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鼎模式变迁

第一篇：九鼎模式变迁

九鼎模式变迁

本土范的“野蛮人”

一直以来，在PE界，九鼎就因为定位上市前火线入股，地毯式搜索pre-IPO项目，而被业界诟病，并冠之以“野蛮人”的称号。但这种做法不无背景，甚至从实用主义角度看，九鼎的思考和行为是最符合当前中国环境的。

主要原因在于，国内资本市场自成立始就是照顾国有企业，尤其是在最早额度制、指标制的时候，民营企业基本都被挡在门外。而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中国民营经济经过十几年快速发展，一大批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客观上都需要上市。按照2020年前中国上市公司扩容到8000家的大前景，九鼎只要能在其中占得一席之地，就能坐享千亿级别的收益。

对于这样一个富矿，可以挖当然赶紧挖。而且判断一个企业能否上市比较容易标准化，所有的保荐代表、有几年投行经验的人都会干，证监会有股票首次发行的管理办法，就是划勾、挨个对。

另一个原因是跟九鼎的背景有关，九鼎的六个创始合伙人中，除了总裁蔡蕾：吴强曾任宏源证券资本市场部副总经理、安信证券投资银行部业务副总裁；覃正宇曾任华西证券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国信证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赵忠义曾参与投资设立了上海远东证券有限公司，任远东证券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投资银行总经理；吴刚曾是证监会风险处置办公室处长，对证券公司违规犯错误的情况非常了解，是九鼎风控委员会的主席。

九鼎通过将投资链条化解成一个个专业的模块，每个人在各自细分市场上达到专业水平，在内部的组织架构中，分为前台、后台等各个业务单元，每个人各自负责自己的区域，然后再快速传导给下一个。而且每个部门都有新人入门的“操作指引”，将投资经验快速复制到各地分公司，实现快速、高效地运作。

结构“流水线”模式

在流水线模式中，九鼎把专业化分成四个维度：行业、区域、流程、投资阶段。

在行业专业化方面，九鼎内部按行业分有很多投资研究组，比如消费投资部、医药投资部、农业投资部等，原因在于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游戏规则，对行业把握的要点也不尽相同，需要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人才。对于行业的划分，最初也是的一种无奈之举。2007年，九鼎只是刚成立的一个小机构，如果每个投资经理各个行业的项目都关注，反而什么都干不好，于是干脆把有限的几个人按行业进行分类。

在区域专业化方面，九鼎是颇费了一番心思。最早是把全国分成几个大区，在2011年，行业最疯狂的一年，九鼎投了100个项目，市场上曾一度传言，在中国每天每一架航班上都有九鼎的人。当时，九鼎的一个合伙人一年下来竟有200张飞机票。后来觉得这种方式成本高效率低，于是九鼎就建立了各地的分公司和项目团队。

与其他机构按照省份划分不同，九鼎是按照GDP进行面积分配，比如一个江苏省的GDP在西部要两个省。九鼎内部找项目的各个业务板块也基本按照GDP来分，比如一个投资经理所在的地盘，如果GDP占全国的5%，则他需要完成的任务在九鼎中就占5%。各个团队只负责本地的项目，如果山东的业务团队发现湖南有项目，就交给湖南当地团队，然后通过一个内部的激励机制交易市场，确保项目投成后，内部的分成。

现实与假设总是有差距。GDP数据不一定都是真实，尤其是九鼎有很多分公司，分配任务的时候总是会出现苦乐不均的状况，而且各地区间经济结构不一样，比如有些地区GDP很高，是因为国有经济占的比例很高，而九鼎以投民营企业为主，这类地区的可投项目其实并不多。尽管管理层也承认制定过程当中有不合理的地方，但这是退而求其次，找不出更科学的办法。

在流程专业化方面，即所谓的PE工厂化，一直以来是九鼎被诟病最多的地方。流程化模式一出现就被围观，微博上还出现过这样评论：原来觉得投资家是很高端的职业，自从九鼎（JD）出现以后，这个世界没有投资家了，只有业务人员和风控人员。投资人的职业优越感一落千丈，结果也有人把九鼎直接称为基地组织（JD）。

与很多机构采用项目组模式，与一个项目一个团队负责到底的模式不同，九鼎提倡流程的专业化，从项目开发、尽职调查、项目评审、投资实施，到投后服务每一个环节都有很严格的界定，有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团队负责执行。

这也是根据当时环境制定的策略，2007、2008年，中国私募股权行业刚刚起步，人才匮乏。招不到全才，只能按职能进行拆分。项目开发，就找退休的银行行长，虽然不懂PE，但是对他们来说，找利润在两三千万的企业很容易。尽职调查，就找在事务所里有四五年审计经验的人，审计和财务调查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大差不差。

2008年，当时正好赶上金融危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裁员，九鼎接了一大批人过来扩充队伍，有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在某一个直辖市分公司的制造业团队一锅端全部被挖过来。赵忠义后来见到该所的合伙人，还向人家表示感谢，让这位合伙人哭笑不得。

考虑到投资的不同环节对人员素质要求也不相同，比如找项目的人可以无名校背景，但是当地的社会资源要丰富；做尽职调查的人教育学历高，考虑问题要全面要深入，两者性格差异大。这两类人捆在一起很困难，一个是要跟董事长喝酒，一个是要坐得住，综合起来太难，索性分开。

在激励机制方面，不同投资阶段有不同的要求。比如项目开发团队的激励考核是按照投资金额和未来收益设定一个提成比例；尽职调查团队的考核则参照证券分析师的思路，为防止投资人被忽悠，采取内部制约措施，项目调查内部讨论完成后，要将尽职调查报告提交到项目评审团队手中，签字后存档留底。

报告上对该企业未来的业绩有一个预测，一年以后，根据预测情况实施激励。如果准，发奖金，如果不准，则倒扣。而且上下偏差的警戒线都是20%。比如有个企业今年3000万利润，预测明年可以实现5000万利润，一年以后，如果企业只实现2000万，就要被罚；如果利润实现了一个亿，同样也要被处罚。后者或许令人费解，不过在赵忠义看来，激励机制有一个倒推和反馈，如果实际业绩低于预期的处罚，高于预期的不处罚，就会鼓励大家往低预测，以致失去投资机会。

机构之间有竞争。比如预测5000万利润，按照10倍或者8倍的市盈率估值，是5亿或者4亿，如果预测1000万，就是40倍市盈率，谁敢投？那就只好放弃。但如果别的机构不这么认为，九鼎就踏空了。

项目评审团队的考核则是跟项目的相对收益率挂钩，因为如果跟绝对收益率挂钩，则可能会导致一些优秀的小项目被堵。谈判人员要控制价格，考核也是跟收益率挂钩，并实施高薪养廉。投后服务团队的考核比较复杂，先是公司整体上有比例提下来，作为奖金池，再根据内部工作量进行分配。

风控是第一要务

巴菲特说，投资第一原则是不亏损，第二是记住第一条。风险控制是投资的第一要务，这也是当时九鼎极力推崇“流水线”模式的重要原因。

“流水线”模式的优点在于：第一可以强化风险控制；第二容易实现规模扩张，这也是专业化真实的含义和背景。第三是可以避免道德风险和项目情结；第四是可以避免对个人依赖。一个项目流程走完，至少要经过三十多个人的手，如果企业想作假，要把一条链上的人全部买通。当然，这种模式下，错杀的项目也不少。而且投资是个人员流动性很强的行业，员工跳槽把项目带走的情况也不少见。按照九鼎的这套体系，上述情况很难发生，因为各环节上的员工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团结协作。而且在九鼎，培训也是分块进行，一环一环相扣。

但是团队过大，总是会存在协作上的难题。问题不是在于人多人少，而是在于每个人的职责和界限是不是明显。为此，九鼎特意邀请了金蝶质量研究院的院长，从各个现有的数据库和软件管理中采购了一大堆模块，自行开发出一套管理系统。

在九鼎的信息技术部，配置有很多大型设备，类似银行证券公司的机房。全国的投资公司有这种大型设备机房的就九鼎一家，靠机器把整个流程串起来。一个项目提交上来，有哪些标志，自动进入下一个系统。

为减少投资失误率，在尽职调查环节，九鼎内部还分业务、财务、法务三个部门，确保各个部门得到的数据要能互相进行印证。九鼎的项目评审团队以专职委员为主，而且大部分没有到过项目现场，以有效防止投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项目情结问题。

投后服务也是采取三位一体的形式。每一个项目都有一个投后专员负责跟踪，项目协议签署完成后交给投后部，安排一个专员做项目的负责人，一般一个专员负责若干个项目。一个专员负责一个地区的项目，如果一个地区投资过多项目，在细分地域。一个企业待一两天，轮回转。

此外，九鼎还有一个专家队伍，基本是按照领域进行划分，包括负责投行、税务、人力资源、媒体等，如果企业有哪方面的需求，比如企业上市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障碍要解决，投后专员就会协调内部的专家。

九鼎的资源来源有三大体系：第一是九鼎的LP体系，以民营企业家为主，有丰富的当地资源；第二是九鼎已经投过的企业，包括上市和拟上市公司，都是当地的纳税大户，资源也很多；第三是九鼎的大量员工，都有各自的人脉可扩展。归集起来成立专家组，这就是九鼎的三位一体。目前，九鼎团队在横向上团队遍布全国，在纵向上与各个行业协会保持联系，形成全国一张网。

为了加强对接，九鼎还成立了商学院，专门负责对已投企业的核心人员进行培训，主要是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董秘、营销，比现行的其他商学院规格更高。九鼎商学院不对外开放，不收学费，唯一的门票就是获得九鼎的投资。

回归董事总经理负责制

整个2012年，强调内部管理模式的专业化，一直是九鼎最明显的标签之一。但专业化不是一好百好。经过一年的运作，“流水线”模式遭遇困境，九鼎开始考虑转型。

流水线的最大特点在于分散，但仅靠分散不能作为控制风险的手段，通过流程化实现的专业化受到环境、成本、人才等方面的限制，在这几个约束条件下，需要跟基金的组织模式和架构相适应。

在人才方面，九鼎流水线管理模式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受到人才制约只能把工作简单化。但是，现在市场上已经出现一批有投资经验的人士，专业化的维度要重新进行考虑。

而且在流水线模式下，专业化分得太细以后，员工容易感觉自己是个螺丝钉，如果离开熟悉的环境，就什么都不是。现在，九鼎内部开始进行调整，在原先体系尽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实行内部轮岗制度，给员工一个站在不同角度看问题的机会，同时提高决策效率。

比如把一个做尽职调查两三年的投资经理，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经验，可以将其安排到当地项目开发团队，后者需要进行一项初步筛选工作，和尽职调查工作的界限并不明显，就可以节省一个环节的工作。轮岗也能提高员工的技能、信心和工作热情，提高工作效率。据赵忠义透露，目前，九鼎已经培养出一大批全流程的人才。

在成本方面，无论是公司还是投资机构，最终都要进行成本和效益的分析。专业化水平过高，成本会很高，导致整体收益下降。比如项目开发和尽职调查两个阶段分得太明显，代价就会很高，如果把尽职调查的部分职能往前移，就能省下很多成本。

在环境方面，结合目前PE/VC的投资现状，最主要的是现存项目的情况。九鼎当初投pre-IPO，就是因为有一大批好的民营企业项目被挡在资本市场门外。现在，市场上满足上市条件又没上市的企业已经大幅减少，靠扩张、靠营销网络地毯式找项目IPO不再适应当前的市场环境，2011年九鼎投了100个项目，2012年投了不到50个，也需要结合市场变化不断调整团队、架构。

PE的本质属性是资本。中国的PE新时代中，真正有意义的PE资本应该兼具金融和产业两种资本特色。金融资本的突出特点是流动性与被动模式，而产业资本则是长期、稳定的主动运作模式。一个好的PE机构应该以金融资本的方式进行募集管理和考核，但同时以产业资本的方式进行运作投资和经营。这对于并购或者VC都适用。这也将是九鼎的发展空间。

因为投资这两类项目难度颇高，九鼎也已经提前进行布局，在模式上采用董事总经理负责制，每一个行业有一个MD，负责项目的全流程。

每个投资机构都有自己的商业模式。赵忠义推崇商业模式的标准化，如果一个商业模式的标准化程度不是太高，成功的可能性不会太高，只有标准化，才容易复制。

过去几年，投资上市前企业标准化程度高，可以实现快速扩张，这也是九鼎成功的原因。现在，随着此类项目减少，以及人才结构的变化，如果还是一味强调条块分割的流水线模式，就会出问题。回归传统，即以董事总经理为核心的投资团队，也是题中之义，相应的其他机制也需要调整。

比如在激励机制上，一个是适应性问题，一个是职责权利匹配的问题，把基金的目标和LP的目标调整到一致，最起码要高度重合，这样整个基金才能投出比较好的项目。

康德和黑格尔曾提出“扬弃”的观点，讲的是旧的事物要消亡，新的事物一方面要继承，一方面要抛弃，对于九鼎也同样适用。

在蔡蕾看来，公司是一个生命体，凝集所有员工的生命体。生命体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生存。必要的时候，要通过进化来实现生存。进化意味着一种宿命。进化会很痛苦，甚至很残酷，因为可能要抛弃掉以前引以为傲的东西。

关于九鼎的业务升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向：一是升级传统的参股投资业务；二是已投优质企业长期运作；三是上市公司主动性参股投资。针对优秀上市公司，我们协助其实施产业整合并购，但不做简单顾问业务，而是通过定向增发投资、二级市场投资、基金管理等深度合作路径实现；四是。把握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开展控股型投资业务。并在控股的同时，对接多种投资、融资、并购业务。一是针对特定产业，选择合适的目标企业实施绝对控股投资，实现实业经营型投资；二是参与新一轮国退民进大潮；三是把握目前大量优质民营企业面临接班的民企退出类控股机会。

九鼎的股权投资业务的升级方向是按照产业属性方向重点发展，明显增加投资的产业属性。在金融属性的升级方面，九鼎已经设立了规模较大的债权基金，开展了私募二级市场投资，并正在开展其他金融业务筹建。在投资圈中，只有不断进化，才能真正实现投资梦想，真正去做一番具有挑战性的事业。

第二篇：大众传播模式的变迁

大众传播效果的模式变迁（the mode changes of the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一、定义：传播效果是指传播者发出的信息经媒介传至受众而引起受众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的变化。（可用图表示）

Definition：Effect of communication refers to the communication message to the audience by the media caused the audience’s changes of thought and behavior etc.二、几种经典模式 several classic modes（图）

1、枪弹论（Bullet Theory）

盛行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代表人物威尔伯·施拉姆

梅尔文·德弗勒。

Prevalent in the 1920's to 1940's Representative： Wilbur Schram Melvin Devre

定义：受众成员是一个个孤立的人，很容易受到大众传播的影响，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为，认为软弱的受众像射击场的靶子，无法抗拒子弹的射击。

Definition: the audience members are isolated, are vulnerable to the impact of mass communication to change their attitudes and behaviors.weak target audience like shooting, they are unable to resist the bullet shooting.案例：来自“火星人”的恐慌

（1938年10月30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了根据《星球大战》改编的广播剧，由于没有收听到这是改编剧的消息，在半路收听的听众信以为真，该剧由此造成了巨大的恐慌，至少100万人，大家或躲藏，或惊叫，或祷告，或躲到郊外）

Case: the panic from “Mars”

in October 30, 1938, the United States Cbs Broadcasting Inc broadcasted a radio play which was the adaption of the “Star Wars”, because there was no information to audience that this was the adaptation of the movie so audience who listened in halfway thought it was true, which caused great panic, at least one million persons were affected , or hiding, or crying, or praying, or hiding in the outskirts.特点：枪弹论的主要观点就是将传播效果绝对化，将媒介的作用不分时间、地点、对象、环境而夸大,忽视了受众个人差异。Features: the main idea of Bullet Theory is to make the effect absolute, overstate the role of the media regardless of time, place, object and environment.It ignored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audience.2、有限效果模式（The Limited-Effects theory）

代表人物（representative）:Joseph T.Klapper（约瑟夫·克拉珀）

Hope Lunin Klapper（霍普·卢宁·克拉珀）定义：大众传播对于受众没有想象中那么威力无穷，传播者的意图经过中介因素才起作用，最后的效果往往不是态度的转变而是态度的强化。

Definition: mass communication to the audience did not be so powerful as imagination, the intentions of communicators through intermediary factors play a role, but the final result is to strengthen attitude rather than the change of atiitude.案例：“选民的选择”

1940年美国总统选举时，著名传播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在俄亥俄州进行了历时半年的选举研究，结果发现，在选举宣传的情况下，只有8%的选民改变了态度。

特点：研究都是具体的，短期的，针对受众个人的直接研究，对传播转变受众态度的力量做了保守评价。Case: “voters' choice” The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1940, the famous communication expert Lazarsfeld did a six-month survey on election in Ohio found that in the case of the election campaign only 8% of voters has changed the attitude.Feature: the study is specific, short-term, direct study of audience for personal, holds conservative evaluation to the power of communication to change the audience’s attitude.3、适度效果模式(Powerful-Effects Theory)

定义：反对“有限效果论”的矫枉过正，指出大众传媒仍有一定的影响，(It against the overcorrection of “limited effect theory”and point out that the mass media still has certain effect.)同时，“有限效果论”摆脱了“传播者中心论”的局限(At the same time, “the limited effect theory” has got rid of the limitation of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or”，它开始以受众为中心进行研究，并着力于研究大众传播的长效效果。(it begins a research with the audience as the center , and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long-term effect of the mass communication.)

赛弗林和坦卡特认为，该理论的研究包括：使用与满足理论，创新与扩散理论，议程设置。(Seffrin and Tankat believe that the research of the theory include: Theory of use and satisfaction,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theory, agenda setting.)（这三个理论细讲起来比较多，所以就没具体讨论）

案例：只有三个理论的案例，略）

特点：指出了大众传播对受众具有的基本效应。提出“受众需要大众传播做些什么”的思想。(Features: points out the basic effect of mass media on the audience and put forward the thought of “ what the audience needs mass media do ”.)

4、强效果模式

最初由德国传播学家伊丽莎白.诺丽.纽曼提出，它重新强调媒介的巨大效果(The strong effect model originally spread by a Germany scientist named Elizabeth.Noni Newman ,and it reemphasizes the great effect of the media.)案例：沉默的螺旋理论(Case: the spiral of Silence Theory)：大众传播在媒体上鼓吹的某些观点在社会上占有优势，会对受众造成一种压力，大多数受众为了避免这种可能被孤立压力，则会放弃自己与众不同的想法，选择与主导的意见趋同。(Some of the views of mass communication in the media have the advantage in the society which will cause a pressure on the audience.To avoid the pressure,the majority of the audience may gave us their owm view and choose the same view of others.体现了大众传媒对受众的巨大影响。(It reflects the great influence of mass media on the audience.)

特点：与枪弹论不同的是，它从受众的角度出发，探讨媒介所带来的间接，潜在，长期的影响。(Features: Differen with the bullet theory , it starts from the audience's point of view and explore the indirect, latent, long-term effect brought about by the media.)

总结：

1、经历了由大到小的过程，将来的研究趋势趋向于广义上的强效力观。(Summary: 1, The theory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small to big,and the future research tendency tends to that the mass communication has a big effect on the audience)

2、经历了以传播者为中心到以受众为中心得的转变。(2, this theory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Communicator as a center” to “Audience as a center”.3、经历了强调短期影响到研究长期影响的转变。(3, these theory had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study short-term impact to study the long-term effects.

第三篇：九鼎企业简介

企业简介

“九鼎酒业”颠覆传统营销模式，创造利润王国

深圳市九鼎酒业有限公司是法国GOLDEN集团设于大中华区的总公司.GOLDEN集团总部设于法国巴黎。是一家致力于葡萄酒文化传播，葡萄酒供应链服务，葡萄酒代理为一体的品牌。中国总部设于特区深圳，并同意在上海成立了上海九鼎供应链营销有限公司运营机构。

公司致力于引导健康时尚的葡萄酒文化潮流。为中国的葡萄酒企业提供，优质葡萄酒的品牌宣传，市场营销，葡萄酒知识培训等综合性服务。培养及发展有意志力于葡萄酒实业的战略合作伙伴。

公司作为业内专业的葡萄酒运营商及葡萄酒文化传播者，其发展目标是把世界最优质的葡萄酒推介给中国的企业及消费者，完全颠覆目前传统葡萄酒行业运营模式，实行葡萄酒文化传播，宣传新的市场营销理念。建立一对一的销售管理服务。作为公司的核心经营模式，为合作伙伴及消费者服务，开启中国健康时尚的葡萄酒文化营销模式。

中国葡萄酒消费新纪元已经来临，随着中国对进口葡萄酒进一步降低关税。整个葡萄酒行业将面临新的洗牌，如何在这一波迅猛的葡萄酒市场变革浪潮中找准方向，是中国每一家从事葡萄酒企业将面临的挑战！

九鼎公司为每一位客户根据自身需求量身定制产品及服务。我们的优势在于无论是新世界还是旧世界的葡萄酒，不管是全供应链，代理商还是区域经销商，是传统的标签或者是个性化的标签，我们都将会为您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及专业化的服务，让客户的经营成本降至最低.九鼎酒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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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模式变迁与发展趋势

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模式变迁与发展趋势

作者：赵光元;张德元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4期

自全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广西宜州市（原为宜山县）屏南乡合寨村村委会于1980年经村民代表选举产生以来，村委会选举或选举方式就受到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持续关注。从村委会选举的形式上看，经过“指选”的过渡，村委会选举形式不断变迁、创新和发展，创造出多种选举模式。本文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分类并剖析我国村委会的选举模式，继而探讨村委会选举的发展趋势。

一

自村委会组织诞生以来，其选举产生形式几经变迁与发展。从总体上看，以有无候选人为标准，可分为：“有候选人”模式和“无候选人”模式；以候选人产生方式为标准，可分为：“荐举提名”模式和“选举提名”模式（通常所说的“海选”模式就属于“选举提名”模式的一种）；以“先选人再分岗”还是“直接选岗”为标准，可分为“：先人后岗选举”模式和“定岗选举”模式；以各候选人“独立”还是“协作”参选为标准，可分为：“个体选举”模式和“组合选举”模式，等等。这些模式的划分不是绝对的，不同模式之间可能也有交叉（如“非竞争性”类型和“竞争性”类型）。与此同时，不同模式之间的融合又产生新的类型。

1.“有候选人”模式和“无候选人”模式

多数选举都有候选人，一定程度上候选人的存在是选举过程的特征之一。我国村委会选举也大都有候选人“，有候选人”模式是村委会选举中的普遍方式。但我国的村委会选举也有无候选人的存在。所谓“无候选人”模式，就是“指不经过提名确定村委会成员候选人程序，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村委会成员的选举方式”［1］（P67）。这种村委会选举无候选人模式也有法律的依据，如浙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二条规定：“直接选举可以实行有候选人的差额选举，也可以实行无候选人的选举。”之所以会有无候选人模式的产生和运行，主要的存在理由是我国农村行政村村域和乡土民情的特殊性，诸如：“几乎所有村民都生于斯、长于斯，村民长期在一起生产生活，村民之间相互熟识，相互了解”，有一位或几位村民“修养较高、能力较强，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在这样一个熟人或半熟人社会中，无候选人模式不但可能，而且可行”［1］。

2.“荐举提名”模式和“选举提名”模式

从总体上看，村委会选举候选人大致有“荐举提名”模式和“选举提名”模式。“荐举提名”模式，就是候选人由他人（自然人或组织）推荐或自荐。如：选民10人以上联名推荐、村民小组推荐、上届村委会推荐、村委会选举领导小组推荐、党的基层组织与群众团体联合或单独推荐、村民自荐（包括个人自荐、他人附议）、村民代表会议推荐，等等。在这些提名方式中，提名主体千差万别，但其共同特征是候选人由推荐产生，提名主体不通过选举方式就能达到“提名”候选人目的。“选举提名”模式，就是候选人是通过投票，按得票多少确定候选人的选举模式。就“选举提名”模式而言，可分为“全体选民选举提名”和“选民代表选举提名”。“全体选民选举提名”这种类型，可按照候选人由全体选民在符合条件的村民中任意选举，还是由全体选民在指定或推荐候选人中选举产生，又可分为“海选”和“指定或推荐选举提名”。“海选”已为人们所熟知。“指定或推荐选举提名”，就是在“指定或推荐候选人”的基础上，再由全体选民或选民选举决定。至于“选民代表选举提名”类型，也有类似的划分。

3.“先人后岗选举”模式和“定岗选举”模式

“先人后岗选举”模式①，就是指先选举产生村委会全体成员，再从村委会成员中产生村委会具体岗位的选举模式。在实践中，一般是再从村委会成员中选举主任、副主任，其他委员则是以委员分工的形式产生。“定位（岗）选举”模式，就是“指先确定村委会的具体工作岗位，由村民提名确定具体岗位候选人，然后再进行投票选举的方式”。“定位（岗）选举模式”先确定村委会要设立的具体职位，一般为村主任、副主任、财经委员（即会计）、治安调解委员、计生委员、妇女委员、文教委员和青年委员。当然实际的岗位不可能设这么多，多数是兼职担任。［1］

4.“个体选举”模式和“组合选举”模式

在广泛运行的村委会选举中，多数选举不是以“一把手”为主导产生领导团体的方式，我们把这种村委会选举称为“个体选举”模式。之所以称它为“个体选举”模式，是因为在村委会成员的选举中，各位候选人的参选或竞选都是独立地、以个体行为进行的，候选的村委会主任与其他村委会成员一样，在选举过程中都是“随机”的。但在村委会选举模式中，也有一种选举是“先由村民提名推选村民委员会主任候选人，然后由村民委员会主任候选人在村民推荐的基础上提名委员组成竞选班子，再通过村民两轮投票选举产生村委会主任及其他成员”。这种选举方式开始叫“组阁竞选”，后来逐渐改为“组合竞选”。在这种选举模式中，试图把选民的意愿表达通过“选举”、“推选”与村委会候选人之间的“组合”结合起来。此外，广东村委会选举中也有“竞选团队”现象，这种选举也属于“组合选举”模式。

村委会选举除了可以分为上述四对模式外，也可把村委会选举直接分为两种类型“：非竞争性”类型和“竞争性”类型。显而易见，这两种类型的区分就在于选举中有无竞争性。这两种类型的划分也反映了村委会选举的变迁、发展与进步。

二

上述作为对等的各种村委会选举模式，在实际的村委会选举中，都还在不同程度地被采用。至于它们的优劣好坏，可以说各有千秋，很难一概而论。但通过对各种村委会选举模式的比较，结合村委会选举的变迁历程，笔者认为，村委会选举应该或已经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发展。

1.突出“竞选”，竞争性日益加强

改革开放之初，村委会的产生具有自发性、自主性，也有一定的民主性。但稍后一段时间，大部分村委会主任或村委会委员实质上多是由乡镇党委政府任命或指定的，村委会实际上是乡镇党委政府的下属机构。虽如此，但还是通过“一定的选举形式”，因此可称之为“指选”。与“指选”紧密相联的是“等额选举”。“指选”和“等额选举”，在选举上毫无竞争性而言，基本上是“非竞争性选举”。如果说有“竞争”，那也只是如何才能“竞争”进入由上级组织与政府圈定的“等额选举名单”中。

随着经济的发展、村民民主意识的提高和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的出台，村委会的选举渐次转变为竞争性选举，或曰“竞选”。就全国范围看，村委会选举中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选举程序上，存在着候选人提名、正式候选人确定和正式投票选举的竞争；在选举岗位上，存在着村委会主任岗位、副主任岗位与其他委员岗位之间的竞争；在选举过程中，存在着各个竞争对手之间的“民意基础”、“施政纲领”等方面的竞争。在当今的村委会选举中，参选者向选民发表演说，介绍自己的治村蓝图，并当场接受选民的质询，已是常态。

但在村委会实际选举过程中，关于“竞选”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竞选不充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历史传统、地区差别和村民的流动范围、参选意愿、教育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造成村委会在某些地方的竞争还不充分。二是竞选不当或扭曲。由于家族因素、宗教派别等地方势力的介入，加之利益冲突、权力分配、疏忽的组织引导和笼统的政策法律，致使局部地方的村委会选举存在不正当竞争或变态竞争。现实中“能人”“、富人”村官现象已不在少数。他们的感召力、对于农村发展和稳定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但不利方面和消极因素也不能小觑。事实上，部分地区的这种消极影响已开始显现。特别是因恶性竞争而引发的打架斗殴、黑金势力贿选、恶势力操纵选举，地痞流氓“霸选”，更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2.突出“岗选”，设岗定位不断扩大

村委会早期并没有担当后来承载的过多“使命”，只是后来随着村务的增多，村委会的“内容”才不断丰富，于是“岗位”在选举中的地位也就更加突出。尤其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农村财经管理、文教卫生事务管理，已达到了以前县甚至是市相应机构的复杂程度。这些地区村主任的“权力涉及面”、“权力影响度”也已远远不是以前的“村长”所能及。这样，对其整体素质和全局观念的要求也就更高、更全面。

但在村委会实际选举过程中，由于“选举的技术手段”等方面的原因，有时被选举人和选举人又不得不被动接受。比如：某些人被动地获选，而自己又毫无参选意愿，只因是“老好人”，或由于“家族、宗族、亲戚的血亲网”平衡，或是曾经在某一时间的特殊贡献、个人的一些特殊背景而“被选”。如果村委会中由“这样的人”当选，其治理思路全无、激情不足，只能是消极怠工，其分管的领域也将毫无起色。正是从这些意义上说，在村委会选举中，一方面，主动参选、积极竞选就理所当然了；另一方面，定岗或定位选举就显得势在必行，过去那种“选举后简单分工”的方式也明显不合时宜。

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贫困地区，村委会委员（成员）“伸张”或“实现”自己意志和范围的程度较少，也不能得到多少额外的“物质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主动参选”或“竞选”、“定岗选举”就失去了为“权利”或“利益”而博弈的前提和基础。鉴于在不富裕地区为当选的“荣誉”而主动参选或竞选的刺激比发达地方要弱得多，因此，就“定岗选举”而言，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民主政治特点，找到适合地方特色的既能激发村民参选意愿又能选出“岗位”合适人选的实现路径。

3.突出“团选”，彰显团队合作。在选举过程中，提名的决定意义毋庸置疑，提名的民主性是选举民主性的前提，甚至是民主选举的理念追求。但在民主发展的一定阶段（甚至在一般意义）上，提名的“充分、完全民主”难以产生精诚合作的团队，会使理想中的民主选举愿望造成现实中的“涣散班子”。就村委会选举而言，有学者就指出：“在提名上越是充分发扬民主，越是难以形成协调合作的班子。”［2］

但随着参与意识和合作意识的逐渐增强，我国农村民主政治生态发生了一定变化，团队合作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村委会选举中。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非团体选举中的合作，如在“海选”模式中的候选人之间的合作。二是团体选举中的合作，如村委会“组合竞选”“、团队竞选”中的合作。这种合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系统性和稳定性。

事实上，村委会“组合竞选”、“团队竞选”的“团队”选举制度设计使它与“海选”有了明显的区别，选举中能更加强调村委会班子的整体选举，注重选举产生村委会的协作。由于这两种选举模式是先“组合”或组成“团队”后再竞选，在正式选举结果确定之前，群众就有机会看到可能产生的村委会班子的整体情况，减少了村民投票的盲目性。

三

“‘争水’催生联防队”“，屯子那么大，光靠联防队不行，得有个正式的组织才好管事”。这是改革开放后一些地方村委会产生之初的真实用意或朴素目的，其朴素性根源于“自发性”，也关联于“实用性”，更昭示着“变迁性”和规律性。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我们固然不应将西方的概念、理论生搬硬套于当代中国村委会选举的现实，但过于强调特殊性可能也使我们忽略了一些更本质的东西。“竞争性”、“岗位意识”和“团队合作”可能是选举中不能回避的因素和机制。我国村委会诞生30年来，其产生方式几经变迁、逐渐演进，形成了各种选举模式，也体现了现代选举的一些特征。它们都是各地在村委会选举的实践中，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针对不同地区的村级选举政治生态而进行有益探索的结果。有的比较前卫、有的趋向保守、有的仅仅适合阶段性过渡，但无论如何，这些选举模式都是一种积极尝试，也是我国基层民主乃至国家政治民主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有益探索。因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之一；基层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形式；村民自治是农村基层民主的核心；民主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关键；适宜的村委会民主选举模式是实现村民自治、民主选举的前提和基础。

但从根本上说，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当代中国的村委会选举还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如：村民对村委选举的消极态度（参选率低）；种种势力主导选举，致使选举流于形式，村民的意愿难以真实表达，等等。虽然这些问题也不是仅仅通过选举模式的变迁和改进就能解决的，但如果我们能继续尊重村民的首创精神，相关职能部门或法律法规制订机关也能以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和对现代性选举的诉求为目的、以更加务实的姿态来设计村委会选举模式，并且摒弃“超越人类文明发展所提供的现实条件”和“超越自身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规定性”［3］（P466）的不符合当代中国农村客观实际的村委会选举模式，那么这些问题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注释：

①此分类类似于“整体提名模式”，可参见马福云：《村委会直接选举的模式研究》，载《中国农村观察》2006年第4期，第68页。参考文献：

［1］马福云.村委会直接选举的模式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6，（4）：67-69.［2］辛秋水“.组合竞选制”的实践与理论［J］.学术界，2001，（5）：48.［3］林尚立.当代国政治形态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第五篇：关于中国反腐模式的变迁与推进

关于中国反腐模式的变迁与推进

摘要：腐败是全人类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腐败的产生既有行政主体道德素养方面的困境，也有行政体制方面的障碍。体制上的问题必然会造就了官场生态环境的恶化。要想反腐必须解决体制上的问题，建立高效能反腐制度和机制

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选择什么样的反腐败模式，是能否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关键。建国以来，我们党采取了运动反腐败模式、权力反腐败模式和制度反腐败模式等多种反腐败模式。实践证明，要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就必须坚持制度创新，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体制和机制，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格、相互制约的制度反腐体系，以规范权力运行，强化权力监督，形成制约腐败的铜墙铁壁。

一、我国反腐败模式的变迁

我国反腐败模式的变迁以反腐败模式为划分依据，我国反腐败斗争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采取了运动反腐败模式。主要在解放初期和“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初期针对党内出现的腐败问题，毛泽东领导全党通过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这种通过群众运动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模式又可称为阶级斗争反腐败模式。这种反腐败模式，是以政治思想教育、道德品质自律为主，以整风等形式加强对广大党员的思想教育，同时通过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形式发动群众起来揭批腐败分子，以党纪法规制裁为辅的一种防止党员干部腐化堕落的方式。这种方式内在地包含了强烈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因素。它的核心和宗旨，就是凭借阶级斗争的威慑力量，最为充分地发挥党员干部的道德自律和人民群众的制约监督作用。从而密切党群关系，卓有成效地实现党的群众路线。这种反腐败模式的特点可以概括为：(1)对广大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品质培养，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增强党员干部对腐败现象侵入的抵抗力和免疫力。(2)通过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监督，揭露领导干部存在的问题，把非马克思主义者清除出党。这种运动反腐败模式，在当时通过频繁的运动，确实解决了党内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但是运动反腐的一个致命伤就在于它冲击了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发展，人人都在一个不安定的环境当中搞生产、搞工作，弊多利少，所以十年“文革”也就酿成了十年浩劫。

第二个阶段主要采取了权力反腐败模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停止搞群众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针对腐败现象的日益滋生蔓延，采取什么模式来反腐败呢?我们基本上是用党和党的干部的政治权力和在群众中的威望来反对腐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是采用这种方法。这是一种基于人治原则，从宏观的反腐败政策方针制定，到微观的具体案件能否查办，查办到何种程度，一项预防腐败的制度改革能否启动，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施等等，都严重依赖于领导人的偏好、态度、意愿和决心。这种方法反腐败的好处就是比较便捷，它的弱点是因领导者的改变而改变，因领导者注意力的转移而转移，随意性比较大。所以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如果领导者本身的权力变质了，一把手自己就是腐败分子，他就不可能运用正当权力去反腐败。这种权力反腐败模式的局限性很大，还具体表现在各地、各部门的反腐败形势发展很不平衡，没有体制制度保障，局限于领导人的个人素质和对党的事业是否忠诚。仅仅依赖的是一种“道义性反腐败”。

列宁曾经说过：“把希望寄托于个人的优秀精神品质上，这在政治上是不严肃的。”同样，寄希望于官员的自我道德完善，这在反腐败斗争中也是“不严肃的”。

西方经济学家假定人的思考和行为都是目标理性的，唯一试图获得的经济好处就是物质性补偿的最大化。基于这种基本假设，如果把反腐寄希望于官员的自我道德完善，这不仅违背了常理，也违背了人性。事实反复证明，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反腐倡廉不能仅仅立足于人“性本善”的理论假设，不能单纯地倚重道德自律和一两次政权力量集中打击，而要依靠制度长期的、规范性的力量，切实预防和惩治腐败。

第三个阶段主要采取了制度反腐败模式。制度反腐是和权力反腐相对立的反腐败模式，它基于法治原则，充分依靠制度预防和惩治腐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权力反腐败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反腐败斗争形势的需要，健全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制止腐败成为当务之急。1980年邓小平首先明确提出反腐的制度性问题。邓小平认为，制度“更带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剖析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时，他更侧重于体制因素。他始终认为，腐败与现行体制和管理制度上的缺陷有关。1980年，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具体分析了党和国家在制度问题上存在的五种弊端，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严重。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邓小平认为，我国原有的政治体制的最大特点是高度集权，政治权力往往与经济权力相混，党政不分、政经一体，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上级腐败下级无法进行监督，下级腐败上级也往往无暇顾及，任何一级权力，一旦不对自身的权力负责而走向腐败，就难以得到迅速有效的监督和纠正，失去监督的权力最容易滋生腐败。所以邓小平主张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他说，如果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他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深刻性和敏锐性。它不仅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而且为我们清除腐败现象指明了方向。制度反腐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制度反腐才是清除腐败的治本之策。用科学制度反腐，国家才会走向清廉。

二、我国反腐的推进——制度反腐是根本之策

（一）目前制度反腐面临的问题

1、制度滞后。制度是用来有效地规范、约束人或组织的行为活动准则。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很难及时适应变化发展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而且我们目前现有的反腐制度在设计上本身就缺乏前瞻性，经常是跟着腐败现象跑。我们制定的反腐制度的部门常常以惯性的思维方式，经常是待所暴露反映的问题已成共性，具有普遍性以后，这时才组织力量制定制度进行治理。这种制度在短期内针对某个方面问题管用，但一旦形势发生变化或出现新问题，制度的约束力和实际效果也就会大打折扣。

2、制度粗放。倘若缺乏一整套严密的监督机制，那么，再好的制度也犹如一个“稻草人”。现阶段，我国对公职人员及其行使的公共权力的监督体系与制度不能说不健全，更不能说没有，据中央党校统计，光“不准”就156个之多。但这些监督制度还普遍存在“对下级制约多，对同级监督少；形式监督多，实质制约少；对个人制约多，对组织监督少；被动监督多，主动监督少”。腐败分子就是钻了体制不严密和监督不到位的空子。为此，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曾经打过一个比喻，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他而言，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这说明，我们的反腐制度规定得不够细，比较粗放。

3、制度执行难。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困境不是我们无法制订出适当的、严密的制度规则，而是很少有能力保证制度规则得到执行并使违规违纪违法的官员承担经济、政治、法律责任。两千多年前商鞅就说过：“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现实生活中，官员们只要不被查出个人腐败，只要没有发生严重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或者酿成死人特别是群死群伤等恶果，或者做出其严重触犯刑律的行为，几乎不可能因为别的滥用权力的行为而受到实质性的追究。这就是说，我们用以约束权力的法律、规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失灵的。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无法走出困境，那么，约束权力、控制腐败只能是空谈。

（二）制度反腐的对策与建议

1、完善体制机制，为制度反腐提供动力

制度反腐，完善体制机制是动力。在这方面，有许多工作需要尽快落实。

第一，改革权力运行机制，从体制上改变权力高度集中的局面。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说过，权力不是不要集中，而是过于集中，而当它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之后，那么具体的制度就变为少数人愿意执行就执行，不愿意执行就不执行的东西。所以应该要建立一个相互制衡的权力制约机制。权力制衡不是权力制约。权力制约只是一种从属性的权力约束。权力制约中的权力，是一种外在的权力，它最多只能起到事后作用。同时，由于制约权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它也必须受到制约。于是，就会产生一种监督权由谁来监督的问题。所以，实践中才会出现的“谁”来监督纪检监察部门及“谁”来监督最高权力执行者的问题；而权力制衡中的权力则不同，它是一种内在的权力。在权力制衡中，每一个权力行使者都具有权力行使者和权力制约者的双重身份。这种在约束中行使权力，而行使中又约束权力的机制，跳出了传统制约中“监督权由谁来监督”的问题。

第二，发展党内民主，强化党内监督，稳步推行“常任制”和“票决制”。目前，中组部已在全国10个县级地方推行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工作。关注常任制，还须关注“票决制”。“票决制”的实质意义是将党委常委会的部分权力划给全委会来票决，加强党内监督。“票决制”的主要内容涉及“三重一大”（即重要干部任免、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以及另外一些重大问题。其中，重要干部任免的“票决制”已在全国逐步推行。这是中央的决定，把“三重一大”中的一重“重要干部任免”交由全委会票决。

第三，改革党的纪检监督体制。一方面，进一步完善纪检监察机关的双重领导体制。今后，应加大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实施领导的力度，从人事任免、业务指导、干部培训、考核考评等方面加强领导，并积极探索完善双重领导体制的新办法、新措施。另一方面，对派出纪检监察机构实行统一管理。实行统一管理后的派驻派出机构，编制收归上级纪委统一管理和调度，纪检监察机构负责人拟任人选由上级纪委提名，并由上级纪委协同组织部门考察任命。

2、健全制度，为制度反腐提供依据

制度反腐，制度建设是基础。构建科学切实管用的制度体系是反腐倡廉的一条根本途径。首先，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同时加强组织人事管理，防止用人上的腐败。”，“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结合新形势、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最后要创新行政审批制度，防止行政权力腐败。

3、落实制度，为制度反腐提供保障

制度反腐，制度落实是关键。要狠抓制度落实并执行到位，一要增强自觉性。要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进一步增强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二要提高公开性。要建立公开透明的制度执行机制，增加政治透明度，使制度公开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三要维护严肃性。要对反腐倡廉的各项法规制度的落实情况进行经常性的督促检查，严厉查处违反法规制度的行为，做到令行禁止、违者必纠，切实解决制度执行不力的问题，不断增强制度的刚性。

参考文献

1、汪松明，制度反腐：历史的回顾与理论分析[J]《理论探索》，2006年第5期

2、张国献，邓小平依靠制度反腐败的思想[J]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年8月

3、鲁清春，浅析当前制度反腐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J]《新长征》200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