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界变迁与边疆问题1

第一篇：中国边界变迁与边疆问题1

中国边界变迁与边疆问题1 18世纪中期中国疆域的最终确立

（一）中国有继承相延2000年的历史疆域

边界是近代国家概念，是指相关国家通过签立条约、各方会勘确定的国家之间的分界线。历史疆域是古代国家概念，是指近代前历史上不同时期王朝国家自认的管控范围。

中国的历史疆域形成于先秦早期国家出现之际，其概念可以从历史演进和逆向推理两个方面来考量。从历史演进讲，中国历史疆域是指历代封建王朝所能管控的范围，同时也包括历史上中国处于割据时期（如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金等时期）各割据政权管控范围之和，中国历史疆域的变化是由历代封建王朝所代表的历史上中国的变化而定。从逆向推理讲，是指中国历史疆域确立之后，在统一国度内的中华各民族历史上生息繁衍的区域范围之和，即由中华各民族历史上溯推论而定。历史演进说能更多地展示中国历史疆域发展变化的过程，逆向推理论则往往用于印证边疆地区的历史归属。

至18世纪中期，历史演进中的中国历史疆域最终确立之际，同时也是逆向推理所依据的中国历史疆域确定之时，即国家处于大一统之中，中华各民族活动在国家统一治理的疆域之内，由此又为今天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近代之前，中国的历史疆域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可以分为形成、奠定、发展三个历史阶段，至18世纪中期最终确立。形成期始于早期国家夏朝，统治者所能管控的范围以黄河下游为主，此后逐渐拓展扩大，整个先秦时期都可以视为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期。《诗·大雅·江汉》：“式辟四方，彻我疆土”，是中国历史疆域形成时的写照。奠定期始于秦统一中国而止于西汉后期。公元前53年（汉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归附于汉朝，中国南北（包括西域）统一，至此，中国历史疆域基本奠定。此后中国历史疆域进入发展期，直到18世纪中期，除元朝统一西藏外，历代王朝的中国历史疆域是在一个大致的范围内，依国势的消长和内部政治局势的变化而有伸缩。

自秦汉统一中国以来至18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已延续了2000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的疆域范围及治理方式，都随着国势的消长不断变化。总的来讲，中国内部统一、国势强盛时（如汉、唐、元、清），疆域的范围就大一些，治理的力度也强一些；反之，则疆域有收缩，治理也相对松弛。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中国在历史上所处的特定环境和条件，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周边没有能与中国抗衡的政治力量。这种周边政治格局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明末清初，即17世纪初俄国越过乌拉尔山进入亚洲之前。此前虽然公元751年唐败于西来的大食，但这对当时的西部疆域并未构成威胁。所以，自秦汉至清初，中国历史疆域的伸缩变化一直是由历史上中国内部的因素主导的。

对此，可以有一个对比：赫梯王国是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在小亚细亚中部（今属土耳其）的一个古国，赫梯王国遗留下来的楔形文字文书中有1000多份是在不同时期与周边签订的各种类型的条约，其疆域范围基本上是通过条约确立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国家疆域发展的特点。

（二）沙皇俄国向东方的扩张 1581年，沙俄殖民军越过乌拉尔山进入亚洲。17世纪初，沙俄在向东方的殖民扩张中，与中国西北边疆的厄鲁特蒙古人发生了接触。此后，双方的关系不断发展。这种关系是多方面的，在政治上，侵略与反侵略、殖民与反殖民、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同相对正常的政治交往并存；在经济上，掠夺与反掠夺同相对正常的经济交流并存。双方的活动主要集中在额尔齐斯河流域。

与此同时，沙俄沿西伯利亚又迅速地向东方实行殖民扩张，至17世纪30年代，其势力抵达亚洲的东端。在短短50年的时间里，沙皇俄国在亚洲殖民扩张的领土面积达1000万平方公里。

三）清朝东北边界的确立

1643年，沙俄以雅库茨克为据点，向中国黑龙江流域扩张，比较集中的有三次： 1643年-1646年波亚科夫入侵 1649年-1653年哈巴罗夫入侵 1653年-1658年斯捷潘诺夫入侵

在清朝东北边疆军民的反击下（1685年和1686年有两次雅克萨反击战），沙俄的殖民扩张受到遏制。

在清政府的要求下，中俄于1689年通过谈判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历史上与外国订立的第一个条约。条约第一条规定：两国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奇河、外兴安岭至海为界。其中将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作为待议区，条约规定：

乌第河一段“土地应如何分划，今尚未决，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遣专使，或用文牍，始能定之”。

为了抵制沙俄在北方蒙古地区的扩张，清政府要求与俄国谈判北部边界的划分。经两年谈判，1727年9月1日，中俄签订《不连斯奇条约》。

《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边界条约，由《阿巴哈依图界约》和《恰克图界约》组成。条约划定了自沙宾达巴哈至额尔古纳河上游清朝北部与俄国边界的走向。今天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的边界走向。

虽然清政府在签订《尼布楚条约》和《不连斯奇条约》时作出了让步，但这两个条约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中国东北和北部边界。史学界评价这两个条约是平等条约。

（四）清王朝继承和恢复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疆域

1683年，清出兵收复台湾，次年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1727年，清在西藏设立“驻扎西藏办事大臣”（简称“驻藏大臣”），对西藏事务实行直接管辖。1755年至1757年，清军先后平定准噶尔，统一了西域天山以北地区；1759年又出兵平定大、小和卓之乱，统一了西域天山以南地区。

清王朝在入关后经过百余年的努力，至此最终继承和恢复了历史上中国的大一统疆域，其中东北和北方通过与俄国签订条约，正式划定了边界。经过分区测绘，1762年形成了《乾隆内府舆图》，是为清代疆域之依据。

史学界一般认为，2000多年间，中国历史疆域的管辖范围、治理方式等是不断变化的，但至18世纪中期《乾隆内府舆图》形成，中国的历史疆域最终确立，此时疆域面积约1270万平方公里。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清对边疆地区的治理仍实行因地制宜和因俗而治的多种体制。主要有：

六部直辖行省制，延续前朝对云南、广西、台湾的行省体制。

军政合一的军府制，在新疆、东北、蒙古、西藏等地创建。

与军府制并行的藩部制，创建或延续的蒙古札萨克制、新疆南部伯克制、西藏拉章制等。

与边疆行省并行的土司制，延续前朝在云南、广西等省的土司制。

第二篇：中俄东北边疆问题

刘子杨编著《清代地方官制考》(紫金城出版社，1988年)，对近代以来边疆地区官制，以及负责海防事务同知以下官吏的变化作了较详尽概述。徐学林《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则对更少为研究者问津的中华民国时期的地方行政设置和管理作了虽简略但颇为全面的介绍。综论方面还有赵云田《近代我国边疆民族中央管理机构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1期)，作者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程的的逐步演进，国家*机构的陵替和调整的大背景出发，认为“晚清时期边疆民族中央管理机构最大变化，是理藩院改称理藩部”，名称的改变，其职能也发生了变化。“理藩部对俄交涉职能的丧失，是俄国政府单方面愿望的实现，是清政府屈从于资本主义列强的产物”。文章还对北洋时期蒙藏事务局，以及它的后身蒙藏院，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的设置、沿革、职掌进行了客观述评。

由于边疆地区情况各异，更多的研究是侧重于具体地区的具体变化。

东北地区。赵云田《晚清东北军政管理机构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4期)对光绪年间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三将军体制的变化，直至最终废除军府制，建立行省的演变进程、原因和作用作了论述，认为：“清代东北边疆管理机构，通过晚清的官制改革，由三将军体制演变为建行省、设督抚，在行政、立法、司法等方面表现出了近代国家机构的特点，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朝由盛到衰，而且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北地区社会的发展”。康沛竹《日俄战争后的清廷东北防务》(《近代史研究》1989年3期)认为，清政府面对边疆危机加剧，在东北地区采取了相应举措，以期缓解“龙兴之地”内外交困的危机局面，其举措有三：行政体制的变革——改建行省；移民实边政策的继续推行；整军经武以固边防。文章还论述了这一时期主政东北的边吏赵尔巽、徐世昌、锡良、程德全、吴禄贞、宋小濂的政绩。刘家磊《略论清季东北移民实边政策》(《清史研究》1991年2期)，考察该政策由封禁到开放，由虚边到实边的发展过程。许淑明《清末黑龙江移民与农业开发》(《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页195～209)，认为，1904年以后，清政府在东北实行土地开放政策，使黑龙江农业开发迅速发展，刘金明《北洋政府对鄂伦春族的政策与“安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4期)指出，北洋政府对鄂伦春族推行的一系列政策，虽然半途而废，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仍起到安抚东北边疆的某些作用，“主要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北洋政府对东北边疆地区的管辖，促进了鄂伦春族农业生产的初步发展，为鄂伦春族培养了一批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才”。吴禄贞于1907年调任延吉边务帮办、督办、治边颇有建树，勒大经《吴禄贞经略延边的历史功绩》(《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3期》)认为，吴禄贞是为维护延吉领土主权，为延边开发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物。

综论方面。张振昆鸟《近代中国的边患与边界问题——一个简要的回顾》(《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页59～72)从宏观上回顾了近代中国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从海疆告警到边界普遍危机，进而发展到危机深化的历程，指出，“一部中国近代史始终与中国边患密切联系在一起，后者构成前者的一个重要内容”。而近代边患的直接结果，“一是中国丧失了大量领土，二是历史积累了许多边界问题”。而“这许许多多边界问题，正如中国领土的丧失那样，大多是帝国主义(主要是俄、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包括侵略中国和侵略中国的邻国)造成的，与近代中国的边患紧密相连。因此也可以说，这是多年边患的历史给新中国留下的一份遗产，当然是一份负担沉重的遗产”。唐承丽、周国华《近代中国疆域的变化及其历史的教训》(《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2期)认为近代中国疆域变化的特点是：领土丧失的时间较晚、速度较快；领土丧失由边疆向内地深入，又主要集中于北方边疆，领土丧失与不平等条约紧密相联。郑仙、傅元祥主编《中国近代边防史(1840 ——1919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则从边防史角度，对近代边患和边界问题作综论，应引起学者重视。

中俄以及中国与独联体中亚三国的边界研究。中俄两国有着漫长的边界线。最初的中俄东段边界是通过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的，两国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至海为界。到19世纪中叶，沙皇俄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和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将中俄东段边界推进到黑龙江、乌苏里江至图们江口一线，留存至今。中俄中段边界是通过1727年中俄《布连斯奇条约》和中俄《恰克图条约》确定的，相当于今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边界线加上唐努乌梁海的北界，自1946年1月中国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后，中俄中段边界(除唐努乌梁海这一历史悬案外)已不复存在。中俄西段边界是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等条约确定的，今天已成为中国的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边界，中国的新疆与俄罗斯仅有54公里边界线。对中俄边界问题研究迄今权威的著述当推余绳武主编《沙俄侵华史》第1至4卷(人民出版社，1976～1990年)，这部凝聚了一批学者20余年心血的巨著，对中俄东、中、西段边界形成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论及中俄边界问题的著作还有：《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人民出版社，1 979年)等。

下面将以东段边界、西段边界问题研究为序，略作介绍。

1东段边界研究。步平、黄定天《〈瑷珲条约〉被逼签订原因的再探讨——19世纪中叶中俄若干问题比较研究》(《瑷珲历史论文集》页126～141)以瑷珲条约签订始末为中心，着重分析了面对俄国的侵略清政府传统边疆政策破产的必然性。关于瑷珲条约的研究还有：步平《〈瑷珲条约〉有效性的几项形式条件的分析》(《黑河学刊》，1984年3期)，祁学俊、韩来兴《〈瑷珲条约〉确定了中俄黑龙江边境贸易的合法性》(《黑河学刊》1989年3期)等。张本政《评一八八六年中俄勘界》(《学术研究丛刊》1980年3期)。对自图们江口至乌苏里江口一段边界第二次“会勘”始末作了分析，认为在这次勘界中，“中国收复了一部分1860年以后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纠正了错立和被沙俄私移的界线，增立了许多新界牌，争得了中国船只自由出入图们江口的权利”，对主持此次勘界的中国官员吴大澄的功绩与不足也给以评述。步平《中俄东部边界西段的勘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1辑，1987年)分析了1910年至1911年中俄派员会同勘测呼伦贝尔地区中俄边界，签订了中俄《满洲里界约》的始末，指出此举奠定了中俄东部边界西段的基础，“尽管中国在部分领土上受到损害，但是，由于经过勘定大大提高了边界的精密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觊觎中国领土的俄国的扩张，制止了其蚕食中国领土的活动，所以，勘界在这一意义上的作用是积极的”。关于东段边界研究的论文还有：董万?《一八六一年兴凯湖会谈勘界与沙俄侵略扩张阴谋》(《延边大学学报》，1978年2期)等。

《帝国主义侵华史》、《沙俄侵华史》均有专题论述

当我们作了以上概括性综述后，可以发现，中国近代边疆研究，特别是近代中国边界问题研究，这一长期被视之为研究禁区的领域正在被冲破。这里既有决策者的*家的大度与鼓励，也有研究者的努力与追求。从前述综述中，人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边疆问题研究前进的印迹。但是当将中国近代边疆研究与中国近代史其他研究领域相比较时，仍可发现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是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

沙俄制造呼伦贝尔“独立” 辛亥革命爆发后，沙俄又开始计划有步骤地 蚕食侵略我东北边疆领土。１９１１年１０月，由驻海拉尔沙俄领事策动，当地召开了各蒙古首领大会，会上向清政府提出了多项有损于中国主权的条件。次年１月，在沙俄的支持下，海拉尔爆发分裂叛乱，沙俄出兵助外蒙军队攻占海拉尔，呼伦贝尔宣布“独立”。２月，俄军参与和配合叛乱分子攻占满洲里。在中方的强烈反对下，１９１４年１１月中俄签订《会订呼伦贝尔条件》，规定呼伦贝尔取消“独立”，定为“一特别区域，直接归中国中央政府节制”。十月革命后，少数分裂势力失去后台和靠山，宣布“自愿取消特别区域”，废除《会订呼伦贝尔条件》。至此，呼伦贝尔“独立”的闹剧收场。

1858年5月28日（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中俄《瑷珲条约》

俄国侵占中国东北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

1860年11月14日（咸丰十年十月二日）

中俄《北京条约》俄国借口调停有功逼迫中国签订

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约40万平方公里土地强行划归俄国

1896年6月3日（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李鸿章同沙俄财政大臣维特、沙俄外交大臣罗巴诺夫在莫斯科签订）《中俄秘密协定》（即《中俄密约》，又称《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1.日本如侵占俄国的远东领土及中国领土时，中俄两国海陆军应互相援助，并互相接济军 火粮食。

2.在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期间，俄国军舰在必要时可以进出中国的一切港湾，当地中国官 吏应以物品供应

3.中国允许俄国于黑龙江、吉林两省地方修造铁路以达海参崴，修路事项，由华俄道银行 经办

該约为中俄第一次对日同盟条约，也是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同盟条约。使唤沙俄在“共同防御日本”的幌子下夺取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特权

1898年3月

中德《胶澳租界条约》

中国被迫“租借”于1897年11月20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被德国以武力占领的胶州湾

1898年3月27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六日）中俄《旅大租地条约》

“租借”旅顺和大连湾（两处已于1897年12月15日，即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被俄国舰队占領）及其附近岛屿和海面，“租期”暂定为25年。租借地的范围包括金州所属，租地以北至盖平为“中立区”。南满铁路由东省铁路公司建造我。俄国还在满州驻扎军队2.5万 多人，把整修东北变成俄国的势力范围，并向长城以南扩张

（一）中国（近代）边疆的理论探讨

这包括中国边疆的理论界定和概括、中国边疆研究的社会功能、中国边疆研究的内涵和方法等。

首先是中国（近代）边疆的界定。早在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就提出边疆是一国领土的外缘地带。吴文藻也认为边疆有政治上的边疆和文化上的边疆之分。1988年以后，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马大正、华立认为：边疆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中国的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陆疆是指沿国界内侧一定宽度的地区，具有自然、历史、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自身特点（《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邢玉林指出，近代以来的边疆，是指在国家陆路边界线内侧的或在国家海岸线外侧的、且属于该国主权的边缘陆路领土或海洋领土（《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

其次是中国（近代）边疆研究的社会功能。丁伟志认为，研究边疆既有体现在政治纠纷与军事冲突中的现实价值，也有体现在和平建设中的经济文化方面的社会效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序》）。邢玉林提出，研究边疆可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强化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提供稳定边疆的历史经验，为边疆的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促进边界问题的解决，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见前引文）。

再次是中国边疆研究的内容与方法。40年代林耀华、吴文藻、顾颉刚曾从环境、人类、文化三要素，政治学、人类学观点，旅行调查和专题研究诸方面进行探讨。90年代初，马大正提出，应当加强边疆政策方面的综合性研究，既要考虑到民族、宗教、边防、外交等政策，又要考虑到近代边疆危机与封建时期边疆政策由成功到失败的演变。特别应当加强现代边疆政权建设及其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研究，边防工作、边界交涉、边疆地区民族关系与跨境民族、接境邻国政治、军事、社会、民族概况等方面的研究（《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和当代边疆问题研究刍议》，《思想战线》1991年第3期）。邢玉林认为，中国边疆史研究应当包含中国边疆通史、中国边疆断代史、中国疆域史、中国边界史、中国边防史、中国边疆社会思想史、中国边疆内外关系史、中国边疆历史学史（见前引文）。

以上关于中国边疆的理论探讨，有的是直接述及近代的，有的虽然不是专讲近代，但对研究中国近代边疆问题也多适用。

（三）近代边疆开发研究

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汇集了15篇专题论文，其中9篇涉及近代东北、蒙古、新疆、云南、海南、台湾的农业、牧业、工矿业的开发。王戎笙主编《清代的边疆开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是1991年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内有多篇文章涉及了新疆等地的开发。成崇德、张世明著《清代西藏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分析了清末张荫棠在西藏的开发思想，联豫在西藏的开发措施，以及清末西藏开发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卢明辉主编《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对晚清北疆地区畜牧业经济的变化、“移民实边”与土地滥垦的影响、手工业生产兴衰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探讨。华立著《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以相当篇幅论述了晚清时期新疆农业开发状况，并总结了开发的历史特点和功效得失。

此外，许淑明《清末黑龙江移民与农业开发》（《清史研究》1991年第2期）提出，大批汉民的迁入，使黑龙江土地的开垦方法、耕作技术和农业习惯都受到了影响。钟萍《近代新疆农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认为，近代农地的开发，促进了新疆农业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新疆以农为主、各业并举的混合经济形式。唐凌《矿业在近代广西边疆开发中的作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3期）指出，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深入，以及广西战略地位的日益提高，政府和民众开始大力对其进行开发，其中，矿业开发起了很大作用。何瑜《近代海南开发》（《历史档案》1992年第2期）认为，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的大量侵入，海南传统农业逐渐解体，经济作物日益发展。

第三篇：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听课报告

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听课报告

——外蒙古独立事件分析

上完这个课程，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因此我下来也就这个问题翻看了一点书籍，查看了一点论文。作为一名历史学的同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自己的观点去看待这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更加客观公正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外蒙古独立是指外蒙古于20世纪前期从中国独立出去的一直影响到现在中国的巨大历史事件，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

外蒙古，首府为库伦（现名乌兰巴托）辖区约今日的蒙古国全境，还包括今俄罗斯联邦所属图瓦共和国大部分领土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和被俄罗斯强占现在属于哈萨克斯坦东北部的科布多地区，面积共20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二大内陆国。现蒙古国全境人口约241万，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之一，其人口90%为蒙古族信奉喇嘛教，语言为喀尔喀蒙古语。蒙古国矿产资源丰富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其北部有广阔的草原,畜牧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蒙古曾经是我们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自唐朝以来就属燕然督护府管辖。清朝初年,即1727年，中俄签订《布连斯奇界约》，肯定了外蒙古属于中国。康熙时期外蒙古地区被完全置于清朝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外蒙古只是到了1945年2月11日与苏联签定涉及外蒙古以及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又称“雅尔塔密约”）。其中规定：“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应予保持。”因此外蒙古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从中国独立出去了。

外蒙古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20世纪,在这个地区出现过三次“独立”。前两次分别开始于1911年和1921年。关于这两次“独立”,在相关的史料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中俄关系史料》等。

今天我要分析的主要是第三次独立，也就是外蒙古最终独立出去的一次。外蒙古独立事件并不只是一件孤立的事件，我们在分析它独立的原因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件事放在整个时代中去看，我们不能片面的去分析。

沙俄的阴谋：

沙俄长期对我国外蒙古和东北存有侵略野心，以满足其称霸世界的野心。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自身难保的清政府无力顾及外蒙古事态的发展，沙俄认为时机已到，便煽动蒙人“不要放过中国发生革命这个非常有利的机会”，实现“外蒙古独立”。1912年12月，沙俄政府擅自与外蒙古当局签订《俄蒙协约》和《俄蒙商务专条》，规定沙俄扶植外蒙古“自治”，并且享有种种特权。这样，外古实际上已沦为沙俄的殖民地。后来，由于中国长期内战，再加上八年抗日战争，外蒙古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英美两国的背后操纵：

英美两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让德国投降，为了敦促苏联尽早对日作战。利用《雅尔塔合约》 牺牲中国的利益。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会议。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正式签署了《雅尔塔协定》。在这个协定中，苏联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2个月或3个月后参加对日作战，但提出了许多针中国的条件，其中第一条就是“外古的现状须予维持”，意思就是要美英两国承认外蒙古的独立。罗斯福、丘吉尔答应了

斯大林的要求，签署了违反国际法准则的密约。

当时中国正处在内战时候，国民政府既要依赖美国，又想在战后得到苏联的支持，以便消灭中共势力，因此见了《雅尔塔协定》文本之后，只是乞求美国政府出面交涉，要求苏联修改《协定》的某些条款。所以便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正式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附件。在附件中就有《关于外蒙古换文》。《换文》称：“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在日本投降后，在外蒙古人投票中，没有一个投反对票，因此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就这样，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从此在中国版图上消失了。

清末“新政”与三多外蒙“新政”的影响：

为了挽救清政府，慈禧太后决定实行新政，于是在1901年开始实行新政。1910年3月，三多接任库伦办事大臣，推行“新政”。增设机构（兵备处、巡防营业、卫生总局、宪政筹备处、垦务局等20多个）兴办学校、招民垦荒、筹练新军、奏请修建张洽（恰克图）铁路。

这些急进措施意味着蒙古人负担的增加和蒙古上层特权的削弱。蒙古人必须输纳捐税、服兵役，并且还需供应政府官员的供养。急进政策 的结果惹起蒙古人的强烈抵制和反抗，认为新政破坏了1691年的“多伦会盟”协定。1911年7月，外蒙古上层王公和喇嘛举行会议，商讨“独立”，随即派遣以杭达多尔济为首的使节团前往圣彼得堡。这样他们便开始酝酿独立。

外蒙独立的原因很复杂，即有俄国的鼓动和帮助，也有当时中国军阀混战，国防涣散的原因，当时风行世界的民族自决学说也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是：不仅有一定的外因，更多的是我们当时的一些内因，让本来有心回归的蒙古国从此独立。

第四篇：中国重点大学变迁记

中国重点大学变迁记

一、1954年确定最早的6所重点大学

1954年12月，教育部在《关于重点高等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中，指定以下6所学校为全国性重点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医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

二、1959年指定16所重点大学

1959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指定以下16所高校为全国重点大学：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西安交通大学。

三、1959年又增加4所重点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即“哈军工”）

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现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

四、1960年确定64所重点大学（16+4+44）

1960年10月22日，中央决定在原来20所（16+4）重点大学的基础上，再增加44所重点大学：

1.文理（苏式综合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 山东大学；山东海洋学院（现中国海洋大学）；兰州大学。

2.工科：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 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重庆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3.专门性大学： 北京石油学院（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邮电学院（北京邮电大学）、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矿业学院（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铁道学院（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化工学院（北京化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现西南交通大学）、吉林工业大学（并入吉林大学）、大连海运学院（大连海事大学）、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华东理工大学）、华东纺织工学院（东华大学）、同济大学、武汉水电学院（与武汉大学合并）、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北京农机化学院（与北京农业大学合并为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北京中医 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山医学院（中山医科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音乐学院、北京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子科技大学）

五、1963年增加3所重点大学

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

六、1963年又增加1所重点大学

南京农学院

至此，全国重点高校共68所。

七、1978年确定88所全国重点大学

1978年，国务院确定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88所院校为全国重点大学。

1978年，国务院确定的全国重点大学名单

重点综合大学(17所)

北京大学 内蒙古大学 新疆大学 复旦大学 武汉大学 厦门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吉林大学 兰州大学 中山大学 山东大学 湘潭大学 南开大学 西北大学 云南大学 四川大学 南京大学

重点理工院校（53所）

清华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中南工业（大学中南工业大学、湖南医科大学、长沙铁道学院合并为中南大学）北方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工学院 北京钢铁学院 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郑州大学 重庆建筑大学（与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校、重庆大学合并组建成新重庆大学）沈阳建筑大学 东南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 西北轻工业学院（前身北京轻工业学院与北京商学院成立北京工商大学，咸阳部分更名为陕西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大庆石油学院（现更名为东北石油大学）天津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东北大学 石油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华东）华东理工大学 吉林工业大学 武汉水利电力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燕山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河海大学 同济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浙江大学 东华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徐州）青岛海洋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气象学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武汉）江苏理工大学（江苏理工大学已于2001年与镇江医学院、镇江师范学院合并为现在的江苏大学）合肥工业大学 华中理工大学 重庆大学 华北电力大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长春科技大学（长春科技大学于2000年6月12日与原吉林大学、吉林工业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长春邮电学院合并成为新的吉林大学。长春科技大学的相关学科并入吉林大学的相关学院，原校址现称吉林大学朝阳校区）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武汉工业大学（2000年5月27日,武汉工业大学与武汉交通科技大学、武汉汽车工业大学合并组建武汉理工大学。国家建材局管理干部学院（武汉工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并入北京工业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2000年8月2日，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成组建新的武汉大学。)湖南大学

重点农业院校（9所）

中国农业大学 山西农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沈阳农业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江西农业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西南农业大学（2005年7月与西南师范大学合并组建西南大学）

重点医药院校（6所）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 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中医药大学 上海医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中山医科大学（2001年10月26日，中山大学与中山医科大学合并，组成新的中山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

重点林业院校（1所）北京林业大学

重点财经院校（1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重点艺术院校（1所）中央音乐学院

重点体育院校（1所）北京体育大学

重点民族院校（1所）中央民族大学

重点外语院校（2所）北京外国语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重点政法院校（2所）国际关系学院 西南政法大学

重点师范院校（2所）北京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粗体为现在已经不存在的学校。后附其所并入的大学。改名的院校，在括号里以注明。）

八、国务院侨办直属的暨南大学、华侨大学被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高校

九、1990年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15所)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医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十、1999年特别改组成立的重点大学（1所）

1999年9月，经国务院特别批准，同处杨凌的原西北农业大学、西北林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陕西省农业科学院、陕西省林业科学院、陕西省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等七所科教单位合并组建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注：全国重点大学中有13所，湘潭大学、燕山大学、山西农业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江苏大学、江西农业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陕西科技大学、沈阳建筑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辽宁工程技术大学、东北石油大学，由于地理和自身发展水平受限等原因没有纳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计划，仅存重点大学之名。

全国重点大学的精品—985工程院校

这些大学全部为中央直属大学，全部具有若干院士、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重点学科、博士点、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博士后流动站、教授任职资格审批权、研究生院，其中34所学校具有研究生招生自主划线权。

北京市（8所）：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上海市（4所）：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同济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天津市（2所）：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

江苏省（2所）：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

浙江省（1所）：浙江大学

安徽省（1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黑龙江（1所）：哈尔滨工业大学

吉林省（1所）：吉林大学

辽宁省（2所）：大连理工大学 东北大学

山东省（2所）：山东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湖北省（2所）：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大学

湖南省（3所）：中南大学 湖南大学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福建省（1所）：厦门大学

广东省（2所）：中山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四川省（2所）：四川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重庆市（1所）：重庆大学

陕西省（3所）：西安交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甘肃省（1所）：兰州大学

1998年5月4日，原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由此，中国教育部决定在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重点支持国内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简称 “985工程”。

39所“985工程”大学分布在18个省，其中大部分属于副部级大学，不属于副部级的大学有6所：东北大学 湖南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 海洋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为副大军区级，对应地方行政级别介于正部级与副部级之间。

全国重点大学的主体—211工程院校

“211工程”是中国政府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面向21世纪，要集中中央和地方各方面的力量，分期分批地重点建设百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到2000年左右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管理水平及办学效益等方面有较大提高，在教育改革方面有明显进展，力争在21世纪初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接近或达到国际一流大学的水平的建设工程。“211工程”是建国以来国家正式立项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规模最大，投入资金最多的重点建设工程，是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工程，也是高等教育事业的系统改革工程。

北京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中央音乐学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体育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东华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同济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大学

天津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

重庆重庆大学 西南大学

河北河北工业大学

山西太原理工大学

内蒙古内蒙古大学

辽宁大连理工大学 东北大学 辽宁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吉林吉林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延边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江苏 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 苏州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 河海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南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浙江浙江大学

安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福建厦门大学 福州大学 江西 南昌大学

山东山东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河南郑州大学

湖北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武汉理工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南 湖南大学 中南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广东 中山大学 暨南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广西广西大学

四川四川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云南云南大学

贵州贵州大学

陕西西北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长安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甘肃兰州大学

新疆新疆大学 石河子大学

青海青海大学

宁夏宁夏大学

西藏西藏大学

军事系统第二军医大学(上海)第四军医大学(西安)国防科技大学(长沙)

注：“九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的高等学校为100所左右，中央政府并要求将此事当作面向“21世纪”的大事来抓。这项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措施开始简称为“211计划”，后来确定为“211工程”。原来的全国重点大学中湘潭大学、燕山大学、山西农业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江苏大学、江西农业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陕西科技大学、沈阳建筑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等13所院校由于地理和自身发展受限等原因没有纳入国家“211”工程计划，仅存重点大学之名。而原先不属于全国重点大学的中央财经大学、上海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1978年确定的全国重点大学西南农业大学于2005年7月与西南师范大学合并组建西南大学)、东北林业大学、江南大学、长安大学、暨南大学、大连海事大学、第二军医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天津医科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太原理工大学、辽宁大学、延边大学、东北农业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安徽大学、福州大学、南昌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西大学、四川农业大学、贵州大学、石河子大学、海南大学、西藏大学、宁夏大学、青海大学一共37所院校由于发展迅速，实力上乘而被列入“211”工程计划，成为国家重点建设大学。自上世纪90年代，“211”工程实施以来，计划经济时代下侧重于重点之名的“全国重点大学”的提法逐渐淡化；逐渐被面向21世纪，市场经济环境下，侧重于重点建设的“211”工程所代替。在国际高等教育界，“211”工程大学也被公认为中国的国家级重点建设大学；是新世纪，中国高水平大学的代名词。

第五篇：中国大学学费变迁

中国大学学费变迁

中国大学学费变迁免学宿费 30年代国立大学的收费

在30年代大学收费情况是：北大清华一律是每年二十银元，一律免收学宿费。国立大学每年约22—40银圆，师范类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120银圆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圆；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圆。国家全包 1950-1985年间的学费

这个时期上大学基本上是国家全包干，对于家庭差的学生来说,每月还可以享受到十七到二十三元不等的助学金。一般来说，一个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只要能够考上大学，不会给家庭增加任何负担。并且一旦毕业，还可以有旱涝保收的工资。重生

1977年12月10日高考恢复

1977年12月10日恢复的高考，考试办法基本沿用“文革”前的考试办法，文理分科。当年报考人数最终达到570万，录取人数是27.297万人，考试录取比例只有29∶1。1978年，又有610万人参加了刚刚恢复的高考，两次总计1180余万人的招考创下了中国乃至世界考试史上的纪录。定向 1983年定向招生，定向分配

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规定在中央部门或国防科工委系统所属的某些院校，按一定比例实行面向农村或农场、牧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计划外

1985年中共中央指出可以计划外招生

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高等教育“可以在计划外招收少量自费生，学生应交纳一定数量的培养费。”从此，开始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双轨制，只对部分自费生、委培生和定向收取学费。中国大学学费变迁免学宿费

30年代国立大学的收费

在30年代大学收费情况是：北大清华一律是每年二十银元，一律免收学宿费。国立大学每年约22—40银圆，师范类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120银圆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圆；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圆。国家全包 1950-1985年间的学费

这个时期上大学基本上是国家全包干，对于家庭差的学生来说,每月还可以享受到十七到二十三元不等的助学金。一般来说，一个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只要能够考上大学，不会给家庭增加任何负担。并且一旦毕业，还可以有旱涝保收的工资。重生

1977年12月10日高考恢复

1977年12月10日恢复的高考，考试办法基本沿用“文革”前的考试办法，文理分科。当年报考人数最终达到570万，录取人数是27.297万人，考试录取比例只有29∶1。1978年，又有610万人参加了刚刚恢复的高考，两次总计1180余万人的招考创下了中国乃至世界考试史上的纪录。定向 1983年定向招生，定向分配

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规定在中央部门或国防科工委系统所属的某些院校，按一定比例实行面向农村或农场、牧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计划外

1985年中共中央指出可以计划外招生

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高等教育“可以在计划外招收少量自费生，学生应交纳一定数量的培养费。”从此，开始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双轨制，只对部分自费生、委培生和定向收取学费。

国大学学费变迁开始收费 1989高等教育实行收费

直到1989年，国家才对高等教育进行收费，当时的收费也只是象征性的只收200元，但总算迈出了高等教育收费的关键性一步。试点 1993年收费并轨试点

我国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东南大学开始收费并轨试点。国家教委考试中心在多次讨论和试验后，规定标准分数制度由省级常模量表分数、等值量表分数和等级量表分数组成。教改

1994《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

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高校“缴费的标准由教育行政部门按生均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和社会及学生家长的承受能力，因地、因校（或专业）确定”。并轨招生

1996—2000年并轨招生推进

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1997年高校全面并轨，学费年增长幅度达到了30％，甚至50％。2000年，一直由国家“全包”的师范专业也实行了收费上学，标志着招生并轨改革的落幕。各地高校收费标准猛涨，普遍提高15％左右，有的地区提高20％，学费超过4000元。成本监审

2005年6月发改委出台教育成本规定

2005年6月，国家发改委下发了《高等学校教育培养成本监审办法》，对高校的教育成本作了明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