寡老人心中，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校红十字会通过多种途径，组织单亲学生、特殊学生、孤儿等贫困学生帮助他们不因家庭贫困而失学，对学有进步的贫困学生进行奖励。

2、学校积极贯彻“救死扶伤，扶危济困，敬老助残，助人为乐”十六字工作方针，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人道社会服务活动。2013年3月份，学校全体学生发扬人道主义精神，自觉为敬老院捐款830元人民币，2013年5月29日，学校组织学生为孤寡老人表演文艺节目，让孤寡老人与儿童共度“六一”佳节，给老人们带来了欢乐。从而使孩子们在活动中也受到了尊敬长辈、关爱别人的教育。

四、强化队伍建设，注重“红会”事业的发展。

1、不断促进“红会”事业健康发展。我校“红会”发展经常化，坚持每学期一次新队员宣誓，不断增加队伍建设，每学年均做好新会员的发展工作。新会员入会都结合红会集会或学校升旗仪式，举行壮严隆重的入会宣誓，让会员牢记“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2、坚持会费收缴制度，定期缴纳会费，会费收缴率达100%。

3、学校有关红十字的宣传工作、活动的情况，都以文字、图片的形式在学校网站（http://sl.snshyedu.com）上发布，如孤寡老人慰问、社会福利中心捐款、演出等，提高了学生的博爱、奉献意识。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宣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是学校进行德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体现。今后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努力，再接再厉，让“人道、博爱、奉献”精神传遍人世间每一个角落，让“人道、博爱、奉献”精神在我校不断推进各项工作和谐健康发展。

十里铺镇中心学校 2013年6月6日

第三篇：浅议安乐死

浅议“安乐死”

近来，绵阳某中学教师唐昀因不堪忍受病痛和精神上的重压，向成都华西医院提出安乐死被拒一事，使安乐死再度成为社会的敏感话题。其实，自安乐死概念被提出以来，全社会围绕安乐死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赞成者称它为“安详的解脱”，反对着则称之为“合理的谋杀”。安乐死不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它考验着人们的理智和良知，在二者之间我们应该如何取舍？安乐死究竟是对生命权的亵渎，还是更高层次的人性关怀？笔者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安乐死来源于希腊文，英文是“euthanasia”，意思是无痛苦的、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无痛致死术，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我国学者对安乐死的定义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则是一种特殊的选择死亡的方式。

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从而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这也是人类第一部允许安乐死的法律。在这部法律中，它规定了实施安乐死的条件：按要求申请安乐死者必须年满18周岁；经多方确诊患有不治之症，并要递交有本人亲笔签字的申请书；同时严格限制医生，实施时应有两名医生和一名心理医生签字同意，其中，至少有一位医生曾经参与病人的治疗等。虽然，该法实施一年以来即遭推翻，但，它仍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

2001年4月10日荷兰议会一院（即上议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安乐死法案，也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为防止医生护士滥用安乐死，这项法律规定了3个前提条件，即：患者的病情必须是不可治愈的、患者遭受的是难以忍受的无限折磨、患者必须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后，完全自愿地接受安乐死。荷兰医生并没有决定安乐死的权利，他们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否则将受到起诉；同时，实施安乐死的医生必须咨询另一名负责医生的意见。在这部法案中，并没有提到如何对“脑死亡”者进行安乐死，尚不够完善，但仍为今后的立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而紧接着，5月16日，比利时众议院通过“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行安乐死，从而成为继荷兰之后第二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对于安乐死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基本上有两种声音，即肯定说和否定说。肯定说认为，安乐死虽然在形式上符合故意杀人的要件，但是由于安乐死是在患者极度痛苦，不堪忍受的情况下提前结束生命的医疗行为，而医疗行为是正当业务行为，因而可以阻却其违法性，不构成杀人罪。否定说则认为，安乐死不能阻却行为的违法性，仍应构成刑法上的杀人罪，但处罚可以从轻。

虽然近年来，我国学者多次提出了安乐死的立法需要，并于1998年，由山东省中医药大学课题组经过20年的研究，提出了《安乐死暂行条例（草案）》，但目前，因为我国法律还没有关于“安乐死”的成文法，也就是说，法律没有授权给任何机构和个人实施“安乐死”的权利，所以根据《刑法》解释，如果实施安乐死，就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安乐死是违法行为。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观念的更新，安乐死的立法迫在眉睫。笔者认为，支持安乐死合法化是非常有必要的。在一项对北京人的调查中，有超过80%的人赞同安乐死，但有同样高比例的人同意“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病人治病的说法”，这说明了整个社会的观念在普遍提高。此外，人们普遍同意了“安乐死承认了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是文明的进步”这一观点。不难看出，人们把选择安乐死看作病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主动结束痛苦，坦然选择死亡的表现，是一种勇敢的行为，作为医生，为病人实施安乐死则是帮助病人实现自己的选择，也是履行自己的职责。安乐死已被社会大多数人在观点上所接受。

无独有偶，国内一家肿瘤医院曾对800例身患癌症的垂危者进行调查统计，其中不堪忍受痛苦，自愿要求死亡者占到30%以上。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每年大约有5千万人走向死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被拖延了的死亡，在我国也有数十万的绝症患者痛苦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维持生命，而最终“含痛死去”。而在我国的医学实践中，一方面有条件的大医院同样存在着用昂贵的代价来维持脑死亡患者的“生命”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对无法忍受痛苦的绝症患者的医疗处理过程中，安乐死以隐秘或公开的方式进行已久（上海、广州等城市）。

死亡作为一种自然规律，自古以来，人类始终追求着一种“善始善终”，“安然去世”。既然死亡不可避免，为何不在适当的时间选择一种更有价值、有尊严、更安宁的死亡方式呢？生命的价值在于它对社会的贡献，而这种价值往往体现在生命的质量上，当一个人的生命连质量都谈不上时，它又如何保障它的价值呢？面对那些痛苦万分的绝症患者，如何维护他们死亡的尊严，如何给他们临终前一个安详？安乐死无疑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虽然，现代的医学越来越发达，然而，不管投入多少资金来设法延长死亡和减少产生痛苦及残疾的风险，仍然有无数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实际上并不能避免死亡，反而遭受极其痛苦而难以忍受的延长死亡过程的医学干预。我们都知道，身患癌症的人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痛苦，还有更多精神上的压力。作为健康人的我们，是无法感同身受的。由于现在我国治疗绝症大多使用的是进口药，价格非常昂贵，且其药理也对病人身体的本身产生巨大的副作用。目前我国普遍采用的伽玛刀，也仅能暂时消除患者某些部位的病灶，但却无法抑制有病细胞的再生和转移，这无疑造成了一种“医疗资源的重复使用，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而在这漫漫的求医长路上，不仅仅是病人要承受着病魔的折磨，病人家属出于道义、责任，碍于社会舆论等原因，无法接受“安乐死”，仍寄望于医院，甚至有些家属向病人隐瞒病情，自身却背负着过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当这些受尽折磨的人们要求安乐死时，我们难道忍受拒绝他们吗？

在我国生活水平还不高、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的今天，医治在个癌症患人往往需要花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费用，对于年平均收入才几千元的家庭而言，尤其是广大农村家庭，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往往，为了治好病，他们都负债累累，直到无法负担时，才放弃治疗。可是，这些努力却不一定会换来好的结果，患者最终仍步入死亡，而留下的大笔沉重的债务，让其家人负担。这些家人也往往穷尽一生，生活在漫长的还债路上。在家人、朋友为患者努力的同时，新闻媒体也在做着种种努力，我们常常能在各种新闻媒体中看到为患者捐款的一幕，感谢社会上有如此多的热心人，但他们的努力也往往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曾经，我认识一个姐姐，她在高三的时候患了脑瘤，家里的钱全部用在了她和治疗上，她的母亲一瞬间苍老了许多，而她的父亲则四处借钱，家里负债累累。当时，新闻媒体报道了她的事迹后，社会热心人士纷纷捐款，没错，这些努力使她的病情有了好转，但一年以后，她仍然离开了我们。笔者并不否认大家所做的努力，也不是否认生命存在的价值，但我们也不难发现，对于那些绝症病人，这些努力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资源、医疗资源的浪费。

当然，对于家人实行安乐死，是一件需要深思熟虑才能决定的大事，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病人、自己，还关系到亲朋好友对于自己的看法，同事邻居的议论。“百善孝为先”的古训是中国传统观念的总结，而安乐死是一种新的观念，尽管许多人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变革也有一定的转变，但是传统思想、社会舆论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具有巨大影响力。许多人会仅仅由于顾虑别人的评价，担心别人的议论而作出违背自己意愿的决定，尤其是在事关生死这样的大事上。也许，我们认为看着自己的亲人、朋友步入死亡是非常残忍的事。然而，换个角度考虑，让病人饱受病痛的折磨，将我们自私的情感建立在他们的病痛之上，难道不是另一种残忍吗？这不仅让我想起一个故事：一个老教授肝癌晚期，某天她欲跳楼自杀，被子女们拦住，她声泪俱下地说：“孩子们，看在我辛苦养育你们的份上，放我一条„生路‟吧！”对于一个将死亡看作“生路”的人，我们还能说些什么？

选择安乐死也与人的本身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个人素质、文化层次越高的人更会认同安乐死。当他们选择安乐死时，笔者相信都是经过了深刻的思考的，他们不仅仅是为了解除自己的痛苦和家人的负担，也是为了节约社会的资源，更是一种实现自己权利的体现。当我们听到更多的人在呼吁安乐死时，我们应该感到高兴，这是人类进步的体现，而那些选择安乐死的人并不是生活的懦夫和逃兵，而是敢于面对现实的勇者。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说：“生命是神圣的，因此我们不能结束自己和别人的生命。”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生命是神圣的，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而安乐死其实也是对“侵权”（侵犯他人生命权）所作出的另一种思考。反对安乐死的人认为，实施安乐死是对人的生命权的剥夺，但换个角度出发，倘若一个人因绝症而痛不欲生，倘若一个人因生活的磨难而生不如死，倘若一个人因身心的疲惫而无法解脱时，他们选择了轻生并子付诸实践。那么，法律对它会作出如何的评价呢？在法理学上，生命是属于个人完全所有的，对于这个绝对权利的处分，是基于个人绝对意志的支配（包括轻生），只要这样的行为不影响社会和大众的利益，理性的法律是不应该介入的。而安乐死也仅仅是借助某种手段而得到解脱。如果说，一个人有生存的权利，那么，他也不应该失去选择死亡的权利吧！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总是利弊相伴的，我们不能否认，安乐死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就可以真正解除病人的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剥夺病人选择生命权利的借口，被不法不义之徒滥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样，就否认了安乐死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重要性。健全的法律是为了给人们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笔者相信，在我国法制建设快速发展，社会观念飞速进步的今天，安乐死合法化最终将得以实现。

第四篇：浅议安乐死

浅议安乐死

关键词：安乐死，生存与死亡的权利；生命的价值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对自身权利的保护，其中生命权则是我们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这也引发了大家对于安乐死的思考。

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科学化，主张安乐死是对于医学无法挽救的濒临死亡过程进行科学的调节，以减轻或消除死亡痛苦，使死亡状态安乐化。我国定义安乐死是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我本人是同意以立法的方式承认安乐死的合法性，我认为这是必要也是必然的。

生命权是人权最基本的权利，是关于人出生和死亡的权利，我国立法时将生命权规定为一项独立人格权而加以保护的。因此，有人说安乐死侵犯了人们的生命权，不应实行，但是，既然生命权也包括死亡的权利，而我们是拥有这项权利的主体，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权利决定如何行使这项权利呢？

我国刑法第20条第3款有明文规定：生命权是不可克减的权利。生命权是不可克减的权利，即使为了公共利益或者在紧急情况下也不能被限制和征收。而这一点也是许多人用来反对实行安乐死的依据。事实上，在公共道德观中，生命权并非绝对优位，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也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在法律上，生命权也绝非在任何情况下均有位于所有其他权利，例如，可在刑法上设置死刑，依法剥夺生命权。可见，生命权不像原本想象得那么神秘，那么崇高，那么不可侵犯。相反，生命是那么卑微，那么脆弱，随便一件意外的小事就可能让一条生命消失。而在所谓的社会主义，个人的利益是绝不能抗衡集体利益的，个人的生命在整个集体利益面前时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一个人为集体牺牲，我们说他是为国捐躯，无私奉献；一个杀人犯被法院判死刑，我们说他罪有应得；但一个人真正想为自己而死，无痛苦的死去，这反而违法了，我不明白，这样的法律究竟在保护谁？而生命的价值到底体现在那里？

或许我的想法有些偏激，但在在我看来，国家不放行安乐死，绝不可能是说为了维护我们的生命权，中国的人权观念还没发展到这种地步，而那么几十或几百条百姓的生命也不是党和国家在意的，他们担心的只是有些人钻法律的空子，造成国家动荡。并且，医院医疗器材的重要收入就是那些生不如死的病人身上挖来的，如果安乐死合法化，那么就会破坏了医生和医疗供货商的饭碗，也会影响国家收入，对国家经济影响非常大。可见，安乐死的实行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多大。

当然，以上所说的都是假设性的问题，只要没有实践，没有人知道结果怎样。可笑的是，我们伟大的政府，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200个问题，而忽视已经发生的1000个问题。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同意实行安乐死，但为了守法，很少有人真正实施，而那些敢于付诸行动的人也大多受到法律的制裁。

就目前的刑法来看，安乐死是帮助自杀行为。这些帮助自杀的人都是法律上有义务组织自杀人自杀的，如果不作为将构成不作为犯罪，更何况这些有义务的人帮助自杀，显然这些人将涉嫌故意杀人。根据侵权行为法理论，我们可以得出类似刑法理论的“帮助自杀”行为的“帮助自损”行为，这两种行为同样是经受害人同意，而为什帮助“自杀行为”涉嫌故意杀人。而“帮助自损”行为却是因为受害人同意这一阻却违法事由而不构成侵权呢?只是因为“帮助自损”行为中，受害人同一损害的权利是法律赋予其处分权的，而在“帮助自杀”行为中，受害人同一损害的是自己的生命权，法律没有赋予个人生命处分权。随着法律理论的发展，法律赋予个人生命处分权是必然趋势。其实，这样分析下来，我自己都感觉有些可笑了，原来我们自残的部位还要经过法律批准啊，难怪我们现在选择死亡也要经过法律批准。

活得越久，越感觉到生命的卑微，人生来就是要奋斗的，奋斗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最终哦你是要面临死亡的，所以，生命的意义本不在生命的长短，而太纠结于生命权也没多少意义。只是，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选择的权利，我们没有权利选择我们的出生，有时，我们升值没有权利选择我们的爱情，工作。如今，我们似乎连快乐的选择死亡的权利都没有了，难道，百姓就只能服从的活，不能反抗的死；只能痛苦的活，不能快乐的死吗？如果说我都不能批准批准自己去死，那么我们这个躯壳的主人到底是谁呢？究竟我么的生命是谁拥有呢？

其实，有哪个人不愿快乐的活着，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那么幸运，都能幸福的活着，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那么坚强，勇敢地面对未来的每一天。一个原本不幸的人，当生活抛弃他，当社会抛弃他。当他的生存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的时候，难道他不能选择快乐的死亡吗？生又何欢，又有何惧。而这一点，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同意，他也认为，医生延长那些最终热门不免死亡的危重病人痛苦是不合理的，并暂停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的病人既有结束生命。

对于这些生不如死的人来说，他们的安乐死对于亲属来说既是生理上的解脱，也是心理上的解脱，比起他们一天天地忍受痛苦，这样没有负担的安安静静的走对亲人来说是最大的安慰。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少了谁太阳都一样升起，并且，那些病人的提前死亡也可以为社会节省一大笔资金和资源，可谓益处多多。

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不断进步，人们的道德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那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念已慢慢退出历史的舞台，现在更多的人向往温柔地死去。他们认为“温柔”加速痛苦的死亡过程，比那种靠人工方式勉强维持生命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的道德观。

安乐死一词来自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人终有一死，我们没有办法阻止死亡，然而，我们现在有能力让死亡不那么可怕，在我们饱受折磨时可以安详的幸福的死去，这何尝不是一个人最大的幸福！我们大多是数人都是普通人，不想轰轰烈烈的去闯天下，只想要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不想要长命百岁，只希望活着的时候能健健康康，要是生病，也希望不要受痛苦。一句话，我们只是平凡的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不是任和书籍或剧本中出现的虚化的人，人并不崇高，生存和死亡也没有那么高调，所以安乐死的实行没那么神秘，不要给他带那么多高帽子。

注释：【新华网】《安乐死论争与第三条路线的法律评价》

《论死在中国合法化》

《论安乐死问题》

执笔人：丁旭姣

第五篇：安乐死范文

现代医药技术的发展，使快速、无痛地死亡成为可能。安乐死，在现代医学背景下被重新提出。安乐死的提出,使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临终前有了自主地选择死亡方式的机会。但安乐死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也是一个牵涉广泛的伦理、法律、社会问题。安乐死从其产生至今,始终处于支持方与反对方针锋相对的境地。虽然支持安乐死的人数不断增加,但立法允许安乐死的国家却屈指可数。合法性的前提是合理性。安乐死是否符合伦理？两派争论的焦点以及各自提出的伦理依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选择安乐死是否违背伦理？安乐死的道德基础、生命价值与尊严

西方社会一个对安乐死的强烈的反对力量来源于宗教信仰以及基于宗教信仰的伦理道德观。基督教、犹太教等宗教教义都坚持“生命神圣论”，认为人的生命是由神赋予的，因此是“神圣的”。生命至高无上,即使生命享有者本人亦不能随意处置。生命是不可侵犯的，任何人不得在任何情况下危及他人的生命。安乐死的反对者认为安乐死违背了社会文化传统伦理的一个基本方面——人类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允许安乐死将导致传统伦理的破坏,使以往的社会基本价值理念难以为继,是文明的倒退。

而安乐死的赞成派认为：安乐死可以解除病人的痛苦，使其免受临终前痛苦的折磨，维护其生命的尊严。安乐死对病人来说不是一种伤害，而是痛苦的解脱，因而是人道的，符合伦理的。这是为安乐死辩护的“人道论”。这种人道论建立在新的生命观上：“生命价值论”和“生命质量论”。人不仅要活着，还要活得有质量、有价值、有意义、有尊严。仅靠先进的医疗手段延长痛苦的生命或维持失去社会属性的躯体生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挽救和善待生命，现代的人道主义原则应建立在“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生命价值论”相统一的观念基础之上。所以，安乐死是符合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的。作为人应当有尊严、有价值地生存,否则,延长的不是生命的欢乐,而是痛苦。安乐死是无痛苦的、安详的、有尊严的死亡。它是患者在病情不可逆转,生命失去质量和价值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它可以解除临终病人的肉体和精神的痛苦,尊重“生的意义”、“死的尊严”,以及病人的自主决定权。放弃无价值的治疗,选择安乐死,这种观念标志着人类对生与死更理性的认识和选择,病人选择安乐死,是人类文明在更高层次上的一种体现。

二、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执行安乐死、医助自杀是否违背医生的职责？ 医学界以及其他社会人士反对为主动安乐死立法的一个普遍原因，就在于传统医学伦理观认为：医生的神圣职责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医生的职业道德要求其尽力去挽救人的生命,而不允许他们实施相反的行为，一旦主动安乐死合法化,则会极大地破坏行医的内在本质及其使命的深邃内涵。

赞成派认为当死亡不可避免，勉强维持生命只是延长痛苦的时间，医生的唯一可能行使的职职责就是及时解除其病痛折磨，使病人在一种相对舒适的状态下走向生命终点，安乐死（病人请求下）也就成为一种医疗处置行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医疗水平下，还存在 着医学技术无法治愈的疾病。传统医德把“救人活命”、“延年益寿”当作医生唯一职责，认为医学的目的是维持生命，即使最低的生命质量也应不惜代价去延续它，这种伦理观偏重生命的数量，而不顾及生命的质量和价值。但医学并不能征服死亡，阻止死亡，在某种情况下,安乐死是为病人利益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医学的真正目的是“治疗疾病，维持健康”，现代医学的发展不能仅仅注重维持生命，而应从生命质量角度出发，尊重病人的人格尊严和选择死亡的权利，帮助他们消除痛苦、迅速结束痛苦。

赞成派还认为,安乐死给身患绝症处于晚期极度痛苦状态的病人以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安宁状态,让其在安然无痛苦中死去,这较之在极度痛苦中缓慢死去更为人道和符合医学伦理,对病人是有利的。安乐死尊重身患绝症病人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从道义上满足其最后的要求,这既符合自主原则,也正是医学人道主义的真正体现。医生是出于对病人的同情而帮助自杀或执行安乐死。同情是那些赞成安乐死的人在伦理上所坚持的主要理由之一。他们认为，一个真正仁慈而富有爱心的人，在面对他人被痛苦折磨得死去活来时，不应无动于衷。如果只能在病人的死亡与极端痛苦之间做出选择，那么同情心将倾向于帮助病人尽快摆脱苦难，这是一种善举，最符合不堪忍受痛苦之人的利益。

但是安乐死反对者对所谓“因同情而致人于死”表示强烈置疑。奥德伯格指出，“对每个人而言，生命本 身即是一种好事(a good)，”，“假想一个人的死亡对其本人而言可以是一件好事，那是说不通的。相反，如果一种行为对一个人而言是一件好事的话，它应当改善该人的状况，或者将使该人的生活变得比不做出该行为更好。截掉某人折断了的腿对该人而言是件好事，因为它是为了根治疾病。但你永远不可能靠杀死一个人去为该人根治疾病!死亡不是，而且一直不是，根本的药方。” 讨论题：

1、案例中关于安乐死的争论说明政策问题具有哪些特征？

2、结合案例，总结影响政策问题构建的因素有哪些？

3、你对安乐死持有何种政策主张？试说明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