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边疆与社会研究(1911-1949)述略

第一篇：民国时期的边疆与社会研究(1911-1949)述略

“民国时期的边疆与社会研究（1911-1949）学术研讨会”述略

吴会蓉

（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 成都 610039）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中心、四川师范大学与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民国时期的边疆与社会研究（1911-1949）”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8月11至12日在成都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社、《四川师范大学学报》杂志社与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现史”省级重点学科承办，《四川大学学报》杂志社、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及四川师范大学校院共建科研创新团队“中国西南区域研究（1840-1960）”协办。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民国时期的边疆与少数民族。

8月11日9点，研讨会举行了隆重而简短的开幕式。开幕式由四川师范大学院长王川教授主持。四川师范大学副校长张建教授、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罗中枢教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编李大龙先生以及四川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研究员出席了开幕式并先后致辞。

来自京、宁、陕、甘、赣、冀、豫、滇、黔、川、渝、吉、闽、桂等14省市的40余家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的108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开幕式并聆听了大会的主题发言。

大会主题发言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编李大龙先生主持。四川大学罗中枢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杂志社主编凌兴珍编审、第二历史档案馆曹必宏研究员、云南大学潘先林教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李玉教授及西南民族大学张世均教授先后作了主题发言。罗中枢对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的战略意义、重点研究方向及协同创新机制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四川师范大学凌兴珍教授考察了国民党中央筹办边疆教育的历史动因、过程、成效及其历史地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孙宏年研究员梳理了1912至1916年间陆兴祺治藏活动的表现及其建议，论述了陆氏在民国时期西藏治理中的贡献与影响。云南大学潘先林教授就西南边疆早期现代化的类型、主要现象及其作用进行了分析。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李玉教授指出，1874年日本侵台事 1 件发生后，《申报》对其进行了广泛报道，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振兴中国”的讨论。随着申报对这场讨论的展开，民族危机的信息被广泛传播进而为许多国人所知晓。经过申报的讨论，国人对民族危机的认识由接收上升到按受的层面，国家危机越来越强，导致求变、求强、振兴中国的思潮不断涌现。总之，作为晚清社会主要纪录者和晚清社会思潮与变革运动积极参与者的《申报》，对于考察晚清内政与外交、经济与社会、文化与教育及中国近代化的细微进程，均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张世均教授在阐述19世纪后期俄、英构建的印度周边扩张战略的基础上，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指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英国对我国新疆、西藏的侵略造成了中印边界的领土争议，成为当今中印边界领土争端问题的源头。这一问题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印两国关系及中国的边疆安全、政局稳定都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8月11日下午2点至12日下午4点，大会以“民国时期的边疆与边政”、“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少数民族地区治理”、“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人物”、“西南区域少数民族与边疆社会”、“民国时期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及其它相关论题进行分组研讨。在小组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就会议主题及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就相关议题各抒己见见，畅所欲言，各小组评议人进行了精彩的点评。

下午4点30分至6点50分，大会举行了闭幕式，闭幕式由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川教授主持。

闭幕式有三项内容。

1、小组总结分组讨论情况

1）四川大学陈廷湘教授代表第一小组汇报了小组研讨情形

他指出：第一小组的研讨有两大特点：一是史实呈现与现实关怀突出。他谈到，第一小组有99%的论文对史实的梳理极为清晰，对事情前因后果的阐述颇为清楚。同时，边疆、少数民族问题均与现实相关，许多文章对现实提出了好的建议和建言，这是历史研究值得提倡的方向。西方曾在一段时期提倡价值中立，陈先生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历史诞生之时就关心现实。他还援引希洛多德、塔西佗、司马迁与克罗齐的话来证明历史研究除了呈现史实之外，应当关心现实。本组会议的研讨中，关怀现实，为现实提供参照的特点十分鲜明。二是视野宽广、2 兴趣广泛。本组研讨的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民国时期中央与少数民族关系研究，主要体现在王川、段丽波、黄雪垠、范德伟、秦和平、许建英、周毓华等学者的论文中，尤其是王川先生的文章以小见大，通过1942年的“藏警案”，阐述了这一事件背后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演变，史料充分，用了未公诸于事的戴新三的《拉萨日记》，阐释全面，论证深入，是一篇值得学习的好文章；二是关于民族学与边疆学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刘清涛的《商上补议》一文中；三是边疆涉外研究，主要体现在向玉成和张世均的文章中；四是西部边疆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主要体现在李玉、姚乐野、左茜、何芳芳等学者的文章中；五是边疆人物研究，主要体现在邓海春、李金凤、尔布什哈的文章中；六是边疆少数民族社会研究，主要体现在李峻杰的文章中；七是边疆教育研究，以凌兴珍、周正龙、张晓攀、张屹、徐德丽、成飞等人的论文为代表；八是边疆交通与运输研究，以徐文渊、尚季芳的文章为代表；九是边茶研究，以曹必成、木霁弘、田茂旺等人的文章为代表。陈教授也指出，本组当中，亦有个别学者的论文史实梳理有待改进，对历史时间与史实的把握欠准确；个别学者有赶会的情况，论文未写完或只有提纲和概要，这些是由于时间不足造成的。

2）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代表第二小组汇报了小组的研讨情况

秦教授指出，第二组共有33篇论文，围绕主题展开了讨论，本组讨论具有 目标明确、资料丰富、论述深入等特点。从涉及的内容来看，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关于边政和边疆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宋培君、汪洪亮、袁剑的文章中；二是关于新疆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段金生、周卫平、付娟、文志勇等人的文章中；三是关于地方史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罗群、胡宝华、周真刚、陈沛杉、黄惠运等人的文章中；四是康藏研究，主要体现在边笑非、熊玉文、黄辛建、邹敏等人的文章中。

2、四川师范大学王川教授作大会总结

王川教授从四个方面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这四个方面亦是此次研讨会 的特点：

1）理论讨论充分，现实关怀强烈

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对民国时期的“边政”、“内政”与“边区”、“边疆” 等概念及边疆学的构建与人才培养等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同时，也对边疆历史人 3 物、民国时期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等现实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

2）海疆、陆疆，涵盖八方

本次研讨会的探讨涉及海疆、陆疆，以陆疆为主；内容范围涵盖四面八方，从东北到西北，从西南到东南，东西南北各方皆有涉及。

3）重视新材料、探讨新问题、得出新结论

本次研讨会既有对传统史料的整理，也重视运用新的档案与日记来探讨 民国时期的边茶、边疆教育、边疆城市、边疆交通等新问题，得出新的结论。

4）沟通各方，科研协同

此次会议老少咸齐，几代芸集，既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边疆、民族学学专家，亦有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更有崭露头角的一代新秀，他们是边疆民族史地的希望；既有汉族学者，亦有兄弟民族的代表，集汉、藏、彝、满等族于一堂，体现了科研协同的精神。

王教授还表示，此次会议能够办成，非常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和四川大学中国西部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高度重视！感谢列席代表，他们的参与体现了求知的学术精神！感谢会务工作人员，他们的辛勤努力为会议的成功举行提供了后勤保障！

3、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邢广程致闭幕辞

最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邢广程教授致闭幕辞。他指出：这次会议 非常成功。会议的不同之处在于发言者认真，评论人评得非常好，体现了认真的学术批判精神。此外，邢主任还结合历史与现实，就中国边疆问题谈了自己的几点认识。

第二篇：20世纪唐诗研究述略

20世纪唐诗研究述略

20世纪唐诗研究述略

大致说来，20世纪初期，传统的学术形态仍有所衍流，而新型的唐诗观已然发端。属于前一类型的，如陈衍《石遗室诗话》及其《续编》、王ｋǎｉ＠①运《湘绮楼说诗》《湘绮楼老人论诗册子》《王志论诗》及其选批的《唐诗选》（订补本）、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宋育仁《三唐诗品》、朱宝莹《诗式》、高步瀛《唐宋诗举要》以及光明甫《论文诗说》（未刊稿）等，不仅多还承袭以往的诗话、诗品、笔记、选批、论诗诗等形式来解说和品评唐诗，在思想见解上也大抵未越出前人的樊篱，尽管具体论述中时有精义可参。但就在这个时候，某些新的观念已开始萌生。胡适于1915年发表《读白居易〈与元九书〉》和《读香山诗琐记》两文，以理想主义与实际主义（即写实主义）的分派来解说唐诗，称白居易为实际派领袖，上承杜甫《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别”诸作的创作倾向，而与并时的李绅、元稹等同气相求，开了引西方文论入唐诗研究的新风气。同年9月起，吴宓在《清华周刊》上连续载出其《余生随笔》，其中多则论及唐诗，他以唐宋诗之变迁为贵族派向平民派之转移，杜甫正当交接之会，乃“取贵族派之词华入以平民派之情理”，至白居易则已纯然平民派，这个观点不仅成为“五四”时期倡扬“平民文学”的先导，对后来的文学史家影响尤巨。至1922年，又有梁启超发表其讲演稿《情圣杜甫》，他把历来加于杜甫身上的“诗圣”徽号改作“情圣”，实际上反映着他不以“言志”、“载道”为依归，而认“诗为表情之具”（见《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附录二）的思想立场，在唐诗研究领域鲜明地树起了人本的旗帜。

经过世纪之初的酝酿和发动，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一批具有新观念和新形态的唐诗研究著作陆续产生。概述性的如费有容《唐诗研究》（大东书局1926）、许文玉《唐诗综论》（北京大学出版部1929）、胡云翼《唐诗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苏雪林《唐诗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杨启高《唐代诗学》（南京正中书局1935），专题性的如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陆晶清《唐代女诗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孙ｌｉáｎｇ＠②工《唐代的劳动文艺》（上海东亚图书馆1932）、刘开荣《唐代诗中所见当时妇女生活》（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或从整体概括，或就局部开发，均能自出手眼，不囿于传统，其表述的系统性和论证的严密性亦迥异于前人的诗话、诗论。此外，对具体作家如张九龄、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孟郊、韩愈、白居易、贾岛、李贺、杜牧、李商隐、罗隐、韦庄等，亦皆有年谱、评传、研究专著及论文问世，体现着进入现代学术领域的唐诗研究的初步业绩。

这个时期的学者中贡献较大且最具特色的，有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岑仲勉、钱钟书诸家。闻一多给唐代诗人及其作品作了大量考订工作，以此为凭藉来把握唐诗的发展流变，便有一个纵贯全局的眼光。他的《唐诗杂论》和后经其学生郑临川整理发表的《闻一多说唐诗》，皆为未完成的著述，却处处显示出文学史家的宏通视野，至今还给人以启迪；所选《唐诗大系》，亦能突破传统正变观的拘限，多从艺术性着眼，成为这个世纪以来第一部影响深远的唐诗选本。朱自清专门评论唐诗的著述并不多，但他的《〈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一文，对唐诗的题材、作法、体裁、流变、格律、声调等问题有较全面而中肯的解析，为阅读和批评唐诗指示了门径；所撰《经典常读》中力破固有的唐宋门户之见，主张从文学创新的角度来衡量宋诗变唐的利弊得失，使得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公案有了明确的方向，也给后来缪钺、钱钟书等有关唐宋诗风的异同比较提供了依据。陈寅恪和岑仲勉，则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来观照唐诗，所创“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方法，将史学与诗学熔为一炉，不仅丰富了诗、史双方的研究资料，还广泛涉及唐代社会经济、政治、科举、宗教以及民族交往、国际交流与诗歌创作间的多重互动关系，展现出文学与人生诸方面纵横交错的复杂图景。至于钱钟书《谈艺录》一书系用传统笔记体裁写成（其中相当部分述及唐诗），虽不重理论建构，而每下一断语，必穷源竟委地引证中外古今文献资料，以期在互参互证中使问题得到生发，故被誉为文学上比较研究之典型。以上诸家各从不同的思路进入唐诗园地，他们的学术成果对于整个20世纪古典文学学科皆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50年代开始，唐诗研究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兴起，推动了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有计划开展，一系列唐人别集、总集和研究资料的校点、诂笺、编年、集成被提上议事日程，作家传记、年谱、评论等撰著也获得了新的势头。像《唐人选唐诗》（十种）、《唐诗纪事》、《全唐诗》、《钱注杜诗》的校点行世，《文苑英华》、《万首唐人绝句》、《宋本杜工部集》的影印流布，研究资料汇编如《白居易卷》、《柳宗元卷》、《杜甫卷》（唐宋之部）的辑成，新著如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萧涤非《杜甫研究》（人民出版社1956）、傅庚生《杜甫诗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林庚《诗人李白》（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詹ｙīｎｇ＠③《李白诗文系年》（作家出版社1958）、孙望《元次山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苏仲翔《白居易传论》（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褚斌杰（白居易评传》（作家出版社1957）、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订补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钱钟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吴文治《柳宗元评传》（中华书局1962），皆足以代表这一时期的成果。唐诗的普及也是一项重点工作，各种选本、译诗、鉴赏指导与知识读物的盛行。这类读物中亦有层次较高、能达到雅俗共赏水平的，如马茂元《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刘逸生《唐诗小札》（广东人民出版社1961）以及冯至等《杜甫诗选》（作家出版社1956）、陈贻ｘìｎ＠④《王维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顾肇仓等《白居易诗选》（作家出版社1962），都能为学界人士提供参考。这个时期的最大特点，还在于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在唯物史观的引导下，人们普遍关注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功能，侧重从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角度来把握唐诗流变，并努力发掘作家创作与人民群众生活实践之间的种种关联。这一新的观念在当时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包括断代专史、专论如周祖ｚｈｕàｎ＠⑤《隋唐五代文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王士菁《唐代诗歌》（人民出版社1959）、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唐诗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刘开扬《唐诗论文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杨公骥《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62）里，都得到了鲜明的反映，而李白、杜甫、白居易诸大家一时成为研究的热门，更突出地表明了这层关系。但是，由于人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带有相当程度的庸俗社会学和形而上学的成份，如不适当地夸大经济、政治的决定作用而忽略历史文化其他因素对文学的影响，片面宣扬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传统而贬抑人的多方面的审美需求，从而导致研究视野的狭隘化和评判标准上的唯政治功利化，连带累及一些很有意义的学术争鸣如有关唐诗繁荣原因、“盛唐气象”、边塞诗派和山水田园诗派等探讨。待到十年**期间，形而上学的倾向越演越烈，以至用“儒法斗争”来贯穿整个文学史，让每个作家按线站队，人为地扬李抑杜、褒柳贬韩，完全脱离了学术规范，造成思想上的极度混乱。

唐诗研究的再度繁荣，是70年代末以后的事。在这最近20来年间，思想的活跃、队伍的壮大、学会的组织、对外的开放，从各个方面推进研究工作，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动向。

其一是资料建设的加强。资料及其考辨，是科学工作的基础，理所当然地占据着新时期唐诗研究的首要位置，其成绩也最为显著。诗篇辑佚方面，继王重民于60年代辑成《补全唐诗》104首和《补全唐诗拾遗》127首，后有孙望《全唐诗补逸》20卷收诗830首，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21卷收诗1000余首，陈尚君《全唐诗续拾》60卷收诗4300余首，并经陈尚君统一整理、汇编为《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删繁订误，共得诗6300余首。诗集笺校方面，康金声等《王绩集编年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任国绪《卢照邻集编年笺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郭鹏《寒山诗注释》（长春出版社1995）、徐鹏《孟浩然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2）、陈铁民与侯忠义《岑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瞿蜕园与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安旗等《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6）、陶敏等《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华忱之等《孟郊诗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瞿蜕园《刘禹锡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罗时进《丁卯集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等，都是具见功力的注本，而詹ｙīｎｇ＠③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和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9），更带有结集的性质。诗人诗作考订方面，除单个作家的年谱、传记外，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及其《续编》（巴蜀书社1987）、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巴蜀书社1989）、吴汝煜等《全唐诗人名考》（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和《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在庆《唐五代文史丛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等，都是把考证工作放到唐代历史文献参合比较的大范围里展开而有新的创获，特别是傅璇琮主编并有全国20多位学者专家通力合作而成的《唐才子传校笺》一书（中华书局1987-1995），对唐代近400余诗人的生平事迹加以系统爬罗梳理，称得上集大成之作。其余如书目、版本研究方面，有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陈伯海与朱易安《唐诗书录》（齐鲁书社1988）、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郑庆笃等《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以及台湾学者罗联添《隋唐五代文学研究论著集目》正续编（五南图书公司1996）等；研究资料集成方面，除中华书局续刊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李白、韩愈、李贺、李商隐数家外，另有傅璇琮等《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陈伯海等《唐诗论评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罗联添《隋唐五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79）等。

其二是研究领域的开拓。针对以往的研究工作多集中于几个大诗人身上的不足，新时期唐诗研究有了全方位的拓展。大家续有深入，甚至像初唐宫廷诗人、大历诗人群、晚唐诗人群以及其他过去不被人注目的“小家”，亦开始受到普遍关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对象正逐步由单个作家向综合性课题转移，且广泛涉及各个领域。其中综论唐诗的，有陈贻ｘìｎ＠④《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林庚《唐诗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房日晰《唐诗比较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邓仕梁《唐宋诗风》（台湾书店1998）等；集中考察一个时段的，有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东方出版社1997）、尚定《走向盛唐》（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傅绍良《盛唐文化精神与诗人人格》（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蒋寅《大历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与《大历诗人研究》（中华书局1995）、吕正惠《元和诗人研究》（台北东吴大学中文所1983）、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等；分体论述的，有黄盛雄《唐人绝句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周啸天《唐绝句史》（重庆出版社1987）、赵谦《唐七律艺术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孙琴安《唐代律诗探索》（西南交大出版社1998）、王锡九《唐代的七言古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张修容《中唐乐府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5）等；按题材及流派着眼的，有许总《唐诗体派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蔡石麟《晚唐社会诗研究》（台北复文出版社1986）、洪赞《唐代战争诗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冯艺超《唐诗中和亲主题研究》（台北天山出版社1994）、颜进雄《唐代游仙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王隆升《唐代登临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林香伶《唐代游侠诗歌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黄浴沂《唐代新乐府及其代表作品》（台北学海出版社1999）等；追索唐诗与社会历史文化各部门之间关系的，除漓江出版社1996年刊行的系列丛书《唐诗与舞蹈》（张明非）、《唐诗与庄园文化》（林继中）、《唐诗与音乐》（朱易安）、《唐诗与绘画》（陶文鹏）、《唐诗与科举》（陈飞）、《唐诗与道教》（黄世中）之外，尚有任半塘《唐声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吴相洲《唐代歌诗与诗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陈华昌《唐代诗与画的相关性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杜松柏《禅学与唐宋诗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6）、萧丽华《唐代诗歌与禅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查屏球《唐学与唐诗》（商务印书馆2000）等，其中最热闹的话题还是唐诗与音乐、与佛教的关系；另外，有关唐诗接受史的研究亦已展开，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岳麓书社1984）、黄炳辉《唐诗学史述论》（鹭江出版社1996）、蔡瑜《唐诗学探索》（台北里仁书局1997）、朱易安《唐诗学史论稿》（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黄奕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乃至许总《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简恩定《清初杜诗学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等，皆已显示了初步的业绩。在这方方面面成果的基础上，遂有加以总结、提炼，以期对唐诗作一宏观、整体把握的需要，像刘开扬《唐诗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罗宗强《唐诗小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张步云《唐代诗歌》（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许总《唐诗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杨世明《唐诗史》（重庆出版社1996），都是新形势下的史学专著，给唐诗发展流程勾画出更翔实也更精细的脉络；陈伯海《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1988）、郭扬《唐诗学引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余恕诚《唐诗风貌》（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则带有横向归纳的性质，就唐诗的质性、渊源、流变、体类、流派、法式及学术史诸问题进行概括，试图为新一代唐诗学的理论建构开辟途径。

第三是艺术品评的深化。唐诗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本是50年代以来的基本趋势，到这个阶段越形发达，各类读本和辅助阅读、欣赏的文字风行，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加强，多种工具书的编纂，构成新时期学术园地的独特景观。选本中较有影响者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以其选诗风格多样化和作家小传中掺入艺术风格点评而被人看重，其后马茂元与赵昌平《唐诗三百首新编》（岳麓书社1985）、葛兆光《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唐诗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亦时有精到评议，富寿荪等《干首唐人绝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霍松林等《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陕西教育出版社1991）则以收辑前人评语见长，而陈伯海主编的《唐诗汇评》三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选诗5000余首而又汇录大量历代论评资料，或具有集成的意义。鉴赏读物本时期由沈祖ｆēｎ＠⑥《唐人七绝诗浅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肇端，体贴深细，说解明白，深受读者欢迎，而后追随者甚众，按体、按类、按流派、按作家分别成书或综合编纂者层出不穷，而以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唐诗鉴赏辞典》（1983年版，解诗1000余首）为其顶峰。施蛰存所撰《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不以赏析为限，一题一议，广搜博考，切实有用，也为后学开了治唐诗的法门。这些书籍的印行，无疑对普及唐诗起到良好的作用。与此同时，唐诗艺术的理论性总结渐受重视，先后出版了陈铭《唐诗美学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王明居《唐诗风格美新探》（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师长泰《唐诗艺术技巧》（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李浩《唐诗美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与《唐诗的美学阐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诸作，有关唐诗意象、结构、语言和艺术风貌的专论更不在少数。至于大型工具书如周勋初主编的《唐诗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和周祖ｚｈｕàｎ＠⑤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中华书局1992），成为查考和研究唐诗的必备工具书，而王洪等《唐诗百科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范之麟等《全唐诗典故辞典》（湖北辞书出版社1989）、马东田等《唐诗分类大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张忠纲等《全唐诗大辞典》（语文出版社2000），亦皆有助于唐诗的阅读与会通。

最后是理论方法的更新。80年代以来唐诗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跟人的思想观念的变革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分不开的。一反“文革”以前庸俗社会学和形而上学的猖獗，新时期的学人普遍意识到要正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实事求是地评述历史。为此，不仅大力加强史料建设与实证工作，对一些重要学术问题的论争，如李杜优劣、韩柳异同、白居易讽谕诗论、《长恨歌》的主题、李商隐《无题》与《锦瑟》诗的寄托、《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的关系，以及重加讨论的唐诗繁荣原因、盛唐气象、唐代边塞诗评价、新乐府运动等，大都能避免极端、片面化的思想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和交换意见，有助于较全面的认识的形成。在此期间，人们还注意继承并发扬前辈学者讲求历史的整体联系和文史会通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尽力深入诗歌自身的流程，探索并抉发出唐诗流变中的各个构成环节，使一部诗歌史的演化轨迹能完整地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又力求超越就诗论诗的局限，尝试将唐诗与唐代历史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多重交会作一总体把握。这就大大拓宽了研究的视野，并推动各种综合性课题得以充分开发。80年代后期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海内外学术交流的日趋活跃，各种更新的思潮如心理分析、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接受美学、新批评乃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等纷涌而来，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的研讨也正在热烈地展开，这对于唐诗领域的理论创新必将产生而且已经产生了一定影响。当然，不同民族文学传统特别是不同学科之间的理论方法并不能简单移植，要有一个根据所研究的对象加以逐步消化和改造的过程，其最终会开辟出怎样宽广的前景，我们且寄以厚望。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门里加岂

＠②原字亻加良

＠③原字钅加英

＠④原字火加欣

＠⑤原字讠加巽

＠⑥原字芬下加木

第三篇：社会组织与边疆社会稳定专题研究

社会组织与边疆社会稳定专题研究

摘要： 边疆社会稳定与社会管理密切相关，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之一。是社会管理的核心所在，加强社会组织防控体系建设，对社会稳定起到促进作用，尤其是对边疆地区社会的稳定尤为重要，通过社会组织筑牢边疆社会安全稳定第一道防线。建构社会组织管理机制和制度，创新社会组织管理服务，促进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本文着重通过对边疆地区社会组织对社会稳定展开的专题研究

关键词 ： 社会组织；边疆；社会稳定；关系；

在当前社会转型和社会改革的大背景下，以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促进边疆社会和谐稳定，成为一个新的重大课题。作为边疆地区社会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建设中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在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着力点和突破口。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管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新任务，强调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一、社会组织发展概况

在中央决策推动下，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步伐不断加快。至2004年底，全国已登记的社会组织达28.94万个，比2002年增长1.2倍，其中社会团体15.3万个，民办非企业组织13.5万个，基金会892个。至2012年底，全国社会组织达49.2万个，比2004年又增长70%。当前，我国社会组织活动已经涵盖社会生活的主要领域，截止到 2010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43.9万多个，同时，在各级民政部门备案的农村专业经济协会4万多个、城市社区社会组织20万多个。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众多，通过各种形式结成的社会组织也很多，这些社会组织对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二、边疆地区社会稳定重要性

边疆地区社会稳定事关国家经济建设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良性发展，边境地区社会稳定能极大地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稳定是边疆地区改革与发展的前提和保障，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原因边疆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

总体上落后于东部地区和中部绝大多数地区。加快改革步伐，改变边疆地区的落后面貌是西部地区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暴力恐怖势力猖獗，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惶惶，不但不能吸引区外境外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而且现在取得的成果也会因为社会动荡不安而流失，开发西部的战略目标就会落空。邓小平指出：“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改革开放三十多边疆地区经济取得巨大成果，社会稳定是最重要的因素。只有边疆地区社会稳定，才能保持边疆的安定与巩固保证国家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我国的陆上边境线长达一万多公里，边境地区稳定是保障国家安全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只有地边疆地区广大民众将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纳入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安居乐业，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形成团结和睦相处的社会环境，才能为巩固边防打下最坚实的基础。

三、社会组织对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

1、社会组织是化解边疆地区社会矛盾、维护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个别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不仅失信于民，也损害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而信任是维持社会基本秩序、保障社会健康发展的最基本公共伦理要求，更是我党稳固执政的民心之基，政府的公信力一旦失去，运行成本就大大增加，政府的合法性会遭遇挑战，从而使社会陷入混乱，甚至出现不稳定局面。社会组织是公众的自愿结社，结社的前提和基础就是成员的互信，这种自然产生的“社会”信任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资本，有助于整个社会信任机制的生成，而重建社会信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社会组织，特别是基层社会组织是百姓“说话、诉苦、说理”的宣泄负面情绪的出口，这种“以一种制度化的公共利益取代了四分五裂的个人利益”[2]的宣泄方式是温和的、安全的、积极的、长期的，如果能够被回应和倾听，作为社会的减压阀是十分有效的。此外，把社会成员纳入到各种组织中，可以起到约束、控制的作用，特别是在情绪激愤的时候，能够克制他们的过激行为并通过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对话温和理性的解决问题，化解矛盾，避免危机。

2、社会组织是边疆地区经济平稳发展、社会和谐安宁的重要帮手。

社会组织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与政府相比，它以其灵活多变的方式使一些个人把他们的资源汇集起来以提供相对高品质的公共物品和服务，但并不要求大多数国民来分担这些成本。目前，在经济领域，行业协会对于维持有序的市场秩序和健康的市场竞争，推动企业创新，实现行业自律发挥着巨大作用；在社会领域，一些基层社会组织发挥着整合资源、提供服务，维护社会秩序的拾遗补阙的重要作用。

当然，如果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声音不重视，对其发展不能良性引导，社会组织自身反而会成为不稳定因素，甚至成为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给维护稳定设置障碍，增加难度。所以，政府如何正确引导并发挥社会组织的维稳功能，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关键所在。

3、社会组织是防范突发群体事件的重要支柱之一

从近年来各地发生的一些有影响的群体性事件来看，几乎每起事件都有前兆可寻，都有苗头显现，有的有明显的群体活动，有的出现集体上访，有的发生群众聚集，只是我们的一些地方和单位思想麻痹、反应迟缓，没有及时汇集信息，没有准确发出预警，没有科学进行应对，致使事件发生之后措手不及，进而带来连锁反应。社会组织作为各类人群的集聚点、各种思想的交汇处、各种信息的传播站，是反映社情民意、引导社会舆论、缓解社会压力的重要场所[1]，也是化解社会矛盾、实施社会预警、防范社会冲突的重要支柱。一方面，社会组织作为长期扎根于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能够有效地起到沟通、中介作用，当矛盾纠纷初露端倪、可能升级演化时，可以发挥自身代表性强、群众信任度高的优势引导群众用正确的方式表达诉求，按照法定程序、依据政策法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当矛盾激化、失控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时，可以利用与政府接触广、可信度强的优势及时把掌握的信息、动态向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通报，让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的苗头，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最大限度地把不稳定因素解决在初始阶段。

四、发展社会组织，维护边疆社会稳定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社会组织管理，大力推进社会组织的发展。

对社会组织管理要积极进行探索和创新，如通过开展无业务主管单位的行业协会登记试点工作，可以选择政治风险较小，关乎民生、福利的慈善公益类、社区服务类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登记管理体制的改革，将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转变为“准一元管理体制”，以此推进社会组织的发展；要把社会组织的评估工作制度化，并扩大评估结果的示范效应，政府相关部门在转移和委托职能、购买服务、资金扶持、评选先进等方面要优先考虑获得评估等级较高的社会组织；最后，要做好社会组织的年检工作，完善评估体系和第三方独立评估机制，规范程序、充实内容，避免“监管真空”，切实发挥年检工作对社会组织的引导、规范和激励作用。

（二）逐步拓宽社会组织参与政策、政府管理

完备的法律法规是保证社会组织政策参与权力得以实现的根本途径，在等待国家立法的漫长过程中，各省市应用好地方立法权，先行出台具有地方特色并切实可行的地方法规和规章，赋予一定资质的社会组织旁听会议、发言、环评论证的权利，并制定操作性强的实施规则和办法。此外，要畅通社会组织建言献策的渠道，逐步增加社会组织代表人士在党代会、人代会、政协委员中的比例，鼓励社会组织中的优秀人才积极参政议政。拓宽社会组织政策参与的渠道，不仅重视政策的制定，还要完善社会组织在执行、监督和评价反馈中的作用，在这些环节中，决策信息公开是前提和基础，虽然近几年各地试行了政务公开、信息发布等各项制度，但有关决策效果的评估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因此，有必要就决策的评估标准、方法、程序、结果的反馈等方面对社会组织的参与做出规定并形成制度化的渠道。

（三）建立与社会组织的沟通常设平台，实时掌握民情民意的发展动态。社会组织作为政府与市民的联系枢纽，一方面，能够把基层群众的各方面诉求合法理性的下情上达；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也能够把政府的方针政策有效的上情下达。这种双向的沟通不仅为政策执行减小阻力，而且社会组织能够提出最符合民意、民情的办法，从而推动政府实现精细化管理。实现以上两点，就要求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实现有效地沟通和协调，在部分领域和部分省份城市，沟通平台和交流机制已经建立，例如，2011年，环保部出台了《关于培育引导环保社会组织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建立政府部门与环保社会组织定期沟通交流的机制。此外，上海进行了积极探索，早在2002年，“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街道就创建了全国第一家社区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实施民间组织的枢纽式管理”

[7]。上海通过市民中心、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和街道社会组织联合会等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的新型工作平台，实现了政府与民间组织的良好沟通。大连不仅要尽快出台建立沟通常设平台的地方性规章，还应学习上海通过推动服务民间组织的社会组织的发展建立枢纽式管理。

此外，沟通的前提是信息公开透明，政府的信息公开有法可依——《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而目前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不规范、较随意，深圳在接下来的社会组织改革中，将搭建信息披露平台，“2013年全市社会组织100%纳入平台接受公众监督，基本形成社会组织诚信体系”[8]。大连市也应尽快搭建信息披露平台，实现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规范化，这不仅是社会组织完善内部治理、完善评估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赢回社会组织失守的公信力的最佳途径。

（四）、党和政府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领导

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坚持“应建必建、应派必派”的原则，以“扩大覆盖面，增强有效性”为工作方向，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对社会组织全覆盖。要充分发挥各级党委作用，把党建工作渗透到各社会组织之中，让社会组织在承担自身职责的同时，自觉地把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融会于实际工作之中，确保社会

组织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推动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中创先争优，使其始终成为党领导下的可靠建设力量；贯穿到社会组织的党员理想信念教育之中，激发他们保持先进性的内在动力，让他们始终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党的执政地位。要按照社会组织在哪里建立存在，党组织就必须在哪里跟进的原则，完善各项引导和支持政策，组织和引导各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并通过它们来动员和整合社会，巩固和扩大我们党自身的阶级基础与社会基础

[2]。三要强化对社会组织的培育。要主动适应形势变化，坚决摈弃过去那种认为社会组织发展必会与政府对立的僵化观念，不断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放手社会组织参与各项社会管理活动，努力为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活动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切实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拓展空间。一方面，要坚持多元投入。政府设立社会组织专项资金，对诚信守法、自律严格、作用突出、社会认可的社会组织实行“以奖代拨”，并对做出突出贡献的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给予一定形式的奖励。同时，积极争取企业资本、民间资本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和投入。另一方面，要加强人才支持。主动挖掘有益于社会组织建设的各类人才，促进社会组织人才队伍职业化、专业化；要制定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管理办法，吸引优秀人才到社会组织工作，不断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

（五）、发挥民间组织活力构建边疆地区民族和谐

政协委员、香港青年协会总干事王易鸣说，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发挥民间组织的有益作用值得思考。这些年，国家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一些社会矛盾，有些矛盾不是政府能够直接解决的。这时，可以通过民间组织作为中介进行协调。当然，民间组织数量巨大，存在诸多问题，值得关注。例如，这些组织的管理制度不完善，经费不充足，自身定位不明确，工作人员不专业。国家应该把这些组织纳入社会管理体制内部进行规范，比如协助其加强财务管理，培养人才等等。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要发挥民间组织的活力，也要帮它们做得专业些。边疆地区民间组织众多，要充分发挥这些组织的社会能力，为地区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结语：可以说社会组织是政府管理的“减肥剂”、社会融合的“黏合剂”、社会矛盾的“稀释剂”角色，从而促进整个社会和谐。要维护边疆地区社会稳定，就必须充分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力量，让各种社会组织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发挥作用，为边境地区的长治久安，民族团结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1]我国人均GDP达5432美元[N].南方都市报, 2012-08-17.[2]董励华.加强党对社会组织领导的思考[J].领导科学，2011（3下）

[3]邓伟志.社会组织与政府改革[N].学习时报，2005-08-01（6）.[4]郭道晖.论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从人民与人大的法权关系谈起[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2）

【5】陈洪涛.为什么要用“社会组织”[J].中国非营利评论，2008，（1）

第四篇：民国时期的教育哲学研究

民国时期教育哲学研究概目

1、范寿康《教育哲学大纲》 商务印书馆 1923年出版

2、吴俊升《教育哲学大纲》 商务印书馆 1934年出版

3、钱亦石 《现代教育原理》中华书局1934年

4、余家菊《教育原理》 中华书局1923年出版

5、余家菊 《教育哲学论稿》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新版 有）

6、程其保《教育原理》 商务印书馆1928年

7、崔载阳 《教育哲学》（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

8、姜琦《教育哲学》群众图书公司1933年

9、范锜《教育哲学》世界书局

10、张怀《教育哲学》传信书局

11、朱经农 《教育思想》

12、肖恩承 《教育哲学》

13、世英《教育哲学

14、傅统先 《教育哲学讲话》

15、林砺儒《教育哲学》

16、张栗原《教育哲学》

17、李浩吾《新教育大纲》

18、陆人骥《教育哲学》

译著

19、（美）柯布 著

20、波特著孟宪承

21、（英）亚丹士 著

论文

22、范寿康 《教育哲学的体系》

23、孟宪承 《教育哲学之一解》

24、-----略（见黄济《教育哲学》1933年（有）1935年商务印书馆 1944年商务印书馆 1926年 ABC》 世界书局世界书局1947年开明书店 1946年（有）生活读书新知书店 1949年（有）南强书局 194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年（有）译《新教育的原则及实际》中华书局译《教育哲学大意》译 《教育哲学史》《学艺》4卷 1－7号 1922年7月 《新教育》第5卷 第5期 1922年12 附录）崔载阳余家菊月

第五篇：毛泽东与《甲申三百年祭》述略

毛泽东与《甲申三百年祭》述略

李合敏

164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申年。这一年，既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的胜利之年，又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迅速走向败亡之年。在事隔300年后的1944年3月，郭沫若撰写了长篇史论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并被3月19日至22日的重庆《新华日报》连载。该文不仅论述了明朝灭亡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分析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浴血征战、最终推翻明王朝，但转瞬陷于败亡的过程和原因。《新华日报》在连载《甲申三百年祭》的同时，还配合发表了宗顾的《三百年前》一文，对研究明末历史的现实意义作了解说：‚这段历史虽是整三百年前的事，但特别因为现在我们正挣脱出一次新的亡国危机，回味起来，是更能感受到新鲜的意义的。何况至今，许多无耻的汉奸所干的正是当年洪承畴、吴三桂的勾当，而因为受了传统历史书的束缚，还有人把明末的农民起义目为寇贼，反把卖国求荣的洪承畴当做贤哲，那么，把这段三百年前的历史弄弄清楚就更是有意义的事了。‛正是由于研究明末历史和李自成农民起义特别是《甲申三百年祭》的重大现实意义，该文一经发表便遭到了国民党御用文人的指责和围攻，认为郭沫若是在恶意影射国民党骄傲、腐败、搞宗派、不团结。与此相反，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却对《甲申三百年祭》给予了高度评价。当他从《新华日报》上看到《甲申三百年祭》后，立即决定把李自成功败垂成的历史教训作为全党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反面教材。后来他甚至还说过《甲申三百年祭》‚要永远读下去‛。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高度评价《甲申三百年祭》，不仅在于其基本史实和基本观点符合毛泽东的看法，更在于文中对李自成失败原因的深刻揭示：‚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 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囤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就这样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清兵入关之后，四月十九日才由自成亲自出征，仓皇而去，仓皇而败，仓皇而返。而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260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是说，一些首领因为胜利而头脑发昏，忘乎所以，开始骄傲起来，生活腐化，进行宗派斗争等，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迅速败亡的原因所在。

众所周知，1943年至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取得了对德、意法西斯的决定性胜利，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从1943年起开始逐步扭转困难局面，在一些地区还开始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所有这些表明，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已经指日可待，时局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十分重大而迫切的课题：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够在取得巨大发展和胜利面前继续保 2 持清醒的头脑，争取更大的发展和胜利? 这也正是作为党的领袖的 毛泽东所深思熟虑而已经成竹在胸的问题。在深谙历史、善于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并用以教育全党的毛泽东看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因胜而骄、因胜而腐、因胜而讧，最终导致败亡的历史教训，对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大的警示作用。中国共产党要在今后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坚决反对和克服骄傲，坚决反对和克服腐败，坚决反对和克服宗派主义。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无疑就是对全党进行思想教育的鲜活教材。

在《甲申三百年祭》发表20天后的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不仅及时提出了‚加强城市工作和争取全国胜利‛、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等问题，而且在历数我党历史上因骄傲而吃了大亏的教训的同时，明确宣布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全党的学习材料，告诫全党要以李自成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1930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1931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90%左右。第四次是在1938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3 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还针对党的历史上的宗派主义及其危害，特别是当时由于日寇的残酷‚扫荡‛，实行封锁，各抗日根据地处于分割状态而带来的问题指出，虽然我党历史上存在过并且起了不良作用的宗派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目前在我们党内严重地存在和几乎普遍地存在‛。例如，由于斗争历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和工作部门不同而产生的各部分同志间互相不了解、不尊重、不团结的现象，看来好似平常，实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山头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别广大和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而党内教育不足则是其主观原因。指出这些原因，说服同志们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打通同志间的思想，提倡同志间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以实现全党大团结，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延安《解放日报》于1944年4月18日和19日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祭》，并在编者按语中称其‚科学地解说了历史‛，指出国民党御用文人对其‚围剿‛只不过是‚蚍蜉撼大树‛、‚增加了郭先生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5月，延安新华书店总店又出版了《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党员干部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要求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踏李自成的覆辙。‛11月21日，毛泽东又专门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 4 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1949年3月，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中国共产党将由农村进入城市并执掌全国政权，毛泽东又开始考虑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新政权的巩固问题。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及时地告诫全党：‚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但巩固这个胜利，‚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为了有效防止党内骄傲情绪和腐败倾向的滋长蔓延，毛泽东还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明确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3月23日，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在进行出发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5 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出发前，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次日，毛泽东一行路过保定，在与当地领导共进午餐时，他说：‚明天，我们就要到北平喽，接管全国的政权，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共产党奋斗了28年，用千万烈士的生命换来的全局性的胜利啊!‛‚历史上不是有个李自成吗?他进了北京，失败了，被人家赶了出来!‛周恩来插话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给后人留下了沉痛的教训。‛毛泽东接着说：‚是的!李自成打进了北京，住进皇帝住的金銮殿，忙着做皇帝。他的丞相牛金星张罗着登基大典。大将军刘宗敏不讲政策，胡乱杀人。当官的只知道享受，当兵的只知道吃喝玩乐。……胜利冲昏了头脑。李自成进北京没多久，就被吴三桂赶出来了。‛此时的毛泽东神情严肃，心事重重。‚李自成是农民领袖，揭竿领兵，前仆后继，好不容易取得了胜利，一骄傲就失败了，连他自己的性命都没有保住，我们可不要当李自成呀!‛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面临着贫穷落后、百废待兴的国情。毛泽东更是反复强调必须吸取李自成的教训，坚决反对和克服腐败问题，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优良作风。据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回忆：‚一九五O年二月二十七日，主席从苏联回来，到了哈尔滨。哈尔滨市设宴招待，把最好的东西做给他吃，有熊掌、飞龙等。第一顿饭，有胡志明在座，主席吃了。回到住地，主席对我说，这样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国家现在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你去交代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第二天，他们改过来了，主席很高兴，说这样子蛮好的。又说，胡志明同志是客人，一定要照顾好。后来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 6 排得还好。主席很生气，接见干部时专门讲了这个事。他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不能这样做。’‛毛泽东在与他的一个亲属谈话时还进一步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毛泽东不仅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精辟论述了反腐倡廉的极端重要性，而且充分表明了他对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绝不姑息迁就的坚强决心。

正是由于对《甲申三百年祭》所揭示的李自成因胜而骄、因胜而腐进而导致失败的教训的深刻认识，特别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反腐倡廉问题。他不仅反复以《甲申三百年祭》和李自成的失败告诫全党必须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而且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十分重视开展反腐败斗争问题。为了使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时刻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时刻保持警醒，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自觉地、坚定地当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心系人民，用权为民，克己奉公，勤政廉洁，他在一再强调必须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对腐败变质分子特别是对其中的位高权重而又犯罪情节严重者进行毫不留情的从严从重惩处。1937年10月，少年即加入红军并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时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不遂，开枪把刘茜打死。事发后，有不少人认为，黄克功为革命做过重大贡献，在此民族危难、亟须用人之际，应对其 7 免除死刑，令其立功赎罪。毛泽东专门致信此案审判长雷经天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对此案作了认真研究，经中共中央同意判处黄克功死刑，并召开公审大会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不仅就反对和克服权力腐败、脱离群众问题作了大量论述，甚至多次专门指示，并且先后领导开展了旨在包括反对和克服权力腐败、脱离群众的‚三反‛、‚五反‛、整党整风、反干部特殊风、‚四清‛等一系列政治斗争(运动)。其中，建国初期开展的‚三反‛斗争，至今仍令人们记忆犹新。针对当时发生的严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毛泽东要求必须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他一再强调：‚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查 8 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需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为了推动和指导‚三反‛斗争，毛泽东批转了大量的报告，写了许多指示、批语和书信，其中仅1952年2月经他批转的‚三反‛文件就多达85件，而且正如薄一波所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纪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例如，中纪委收到署名‘东北一党员’揭发高岗的信，报请毛主席同意，照样派人去查。收到天津群众揭发市领导和两位高级军事干部的信，毛主席叫我亲自去天津调查。‛在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前夕，时任天津市委书记黄敬要薄一波向毛泽东反映，是否可以考虑刘、张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不要枪毙他们，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严肃地回复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这个道理。‛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刘青山、张子善事件给我们‚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三反‛运动对腐败分子特别是极少数严重腐败分子的严惩，不仅再一次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在惩治腐败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和坚强决心，对全党全社会震动极大，而且再一次向全党全社会郑重表明：中国共产党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蔓延下去，决不会对任何一个腐败分子心慈手软，9 决不会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作者单位：中共河南省南阳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