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如皋历史变迁
大禹治水九分天下水土为九州时，将江海大地称为“扬州”，“扬”为“荡”，水草荡荡之意。入夏以后这里成为统一的奴隶制国家的一个部分，到周朝时称这里为“海阳”，属吴国管辖，都城在今苏州；春秋时期，“如皋”开始从“海阳”的东南部海里“长”出来，齐国“总理”贾大夫72岁时以权谋私，娶了16岁的青春美少女为妾，结婚后人家身归他而心不归他，成天闷闷不乐，一次公费旅游时将她带到今天如皋大明村一带的江边上拚命射杀野鸡，以炫耀自己老而不衰，以博她一笑，“如皋”一字由此载入《左传》，但只是吴国“会郧”镇（今海安立发镇）治下的一个小渔村；战国时吴王夫差为了攻打卫国（在今河南省）在“海阳”挖“邢沟”（今大运河的前身）勾通江淮以便水师从长江直接进军；后吴国为越国灭，这里又属越国，越国又为楚国灭，这里又属了楚国。
秦朝时废扬州，将这里划属九江（今江西），后又划属东阳（今山东）。汉朝时刘邦将这里封给吴王刘濞，更名叫“海陵”，到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国家中央政府才开始在这里设立第一个县级行政机构——海陵县，隶属临淮郡（今淮阴），始建海陵县城（今泰州海陵区）。东汉末年，因海水泛滥淹没海陵县城，曹操挟天子，下令搬迁居民去邗江（今扬州），废除海陵县的行政建制，海陵以东（包括如皋）全部成了空地。
三国时这里属吴国，孙权在这片肥沃的空地上养马，形成了这片广漠的土地上许多与马有关的地名，如“白马”（今靖江县城南部）、“马塘”（今如东县马塘镇）、“马陵”（如皋县马塘乡），负责作战指挥的吴国大司马（中央军委副主席）吕岱将军常驻在这里与马为伍，依军队建制划分地块屯田养马，每50人为一个屯，分田5千田，养500匹马，海陵大地共有肥田沃土400多万亩，分成800个屯，动用军民4万人，养马40万匹，由于当时马匹的多少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相征，组织一次大型战争大约要损耗、淘汰5至8万匹成年、健壮的良马，为东吴迅速强大、最终能的鼎力三国作出了伟大贡献。当时为了保密，将“屯”写成“邨”字，读“村”，这个字成为当时政府、军民使用最多的一个字，演化为“村”的异体字，在东吴故土上流传沿用很久。
吕岱养马成功后，向孙权申请重建海陵县，孙权批复，让他兼任海陵县第一任县长，退休后举家搬离海陵县城，定居到高阳（今如皋市林梓镇），带领并传授子孙做木工活，种梓树、打家具，几年后梓树成林，“林梓”因此得名，后人为纪念他重建海陵县，泰州有吕岱庙，如皋有吕岱祠（原北门航运公司处），如皋今有“大司马路”（从陆桥小学到丽都大酒店）。
正是因为有了这段废县移民、屯兵养马的历史，在海陵大地上（北起徐淮，南到江阴、张家港，西起安徵境内，东到海边）遗留了许多与军队有关的方言及风俗，如尊称别人的丈夫为“男将”、尊称别人的老婆为“女将”；吃饭时不许将筷子竖插在饭菜上，因为这是军中、及地方百姓为开赴前线、上阵杀敌的将士们送行时的礼仪，表示站立不倒、吃了就跑，后来不打仗时，纪念阵亡将士也用这个礼仪，至今一些农村供祖宗时还沿用这个礼仪，从而产生一项忌讳，平常吃饭不许这样搞。吕岱将军还规定，农历七月半集中祭奠阵亡将士、向其家属发放抚恤金，每到这天各屯都要认真操办，不得有误，违令者斩。
东晋义熙七年（411年）中央政府提升海陵县为海陵郡（相当于地区级），下设建陵（今邗江）、宁海（今曲塘）、如皋（今如皋）、临江（老石庄镇，在今石庄以南30里的江水中）、蒲涛（今白蒲）五县，隶属南兖州；50年后如皋县政府迁往发扬（今立发，发是开始的意思，表示这里是扬州的开始，是今天所说的“发扬”一词的源词）。南北朝时，北周王朝宣布蒲涛县并入如皋县，县政府回迁如皋（今如皋）；临江县并入宁海县，县政府在曲塘。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海陵废郡，降级为海陵县，建陵县并入海陵县；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撤消如皋县，并入宁海县，县政府从曲塘迁发扬。
唐武德三年改海陵县称吴陵县，撤消宁海县，并入吴陵县，县政府从发扬合并到海陵（今泰州）；大和五年（831年）吴陵县恢复原名海陵县，分为东西南北四个“乡”（相当于现在的区），“乡”下设“场”（相当于现在的镇），“场”下设“庄”（相当于现在的乡）；其中“东乡”下设“如皋场”（今如皋），后改为“如皋镇”。南唐升元元年（937年）升海陵县为泰州（副省级），泰州之名由此开始，下辖海陵县；保大十年（952年）分海陵县的东乡为兴化、如皋两县，重建如皋县。
后周时，全国四分五裂，后周政府一度建都南京，划分如皋一部分建立“通州”，“通州” 是一个行政建制，作为军事州，驻军、种田、劳教贪官污吏和发配充军的“刁民”，其中“通”是一种官职，叫“通判”，相当于最高人民法院，“通州”是它下属的国家级“农场”，明朝时，迁都北京，中央政府为管理方便，在京郊重新开辟了一个国家级“农场”，仍叫“通州”，而没有撤消南方建立的“通州”，为区别两个通州，分别冠以“南直隶通州”、和“北直隶通州”，简写成“南通州”、“北通州”，清朝沿用这个叫法，但取消了两个通州的军事州建制，开辟了东北宁古塔为劳教贪官污吏及发配充军的国家级“农场”，两个通州成为普通州衙。民国初年废府裁州，两个通州全部降级为“通县”，其中南通州正式定名叫“南通县”。“南通”一词正式成为地名出现在中华民国的政府公文中。
至今南通市区以东约3平方公里的地块上遗存一种奇怪的方言，即不属西北部的江淮语系，也不属东南部的江南语系，这在全国十分罕见，它们是后周及宋元明四个朝代从全国各地捉来胡掳、当兵、充军的人及其家眷长期生活而遗传、融合的一种特殊语种。
宋初，长江南涨北塌，黄海西涨东塌，老石庄镇被江水冲毁后沉入江底，石庄人一再北迁，一直动荡了近一百年，迁三十多里，最后在今石庄位置上安定下来，百年间如皋县政府一再投资加固江堤，江水依然年年北侵，最后请来京城的道士采来几块泰山巨石，凿八卦、刻神符立于江边，滔滔江水还是吞没了这些巨石，最后剩下一块巨石时才不涨了，这块巨石成为石庄的福音，人们为它砌庙建园，常年供奉，后来庙废，被政府占用，至今这块石头还立在石庄镇政府大院中。
过去老石庄镇南边20里有一座深红色的麻石山，叫虾蟆山（摩诃山），高40米，山南10里才是长江的北岸，唐朝时，扬州的鉴真和尚、日本的圆仁和尚、碎叶（前苏联吉尔吉斯坦共和国）的僧伽和尚都驻足登山过，鉴真和尚还把它绘入地图带到日本，圆仁和尚将它写进入唐游记中，僧伽和尚定居泗州城（今在洪泽湖底），后在泰州、如皋，以及虾蟆山、狼山修炼，后来下落不明，传说得道升天，被尊为“大圣菩萨”，泗州、泰州、如皋、虾蟆山、狼山均建大圣庙供奉他，康熙年间泗州城沉入洪泽湖底，传说就是大圣菩萨发怒，以大圣庙门口石狮子眼睛流血为约，下达淹城计划的。
长江北侵、老石庄北迁后，虾蟆山成了江心巨石，蔚然壮观，曹雪芹、冒辟疆都渡江登山呤玩过，石庄北迁30里后，距此山50里，乾隆年间长江北岸开始退潮，此后一百多年间江岸向南涨20里，出现了“永安沙”、“又来沙”、“二百亩”、“头案”、“二案”、“三案”．“四案”、“头圩”、“二圩”、“三圩”、“四圩”„„等新的地名；与此同时，江南也开始退潮成沙，在虾蟆山南边10里江中长成一片沙洲，石庄人纷纷渡江迁往沙洲围垦种田，渐成村镇，自称“石庄”，归属如皋，县政府称它为“沙洲”。
光绪年间沙洲与常熟、江阴长成一片，常熟、江阴、靖江三县与如皋争抢沙洲土地，后经江苏省政府裁定：如皋地处江北，隔江管理沙洲不便，将沙洲划入常熟。宣统元年，沙洲向北涨了15里，虾蟆山离开江中，成为距江南岸边5里的一座小山，底部十多米被沙埋没，只剩了30多米高。为了北渡方便，首垦沙洲的“石庄人”在虾蟆山以北江边驳岸建港，分别有虾蟆港、段尾港、张家港。
1948年沙洲从常熟划出，成立“沙洲县”，隶属苏州，1958年沙洲县政府下令开山取石，拆了虾蟆山上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大圣庙，炸了山体，又在山根下挖了一百多亩深十多米的石坑，取走石头，填沙造田，历时4年，到1962年底完成，永载历史的虾蟆山从此在地球上消失。1987年沙洲撤县建市，以江边的张家港为名，取名“张家港市”。至今“张家港”附近还有几个村镇的人使用如皋方言，自称石庄人，沙钢集团党委书记沈荣庆说他的祖上是石庄吴窖一带的，对如皋很有感情，在如皋沿江开发中，他投资在如皋港开发区建沙钢集装码头。
元朝时，泰州一度为也成为军事州，至元十四年（1277年）全国设28个“路”（相当于现在的省），这里改为“泰州路”，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复称泰州，划属江南道（今苏州）管理，下辖海陵、兴化、如皋、江都；明朝时改江南道为苏州府（省级），泰州隶属苏州，下辖各县不变；清朝时合并苏州、江宁两府，各取一字合称“江苏”省，江苏由此得名，泰州下辖各县不变；清乾隆间分兴化的东乡为“东台”、“盐城”两县，隶属泰州。
民国建立，裁府废州，泰州改称泰县（县级），县城在泰州城，下辖各县全部归江苏省政府直管。抗日战争中，江苏省政府从苏州迁往泰县黄桥镇，新四军包围黄桥，围绕黄桥建立了五个“县”，其中在泰县境内成立“泰兴县”（宣家堡）、“泰东县”（今海安）、“紫石县”（今营溪）三县；在如皋县境内成立“如西县”（今江安），在靖江县境的季市乡成立“靖江县”与此同时，在东台县境内成立“大东县”，后更名 “大丰县”；在如皋县东部建“如皋县”（今丁堰）；在南通县境内南通县、海门县、启东县。解放战争后期，“紫石县”攻占海安，更名海安县；“泰东县”攻占泰州城，更名泰县，后泰州县城成立泰州市（县级）作为泰州专区所在地，将泰县县政府迁往姜堰，将“泰东县”曲塘以东划给海安县。“如西县”攻占如城，民国如皋县政府逃往李堡，“如皋县”县政府随之从丁堰迁往李堡与之作战，后又迁往马塘、再定于掘港，更名如东县，同时如西县更名如皋县，将民国如皋县的邓元、戴庄、袁桥、夏堡、搬经划给泰兴县，属泰兴县“城西区”；将原如皋县的立发、葛桥、柴湾、新民、宏坝、东陈一线以东划给如东县，属如东县“城东区”；将原南通县天生港、九圩港、平潮、九华、勇敢、龙舌划归如皋县，属如皋县“天生港区”，后更名为平潮区。
1949年1月21日泰州解放，22日成立泰州市人民政府，属苏皖边区第一行政区，5月1日，苏皖边区第一行政区在泰州成立“苏北泰州专区”、在如皋成立“苏北如皋专区”，如皋专区下辖东台县、大丰县、如皋县、如东县、海安县、南通县、海门县、启东县；1950年成立南通市（县级），南通县迁往金沙，如皋专区迁往南通市，更名南通专区；同时建立扬州专区、盐城专区，将泰州专区邗江、江都两县划归扬州专区；将如皋专区东台、大丰划归盐城专区；昔日地面广阔的“泰州”成了一块窄长的地块。
1950年泰兴县归还“城西区”给如皋，成为如皋县城西区。
1951年划出如皋县平潮区、薛窑区、石庄区，南通县唐闸区、靖江县西来区，合并成立“通如县”，县政府驻薛窑，划薛窑以南至江边碾砣港为“城区”，下设天生港、九圩港、碾砣港、张黄港等沿江客运、货运码头，以及内河运输、灌溉港闸，开发江中沙岛围垦建设，建立长江北岸的沿江重要港口城市，作为苏中、苏北军事防备、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
1952年取消“通如县”建设，唐闸区划回南通，平潮区、薛窑区、石庄区划回如皋，西来区划回靖江，而“通如县”的“城区”因为已经投资建设，砌好了县委县政府大院、边防公安局、军分区、粮食局、港务局等办公用房、大型仓库及宿舍，不便归还给如皋白白浪费，于是划属南通专区直管，成立“薛窑农场”，与如皋县平级。
同年底，将“通如县”港口城市计划更改后在南通市落实，着重开发天生港、南通港、狼山港，南通县划出狼山港至南通港一线给南通市，如皋县归还平潮区除九华、龙舌、勇敢三乡之外的地区给南通县。
与此同时，将如东县的柴湾、新民、宏坝、东陈、雪岸、丁堰、林梓、白蒲划归如皋县；将如东县的李堡、西场、洋蛮洋、立发、新生、壮志划归海安县；将东台县的白甸、瓦甸、古贲、仇湖、角斜、老坝港划归海安；从而使海安县成为一个“大县”。
1950年泰州专区与扬州专区合并为“泰州专区”，专署驻泰州市（县级），下辖泰州、扬州两市及泰县、泰兴、靖江、江都、兴化、高邮、宝应、仪征，六合9县。同年将江苏省划分为上海、南京、苏南行署（苏州）、苏北行署（泰州）四个省级单位，扬州市从泰州专区划出，由苏北行署直管，泰州专区辖1市9县。1953年苏南、苏北、南京三个省级单位合并为江苏省，上海脱离江苏省升为国家直辖市，泰州专区迁往扬州，改称扬州专区。
1954年11月21日，泰州市（县级）改为省辖市（地级）。1958年7月泰州市改为地辖市（县级），属扬州地区。1950年5月8日泰州市（县级）与泰县合并为泰县，至同年10月7日分开。1959年1月9日泰州市（县级）与泰县合并为泰州县，至1962年5月24日又分开。以上两次合并县政府均驻泰州城。1983年1月，江苏省实行市管县体制，泰州市（县级）属扬州市。1995年泰县撤县建市，成立姜堰市。
第二篇：汉正街的历史变迁
汉正街的历史变迁
历史的变迁，时代的更替，汉正街犹在，不过不再是“青青石板，白墙灰瓦”，只是朱颜已经改变了。500年悠悠历史，大江东去浪淘尽，汉正街却没有沉寂在历史的洪流中，而是以崭新的面貌不断踏上征途。
500年前的汉正街不过是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街，是一条与汉口沿岸大道平行的普通沿河墟市，后来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它逐渐形成玉带门、杨家河、武圣庙、石码头、永宁巷等若干个方向的“正街”。
汉江水孕育了沿河而居的人民，尤其是汉正街的居民。一条江水成全了一片街市，一片街市延续了原始住民的商业传统。早期的商人中流传着“要做生意你莫愁，拿好本钱备小舟”的戏言。汉江沿岸的码头众多，水运通达，被冠以“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行，万里唯意”，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商旅、墨客，繁闹非凡，成为内接荆州、孝感各省，外接山西、陕西、四川、湖南等各省，一时之间人们纷纷涌入慕名而来。由此可知：早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汉正街成为著名的货物集散地，经济达到了鼎盛时期，终于成为了“汉口之正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曾经一度经济活跃、市场繁荣的汉正街在政治暴风雨中沉寂了。历经几百年的汉正街个体市场摇摇欲坠，呼啦啦大厦将倾。汉正街只余下少数几家国营商店和合作商店，几家国营工厂和合作工厂，悠悠历史的商业街“汉正街”终于变成了冷清萧条的居民区。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务院发了一条通告，各地可以恢复和发展农贸市场。为了响应国务院的号召，国家工商局召集各省市区的工商局长到东湖宾馆开现场会，商议之后经济的发展方向。从此汉正街被中断的商业传统得以回归。
厚厚的迷雾笼罩了文化大革命后的整个中国上空，身处迷雾中的人们眼前一片迷茫，不知路在何方，更不知朝哪个方向前行。然而汉正街率先响应发展经济的号召，提出恢复小商品市场，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打破计划经济在流通领域的体制束缚。1979年，武汉市政府决定恢复中断了汉正街数十年的自由商贸传统，重新开放小商品市场。103名待业青年和社会无业人员工商登记，汉正街迎来了国内首批个体经营者。他们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都是小心翼翼摸着石头过河。
郑举选第一个站起来成为最早登记的个体户。身有眼疾的郑选举并没有整日自怨自艾，抱怨老天的不公正待而胡混度日。在文化大革命前，21岁的郑举选已经投入了千军过独木的商人队伍，成为众多商人大军中的一位微不足道的小商贩。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他最终在汉正街上有一席之地，成为汉正街里有名的商户。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政府缩紧了经济政策，个体经济难以融入集体经济的发展，暂时终止了个体私营经济。郑举选作为汉正街最知名的资本主义尾巴，被划入需要接受改造的名单中，从而进入“学习班”学习。一年后的郑选举出来了，面对空空如也的家，他毅然的把养家的重担扛上肩，改行在利济南路卖起了冰棍。郑选举借此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干起了小百货的生意。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以后，国家允许地方发展农贸经济，各个省、市面还在犹豫不决，武汉政府却大胆的提出发展个体经济。有利的经济政策出台，似乎预示着市场应该朝大家期盼的方向发展，但是时值风云变幻的多事之秋，还存在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在这样的年月里，做生意如同踩钢丝，必须要事事小心、步步为营。即使整日提心吊胆的做生意，不过依然难逃被抓的命运。
1978年的一天，郑选举的家和其亲戚的家同时被抄，当时抄出价值几万元的货物，在当时的年岁里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因此郑选举被关进了监狱。审讯人员要求他交代“同伙”，并提出了“如果供出买货或者供货人就放你出去”的建议，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沉默，一人揽下了所有的“罪名”。在昏暗的牢房里他足足呆了18个月，本有眼疾的他视力下降的越发厉害了，最后右眼彻底失明。从此，五颜六色的世界在他的眼中消失了。1979年6月，郑选举被释放出狱。众人钦佩他具有一种宁愿牺牲自己也不牵连他人的义气，尊称他为“盲侠”。
历来商人在文人眼中是一群重利轻情的势力小人，对他们嗤之以鼻，轻视并且不齿于人前；然而“盲侠”郑选举的重义望利彻底颠覆了文人想象中的商人形象，为一批同样注重朋友之情的“义气”商人正名。因为郑选举的“义”不关乎想要向涉案之人收取好处的利，更无关乎想要赢得众人称赞的虚名，只是凭着自己的一颗良心做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天的事。正是这样的一个有良心的商人，引领了一群有情义的追随者，在无情的商战中演绎出了一段又一段人的情人的义。
经过时代的洗礼，他现今俨然成为了汉正街街知巷闻的知名人物，也创造了自己的财富神话。他和“儒商”王任昌成为了汉正街永恒不灭的传奇。
20世纪40年代，与百年老店谦祥益绸布店并重的王润记纱布老板王裕卿，一位熟读三国，经商有道的儒商。他在文革期间被认定为需要接受党和人民教育的“工商业兼地主阶级”。他的大儿子王任昌进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熏陶，由于出身在“剥削阶级”的家庭让他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前后几进几出监狱，虽然历经磨难，但他依然保持着带着镣铐跳舞的生活热情。
20世纪80年代初，尽管出台了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但文革没有过去多久，很多人都担心会重蹈覆辙，作为“103将”中的王任昌也忧心忡忡。他与弟弟在汉正街一起经营一家店铺，虽说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赚了不少钱，但是一种无形的力始终控制着他们，使他们没有足够的底气放手一搏，做大自家的生意。他们一边静待政策环境的好转，一边观望市场的动向。
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促进整个大环境的好转。武汉政府为了巩固、扩大汉正街的市场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有利的经济政策来刺激市场的运作。王任昌开始清楚的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个体经济以势不可挡之势席卷而来，彻底的击脆了初期的犹豫彷徨。他开始放开手脚大干起来，热火朝天的经营自己的事业。没有后顾之忧的汉正街商户个个士气高涨，大有不干出一番名堂誓不罢休的气势。
汉正街起死回生，经济逐渐的发展起来，人民争先恐后的涌入汉正街，1983年，个体经营人员由最初临时凑集的103人扩展到991名，他们在1600多米长的汉正街上摆摊经营，日日生意红火，热情招揽来自四方的顾客；销售额也首次突破了亿元大关，振奋了全国人民，其他各个省份地区也争相效仿汉正街，发展个体经济，汉正街一时成为各地的学习标兵。
1988年，武汉政府大胆的圈出汉正街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田”。作为经济改革实验区的汉正街，个体户们开创了“前店后厂”的家庭工厂发展模式。武汉人民首创的发展模式丰富了小商品市场的经营范围，使汉正街不再局限于只发展小商品贸易，扩宽了汉正街的发展的广度。
1990年，汉正街第一栋专业市场——汉正街服装交易大楼竣工，成为汉正街在专业化经营道路上的成功尝试，预示了汉正街今后的规模化发展，而且提升了整条街的档次。同年，拍摄了一部取材于王任昌小说《曲线人生》的电视连续剧《汉正街》，红遍大江南北，从此“汉正街”家喻户晓。电视连续剧《汉正街》完整的记载了武汉个体经济的发展历程。汉正街人的生活就像其中的歌词“小街上的人走路越来越匆忙”一样越来越精彩。
2000年，汉正街被武汉市政府重新定位为商贸购物旅游区，先后得到龙腾、春江等五大开发商近50亿的资金用来打造汉正街，建成汉正街第一大道、暨济商城、汉正街品牌服饰批发广场等多功能、高档次的大型商场和特色街区。
汉正街从原始的小百货，发展到具有服装、副食、家电、鞋类、塑料、文化用品等10个专业大类10万多个品种的大市场。汉正街的商品辐射范围扩展到山西、四川、河南等华中、华北大片区域，并且延伸到海外市场。业界权威人士透露，联合国已在汉正街设立了中国第二个采购点。
伴随汉正街进入快速发展期，商品销售额不再是1982年的一亿元收入，销售记录多次被改写，在2004年又一次创历史新高突破200亿大关。汉正街不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引领全国大小街市，成为当之无愧的首脑，也被冠以“天下第一街”的美称。
在一个商业时代，一个地区必须时刻保持自我更新的警觉才能够在市场中领先。在2005年，一篇刊登在《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说：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发展和90年代中前期的极度辉煌之后，汉正街开始走下坡路。虽然汉正街市场规模比原先扩大了6倍，但税收增速却在下降，交易额从全国十大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前三位降到了第七位。近两年，汉正街个体经营户数量也在以 10%左右的速度递减。汉正街第一代103名小老板中，目前只留下不到10个。汉正街上的货品质量没有保持以往的水准，所以大多数武汉人如今不去汉正街购物了。
难道武汉人乐于见到汉正街的衰落吗？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汉正街的衰落已经成为铁板定钉的事实，不容人怀疑。
汉正街源于河运，也终结于河运。古代的街市大多是沿河而建的，陆续修建的码头，便捷的河流运输，低廉的运送费用，商人乐于接受；现代的街市多数是依据便利的马路交通来铺设，车流的通达可以节约大把的时间，对于视时间为金钱的商人来说就算是赚钱了。真正就是这陆上交通问题成为汉正街发展的硬伤，百年老街正遭受着现实的残酷考验。
在武汉读书的几年里，我多多少少去过几次汉正街。汉正街作为大型的批发市场，每天有着成千上百万计的货物流通量，可它的公路却不宽广。
汉正街的街头有很多的推车工，他们每天都推着沉重的货物到指定的送货地点。一路上，他们忙碌的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忽左忽右的闪躲靠近的人，以免货物受损。汉正街上也有不少的扁担工，他们全靠这根扁担养活。扁担工们不管货物有多重都扛上自个儿的肩，晃晃悠悠的徐步前行。惜时如金的汉正街老板每每都是依车代步，但是汉正街里没有专门的停车场，它们只好被随意的停靠在马路边，车辆横七扭八的霸占着本不宽裕的空间。最为可怜的要数行车在其间上的车辆了，以缓缓的速度向前爬行，甚为艰难。这样的情形是汉正街每天的必备功课，可想而知大型的节假日该是什么状况了？
汉正街分工明确，同类商品聚集在一起销售。“集生产、生活、储存”为一体的独特经营方式，有的商铺老板嫌回家吃饭太过麻烦，干脆在自己的店里做起饭来。门外的一侧铺放了许多的零零散散的商品，另一侧架起了锅碗瓢盆。
汉正街里存在一大片的居民住宅，其中夹杂商业用途的楼房，上面用于居住，下面则布满了林林总总的商铺。一家店铺紧挨着另一家店铺，昂贵的地价使得在相邻店铺间多留一些空隙，都被视为浪费的可耻行为。有的楼房年代久远，电线老化，承担不了太大的负荷，可怎料想一些黑心商户把塑料玩具、工艺品市场设置在楼房里。
不论是在自家的小店铺里生火做饭，还是汉正街的历史遗留问题，都为火灾的发生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历年来汉正街多次发生火灾，消防官兵只要谈及汉正街发生火灾就“闻火色变”。
在过去的几年里，流传着一条众人争论的消息“武汉市政府要把汉正街搬迁到汉口北”。听说这条消息之后，汉正街人有的悲，有的喜，有的忧，有的怒。这条消息的可信度有多高？我们暂且不提。众所周知，汉正街和汉口北分属于不同的地方政府管辖，在迁与不迁间存在太多的利益问题。
2010年8月，汉正街召集了部分有利益关系的商户，邀请了社会上知名的专家和有地位的政府官员，集体开了一个汉正街论坛发布会，为汉正街要搬迁的言论辟谣，同时规划了汉正街未来20年的蓝图，并提出投资700亿整顿汉正街提升汉正街的形象。这个新闻发布会有利的打击了汉口北，告诉准备投资汉口北的人：汉正街会永远屹立不倒，就算再破旧，也不会让肥水流入外人田。硚口区拿出了二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上进心开始大力整顿汉正街，扩宽马路，改善市场内外的环境，迁走客运站，搬迁汉正街仓储，斥巨资兴建大型批发市场。硚口区这一系列的强硬行为告诉对手：我们不会认输。
另一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汉口北也不示弱，十大市场群的修建分秒必争，工地通宵达旦，不分昼夜的加班加点。为争取早日完成十大市场群的第一期工程，投资金额不断加大。为了配合汉口北，黄陂区政府也十分豪气的投掷十几亿，自掏腰包开通轻轨，预计赶在2013年底前开通5.8公里的一号轻轨三期至汉口北。
双方的拉锯战正式展开，由最初的争斗升级到政府战略上，谁也不打算服软，死磕到底。
硚口区未来总投资大概700亿用于改造、规划汉正街，而黄陂区也预计投资600亿左右来规划汉口北。这就是说两大市场总共投资大约1600亿在无法确定的未来十年。武汉未来的商贸潜力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而两地的意气用事只会加大未来的风险，谁也不知道投入的钱能否赚回来。这个赌博，谁也输不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其中一方的市场倒下，那么花出去的几百亿谁能为它买单？是政府？还是普通老百姓？
汉正街未来的出路在哪？这需要今人好好的思量。是死守既得利益？还是突破困局，浴火重生？这需要汉正街人好好的权衡。如果不再纠结自己的小小利益，而是扩展视野，放眼世界，汉正街能不能迎来更好的春天呢？答案不言而喻。
今人应该向老前辈“郑选举”、“王任昌”们学习，凤凰涅槃，在艰难困苦中依然传承了汉正街的经商传统，也让汉正街在时代的新一轮转变中得到自我救赎，赢来了“天下第一街”的美名。在汉正街人还陶醉在历史辉煌中时，殊不知，他们已经慢慢败下阵来。历史的云烟，时代的更替，汉正街人又需要再一次披挂上阵打响新的商业战役。如果不想汉正街的历史停留在今时，我们何不放下成见，学习浙江的义乌，江苏的常熟，好好的经营各自的生意，实行产品差异化经营，各自发展各自的商贸客户，相互扶持，荣辱与共。何愁不能再次夺回“天下第一街”的盛名？
第三篇：吉祥物的历史变迁.
吉祥物的历史变迁 吉祥，好运之征兆，祥瑞，吉利；幸运等。古籍《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吉祥止止。” 成玄英 疏：“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徵。”
吉祥物是人类原始文化的产物，是原始的人类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形成的人类原始的文化。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人类首先以生存需要为中心，而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就形成趋吉避邪的本能观念。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许多用以祈求万事顺利的象征物，而这些向往和追求幸福美好的事物，我们便称他为吉祥物。
吉祥物是人们在事物固有的属性和特征上，着意加工而成，用以表达人们的情感愿望。由原物发展成为富于吉庆意味的吉祥物，采用的加工手法多种多样，因此，我国吉祥物具有多重演化特征。从这些吉祥物中，我们可窥知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人们共同珍视的事情。
各种吉祥物由原物衍生成富有吉祥意蕴，可谓意趣无穷。其手法之一是把事物的外形、特性或实用价值等属性，予以放大或延长，使之具祥瑞的涵义。吉祥物的这种演化特征我们称之为属性延长性。以椿树、萱草、芝兰、磐石和竹这“五瑞”为例，庄子说过“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唐朝诗人牟融也有“堂上椿萱雪满头”的诗句，因椿树的寿命长，人们便把椿树比作父亲，称“椿庭”，更象征老人的长寿。
“谐音取意”是中国民俗文化形成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民间吉祥物更是忠实地运用了“谐音取意”的原则。以“如意”为例，它是我国特有的吉祥物，本为军旅器物，后渐成民间的“爪杖”，即搔痒工具。若在一个瓶子里插上如意，即为“平安如意”。如以两个柿子或狮子配如意，便成“事事如意”。若画上童子骑象、手持如意，就是 “吉祥如意”。若如意加上盒子与荷花，组成的是“和合如意”。再如 “百事如意”，则是如意与柏树和柿子的组合。很多民间吉祥物的形成还具有传说附会的特征，他们出于民间神话传说：一代又一代的人，透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将故事流传、延续下去，人们对此深信不疑，遂相沿成习。如民间每于老年人寿诞时送上寿桃，以祝福老人健康、长寿、幸福，这个习俗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传说。相传战国时期齐人孙膑自十八岁离家，拜鬼谷子为师学习兵法，一别家乡十二年，有一年的五月初五才猛然想起正是母亲八十岁的生日，他想：“乌鸦反哺母娘，羊羔吃奶跪乳，禽兽还知恩达礼，我却已经有十二年没有报母亲的养育之恩”,于是向师傅请假回去看望老母，临行前，鬼谷子随手摘了一颗桃子让孙膑回家献给高堂。没有想到，孙膑回家将桃子给老母亲吃后，母亲竟返老还童。人们听说孙膑母亲吃了桃子之后变得年轻，也想让自己的父母健康长寿，于是竞相仿效，也都给自己的父母“送寿桃”。传说是否真实，人们没有去考证，但它所蕴涵的美好寓意，却被人传承下来，绵延不绝。
随着事物不断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吉祥物被我们所知晓，在我们生活中，就拿最普通的婚庆席来说吧，对于夫妻也好，新人结婚也好，都很很不错的吉祥物，能够为我们带来吉祥如意，是对我们身心健康的呵护，让我们事业顺利，婚姻幸福，生活美满。在家中具备此物，更是能带来顺势，让我们一顺百顺。
第四篇：北戴河避暑胜地的历史变迁
北戴河避暑胜地的历史变迁
黄金生
北戴河的名字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这个美丽的海滨小城因与政治的不解之缘而充满了神秘色彩。
北戴河距离北京不到300公里，18公里长的海岸线曲折蜿蜒，海面清澈平稳，沙滩洁净绵软，到处是天然浴场。这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每年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平均只有7.6天。优良的气候条件、便捷的地理位置，使北戴河成为避暑的好地方。北戴河的历史文化可以追溯到秦代，秦始皇东巡派人入海求仙时就曾住在北戴河；曹操更是在此留下了“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天下名篇。但在中国古代重陆轻海观念的影响下，即使畏惧酷暑的清朝皇室，也从未考虑过到海边避暑。北戴河作为避暑度假区是从清末，伴随着列强的侵略才开始的。
骑驴的仕女
1858年，英法俄美等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列强由此获得了公使驻京的权利。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中又赋予法国传教士在中国各省可以“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特权。西方人员在华日久，便利用特权四处寻找适合夏季避暑的地方。与游牧民族出身的清朝帝王选择承德不同，欧美人开始把他们的海滨避暑之风传到中国。
1878年，25岁的英国传教士甘林来到中国，在天津、唐山等地传教。当他来到北戴河海滨的时候，立刻被这个世外桃源般的海域所吸引。1895年，他租下联峰山东峰鸡冠山约400亩的土地，盖起了两栋别墅，鸡冠山因此也被叫作甘林山。
甘林的别墅是北戴河最早的西洋别墅之一。别墅建成之时，他请一些亲朋好友前来“暖房”。当时一位英国女士在北戴河车站下车后骑驴到联峰山下，因为天气炎热，就骑在驴背上休息了一会儿。她戴着白帽，左手控缰，右手擎伞，骑着驴在绿荫下的样子很是迷人。同行中一位擅长绘画的人用水彩把她画了下来，这幅画后来被京奉铁路的英国总工程师金达所得。金达在修建天津至山海关的津榆铁路时也发现北戴河村南面不远的海滨，风光秀丽，非常适合休闲避暑。以他在英国的经验，认定将来必有升值，便想在这里购地盖房。但当时一般外国人没有这种权利，他只好怂恿铁路包工头天津人杨季琳抓紧购地建房。杨季琳听取了金达的意见，很快在北戴河海滨建了一座房屋，租赁给来这里避暑游玩的外国人住。这是外地人在海滨建的第一幢专门出租给外国人用的房屋。
金达将那幅“仕女骑驴图”印制成京奉铁路局的英文招贴广告，每年夏季在火车站和外国人的居住地张贴，用以招揽中外人士到北戴河旅游。据说这是中国最早的旅游招贴画。有了金达绘声绘色的宣传，几年之后，在北戴河的海滨上，一栋栋别墅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英、法、俄、美等外国人纷纷涌进，争相圈占和抢购土地，北戴河成为西方殖民者的避暑乐园。到1898年，应西方驻京使节的要求，北戴河正式被清政府“钦定”为中外人士避暑之地，“戴河以东至金山嘴沿海向内三里，及往东北至秦皇岛对面为各国人士避暑地，准中外人杂居”。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确定的对外开放的各国人士避暑之地。
北戴河海滨被清政府辟为中外人士避暑地后，当地临榆县衙门（治所在今山海关）因该地地处偏远，鞭长莫及，无暇管理，境内的外国人则以北戴河海滨是通商口岸为借口，于1898年首先建立起他们自己的自治团体组织——石岭会。石岭会以其监理会名义大肆收购土地，在区域内建有办公楼、大会厅等。并自作主张地倾销其所租土地，大量吸引会员。即凡愿为该会会员，承认其会章者，都有向该会租地买房的权利。“骎骎然几有喧宾夺主之势。”到1900年，北戴河已建成50多幢专用于疗养的别墅。一些外国人看到北戴河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便开始靠囤积土地获利。英国人施爵儿1905年在此低价买得88.9亩土地，1914年他出手10亩，1916年又出手33亩，1920年再出手11.74亩，坐吃土地升值就发了大财。
1916年，曾任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的朱启钤来到北戴河，他见此情况，便积极联络京津上层人士，在1919年成立了地方自治团体北戴河海滨公益会，“保护主权，规划市政，管理避暑区之行政事宜。”他主持制定北戴河街区道路规划，规定“近海沙滩不准建房，其他地区所建房屋以能美化环境，点缀风景为宗旨”。这是我国旅游风景区的第一个城市规划。之后，正是朱启钤以“修路为第一步”，把北戴河的建设有步骤地推向了科学轨道。
风姿绰约的“西洋美人”
在公益会的治理下，北戴河的公共秩序井然。1929年7月，张学良到北戴河来疗养，为遵守公益会严禁在海滨使用汽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的规定，把带来的小汽车、摩托车全部留在了专列上。张学良的发妻于凤至在游玩时贪看风景，骑驴错走了人行道，即被路警所阻，并被告违犯了交通规则。于凤至下了毛驴，连说对不起，不但交了罚款，还奖给那位恪尽职守的路警10块大洋。
由于公益会及有关方面的努力，也由于石岭会在外国人中的影响，北戴河海滨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逐渐成了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在远东罕有其匹的避暑旅游胜地。当时北戴河的旅游业，在中国有很多开先河之举：建有中国第一条旅游专用铁路支线，即建于1917年的从津榆铁路北戴河火车站到北戴河海滨站；这里还开辟了中国第一条旅游航线，即辟于1921年的从北京南苑机场到北戴河海滨赤土山机场航线。
现代旅游业的兴盛，吸引了外国人大量涌入北戴河海滨。据有关资料披露，1936年北戴河海滨人口调查显示，当时住在北戴河海滨的中国人有7902人，外国人有2535人；当年的中外观光客有6127人。也就是说，当时在北戴河居住的外国人已接近那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把中外观光客中占据大多数的外国人算进去，那暑期北戴河海滨的中外人口比几近相等。这在远东除租界地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是没有的。
奇特的山光海色使北戴河海滨有了一种特殊的魅力和韵味。早在1910年，北洋女子公学创办人，做过袁世凯公府秘书的吕碧城就在用文言文写的《北戴河游记》中把北戴河海滨比喻为是“西洋美人”。她开篇就写道：“‘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此二句于西湖之神态，殆摹拟矣！然犹中国美人态也。若夫海滨之风景，清奇高亢，气象万千，有如西方美人，细腰捷足，长裙飘飘欲仙，令人见之具潇洒出尘之想，则北戴河似焉。”二十多年后中国第一位女教授、《西洋史》的作者陈蘅哲，也写了关于北戴河的游记，其中《再游北戴河》一篇开篇就说：“提到北戴河，我们一定要联想到两件事，其一是洋化，其二是时髦”。
不平凡的“老别墅”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统计表明，北戴河海滨境内有中外别墅719栋，其中外国人别墅483栋，涉及美、英、法、德、日本、苏联、意大利、比利时、希腊、奥地利、瑞士、加拿大、丹麦、西班牙、瑞典、爱尔兰、挪威、波兰、印度、韩国等20个国家；中国人别墅236栋。在旧中国四大别墅区（江西庐山、河北北戴河海滨、浙江莫干山、河南鸡公山）中，北戴河海滨是唯一的海滨别墅区，外国人的别墅数目比例最大。但是，这个依山傍海的避暑之地，绝非不问世事的世外桃源。在这些老别墅的群楼中，有1903年建造的“海关楼”；有解读北方工业巨子周学熙心声的“趣园”；有建设北戴河的功臣朱启钤的“蠡天小筑”以及曾作为少帅张学良行辕的章家楼等等。这里见证了中国近代许多不平凡的历史事件。
1930年夏天，张学良来到北戴河避暑时，正值蒋介石、阎锡山和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而张学良的东北军参加哪一方，将对整个战局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张学良此时所在的北戴河聚集了各派的代表：蒋介石集团的张群、吴铁城、方本仁；阎锡山派出的贾景德、傅作义、温寿泉；冯玉祥派出的邓哲熙、薛驾弼、门致中；汪精卫派出的郭浆祺、陈公博等。他们云集北戴河游说拉拢张学良，避暑胜地一时俨然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6月，以李顿为首的国际联盟调查团曾在北戴河起草调查报告书。张学良指定北宁铁路局局长高记毅等组成“国联调查团海滨招待组”。其后随着日本侵略的步步加深，北戴河逐步被日本人所控制。1940年4月，日本在北戴河海滨开设“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社员休养所”。5月，日本驻天津陆军特务机关强占陆庄小河以西土地建日本陆军医院，供侵华中负伤生病的官兵治疗休养。
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接收北戴河，北平官员及一些富商大贾决定恢复北戴河作为避暑胜地，然而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使多数官员不敢到此。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后，东北解放军挺进山海关，到11月26日，北戴河终于“换了人间”，获得解放。
第一个中央休养区
北戴河解放的消息传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便引起了中央组织部的重视。中组部当时正考虑全国胜利后如何安置伤残将士，显然，北戴河是疗养的好去处。于是中组部在北戴河选择了风景最好的西山，对原有别墅进行接收或购买，组建了疗养院。接着，全国工会系统也效仿苏联的做法，开始组织劳模到北戴河休养。1949年6月，身体欠佳的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来到北戴河海滨，成为第一个来此休养的中央领导人，住在原铁路宾馆1号楼。此后，朱德几乎每年都来北戴河休息疗养，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年。1950年8月，又有李富春、聂荣臻、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到北戴河海滨疗养。
1950年初，经时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亲自选择，批准在北戴河建设外交人员休养所。当年暑期，成立了“外交部驻北戴河联络组”，开始接待当时与我国建交的苏联、东欧等国的驻华使节。1952年，中组部疗养院移交给中央办公厅，改名为中直机关疗养院，规定中直机关的干部一年有一周去北戴河休养的假期。
北京的夏天十分闷热，解放初期因条件所限，不仅没有空调，甚至连风扇都少有。于是在1953年抗美援朝结束后，中央决定寻找夏季避暑办公之地。据参与编写北戴河地方志的朱桂新介绍：“北戴河海滨沙子质量很好，海滩不是很陡峭，鲨鱼也很少，中央一个考察小组曾考察了大连、青岛等地，从环境、地址、路途等方面考虑，最后确定了北戴河作为中央领导办公地点。”另外，北戴河所留下大量现成的别墅也使领导人去避暑不用劳民伤财重新建设。
1953年，行政区划上的“海滨区”易名为“北戴河区”。1954年，中直疗养院改名为中直干部休养所。
毛、邓的初次北戴河之旅
虽然日后毛泽东非常喜欢北戴河，但在1954年之前他却一直没有来过。1950年2月，毛泽东在访苏归来途中曾来到山海关。在长期战乱的摧残下，昔日的雄关已是残破不堪，满目疮痍。据当时跟随在毛泽东身边的师哲回忆，解放之初无论毛泽东走到哪里，望着残破的山河，经常讲的一句话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此刻的毛泽东，望着破败的“天下第一关”，可能也没有了游山玩水的兴致，他看了一下山海关，便匆匆登车回京，更没有去相距不过十余公里的北戴河。
毛泽东初次来到北戴河，是在1954年的春天。1954年4月21日他考察秦皇岛，出发的第一站又来到了山海关。毛泽东一下汽车望着已修整一新的“天下第一关”城楼，惊喜地说：“这儿变了！”当晚，毛泽东便住在北戴河的章家楼休息。可是，第一次到北戴河，或许是因为大海的涛声太大，或是因为天气较凉，长期被失眠困扰的毛泽东当夜并没有休息好。第二天，毛泽东便告别北戴河海滨，前往唐山视察。
同样喜欢在北戴河畅游的邓小平，初次北戴河之旅也颇为仓促。1952年8月，邓小平从西南局第一书记的任上调至政务院担任副总理。刚来中央，工作千头万绪，加之周恩来总理出访苏联，他要主持政务院的工作，整个夏天也无暇休息。1953年7月17日，邓小平第一次来到北戴河便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可是，那次邓小平只待了两周，就在毛泽东的电召下提前结束休养匆匆赶回了北京。
夏季办公制度的形成
中共中央确定夏季在北戴河办公，实际上带有半休养半工作的性质。1954年，秦皇岛市设立了北戴河暑期工作委员会，下设暑期工作办公室，简称“暑办”，专职为中央领导服务。同年11月，国务院正式确定北戴河休养区的使用方针是为中央暑期办公服务。
夏季办公制度确定后，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专门组成暑期警卫、服务班子，到北戴河工作。在当地，也有一个暑期工作班子，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再加上警卫师四团，共同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驻地、浴场和外出活动的服务及警卫工作。
作为新中国的领导人，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面临着重整山河的紧张工作。1950年10月，志愿军赴朝参战后，毛泽东日夜关注朝鲜前线的情况，半个月间办公、起居全在床上，睡眠极少。此外还有“三反五反”、土地改革等运动，这一段时间，毛一直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1953年朝鲜停战的消息传来，据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毛泽东高兴地在院内清着嗓子唱了一曲京剧，接着说：“我们该脱军装了。我脱，你们也脱。”他还回忆说：“从这一年始，毛泽东每年都要到海边去一次。我们都了解他一个喜好，就是观潮。每次观潮胸脯都会和着潮水的节奏起伏。”
1954年的夏天，毛泽东来到北戴河休养。出于常年的习惯，毛泽东不爱住洋楼，愿意住中式平房，却又喜欢房间高大。因此中直疗养院专门建了1号楼，实际上是一排平房。这年夏天毛泽东便住在这里，而且一住就不想走，直到9月天凉，其他中央首长都走了，他仍没有走，并坚持每天下海游泳。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浪淘沙·北戴河》。
随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到来，此后的每年夏天，“一片汪洋都不见”、“白浪滔天”的北戴河便在中国政治史上有了特殊的地位而变得异常神秘。这个“魏武挥鞭、东临碣石”的地方开始与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联系起来。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19期
第五篇：浅析非正式交流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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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 he
H H istorical C C hange
of I I nformal Academic
C C ommunication 摘要：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网络的兴起，非正式交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章分别从定义、交流手段、交流模式等方面对传统的和基于网络的非正式交流做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文章认为，作为科学交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非正式交流的全新交流模式克服了传统交流的弊端，更好地适应了科学大发展的需要，然而，它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非正式交流，二者将长期共存，共同为科学发展服务。
关键词：非正式交流；网络；变迁
A A 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he rise of networks, informal communication has changed.The paper studies traditional and web-based informal communication in definitions, means and models.On this basis, it analys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of them.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web-based informal communication changes the model of traditional one, and it is more sui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Nevertheless, web-based informal communication couldn’t completely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one, they will servi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together with long-term coexistence.K K eywords: informal communication;web;change 正式交流和非正式交流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有机的科学交流整体。作为科学交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正式交流被认为是知识扩散的重要途径和知识创新的重要源泉 [1]。历史上，著名的情报学家普赖斯（D.J.Price）和科学学家戴安娜〃克兰（Diana Crane）等人都曾给予非正式交流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它相比正式交流具有更大的意义 [2-3]。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全新的网络非正式交流平台得以形成。基于网络的非正式交流克服了传统非正式交流的弊端，改变了传统非正式交流的固有模式 [4]，更好地满足了科学发展对科学交流的需要，成为新时代科学发展不可或缺的交流手段 [5]。鉴于非正式交流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我们有必要了解它的历史变迁，研究它在传统环境下和网络环境下的不同交流模式及特点，以利于非正式交流更好地为科学发展
服务。1
传统 非正式交流 及其模式分析 传统的科学交流系统以是否依靠正式出版文献展开交流作为划分正式交流和非正式交流的标准，因此，传统意义上的非正式交流是指信息生产者与利用者之间不借助于科技文献而直接进行的交流 [6]，它既可以通过个体间的面谈、书信展开，也可通过无形学院群体的研讨会、学术沙龙活动展开。这里，无形学院是由同一专业领域中具有相似研究兴趣和目标的研究人员自发形成的，进行情报交流的非正式团体。2.1 已有 的非正式交流模式 及其缺陷 有许多经典的科学交流模式对非正式交流过程做过描述，如米哈依洛夫科学交流系统模式、申农—韦弗模式、施拉姆互动模式 [7] 等（如图 1—3）。
图 1 米哈依洛夫科学交流系统模式
图 2 申农—韦弗信息交流模式 科学情报使用者 科学情报使用者 个人接触 科学技术文献系统 科学情报和图书书目工作 非正式过程 正式过程 信源 传播者 信道 受播者 信宿 噪音 讯息 信号（符号转换）
讯息（还原）
讯息
图 3 施拉姆互动信息交流模式 以上交流模式均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它们虽然都描述了非正式交流的一般过程，但是都还不够完善。如申农—韦弗模式仅体现了单向的信息传播过程，忽略了信息反馈这一非正式交流的重要环节；米哈依洛夫的科学交流系统模式、施拉姆的互动模式则没有体现出交流产生的信息增量，这是非正式交流的出发点和重要落脚点。此外，这些交流模式都只关注了个体间的交流状况，而忽视了对无形学院交流状况的描述。22.2
对传统非正式交流 模式 的 修正 2 2.2.1 个体 间 非正式交流模式 笔者在全面考察非正式交流过程的基础上，对已有的非正式交流模式进行了修正。在修正后的交流模式（图 4）中，M 代表信息，箭头表示信息的流向，椭圆则代表科技情报使用者的知识存量。M 通过科技情报使用者间的个人接触进行传递，在交流反馈过程中，M 被消化吸收成 Mˊ，科技情报使用者的知识存量则增加到虚线椭圆表示的范围。应该说，该模式完整地描述了个体间的非正式交流过程。
图 4 个体间非正式交流模式 2 2.2.2 无形学院 交流模式 编码者 释码者 译码者 编码者 释码者 译码者 信息 信息 科学情报使用者 科学情报使用者 M Mˊ 个人接触
从上文对传统非正式交流理论的回顾中可以看出，以往研究未涉及无形学院交流模式，笔者在此对它做了总结。如图 5 所示，椭圆代表无形学院的范围，方框代表无形学院的参与者（包括专家学者和一般研究人员）。专家学者是无形学院的主体，他们对共同感兴趣的主题发表意见，展开讨论。从图中可以看出，研究人员可能因交流产生合作，优势互补，有所产出。一般的研究人员（图中用小方框表示）也有机会参与到无形学院集体中去，但是他们少有机会发表个人意见，图中用虚线框表示他们的知识增量，这是“知识扩散”的体现。由于无形学院有一定的参与门槛，且构成人员相对稳定，加上时空限制使无形学院之外的群体很难了解其交流情况，因此图中用实线椭圆表示无形学院的范围。2 基于 网络 的 非正式学术交流.2.1 非正式交流在网络环境下的复兴 虽然人们普遍认可非正式交流的重要意义，但是，在以印刷型出版物为核心的出版物体系形成之后，图书情报学界对“非正式交流”作用和地位的评价始终不高，认为它 [8] “既然在定义上是非正式的，就不可能成为特有的或者严整的。
” 在这种观念和理论导向的作用下，非正式交流赖以发挥作用的空间一直受到一定的限制。
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文献数量呈指数型增长，跨学科、跨区域的合作也日益增多。传统的建立在纸质出版物基础上的科学信息交流体系不仅不能确保科学主题 专家 专家 专家 专家 知识生产 知识生产 …… 代表一般研究人员 注：
图 5 无形学院交流模式
信息的自由、充分发布，使大量有价值的科学信息排斥在文献交流系统之外，而且其传递科学信息的时效性和成本也已经满足不了科学发展的最起码要求 [9]。为了保证科学信息交流的及时通畅，促进科学的创新和持续发展，人们开始重新重视通过非正式交流的方式进行沟通，希望通过它来弥补正式的单一文献交流系统的不足。可以说，科学的大发展为非正式交流的复兴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非正式交流的回归并非是传统非正式交流的简单重复。由于存在影响范围小、成本高、交互性不足等缺陷，面谈等传统交流形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科学发展对学术交流的需要，而网络的兴起和普及为科学交流提供了突破时空限制的全新虚拟平台，电子邮件、网络会议、博客圈、讨论组等一系列网络交流形式克服了传统非正式交流的缺陷，开始广泛地为非正式学术交流所应用 [10]。在网络的带动下，非正式交流全面复兴了。
2.2
网络非正式交流的概念界定 网络环境下非正式交流的复兴是继承，更是发展，这首先体现在非正式交流概念的变化上。在传统环境下，借助“正式出版文献”就能将非正式交流和正式交流区分开来，而随着网络的兴起，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等网络出版发展起来，传统“正式出版文献”这一载体概念随之受到极大冲击，原有标准下的非正式交流界限变得日趋模糊 [11]。由于将非正式交流与正式交流相区分是研究网络环境下非正式交流作用机制的必要前提 [12]，因此，必须寻求新的标准对其加以界定。
我们知道，网络交流信息主要来自于传统正式交流渠道和网络原创 [13]。其中，来自传统正式交流渠道的信息包括电子期刊、电子图书、专利数据库信息等，而网络原创信息则包括各种论坛上发布的信息、电子邮件信息、实时交互信息等。不难看出，来自正式交流渠道的信息都是经过专门情报人员加工整理的传统图书情报的网络版，网络原创中通过正规网站 web 发布的信息也都经过了专业情报人员的加工整理，只有电子邮件信息、实时交互信息及论坛交流信息等则没有经过专职情报人员的加工，带有明显的个体性。由此，笔者认为，可以将交流信息是否经过第三方的加工和审核作为基于网络的科学交流系统的划分标准，即网络环境下的非正式交流是指没有经过专职信息人员对其内容进行加工整理的交流过程。
2.3 网络非正式交流的 主要 形式 网络非正式交流也是分别通过个体间交流和无形学院交流展开的，其具体形式包括：2.3.1 个体间交流形式 电子邮件。电子邮件是 Internet 最基本的功能之一，作为目前使用最频繁的信息交流手段，它被看做是传统书信的替代品。
即时交流软件。包括 ICQ、QQ、MSN 等。要使用这些工具，只需注册一个号码即可。通过即时交流软件能方便地进行即时交谈、即时文件传递，还可以进行语音、视频聊天等，它是传统电话交流在网络环境下的延伸。
2.3.2 电子 无形学院交流形式 基于网络的无形学院群体被称为电子无形学院(e-invisible college)[15]，它是由对同一主题感兴趣的人借助网络自发聚集起来形成的，进行情报交流的非正式团体。其表现形式包括博客圈、讨论组、邮件列表、视频会议等。
博客。随着网络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开始使用 blog 发布学术思想，学术博客日渐兴起。学术博客的最大特征在于“以类聚”，即通常某一领域或专业的学术博客聚合在同一个博客圈，通过链接、订阅、回访、评论相关专业领域的学术博客实现相同或相关学术群体间的学术交流 [14]。
论坛和讨论组。是指网络上提供给用户用来彼此交换信息或是讨论某一共同话题的系统。只要连接网络，就可以检索到自己感兴趣的讨论组，并方便地参与讨论。
邮件列表。电子邮件群和邮件列表(LlSTSERV/MailingList)是Internet上特有的一类信息资源，用户可以利用它在网上对某一感兴趣的热点或疑难问题进行讨论。要参与邮件列表，用户需履行专门的订阅手续，在得到同意“订阅”的答复后加入，而系统将会根据网民所订阅的主题类发送其相关主题信息到用户指定的电子邮箱中。用户发送给 LlSTSERV/MailingList 的每一条信息都会被转发到所有该 LlSTSERV/MailingList 成员指定的电子信箱中。
网络会议。有很多软件支持即时语音和多方会谈，如 NetMeeting。只需安装视频软件，通过网络连接便可以随时进行跨地域的网络会议。2..4 4 网络 非正式 交流 的 模式 分析 借助全新的交流手段，网络非正式交流的模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个体间交流的新形式主要改善了交流的便捷性和时效性，对交流结构的影响不大，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无形学院交流上。笔者将这种变化通过图 6 加以展示。网络的开放性使得对交流主题感兴趣的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到电子无形学院集体中去，该集体之外的人也能随时通过网络了解其交流状况，因此，图中用虚线表示电子无形学院的范围，用“感兴趣者”概括了电子无形学院的参与群体。从图中可以看出，感兴趣者通过共同感兴趣的某一主题聚集起来，形成电子无形学院①开展交流。随着参与者的不断增加，电子无形学院扩大成②。交流中思想的碰撞可能会引发知识生产。电
子无形学院还会进一步扩充到③，交流的主题也会随着交流的深入而有所调整。伴随主题的扩展和调整，原有的交流群体可能会分化，形成新的无形学院④对扩展和调整主题展开交流。
图 6 电子无形学院交流模式3 传统的和基于网络 非正式交流 的比较 3 31.1 非正式交流弥补了正式交流的不足 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基于网络的非正式交流，相比正式交流都具有信息传递速度更快，信息反馈更及时的优点。由于非正式交流往往能直接切入主题，免去了对一些常规背景知识和反复强调内容的介绍，因而它包含的冗余信息量也较小。另外，由于能够传递大量正式交流中无法传递的技巧性信息，比如如何提高研究技巧、获得创意灵感等，非正式交流对研究人员，特别是一般研究人员而言，是不可取代的 [16]。32.2 基于网络的非正式交流更有利于 知识的扩散和创新
感兴趣者 感兴趣者 感兴趣者 新参与者 知识生产 新参与者 新参与者 …… …… …… ① ① ②
主题 …… …… 新参与者 知识生产 …… ③
④
这不仅体现在网络平台对非正式交流时效性和便捷性的进一步改善上，更体现在参与群体的多样化、信息交流的网络化和交流过程的开放性上。3..2 2..1 1 参与群体的多样化 传统的非正式交流虽是非正式的，但仍然有一定的参与门槛，“草根”、之前与该领域学者没有一定交往的人一般无法介入其中，参与学术交流；而在网络环境下，只需对所探讨的学术问题感兴趣就可以成为网络交流群体的成员，自由地发表见解。参与门槛的降低一方面使更多的年轻学者和跨学科、交叉学科学者能够参与到感兴趣的学术交流中去，充分发表意见，从而活跃学术气氛，激发创新思维；另一方面也减少了人的因素对交流的影响，使人们将关注点更多地聚焦于对交流主题本身的认识上 [17]。3..2 2..2 2 信息交流的 动态 网络化 由于时空的限制，传统非正式交流不能实时获得学者的反馈意见，讨论结果需要纠正时也不便于对所有参与者进行公布 [18]，因而可以看做是单调线性的；而无论是博客圈、电子论坛还是讨论组，网络环境下非正式交流的参与者都可以随时留言，展开讨论，纠正错误，这种变化使得非正式交流突破了单调的线性信息链条，形成了交互的动态多向科学交流网络，这无疑更加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和创新。3..2 2..3 3 交流过程的开放性 从上文对不同非正式交流模式的总结中可以看出，由于参与交流群体的相对稳定性和时空的限制，传统的非正式交流群体有一定的封闭性，该群体范围之外的人要获取交流的具体情况和内容甚为不便；而在网络环境下，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了解到交流进展，传统的半封闭式交流开始向开放式的交流空间转变 [19]，这种开放性大大便利了知识的扩散和转移，也是知识创新的必要前提。33.3 传统的和基于网络的 非正式交流 将长期共存 虽然网络非正式交流营造了活跃、开放、动态的科学交流环境，更好地适应了大科学时代科学发展的需要，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网络开放平台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参与群体的实时变动不利于学术的继承，参与者的匿名性不能完全保证学术言论的严肃性，开放的讨论主题不利于学术的系统性研究等，这些网络无法克服的缺陷使得网络非正式学术交流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非正式交流。笔者认为，两种非正式交流形式将长期共存，相互补充，共同为科学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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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荣，研究馆员，硕士生导师，发表论文 2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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