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甲申三百年祭》述略

第一篇：毛泽东与《甲申三百年祭》述略

毛泽东与《甲申三百年祭》述略

李合敏

164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申年。这一年，既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的胜利之年，又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迅速走向败亡之年。在事隔300年后的1944年3月，郭沫若撰写了长篇史论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并被3月19日至22日的重庆《新华日报》连载。该文不仅论述了明朝灭亡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分析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浴血征战、最终推翻明王朝，但转瞬陷于败亡的过程和原因。《新华日报》在连载《甲申三百年祭》的同时，还配合发表了宗顾的《三百年前》一文，对研究明末历史的现实意义作了解说：‚这段历史虽是整三百年前的事，但特别因为现在我们正挣脱出一次新的亡国危机，回味起来，是更能感受到新鲜的意义的。何况至今，许多无耻的汉奸所干的正是当年洪承畴、吴三桂的勾当，而因为受了传统历史书的束缚，还有人把明末的农民起义目为寇贼，反把卖国求荣的洪承畴当做贤哲，那么，把这段三百年前的历史弄弄清楚就更是有意义的事了。‛正是由于研究明末历史和李自成农民起义特别是《甲申三百年祭》的重大现实意义，该文一经发表便遭到了国民党御用文人的指责和围攻，认为郭沫若是在恶意影射国民党骄傲、腐败、搞宗派、不团结。与此相反，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却对《甲申三百年祭》给予了高度评价。当他从《新华日报》上看到《甲申三百年祭》后，立即决定把李自成功败垂成的历史教训作为全党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反面教材。后来他甚至还说过《甲申三百年祭》‚要永远读下去‛。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高度评价《甲申三百年祭》，不仅在于其基本史实和基本观点符合毛泽东的看法，更在于文中对李自成失败原因的深刻揭示：‚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 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囤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就这样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清兵入关之后，四月十九日才由自成亲自出征，仓皇而去，仓皇而败，仓皇而返。而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260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是说，一些首领因为胜利而头脑发昏，忘乎所以，开始骄傲起来，生活腐化，进行宗派斗争等，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迅速败亡的原因所在。

众所周知，1943年至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取得了对德、意法西斯的决定性胜利，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从1943年起开始逐步扭转困难局面，在一些地区还开始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所有这些表明，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已经指日可待，时局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十分重大而迫切的课题：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够在取得巨大发展和胜利面前继续保 2 持清醒的头脑，争取更大的发展和胜利? 这也正是作为党的领袖的 毛泽东所深思熟虑而已经成竹在胸的问题。在深谙历史、善于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并用以教育全党的毛泽东看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因胜而骄、因胜而腐、因胜而讧，最终导致败亡的历史教训，对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大的警示作用。中国共产党要在今后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坚决反对和克服骄傲，坚决反对和克服腐败，坚决反对和克服宗派主义。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无疑就是对全党进行思想教育的鲜活教材。

在《甲申三百年祭》发表20天后的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不仅及时提出了‚加强城市工作和争取全国胜利‛、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等问题，而且在历数我党历史上因骄傲而吃了大亏的教训的同时，明确宣布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全党的学习材料，告诫全党要以李自成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1930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1931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90%左右。第四次是在1938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3 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还针对党的历史上的宗派主义及其危害，特别是当时由于日寇的残酷‚扫荡‛，实行封锁，各抗日根据地处于分割状态而带来的问题指出，虽然我党历史上存在过并且起了不良作用的宗派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目前在我们党内严重地存在和几乎普遍地存在‛。例如，由于斗争历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和工作部门不同而产生的各部分同志间互相不了解、不尊重、不团结的现象，看来好似平常，实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山头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别广大和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而党内教育不足则是其主观原因。指出这些原因，说服同志们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打通同志间的思想，提倡同志间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以实现全党大团结，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延安《解放日报》于1944年4月18日和19日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祭》，并在编者按语中称其‚科学地解说了历史‛，指出国民党御用文人对其‚围剿‛只不过是‚蚍蜉撼大树‛、‚增加了郭先生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5月，延安新华书店总店又出版了《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党员干部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要求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踏李自成的覆辙。‛11月21日，毛泽东又专门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 4 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1949年3月，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中国共产党将由农村进入城市并执掌全国政权，毛泽东又开始考虑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新政权的巩固问题。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及时地告诫全党：‚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但巩固这个胜利，‚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为了有效防止党内骄傲情绪和腐败倾向的滋长蔓延，毛泽东还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明确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3月23日，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在进行出发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5 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出发前，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次日，毛泽东一行路过保定，在与当地领导共进午餐时，他说：‚明天，我们就要到北平喽，接管全国的政权，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共产党奋斗了28年，用千万烈士的生命换来的全局性的胜利啊!‛‚历史上不是有个李自成吗?他进了北京，失败了，被人家赶了出来!‛周恩来插话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给后人留下了沉痛的教训。‛毛泽东接着说：‚是的!李自成打进了北京，住进皇帝住的金銮殿，忙着做皇帝。他的丞相牛金星张罗着登基大典。大将军刘宗敏不讲政策，胡乱杀人。当官的只知道享受，当兵的只知道吃喝玩乐。……胜利冲昏了头脑。李自成进北京没多久，就被吴三桂赶出来了。‛此时的毛泽东神情严肃，心事重重。‚李自成是农民领袖，揭竿领兵，前仆后继，好不容易取得了胜利，一骄傲就失败了，连他自己的性命都没有保住，我们可不要当李自成呀!‛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面临着贫穷落后、百废待兴的国情。毛泽东更是反复强调必须吸取李自成的教训，坚决反对和克服腐败问题，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优良作风。据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回忆：‚一九五O年二月二十七日，主席从苏联回来，到了哈尔滨。哈尔滨市设宴招待，把最好的东西做给他吃，有熊掌、飞龙等。第一顿饭，有胡志明在座，主席吃了。回到住地，主席对我说，这样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国家现在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你去交代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第二天，他们改过来了，主席很高兴，说这样子蛮好的。又说，胡志明同志是客人，一定要照顾好。后来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 6 排得还好。主席很生气，接见干部时专门讲了这个事。他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不能这样做。’‛毛泽东在与他的一个亲属谈话时还进一步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毛泽东不仅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精辟论述了反腐倡廉的极端重要性，而且充分表明了他对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绝不姑息迁就的坚强决心。

正是由于对《甲申三百年祭》所揭示的李自成因胜而骄、因胜而腐进而导致失败的教训的深刻认识，特别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反腐倡廉问题。他不仅反复以《甲申三百年祭》和李自成的失败告诫全党必须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而且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十分重视开展反腐败斗争问题。为了使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时刻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时刻保持警醒，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自觉地、坚定地当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心系人民，用权为民，克己奉公，勤政廉洁，他在一再强调必须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对腐败变质分子特别是对其中的位高权重而又犯罪情节严重者进行毫不留情的从严从重惩处。1937年10月，少年即加入红军并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时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不遂，开枪把刘茜打死。事发后，有不少人认为，黄克功为革命做过重大贡献，在此民族危难、亟须用人之际，应对其 7 免除死刑，令其立功赎罪。毛泽东专门致信此案审判长雷经天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对此案作了认真研究，经中共中央同意判处黄克功死刑，并召开公审大会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不仅就反对和克服权力腐败、脱离群众问题作了大量论述，甚至多次专门指示，并且先后领导开展了旨在包括反对和克服权力腐败、脱离群众的‚三反‛、‚五反‛、整党整风、反干部特殊风、‚四清‛等一系列政治斗争(运动)。其中，建国初期开展的‚三反‛斗争，至今仍令人们记忆犹新。针对当时发生的严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毛泽东要求必须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他一再强调：‚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查 8 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需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为了推动和指导‚三反‛斗争，毛泽东批转了大量的报告，写了许多指示、批语和书信，其中仅1952年2月经他批转的‚三反‛文件就多达85件，而且正如薄一波所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纪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例如，中纪委收到署名‘东北一党员’揭发高岗的信，报请毛主席同意，照样派人去查。收到天津群众揭发市领导和两位高级军事干部的信，毛主席叫我亲自去天津调查。‛在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前夕，时任天津市委书记黄敬要薄一波向毛泽东反映，是否可以考虑刘、张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不要枪毙他们，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严肃地回复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这个道理。‛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刘青山、张子善事件给我们‚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三反‛运动对腐败分子特别是极少数严重腐败分子的严惩，不仅再一次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在惩治腐败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和坚强决心，对全党全社会震动极大，而且再一次向全党全社会郑重表明：中国共产党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蔓延下去，决不会对任何一个腐败分子心慈手软，9 决不会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作者单位：中共河南省南阳市委党校)

第二篇：甲申三百年祭

《甲申三百年祭》与晚明政治史的启示

[ 毛佩琦 ] 来源：[ 北京日报 ]

今年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60周年，一系列纪念文章相继于各报刊发表。这些纪念文章体现了学界对郭文及晚明史的研究和认识有了新的进展。本文是一篇专从历史启示的角度谈晚明史的新论——

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当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想起历史，就是因为历史可以指导现实，昭示未来。六十年前（1944年），同样是甲申年，郭沫若先生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本文标题中简称《甲申》），祭的是从当时上溯300年的甲申，即公元1644年。那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明祚在满洲政权和浩荡的农民战争的挤压下灯枯油尽，进驻紫禁城的大顺政权，又在与新兴的满清政权的遭遇中“拉然而朽”。人们惊魂未定，城头已经变换了大王旗色。火光冲天，血流遍地；失败的痛哭，胜利的欢歌；新贵们弹冠相庆，黎民在刀枪中求生„„多么生动，多么丰富的历史画卷！自那以后，这个甲申年就是史学家们热衷的话题，各种著述盈匣联车，有的藏之名山，有的付诸梨枣，沸沸扬扬一直说了300年。

说不尽的四十天

到了1944年这个甲申，郭沫若这个“有点历史癖的人”又旧话重提，是为了什么呢？郭沫若决不是无病呻吟。他要从300年前的天下兴亡中探寻历史的规律，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去发现推动历史、控制历史运转的根本力量。在这一点上，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具英雄慧眼。就在《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18天的4月18日，《解放日报》就开始逐日将其全文转载。接着4月20日，毛泽东在党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党历史上曾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不久，党中央便把它列为整风文件，成为延安及解放区全党及广大干部的必读书。

《甲申三百年祭》篇幅虽然不大，内涵却十分丰富。而为什么毛泽东单单抓住了其中李自成“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一点呢？首先，李自成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李自成军进入北京时，“市民各持香立门，贼过伏迎，门上尽贴‘顺民’，大书‘永昌元年，顺天王万万岁’”。但李自成军队的纪律迅速失去了控制，奸淫抢掠一片混乱。当李自成军受挫于山海关，又在清军的追赶下撤离北京时，百姓已对其“恨入骨髓矣”。“百姓各出床桌等物，窒塞巷口，或以白梃从小巷突出，击贼下马，立杀之”。李自成军自3月19日进京至4月29日撤出，仅四十天，其溃败之速，令人震惊。其次，“我党历史上”也确曾“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而且“都是吃了亏的”。再有，也是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形势向我们党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面对全国胜利的曙光，是摆在全党和整个革命队伍面前的严肃问题。事实证明，这次整风运动中，对李自成教训的借鉴，的确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郭沫若的信中在谈到辛亥革命是“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有这样两句话：“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满招损，谦受益”这样睿智的格言。在革命队伍中也一直广泛流传“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这样的警句。但把骄傲作为一种错误，与革命事业的成败联系起来，却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可以说，毛泽东谦虚谨慎的态度代表了当时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而正是这种谦虚谨慎、兢兢业业的态度，最终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具有铁的纪律的有战斗力的党，最终取得了对国民党统治的决定性胜利，夺取了全国政权。

“历史周期率”的背后

历史是一部丰富的教科书。不同时代、不同的人会从中读出不同的感悟。毛泽东读《甲申三百年祭》，从农民战争的角度读出了李自成军由于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而导致失败的经验；国民党政府读《甲申三百年祭》，则从中读出了对自己的讥刺。于是，就在《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连载完毕的第二天，3月2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商务日报》等就相继发表社论或署名文章对郭沫若等人展开攻击，说《甲申三百年祭》“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其作者“无异于为敌人作第五纵队”，而且进一步引申说“其实失败主义也不是郭沫若一群人底思想，而是中国共产党底思想”，要求“陕西自称‘农民运动领袖’的人必须认真悬崖勒马”，云云。我们且不说这些言论是如何地不合逻辑。我要说的是，从今天的现实和今天的认识出发，我们可以从“甲申”史事中读出更多的内容。

1644年那个甲申距今已经360年。1949年新中国建国至今已将近55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已经掌握政权55年的执政党。积55年之经验与教训，再回过头来看“甲申”这段历史，更令人惊心动魄的应该是明朝因腐败而灭亡的事实。明朝建国后，太祖朱元璋为澄清吏治不惜使用重典。《明史》上说：“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吏治焕然不变。”由于吏治清明，经过洪、永、仁、宣，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盛世。《明史》“循吏传”是专门记叙清官的，共收有明一代270余年清官40人（附传不计），而其中正统以前81年的清官就达30人，占总数四分之三。可见明朝前期清官多，中后期清官少之又少。吏治的沉浮是国家盛衰的晴雨表。被称为流寇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其爆发的直接原因是连续的旱灾，但郭沫若断言：“无论灾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促成的。”这实在是一卓见。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何尝不想长治久安？明宣宗曾登万岁山（即今北京北海琼华岛），说：“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术，爱养民力，故能浑一区宇，以成帝业”，“至顺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于政事，纪纲法度荡然，因之失国。使顺帝能恭俭，长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岂为我祖宗所有？”然而不幸的是，天地轮回，元朝末年的形势，明朝再次出现。这就是一些人所说的“历史周期率”。

《甲申三百年祭》一开始便指出明朝由于吏治腐败而陷入无法挽回的颓势。他引用了崇祯帝于崇祯十年（1637）下的《罪己诏》，用皇帝自己的话来指陈明朝的弊端：“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囊

既富，则奸匿可容”，“嗟此小民，谁能安枕”？这些，都是统治者公开承认的，实际情况当更为严重。崇祯皇帝所下的明明是“罪己诏”，却把一切罪责都推给百官，他自己应负什么责任呢？对明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明朝的腐败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腐败透了的。明武宗、世宗、神宗、熹宗，一个个表现得可以说是千奇百怪，再加上宦官专政，锦衣卫、东西厂横行，明朝的局面已经烂到无法收拾。崇祯帝即使是一代明君，也无回天之力！皇朝统治者们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他们的利益从根本上说与广大民众是对立的。因而注定无法跳出走向衰亡的“历史周期率”。

怎一个“顺”字了得

《甲申三百年祭》并非长篇大文，在郭沫若的史学著作中所占的位置也不突出。但就是这么一篇不大的论文，却在中国革命史上乃至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发挥了重要影响。以史为鉴是中国文化上的一个优良传统。《尚书·召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司马迁说：“居今之世，治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不尽同。”又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正因此，历代不论是官修还是民修，才有那么多史书。官府修史的目的在于长治久安，私人修史的目的是要向统治者规谏。要实现长治久安则要求统治者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使之“应天顺民”，至少不要超过被统治者可以忍受的底线。

史家最贵史识，而惟有真知灼见才可用以警诫垂训。没有思想的史学家，他的功力再深厚，其成果也是苍白的，也是游离于社会的，也是难于对现实产生影响的。马克思主义使史学变成了科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传统史学不可同日而语。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道路上进行了卓越的开拓与探索，大批研究成果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推动、指导中国革命上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史学也形成了一个重视理论，注重思考，关注现实的优秀传统。

《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开拓之作，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不是偶然的。但是由于时代与认识水平的局限，人们在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时也出现过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倾向，甚至出现过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极左思潮，阉割历史的儒法斗争史和影射史学就是典型的例子。这无疑是应当坚决予以纠正的。但当前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偏颇却是忽视理论，把史学边缘化，烦琐化。所谓“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连篇累牍，引经据典，而不知所云，这是一种倒退！我们重读《甲申三百年祭》，从中发掘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也要发掘对当今史学的借鉴作用。新史学应该保持和发扬它的优良传统。史学呼唤理论，史学界要提倡学习理论，研究理论，提倡探索，要关注现实生活。

同时，史学研究者与政治实践者应是互动的，我们不仅要求史学家成为思想家，而且期望政治家虚怀若谷，倾听包括史学家在内的各种声音，他们的诤言、谠言。政治家是影响国家命运的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非同小可。高瞻远瞩，居安思危，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所谓群众利益无小事，这不仅是政治家需要的襟怀和胆魄，也是他们应具备的品质。还要重复毛泽东当年的那句话：“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这话说得何等好啊，随时读起来都会令人感动。

360年前的甲申，几个逐鹿中原的势力都想到了一个“顺”字：李自成自称“新顺王”后又建“大顺”国号；张献忠建大西政权而以“大顺”为年号；满人入主中原的第一年年号称为“顺治”。顺民心者得天下，他们同时举起了顺民的旗号，标榜自己应天顺民。《礼记·礼运》说：“天子以德为本，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为大顺。”所谓“大顺”，是儒家理想的至治境界。在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纪念甲申，应该在“大顺”二字上有所启示。

（作者为文物出版社副社长、明史专家）

第三篇：毛泽东读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毛泽东读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毛泽东读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陈 晋

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

就这样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清兵入关之后，四月十九日才由自成亲自出征，仓皇而去，仓皇而败，仓皇而返。而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260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

——摘自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延安

——毛泽东1944年11月21日致郭沫若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1—242页）

《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简称《甲申》）是郭沫若为纪念明末农民起义推翻明朝政权三百周年而写的，连载于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3月19日至22日副刊上，全文约1.9万字。该文论证了明末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明朝灭亡的历史必然性，着重分析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几起几落，攻入北京推翻明朝，最后又陷于失败的过程和原因。《甲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上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新史家，还只偏于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怎样科学地评价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唯物史观中极端重要的问题，在当时的史学界并未解决。到上世纪40年代初，在研究实践中解决这一问题便显得越发重要了。两种历史观的争论，焦点便集中在如何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特别是明末农民起义。当时重庆进步史学家零星发表过这方面的研究文章，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甲申》。它推翻了明末清初以来特别是国民党御用史学家大肆宣扬的“李自成万年流寇，崇祯帝旷代明君”的观点，歌颂李自成领导的是“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开创性地阐述了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唯物史观。《甲申》的另一特色，是叙述了义军攻入北京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的情形，总结了其功败垂成的历史教训。

《甲申》因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战斗性，一问世，便引起了重庆思想文化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新华日报》连载的第一天，便配合发表了署名“宗顾”的《三百年前》一文，对研究明末历史的现实意义作了说明：“这段历史虽是整三百年前的事，但特别因为现在我们正挣脱出一次新的亡国危机，回味起来，是更能感受到新鲜的意义的。何况至今，许多无耻的汉奸所干的正是当年的洪承畴、吴三桂的勾当，而因为受了传统历史书的束缚，还有人把明末的农民起义视为寇贼，反把卖国求荣的洪承畴当做贤哲，那么，把这段三百年前的历史弄清楚就更是有意义的事了。”紧接着，《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又相继发表一些文章，介绍明末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动，以为呼应。3月24日，《甲申》连载完的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日报》便发表由陶希圣执笔的社论《纠正一种思想》，说“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这便是最近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所代表的思想”，表示“不能姑息和放松这种反常的思想，听其谬种流传”。同时继续歪曲明末历史说：以李自成为首领的“流寇”，“于外患方亟之时，颠覆了明朝，其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就是260年的亡国局面”。4月21日，叶青发表《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议》长文，直接攻击道：“因为郭沫若的文章及随之而有的文章，皆刊于《新华日报》。这个报是共产党的机关报，其刊出许多文章，绝非偶然。它是由于共产党的宣传政策而来。共产党是反对政府，夺取政权的。”这样，对待《甲申》的不同态度，事实上演变为一场政治思想斗争。正如郭沫若在1947年将《甲申》收入论文集《历史人物》交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写的序言中所说：“《甲申三百年祭》是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的一篇文章。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同情了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李自成，……这明明是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的斗争。”

在延安，对《甲申》的评价却是另一番景象。毛泽东从《新华日报》上读到该文，立即看出它关于李自成功败垂成教训的叙述，在历史转折关头对全党的教育意义。4月18日至19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甲申》，并在编者按语中称它“科学地解说了历史”，指出国民党御用文人对《甲申》的“围剿”，不过是“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5月，延安新华书店总店又出版了《甲申》单行本。5月20日，即《甲申》发表后两个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第一部所作的讲演中，明确把《甲申》列为学习材料。他说：“我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党员干部认真学习《甲申》，要求党员，“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8月下旬，周恩来从延安托专人给重庆的郭沫若带去《甲申》和《屈原》（郭著历史剧）的单行本。郭沫若收到后当即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一致函，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本文开头刊登的毛泽东论及《甲申》的信便是对郭沫若的回复。

毛泽东高度评价《甲申》，具有强烈的现实考虑。《甲申》发表的1944年，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处于胜利的前夕。在《学习与时局》一文中，毛泽东便提出了加强城市工作，争取全国胜利的问题。在即将到来的胜利面前，能否保持清醒的头脑，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的考验。而经过7年抗战，确实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希望早日获得胜利以松一口气的思想苗头和厌战情绪。

《甲申》所述李自成起义军进北京后，若干首领生活腐化，不注意巩固边防、不讲究政策和策略、脱离群众、忘记潜在的危险等等，对即将面临进城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敲起了警钟，起到了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当时时局急剧变化，形势错综复杂，措置稍一失当，就会影响全局，所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自己的心情是：“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正基于此，他说郭沫若的史论、史剧（如《屈原》）“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同时又提议郭沫若写一篇太平军的经验，而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军在攻入南京建立天朝后，几乎是犯了和李自成完全相同的错误：生活腐化、内部不和、脱离群众。

如何避免一胜利即骄傲从而吃亏的错误，并非是毛泽东偶尔考虑的问题，而是他一贯的思想。1949年3月5日，在夺取全国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思想，他告诫全党：“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个时候，毛泽东头脑中的镜鉴，便是李自成。1949年3月6日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对其他中央领导人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当即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第四篇：甲申三百年祭教案

《甲申三百年祭》教案

一、用两分钟，速读单元知识短文《比照与思辨》，了解本单元课文特点，领会阅读这类课文的方法。

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1．本单元要学习的是史论，请根据第二段内容，给史论下一个定义。

答：史论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探究历史事件的成败、原因和影响，研讨史学领域某些重大理论问题，阐述治史的原则、态度与方法等问题的论著。

提示：注意下定义的方法，被定义项 =种差+属概念。

2．阅读单元知识4—7段，用一句话概括史论的主要特点。

明确：史论也是议论文的一种，因此，也要有明确的观点，也要运用论据进行论证。不过是史论的观点往往是针对某一史学问题而提出的见解，史论的论据是史料史实。另外，论史的目的是为了证今，好的史论往往都有比较强烈的针对性。概括时，这些内容不能缺少。

概括示例：史论的特点在于，要运用历史事实，论证自己对史学方面的某一看法，为现实提供某种借鉴。我们学过的《过秦论》，就是以秦王朝迅速灭亡的事实，论证了实行仁政对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希望汉王朝统治者能够实行仁政，不要重蹈秦的覆辙。《六国论》就是通过六国赂秦而亡的史实，论证了一味忍让后退，只能导致灭亡的观点，批评宋王朝统治者软弱的外交政策，警告他们不要“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杜牧的《阿房宫赋》也可以看作是一篇史论，它运用秦大兴土木，建造阿房宫，致使民怨沸腾，二世而亡的史实，论证了统治者不恤民力，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终会导致亡国的观点，规劝唐敬宗李湛，不要穷奢极欲，重蹈秦朝灭亡的覆辙。

3．阅读第8段，体会如何阅读史论。

提示：注意文中的语言标志，“首先”“其次”“最后”，作为议论文，在阅读中首先要把握住文章的观点，要明确作者是用什么论据来证明这一观点的，这些论据是否能够准确的证明这一观点，进而了解作 者论证这一观点有什么现实意义，思考我们现在阅读这篇文章有什么意义等。也许，本题要达到的目的与教材知识短文要求不够一致，但作为高三复习，时间本来就紧张，不宜过于展开，而只是用教材为例，进行议论文阅读的指导，所以，做到这样也就够了。

二、在预习的基础上，速读课文《甲申三百年祭》，完成后面各题。

1．阅读“研读提示”和课文的前三段，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本文写于什么时间：1944年3月

（2）文题《甲申三百年祭》的“祭”是什么意思：纪念。标题用“祭”显得庄重严肃，包含了敬重和追怀之情。

（3）作者要纪念的是什么？

明王朝灭亡三百周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

（4）“甲申”是什么意思，了解我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法”。

按照我国传统的纪年法，公元 1644年是“甲申”年。干支法是我国传统的纪年法，就是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 天干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互相配合，来记录年份。一个周期为六十年，因此称六十为“花甲”。

2．了解课文的基本结构，列出结构提纲。

明确：全文的第一句，等于是解题，告诉我们，本文是一篇纪念性文字，纪念明朝灭亡三百年，纪念李自成起义胜利、失败三百年。抓住这一句，也就抓作了分析全文的纲。

一、前三段，总领全篇，概述“祭”的理由：一是在这一年里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二是由于农民起义军的种种错误，换来了异族的入主。

二、4至19小节，具体论述起义的原因和经过。

起义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治腐败，边患养成；二是旱蝗灾害，民不聊生。天灾人祸，导致了农民起义，而统治者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是比天灾更为重要的激起农民起义的客观原因。

三、20小节至结尾。剖析总结起义的沉痛教训。

这部分抓住了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展开分析，论述了李自成在取得胜利后迅速失败的原因。可分三层：

第一层，第 20小节。提出李自成起义军失败归咎于谁的问题。

第二层，21至24小节。具体分析失败的原因。

第一，以牛金星、刘宗敏为代表的文臣武将，在入京后都沉浸在“过分的胜利陶醉当中”。由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以致在策略上（对吴三桂不实行招降政策）在战略上（仅派几千人去守山海关，把重大军务视同儿戏）在战术上（京城百废待兴，最高统帅李自成却亲自领兵出征，他的左右二膀却在京中肆意行乐施威）一错再错。由于胜利冲昏了头脑，以牛、刘为代表的一些将领和士兵，一反过去的军民上下同甘共苦的传统作风，而沉溺于声色犬马、施威行乐之中。总之，对敌是轻举妄动，全不在意；对己是任 5 意放纵，毫无戒律。于是，起义军用鲜血和生命夺取的辉煌战果，势必要毁于一旦。

第二，是上层领导集团内部以牛、刘为代表的一些人不以团结为重，闹分裂，致使全军出现了“解体”的形势。最后结局不能不是“屡战屡败，溃不成军，或擒或戮，一朝覆亡”。

第三层，25至27小节。概述这一历史悲剧的深刻意义。

文章从本可避免却恰恰未能避免这一角度，肯定这是一个悲剧。从起义军内部个别首领的失慎（李自成）、蜕化（牛金星、刘宗敏）和蒙冤（李岩），以致铸成大错，最后让清贵族统治达二百六十年之久这一角度，肯定这个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民族的悲剧。

本文虽然是文章节选，但基本结构并没有变化，还是应该扣住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来分析。

3．这几部分中，哪一部分是文章的重点内容？为什么？

明确：论史是为了鉴今，使今人不再重蹈前人覆辙才是最重要的，因此，第三部分是全文的重点。（回忆学过的史论，体会、思考）

4．阅读课文第二段，回答问题：

明朝的灭亡认真说并不好就规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死难之后，还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1662）永历帝为清吏所杀，还经历了一十八年。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不算在里面。但在一般史家的习惯上是把甲申年认为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 无可无不可 的事情。因为要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仅存形式的了。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1）作者认为把甲申年作为明亡之年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说它“无不可”是因为： ；说它“无可”是因为：。

提示：说其“无不可”是因为：甲申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了明朝王权统治，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从这一意义上讲，明王朝作为统治全国的专制政权是灭亡了。说其“无可”是因为： A．甲申年前，明朝统治就早已失掉民心，明室政权名存实亡。B．甲申十八年后，尚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这些南明王朝的存在。C．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以及满清统治二百六十年来，抗清复明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2）“要就中国来说吧”，这里的“中国”的含义是：。

提示：这里的“中国”是指“中华民族”，“要就中国来说吧”是指从中华民族（除满族统治者外）反对异族统治来说。

5．阅读课文第20段，回答后面问题：

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他对于明室的待遇也非常宽大。在未入北京前，诸王归顺者多受封。在入北京后，帝与后也得到礼殡，太子和永定二王也并未遭杀戮。当他入宫时，看见长公主被崇祯砍得半死，闷倒 在地，还曾叹息说道：“上太忍！”令扶还本宫调养。（《甲申传信录》）他很能纳人善言，而且平时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式的合议制。《北略》卷二十载：“内官降贼者自宫中出，皆云，李贼虽为首，然总有二十余人，具抗衡不相下，凡事皆众共谋之。”这确是很重要的一项史料。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后来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

（1）本段列举李自成善待明室宗亲，意在表明什么？

明确：这些史料，说明李自成很讲究政策和策略，是个有政治头脑的领袖人物。

（2）为什么说《北略》卷二十所载的这段文字“确是很重要的一项史料”？

明确：它足以证明李自成起义军内部实行的是集体领导，讨论时容许各抒己见，“俱抗衡不相下”，热烈争论的气氛跃然纸上。

（3）为什么引用的文字称李自成为“贼”，引用这段文字为什么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明确：“贼”是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军的诬词。这段文字引述的是明朝内官评价李自成为人的一段话，出自宦官之口的评论，就显得更真实，更何况是异口同声地说的（皆云），绝非个别人的虚构，所以格外令人信服。

（4）作者为什么说“后来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请根据课文内容阐述理由。

明确：从李自成角度说，首先他“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他对于明室的待遇也非常宽大”，其次，他“很能纳人善言，而且平常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式的合议制”。而从后面对失败原因的分析看，促成吴三桂叛变，诱引清兵入关，刘宗敏应付差不多全部的责任；在义军处于万分危急关头，牛金星的所作所为，对李自成“仓皇而去，仓皇而败，仓皇而返”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6．从第22小节开始，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李岩的被害和义军最后解体的原因，目的是要证明什么观点？

明确：这一部分征引两段比较完整的史料，论述了李岩被害和义军最后解体的原因，侧重论述了牛金星对义军的失败“差不多要负全部的责任”。

7．阅读第25小节，完成后面问题：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 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笼络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 假使 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 对异族侵略的战争。假使 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 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 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1）对文中接连运用四个假言判断的有关说法，有误的一项是：

A．第一个“假使”，紧扣住“初进京”，若能实现，则“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第二个“假使”，扣住了“兵败后”，若能实现，则就能“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为抗清的战争”。

B．第三个“假使”建立在前面的基础之上，两个“决不敢”的推论毋庸置疑；第四个“假使”总结全文，说明“免掉这些错误”，不仅个人悲剧不会发生，起义失败的悲剧也不会演出。

C ．前两个“假使”，概括了文中所说的起义军失败的严重后果，后两个“假使”，概括了文中所说的起义军错误的原因。

D．文章不用一般的陈述语气，而用假设口吻出之，正误对比，悲慨激愤，有深度，也有气势，这是为了要引起读者深长的思考，增强论证的效果。

（2）文中“对异族侵略的战争”所指的内容，正确的一项是：

A．清兵入关

B ．反对清兵入关

C．民族之间的战争

D．反对民族之间的战争

（3）“个人的悲剧”是指什么？“民族的悲剧”是指什么？关于“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民族的悲剧”这一点，史学界众说不一，你的看法如何？

明确：“个人的悲剧”是指起义军内部个别首领的失慎、蜕化和蒙冤，以致铸成大错，让清贵族统治 260年之久，进而证明是民族悲剧。

（4）作者为什么说“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

明确：作为农民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李自成把推翻明王朝，解救受苦人作为自己的目标，并且经过十六七年的浴血奋战才换得了进军北京的胜利，但是，仅仅一年的时光 13 就遭到兵败业毁的结局，他本人应付决策失误的领导责任，当然是悲剧的主人。

如果说李自成因没有预见到失败而酿成悲剧的话，那么李岩则早就预见到将要发生的一切，并且竭力想防患于未然，但是他却无力杜绝它的发生，致使有志不得明主，有才不得施展，有法不得贯彻，自己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最后不得不空怀伟大抱负而含恨死去，因此，他的“悲剧意义”更加深刻。

所谓“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是说从李岩方面来看，李自成失败的教育意义更大。注意后面一连四个假设句。第一个假设句，概括了第 21小节所说的错误，指出李自成没有采纳李岩的谏言，在策略上、战略上都出现了巨大的失误。第二个假设句，概括了第22小节的错误，指出李自成没有接受李岩收复河南的建议，又一次在战略上犯了错误。第三个假设句说明，由于前面两个主要错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李自成陷入了绝境。最后一个假设句是个否定式的反问句，总收上文，指出，由于犯了上述错误，使个人悲剧扩大而成为了民族的悲剧。所以说“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

8．本文写作方面的突出特点是什么？

明确：充分引用史料作为分析问题、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依据，对史料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来，是本文写作方面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本文实事求是的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现实斗争提供了借鉴的例子。作者对李自成、牛金星、刘宗敏、李岩，褒贬分明，确切有据，能充分利用史料作为分析与评论的依据。文章引用史料大致有三种方法：

一是较为完整的直接引用。如课文中引《明史·李自成传》的极端和《北略》中的几段就是用的这种方法。这种引文，引述的往往是相对完整的一件事或一段话，引用的方式是分行分格，引号加不加都可以，但必须注明引文的出处。如果中间有删节，则必须用省略号标明。

二是行文中间的直接引用。如课文中引《北略》卷二十所载内容的话，引《甲申传信录》中关于牛金星俨然太平宰相风度的话等等。这种引文，往往只是摘取需要的一言半语，一鳞半爪，以证实论者的某一局部观点，引用的方式一般都是夹在行文之中，加引号但不另行分段，但也必须在前或在后注明引文的出处。

三是复述原意的间接引用。如课文中关于李自成入京前后对待明室的宽大态度那几句话，关于刘宗敏对待吴三桂的策略错误那几句话就是用的这种方法。这种引用，已不是引“文”，而是引“意”，所以不加引号，但转述必须符合原意，不能任意瞎编，必要时也得注明出处。如 20小节的那几句，注明是引自《甲申传信录》的。

9．史论，“论古”是为了“鉴今”，结合本文写作背景，谈谈当时作者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另外，想一想，在今天我们学习这篇文章有什么现实意义。

提示：答此题应该参考参读课文《甲申三百年祭写作前后》，注意本文写作的时代 背景。1944年3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面临即将胜利的现实，分析李自成成败的历史教训，其借鉴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但国共两党对于这篇文章的态度却截然相反。文章发表后，国民党方面立刻就有人出来干预，说这篇东西是“影射当局”，国民党《中央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进行攻击。但仅隔二十天，1944年4月12日，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就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并把本文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

附：部分能力训练题解答：

1.下列各组词语加点字注音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A ． 骁 勇 xiāo 官 吏 lì 潸 然泪下shān

B． 赈 济zhèn 虐 待nuè 刚 愎 自用fù

C．删 削 xiāo 围 剿 jiǎo 脱粟粗 粝 lì

D． 纂 述cuán 谶 言chèn 藏弓 烹 狗pēng

（B刚愎自用的“愎”读bi；C删削的“削”读xue；D纂述的“纂”读zuan）

2.下列各组词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A．陶醉 脏款 收敛 乌合之众

B．肘腋 杀戮 懈怠 挺而走险

C ．隶属 颠覆 麾下 死灰复燃

D．窥伺 踌躇 谗害 催枯拉朽

（A赃款B铤而走险 D摧枯拉朽）

3.下列各句标点符号使用没有错误的一项是

A．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

B．吴镇（原作“各镇”，据《小史》改，下同。）兴兵复仇，边报甚急。

C．到了十六年再来喊：“收拾人心”，其实已经迟了。

D ．就是官书的《明史》都称赞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

4.下列各句加点词语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尝出粟赈饥民，民 德 之 德：感激恩德

B．潜逃，事泄，坐 斩 坐：判罪

C．他很能 纳 人善言 纳：接受

D ．二十九日离开北京，首途 向西安进发 首途：带头

（首途：启程、上路）

1.A（B刚愎自用的“愎”读bi；C删削的“削”读xue；D纂述的“纂”读zuan）

2.C（A赃款B铤而走险 D摧枯拉朽）

3.D

4.D

第五篇：《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守成——读《甲申三百年祭》后感

今天在忙完了2012级新生开学典礼的事情后，接着读完了由董事长作序并希冀传阅的《甲申三百年祭》。初读此文，首先被海航创业先辈们的心怀忧患和以史为鉴的历史观所感染，不禁让我这个初入海航的新人多了一份对集团厚重的人文情怀的认知和感动。

郭沫若先生的学识和为人是确信的，他在新中国还未成立的时候写下此文，适值抗日战争接近尾声，内战一触即发的时候，国民党的统治恰似明末一般，官贪吏奢，天灾频至，三大家族把控国家政治经济，军纪散漫、饥民遍野。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奋起反抗，按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针，组织发动广大底层农民、工人起来革国民党的命，从最初被贬称为“共匪”到承认共产党的政治地位，有着或多或少与闯王抗明相似的地方。在日本投降迫近的时候，郭老的这篇文章表现了他对当时形势的担忧，也算是对共产党人的一种劝勉。

读完《甲申三百年祭》，深感创业的艰辛，李自成在陕西随高迎祥起义，只是一名普通的兵卒，最初也没有多少成就，流窜于河南、湖北等地，一朝创业举起义旗再无回头躬耕之理，当是时，他占有天时地利，独缺人和，直到他碰到李岩、牛、宋、刘宗敏等一干人才，引贤纳士，广听善言，恰如其 1

分的运用宣传政策，一句“十八孩儿兑上座”，一句“闯王来了不纳粮”从天命和现实两个层面奠定了群众基础。至此，闯王才算初步站稳了脚跟，很快他就席卷陕西，攻入北京，逼死崇祯，登极称帝了。历时14年，其中的酸苦可能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所以在进入北京以后，他的行事作风并未有所改变，依然是箭衣骑射，朴素不减。

创业不易，守成更难。俗话说“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短命的大顺朝仅仅存在了43天，可悲可叹，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农民领导的群众起义夺取政权的斗争就这样落下了帷幕，究其原因，历史教科书上常说是因为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和领导者的性格与领导集体的智慧和施政方针有着密切的关系。郭老认为，李自成并非刚愎自用之人，对自己也是严格要求，一切过错都被推到牛、刘二人身上，然李自成自崇祯九年主政以来，个人威望和势力应该是无人能敌的，进京以后其个人虽宽仁爱民、体恤下情，但放任武官杀人，文官设典，外患未除而内忧渐起。不听诤言而放任自流，守成之基不稳而执政之才无备，领导集体对形势的判断失误而导致最后的覆灭。

通常崇祯帝被定义为一个悲剧的角色，郭老通过分析给我们指出，他更多的应该被定义为一个“要誉”（邀誉）之人，他屡下《罪己诏》而不行善政，每言爱民而不思赈饥，自减御膳而皇库充盈，“作秀”的表现一时可蒙蔽人眼，长此以往，言行不一必成颓势。以此为鉴不可不察海航守则之

“待人以至诚为基石”这是处事的不变之基。

天，果佑善人乎？郭老贬牛、刘而独尊李岩，然李岩亦无善终，看似善人并无天佑，个人愚见这只是片面之辞，遍读全文，郭老并非春秋笔法，更多的是演义文章，所依《剿闯小史》等文均为稗官野史，所选正史仅做辅证。如是所言，李岩之高妙的宣传手法确实给闯王的部队带来了奇迹般的胜利，但人无完人，他本人亦曾杀人等等。天佑者，其实苍生百姓，政权更迭虽不改封建专制，但人民生活渐次从水深火热中有所缓解，天，果佑善人！

段 俊 章

2012月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