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观点看待家乡的变迁

第一篇：历史的观点看待家乡的变迁

历史的观点看待家乡的变迁

讨论人：环艺131：何昱儒、俞佳敏、李荔、赵天予、张飘翔。

环艺132：程旭、董纯瑜、韩惠、何淑依

网新131：裘陶烨、王晨燏、王琰玥、陈俊延、朱思远

我的家乡是一浙江一个普通的县城——缙云，而缙云最美丽的景色是仙都的顶湖峰，最有名的小吃则是麻鸭与烧饼，素有“中国麻鸭之乡”，还是一个“革命老区县”。仙都风景区被评为国家4A级风景区，鼎湖峰号称“天下第一奇峰”。这些都是我们缙云人的骄傲。但在改革开放初期，未抓住机遇发展，空有资源而不知运用。后实行“开放兴县、工业强县、生态立县”三大战略，发展几乎日新月异，每年都有新气象，逐渐拉开了与工业强县间的距离，家乡也变得越来越美丽。

黄山市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又十分年轻的旅游城市，黄山是徽商故里，是徽文化的发祥地。黄山市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文化的源头可追溯到距今5000多年前，从歙县、祁门等地出土的文物表明，黄山市一带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先民生活。

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先属吴，吴亡属越，越亡属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为会稽郡属地，南朝时开始设置新安郡。

黄山的开发建设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1.明末清初宗教开发时期2.中华民国初步建设时期3.建国初期恢复建设时期4.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时期。

从古至今，黄山一直在不断发展，一方面，黄山发展的越来越现代化、国际化。另一方面仍保留了一部分优秀的传统文化习俗。总之在历史的长河中黄山市发展地愈加繁荣。（网新131王晨燏）

湖州是“丝绸之乡，鱼米之乡”。辑里湖丝闻名遐迩，产生过南浔”四象八牛七十二条金黄狗”这样的丝商群体。“苏户数，天下足”，湖州有着悠久的稻作文化，湖笔文化。

吴越文化在此交融，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导致人口大迁移，加速文化融合。王羲之、王献之、苏轼等名门望族曾任湖州太守，促进湖州文化艺术发展。古有书法家赵孟頫，诗人孟郊，今有科学家钱三强，文学家北岛，以及《甄嬛传》作家流潋紫。

湖州传统文化创新思维不足，观念保守。改革开放后，相对浙南，计划经济比重大，丝绸产业发展进入窘境。湖州因地制宜，发展江南古镇南浔、中国竹乡安吉旅游业，探索私营经济发展，形成童装城织里，以及香飘飘、老娘舅等知名企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菰城传统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复兴加快了湖城的繁荣步伐。

福建龙岩是中国著名的革命老区中央苏区，也是享誉海内外的客家发祥地之一。龙岩曾是远古时代“古闽人”的天堂，文化交融之地：河洛文化、客家文化、土著文化相互融洽。1928年至1934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相继解放，1950年龙岩改为专区。至1981年，龙岩撤县，设直辖县级龙岩市。龙岩市从古至今吸引过个大名家来此游览居住。如纪晓岚、扬州八怪、徐霞客、毛泽东、陈毅等。自2000年以来，龙岩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发展，如采茶灯、花卉文化等，体育建设也在不断加强，诞生林丹、何文娜、张湘祥等世界级冠军。2000年紫金矿山的开采，大幅增加了龙岩的GDP,为龙岩现代化建设创造新的机会。我的家乡的变迁过程如同一条小溪，不长也不短，无论时间的变化，历史的喷泉会一直在涌动，充满着整个岩城。

我的家乡是绍兴，是一个历史非常久远的城市。最久远可追溯到大禹。历史发展的痕迹非常的深。

相传4000多年前的夏朝，大禹为治水曾两次躬临绍兴，治平了水土，故至今尚存禹陵

胜迹。春秋战国时，越王勾践建都绍兴，卧薪尝胆时，“越池”一度成为我国东部政治文化中心。汉代置都稽州，隋朝改称吴州，唐朝又改称越州，南宋时改为绍兴府，沿袭至今。绍兴人杰地灵，历史上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政治家、革命家、文学家，如秋瑾、鲁迅、蔡元培、周恩来等。绍兴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绍兴以悠久的历史文化、秀丽的山水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闻名于世。可以说历史的客观发展，家乡越发现代化，尊重历史，不忘历史中常给我们的启发，使得家乡更加繁荣。

余姚地处美丽富庶的长江三角翼，位于工商经济发达的平原中心，秦时置县，史有“东南最美邑”文献名邦之誉，是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

这里有华夏远古文明的源头之一“河姆渡遗址”；马步龙越窑遗址是古青瓷烧制的典型代表；“舜耕历山，禹藏秘图”，传说有佐；越王勾践屯军练兵寨基坪、秦始皇南巡至此“饮马于潭”，近年来，余姚正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结构调整为主线，进一步深化实施“工业立市”战略，加快推进有特色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步伐典据可证；还有古老的四明南词、余姚滩簧。

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淳朴的风土人情，秀丽的山水风光、丰饶的风物特产，使余姚成为浙江黄金旅游线上一颗耀眼的明珠。余姚正致力于把旅游资源大市建成旅游产业强市，将以河姆渡遗址开发为重心，以文化与旅游结合为特色，充分挖掘河姆渡遗址的文化旅游潜力，逐步形成余姚独特的以人文景点为主，辅之以自然风光的文化旅游网络，余姚先后推出河姆渡远古文化旅游区、四明山旅游度假区和姚东文化旅游带，不断把历史文化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杭州自古就有“人间天堂”的美誉。杭州位于钱塘江北岸，背靠武林山，西临西湖，湖光山色，风景秀丽，自古以来就是我国最负盛名的旅游胜地之一。在我国八大古都中，杭州不仅是一座最美的都城，也是位于我国最南面的一座都城。杭州处于河网交织的杭嘉湖平原上，大运河的南端，东有钱塘江入海口，地势平坦，土沃水肥，河流纵横，农业发达，物产丰富，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最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古都杭州的历史变迁复杂曲折，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即初创期、孕育期、发展期、繁荣期和衰弱与复苏期。

50年来，杭州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的杭州，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国家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是浙江省的省会。杭州在工业生产上已具备比较雄厚的实力，门类比较齐全，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占有重要地位。农业科技力量和耕作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经过大规模的城市和园林建设，杭州的城市面貌已大为改观。杭州，名副其实地成为我国东南部风景名胜优异、人文古迹荟萃的名城。

湖州是一座具有二千多年历史的江南古城。楚考烈王十五年（公元前248年），春申君黄歇徙封于此，在此筑城，始置菰城县，以泽多菰草故名。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置州治，以滨太湖而名湖州，湖州之名从此始。

湖州是中国蚕丝文化、茶文化、湖笔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市郊钱山漾遗址出土的蚕丝织物，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蚕丝织物。南浔“辑里丝”曾获1815年巴拿马国际金奖。长兴顾渚山曾建有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贡茶院，是“茶圣”陆羽进行茶事活动的主要场所。被列为“文房四宝”之首的湖笔产于湖州善琏，百姓尊秦朝大将军蒙恬为“笔祖”。湖州人才辈出，人文荟萃。在历史上既哺育了唐代诗人孟郊、元代书画家赵孟 頫、明代小说家凌濛初、近现代书画大师吴昌硕等一批名人，也吸引了王羲之、颜真卿、陆羽、苏轼等不少名流。

奉化市在秦汉时属鄞县，晋至隋先后属句章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化属宁波专区。奉化中部的溪口镇是中华民国前总统蒋中正、蒋经国父子的故乡。他们出生和成长于此处，并且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也经常来此居住。溪口镇旁的雪窦山上亦有多处与蒋氏相关的建筑和景点。附近的滕头村则被联合国命名为生态村。奉化是名人故里，历史名人蒋介石、蒋经国的故乡，涌现了中国首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革命先烈卓兰芳（曾任浙江省委书记）、红帮裁缝鼻祖王才运等一批杰出人物。奉化近代名人还有俞国华、王任叔（巴人）、邬华扬、邬维庸等。

瑞安为东瓯古邑。最早于新石器晚期，飞云江下游两岸已有先民繁衍生息，建立聚落。夏、商、西周、春秋为扬州之域瓯地。其后受时局变化，朝代更迭，行政所属动荡变化，直到三国吴赤乌二年（公元239年），始建县治，迄今为止已有1750多年的悠久历史。

南朝至今，历代许多文人骚客来瑞。风流太守谢灵运数次游览仙岩，写下了“谁知苍莽千峰外，尚有仙山一点青”名句。南朝齐梁间号称“山中宰相”的陶弘景曾隐居瑞安陶山，有楹联为证：“六朝霸业成逝水，千古名山犹姓陶”，理学大师朱嘉曾游仙岩，会陈傅良，并手书“开天气象”匾仍悬挂在圣寿禅寺的山门上。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经过瑞安写下著名诗篇《过瑞安江》。还有方干、王十朋、陈昌时、俞樾、余绍宋等等文人学者都留下了不朽佳作。

瑞安山川秀丽、景点繁多。位于郊区的仙岩风景区，早在东晋之际已遐迩闻名。瑞安民间文化品类繁多，风格迥异。有鼓词、莲花、道情、唱龙船、打花鼓、排街、藤牌舞等数十种之多。

温州历史: 温州古代称瓯越。还在五六千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先民在这里劳动生息。战国时属越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设置闽中郡。汉惠帝三年封越王勾践后裔驺摇为东海王，建都东瓯，俗称东瓯王。汉顺帝永和三年置永宁县，东晋明帝太宁元年设永嘉郡，唐高宗上元二年改置州，因气候温暖，“虽隆冬而恒燠”，故名温州。

温州素以奇山秀水扬名海内外，境内雁荡山和楠溪江被定为国家级风景区。北雁荡山号称“寰中绝胜”，总面积460平方公里，有7个景区，500多个景点，奇峰怪石，移步换景，瀑飞泉涌，洞壑幽深，古人诗云“欲写龙秋难下笔，不游雁荡是虚生”。楠溪江100多公里曲折的江流，清澈澄碧，有36湾72 滩，滩湾风光四时晨昏变幻多姿，保持着田园式自然生态风光。沿岸还有古建筑和大若岩等著名景点。

中国山水诗鼻祖、永嘉太守谢灵运；宋代思想家、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叶适；明朝开国元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刘基；戏曲史上卓越的剧作家、“南曲之祖”高则诚；毕生致力于治学、兴业、办校的朴学大师孙诒让；词学宗师夏承焘；著名数学家、教育家苏步青；著名篆刻艺术家方介堪；著名文学史家、戏剧史学家王季思；卓越的考古学家、现代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夏鼐。松阳县始建于东汉建安四年(199年)，分章安县南乡置松阳县，属会稽郡，是丽水地区建置最早的县份。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撤处州军政分府，实行省县两级制，松阳县省辖。三年，置瓯海道，松阳为所属。十六年，废道，复为省县两级制，松阳仍为省辖。二十一年6月，置第十一县政督察区；10月，改置第二临时特区，松阳均隶之。二十四年6月，第二临时特区改为丽水行政督察区。二十年4月，又改称第九行政督察区，松阳属之。三十四年4月，改置第六行政督察区。6月，改称第七行政督察区，至三十八年5月，松阳均所属。

1949年5月松阳解放。8月，设浙江省第七专区；10月，改称丽水专区，松阳均所属。1952年1月，丽水专区撤销，松阳县属衢州专区。1955年3月，改隶金华专区。

1958年11月21日，国务院批准撤销松阳县，原辖境域并入遂昌县。

1963年复属丽水专区。

1982年1月30日，国务院批准复置松阳县，属丽水地区。现属丽水市。

松阳历史悠久，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名胜古迹较多。县内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建于北宋咸平五年的延庆寺塔（被称为“江南稀宝”）、建于明代弘治九年年詹宝兄弟进士牌坊，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石仓古民居，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汤兰公所、城隍庙、青云塔、黄家大院、寺口进士牌坊、三济桥等，城区内有不少文物保护点。

近年来，松阳县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以构建“和谐文化”为中心，以推动“文化繁荣”和“文化创新”为主线，努力践行舞台艺术精品化、群众文化品牌化、文博事业体系化、新闻出版规范化、文化活动经常化的总体思路，不断满足和谐社会建设目标需求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为我县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篇：如皋历史变迁

大禹治水九分天下水土为九州时，将江海大地称为“扬州”，“扬”为“荡”，水草荡荡之意。入夏以后这里成为统一的奴隶制国家的一个部分，到周朝时称这里为“海阳”，属吴国管辖，都城在今苏州；春秋时期，“如皋”开始从“海阳”的东南部海里“长”出来，齐国“总理”贾大夫72岁时以权谋私，娶了16岁的青春美少女为妾，结婚后人家身归他而心不归他，成天闷闷不乐，一次公费旅游时将她带到今天如皋大明村一带的江边上拚命射杀野鸡，以炫耀自己老而不衰，以博她一笑，“如皋”一字由此载入《左传》，但只是吴国“会郧”镇（今海安立发镇）治下的一个小渔村；战国时吴王夫差为了攻打卫国（在今河南省）在“海阳”挖“邢沟”（今大运河的前身）勾通江淮以便水师从长江直接进军；后吴国为越国灭，这里又属越国，越国又为楚国灭，这里又属了楚国。

秦朝时废扬州，将这里划属九江（今江西），后又划属东阳（今山东）。汉朝时刘邦将这里封给吴王刘濞，更名叫“海陵”，到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国家中央政府才开始在这里设立第一个县级行政机构——海陵县，隶属临淮郡（今淮阴），始建海陵县城（今泰州海陵区）。东汉末年，因海水泛滥淹没海陵县城，曹操挟天子，下令搬迁居民去邗江（今扬州），废除海陵县的行政建制，海陵以东（包括如皋）全部成了空地。

三国时这里属吴国，孙权在这片肥沃的空地上养马，形成了这片广漠的土地上许多与马有关的地名，如“白马”（今靖江县城南部）、“马塘”（今如东县马塘镇）、“马陵”（如皋县马塘乡），负责作战指挥的吴国大司马（中央军委副主席）吕岱将军常驻在这里与马为伍，依军队建制划分地块屯田养马，每50人为一个屯，分田5千田，养500匹马，海陵大地共有肥田沃土400多万亩，分成800个屯，动用军民4万人，养马40万匹，由于当时马匹的多少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相征，组织一次大型战争大约要损耗、淘汰5至8万匹成年、健壮的良马，为东吴迅速强大、最终能的鼎力三国作出了伟大贡献。当时为了保密，将“屯”写成“邨”字，读“村”，这个字成为当时政府、军民使用最多的一个字，演化为“村”的异体字，在东吴故土上流传沿用很久。

吕岱养马成功后，向孙权申请重建海陵县，孙权批复，让他兼任海陵县第一任县长，退休后举家搬离海陵县城，定居到高阳（今如皋市林梓镇），带领并传授子孙做木工活，种梓树、打家具，几年后梓树成林，“林梓”因此得名，后人为纪念他重建海陵县，泰州有吕岱庙，如皋有吕岱祠（原北门航运公司处），如皋今有“大司马路”（从陆桥小学到丽都大酒店）。

正是因为有了这段废县移民、屯兵养马的历史，在海陵大地上（北起徐淮，南到江阴、张家港，西起安徵境内，东到海边）遗留了许多与军队有关的方言及风俗，如尊称别人的丈夫为“男将”、尊称别人的老婆为“女将”；吃饭时不许将筷子竖插在饭菜上，因为这是军中、及地方百姓为开赴前线、上阵杀敌的将士们送行时的礼仪，表示站立不倒、吃了就跑，后来不打仗时，纪念阵亡将士也用这个礼仪，至今一些农村供祖宗时还沿用这个礼仪，从而产生一项忌讳，平常吃饭不许这样搞。吕岱将军还规定，农历七月半集中祭奠阵亡将士、向其家属发放抚恤金，每到这天各屯都要认真操办，不得有误，违令者斩。

东晋义熙七年（411年）中央政府提升海陵县为海陵郡（相当于地区级），下设建陵（今邗江）、宁海（今曲塘）、如皋（今如皋）、临江（老石庄镇，在今石庄以南30里的江水中）、蒲涛（今白蒲）五县，隶属南兖州；50年后如皋县政府迁往发扬（今立发，发是开始的意思，表示这里是扬州的开始，是今天所说的“发扬”一词的源词）。南北朝时，北周王朝宣布蒲涛县并入如皋县，县政府回迁如皋（今如皋）；临江县并入宁海县，县政府在曲塘。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海陵废郡，降级为海陵县，建陵县并入海陵县；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撤消如皋县，并入宁海县，县政府从曲塘迁发扬。

唐武德三年改海陵县称吴陵县，撤消宁海县，并入吴陵县，县政府从发扬合并到海陵（今泰州）；大和五年（831年）吴陵县恢复原名海陵县，分为东西南北四个“乡”（相当于现在的区），“乡”下设“场”（相当于现在的镇），“场”下设“庄”（相当于现在的乡）；其中“东乡”下设“如皋场”（今如皋），后改为“如皋镇”。南唐升元元年（937年）升海陵县为泰州（副省级），泰州之名由此开始，下辖海陵县；保大十年（952年）分海陵县的东乡为兴化、如皋两县，重建如皋县。

后周时，全国四分五裂，后周政府一度建都南京，划分如皋一部分建立“通州”，“通州” 是一个行政建制，作为军事州，驻军、种田、劳教贪官污吏和发配充军的“刁民”，其中“通”是一种官职，叫“通判”，相当于最高人民法院，“通州”是它下属的国家级“农场”，明朝时，迁都北京，中央政府为管理方便，在京郊重新开辟了一个国家级“农场”，仍叫“通州”，而没有撤消南方建立的“通州”，为区别两个通州，分别冠以“南直隶通州”、和“北直隶通州”，简写成“南通州”、“北通州”，清朝沿用这个叫法，但取消了两个通州的军事州建制，开辟了东北宁古塔为劳教贪官污吏及发配充军的国家级“农场”，两个通州成为普通州衙。民国初年废府裁州，两个通州全部降级为“通县”，其中南通州正式定名叫“南通县”。“南通”一词正式成为地名出现在中华民国的政府公文中。

至今南通市区以东约3平方公里的地块上遗存一种奇怪的方言，即不属西北部的江淮语系，也不属东南部的江南语系，这在全国十分罕见，它们是后周及宋元明四个朝代从全国各地捉来胡掳、当兵、充军的人及其家眷长期生活而遗传、融合的一种特殊语种。

宋初，长江南涨北塌，黄海西涨东塌，老石庄镇被江水冲毁后沉入江底，石庄人一再北迁，一直动荡了近一百年，迁三十多里，最后在今石庄位置上安定下来，百年间如皋县政府一再投资加固江堤，江水依然年年北侵，最后请来京城的道士采来几块泰山巨石，凿八卦、刻神符立于江边，滔滔江水还是吞没了这些巨石，最后剩下一块巨石时才不涨了，这块巨石成为石庄的福音，人们为它砌庙建园，常年供奉，后来庙废，被政府占用，至今这块石头还立在石庄镇政府大院中。

过去老石庄镇南边20里有一座深红色的麻石山，叫虾蟆山（摩诃山），高40米，山南10里才是长江的北岸，唐朝时，扬州的鉴真和尚、日本的圆仁和尚、碎叶（前苏联吉尔吉斯坦共和国）的僧伽和尚都驻足登山过，鉴真和尚还把它绘入地图带到日本，圆仁和尚将它写进入唐游记中，僧伽和尚定居泗州城（今在洪泽湖底），后在泰州、如皋，以及虾蟆山、狼山修炼，后来下落不明，传说得道升天，被尊为“大圣菩萨”，泗州、泰州、如皋、虾蟆山、狼山均建大圣庙供奉他，康熙年间泗州城沉入洪泽湖底，传说就是大圣菩萨发怒，以大圣庙门口石狮子眼睛流血为约，下达淹城计划的。

长江北侵、老石庄北迁后，虾蟆山成了江心巨石，蔚然壮观，曹雪芹、冒辟疆都渡江登山呤玩过，石庄北迁30里后，距此山50里，乾隆年间长江北岸开始退潮，此后一百多年间江岸向南涨20里，出现了“永安沙”、“又来沙”、“二百亩”、“头案”、“二案”、“三案”．“四案”、“头圩”、“二圩”、“三圩”、“四圩”„„等新的地名；与此同时，江南也开始退潮成沙，在虾蟆山南边10里江中长成一片沙洲，石庄人纷纷渡江迁往沙洲围垦种田，渐成村镇，自称“石庄”，归属如皋，县政府称它为“沙洲”。

光绪年间沙洲与常熟、江阴长成一片，常熟、江阴、靖江三县与如皋争抢沙洲土地，后经江苏省政府裁定：如皋地处江北，隔江管理沙洲不便，将沙洲划入常熟。宣统元年，沙洲向北涨了15里，虾蟆山离开江中，成为距江南岸边5里的一座小山，底部十多米被沙埋没，只剩了30多米高。为了北渡方便，首垦沙洲的“石庄人”在虾蟆山以北江边驳岸建港，分别有虾蟆港、段尾港、张家港。

1948年沙洲从常熟划出，成立“沙洲县”，隶属苏州，1958年沙洲县政府下令开山取石，拆了虾蟆山上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大圣庙，炸了山体，又在山根下挖了一百多亩深十多米的石坑，取走石头，填沙造田，历时4年，到1962年底完成，永载历史的虾蟆山从此在地球上消失。1987年沙洲撤县建市，以江边的张家港为名，取名“张家港市”。至今“张家港”附近还有几个村镇的人使用如皋方言，自称石庄人，沙钢集团党委书记沈荣庆说他的祖上是石庄吴窖一带的，对如皋很有感情，在如皋沿江开发中，他投资在如皋港开发区建沙钢集装码头。

元朝时，泰州一度为也成为军事州，至元十四年（1277年）全国设28个“路”（相当于现在的省），这里改为“泰州路”，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复称泰州，划属江南道（今苏州）管理，下辖海陵、兴化、如皋、江都；明朝时改江南道为苏州府（省级），泰州隶属苏州，下辖各县不变；清朝时合并苏州、江宁两府，各取一字合称“江苏”省，江苏由此得名，泰州下辖各县不变；清乾隆间分兴化的东乡为“东台”、“盐城”两县，隶属泰州。

民国建立，裁府废州，泰州改称泰县（县级），县城在泰州城，下辖各县全部归江苏省政府直管。抗日战争中，江苏省政府从苏州迁往泰县黄桥镇，新四军包围黄桥，围绕黄桥建立了五个“县”，其中在泰县境内成立“泰兴县”（宣家堡）、“泰东县”（今海安）、“紫石县”（今营溪）三县；在如皋县境内成立“如西县”（今江安），在靖江县境的季市乡成立“靖江县”与此同时，在东台县境内成立“大东县”，后更名 “大丰县”；在如皋县东部建“如皋县”（今丁堰）；在南通县境内南通县、海门县、启东县。解放战争后期，“紫石县”攻占海安，更名海安县；“泰东县”攻占泰州城，更名泰县，后泰州县城成立泰州市（县级）作为泰州专区所在地，将泰县县政府迁往姜堰，将“泰东县”曲塘以东划给海安县。“如西县”攻占如城，民国如皋县政府逃往李堡，“如皋县”县政府随之从丁堰迁往李堡与之作战，后又迁往马塘、再定于掘港，更名如东县，同时如西县更名如皋县，将民国如皋县的邓元、戴庄、袁桥、夏堡、搬经划给泰兴县，属泰兴县“城西区”；将原如皋县的立发、葛桥、柴湾、新民、宏坝、东陈一线以东划给如东县，属如东县“城东区”；将原南通县天生港、九圩港、平潮、九华、勇敢、龙舌划归如皋县，属如皋县“天生港区”，后更名为平潮区。

1949年1月21日泰州解放，22日成立泰州市人民政府，属苏皖边区第一行政区，5月1日，苏皖边区第一行政区在泰州成立“苏北泰州专区”、在如皋成立“苏北如皋专区”，如皋专区下辖东台县、大丰县、如皋县、如东县、海安县、南通县、海门县、启东县；1950年成立南通市（县级），南通县迁往金沙，如皋专区迁往南通市，更名南通专区；同时建立扬州专区、盐城专区，将泰州专区邗江、江都两县划归扬州专区；将如皋专区东台、大丰划归盐城专区；昔日地面广阔的“泰州”成了一块窄长的地块。

1950年泰兴县归还“城西区”给如皋，成为如皋县城西区。

1951年划出如皋县平潮区、薛窑区、石庄区，南通县唐闸区、靖江县西来区，合并成立“通如县”，县政府驻薛窑，划薛窑以南至江边碾砣港为“城区”，下设天生港、九圩港、碾砣港、张黄港等沿江客运、货运码头，以及内河运输、灌溉港闸，开发江中沙岛围垦建设，建立长江北岸的沿江重要港口城市，作为苏中、苏北军事防备、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

1952年取消“通如县”建设，唐闸区划回南通，平潮区、薛窑区、石庄区划回如皋，西来区划回靖江，而“通如县”的“城区”因为已经投资建设，砌好了县委县政府大院、边防公安局、军分区、粮食局、港务局等办公用房、大型仓库及宿舍，不便归还给如皋白白浪费，于是划属南通专区直管，成立“薛窑农场”，与如皋县平级。

同年底，将“通如县”港口城市计划更改后在南通市落实，着重开发天生港、南通港、狼山港，南通县划出狼山港至南通港一线给南通市，如皋县归还平潮区除九华、龙舌、勇敢三乡之外的地区给南通县。

与此同时，将如东县的柴湾、新民、宏坝、东陈、雪岸、丁堰、林梓、白蒲划归如皋县；将如东县的李堡、西场、洋蛮洋、立发、新生、壮志划归海安县；将东台县的白甸、瓦甸、古贲、仇湖、角斜、老坝港划归海安；从而使海安县成为一个“大县”。

1950年泰州专区与扬州专区合并为“泰州专区”，专署驻泰州市（县级），下辖泰州、扬州两市及泰县、泰兴、靖江、江都、兴化、高邮、宝应、仪征，六合9县。同年将江苏省划分为上海、南京、苏南行署（苏州）、苏北行署（泰州）四个省级单位，扬州市从泰州专区划出，由苏北行署直管，泰州专区辖1市9县。1953年苏南、苏北、南京三个省级单位合并为江苏省，上海脱离江苏省升为国家直辖市，泰州专区迁往扬州，改称扬州专区。

1954年11月21日，泰州市（县级）改为省辖市（地级）。1958年7月泰州市改为地辖市（县级），属扬州地区。1950年5月8日泰州市（县级）与泰县合并为泰县，至同年10月7日分开。1959年1月9日泰州市（县级）与泰县合并为泰州县，至1962年5月24日又分开。以上两次合并县政府均驻泰州城。1983年1月，江苏省实行市管县体制，泰州市（县级）属扬州市。1995年泰县撤县建市，成立姜堰市。

第三篇：家乡的变迁

家乡的变迁

深圳位于中国南部海滨，毗邻香港，地处广东省南部，珠江口东岸，东临大亚湾和大鹏湾；西濒珠江口和伶仃洋；南边深圳河与香港相联；北部与东莞、惠州两城市接壤。在邓小平先生提出经济特区之前，深圳只是一个小小的渔村。在他实施了经济特区这个措施以后，深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家位于深圳宝安区的沙井街道或许你没有听过沙井街道。沙井镇是著名的侨乡，全镇有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6万多人，分布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水产丰富。沙井素有“蚝乡”之美称，“沙井蚝”质优量丰，闻名遐迩，驰名中外。是深圳最大的“三高”水产基地。沙井镇交通便利，具有四通八达的陆、海、空立体交通网络。虽然宝安区没有被划入特区之内，不过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在我小时候我家那里大多的地方都是工厂，由于改革开放所以有很多的外国厂商来我们这里，沙井街道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优惠政策，不断加强与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引进资金及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大办“三来补一”企业，为发展外向型工业经济奠定基础。招商引资工作逐渐从主要依靠优惠政策转化到优化投资环境上来。从硬件和软件积极为外商提供优质服务，提高开放水平。至98年底，沙井街道共有投资方来自香港、台湾、日本、美国、德国、印度尼西亚以及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三来补一”、“三资”企业827家，有相当一部分跨国集团企业资金密集、技术含量高，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有较大份额。也吸引了很多外来劳动者过来赚钱养家。那时候就是很多工厂，排烟排污水，在我任何有记忆河他都是黑色的，从来不是干净的。不过这么多工厂也然后我们本地的具名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升。

上初中以后，由于有认识的朋友，爸妈也没有小学的时候管的严了，所以有时候会和同学出去玩，可是那时候沙井还是一个工厂区真的是超级少地方可以玩的。于是那时候要坐车渠道宝安区的中心-西乡街道去玩。那时候是非常羡慕西乡的同学的。后来沙井以著名的“深圳速度”也建了什么大型的娱乐商场，让大家的精神生活大大提升了。就在这几年里，京基百纳也在这里建立的大型的商场，这又为沙井人民假期多了一个好的去处。我就是我对我的家的变化的一些记忆。

过去深圳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室九空人离去，村里只剩老和小。”这首民谣，是对改革开放前的深圳的真实写照。当时，深圳没有大学，没有自己的报纸、广播和电视，仅有的文化设施是一个新华书店和一家五十年代盖的剧院。而现在深圳是中国内地四个一线城市之一。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设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国际门户，已发展为有相当影响力的国际化城市，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

第四篇：汉正街的历史变迁

汉正街的历史变迁

历史的变迁，时代的更替，汉正街犹在，不过不再是“青青石板，白墙灰瓦”，只是朱颜已经改变了。500年悠悠历史，大江东去浪淘尽，汉正街却没有沉寂在历史的洪流中，而是以崭新的面貌不断踏上征途。

500年前的汉正街不过是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街，是一条与汉口沿岸大道平行的普通沿河墟市，后来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它逐渐形成玉带门、杨家河、武圣庙、石码头、永宁巷等若干个方向的“正街”。

汉江水孕育了沿河而居的人民，尤其是汉正街的居民。一条江水成全了一片街市，一片街市延续了原始住民的商业传统。早期的商人中流传着“要做生意你莫愁，拿好本钱备小舟”的戏言。汉江沿岸的码头众多，水运通达，被冠以“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行，万里唯意”，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商旅、墨客，繁闹非凡，成为内接荆州、孝感各省，外接山西、陕西、四川、湖南等各省，一时之间人们纷纷涌入慕名而来。由此可知：早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汉正街成为著名的货物集散地，经济达到了鼎盛时期，终于成为了“汉口之正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曾经一度经济活跃、市场繁荣的汉正街在政治暴风雨中沉寂了。历经几百年的汉正街个体市场摇摇欲坠，呼啦啦大厦将倾。汉正街只余下少数几家国营商店和合作商店，几家国营工厂和合作工厂，悠悠历史的商业街“汉正街”终于变成了冷清萧条的居民区。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务院发了一条通告，各地可以恢复和发展农贸市场。为了响应国务院的号召，国家工商局召集各省市区的工商局长到东湖宾馆开现场会，商议之后经济的发展方向。从此汉正街被中断的商业传统得以回归。

厚厚的迷雾笼罩了文化大革命后的整个中国上空，身处迷雾中的人们眼前一片迷茫，不知路在何方，更不知朝哪个方向前行。然而汉正街率先响应发展经济的号召，提出恢复小商品市场，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打破计划经济在流通领域的体制束缚。1979年，武汉市政府决定恢复中断了汉正街数十年的自由商贸传统，重新开放小商品市场。103名待业青年和社会无业人员工商登记，汉正街迎来了国内首批个体经营者。他们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都是小心翼翼摸着石头过河。

郑举选第一个站起来成为最早登记的个体户。身有眼疾的郑选举并没有整日自怨自艾，抱怨老天的不公正待而胡混度日。在文化大革命前，21岁的郑举选已经投入了千军过独木的商人队伍，成为众多商人大军中的一位微不足道的小商贩。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他最终在汉正街上有一席之地，成为汉正街里有名的商户。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政府缩紧了经济政策，个体经济难以融入集体经济的发展，暂时终止了个体私营经济。郑举选作为汉正街最知名的资本主义尾巴，被划入需要接受改造的名单中，从而进入“学习班”学习。一年后的郑选举出来了，面对空空如也的家，他毅然的把养家的重担扛上肩，改行在利济南路卖起了冰棍。郑选举借此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干起了小百货的生意。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以后，国家允许地方发展农贸经济，各个省、市面还在犹豫不决，武汉政府却大胆的提出发展个体经济。有利的经济政策出台，似乎预示着市场应该朝大家期盼的方向发展，但是时值风云变幻的多事之秋，还存在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在这样的年月里，做生意如同踩钢丝，必须要事事小心、步步为营。即使整日提心吊胆的做生意，不过依然难逃被抓的命运。

1978年的一天，郑选举的家和其亲戚的家同时被抄，当时抄出价值几万元的货物，在当时的年岁里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因此郑选举被关进了监狱。审讯人员要求他交代“同伙”，并提出了“如果供出买货或者供货人就放你出去”的建议，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沉默，一人揽下了所有的“罪名”。在昏暗的牢房里他足足呆了18个月，本有眼疾的他视力下降的越发厉害了，最后右眼彻底失明。从此，五颜六色的世界在他的眼中消失了。1979年6月，郑选举被释放出狱。众人钦佩他具有一种宁愿牺牲自己也不牵连他人的义气，尊称他为“盲侠”。

历来商人在文人眼中是一群重利轻情的势力小人，对他们嗤之以鼻，轻视并且不齿于人前；然而“盲侠”郑选举的重义望利彻底颠覆了文人想象中的商人形象，为一批同样注重朋友之情的“义气”商人正名。因为郑选举的“义”不关乎想要向涉案之人收取好处的利，更无关乎想要赢得众人称赞的虚名，只是凭着自己的一颗良心做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天的事。正是这样的一个有良心的商人，引领了一群有情义的追随者，在无情的商战中演绎出了一段又一段人的情人的义。

经过时代的洗礼，他现今俨然成为了汉正街街知巷闻的知名人物，也创造了自己的财富神话。他和“儒商”王任昌成为了汉正街永恒不灭的传奇。

20世纪40年代，与百年老店谦祥益绸布店并重的王润记纱布老板王裕卿，一位熟读三国，经商有道的儒商。他在文革期间被认定为需要接受党和人民教育的“工商业兼地主阶级”。他的大儿子王任昌进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熏陶，由于出身在“剥削阶级”的家庭让他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前后几进几出监狱，虽然历经磨难，但他依然保持着带着镣铐跳舞的生活热情。

20世纪80年代初，尽管出台了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但文革没有过去多久，很多人都担心会重蹈覆辙，作为“103将”中的王任昌也忧心忡忡。他与弟弟在汉正街一起经营一家店铺，虽说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赚了不少钱，但是一种无形的力始终控制着他们，使他们没有足够的底气放手一搏，做大自家的生意。他们一边静待政策环境的好转，一边观望市场的动向。

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促进整个大环境的好转。武汉政府为了巩固、扩大汉正街的市场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有利的经济政策来刺激市场的运作。王任昌开始清楚的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个体经济以势不可挡之势席卷而来，彻底的击脆了初期的犹豫彷徨。他开始放开手脚大干起来，热火朝天的经营自己的事业。没有后顾之忧的汉正街商户个个士气高涨，大有不干出一番名堂誓不罢休的气势。

汉正街起死回生，经济逐渐的发展起来，人民争先恐后的涌入汉正街，1983年，个体经营人员由最初临时凑集的103人扩展到991名，他们在1600多米长的汉正街上摆摊经营，日日生意红火，热情招揽来自四方的顾客；销售额也首次突破了亿元大关，振奋了全国人民，其他各个省份地区也争相效仿汉正街，发展个体经济，汉正街一时成为各地的学习标兵。

1988年，武汉政府大胆的圈出汉正街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田”。作为经济改革实验区的汉正街，个体户们开创了“前店后厂”的家庭工厂发展模式。武汉人民首创的发展模式丰富了小商品市场的经营范围，使汉正街不再局限于只发展小商品贸易，扩宽了汉正街的发展的广度。

1990年，汉正街第一栋专业市场——汉正街服装交易大楼竣工，成为汉正街在专业化经营道路上的成功尝试，预示了汉正街今后的规模化发展，而且提升了整条街的档次。同年，拍摄了一部取材于王任昌小说《曲线人生》的电视连续剧《汉正街》，红遍大江南北，从此“汉正街”家喻户晓。电视连续剧《汉正街》完整的记载了武汉个体经济的发展历程。汉正街人的生活就像其中的歌词“小街上的人走路越来越匆忙”一样越来越精彩。

2000年，汉正街被武汉市政府重新定位为商贸购物旅游区，先后得到龙腾、春江等五大开发商近50亿的资金用来打造汉正街，建成汉正街第一大道、暨济商城、汉正街品牌服饰批发广场等多功能、高档次的大型商场和特色街区。

汉正街从原始的小百货，发展到具有服装、副食、家电、鞋类、塑料、文化用品等10个专业大类10万多个品种的大市场。汉正街的商品辐射范围扩展到山西、四川、河南等华中、华北大片区域，并且延伸到海外市场。业界权威人士透露，联合国已在汉正街设立了中国第二个采购点。

伴随汉正街进入快速发展期，商品销售额不再是1982年的一亿元收入，销售记录多次被改写，在2004年又一次创历史新高突破200亿大关。汉正街不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引领全国大小街市，成为当之无愧的首脑，也被冠以“天下第一街”的美称。

在一个商业时代，一个地区必须时刻保持自我更新的警觉才能够在市场中领先。在2005年，一篇刊登在《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说：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发展和90年代中前期的极度辉煌之后，汉正街开始走下坡路。虽然汉正街市场规模比原先扩大了6倍，但税收增速却在下降，交易额从全国十大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前三位降到了第七位。近两年，汉正街个体经营户数量也在以 10%左右的速度递减。汉正街第一代103名小老板中，目前只留下不到10个。汉正街上的货品质量没有保持以往的水准，所以大多数武汉人如今不去汉正街购物了。

难道武汉人乐于见到汉正街的衰落吗？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汉正街的衰落已经成为铁板定钉的事实，不容人怀疑。

汉正街源于河运，也终结于河运。古代的街市大多是沿河而建的，陆续修建的码头，便捷的河流运输，低廉的运送费用，商人乐于接受；现代的街市多数是依据便利的马路交通来铺设，车流的通达可以节约大把的时间，对于视时间为金钱的商人来说就算是赚钱了。真正就是这陆上交通问题成为汉正街发展的硬伤，百年老街正遭受着现实的残酷考验。

在武汉读书的几年里，我多多少少去过几次汉正街。汉正街作为大型的批发市场，每天有着成千上百万计的货物流通量，可它的公路却不宽广。

汉正街的街头有很多的推车工，他们每天都推着沉重的货物到指定的送货地点。一路上，他们忙碌的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忽左忽右的闪躲靠近的人，以免货物受损。汉正街上也有不少的扁担工，他们全靠这根扁担养活。扁担工们不管货物有多重都扛上自个儿的肩，晃晃悠悠的徐步前行。惜时如金的汉正街老板每每都是依车代步，但是汉正街里没有专门的停车场，它们只好被随意的停靠在马路边，车辆横七扭八的霸占着本不宽裕的空间。最为可怜的要数行车在其间上的车辆了，以缓缓的速度向前爬行，甚为艰难。这样的情形是汉正街每天的必备功课，可想而知大型的节假日该是什么状况了？

汉正街分工明确，同类商品聚集在一起销售。“集生产、生活、储存”为一体的独特经营方式，有的商铺老板嫌回家吃饭太过麻烦，干脆在自己的店里做起饭来。门外的一侧铺放了许多的零零散散的商品，另一侧架起了锅碗瓢盆。

汉正街里存在一大片的居民住宅，其中夹杂商业用途的楼房，上面用于居住，下面则布满了林林总总的商铺。一家店铺紧挨着另一家店铺，昂贵的地价使得在相邻店铺间多留一些空隙，都被视为浪费的可耻行为。有的楼房年代久远，电线老化，承担不了太大的负荷，可怎料想一些黑心商户把塑料玩具、工艺品市场设置在楼房里。

不论是在自家的小店铺里生火做饭，还是汉正街的历史遗留问题，都为火灾的发生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历年来汉正街多次发生火灾，消防官兵只要谈及汉正街发生火灾就“闻火色变”。

在过去的几年里，流传着一条众人争论的消息“武汉市政府要把汉正街搬迁到汉口北”。听说这条消息之后，汉正街人有的悲，有的喜，有的忧，有的怒。这条消息的可信度有多高？我们暂且不提。众所周知，汉正街和汉口北分属于不同的地方政府管辖，在迁与不迁间存在太多的利益问题。

2010年8月，汉正街召集了部分有利益关系的商户，邀请了社会上知名的专家和有地位的政府官员，集体开了一个汉正街论坛发布会，为汉正街要搬迁的言论辟谣，同时规划了汉正街未来20年的蓝图，并提出投资700亿整顿汉正街提升汉正街的形象。这个新闻发布会有利的打击了汉口北，告诉准备投资汉口北的人：汉正街会永远屹立不倒，就算再破旧，也不会让肥水流入外人田。硚口区拿出了二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上进心开始大力整顿汉正街，扩宽马路，改善市场内外的环境，迁走客运站，搬迁汉正街仓储，斥巨资兴建大型批发市场。硚口区这一系列的强硬行为告诉对手：我们不会认输。

另一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汉口北也不示弱，十大市场群的修建分秒必争，工地通宵达旦，不分昼夜的加班加点。为争取早日完成十大市场群的第一期工程，投资金额不断加大。为了配合汉口北，黄陂区政府也十分豪气的投掷十几亿，自掏腰包开通轻轨，预计赶在2013年底前开通5.8公里的一号轻轨三期至汉口北。

双方的拉锯战正式展开，由最初的争斗升级到政府战略上，谁也不打算服软，死磕到底。

硚口区未来总投资大概700亿用于改造、规划汉正街，而黄陂区也预计投资600亿左右来规划汉口北。这就是说两大市场总共投资大约1600亿在无法确定的未来十年。武汉未来的商贸潜力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而两地的意气用事只会加大未来的风险，谁也不知道投入的钱能否赚回来。这个赌博，谁也输不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其中一方的市场倒下，那么花出去的几百亿谁能为它买单？是政府？还是普通老百姓？

汉正街未来的出路在哪？这需要今人好好的思量。是死守既得利益？还是突破困局，浴火重生？这需要汉正街人好好的权衡。如果不再纠结自己的小小利益，而是扩展视野，放眼世界，汉正街能不能迎来更好的春天呢？答案不言而喻。

今人应该向老前辈“郑选举”、“王任昌”们学习，凤凰涅槃，在艰难困苦中依然传承了汉正街的经商传统，也让汉正街在时代的新一轮转变中得到自我救赎，赢来了“天下第一街”的美名。在汉正街人还陶醉在历史辉煌中时，殊不知，他们已经慢慢败下阵来。历史的云烟，时代的更替，汉正街人又需要再一次披挂上阵打响新的商业战役。如果不想汉正街的历史停留在今时，我们何不放下成见，学习浙江的义乌，江苏的常熟，好好的经营各自的生意，实行产品差异化经营，各自发展各自的商贸客户，相互扶持，荣辱与共。何愁不能再次夺回“天下第一街”的盛名？

第五篇：吉祥物的历史变迁.

吉祥物的历史变迁 吉祥，好运之征兆，祥瑞，吉利；幸运等。古籍《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吉祥止止。” 成玄英 疏：“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徵。”

吉祥物是人类原始文化的产物，是原始的人类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形成的人类原始的文化。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人类首先以生存需要为中心，而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就形成趋吉避邪的本能观念。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许多用以祈求万事顺利的象征物，而这些向往和追求幸福美好的事物，我们便称他为吉祥物。

吉祥物是人们在事物固有的属性和特征上，着意加工而成，用以表达人们的情感愿望。由原物发展成为富于吉庆意味的吉祥物，采用的加工手法多种多样，因此，我国吉祥物具有多重演化特征。从这些吉祥物中，我们可窥知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人们共同珍视的事情。

各种吉祥物由原物衍生成富有吉祥意蕴，可谓意趣无穷。其手法之一是把事物的外形、特性或实用价值等属性，予以放大或延长，使之具祥瑞的涵义。吉祥物的这种演化特征我们称之为属性延长性。以椿树、萱草、芝兰、磐石和竹这“五瑞”为例，庄子说过“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唐朝诗人牟融也有“堂上椿萱雪满头”的诗句，因椿树的寿命长，人们便把椿树比作父亲，称“椿庭”，更象征老人的长寿。

“谐音取意”是中国民俗文化形成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民间吉祥物更是忠实地运用了“谐音取意”的原则。以“如意”为例，它是我国特有的吉祥物，本为军旅器物，后渐成民间的“爪杖”，即搔痒工具。若在一个瓶子里插上如意，即为“平安如意”。如以两个柿子或狮子配如意，便成“事事如意”。若画上童子骑象、手持如意，就是 “吉祥如意”。若如意加上盒子与荷花，组成的是“和合如意”。再如 “百事如意”，则是如意与柏树和柿子的组合。很多民间吉祥物的形成还具有传说附会的特征，他们出于民间神话传说：一代又一代的人，透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将故事流传、延续下去，人们对此深信不疑，遂相沿成习。如民间每于老年人寿诞时送上寿桃，以祝福老人健康、长寿、幸福，这个习俗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传说。相传战国时期齐人孙膑自十八岁离家，拜鬼谷子为师学习兵法，一别家乡十二年，有一年的五月初五才猛然想起正是母亲八十岁的生日，他想：“乌鸦反哺母娘，羊羔吃奶跪乳，禽兽还知恩达礼，我却已经有十二年没有报母亲的养育之恩”,于是向师傅请假回去看望老母，临行前，鬼谷子随手摘了一颗桃子让孙膑回家献给高堂。没有想到，孙膑回家将桃子给老母亲吃后，母亲竟返老还童。人们听说孙膑母亲吃了桃子之后变得年轻，也想让自己的父母健康长寿，于是竞相仿效，也都给自己的父母“送寿桃”。传说是否真实，人们没有去考证，但它所蕴涵的美好寓意，却被人传承下来，绵延不绝。

随着事物不断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吉祥物被我们所知晓，在我们生活中，就拿最普通的婚庆席来说吧，对于夫妻也好，新人结婚也好，都很很不错的吉祥物，能够为我们带来吉祥如意，是对我们身心健康的呵护，让我们事业顺利，婚姻幸福，生活美满。在家中具备此物，更是能带来顺势，让我们一顺百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