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格局变迁和欧盟的统一思想（精选）

第一篇：欧洲历史格局变迁和欧盟的统一思想（精选）

[推荐]欧洲历史格局变迁和欧盟的统一思想

绪论

“欧罗巴”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成就和特点，它对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有着直接的深刻影响，并且有时可以说是主导影响。它在近代以来的社会舞台上展现出来的先进性，无疑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欧洲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为了共同的利

益，开始走上统一道路。

九十年代前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加快了这一进程。欧盟成立以后，它在强化市场统一的同时，正谋求政治经济的一体化，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同一声音。这里，我试着从欧洲两千多年分分合合的历史变迁，谈谈今天欧盟统一下的欧洲格局思想。

本论

奥古斯都大帝的铁骑巡弋三洲，拿破仑军团横亘大陆，欧洲就如古罗马的大竞技场，有着暴力传统，人类文明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次大战，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以它为核心。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战争、流血、野心和独裁充斥的欧洲，却始终孕育着将区域文明导向统一的内在精神。

一、无边界的古欧洲，各种文明的杂糅哺育了同质的古典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塑就欧洲内在的统一精神。

从历史现象看，所有伟大的帝国文明都是建立在强大武力上的，在东征西讨中，奠定帝国辽阔疆域。既已建立，为巩固其秩序，统治者往往又借征服而来的政权和宗教之力将帝国的经济和文化推向一体化，古代欧洲也是这样。

古罗马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血腥战争，建立了囊括地中海为内湖的“大霸国”（1）。经过“三头同盟”和“后三头同盟”的个人独裁的临时结合体时代。屋大维作为帝国的开创者登上罗马帝国的宝座，延续一个世纪之久的罗马内战结束了。公元1－2世纪，除边疆外，帝国境内广大地区出现了长期所没有的“和平局面”（2）。在罗马力量的强化作用下，“从古代意义来讲，欧洲在公元前后就融成了一个整体”（3）。罗马帝国给它权力所及的地区烙上了深刻的印迹，每个民族都以大体相同方式接受了来自同一渊源的文化，屋大维及继承者，把同样的法律、宗教和行政思想带给了被他们称为“蛮族”的欧洲的各类原始民族。罗马人以强大的武力和文化，把欧洲建立为“无邻邦帝国”。

公元二世纪末起，游牧民族，特别是日耳曼人开始入侵，帝国的统一出现危机，以民族迁徙为形式出现的日耳曼部落集团以“汪达尔主义”为代表对奴隶制罗马帝国进行侵扰，以至征服。在征服基础上，罗马与日耳曼的两种制度、两大民族逐步结合起来。至此，在纷乱的欧洲，基督教只好以另一形式延续和维持欧洲文化的一体，欧洲由古典文明向基督教文明过渡。

法兰克人为代表的日耳曼人在侵吞罗马版图后，打破旧的帝国秩序，推动着欧洲封建化进程。与此同时，作为征服者的日耳曼人，为获得教会支持，使征服合法化，从克洛维到查理，皈依和接受了基督教的精神；教会成为新世界里最大的赢家，它得到世俗统治者捐赠的大量领地，成为最大的封建主；《圣经》也成为欧洲最高法律。但是，教会仍不满足，为建立罗马天主教为领袖的世界帝国，教皇不惜编造言，发动十字军东征，直接隶属于教皇的“神庙骑士团”、“医院骑士团”、“条顿骑士团”（4）力图再次以武力一统西方世界（5）。

同时，在中世纪欧洲，民族国家观念尚未确立，没有国家概念上的固定疆域，领土是国王的私有财产，恩格斯说过“欢乐的奥地利，你不用去打仗，赶快结婚去吧”。显然，在这一主导思想下的欧洲，疆域模糊而且混乱，便利了欧洲在世俗和精神分别统一于神圣罗马和罗马教皇，因此，从历史渊源来看，欧洲的政治和精神甚至经济生活方式的相似性是不言而喻的。

二、近代欧洲，主权国家思想诞生后，从均势到霸权，从战争到协调，理性指导下的欧洲国际关系，成为欧洲国家相互联系的纽带。

十字军东征，培养了封建主的黩武性格，封建主的世俗欲望，在经济和军事的扩张中不断膨胀，伴随着他们的强大，基督教国走向分裂和衰落。文艺复兴也借古欧洲人的思想精萃力量冲击曾经囊括四方的基督国度；于是以建立民族国家为最终目的，摆脱罗马教皇约束的宗教改革在欧洲广泛开展起来。

宗教的民族化（6）的进程推动着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英、法、西班牙的国王们以摧毁封建贵族领主势力为代价，相继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虽然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还遥遥无期，但15世纪末的欧洲基本成了一个“由不同国家构成的”世界，而不再是一个一统天下的“基督教国度”。

随着主权民族国家产生，紧接着欧洲面临的是各主权国家的利益和意志的分歧，亚平宁再次成为新欧洲格局的缔造者，一种理性的近代政治秩序逐渐代替崩溃的基督教国来统治欧洲。

（一）主权国家理论的探索和实践；打破中世纪以来的联姻式的“国家家庭”，开创理性的国际关系。

15世纪中期，意大利形成了五个权力中心，北部的米兰，南部的那不勒斯，中部的教皇国、佛罗伦萨、威尼斯域邦，构成五级格局，形成微型多级世界；阴

谋联盟、武装，退出同盟为手段的交往艺术，欧洲各主权国家纷纷效仿，到16世纪中叶，几乎所有西欧国家都相互派驻和接纳常驻使节，建立外交档案，众多常驻使节的存在和活动，加强了欧洲各国联系，把近代欧洲结织成一张国际关系网（7）。为维系近代欧洲国际体系，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近代国际法应运而生，如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它们在确认国家主权同

时，让各国同样认同国际法地位。

（二）“利益至上“成为主权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永恒原则，外交革命后的国际关系，不再有传统敌人，只有利益。

“我们没有永久有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不变的“，19世纪中期英国著名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巴麦尊如此评价国家间关系。这种违背传统结盟，透视出国家利益，在外交史称为外交革命，这也是欧洲理性思想在外交上的体现。

英法七年战争就是这样，这全欧洲性战争，战争的结盟与传统结盟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奥地利要价太高，英国放弃了传统朋友，转而与普鲁士结盟。普鲁士三面环敌，迫使普鲁士愿意与英妥协，达成同盟。由此奥地利为抵制普鲁士，法国的外交目标是在欧洲孤立英国，当然就要寻找反普同盟，很快与奥地利签订和约，结为同盟，在军事同盟军形成了两个核心。七年英法战争，实质上也是欧洲列强外交冲突的结果（8）。

在欧洲近现代史上，英、法、荷、西班牙的霸权斗争，二战前期英法美的绥靖政策，从本质上讲，都是利益斗争。

（三）在务实外交中，近代欧洲多级世界，均势原则被广泛运用。

从十八世纪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到十九世纪的维也纳体系和二十世纪初的两大军事集团的最终形成，无疑都张扬手着均势原则，曾在一定程度上迎得暂时和平安定，但却付出牺牲小国的代价。

以争夺“遗产”为目的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战前，亲法力量上升。按“遗嘱”内容，路易十四的孙子可以继承王位，但不能继承法国王位，即西班牙与法国不能合并，如果法国拒绝这条件，就将王位转让给奥地利，以保持欧洲势力均势。路易十四接受了遗嘱，但又违反不能继承法国王位的规定，表明法国有意合并西班牙，法国的强大，造成了英、奥、荷三国不安，结成同盟，同法国战争（9）。

1814－1815年间，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为达到欧洲的“长久和平”，俄、英、普、奥操纵下召开维也纳会议，经过激烈争吵，作出限制法国，保证欧洲均势，按大国意志重新划分欧洲版图。在分割殖民地和领地时，体现了欧洲大国的“补偿原则”（10）。芬兰从瑞典划给俄国，将挪威划给瑞典进行“补偿”，丹麦失去扫地威，把德意志两小邦国荷尔斯秦因和不勒苏益格，它以大国意愿，以“补偿原则”，保持欧洲均势，英国为了在东、西欧大国间产生一种均势，甚至选择了德国和意大利分裂，使西欧、中欧形成缓冲地带。

（四）历经世界大战洗礼的欧洲，当每一战大战结束以后，欧洲的政客们试图以合作来代替对抗，此时就会出现“欧洲协调”（11）。路易十四以后的“英、法”为核心的大国协调，拿破仑战争后的神圣同盟体系，都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创始，也是本着这一目的建立的，但在近代欧洲，它不是主流。

三、欧盟使欧洲走向一体化，但在其统一思想的内部却透出欧洲过去历史进程特别是近代欧洲国际格局的特征。

（一）欧盟的主要历史沿革。

二战后，美苏两极格局形成，西欧国家感到要在美、苏两大国间保证自己安全，提升国际地位，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必须密切联系，加强合作。

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在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巴黎签订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1957年，又签订《罗马条约》，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65年，六国签订《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三个共同体机构合并，统称欧洲共同体。1967年生效，欧洲共同体正式成立。

1973年后，英国、丹麦、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告捷加入欧共体，成员扩大到12个，12国间建立起关税同盟，统一了外贸政策和创立欧洲货币体系，并建立了统一预算和政治合作制度，逐步成为欧洲国家经济、政治利益的代言人。

1991年，欧共体马斯特里首脑会议通过了以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为目标的《欧洲联盟条约》，1993年生效，欧洲联盟成立。其宗旨指出“通过建立无内部边界的空间，加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建立最终实行统一货币的经济货币联盟，促进成员国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通过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弘扬联盟个性”。

此后，欧盟成员国同北向东不断扩大，1993年奥地利，瑞典、芬兰加入。1999年成功启动欧元这一欧洲统一货币。2002年，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欧盟东扩的10国名单，到2004年，欧盟将成为一个拥有25个成员国，4.52亿人口的区域性多国联盟。

（二）欧盟的统一思想，既是欧洲历史传统相近性的现代化产物，更是经济、政治、利益趋同，市场一体化，世界全球化潮流的试点。

第三次科技革命，随着电信、新闻、交通工具的迅速发展和推广，特别是因特网和计算机的平民化带来的信息革命，地球开始变小，文化通过各种媒介传到世界各地，交通工具的发达，人们已不满足狭小的国土空间，于是由于地缘原因和历史所沉淀下来的“大欧洲”思想，欧洲的居民有着近似的民族意识，生活思维方式和相同的本原文化，于是，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它率先举起统一大旗。

更重要的是，当今世界，市场经济早已突破一国国界，要求在更广的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以获得最大发展。于是全球范围内的区域经济模式迅速兴起，欧盟的兴起最初就基于这一思想。

另外，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列强，已丧失了十九世纪时的“光荣”，不管是世界霸主，还是资本主义世界霸主，都让位他人。但传统的心理，使一些欧洲大国积极筹促。希望重塑昔日国家的辉煌，至少保留昔日“大欧洲”的辉煌。近代以来的理性思维外交告诉他们，要与美国抗衡，就必须统一欧洲，建立一个比美国还要大的统一市场，必须统一政治外交思想，建立一个经济、政治、外交、内务甚至军事等方面全面联合的欧洲。

所以，欧盟的统一，除了地缘因素，历史文化传统因素外，现代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特别是交通和信息革命以及市场经济的国际化的共同产物。

（三）欧盟的统一思想内部，延用着欧洲历史进程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欧洲国际格局思想，并影响着欧盟的未来。

第一，欧盟的统一思想，仍保留着主权民族国家和处理国家关系的传统方式。

欧盟的主导的一体化，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现在对欧盟的统一思想有两种设想，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将欧盟发展成为一种松散的“国家联盟”，主权仍归各成员国。一种以法、荷为代表，把欧洲发展成一个“联邦制欧洲国家”，弱化国家主权。但不管哪种都仍保留着欧洲近代初期产生的国家主权思想。并且从欧盟的历史沿革可以看出，欧盟仍以条约形式，即“欧洲国际法”方式维系各主权成员国，并以会议形式解决着欧盟内部和外部事物。

第二，欧盟成员国仍崇尚“利益至上”原则。可以说欧盟的统一思想内部，演绎的是利益的统一和对立。

在经济市场的统一上，欧盟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惊人的。10年来，统一的大市场使欧盟国民收入增加了8770亿欧元，创造了250万个就业机会，年经济增长率增加1.8个百分点（12）。随着欧洲一体化深入以及东扩的即将实现，它的GDP将占世界总产值的1/3，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13）。但是，大欧盟的各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激化，其根本原因就是利益之争。

英国与大陆国家从来就是若即若离，欧盟（欧共体）成立之初，英国出于观望当中，直到后来，实属大势所趋，看到其中利益的确不小时，才加入欧共体，但为了自身利益，到现在，英国仍未加入欧元区。

在去年欧盟赫尔辛基首脑会议上，英国首相布莱尔与法国总理若斯藩，为法国对英国牛肉的禁令闹得沸沸扬扬，一个“直接警告”，一个“视若没见”，让人似乎又看到昔日的英法世仇，其实这正是利益至上的真实写照。

经济尚如此，政治、外交更是如此。

第三，在政治、外交上，“均势”原则仍然沿用于欧盟内外事务。

在利益为本的核心思想指导下，长久以来欧洲列国奉行的“均势原则”并没有因为欧洲走向统一而寿终正寝。相反于里于外都得到了运用，并且它让欧盟的未来变得模糊起来。从欧盟内部看，英、法、德三国关系主宰着近代以来的欧洲。在欧洲的统一进程中，法国和德国是欧洲联合的核心原动力。但在两德统一问题上，英、法政府都对统一后的德国怀有戒心，曾一度打算阻碍德国统一。无独有偶，在今年的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中，英国又走到了法、德对立面，与美国为伍，使欧盟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声音”的形象落空。同时，在处理整个欧盟与其他大国问题上，这种传统的“均势”思想仍得到运用。比如，欧盟不希望俄罗斯强大，但也不希望俄罗斯衰败（14），在欧盟看来，俄罗斯经济崩溃，社会动荡，首先殃及的是欧洲各国，也不利于欧盟与美国抗衡地位的确立。

第四，在近代外交上出现过的“欧洲协调”，欧盟正担负着把它推向全世界的任务。

今年的对伊战争，欧盟虽然有提出为维持欧洲内部和外部安全，建立一支欧洲的军队的设想，但在外交活动中，欧盟充分地展示着的是以合作代替对抗“欧洲协调”。这可以说是较二战结束以前的最大进步，也是近几十年来欧洲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持续和平发展的重要原因。欧盟本身可以说就是消除欧洲内部对抗变为积极合作的产物。从产生至今，虽矛盾重重，有时甚至举步维艰，但谈判代替对抗，对话代替对立，总是在向前发展。毕竟，欧盟各国在文化、传统、法律方面还是存在差异，欧盟要建立单一市场，就必须以协调观念消除传统对抗思想，这一点，在欧盟东扩中表现得很明显。

欧盟的哥本哈根标准使中东欧入盟国家产生报怨，认为条件过于苛刻，同时，欧盟成员国内也因自身利益出现了反对东扩的声音。但是我们看到，从前期接触，到1993年欧盟向中东欧国家扩大的合法化，从2000年开始的入盟谈判到2002年欧盟轮值主席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宣布波兰等十国于2004年5月1日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无疑“协调”取得了巨大成功。

除此这外，欧盟在外交上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政治合作，1993年以来，欧洲理事会在外交上有70次共同立场，涉及了巴尔干半岛到东帝汶，从核不扩散到打击恐怖主义，同期，还有50次采取了共同行动，包括在非洲和其他地区排雷和因巴尔干和中东发生危机地区派遣特使等（15）。这除了表明欧盟的“一个声音”口号，也表明它的协调机制正在完善和发挥作用。

在国际舞台上，欧盟将和平、合作推广全世界，除加强与美国经济合作关系，也积极致力于巴尔干和中东的和平与稳定，并且与地中海12国签署了《巴塞罗那宣言》，其旨是要建立一个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地区，并促进民众间的相互了解。除双边关系外，欧盟与国际组织和地区性国际组织发展广泛的多边关系，使身处世界特殊地区的国家也能有效参与全球事务。

结论

可以看出，现代欧洲的统一思想仍延续着近代的欧洲传统，坚持着理性的国际关系及原则。欧盟的统一欧洲过程中，来自主权国家利益，均势原则思想仍普遍存在，障碍着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博尔克斯泰因甚至断言，即使仅仅在经济运作上，欧盟也许永远无法建成象美国那样真正的单一市场。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欧盟的统一思想中，“欧洲协调”正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为世界的全球化提供着宝贵的实践经验。

参考文献：

（1）高等教育出版社《世界上中古史》上册，230页；

（2）高等教育出版社《世界上中古史》上册，254页；

（3）计秋枫的《略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的建立与演变》；

（4）高等教育出版社《世界上中古史》下册，54页；

（5）转引李方正《国际关系史》讲义；

（6）计秋枫《略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建立与演变》；

（7）计秋枫《略论代欧洲国际体系建立与演变》

（8）李方正《国际关系史》讲义；

（9）李方正《国际关系史》讲义；

（10）李方正《国际关系史》讲义；

（11）计秋枫《略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建立与演变》；

（12）田帆《欧盟单一市场之路》；

（13）胡荣花《欧盟东扩与欧美贸易关系》；

（14）文汇报《俄罗斯拉紧欧盟的手》，2000年11月2日；

（15）《欧洲联盟在多变的世界中》。

第二篇：高考历史经典试题选——历史变迁的考察——欧洲的卫生状况

高考历史经典试题选——历史变迁的考察——欧洲的卫生状况

材料一（5世纪起）基督教的牧师们更是禁绝了洗浴，达1000年之久，因为他们使人们相信，蔑视人体本身是敬神的行为。如果说贞节高于婚姻，那么轻视肉体就高于自我的整洁。

----摘自理查德〃扎克斯《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

材料二在十四世纪中期，欧洲受到一场具有毁灭性影响的瘟疫（即黑死病，这种由细菌引起的传染病病菌是由跳蚤的唾液所携带，带疫的跳蚤可能是先吸到受到感染的老鼠血液，再跳到人体身上，透过血液把细菌传染人体内）侵袭……，断送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总计约2500万人。

----摘自《死神之舞：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

材料三在当时主流价值观念即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影响下，贫穷被看作是个人的事，……这时的工人在雇主的眼睛里就只是工具了。……法国爆发的一次又一次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大陆上的广泛传播，也给英国统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贫民窟卫生条件恶劣，成为流行疾病的渊薮……一但疾病形成，就不只是穷人的专利，所有的人都会感染，穷人死亡，富人照样死亡。

----摘自钱乘旦《英国工业革命中的人文灾难及其解决》

材料四（英国）1855年成立首都工务委员会……有效地解决了英国的污水排放问题，并且净化了泰晤士河的河水。在立法方面最为系统和重要的法律是1875年通过的《公共卫生法》，内容包括供水、排水、街道房屋管理、垃圾清理、疾病预防、污染行业的管理……，《公共卫生法》的通过标志着英国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公共卫生体系。

----摘自李宏图《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环境污染和治理》

问题：（25分）

（1）依据材料一、二、三，概括5—19世纪前期欧洲的卫生状况。（5分）

（2）结合材料三、四及所学知识，分析促成19世纪中后期英国卫生状况改善的主要原因。

（5分）

（3）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谈谈你对5—19世纪欧洲卫生状况变迁的看法。（15分）答案：

（1）（能结合材料至少得出3个概括结论，每一结论1分，材料运用恰当1分，共5分）

结论参考：个人卫生长期受到教会压制；14世纪黑死病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工业革命时期贫民窟卫生条件恶劣,疫病流行等。

（2）工人运动或法国革命的推动；卫生观念的改进；政府采取治理措施或通过国家立法方式加强治理；工业发展客观上需要健康劳动力引发的重视程度提高；生命个体对疫病传播恐惧的自然规避等(答出其中1项得2分，两项得4分，三项得满分，共5分）

（3）本小题采用以下四个方面来评分，分别是观点（3分）、史实（4分）、论述（5分）、组织（3分），最后合成总分。

第三篇：如皋历史变迁

大禹治水九分天下水土为九州时，将江海大地称为“扬州”，“扬”为“荡”，水草荡荡之意。入夏以后这里成为统一的奴隶制国家的一个部分，到周朝时称这里为“海阳”，属吴国管辖，都城在今苏州；春秋时期，“如皋”开始从“海阳”的东南部海里“长”出来，齐国“总理”贾大夫72岁时以权谋私，娶了16岁的青春美少女为妾，结婚后人家身归他而心不归他，成天闷闷不乐，一次公费旅游时将她带到今天如皋大明村一带的江边上拚命射杀野鸡，以炫耀自己老而不衰，以博她一笑，“如皋”一字由此载入《左传》，但只是吴国“会郧”镇（今海安立发镇）治下的一个小渔村；战国时吴王夫差为了攻打卫国（在今河南省）在“海阳”挖“邢沟”（今大运河的前身）勾通江淮以便水师从长江直接进军；后吴国为越国灭，这里又属越国，越国又为楚国灭，这里又属了楚国。

秦朝时废扬州，将这里划属九江（今江西），后又划属东阳（今山东）。汉朝时刘邦将这里封给吴王刘濞，更名叫“海陵”，到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国家中央政府才开始在这里设立第一个县级行政机构——海陵县，隶属临淮郡（今淮阴），始建海陵县城（今泰州海陵区）。东汉末年，因海水泛滥淹没海陵县城，曹操挟天子，下令搬迁居民去邗江（今扬州），废除海陵县的行政建制，海陵以东（包括如皋）全部成了空地。

三国时这里属吴国，孙权在这片肥沃的空地上养马，形成了这片广漠的土地上许多与马有关的地名，如“白马”（今靖江县城南部）、“马塘”（今如东县马塘镇）、“马陵”（如皋县马塘乡），负责作战指挥的吴国大司马（中央军委副主席）吕岱将军常驻在这里与马为伍，依军队建制划分地块屯田养马，每50人为一个屯，分田5千田，养500匹马，海陵大地共有肥田沃土400多万亩，分成800个屯，动用军民4万人，养马40万匹，由于当时马匹的多少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相征，组织一次大型战争大约要损耗、淘汰5至8万匹成年、健壮的良马，为东吴迅速强大、最终能的鼎力三国作出了伟大贡献。当时为了保密，将“屯”写成“邨”字，读“村”，这个字成为当时政府、军民使用最多的一个字，演化为“村”的异体字，在东吴故土上流传沿用很久。

吕岱养马成功后，向孙权申请重建海陵县，孙权批复，让他兼任海陵县第一任县长，退休后举家搬离海陵县城，定居到高阳（今如皋市林梓镇），带领并传授子孙做木工活，种梓树、打家具，几年后梓树成林，“林梓”因此得名，后人为纪念他重建海陵县，泰州有吕岱庙，如皋有吕岱祠（原北门航运公司处），如皋今有“大司马路”（从陆桥小学到丽都大酒店）。

正是因为有了这段废县移民、屯兵养马的历史，在海陵大地上（北起徐淮，南到江阴、张家港，西起安徵境内，东到海边）遗留了许多与军队有关的方言及风俗，如尊称别人的丈夫为“男将”、尊称别人的老婆为“女将”；吃饭时不许将筷子竖插在饭菜上，因为这是军中、及地方百姓为开赴前线、上阵杀敌的将士们送行时的礼仪，表示站立不倒、吃了就跑，后来不打仗时，纪念阵亡将士也用这个礼仪，至今一些农村供祖宗时还沿用这个礼仪，从而产生一项忌讳，平常吃饭不许这样搞。吕岱将军还规定，农历七月半集中祭奠阵亡将士、向其家属发放抚恤金，每到这天各屯都要认真操办，不得有误，违令者斩。

东晋义熙七年（411年）中央政府提升海陵县为海陵郡（相当于地区级），下设建陵（今邗江）、宁海（今曲塘）、如皋（今如皋）、临江（老石庄镇，在今石庄以南30里的江水中）、蒲涛（今白蒲）五县，隶属南兖州；50年后如皋县政府迁往发扬（今立发，发是开始的意思，表示这里是扬州的开始，是今天所说的“发扬”一词的源词）。南北朝时，北周王朝宣布蒲涛县并入如皋县，县政府回迁如皋（今如皋）；临江县并入宁海县，县政府在曲塘。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海陵废郡，降级为海陵县，建陵县并入海陵县；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撤消如皋县，并入宁海县，县政府从曲塘迁发扬。

唐武德三年改海陵县称吴陵县，撤消宁海县，并入吴陵县，县政府从发扬合并到海陵（今泰州）；大和五年（831年）吴陵县恢复原名海陵县，分为东西南北四个“乡”（相当于现在的区），“乡”下设“场”（相当于现在的镇），“场”下设“庄”（相当于现在的乡）；其中“东乡”下设“如皋场”（今如皋），后改为“如皋镇”。南唐升元元年（937年）升海陵县为泰州（副省级），泰州之名由此开始，下辖海陵县；保大十年（952年）分海陵县的东乡为兴化、如皋两县，重建如皋县。

后周时，全国四分五裂，后周政府一度建都南京，划分如皋一部分建立“通州”，“通州” 是一个行政建制，作为军事州，驻军、种田、劳教贪官污吏和发配充军的“刁民”，其中“通”是一种官职，叫“通判”，相当于最高人民法院，“通州”是它下属的国家级“农场”，明朝时，迁都北京，中央政府为管理方便，在京郊重新开辟了一个国家级“农场”，仍叫“通州”，而没有撤消南方建立的“通州”，为区别两个通州，分别冠以“南直隶通州”、和“北直隶通州”，简写成“南通州”、“北通州”，清朝沿用这个叫法，但取消了两个通州的军事州建制，开辟了东北宁古塔为劳教贪官污吏及发配充军的国家级“农场”，两个通州成为普通州衙。民国初年废府裁州，两个通州全部降级为“通县”，其中南通州正式定名叫“南通县”。“南通”一词正式成为地名出现在中华民国的政府公文中。

至今南通市区以东约3平方公里的地块上遗存一种奇怪的方言，即不属西北部的江淮语系，也不属东南部的江南语系，这在全国十分罕见，它们是后周及宋元明四个朝代从全国各地捉来胡掳、当兵、充军的人及其家眷长期生活而遗传、融合的一种特殊语种。

宋初，长江南涨北塌，黄海西涨东塌，老石庄镇被江水冲毁后沉入江底，石庄人一再北迁，一直动荡了近一百年，迁三十多里，最后在今石庄位置上安定下来，百年间如皋县政府一再投资加固江堤，江水依然年年北侵，最后请来京城的道士采来几块泰山巨石，凿八卦、刻神符立于江边，滔滔江水还是吞没了这些巨石，最后剩下一块巨石时才不涨了，这块巨石成为石庄的福音，人们为它砌庙建园，常年供奉，后来庙废，被政府占用，至今这块石头还立在石庄镇政府大院中。

过去老石庄镇南边20里有一座深红色的麻石山，叫虾蟆山（摩诃山），高40米，山南10里才是长江的北岸，唐朝时，扬州的鉴真和尚、日本的圆仁和尚、碎叶（前苏联吉尔吉斯坦共和国）的僧伽和尚都驻足登山过，鉴真和尚还把它绘入地图带到日本，圆仁和尚将它写进入唐游记中，僧伽和尚定居泗州城（今在洪泽湖底），后在泰州、如皋，以及虾蟆山、狼山修炼，后来下落不明，传说得道升天，被尊为“大圣菩萨”，泗州、泰州、如皋、虾蟆山、狼山均建大圣庙供奉他，康熙年间泗州城沉入洪泽湖底，传说就是大圣菩萨发怒，以大圣庙门口石狮子眼睛流血为约，下达淹城计划的。

长江北侵、老石庄北迁后，虾蟆山成了江心巨石，蔚然壮观，曹雪芹、冒辟疆都渡江登山呤玩过，石庄北迁30里后，距此山50里，乾隆年间长江北岸开始退潮，此后一百多年间江岸向南涨20里，出现了“永安沙”、“又来沙”、“二百亩”、“头案”、“二案”、“三案”．“四案”、“头圩”、“二圩”、“三圩”、“四圩”„„等新的地名；与此同时，江南也开始退潮成沙，在虾蟆山南边10里江中长成一片沙洲，石庄人纷纷渡江迁往沙洲围垦种田，渐成村镇，自称“石庄”，归属如皋，县政府称它为“沙洲”。

光绪年间沙洲与常熟、江阴长成一片，常熟、江阴、靖江三县与如皋争抢沙洲土地，后经江苏省政府裁定：如皋地处江北，隔江管理沙洲不便，将沙洲划入常熟。宣统元年，沙洲向北涨了15里，虾蟆山离开江中，成为距江南岸边5里的一座小山，底部十多米被沙埋没，只剩了30多米高。为了北渡方便，首垦沙洲的“石庄人”在虾蟆山以北江边驳岸建港，分别有虾蟆港、段尾港、张家港。

1948年沙洲从常熟划出，成立“沙洲县”，隶属苏州，1958年沙洲县政府下令开山取石，拆了虾蟆山上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大圣庙，炸了山体，又在山根下挖了一百多亩深十多米的石坑，取走石头，填沙造田，历时4年，到1962年底完成，永载历史的虾蟆山从此在地球上消失。1987年沙洲撤县建市，以江边的张家港为名，取名“张家港市”。至今“张家港”附近还有几个村镇的人使用如皋方言，自称石庄人，沙钢集团党委书记沈荣庆说他的祖上是石庄吴窖一带的，对如皋很有感情，在如皋沿江开发中，他投资在如皋港开发区建沙钢集装码头。

元朝时，泰州一度为也成为军事州，至元十四年（1277年）全国设28个“路”（相当于现在的省），这里改为“泰州路”，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复称泰州，划属江南道（今苏州）管理，下辖海陵、兴化、如皋、江都；明朝时改江南道为苏州府（省级），泰州隶属苏州，下辖各县不变；清朝时合并苏州、江宁两府，各取一字合称“江苏”省，江苏由此得名，泰州下辖各县不变；清乾隆间分兴化的东乡为“东台”、“盐城”两县，隶属泰州。

民国建立，裁府废州，泰州改称泰县（县级），县城在泰州城，下辖各县全部归江苏省政府直管。抗日战争中，江苏省政府从苏州迁往泰县黄桥镇，新四军包围黄桥，围绕黄桥建立了五个“县”，其中在泰县境内成立“泰兴县”（宣家堡）、“泰东县”（今海安）、“紫石县”（今营溪）三县；在如皋县境内成立“如西县”（今江安），在靖江县境的季市乡成立“靖江县”与此同时，在东台县境内成立“大东县”，后更名 “大丰县”；在如皋县东部建“如皋县”（今丁堰）；在南通县境内南通县、海门县、启东县。解放战争后期，“紫石县”攻占海安，更名海安县；“泰东县”攻占泰州城，更名泰县，后泰州县城成立泰州市（县级）作为泰州专区所在地，将泰县县政府迁往姜堰，将“泰东县”曲塘以东划给海安县。“如西县”攻占如城，民国如皋县政府逃往李堡，“如皋县”县政府随之从丁堰迁往李堡与之作战，后又迁往马塘、再定于掘港，更名如东县，同时如西县更名如皋县，将民国如皋县的邓元、戴庄、袁桥、夏堡、搬经划给泰兴县，属泰兴县“城西区”；将原如皋县的立发、葛桥、柴湾、新民、宏坝、东陈一线以东划给如东县，属如东县“城东区”；将原南通县天生港、九圩港、平潮、九华、勇敢、龙舌划归如皋县，属如皋县“天生港区”，后更名为平潮区。

1949年1月21日泰州解放，22日成立泰州市人民政府，属苏皖边区第一行政区，5月1日，苏皖边区第一行政区在泰州成立“苏北泰州专区”、在如皋成立“苏北如皋专区”，如皋专区下辖东台县、大丰县、如皋县、如东县、海安县、南通县、海门县、启东县；1950年成立南通市（县级），南通县迁往金沙，如皋专区迁往南通市，更名南通专区；同时建立扬州专区、盐城专区，将泰州专区邗江、江都两县划归扬州专区；将如皋专区东台、大丰划归盐城专区；昔日地面广阔的“泰州”成了一块窄长的地块。

1950年泰兴县归还“城西区”给如皋，成为如皋县城西区。

1951年划出如皋县平潮区、薛窑区、石庄区，南通县唐闸区、靖江县西来区，合并成立“通如县”，县政府驻薛窑，划薛窑以南至江边碾砣港为“城区”，下设天生港、九圩港、碾砣港、张黄港等沿江客运、货运码头，以及内河运输、灌溉港闸，开发江中沙岛围垦建设，建立长江北岸的沿江重要港口城市，作为苏中、苏北军事防备、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

1952年取消“通如县”建设，唐闸区划回南通，平潮区、薛窑区、石庄区划回如皋，西来区划回靖江，而“通如县”的“城区”因为已经投资建设，砌好了县委县政府大院、边防公安局、军分区、粮食局、港务局等办公用房、大型仓库及宿舍，不便归还给如皋白白浪费，于是划属南通专区直管，成立“薛窑农场”，与如皋县平级。

同年底，将“通如县”港口城市计划更改后在南通市落实，着重开发天生港、南通港、狼山港，南通县划出狼山港至南通港一线给南通市，如皋县归还平潮区除九华、龙舌、勇敢三乡之外的地区给南通县。

与此同时，将如东县的柴湾、新民、宏坝、东陈、雪岸、丁堰、林梓、白蒲划归如皋县；将如东县的李堡、西场、洋蛮洋、立发、新生、壮志划归海安县；将东台县的白甸、瓦甸、古贲、仇湖、角斜、老坝港划归海安；从而使海安县成为一个“大县”。

1950年泰州专区与扬州专区合并为“泰州专区”，专署驻泰州市（县级），下辖泰州、扬州两市及泰县、泰兴、靖江、江都、兴化、高邮、宝应、仪征，六合9县。同年将江苏省划分为上海、南京、苏南行署（苏州）、苏北行署（泰州）四个省级单位，扬州市从泰州专区划出，由苏北行署直管，泰州专区辖1市9县。1953年苏南、苏北、南京三个省级单位合并为江苏省，上海脱离江苏省升为国家直辖市，泰州专区迁往扬州，改称扬州专区。

1954年11月21日，泰州市（县级）改为省辖市（地级）。1958年7月泰州市改为地辖市（县级），属扬州地区。1950年5月8日泰州市（县级）与泰县合并为泰县，至同年10月7日分开。1959年1月9日泰州市（县级）与泰县合并为泰州县，至1962年5月24日又分开。以上两次合并县政府均驻泰州城。1983年1月，江苏省实行市管县体制，泰州市（县级）属扬州市。1995年泰县撤县建市，成立姜堰市。

第四篇：汉正街的历史变迁

汉正街的历史变迁

历史的变迁，时代的更替，汉正街犹在，不过不再是“青青石板，白墙灰瓦”，只是朱颜已经改变了。500年悠悠历史，大江东去浪淘尽，汉正街却没有沉寂在历史的洪流中，而是以崭新的面貌不断踏上征途。

500年前的汉正街不过是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街，是一条与汉口沿岸大道平行的普通沿河墟市，后来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它逐渐形成玉带门、杨家河、武圣庙、石码头、永宁巷等若干个方向的“正街”。

汉江水孕育了沿河而居的人民，尤其是汉正街的居民。一条江水成全了一片街市，一片街市延续了原始住民的商业传统。早期的商人中流传着“要做生意你莫愁，拿好本钱备小舟”的戏言。汉江沿岸的码头众多，水运通达，被冠以“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行，万里唯意”，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商旅、墨客，繁闹非凡，成为内接荆州、孝感各省，外接山西、陕西、四川、湖南等各省，一时之间人们纷纷涌入慕名而来。由此可知：早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汉正街成为著名的货物集散地，经济达到了鼎盛时期，终于成为了“汉口之正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曾经一度经济活跃、市场繁荣的汉正街在政治暴风雨中沉寂了。历经几百年的汉正街个体市场摇摇欲坠，呼啦啦大厦将倾。汉正街只余下少数几家国营商店和合作商店，几家国营工厂和合作工厂，悠悠历史的商业街“汉正街”终于变成了冷清萧条的居民区。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务院发了一条通告，各地可以恢复和发展农贸市场。为了响应国务院的号召，国家工商局召集各省市区的工商局长到东湖宾馆开现场会，商议之后经济的发展方向。从此汉正街被中断的商业传统得以回归。

厚厚的迷雾笼罩了文化大革命后的整个中国上空，身处迷雾中的人们眼前一片迷茫，不知路在何方，更不知朝哪个方向前行。然而汉正街率先响应发展经济的号召，提出恢复小商品市场，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打破计划经济在流通领域的体制束缚。1979年，武汉市政府决定恢复中断了汉正街数十年的自由商贸传统，重新开放小商品市场。103名待业青年和社会无业人员工商登记，汉正街迎来了国内首批个体经营者。他们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都是小心翼翼摸着石头过河。

郑举选第一个站起来成为最早登记的个体户。身有眼疾的郑选举并没有整日自怨自艾，抱怨老天的不公正待而胡混度日。在文化大革命前，21岁的郑举选已经投入了千军过独木的商人队伍，成为众多商人大军中的一位微不足道的小商贩。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他最终在汉正街上有一席之地，成为汉正街里有名的商户。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政府缩紧了经济政策，个体经济难以融入集体经济的发展，暂时终止了个体私营经济。郑举选作为汉正街最知名的资本主义尾巴，被划入需要接受改造的名单中，从而进入“学习班”学习。一年后的郑选举出来了，面对空空如也的家，他毅然的把养家的重担扛上肩，改行在利济南路卖起了冰棍。郑选举借此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干起了小百货的生意。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以后，国家允许地方发展农贸经济，各个省、市面还在犹豫不决，武汉政府却大胆的提出发展个体经济。有利的经济政策出台，似乎预示着市场应该朝大家期盼的方向发展，但是时值风云变幻的多事之秋，还存在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在这样的年月里，做生意如同踩钢丝，必须要事事小心、步步为营。即使整日提心吊胆的做生意，不过依然难逃被抓的命运。

1978年的一天，郑选举的家和其亲戚的家同时被抄，当时抄出价值几万元的货物，在当时的年岁里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因此郑选举被关进了监狱。审讯人员要求他交代“同伙”，并提出了“如果供出买货或者供货人就放你出去”的建议，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沉默，一人揽下了所有的“罪名”。在昏暗的牢房里他足足呆了18个月，本有眼疾的他视力下降的越发厉害了，最后右眼彻底失明。从此，五颜六色的世界在他的眼中消失了。1979年6月，郑选举被释放出狱。众人钦佩他具有一种宁愿牺牲自己也不牵连他人的义气，尊称他为“盲侠”。

历来商人在文人眼中是一群重利轻情的势力小人，对他们嗤之以鼻，轻视并且不齿于人前；然而“盲侠”郑选举的重义望利彻底颠覆了文人想象中的商人形象，为一批同样注重朋友之情的“义气”商人正名。因为郑选举的“义”不关乎想要向涉案之人收取好处的利，更无关乎想要赢得众人称赞的虚名，只是凭着自己的一颗良心做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天的事。正是这样的一个有良心的商人，引领了一群有情义的追随者，在无情的商战中演绎出了一段又一段人的情人的义。

经过时代的洗礼，他现今俨然成为了汉正街街知巷闻的知名人物，也创造了自己的财富神话。他和“儒商”王任昌成为了汉正街永恒不灭的传奇。

20世纪40年代，与百年老店谦祥益绸布店并重的王润记纱布老板王裕卿，一位熟读三国，经商有道的儒商。他在文革期间被认定为需要接受党和人民教育的“工商业兼地主阶级”。他的大儿子王任昌进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熏陶，由于出身在“剥削阶级”的家庭让他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前后几进几出监狱，虽然历经磨难，但他依然保持着带着镣铐跳舞的生活热情。

20世纪80年代初，尽管出台了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但文革没有过去多久，很多人都担心会重蹈覆辙，作为“103将”中的王任昌也忧心忡忡。他与弟弟在汉正街一起经营一家店铺，虽说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赚了不少钱，但是一种无形的力始终控制着他们，使他们没有足够的底气放手一搏，做大自家的生意。他们一边静待政策环境的好转，一边观望市场的动向。

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促进整个大环境的好转。武汉政府为了巩固、扩大汉正街的市场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有利的经济政策来刺激市场的运作。王任昌开始清楚的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个体经济以势不可挡之势席卷而来，彻底的击脆了初期的犹豫彷徨。他开始放开手脚大干起来，热火朝天的经营自己的事业。没有后顾之忧的汉正街商户个个士气高涨，大有不干出一番名堂誓不罢休的气势。

汉正街起死回生，经济逐渐的发展起来，人民争先恐后的涌入汉正街，1983年，个体经营人员由最初临时凑集的103人扩展到991名，他们在1600多米长的汉正街上摆摊经营，日日生意红火，热情招揽来自四方的顾客；销售额也首次突破了亿元大关，振奋了全国人民，其他各个省份地区也争相效仿汉正街，发展个体经济，汉正街一时成为各地的学习标兵。

1988年，武汉政府大胆的圈出汉正街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田”。作为经济改革实验区的汉正街，个体户们开创了“前店后厂”的家庭工厂发展模式。武汉人民首创的发展模式丰富了小商品市场的经营范围，使汉正街不再局限于只发展小商品贸易，扩宽了汉正街的发展的广度。

1990年，汉正街第一栋专业市场——汉正街服装交易大楼竣工，成为汉正街在专业化经营道路上的成功尝试，预示了汉正街今后的规模化发展，而且提升了整条街的档次。同年，拍摄了一部取材于王任昌小说《曲线人生》的电视连续剧《汉正街》，红遍大江南北，从此“汉正街”家喻户晓。电视连续剧《汉正街》完整的记载了武汉个体经济的发展历程。汉正街人的生活就像其中的歌词“小街上的人走路越来越匆忙”一样越来越精彩。

2000年，汉正街被武汉市政府重新定位为商贸购物旅游区，先后得到龙腾、春江等五大开发商近50亿的资金用来打造汉正街，建成汉正街第一大道、暨济商城、汉正街品牌服饰批发广场等多功能、高档次的大型商场和特色街区。

汉正街从原始的小百货，发展到具有服装、副食、家电、鞋类、塑料、文化用品等10个专业大类10万多个品种的大市场。汉正街的商品辐射范围扩展到山西、四川、河南等华中、华北大片区域，并且延伸到海外市场。业界权威人士透露，联合国已在汉正街设立了中国第二个采购点。

伴随汉正街进入快速发展期，商品销售额不再是1982年的一亿元收入，销售记录多次被改写，在2004年又一次创历史新高突破200亿大关。汉正街不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引领全国大小街市，成为当之无愧的首脑，也被冠以“天下第一街”的美称。

在一个商业时代，一个地区必须时刻保持自我更新的警觉才能够在市场中领先。在2005年，一篇刊登在《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说：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发展和90年代中前期的极度辉煌之后，汉正街开始走下坡路。虽然汉正街市场规模比原先扩大了6倍，但税收增速却在下降，交易额从全国十大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前三位降到了第七位。近两年，汉正街个体经营户数量也在以 10%左右的速度递减。汉正街第一代103名小老板中，目前只留下不到10个。汉正街上的货品质量没有保持以往的水准，所以大多数武汉人如今不去汉正街购物了。

难道武汉人乐于见到汉正街的衰落吗？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汉正街的衰落已经成为铁板定钉的事实，不容人怀疑。

汉正街源于河运，也终结于河运。古代的街市大多是沿河而建的，陆续修建的码头，便捷的河流运输，低廉的运送费用，商人乐于接受；现代的街市多数是依据便利的马路交通来铺设，车流的通达可以节约大把的时间，对于视时间为金钱的商人来说就算是赚钱了。真正就是这陆上交通问题成为汉正街发展的硬伤，百年老街正遭受着现实的残酷考验。

在武汉读书的几年里，我多多少少去过几次汉正街。汉正街作为大型的批发市场，每天有着成千上百万计的货物流通量，可它的公路却不宽广。

汉正街的街头有很多的推车工，他们每天都推着沉重的货物到指定的送货地点。一路上，他们忙碌的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忽左忽右的闪躲靠近的人，以免货物受损。汉正街上也有不少的扁担工，他们全靠这根扁担养活。扁担工们不管货物有多重都扛上自个儿的肩，晃晃悠悠的徐步前行。惜时如金的汉正街老板每每都是依车代步，但是汉正街里没有专门的停车场，它们只好被随意的停靠在马路边，车辆横七扭八的霸占着本不宽裕的空间。最为可怜的要数行车在其间上的车辆了，以缓缓的速度向前爬行，甚为艰难。这样的情形是汉正街每天的必备功课，可想而知大型的节假日该是什么状况了？

汉正街分工明确，同类商品聚集在一起销售。“集生产、生活、储存”为一体的独特经营方式，有的商铺老板嫌回家吃饭太过麻烦，干脆在自己的店里做起饭来。门外的一侧铺放了许多的零零散散的商品，另一侧架起了锅碗瓢盆。

汉正街里存在一大片的居民住宅，其中夹杂商业用途的楼房，上面用于居住，下面则布满了林林总总的商铺。一家店铺紧挨着另一家店铺，昂贵的地价使得在相邻店铺间多留一些空隙，都被视为浪费的可耻行为。有的楼房年代久远，电线老化，承担不了太大的负荷，可怎料想一些黑心商户把塑料玩具、工艺品市场设置在楼房里。

不论是在自家的小店铺里生火做饭，还是汉正街的历史遗留问题，都为火灾的发生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历年来汉正街多次发生火灾，消防官兵只要谈及汉正街发生火灾就“闻火色变”。

在过去的几年里，流传着一条众人争论的消息“武汉市政府要把汉正街搬迁到汉口北”。听说这条消息之后，汉正街人有的悲，有的喜，有的忧，有的怒。这条消息的可信度有多高？我们暂且不提。众所周知，汉正街和汉口北分属于不同的地方政府管辖，在迁与不迁间存在太多的利益问题。

2010年8月，汉正街召集了部分有利益关系的商户，邀请了社会上知名的专家和有地位的政府官员，集体开了一个汉正街论坛发布会，为汉正街要搬迁的言论辟谣，同时规划了汉正街未来20年的蓝图，并提出投资700亿整顿汉正街提升汉正街的形象。这个新闻发布会有利的打击了汉口北，告诉准备投资汉口北的人：汉正街会永远屹立不倒，就算再破旧，也不会让肥水流入外人田。硚口区拿出了二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上进心开始大力整顿汉正街，扩宽马路，改善市场内外的环境，迁走客运站，搬迁汉正街仓储，斥巨资兴建大型批发市场。硚口区这一系列的强硬行为告诉对手：我们不会认输。

另一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汉口北也不示弱，十大市场群的修建分秒必争，工地通宵达旦，不分昼夜的加班加点。为争取早日完成十大市场群的第一期工程，投资金额不断加大。为了配合汉口北，黄陂区政府也十分豪气的投掷十几亿，自掏腰包开通轻轨，预计赶在2013年底前开通5.8公里的一号轻轨三期至汉口北。

双方的拉锯战正式展开，由最初的争斗升级到政府战略上，谁也不打算服软，死磕到底。

硚口区未来总投资大概700亿用于改造、规划汉正街，而黄陂区也预计投资600亿左右来规划汉口北。这就是说两大市场总共投资大约1600亿在无法确定的未来十年。武汉未来的商贸潜力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而两地的意气用事只会加大未来的风险，谁也不知道投入的钱能否赚回来。这个赌博，谁也输不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其中一方的市场倒下，那么花出去的几百亿谁能为它买单？是政府？还是普通老百姓？

汉正街未来的出路在哪？这需要今人好好的思量。是死守既得利益？还是突破困局，浴火重生？这需要汉正街人好好的权衡。如果不再纠结自己的小小利益，而是扩展视野，放眼世界，汉正街能不能迎来更好的春天呢？答案不言而喻。

今人应该向老前辈“郑选举”、“王任昌”们学习，凤凰涅槃，在艰难困苦中依然传承了汉正街的经商传统，也让汉正街在时代的新一轮转变中得到自我救赎，赢来了“天下第一街”的美名。在汉正街人还陶醉在历史辉煌中时，殊不知，他们已经慢慢败下阵来。历史的云烟，时代的更替，汉正街人又需要再一次披挂上阵打响新的商业战役。如果不想汉正街的历史停留在今时，我们何不放下成见，学习浙江的义乌，江苏的常熟，好好的经营各自的生意，实行产品差异化经营，各自发展各自的商贸客户，相互扶持，荣辱与共。何愁不能再次夺回“天下第一街”的盛名？

第五篇：吉祥物的历史变迁.

吉祥物的历史变迁 吉祥，好运之征兆，祥瑞，吉利；幸运等。古籍《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吉祥止止。” 成玄英 疏：“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徵。”

吉祥物是人类原始文化的产物，是原始的人类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形成的人类原始的文化。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人类首先以生存需要为中心，而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就形成趋吉避邪的本能观念。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许多用以祈求万事顺利的象征物，而这些向往和追求幸福美好的事物，我们便称他为吉祥物。

吉祥物是人们在事物固有的属性和特征上，着意加工而成，用以表达人们的情感愿望。由原物发展成为富于吉庆意味的吉祥物，采用的加工手法多种多样，因此，我国吉祥物具有多重演化特征。从这些吉祥物中，我们可窥知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人们共同珍视的事情。

各种吉祥物由原物衍生成富有吉祥意蕴，可谓意趣无穷。其手法之一是把事物的外形、特性或实用价值等属性，予以放大或延长，使之具祥瑞的涵义。吉祥物的这种演化特征我们称之为属性延长性。以椿树、萱草、芝兰、磐石和竹这“五瑞”为例，庄子说过“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唐朝诗人牟融也有“堂上椿萱雪满头”的诗句，因椿树的寿命长，人们便把椿树比作父亲，称“椿庭”，更象征老人的长寿。

“谐音取意”是中国民俗文化形成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民间吉祥物更是忠实地运用了“谐音取意”的原则。以“如意”为例，它是我国特有的吉祥物，本为军旅器物，后渐成民间的“爪杖”，即搔痒工具。若在一个瓶子里插上如意，即为“平安如意”。如以两个柿子或狮子配如意，便成“事事如意”。若画上童子骑象、手持如意，就是 “吉祥如意”。若如意加上盒子与荷花，组成的是“和合如意”。再如 “百事如意”，则是如意与柏树和柿子的组合。很多民间吉祥物的形成还具有传说附会的特征，他们出于民间神话传说：一代又一代的人，透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将故事流传、延续下去，人们对此深信不疑，遂相沿成习。如民间每于老年人寿诞时送上寿桃，以祝福老人健康、长寿、幸福，这个习俗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传说。相传战国时期齐人孙膑自十八岁离家，拜鬼谷子为师学习兵法，一别家乡十二年，有一年的五月初五才猛然想起正是母亲八十岁的生日，他想：“乌鸦反哺母娘，羊羔吃奶跪乳，禽兽还知恩达礼，我却已经有十二年没有报母亲的养育之恩”,于是向师傅请假回去看望老母，临行前，鬼谷子随手摘了一颗桃子让孙膑回家献给高堂。没有想到，孙膑回家将桃子给老母亲吃后，母亲竟返老还童。人们听说孙膑母亲吃了桃子之后变得年轻，也想让自己的父母健康长寿，于是竞相仿效，也都给自己的父母“送寿桃”。传说是否真实，人们没有去考证，但它所蕴涵的美好寓意，却被人传承下来，绵延不绝。

随着事物不断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吉祥物被我们所知晓，在我们生活中，就拿最普通的婚庆席来说吧，对于夫妻也好，新人结婚也好，都很很不错的吉祥物，能够为我们带来吉祥如意，是对我们身心健康的呵护，让我们事业顺利，婚姻幸福，生活美满。在家中具备此物，更是能带来顺势，让我们一顺百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