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旧制度与大革命书评
尊敬的各位读者，本次推荐的书目是法国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托克维尔其人。托克维尔(1805(乙丑年)-1859)，法国历《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旧制度与大革命》。出身贵族世家，经历过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前期热心于政治，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1851尔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并逐渐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但是如果让我撰写托克维尔的墓志铭并且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其成绩：一言以蔽之，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可见这两本书对于作者的重要性，可以说没有这两本书就没有托克维尔。
那么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位传奇作家的传奇书籍。首先请允许我隆重的介绍这本书。之所以这样隆重的介绍这本书原因有三:一与个人，作为政治专业的学子，理应学习一些与本专业相关的书籍，而本书堪称政治学类书籍的经典著作。二与国家本书的破题口与我当代的社会改革具有极大的相似性，目前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曾经将改革比做触动人的灵魂还要难，而本书正是要触动人的灵魂，在甩开膀子的同时更要瞪大要珠子，积极从外国革命斗争中学习经验。三与时代 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为代表的中共高层曾经大力推荐这本书，2012年11月30日中“我们现在
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日前，我党的十八大在京闭幕，贯彻落实学习十八大精神，紧紧跟进党中央的的政策精神，并以此为基础参与社会，增加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社会参与感，紧紧遵从习总书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指示，对于前事不忘，方可成就中国梦这种后起大事。综上三点，便是小编极力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接下来言归正传，该谈谈这本书的内容。首先我们从这本书的名字谈起，什么是旧制度，什么是大革命。按照正常人的思维，大革命自然是所谓的法国大革命，自然，旧制度就出来了，封建专制制度。本书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著作。作者摒弃了时人常用的“大革命史”的写法，而将本书定位为“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把法国大革命置于整个法国史之中来观察，以问题主导模式来剖析大革命。
作者尽力以不偏不倚的态度、严肃的社会学分析方法以及对史料文献的调查，对旧制度之下的社会和大革命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通过将法国与美国、英国、德国进行比较，更深刻地提示了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提出了许多关于革命的新观点。与革命倡导的民主平等的价值观不同，作者更强调自由的价值。
通过本书，你就可以了解一个真正的法国，一个在太阳王余辉照耀下垂死挣扎但无力摆脱逐步走向没落的法国。
在这里笔者推荐带着一个问题来读这本书：作者在文中曾经提到：民主和自由是不可以兼容的。民主政治带来的只是图有序表的自由。为什么民主和自由
是不可以兼容的。怎样可以兼容，西方现代民主政治实现了民主和自由的兼容吗。这对于我们党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又有怎样的意义。
一周后，我在这里等你的答案。
撰稿人：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二班
知行
2013--4---6篇二：《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皇权主导的改革和民间酝酿的革命的赛跑中，改革在中途跌到，革命率先达到终点。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原因与其说是革命者的非理性，不若说是改革者没能尽早行动和改革的无 能。————题记
通读了《旧制度与大革命》，我感触很深刻。托克维尔并没有写出一部“大革命史”，而从研究者的角度分别剖析了大革命产生的背景：旧制度，大革命如何产生，又如何发展，最终又带来了什么影响。
托克维尔的研究让我明白：以良好目的出发的行动不一定带来良好地结果。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的典型例证。法国大革命虽然成功的推翻了原有的封建制度，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革命走向了无序、失控和暴力，曾经追求的民主与自由最终带来了两次君主制复辟以及两次法国革命，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都陷入了仇恨与反仇恨、专制与革命的恶性循环。
研究历史的目的之一在于服务于现在与将来。法国大革命这段历史和托克维尔的研究对于当今中国的发展思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经历的近三十五年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已走到一个关键的时期，国家命运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改革如果破灭，革命必然发生”，如何避免革命，坚持改革，需要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
一、改革应坚持渐进性、有序性
“对于一个内部压力很大的政权，开始改革之时往往也是覆灭之时”。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就是改革的失控。
和历朝历代被颠覆的政权一样，路易十六国王在下台以前，面对财政危机与经济危机，做出了很大的改革努力与妥协让步，然而这些改革或者不彻底、或者半途而废，反而引起了更大的动荡，直到改革失控，革命的火焰无法阻挡。
例如，路易国王曾先后起用了重农学派经济学家杜尔哥、银行家内克、图卢兹大主教布里埃纳等人主导财政改革。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包括特权阶级在内的一切等级均需纳税。这项改革影响的利益过大，程度过于激进，严重触犯了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在特权阶级的压力下，这些“救火队长”相继被免职，改革数次流产。这种政令颁布没多长时间又收回，再次颁布，再次收回的窘境，对于国王的公信力产生了巨大的打击，人民的对于改革的耐心逐渐被消磨，改革逐渐失序，革命的火种在这时其实已经点燃。
而接下来召开的三级会议，三个等级利益冲突严重，第一、第二等级又可以联合起来，轻易否决第三等级的议案，第三等级沦为摆设，问题依旧无法解决。改革的希望终于破灭，欺骗性的“三院制”议会组织形式，终于成为引爆大革命的导火索。革命的大火迅速熊熊燃烧、势不可挡。
当革命的狂热胜过了理性，一切的秩序就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压倒一切的狂风骤雨和暴力血腥。
改革失序引发革命的惨痛教训对于当今中国的改革十分有借鉴意义。在经历了80年代末的激进改革导致的经济波动甚至社会动荡，90年代末的大批下岗分流的社会阵痛以后，改革者们及时吸取了经验教训。如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际效果为依据，采取稳定优先、渐进式的改革路线已经成为朝野共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关系也成为改革过程的核心议题和中国改革的最成功经验之一。唯有继续坚持改革的渐进性、有序性，才能保证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成功。
二、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绑架国家命运
“旧制度”的法国是个“等级”社会：教士是第一等级，其次是贵族，最后是所谓的第三等级，它包括教士和贵族之外的所有居民。由于国王通过与贵族和教士达成协议，以贵族和教士免税为条件，换取国王对其他人征收人头税的权力，因此，几乎完全豁免了贵族和教士的税收，而第三等级几乎承担国家税收的全部重负。
在旧制度瓦解的前夕，法国国家的财政已处于崩溃的边缘，贵族和教士的免税特权根本无力维持，几乎谁都清楚，只有重新改革财税制度，互相妥协让步，才能继续维系既有格局，否则无论是国王、贵族还是教士都不会有好结果。
然而，由于贵族往往习惯了懒散的生活，面对征税的要求，贵族的反应似可用“强硬”两字来形容。他们宁可和国家这条“大船”一同倾覆，也不愿意做出一定牺牲，以维持现有体制的生命的延续。正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为了自己阶层的利益，绑架了整个国家的利益，造成了大革命前夕的“囚徒困境”：大家都只看到了自己阶层的利益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于是好，大家一起走向灭亡。
当今中国的改革和当年路易国王遇到的困境如出一辙：随着我国三十多年经济发展的积累，已经形成一批既得利益集团，包括权贵集团、国有垄断集团及相关人员等，这些曾经的改革最大的受益者已经成为继续改革的最大反对者和主要阻力来源。这些阶层就好比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贵族和教士阶级一样，既有能力、又会想方设法的维护现有制度和自己的既得利益，阻挠改革向“深水区”的继续进行，并置国家利益于不顾。
因此，改革者的当务之急是以史为鉴，能够有勇气、有能力说服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国家也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做出让步，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唤醒大多数人对改革的支持，防止“囚徒困境”的悲剧在中国发生。
三、唯有坚持改革，才能避免革命
路易十六上台的时间可以用“悲剧”来形容。他的前任给他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处在破产边缘的国家和所剩无几的改革时间。最终，虽然他尽力了，但皇权主导的改革和民间酝酿的革命的赛跑中，改革在中途跌到，革命率先达到终点。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原因与其说是革命者的非理性，不若说是改革者没能尽早行动和改革的无能。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经验和法国大革命革命的惨痛后果说明，如果可以选择，改革一定优于革命。因为改革是主动的、可选择的、可设计的、过程可调节的、后果可控的，而革命是被动的、不可选择的、无法预计的、后果完全不可控的。
我认为，唯有坚持改革，才能避免革命。现实的中国有很多有识之士在推动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改革共识，探索宪政民主之路。前车之鉴，历历在目，避免革命、坚持改革才是正道。继续改革需要的不仅仅智慧与勇气，更需要利益集团看得更加长远，主动做出妥协于让步，以更加建设性的态度参与到这个进程中来。
最后重述我的观点：改革如果破灭，革命必然发生。中国的国家命运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如何避免革命，坚持改革，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不可以让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在中重演。篇三：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旧制度与大革命》原著出版于1856年，135年后才有汉译本，作者托克维尔，其成名作是1835年问世的《论美国的民主》，次年他就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仅36岁。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作者提出的五个现象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思考。
一、革命往往是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托克维尔在书中说到：“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1 我们即将出台的有些管理制度就有可能遇到以上矛盾，比如供电公司领导干部职级调整，照理说，这对供电公司全体领导干部都是一项利好政策，但却激起了供电公司领导干部的普遍非议，我认为这其中存在沟通上的问题，在任何一件事情改革之前，要让被改革的人明白为什么要改革，明白改革不能一步到位，改革会让大家变得越来越好„„，只有赢得了被改革的人的支持，改革的效果才会更好。
二、经济繁荣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观察到：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里，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民众“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不得不算计与大臣签订的合同运气如何，就像搞冒险贷款一样”；„„ 2 所以，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我们生活中，现在看起来虽不会发生大革命这样的悲剧，但职场上偶尔也有类似的“悲剧”发生。我们每年推选一次后备干部，这为更多人进入组织的视野创造了条件，但往往在这过程中，也打击了部分人的工作积极性。有的人也许努力工作就只是一种责任、一种习惯，但被推选为后备干部后，心态就发生了变化，目标就开始调高，开始自以为是，开始更严格的要求，更拼命的工作，一旦多年不被启用、或某一年落选，打击实在太大，还不如不被选入后备，也许工作的激情还可能保持得更长久。因此，我认为后备干部的选拔工作要严肃，纳入组织视野的人选可以多一点，但进行公示确认的，一定要量出为入，宁缺勿滥，要拿出选拔干部的标准和态度来选拔后备干部，提高后备干部的使用率，对整个干部队伍建设和员工发展可能会更好。
三、专制社会里，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彼此孤立，最终只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
专制政体与社会道德水准之间的关系，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得非常精辟：
“在专制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3 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借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
在国有企业，管理的方法与书中说的有点类似，不断鼓励员工在事业上“努力超越、追求卓越”，让员工全心全意将精力扑在事业上，追求进步，对维护企业上下贯通的管理 4 大有裨益，员工没有时间去深入思考管理上的对与错，大部分人也没有足够的胆量站出来去指责对与错，说什么就做什么，看起来执行力很强，但在政策的层层传递中，往往偏离了决策的初衷。
在托克维尔看来，医治这种因专制而导致的社会道德堕落的办法，只有给予公民真正的“自由”：
“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第二篇：旧制度与大革命书评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四个概念
——《旧制度与大革命》书评
《旧制度与大革命》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传统的法国革命史著作。作者托克维尔从贵族自由派的立场出发，对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政治文化上的某种历史关联做出了许多独到的分析。以该书的旧制度、大革命、中央集权、政治自由四个核心概念为支点探讨托克维尔对“旧制度何以引发大革命”这一问题的解说或许对我们有所启示。
关键是这本书涉及法国革命史。而法国革命史这门学问，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它是和政治问题密不可分地搅在一起的。
首先是“旧制度”。1789年的法国革命者都把革命前的法国唤作“旧制度”，这和我们把1949年之前的中国唤作“旧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意思。“旧制度”主要指的是1789年大革命前法国一种存在了两三百年的号称“绝对君主制”的政治体制。所谓“绝对君主制”，是一种类似于秦始皇废分封设郡县的中央集权制度它兴起于15世纪末的西欧各国，并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1643—1715）达到了巅峰形态。
法国王朝政府实施的这种中央集权化，剥夺了大部分地方贵族的行政管理权同时又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其中最根本的是一种把全体社会成员划分为教士、骑士和平民这三个等级的社会等级制度。该制度是在中世纪期间按天主教神学理论设计的：教士被尊为第一等级，是因为他们负有引导人们的灵魂升人天堂的职责这在天主教西欧自然是最重要、最崇髙的事业；骑士，以君主为首的武士阶层通常意义上的军功贵族，承担着为上帝的光荣而战的军事职能，因而贵为第二等级；第三等级一平民包括第一第二等级之外的所有社会成员，其职能是从事生产活动以满足第一第二等级的物质需求。三个等级的情况都相当复杂，而且随着时代的演进变得越来越复杂，表现为各等级内部都存在着许多不同的阶层或集团，如教士等级上下层的境况有天壤之别，下层教士虽贵为第一等级，实际地位跟第三等级无异；第二等级也有类似的阶层分化，并出现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军功贵族（即所谓“佩剑贵族”）的文职贵族（叫做“穿袍贵族）集团；第三等级内部 情况就更复杂了，上有工商业资产者，中有自耕农、小工商业者下有佃农、雇工和仆役等。另外，这种三等级划分其实也就是两等级即特权等级和无特权等级的划分：第一第二等级属于特权等级，他们仅占人口的不足2%，而他们享受的特权除了各种残留的封建特权之外，还包括拥有大规模地产而不用缴纳财产税以及国家高官显爵的垄断权，这就使占人口98%以上的广大无特权的平民处于非常悲惨的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
所以，由于这种封建残余的存在，旧制度法国社会呈现的显然是一种不平等的金字塔结构。但托克维尔却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反复强调这时的法国已经是一个“平等的”甚至是“民主的”社会了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涉及托克维尔那种独特的民主观了。托克维尔承认，在18世纪末法国，权力与地位的不平等原则仍然支配着政治社会。法国不仅有建立在等级划分基础之上的贵族制，而且贵族占有政治上的绝对统治地位。为国家服务的人必须是贵族，没有贵族身份的人很难接近国王，而这种等级制原则是渗透在国家制度的方方面面的。但托克维尔又强调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很久以来法国就在向民主迈进，表现为教士丧失信誉，贵族贫困衰落，第三等级财富和知识日进，领主大地产瓦解，中等财富激增，同时启蒙思想在公开流行、深入人心，并认为这一事实足以表明法国已是欧洲真正最民主的国家。他还强调说18世纪末的法兰西民族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少大贫大富和大弱大强，平等理论已在人民的思想中扎根，人民虽然在服从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但他们的这种服从中仍掺有某种独立自由的个性他们绝不会真正服从一个不值得尊重的政权，所以自由精神在这里仍然生机勃勃，这个社会是“民主的”。由此看来托克维尔民主概念是一种非常模糊的、以趋势为判断标准的东西，它把一个趋于人人平等的社会看作趋于民主的社会，而趋于民主的社会也就是民主社会了。而这实际上也就告诉我们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社会是一种动态的演进过程，大体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现代化进程”。
旧制度法国正处于这种“现代化进程”之中。那是当今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最初阶段，是一种“原发型”现代化，它与后来的“后发型”现代化可能有诸多差异，但在本质上却并无不同。所谓现代化，无非是一种思想文化上的科学化或理性化、物质生产手段上的工业化和政治制度上的民主化的三位一体的有机结合。原发型现代化尤其是它的早期阶段即旧制度法国所处的阶段，其间现代化的各个 要素都尚未最终成型，还在酝酿或发展的过程中但发展趋势已经显现。习惯于从长时段看问题的托克维尔于是便把旧制度法国归于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并将它大体上等同于“民主社会”了，尽管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民主，在这里其实连影子都没有。
其次是“大革命”。关于大革命的主旨尽管有许多争议但这一点恐怕是最少争议的那就是要为法国的现代化进程“清障”。法国并不是第一个需要通过革命来为现代化开辟道路的国家。在它之前，如果撇开过早的尼德兰不说至少还有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先例。但较之英国和美国的革命法国的革命有一个特别显著也最受争议的特点，那就是它的非同寻常的激进性或暴烈性，表现为它对平等有一种狂热和近乎彻底的追求以至于招来国内外整个欧洲贵族势力的围攻，而为了应付内忧外患的紧张局势，革命者不得不一步步实施最广泛的民众动员，甚至一度顺应民众要求搞起了“恐怖统治”。结果虽然阻滞法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封建障碍被彻底清除了但法国人民为之付出的代价极其惨重，不仅牺牲了大量的生命和财富，而且还将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饱受种种激进革命后遗症的折磨，包括承受专制政治和革命冲动之间的反复震荡。
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是怀有一种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的而他对大革命的“恨”，主要还是它过于惨烈以及它引发的“无政府状态和人民专政”为拿破仑独裁创造了机会。实际上整个《旧制度与大革命》，都只是在讨论大革命的远期的和中期的原因当然这些讨论也预示了大革命的某种“可避免性”——“没有我所陈述的那些原因法国人绝不会进行大革命”，托克维尔在书的末尾如是说，只是这种“可避免性”与大革命前夕政治领袖的决策似乎并无关联，因为到那个时候才考虑如何去避免革命，其实早已来不及了。
此书的第三个核心概念应是“中央集权”。实行中央集权、消灭地方封建割据以建立统一的主权民族国家，是西欧中世纪末期出现的历史发展趋势它理应被视为一种进步因为全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就是由此肇始的。而托克维尔对于这种中央集权也是大体上持肯定态度的。托克维尔所说的“政府集权”指的是中央政府作为国家主权者，对一切涉及国家主权的事务包括国家的统一、秩序和对外关系的掌控，而他所说的“行政集权”，则是中央政府以国家主权者的名义对国内 一切局部性和地方性事务的掌控。在托克维尔看来旧制度时代欧洲大陆的中央集权实行的都是政府集权与行政集权的结合，其中法国更是最突出的典型而导致大革命的种种社会弊病，其实都是由此发端的。
与“中央集权”观念息息相关的另一个观念是“政治自由”。即所有社会成员的个人参政议政权包括思想、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托克维尔对这种自由的珍视和热爱，在他的所有著作中都随处可见，实际上构成了他的政治思想的灵魂他看到在这种社会里人们相互间再没有传统社会里的那些“种姓、阶级、行会、家族”之类的任何联系，大家都只关注个人利益而完全不讲公德；而热衷于以行政集权为手段来实现政府集权的“专制制度”又在大行其道，这种制度非但不与这种狭隘的个人主义倾向作斗争，反而通过剥夺人们的政治参与权。
也就是说只有在能够享受政治自由的情况下，人们才能成为情操高尚、富有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真正的公民。
第三篇：旧制度与大革命三千字书评
《旧制度与大革命》
一、内容概述
《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主要是研究法国大革命，从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方面，各个角度仔细分析了法国大革命，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深刻而复杂的法国大革命真相。
第一部分宏观卷详细介绍了法国大革命的本质、使命与功绩。在这一部分中，作者直接谈论大革命本身，通过查阅研究大量的名著、公共文告和政府档案等，简明扼要地指出：法国大革命并非以推翻宗教权力和削弱政治权力为最终目的，而是一场以宗教革命形式进行的政治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统治法国长达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封建统治秩序，建立起主张人人平等的新的社会政治秩序。
第二部分中观卷“大革命缘起之政治体制性诱因”在这一部分中，作者托克维尔揭示了这样一个悖论：大革命居然不是在那些旧制度残余最多，人民受苛政压迫最深的地方爆发，相反，它是在一个人民被折磨的相对较轻的地方爆发的。他提出了一个个印发后人深思与体悟的“托克维尔之问”之后，作者在这一部分中，尝试找出导致大革命的爆发在制度方面的原因。在前五章中，描述了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旧制度框架，权利构成等。仔细的描写了当时法国社会的旧制度体制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在后几章中，描述了这种中央集权制在旧制度下带来的种种后果。立法混乱，执法懈怠，当时的法国十分不重视法律，法律被无视和扭曲。托克维尔提出，人们开始相互孤立，各阶层开始只注重自己的利益，不再关心他人，社会中的人们出现集体失语症，人们变得沉默、彼此孤立，社会状况堪忧。
第三部分微观卷“大革命缘起之社会民情风尚诱因” 在这一卷中，作者指出：.18世纪中期时，国家首要政治家是一些从来没有从政经历的文人；在法国人身上，非宗教情绪占上风；人们追求平等却对自由并不那么真正的热爱等等现象。并通过这些现象，深刻探究在旧制度中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同时作者在这一卷的最后对前述各个章节进行了汇总，指出法国大革命正是从这旧制度中的一点一滴中产生的，并再一次分析了平等和自由这两种价值观在大革命中的不同命运。
总的来说，这本书中作者实际上是想要解决这样一个历史悖论：“为什么在一个还不算最黑暗的国家，在并不是最黑暗的时代，触发了反抗性最强、最令人惨厉的大革命，而革命的结局最终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仆役”。作者试图站在中立的角度，通过研究革命前的旧制度找出革命爆发的原因，是今天的人们产生警醒。
二、启发和意义
托克维尔出身于法国贵族，曾任法国外交部长，一生都致力于民主和自由的研究。托克维尔曾经提倡：“要判断历史事件，近看不如远观来的清晰准确。”他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就很注重从远处看，从客观中立的角度看，从全面的高度看。他并没有一种贵族阶级的眼光来看待大革命，他说“在我出生时，贵族制已经日薄西山，但民主制还没有诞生，所以，我的本能引领我既不盲目倾向前者，也不会倾向后者。我更像是一个彻底站在过去与未来的中间人，我不会轻易偏向这两种制度的任何一种。”托克维尔正是以这样一种客观的，超脱的立场，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社会政治现象进行客观全面地研究。我认为这种对待历史，分析历史的角度、客观全面研究问题的方式，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比如在今天面对日本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来说，我们应该冷静的客观的来看待，而不只是一味的指责、憎恨。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更不能虚造历史，而是应该从历史中反思，得到教训，从而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
阅读整本书，不难看出作者托克维尔对自由的强烈热爱对专制的憎恨。在前言中他提到：“只有自由才是人类社会中种种弊端天然的克星，只有自由才能让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一路堕落。”看到这我在想，那么自由到底是什么？是个人的行为不受约束还是其他什么？我们一直都在追求自由，那自由可以带给我们什么？书中托克维尔举了贵族阶层、资产阶层、教士阶层和司法机构的例子说明，即使是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下，自由精神依然以一种畸形的方式断断续续的保存着。也正是这些种子“为我们培养了一大批高傲的战士、热血的天才，最终成就了伟大的法国大革命。”正是对自由的渴望，成就了法国大革命。也就是说仅仅是对自由的追求就给了我们无限的力量更不用说自由本身。官方定义自由是个人财产、言论、精神独立不受侵犯。失去自由，一切平等与公平都无从谈起，一切高贵的品质都会沦丧，最后整个民族都会陷入沦丧。然而在当时的法国，有着最完善的封建制度，人们固守社会现实而不敢追寻社会理想，眼中只剩赤裸裸的利益，成为金钱的奴仆，他们并不追求真正的自由。他们把平等，革命看得比自由更重要。“他们有这样的设想：只承认人民的存在….只有一个唯一的政府，它拥有无限的权力，唯独它能够领导国家，保护个人。他们既想要自由，又丝毫不愿抛开这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国家。”自由与平等本应该是两个不分先后的事物，但在这里追求金钱权利的平等却明显的占了上风。因此即使法国大革命闹得如此激烈，革命之后的自由政府建立的如此频繁，却始终没能出现像美国1215年《自由大宪章》那样的约束王权的法律条文，也没有培养出真正的热爱自由的传统。真正的自由应该是毫无附加条件的，这样的民族注定会是可悲又可恨的。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法国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公共繁荣和经济的增长使法国人民对精神方面的追求有所提高，希望寻求更多的平等和自由。同时思想启蒙运动在法国也在逐渐的开展、渗透，天赋人权、自由和平、三权分立等原则意识不断深入人心。但是与此形成矛盾的是，当时的法国社会中，个人主义盛行，文人成为首要政治家，公共道德丧失，每个阶层的人们都忙于摄取私利。因此不同利益阶级、集团就很容易爆发矛盾。而此时法国大革命的主力农民阶级，陷入了孤独的绝境，集体失语。托克维尔提出一个观点：这些农民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迫：“但是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他们，他们处境之孤独也许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仅见。这是一种新奇的压迫。”穷人和富人之间没有了共同利益、共同抱怨，彼此冷漠。穷人没人关心，没有发话语权，被所有阶层抛弃，最后平民阶层在沉默中爆发。托克维尔在书中提出：“中央政府能够换一种方式，减轻当时压在农业之上的重荷，缩小不同群体之间负担上的不平等，那成效就会好很多。”那么，穷人到底需要什么，人民正真需要政府做的是什么的，这是托克维尔留给我们的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
对比中国，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增长，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另一方面，贫富差异的逐渐扩大也暴露出了许多的社会问题。农村人口的收入普遍偏低，国家总收入的增速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不协调、农村保障体制不健全等问题带来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造成城市问题。所以我认为，国家在促增长的同时更应该保民生，重视民生问题，加强对农村弱势群体的重视，寻求协调发展。完善城乡保障体制制度，促进城乡一体化，缩小贫富差异都应该是政府重点关注的方向。在经济发展特别是城镇化的过程中要正确解决好农村经济衰败的问题，农民的转移问题，不能把农民赶进绝望的处境。将某一社会阶层推入孤立失语的困境，很可能就等于把他们推入革命。
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就可以实现，政治改革需要大刀阔斧然而更需要小心谨慎。改革怎样推进、制度怎样变革，《旧制度与大改革》这本书也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原著出版于1856年，而中文译本却是在1992年才出版，说明初期，托克维尔的研究并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然而到了今天，中国的改革在轰轰烈烈的进行，也面临着许多各方面的问题，或许我们在追求改革结果的同时也应该慢下脚步仔细看看这本书，仔细想想托克维尔带给我们的思考。
第四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
目录 概述 内容梗概 创作历程
1.2.写作背景 写作初衷 点评鉴赏
1.2.内容探讨 学者评论 成就与影响
概述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原著出版于1856年。
内容梗概
《旧制度与大革命》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
法文原本名称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1856)，英文版名称有两个：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和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创作历程
写作背景
《旧制度与大革命》写于1851年到1856年之间，当时的法国正处在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建立和巩固第二帝国的时代，信奉自由主义的托克维尔对之悲观失望，成为“国内流亡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期酝酿成熟的，其中浸透着对法国命运的深沉思考，和对拿破仑三世专制政权的强烈仇恨。
写作初衷
托克维尔的初衷是以十年帝国时期（1804—1814）作为主题，不是重写一部梯也尔式的帝国史，而是试图说明帝国是如何产生的，它何以能在大革命创造的社会中建立起来，凭借的是哪些手段方法，创立帝国的那个人（拿破仑）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他的成就和挫折何在，帝国的短期和深远影响是什么，它对世界的命运，特别是法国的命运起了什么作用„„
总之，托克维尔企图解释那些构成时代连锁主要环节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质、意义，而不是单纯地叙述史实。虽然托克维尔后来放弃了对第一帝国的研究，把注意力移向大革命的深刻根源——旧制度，但是他的分析方法并未改变。用托克维尔自己的话说，他要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他要以孟德斯鸠为榜样，写一部像《罗马盛衰原因》那样的著作，“为后世留下自己的痕迹”。尽管他也参政议政，但他自信“立言”比“立功”更适合自己的性格。
点评鉴赏
内容探讨
1、法国大革命革命缘于三中心共振，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叠加在一个首都，三中心叠加，有一个中心发生危机，立刻引起另两个中心共振。美国经济中心在纽约，政治中心在华盛顿，学术中心在波士顿，开车都是一天可达。闹**，基本上在波士顿；经济出危机，纽约震荡；政治有风潮，乱在华盛顿。三者分离，不会叠加在一起引起共振。
当时的法国，路易十四奠定了几个中心叠加在一起的大巴黎，一出事就出大事，全法国跟着起事。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一个学建筑出身的警察局长，奉拿破仑的侄子小拿破仑之命重新规划巴黎市。他既有建筑师的专业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长的职业需求，故而将巴黎改建为适宜和平居住不适宜起义巷战的城市，将那些适于打巷战的弯弯曲曲小街小路，统统拉直，把马路打宽，一旦有事，不可能像电影《九三年》、《悲惨世界》里面描绘的那样——革命青年一喊，小街两头一堵，就是现成的一个街垒，马队难以冲进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后不断革命的教训，把巴黎改造成现在的样子。今天你们看到的巴黎已经不是大革命时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长改造过的巴黎。但巴黎的规模以及巴黎和法国的关系他毕竟改不过来。从路易十四以来巴黎人非常骄傲，一直到现在都这么牛，他们有一句名言，“法国嘛？法国是巴黎的郊区！”中央与地方关系在这里呈现出病态扭曲。
这是信奉全能主义统治哲学必然带来的后果，一个超级首都，迟早要出大事，而且已经出过了。在和平时期似乎可以夸耀，一旦动荡，如此规模就是你的坟墓。
2、革命与改革的不解之缘。
三千贵族迁居于凡尔赛，路易十四有政治目的。贵族分散于各地，与地方势力结合，这是古今中外朝廷心腹之患。中国历史上打豪强、削藩镇，不绝如缕，屡见史乘。从秦始皇开始，皇帝坐稳的人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迁藩。把贵族统统给我搬到我眼皮底下，可谓和平迁藩。你们在我眼皮子底下花天酒地，最好是醉生梦死，但不能分散到全国各地区，走出我视野。
下一个皇帝就是路易十五。一个花花公子，他爹留下来这样一个花团锦簇的帝国够他消费了。尽管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碍眼前每一分钟的享乐。所以他这个时代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样了，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话来说就是击鼓传花，这盘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开明的。巴士底狱没有政治犯，如果路易
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关进去某某某这样的人物，到路易十六也早就把某某某放走了。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众还是要攻占巴士底狱。为什么要攻？因为老百姓在流传这里面还有政治犯。打下来以后才发现没有，只有几个精神病。其次，他接受启蒙哲学。启蒙哲学最富有民粹主义情结的是卢梭，卢梭认为上流社会最腐败，下流社会最干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那么高贵者怎么变得聪明起来？应该向底层社会学习，每一个人习得一门手艺，做木匠、种地，都可以。路易十六还真信这个，他习得的手艺是做锁匠，开锁。全法国各种疑难杂锁都收集来，一把一把琢磨着打开。可是最后一把锁他打不开了，那就是法国的中央集权。[1]
3、“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1789年7月革命开始，路易十六一直摇摆不定，有时同情巴黎，有时厌恶巴黎。所以革命的第一阶段的成果是君主立宪，不废君主，是要制定一部宪法，君主听宪法的制约就行。这个阶段维持了一年多。这是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能够控制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通过很多法律，最著名的《人权宣言》，最著名的1791年的宪法，以及重新规划法国的行政区域，把法国划为81个省等等，都是这一年做的。这一年的革命可称小革命，有建设性。但问题来了，国王招来第三等级开会，给前两个等级施加压力，而第三等级后面跟来了“第四等级”。当时的“第四等级”男人叫无套裤汉，女人叫编织妇。按照卢梭哲学的“直接民主”，不要当中一层过滤，国民公会开会、制定宪法、讨论议程，要敞开大门，无套裤汉与编织妇都要冲进去呐喊。
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吉伦特派执政时发生了国王叛逃案，把国王拉回来，要不要判决国王？国王一下子变得形象猥琐，要上法庭，成了被告，而且要判死刑。比吉伦特派更加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则是罗伯斯庇尔——卢梭的粉丝。他们投了死刑票，而且认为此前两个阶段都保守、都局限，没有彻底地改造法国。学者评论
从2012年年末开始，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持续大热，这本十九世纪中期出版的老书在市面上几次脱销。2012年11月30日中纪委召开专家座谈会，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向参加座谈会的专家推荐：“我们现在很
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作为一本探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起源及特点的著作，能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除了高层领导人的推荐外，2013年1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评论道，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可以说，经由改革达成代价最小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改革怎样推进、制度怎样变革，《旧制度与大改革》这本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成就与影响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1856年出版时，托克维尔对此书的命运忧心忡忡，他写信给他的英国妻子说：“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出乎作者的意料，到托克维尔逝世那一年（1859），此书在法国已印行了4版共9000册，到1934年已印16版，共计25000册，在英国、美国、德国都极畅销。
托克维尔的著作1870年后被冷落了七八十年后，近几十年来在西方突然走运，随着保守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抬头，托克维尔的政治观点重新受到了重视。《托克维尔全集》在1952年出版第一版后，至今已印行第三版。1979年在美国成立了托克维尔学会，出版《托克维尔评论》。
第五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简介
《旧制度与大革命》(TheOldRegimeandtheFrenchRevolution)在中国被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推荐，引起热读，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当下的改革处境有关。
这本书是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的经典名著，原著出版于1856年，中文版199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中国的改革，我们常常听到“改革进了深水区”，“改革到了攻坚期”等说法，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所剩不多，改革导致了人们普遍对改革产生紧迫感乃至焦虑感。政治高层抛出“改革红利说”，似乎要坚定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同时政治高层公开推荐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似乎担心改革不成功，反而引发革命。
托克维尔所说的旧制度下的法国，就是一个通过改革不断产生“红利”、不断改善法国人民生活的政府；同时却也是一个因为改革而不断引发难以满足的改革诉求，致使社会矛盾激化，最终走向革命的政府。改革可以产生红利，但改革本身绝不必然就是红利。怎样使改革之利最大化、改革之弊最小化，无疑是对执政者的执政水平与政治智慧的重大考验。
但是，在谈论“改革”时，非常有必要区分两种“改革”：一种是“革命前的改革”，一种是“革命后的改革”。简单地把中国当下的改革事业比附为法国旧制度下的改革，其实并不允当。有人把当下中国的改革与晚清政府推行的改革相提并论，显示了同样的思维错乱。实际上，中国的革命已经发生了，“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当下中国的改革是革命后的改革，是新制度的自我完善。
该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界说大革命的历史意蕴及其基本内容；第二部分分析大革命古老的、一般的原因；第三部分则分析大革命特殊的、较晚近的原因。它是托克维尔生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本书，但它是一本未竟之作。显然，托克维尔在书中致力于发掘大革命的原因，但他更关心的问题——大革命的后果，却未及展开。不过，从他对拿破仑帝国与1848年革命的态度上，不难发现他对革命的后果并不满意。法国在大革命后出现的政体更迭与社会动荡，离他想望的一个自由的民主国家相距甚远。
对托克维尔而言，法国大革命本身只是此前一系列已经开始展开的趋向的最终完成而已。只不过，民主革命虽然把君主制推翻了，但真正的民主制并没有建立起来；民主革命使得平等观念深入人心，但在民主社会怎样保有自由，却成了更大的难题。
因此，真正值得中国读者关注和思考的是：大革命所创造的新制度如何不断获得自我完善？面对法国大革命造成的种种不良后果，托克维尔致力于探究民主社会中“自由的技艺”，这实质是“革命后的改革”所要面临的问题。
托克维尔最纠结最痛苦的莫过于，他意识到民主是一种出于天意的历史必然趋势，浩浩荡荡，无可阻挡，但他又想不到法国人如何在这种趋势下保持贵族式的自由。早先他曾认为美国民主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对民主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但1848年爆发的民众情绪和急剧高涨的社会主义革命热潮，使得民主在法国呈现出新的面貌，这一面貌使托克维尔对民主感到恐惧。他在另一本著作《回忆录》(Recollections)中说得尤其直白：“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这实际凸显了自由与民主之间所具有的张力。而此张力，本质上也就是“贵族制的自由”与“民主制的平等”之间的张力。托克维尔所热爱的自由，并非后来所说的“消极自由”，而是具有积极政治参与意味的共和主义的自由，是一种具有高贵男子气的政治德性，显示了人性本身的卓越，故而他所期待的民主社会，是一个贵族式的自由得以普遍化、公民普遍享有并实践政治自由与共和美德的社会。这种主张是因为，与民主相生相随的平等精神会对人性产生一种夷平化的效果，使人的品格趋于同质的平庸。然而，如果人性所具有的卓越光辉越来越黯淡，以致放弃了对于高贵事物的追求，又怎么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呢？
虽然热爱贵族式的“自由”，但托克维尔同时也愿意承认，大革命的必然趋势是谁也无法抗拒的，不能因为革命后的不良后果而否定大革命本身的意义。正是大革命使“民主”成为唯一正当的现代政治，而革命后的制度建设、改革与自我完善，实际上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民
主化之后的“民主巩固”问题。
法国大革命这一事件本身所经历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如果从大革命给法国与世界带来的深远影响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大革命仍然尚未终结。法国在大革命之后经历多次的政体更迭，帝制复辟与共和再造反复进行，直到1958年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才算告一段落。有一种说法是，1971年，当尼克松向周恩来询问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时，周恩来淡淡地回答：“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太早。”最近，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在他的新著《论中国》(OnChina)中对此作了更正，认为周恩来所指的是1968年巴黎运动，但这岂非恰恰说明了1968年依然受到1789年精神的感召？
大革命推动产生了世界性的民主化潮流，直到今天，人们所呼吁的民主化改革，源头上仍与法国大革命构成精神性的关联。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发生的中国革命，也与法国大革命分享了共同的民主革命精神，但却试图建立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一种更新的新制度。同样，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革命也可能产生不良后果，革命后的新制度建设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在二十世纪同样经历了“漫长的革命”，1949年建国后仍一度坚持“不断革命”，甚至改革开放也被认为是“第二次革命”。
今天，我们不能假设，旧制度下的法国君主如果更为审慎就能避免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也不能假设，旧制度下的满清政府如果更为审慎就能避免中国革命的发生，因为从君主主权到人民主权的根本变
迁，乃是托克维尔所说的“天意”。但如果革命所希望建立的新制度尚未建成，那我们就不能说革命真正获得了成功。中国在1949年之后对于新制度的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直到当下的改革，中国仍处于这一新制度的自我完善过程之中。改革所产生的焦虑与困惑，只有通过新制度的不断更新、创造才能最终消解掉。
托克维尔所提出的自由与民主的矛盾问题，中国固然也需要面对，但中国需要面对的更大的矛盾，乃是当年严复就为之苦恼的富强与自由的矛盾问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被提上政治日程，这是近代以来无数中国人的梦想，不过中国革命追求的社会主义事业还禀有一种更高的使命，那就是建设一种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制度，这无疑与托克维尔所期盼的有助于塑造卓越人性的自由技艺有相通之处。这恰恰是社会主义政治哲学与改革事业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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