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反腐模式的变迁与推进

关于中国反腐模式的变迁与推进

摘要：腐败是全人类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腐败的产生既有行政主体道德素养方面的困境，也有行政体制方面的障碍。体制上的问题必然会造就了官场生态环境的恶化。要想反腐必须解决体制上的问题，建立高效能反腐制度和机制

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选择什么样的反腐败模式，是能否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关键。建国以来，我们党采取了运动反腐败模式、权力反腐败模式和制度反腐败模式等多种反腐败模式。实践证明，要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就必须坚持制度创新，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体制和机制，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格、相互制约的制度反腐体系，以规范权力运行，强化权力监督，形成制约腐败的铜墙铁壁。

一、我国反腐败模式的变迁

我国反腐败模式的变迁以反腐败模式为划分依据，我国反腐败斗争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采取了运动反腐败模式。主要在解放初期和“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初期针对党内出现的腐败问题，毛泽东领导全党通过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这种通过群众运动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模式又可称为阶级斗争反腐败模式。这种反腐败模式，是以政治思想教育、道德品质自律为主，以整风等形式加强对广大党员的思想教育，同时通过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形式发动群众起来揭批腐败分子，以党纪法规制裁为辅的一种防止党员干部腐化堕落的方式。这种方式内在地包含了强烈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因素。它的核心和宗旨，就是凭借阶级斗争的威慑力量，最为充分地发挥党员干部的道德自律和人民群众的制约监督作用。从而密切党群关系，卓有成效地实现党的群众路线。这种反腐败模式的特点可以概括为：(1)对广大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品质培养，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增强党员干部对腐败现象侵入的抵抗力和免疫力。(2)通过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监督，揭露领导干部存在的问题，把非马克思主义者清除出党。这种运动反腐败模式，在当时通过频繁的运动，确实解决了党内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但是运动反腐的一个致命伤就在于它冲击了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发展，人人都在一个不安定的环境当中搞生产、搞工作，弊多利少，所以十年“文革”也就酿成了十年浩劫。

第二个阶段主要采取了权力反腐败模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停止搞群众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针对腐败现象的日益滋生蔓延，采取什么模式来反腐败呢?我们基本上是用党和党的干部的政治权力和在群众中的威望来反对腐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是采用这种方法。这是一种基于人治原则，从宏观的反腐败政策方针制定，到微观的具体案件能否查办，查办到何种程度，一项预防腐败的制度改革能否启动，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施等等，都严重依赖于领导人的偏好、态度、意愿和决心。这种方法反腐败的好处就是比较便捷，它的弱点是因领导者的改变而改变，因领导者注意力的转移而转移，随意性比较大。所以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如果领导者本身的权力变质了，一把手自己就是腐败分子，他就不可能运用正当权力去反腐败。这种权力反腐败模式的局限性很大，还具体表现在各地、各部门的反腐败形势发展很不平衡，没有体制制度保障，局限于领导人的个人素质和对党的事业是否忠诚。仅仅依赖的是一种“道义性反腐败”。

列宁曾经说过：“把希望寄托于个人的优秀精神品质上，这在政治上是不严肃的。”同样，寄希望于官员的自我道德完善，这在反腐败斗争中也是“不严肃的”。

西方经济学家假定人的思考和行为都是目标理性的，唯一试图获得的经济好处就是物质性补偿的最大化。基于这种基本假设，如果把反腐寄希望于官员的自我道德完善，这不仅违背了常理，也违背了人性。事实反复证明，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反腐倡廉不能仅仅立足于人“性本善”的理论假设，不能单纯地倚重道德自律和一两次政权力量集中打击，而要依靠制度长期的、规范性的力量，切实预防和惩治腐败。

第三个阶段主要采取了制度反腐败模式。制度反腐是和权力反腐相对立的反腐败模式，它基于法治原则，充分依靠制度预防和惩治腐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权力反腐败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反腐败斗争形势的需要，健全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制止腐败成为当务之急。1980年邓小平首先明确提出反腐的制度性问题。邓小平认为，制度“更带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剖析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时，他更侧重于体制因素。他始终认为，腐败与现行体制和管理制度上的缺陷有关。1980年，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具体分析了党和国家在制度问题上存在的五种弊端，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严重。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邓小平认为，我国原有的政治体制的最大特点是高度集权，政治权力往往与经济权力相混，党政不分、政经一体，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上级腐败下级无法进行监督，下级腐败上级也往往无暇顾及，任何一级权力，一旦不对自身的权力负责而走向腐败，就难以得到迅速有效的监督和纠正，失去监督的权力最容易滋生腐败。所以邓小平主张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他说，如果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他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深刻性和敏锐性。它不仅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而且为我们清除腐败现象指明了方向。制度反腐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制度反腐才是清除腐败的治本之策。用科学制度反腐，国家才会走向清廉。

二、我国反腐的推进——制度反腐是根本之策

（一）目前制度反腐面临的问题

1、制度滞后。制度是用来有效地规范、约束人或组织的行为活动准则。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很难及时适应变化发展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而且我们目前现有的反腐制度在设计上本身就缺乏前瞻性，经常是跟着腐败现象跑。我们制定的反腐制度的部门常常以惯性的思维方式，经常是待所暴露反映的问题已成共性，具有普遍性以后，这时才组织力量制定制度进行治理。这种制度在短期内针对某个方面问题管用，但一旦形势发生变化或出现新问题，制度的约束力和实际效果也就会大打折扣。

2、制度粗放。倘若缺乏一整套严密的监督机制，那么，再好的制度也犹如一个“稻草人”。现阶段，我国对公职人员及其行使的公共权力的监督体系与制度不能说不健全，更不能说没有，据中央党校统计，光“不准”就156个之多。但这些监督制度还普遍存在“对下级制约多，对同级监督少；形式监督多，实质制约少；对个人制约多，对组织监督少；被动监督多，主动监督少”。腐败分子就是钻了体制不严密和监督不到位的空子。为此，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曾经打过一个比喻，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他而言，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这说明，我们的反腐制度规定得不够细，比较粗放。

3、制度执行难。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困境不是我们无法制订出适当的、严密的制度规则，而是很少有能力保证制度规则得到执行并使违规违纪违法的官员承担经济、政治、法律责任。两千多年前商鞅就说过：“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现实生活中，官员们只要不被查出个人腐败，只要没有发生严重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或者酿成死人特别是群死群伤等恶果，或者做出其严重触犯刑律的行为，几乎不可能因为别的滥用权力的行为而受到实质性的追究。这就是说，我们用以约束权力的法律、规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失灵的。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无法走出困境，那么，约束权力、控制腐败只能是空谈。

（二）制度反腐的对策与建议

1、完善体制机制，为制度反腐提供动力

制度反腐，完善体制机制是动力。在这方面，有许多工作需要尽快落实。

第一，改革权力运行机制，从体制上改变权力高度集中的局面。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说过，权力不是不要集中，而是过于集中，而当它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之后，那么具体的制度就变为少数人愿意执行就执行，不愿意执行就不执行的东西。所以应该要建立一个相互制衡的权力制约机制。权力制衡不是权力制约。权力制约只是一种从属性的权力约束。权力制约中的权力，是一种外在的权力，它最多只能起到事后作用。同时，由于制约权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它也必须受到制约。于是，就会产生一种监督权由谁来监督的问题。所以，实践中才会出现的“谁”来监督纪检监察部门及“谁”来监督最高权力执行者的问题；而权力制衡中的权力则不同，它是一种内在的权力。在权力制衡中，每一个权力行使者都具有权力行使者和权力制约者的双重身份。这种在约束中行使权力，而行使中又约束权力的机制，跳出了传统制约中“监督权由谁来监督”的问题。

第二，发展党内民主，强化党内监督，稳步推行“常任制”和“票决制”。目前，中组部已在全国10个县级地方推行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工作。关注常任制，还须关注“票决制”。“票决制”的实质意义是将党委常委会的部分权力划给全委会来票决，加强党内监督。“票决制”的主要内容涉及“三重一大”（即重要干部任免、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以及另外一些重大问题。其中，重要干部任免的“票决制”已在全国逐步推行。这是中央的决定，把“三重一大”中的一重“重要干部任免”交由全委会票决。

第三，改革党的纪检监督体制。一方面，进一步完善纪检监察机关的双重领导体制。今后，应加大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实施领导的力度，从人事任免、业务指导、干部培训、考核考评等方面加强领导，并积极探索完善双重领导体制的新办法、新措施。另一方面，对派出纪检监察机构实行统一管理。实行统一管理后的派驻派出机构，编制收归上级纪委统一管理和调度，纪检监察机构负责人拟任人选由上级纪委提名，并由上级纪委协同组织部门考察任命。

2、健全制度，为制度反腐提供依据

制度反腐，制度建设是基础。构建科学切实管用的制度体系是反腐倡廉的一条根本途径。首先，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同时加强组织人事管理，防止用人上的腐败。”，“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结合新形势、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最后要创新行政审批制度，防止行政权力腐败。

3、落实制度，为制度反腐提供保障

制度反腐，制度落实是关键。要狠抓制度落实并执行到位，一要增强自觉性。要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进一步增强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二要提高公开性。要建立公开透明的制度执行机制，增加政治透明度，使制度公开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三要维护严肃性。要对反腐倡廉的各项法规制度的落实情况进行经常性的督促检查，严厉查处违反法规制度的行为，做到令行禁止、违者必纠，切实解决制度执行不力的问题，不断增强制度的刚性。

参考文献

1、汪松明，制度反腐：历史的回顾与理论分析[J]《理论探索》，2006年第5期

2、张国献，邓小平依靠制度反腐败的思想[J]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年8月

3、鲁清春，浅析当前制度反腐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J]《新长征》200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