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人权文化的历史变迁

第一篇：论中国人权文化的历史变迁

论中国人权文化的历史变迁

鲜开林

 2012-07-03 22:03:37

来源：人权杂志

文化是人权的精神本质和精神支撑，人权是文化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人权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人权文化观念和人权文化价值取向。广义人权文化是人权物质文明成果和人权精神文明成果的统称。狭义人权文化是人权精神文明成果的观念形态，是人们在人权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人权知识体系、人权价值观念、人权生存方式等构成的人权观念形态的复合体，是人类人权生存方式的深刻反映和人类人权生存智慧的结晶。中国人权文化既是中国人权历史的产物，又是中国人权历史过程的积淀，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然而，长期以来，人们误认为，人权文化在西方，似乎中国没有人权文化。其实，中国人权文化厚古今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中华文化五千年的变迁中，我们可以大致勾画出如下几个历史阶段。

一、中国古代人权文化基因的丰富多彩

中国古代优秀的人权文化基因，彰显了中国人权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认真研究。”①这是一部“不可割断”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思想传统，不懂得这一部“不可割断”的优秀民族文化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地懂得中国人权思想生成的文化根基。江泽民同志更加明确地指出：“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古代先哲提出的'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仁者莫大于爱人'的思想，在社会中有着深厚的影响。”“中华民族历来尊重人的尊严与价值。”②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首倡人的思想解放的思想家

孔子是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其对中国和世界的深刻影响超越了历史时空，孔子的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孔子的仁学理论，是中国古代朴素人权思想的集中代表和最高成就。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他的仁学理论。孔子的仁学理论对于中国古代朴素的人权思想启蒙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它所蕴含的人权文化基因主要有：

（一）发现了“人”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首倡人的思想解放的思想家，他从殷商以来的天命神学中解放了“人”，从而发现了“人”，创立了中国古代朴素人本主义的人学。在殷商时代，天命神学占统治地位，人世间的一切都受“天命”、上帝的支配。孔子一反传统，把人的观念意识引到重视人的轨道上来，把天看成是随四时变化、万物生长的自然现象，否定了天的绝对权威性；强调重视和研究人的现实生活，重视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从而创立了中国古代朴素的人学思想。孔子关于“人”的发现比西欧在文艺复兴时才发现“人”，要早一千多年，因此孔子被西方思想家们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

（二）“人为宇宙中心”的思想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礼记•礼运》篇中说：“人者，天地之心也”，这就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周易》的大宇宙观认为，宇宙是由天、地、人三种物质材料构成的，称之为“三才”，并且上为天，下为地，中为人。人在整个宇宙的构成中处于中心地位，是宇宙的观察者和体悟者。既然人是宇宙的中心，人就是价值的尺度，是价值的主体，离开了人来讲价值，就没有任何意义。

（三）“人为万物之灵”的思想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重视人，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尚书》中说：“惟人为万物之灵。”宋代的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也说：“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

（四）“民为贵”的思想

民者，人也。孟子说：土地、人民、政事是诸侯国的三件宝，人民是国家的三件宝之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人民最为重要。所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从实际经验中得出了一个真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④荀子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⑤这些观点一方面维护了剥削阶级的统治；另一方面也对中国古代朴素人权思想的启蒙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和为贵”的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是东亚文化的主要源流。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为贵”的思想，在中国儒家文化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孔子的《论语》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也说：“万物各得其和也生。”《中庸》提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汉书》和《尚书》还分别提出了“和气致祥”、“和衷共济”的思想。“和为贵”的思想，是儒家“人为贵”思想的扩充。“人为贵”思想，是认为“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主张要爱护人、维护人的尊严。“和为贵”思想，是主张人与人之间、人际各种关系要和睦、和谐、和善。“人为贵”与“和为贵”是互相联系的。孔子说：“仁者人也”，认为两人以上相处就应该讲仁的道德。孔子主张“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要维护个人的权益，又要尊重他人的权益。堪称处理当今国际关系的“黄金规则”。求同存异的包容思维更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宽广胸怀。

还有墨子强调经验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精神，强调“兼爱”、“非攻”和“节用”，都对后世有深刻的积极影响，为中国人权文化的历史发展提供了积极的思想素材。其中，韩非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名著名思想家。他继承了商鞅等前期法家的思想，吸收了荀子以及道家思想的一些成果，成为法家的最杰出的代表。韩非子赞成前期法家关于古今势异、因时变法的观点，提出了“变古易常”、“美当今”，而反对“法先王”的主张。他继承并改造了老子关于“道”的理论，提出了“理”，而且要以“理”解“道”，对“道”和“理”概念进行了明确界定并阐明了二者的关系。他继承了荀子“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张以人的力量积极地改造自然。他指出，现成的为人所用的器具、武器是没有的，都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是人使用工具使自然得到了改变，成为人可用之物。

中国古代朴素的人权文化思想，既对我国古代人民争取基本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启蒙作用，又使得和谐与包容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当今世界人权对话中的积极作用日益彰显。

二、近代中国人权文化桎梏的腐朽没落

中国本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她不仅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化，而且对推动世界历史进程，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是，当历史发展到1840年，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封建专制的腐败，愚昧意识的桎梏，使中华民族的主权、中国人民的人权遭到了空前绝后的践踏。

（一）封建愚昧意识的自我泯灭

封建愚昧意识对人性、人权的泯灭，到了明清时期达到了极点。最为典型的是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桎梏信条。他的根本理论缺陷，是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所谓“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这就把属于社会伦理的“天理”看作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在社会还没有制定出合法的程序来确立“天理”的内容时，而被任意赋予各种规定，从而造成如清代戴震所说的“以理杀人”、“以理吃人”。近代封建统治者更是用过时僵化的伦理纲常如“三纲五常”之类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封建愚昧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的僵死说教，加上崇拜鬼神的愚昧迷信，再加上使人精神萎靡的低级趣味的庸俗文化，互相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泯灭人民人权自由思想，扼杀民族生机的思想桎梏。

（二）封建王权文化的任意剥夺

臣民对皇帝绝对忠诚的至高无上的封建王权文化，其实就是封建王权文化对臣民权利的任意剥夺。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导致中国人民的生活难以维持。旧中国的历代政府不仅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反而加深了人民的灾难。在旧中国，只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70%的贫雇农却只有10%的土地。地主和富农凭其所占有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广大农民。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民，毫无人权可言。特别是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利用特权，控制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刮尽民脂民膏。乱发货币，进行金融垄断，使得广大中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状态更加悲惨。

（三）西方殖民文化的肆意践踏

从1840年到1949年的110年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对中国发动过大小数百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1000多个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凭借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抢占中国的大片领土，把独立统一的中国分割为他们的“势力范围”。偌大的中国支离破碎，国不成国。国家丧失了主权，人民就会被欺辱，被蹂躏。1867年春天，上海外滩法国租界公园门口，各国洋人出出进进。门口却赫然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中国自己的土地，不允许中国人进出，这是十足的强盗逻辑。当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围墙的时候，在另一个领域，一场无硝烟的战争也在全面展开，这就是以传教士为先锋的文化侵略战。他们不仅以传教的谎言来掩盖掠夺的图谋，干着武装侵略所不能及的罪恶勾当，而且向中国灌输崇洋媚外思想，“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通过传教、报纸、“慈善”事业、学校教育等等，把毒素散播到城镇乡村。这都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手段。

三、近代中国人权文化启蒙的呐喊抗争

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人权沉吟史，又是一部中国人权文化启蒙的呐喊抗争史。愤怒觉醒的中国近代仁人志士，他们将人权的理论从西方引入中国，开始了近代中国人权文化启蒙的呐喊与抗争。

（一）康有为的人权思想启蒙

康有为是我国19世纪末改良维新派知识分子的首领和杰出代表。当时他在主要是针对君权的人权运动中，常用“民权”这个与君权相对的词，因此康有为的人权思想也可称为“民权”思想的启蒙。其主要内容是：抽象的“升民权降君权”的理论阐述；宣扬人性论，反对压抑人性的封建伦理道德观；要求变革危害人权的不合理制度；描绘了人人平等、人人都爱劳动的理想大同社会。

（二）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启蒙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袖，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人权斗士。他的一生，都是在为争取中国人民应享有的各种权利而奋斗，同各种践踏和压制人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和西方殖民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在几十年的革命实践中，孙中山留下了丰富的人权思想。他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和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五权分立的宪法思想，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人权思想启蒙的典型代表和最高成就。

（三）邹容的《革命军》、胡适的《人权约法》和罗隆基的《论人权》等，都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人权启蒙思想的重要文献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人在人权问题上也有不少贡献。如就当时中国所涉及到的人权思想来看，几乎西欧所有流行的人权观点都有了，并且有不少在传播、介绍、阐述人权思想的过程中，还注意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和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使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人权思想的启蒙不同程度地带有中华民族的自己特色。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人权启蒙思想家们在接受西方资产阶级人权观的基础上，结合近代中国国情进行人权思想启蒙宣传，为唤起国民的自身解放、打破封建传统文化的束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他们的人权理论启蒙也必然和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权理论一样，存在着抽象人学唯心论、虚伪性、利己性等局限性。他们用这种人权理论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其结果都未能如愿以偿，自然吃了败仗。

四、现代中国人权文化变革的浴火新生

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具体的国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人权革命的历史新纪元。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权变革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它极大地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序幕。五四运动还是中国人权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使得以前那种简单借用西方人权思想，注重争取个人平等、自由的人权理论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升华到反帝、反封建的高度，喊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时代最强音。五四运动时期人民群众在争取思想言论自由、争取个性解放的斗争中，在“打倒孔家店”和雪耻丧权辱国的呐喊声中，极大地普及和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民主意识和人权意识，随着五四运动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经过五四运动风暴洗礼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人权概念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争人权、争自由的浴血奋斗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斗，形成和创立了中国人权的新理论，迎来了中国人权的新曙光。为中国最广大的劳苦大众争人权、获自由、得解放，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贯基本立场和原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争人权、争自由、获得民族独立解放，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高举的一面旗帜。早在建党之初，我们党就在领导“二七”大罢工中明确地提出了“争人权，争自由”的口号。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党号召全国人民“为人权自由而战”，“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并领导人民在各个抗日战争根据地建立民主政府，制定民主纲领，颁布了一系列专门的人权保障条例。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提出“保障人权、解救民生、完成统一”的革命政策主张，并在解放区领导人民制定实施“保障人权、财权、公民权”的各种施政纲领、宪法原则和专门法令，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开展了“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和“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的爱国民主运动。

（三）毛泽东人权思想的创立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的半个多世纪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权理论的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的人权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他的人民权利思想。毛泽东的人民权利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权利论的理论旗帜。毛泽东的人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毛泽东的人权思想为后来的人权理论和人权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受到严重损失，人民正当的合法权益受到伤害。这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人们对毛泽东人权思想的全面客观评价。对此，西方某敌对势力大肆攻击和歪曲中国社会主义的人权事业，这是我们应当吸取和总结的严重教训。

（四）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获得了一个真正“做人的资格”，从根本上改变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东亚病夫”，毫无人格尊严的悲惨状况；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五）确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人权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为全国各族人民真正实现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障。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为全国各族人民平等参与经济发展和平等分享劳动成果，提供了根本性的经济制度保证。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婚姻法》的制订，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各项权益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

五、当代中国特色人权文化的自觉自信

（一）当代中国特色人权文化自觉自信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责任

建党90年的宝贵经验启示，新中国60多年的人权建设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人权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使得当代中国特色人权文化进入了崭新的自觉自信阶段。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⑥

（二）当代中国特色人权文化自觉自信的基本内涵和生动体现

所谓文化自觉，主要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提升，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用著名社会学大师费孝通的至理名言来说，“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⑦文化自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动人类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内生动力。所谓文化自信，主要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主流文化的自信心和创造力，包括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和传统优秀文化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开放包容多样性以及创造思维活性。改革开放、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共建和谐世界的尊重差异、开放多元、包容多样就是生动体现。

（三）当代中国特色人权文化自觉自信的精神实质和基本内容

建党9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权发展道路，逐渐形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逐渐建立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权保障制度。她深刻反映了中国特色的人权文化自觉和人权文化自信的精神实质，反映了中国特色的人权文化的创造力和感召力。作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基本内容，主要由中国特色的人权本质规定、中国特色的人权理论基石、中国特色的人权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的人权保障体系、中国特色的人权原则立场、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的国际人权合作等方面构成，以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权利为核心，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人权新思想、人权新观点为逻辑主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性实践为坚实基础。

（四）当代中国特色人权文化自觉自信的系列新观点和新思想

第一，以人为本，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第二，人权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第三，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尊重和保障人权；第四，“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用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第五，人权的实现是一个过程，受多种条件的决定与制约；第六，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始终把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第七，科学统筹协调发展，促进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全面发展；第八，公民基本人权是各种权利的有机统一；第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不断提高人民群众享受经济社会文化权益的水平；第十，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选择符合自己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第十一，切实尊重和保护特殊群体的各种合法权益；第十二，共建和谐世界，积极开展国际人权合作与对话，促进国际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第十三，努力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充分人权实现的重要目标；第十四，对广大基本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进行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教育等等。这些人权新思想、新观点，既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新成果，也是对当今国际人权事业的新贡献。（作者系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学院人权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M]，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②《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323--32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③《孟子尽心下》。

④《论语•五子之歌》。

⑤《荀子.哀公》篇。

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M]，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⑦费孝通：《美美与共与人类文明》，[J]，新华文摘，2005年第8期，第13页。

第二篇：论中国人权现状及改进对策

论中国人权现状及改进对策

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就其完整的意义而言，就是人人自由、平等地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现在的人类社会构成情况来看，由于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对公民具有相当大的利益影响，所以人权应该也包含人人参与政治的权利，人人对政治的期望，从而使政策合理的适应大多数人的需求，这就使一个国家的公民在具备了最基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之后，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情况下，继而又扩展出了包括政治权的人权。

（一）我国人权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权事业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作为一个拥有巨大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讲，我国的人权发展还存在着问题，我国人权现状还不容乐观。

我国现在的政治、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民主法制也不够健全，各级政府依法行政和尊重人权的意识也不够强烈，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平衡，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差距的拉大也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人民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相当突出，这些都影响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权利。因此，继续加大力度促进和保障人权，仍是我国政府和人民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二）我国人权取得的成就

第一，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得到改善。与此同时，我国的农村地区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明显改善，如社会保障体系，其中包括城市和农村。并且已初步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医疗保险计划。同时人民受教育的权利也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第二，人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得到更有效的保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原则，人民作为国家和法治的主人，已纳入每一个环节的努力，加强行动计划的实施民主和法律制度;积极和稳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加强民主和法治，坚持和改善人大，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和社区水平的系统自我治理和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增加决策透明度，向公众更好地了解政府事务，并投入更多的努力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和监督的权利。.所以，以改善人大代表的代表性。进一步丰富了选举法规定的选举机制和程序，并保证保护公民平等的表决权，这标志着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经过近年来得努力，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并有在经济领域、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和保护人权的法律和法规。与此同时，人权已更好地保护行政法规的执法和司法的行驶。

第三，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充分保障。在过去的两年中，我国有完善的法律和法规，以保护少数族裔的权利和利益，并充分保证他们的权利，依法管理民族自治地方以及国家事务的事务。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为民族地区经济实现快速发展。宗教信仰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得到了提高。妇女的合法权益和利益也得到充分保护。近两年来已经看到增加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现在很好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利益。儿童的卫生和教育的权利得到保障。全国各地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建立了儿童福利机构，形成一个基本的服务网络，为儿童福利。政府还加紧努力，以防止和打击滥用童工和拐卖儿童的犯罪，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进一步增强。.此外，政府已提高为老人服务。国家已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政府还建立了机构，为老人提供各种急需的服务。

第四，公众的人权教育正在广泛，我国公众的人权意识已显着增强。在过去两年中，我国已经集成了人权知识与法律知识的普及宣传，并有计划地开展各种人权教育方案，主要是由依靠现行的教育体制，培训机构，国家机关和广播电视。结果得到了显着的改善人权和公众的意识，以保障这些权利的能力。.第五，在国际人权领域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增强。我国认真履行国际人权公约的义务，及时报告，并提交它是如何实现的约定，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和联合国有关机构反腐败公约。我国已派出许多代表团出席联合国人权会议。我国高度重视人权委员会特别程序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所发挥的作用，并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合作。我国主张并积极参加有关人权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主动积极和其他国家进行人权对话和协商。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也促进在人权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三）推动我国人权发展的改进对策

经过改革开放的努力，我国在人权方面已经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特点是坚持以人为本，以稳定为前提，以改革为动力，以发展为关键，以法治为保障，促进公民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全面协调发展。只要顺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的人权事业必将会随着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进步。

第一，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的基本国情，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的社会主义制度。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的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源占有量处于较低水平不平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足。这是为了解决所有问题，我国必须面对的基本国情。为了改善我国的人权，我们必须考虑到的基本国情和实事求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普遍人权纳入到我国的基本国家条件，生存权和发展权在人权发展的过程中，并持之以恒，在维护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达到平衡。

第二，我们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有效地保证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具有平等的参与权和发展权。我们应该促进人权纳入构建和谐社会的全过程，努力解决关于他们的权利和利益的人最切身的实际问题，确保发展为人民，由人民与人民分享它的果实，给予更多的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日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水平。

第三，我们必须坚持法治，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人权发展。.我们要全面落实法律规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完善法律法规，以促进和保护人权，确保严格公正司法和执法，促进和保障人权法治，不断增强人权的法律保护。

第四，我们必须提高制度化，坚持政府指导，并动员社会各界共同参与，以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我们要继续坚持和完善联席会议机制，充分发挥其优势，不断建立，完善和机制创新的努力，并动员共同努力，推动人权的整体发展。

我们应该坚信，要构建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坚定不移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法治建设，而且只有这样，人民享有的人权才会更加充分，人民的生活才会更加美满和谐。

第三篇：如皋历史变迁

大禹治水九分天下水土为九州时，将江海大地称为“扬州”，“扬”为“荡”，水草荡荡之意。入夏以后这里成为统一的奴隶制国家的一个部分，到周朝时称这里为“海阳”，属吴国管辖，都城在今苏州；春秋时期，“如皋”开始从“海阳”的东南部海里“长”出来，齐国“总理”贾大夫72岁时以权谋私，娶了16岁的青春美少女为妾，结婚后人家身归他而心不归他，成天闷闷不乐，一次公费旅游时将她带到今天如皋大明村一带的江边上拚命射杀野鸡，以炫耀自己老而不衰，以博她一笑，“如皋”一字由此载入《左传》，但只是吴国“会郧”镇（今海安立发镇）治下的一个小渔村；战国时吴王夫差为了攻打卫国（在今河南省）在“海阳”挖“邢沟”（今大运河的前身）勾通江淮以便水师从长江直接进军；后吴国为越国灭，这里又属越国，越国又为楚国灭，这里又属了楚国。

秦朝时废扬州，将这里划属九江（今江西），后又划属东阳（今山东）。汉朝时刘邦将这里封给吴王刘濞，更名叫“海陵”，到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国家中央政府才开始在这里设立第一个县级行政机构——海陵县，隶属临淮郡（今淮阴），始建海陵县城（今泰州海陵区）。东汉末年，因海水泛滥淹没海陵县城，曹操挟天子，下令搬迁居民去邗江（今扬州），废除海陵县的行政建制，海陵以东（包括如皋）全部成了空地。

三国时这里属吴国，孙权在这片肥沃的空地上养马，形成了这片广漠的土地上许多与马有关的地名，如“白马”（今靖江县城南部）、“马塘”（今如东县马塘镇）、“马陵”（如皋县马塘乡），负责作战指挥的吴国大司马（中央军委副主席）吕岱将军常驻在这里与马为伍，依军队建制划分地块屯田养马，每50人为一个屯，分田5千田，养500匹马，海陵大地共有肥田沃土400多万亩，分成800个屯，动用军民4万人，养马40万匹，由于当时马匹的多少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相征，组织一次大型战争大约要损耗、淘汰5至8万匹成年、健壮的良马，为东吴迅速强大、最终能的鼎力三国作出了伟大贡献。当时为了保密，将“屯”写成“邨”字，读“村”，这个字成为当时政府、军民使用最多的一个字，演化为“村”的异体字，在东吴故土上流传沿用很久。

吕岱养马成功后，向孙权申请重建海陵县，孙权批复，让他兼任海陵县第一任县长，退休后举家搬离海陵县城，定居到高阳（今如皋市林梓镇），带领并传授子孙做木工活，种梓树、打家具，几年后梓树成林，“林梓”因此得名，后人为纪念他重建海陵县，泰州有吕岱庙，如皋有吕岱祠（原北门航运公司处），如皋今有“大司马路”（从陆桥小学到丽都大酒店）。

正是因为有了这段废县移民、屯兵养马的历史，在海陵大地上（北起徐淮，南到江阴、张家港，西起安徵境内，东到海边）遗留了许多与军队有关的方言及风俗，如尊称别人的丈夫为“男将”、尊称别人的老婆为“女将”；吃饭时不许将筷子竖插在饭菜上，因为这是军中、及地方百姓为开赴前线、上阵杀敌的将士们送行时的礼仪，表示站立不倒、吃了就跑，后来不打仗时，纪念阵亡将士也用这个礼仪，至今一些农村供祖宗时还沿用这个礼仪，从而产生一项忌讳，平常吃饭不许这样搞。吕岱将军还规定，农历七月半集中祭奠阵亡将士、向其家属发放抚恤金，每到这天各屯都要认真操办，不得有误，违令者斩。

东晋义熙七年（411年）中央政府提升海陵县为海陵郡（相当于地区级），下设建陵（今邗江）、宁海（今曲塘）、如皋（今如皋）、临江（老石庄镇，在今石庄以南30里的江水中）、蒲涛（今白蒲）五县，隶属南兖州；50年后如皋县政府迁往发扬（今立发，发是开始的意思，表示这里是扬州的开始，是今天所说的“发扬”一词的源词）。南北朝时，北周王朝宣布蒲涛县并入如皋县，县政府回迁如皋（今如皋）；临江县并入宁海县，县政府在曲塘。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海陵废郡，降级为海陵县，建陵县并入海陵县；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撤消如皋县，并入宁海县，县政府从曲塘迁发扬。

唐武德三年改海陵县称吴陵县，撤消宁海县，并入吴陵县，县政府从发扬合并到海陵（今泰州）；大和五年（831年）吴陵县恢复原名海陵县，分为东西南北四个“乡”（相当于现在的区），“乡”下设“场”（相当于现在的镇），“场”下设“庄”（相当于现在的乡）；其中“东乡”下设“如皋场”（今如皋），后改为“如皋镇”。南唐升元元年（937年）升海陵县为泰州（副省级），泰州之名由此开始，下辖海陵县；保大十年（952年）分海陵县的东乡为兴化、如皋两县，重建如皋县。

后周时，全国四分五裂，后周政府一度建都南京，划分如皋一部分建立“通州”，“通州” 是一个行政建制，作为军事州，驻军、种田、劳教贪官污吏和发配充军的“刁民”，其中“通”是一种官职，叫“通判”，相当于最高人民法院，“通州”是它下属的国家级“农场”，明朝时，迁都北京，中央政府为管理方便，在京郊重新开辟了一个国家级“农场”，仍叫“通州”，而没有撤消南方建立的“通州”，为区别两个通州，分别冠以“南直隶通州”、和“北直隶通州”，简写成“南通州”、“北通州”，清朝沿用这个叫法，但取消了两个通州的军事州建制，开辟了东北宁古塔为劳教贪官污吏及发配充军的国家级“农场”，两个通州成为普通州衙。民国初年废府裁州，两个通州全部降级为“通县”，其中南通州正式定名叫“南通县”。“南通”一词正式成为地名出现在中华民国的政府公文中。

至今南通市区以东约3平方公里的地块上遗存一种奇怪的方言，即不属西北部的江淮语系，也不属东南部的江南语系，这在全国十分罕见，它们是后周及宋元明四个朝代从全国各地捉来胡掳、当兵、充军的人及其家眷长期生活而遗传、融合的一种特殊语种。

宋初，长江南涨北塌，黄海西涨东塌，老石庄镇被江水冲毁后沉入江底，石庄人一再北迁，一直动荡了近一百年，迁三十多里，最后在今石庄位置上安定下来，百年间如皋县政府一再投资加固江堤，江水依然年年北侵，最后请来京城的道士采来几块泰山巨石，凿八卦、刻神符立于江边，滔滔江水还是吞没了这些巨石，最后剩下一块巨石时才不涨了，这块巨石成为石庄的福音，人们为它砌庙建园，常年供奉，后来庙废，被政府占用，至今这块石头还立在石庄镇政府大院中。

过去老石庄镇南边20里有一座深红色的麻石山，叫虾蟆山（摩诃山），高40米，山南10里才是长江的北岸，唐朝时，扬州的鉴真和尚、日本的圆仁和尚、碎叶（前苏联吉尔吉斯坦共和国）的僧伽和尚都驻足登山过，鉴真和尚还把它绘入地图带到日本，圆仁和尚将它写进入唐游记中，僧伽和尚定居泗州城（今在洪泽湖底），后在泰州、如皋，以及虾蟆山、狼山修炼，后来下落不明，传说得道升天，被尊为“大圣菩萨”，泗州、泰州、如皋、虾蟆山、狼山均建大圣庙供奉他，康熙年间泗州城沉入洪泽湖底，传说就是大圣菩萨发怒，以大圣庙门口石狮子眼睛流血为约，下达淹城计划的。

长江北侵、老石庄北迁后，虾蟆山成了江心巨石，蔚然壮观，曹雪芹、冒辟疆都渡江登山呤玩过，石庄北迁30里后，距此山50里，乾隆年间长江北岸开始退潮，此后一百多年间江岸向南涨20里，出现了“永安沙”、“又来沙”、“二百亩”、“头案”、“二案”、“三案”．“四案”、“头圩”、“二圩”、“三圩”、“四圩”„„等新的地名；与此同时，江南也开始退潮成沙，在虾蟆山南边10里江中长成一片沙洲，石庄人纷纷渡江迁往沙洲围垦种田，渐成村镇，自称“石庄”，归属如皋，县政府称它为“沙洲”。

光绪年间沙洲与常熟、江阴长成一片，常熟、江阴、靖江三县与如皋争抢沙洲土地，后经江苏省政府裁定：如皋地处江北，隔江管理沙洲不便，将沙洲划入常熟。宣统元年，沙洲向北涨了15里，虾蟆山离开江中，成为距江南岸边5里的一座小山，底部十多米被沙埋没，只剩了30多米高。为了北渡方便，首垦沙洲的“石庄人”在虾蟆山以北江边驳岸建港，分别有虾蟆港、段尾港、张家港。

1948年沙洲从常熟划出，成立“沙洲县”，隶属苏州，1958年沙洲县政府下令开山取石，拆了虾蟆山上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大圣庙，炸了山体，又在山根下挖了一百多亩深十多米的石坑，取走石头，填沙造田，历时4年，到1962年底完成，永载历史的虾蟆山从此在地球上消失。1987年沙洲撤县建市，以江边的张家港为名，取名“张家港市”。至今“张家港”附近还有几个村镇的人使用如皋方言，自称石庄人，沙钢集团党委书记沈荣庆说他的祖上是石庄吴窖一带的，对如皋很有感情，在如皋沿江开发中，他投资在如皋港开发区建沙钢集装码头。

元朝时，泰州一度为也成为军事州，至元十四年（1277年）全国设28个“路”（相当于现在的省），这里改为“泰州路”，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复称泰州，划属江南道（今苏州）管理，下辖海陵、兴化、如皋、江都；明朝时改江南道为苏州府（省级），泰州隶属苏州，下辖各县不变；清朝时合并苏州、江宁两府，各取一字合称“江苏”省，江苏由此得名，泰州下辖各县不变；清乾隆间分兴化的东乡为“东台”、“盐城”两县，隶属泰州。

民国建立，裁府废州，泰州改称泰县（县级），县城在泰州城，下辖各县全部归江苏省政府直管。抗日战争中，江苏省政府从苏州迁往泰县黄桥镇，新四军包围黄桥，围绕黄桥建立了五个“县”，其中在泰县境内成立“泰兴县”（宣家堡）、“泰东县”（今海安）、“紫石县”（今营溪）三县；在如皋县境内成立“如西县”（今江安），在靖江县境的季市乡成立“靖江县”与此同时，在东台县境内成立“大东县”，后更名 “大丰县”；在如皋县东部建“如皋县”（今丁堰）；在南通县境内南通县、海门县、启东县。解放战争后期，“紫石县”攻占海安，更名海安县；“泰东县”攻占泰州城，更名泰县，后泰州县城成立泰州市（县级）作为泰州专区所在地，将泰县县政府迁往姜堰，将“泰东县”曲塘以东划给海安县。“如西县”攻占如城，民国如皋县政府逃往李堡，“如皋县”县政府随之从丁堰迁往李堡与之作战，后又迁往马塘、再定于掘港，更名如东县，同时如西县更名如皋县，将民国如皋县的邓元、戴庄、袁桥、夏堡、搬经划给泰兴县，属泰兴县“城西区”；将原如皋县的立发、葛桥、柴湾、新民、宏坝、东陈一线以东划给如东县，属如东县“城东区”；将原南通县天生港、九圩港、平潮、九华、勇敢、龙舌划归如皋县，属如皋县“天生港区”，后更名为平潮区。

1949年1月21日泰州解放，22日成立泰州市人民政府，属苏皖边区第一行政区，5月1日，苏皖边区第一行政区在泰州成立“苏北泰州专区”、在如皋成立“苏北如皋专区”，如皋专区下辖东台县、大丰县、如皋县、如东县、海安县、南通县、海门县、启东县；1950年成立南通市（县级），南通县迁往金沙，如皋专区迁往南通市，更名南通专区；同时建立扬州专区、盐城专区，将泰州专区邗江、江都两县划归扬州专区；将如皋专区东台、大丰划归盐城专区；昔日地面广阔的“泰州”成了一块窄长的地块。

1950年泰兴县归还“城西区”给如皋，成为如皋县城西区。

1951年划出如皋县平潮区、薛窑区、石庄区，南通县唐闸区、靖江县西来区，合并成立“通如县”，县政府驻薛窑，划薛窑以南至江边碾砣港为“城区”，下设天生港、九圩港、碾砣港、张黄港等沿江客运、货运码头，以及内河运输、灌溉港闸，开发江中沙岛围垦建设，建立长江北岸的沿江重要港口城市，作为苏中、苏北军事防备、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

1952年取消“通如县”建设，唐闸区划回南通，平潮区、薛窑区、石庄区划回如皋，西来区划回靖江，而“通如县”的“城区”因为已经投资建设，砌好了县委县政府大院、边防公安局、军分区、粮食局、港务局等办公用房、大型仓库及宿舍，不便归还给如皋白白浪费，于是划属南通专区直管，成立“薛窑农场”，与如皋县平级。

同年底，将“通如县”港口城市计划更改后在南通市落实，着重开发天生港、南通港、狼山港，南通县划出狼山港至南通港一线给南通市，如皋县归还平潮区除九华、龙舌、勇敢三乡之外的地区给南通县。

与此同时，将如东县的柴湾、新民、宏坝、东陈、雪岸、丁堰、林梓、白蒲划归如皋县；将如东县的李堡、西场、洋蛮洋、立发、新生、壮志划归海安县；将东台县的白甸、瓦甸、古贲、仇湖、角斜、老坝港划归海安；从而使海安县成为一个“大县”。

1950年泰州专区与扬州专区合并为“泰州专区”，专署驻泰州市（县级），下辖泰州、扬州两市及泰县、泰兴、靖江、江都、兴化、高邮、宝应、仪征，六合9县。同年将江苏省划分为上海、南京、苏南行署（苏州）、苏北行署（泰州）四个省级单位，扬州市从泰州专区划出，由苏北行署直管，泰州专区辖1市9县。1953年苏南、苏北、南京三个省级单位合并为江苏省，上海脱离江苏省升为国家直辖市，泰州专区迁往扬州，改称扬州专区。

1954年11月21日，泰州市（县级）改为省辖市（地级）。1958年7月泰州市改为地辖市（县级），属扬州地区。1950年5月8日泰州市（县级）与泰县合并为泰县，至同年10月7日分开。1959年1月9日泰州市（县级）与泰县合并为泰州县，至1962年5月24日又分开。以上两次合并县政府均驻泰州城。1983年1月，江苏省实行市管县体制，泰州市（县级）属扬州市。1995年泰县撤县建市，成立姜堰市。

第四篇：《文化变迁》读书笔记范文

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任何一个民族都在发展变化，体现民族特征的文化特点也随之变化。文化变迁是指或由于民族社会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因而引起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改变。人类学家们认为文化的变迁是一切文化的永存现象，人类文明的恒久因素，文化的均衡是相对的，变化发展是绝对的。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社会变迁指社会各方面现象的变化，更确切地说指社会制度的结构或功能发生的改变。而文化变迁总是与他相伴随的，所以有的人类学家用“社会文化变迁”。

从人类学诞生以来，各个学派都讲社会文化变迁。

早期进化学派用文化进化理论来说明文化发展的普遍性，认为人类文化普遍地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发展进化，形成一个发展顺序。涉及的主要是历史上的文化变迁，当然重建人类的过去也是为了了解现在的情况，但他们不大重视民族之间的文化接触，以及正在发生的文化变迁过程。

传播学派侧重于进化论所忽视的文化的地理、空间和地方性变异，着重研究文化的横向散布，认为文化的变迁过程就是传播过程，文化主要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迁。但是，他们忽视人类创造文化的能力，对文化变迁的过程或传播时间顺序的解释就缺乏说服力。

功能学派虽着重于社会文化的功能、结构的研究，讲文化现象的变化着重讲它的功能的变化、消失与替代，但也注意研究在调查中所发现的文化变迁。拉德克利夫一布朗论述了文化接触产生的相互作用，认为研究文化变迁的过程，共时性研究优于历时性研究，但同时也必须进行历时性研究，才能发现文化变迁的规律。

文化间的连接说明不同文化接触时发生什么事情。接触事实上发生在文化之间，而是在互相建立联系的集团之间和个人之间。这些联系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结构的，或者称为文化间作用系统，这是建立在文化(宗教的、商业的、军事的)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是成对的、相互的关系。第二是成对关系的元素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能仅仅 限于两个系统的一些成员之间；或者以不同的方式传播、影响着大批的人。确切地说是人而不是文化进行互相接触，但没有—个人或群体能够向别个群体的成员显示出他们的文化的整体，也没有一个文化系统的文化特质和文化丛体能够全面地处于涵化状态之中。当今的世界，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科技的发展，信息的传递，逐渐使地球变成一个村庄，世界的格局正在发生激烈的演变，以经济为龙头的全球化正在带动其它领域，迅速地浸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也成为必然。文化的范畴非常广，这一词在我国最早出现于汉朝的《说苑》中，文化原义是指文治和教化；在当今世界，指社会中的所有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也指特殊的意识形态。回顾我们的历史，不难发现，我国文化的发轨迹，从本土的巫术文化，到独尊儒术的儒家文化，我国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经董仲舒等发扬光大，儒学文化成为我国的核心文化，它所提倡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伦理规范，长期影响历朝历代，促进了我们文化的发展，深刻影响到教育、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造就了一批在我们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等。

众所周知,九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引发了许所未有的社会人生问题。中国要走向世界，理所当然地要使中国的文化也走向世界，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理所当然地必须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弥漫于大学校园的是一幅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生动的景象，有关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话题，是每个青年热衷谈论的对象。到了90年代，社会转型已基本完成，谈论和言辞的时代随之终结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行动时代的到来。无论是校园还是在社会，青年们对讨论

已不再热衷，从入学那天起，专业上比较优秀的青年就信誓旦旦地准备考托福，他们个人的目标是十分明确的，有关民族命运的中国文化，再也不受他们的晴睬，随波逐流，各式文化马戏逐次上演，当它们颓然下场的时候，留下的只有一如空旷的幕后背景和气力不接的空寂前台。

第五篇：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主要脉络

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主要脉络

———家族势力、国家权力、民间力量的相互盈缩

骆正林

摘 要: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上产生的。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培育了乡村“政治场域”中三股主要的政治力量:国家权力、家族势力和民间力量,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三股力量的互为盈缩。在1949年之前,虽然这三股政治力量从未停歇过博弈,但是家族势力基本上处在乡村政治生活的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权力加快了向乡村渗透的步伐和力度,很快主导了乡村政治生活。1978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国家权力开始有限地退出乡村,乡村的民间力量开始崛起,并且逐渐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力。关键词:乡村政治文化;文化变迁;脉络

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上产生的。农业立国、文明的早熟、小农经济的发展、宗法制度的确立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也决定了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基本面貌。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培育了乡村“政治场域”中三股主要的政治力量:国家权力、家族势力和民间力量。这三股政治力量在历史的坐标上相互协作和竞争,它们之间力量上的互为盈缩直接决定了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演变的主要脉络(如下图)。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示意图

一、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主要脉络

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国家权力、家族势力和民间力量的互为盈缩。在1949年之前,虽然这三股政治力量从未停歇过博弈,但是家族势力基本上处在乡村政治生活的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权力加快了向乡村渗透的步伐和力度,很快主导了乡村政治生活。1978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国家权力开始有限地退出乡村,乡村的民间力量开始崛起,并且逐渐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力。

(一)1949年之前:家族势力主导时期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基础的状况决定政治文化的面貌。我国是个以水为生、以农立国的文明古国,早在父系氏族社会,锄耕农业就让我们的先民有了最早的社会保障。农业生产需要水利灌溉,然而,纵横交错的江河湖泽,既能带来灌溉之利,又可招来洪水之灾。为了保证农业的丰收,我们的先民很早就在寻找治水的办法。为了战胜洪水,禹在治水的时候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团结各氏族首领作为自己的“股肱心膂”[1],建立治水机构;组织上,“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按氏族分布的地域来确定版图,调剂劳力;在经济上,“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庶类”[2],按地位高低分配治水成果。这样,原来维护氏族共同利益的灌溉机构就演变成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3]。“学术界一般把文字的发明、城市的建立和金属器具(青铜或铁器)的制造作为一个‘原生型’文化形成的标志。”[4]到了商、西周时代,三种文化形成的标志在中国先后出现,中国文化的主体框架逐渐形成。

在欧洲,古希腊、古罗马是在使用铁器的情况下,通过清算氏族制,瓦解原始公社,用家庭的个体生产代替原始性的集体协作生产,发展家庭私有制,进入文明社会。而中国,则是在铁器还未使用、商品经济还没有发展、氏族血缘关系还没有被瓦解的情况下,直接将治水组织演变成国家机构。这种早熟的文明形态,保留了公社组织,带着氏族的脐带跨入文明的门槛。正是独特的自然历史条件,使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即一脉相传的专制制度和带有血缘温情的宗法制度的结合。马克思曾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来描述包括中国在内的古代亚洲国家在社会经济形态上的特征,这个特征包括三个要素,即农村公社、土地国有、专制主义的三位一体。

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立国的社会,乡村一直是古代国家最主要的经济基础,历代王朝都提倡“重农抑商”,加强对乡村社会的管理。然而,国家管理乡村社会的难度太大,因此,在不影响稳定的情况下,国家权力退出了乡村,通过在乡村培养代理人来管理广大的乡村。当国家权力管理力不从心的时候,乡村社会成了国家权力与民间权威的交汇场所,家族势力在得到国家权力许可之后,成了乡村政治文化中的主导力量,乡绅势力既要帮助国家做事,也要维护村民的共同利益。因此,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家族势力在中国乡村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二)1949-1978年:国家权力主导时期

1949年之前中国社会各种政权虽不断更迭,但国家权力却始终没有放弃深入乡村的努力,可是这些努力几乎没有取得实际的效果。朱新山认为传统中国乡村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国家对乡村的控制除了确保税收和维持治安之外别无它求。后来的内忧外患和推进现代化,国家需要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传统税收关系是国家与个人(纳税人)之间的关系,而近代国家“资源动员”的需要,使常规的税务持续演变成了非常的政治动员,税收变成了国家与社区(行政单位)间的关系。

建国后,人民政权面临着两大重要任务,一是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总体性危机,二是改变中国在世界工业化潮流下的落后局面。中国社会总体性危机需要新政权强化国家权威,从统一中国版图、整合社会心理、再造民族精神等方面塑造新的国家形象。乡村是中国版图的主要部分,国家权力必须强化对乡村的管理才能体现国家真正的统治。同时,世界工业化步伐的加快,使中国社会面临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国家工业化需要大量的社会资源。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社会,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源主要来自乡村,因此,国家只有加强对乡村社会的管理,才能保证从乡村社会汲取更多的工业化资源。因此,建国后,“国家机器在实际运转中承认了村庄整体的重要性”[5],村庄作为乡村管理的重要机构被纳入到国家权力体系中。

郭正林将国家权力向乡村渗透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1953年),国家通过土地改革运动重新分配土地资源,确立党和政府在乡村社会崇高的道德威望,把农民动员到国家政权建设中来,“解决社会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6]。第二阶段(1954-1958年),用宪法形式确立乡级政权的法律地位,加快农村党建步伐,大大强化了国家政权对乡村的渗透,完成了对乡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三阶段(1958-1983年)是人民公社时期,这一时期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政治管理体制、“政社合一”的行政管理体制、“社员大会”、“社员代表大会”的社员参与体制等一整套体制,国家权力试图全面管理乡村事务。

经过国家权力的下沉运动,村庄被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国家动员和调控的对象,村庄内部阶级分化的被抑制消灭了乡村社会传统的精英阶层,再造和重构了乡村社会的管理组织。在新的乡村组织中,国家权力确立了自己绝对的权威。

(三)1978年之后:民间力量崛起时期

1970年代末,中国政府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坚决地告别原有的计划体制。郭正林认为,国家权力向乡村渗透的第四个阶段出现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包产到户”政策的推行,村级组织原有的计划管理功能基本完结,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的关系进入到以村民自治为特色的“乡政村治”阶段。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肩负着追赶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快速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重任。为了完成国家现代化的重任,国家需要乡村为城市化和现代化贡献更多的资源,为此,乡镇权力得到加强,乡镇作为一级政府的功能得到更多完善。然而,在实际管理过程中,由于政府对乡村汲取能力的强化、自身约束力的减弱,少数基层政府完全蜕变成赢利型经纪人,成为收费性、掠夺性政府。而在村庄内部,土地承包、分散经营导致村级组织失去了对农民的约束能力和管理能力,乡村公共事务无人问津。刘世定发现,改革开放导致了乡村社会管理出现“末端失灵”现象,在广东省,由于“面对大量外来劳动力的流入,乡镇政府从本地发展的利益出发,对许多自上而下的传统管理方法,既缺乏动力,也缺乏能力来严格贯彻。”[7]

当乡村社会出现秩序上的危机时,中国农民开始自发地参与乡村政治制度的重建和创新。广西农民在1980年代初,为改善乡村治安状况的自治活动,很快受到中央的重视,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村民自治逐渐成为乡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村民自治的推行,一定程度上使乡村社会从精英解释村规向村民参与决策过渡,民间力量在乡村崛起,并成为乡村政治活动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随着民间力量的崛起及村民自治活动的加强,精减乡镇成了乡村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乡村社会推行村民选举与自治是乡村政治制度的重要转变,它必然对乡村社会以“契约意识”为特征的社会转型产生深刻影响。

二、不同历史时期乡村社会主导的社会心理

在乡村社会政治文化场中,受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影响,国家权力、家族势力和民间力量不断地互为盈缩。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三种政治力量虽然在势力上有所调整,但是,政治文化的变迁并不是一种模式完全覆盖另一种模式,而是基于乡村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沿着“家族主导———国家主导———民间主导”的方向演进。在乡村政治文化演进过程中,三种政治势力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仍然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乡村政治生活。但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受主导的政治力量的影响,农民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也会做出新的调整,其中与政治文化演变的主流脉搏共振的社会心理,必然会在乡村社会发挥着更大的社会影响。

(一)家族势力主导时期:宗法意识的统治

所谓宗法就是以家族为中心,按照血统远近区别亲疏的法则。宗法制度是在原始氏族社会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长达几百万年的远古时代,包括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的大部分时期,维系人类社会组织的基本纽带就是人类自然繁衍的血缘,可以说血缘关系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氏族社会人们的血缘关系简单而粗糙,因此,家族势力在氏族制的环境下受到很大的限制。而进入文明时代后,原始的宗法思想被理论化、制度化,并作为中国文化的因子积淀在人们的社会心理中,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的基础就是以宗法制度和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为基础的,它以纲常名教为基本教义,以忠孝为人们感情的聚焦点,以皇权崇拜为核心,以成为圣人为人生最高境界。儒家学术之所以能够从先秦各家之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就是因为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宗法社会结构的特征和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在家国同构的社会中,家与国的概念混淆不清,因此,宗法意识成了古代中国主导的社会心理。在乡村社会,家族既是农民的依靠,也是农民与国家联系的纽带。在乡村生活中,农民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是回报却是微薄的。对自然和社会变故的脆弱承受力,使个体离不开家族的关心和保护。另一方面,乡绅往往既是大家族的族长,也是国家的代表和象征,对于乡村,他们扮演着保护者和代言人的角色,而对于国家,他们则又是政府的代表。在家国同构中,农民接受家族统治,遵从家庭伦常,信奉“在家尽孝,在国尽忠”的信条,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追求的主要目标。

(二)国家权力主导时期:集体意识的垄断

王国斌认为,国内外学者将中国未能顺利实现近代化的原因归咎于三大罪魁。这三大罪魁包括:国家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而阻碍进步,帝国主义迫使中国经济变化屈从于外国利益,封建势力为保护其社会地位而反对进步[8]。建国后,帝国主义势力被赶出了中国,封建势力得到批判和打击,国家政权被转移到人民手中。历史发展无法摆脱惯性的影响,新中国虽然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然而,它无法绝对地斩断与历史的联系,封建思想的残余还比较多地存在于国家建设中。在乡村社会,生产队是带有地域界限的居住单位,“带有建立在婚后从夫居规范之上的清晰的父系继嗣偏见。”[9]随着国家政权向乡村的渗透,乡村中的宗族势力受到很大的打击和压制,乡村权力过分集中于国家组织,社会组织缺乏自主性,集体意识成了乡村权力运行的主要动力。“在人民公社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农民不仅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于其所隶属的生产队和生产大队,而且在政治上和其他方面也被其所依赖的集体所控制。”[10]虽然在人民公社时期,按照当时制度,生产大队的干部由全体社员选举产生,但公社对大队干部选与不选具有相当程度的决定权。

(三)民间力量崛起时期:契约意识的形成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获得更多的工业化资源,国家在乡村加快了权力建设的步伐,乡镇政府职能迅速得到强化和扩张。然而,一方面包产到户政策结束了农民的集体生产,小农经济重新成为乡村主导经济模式。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复兴,使乡村社会人口流动加快,村庄利益来源出现多样化的趋势。汲取工业化、城市化资源的重任,使乡村权力组织降低了“服务性”,几乎完全成了“赢利型经纪人”。然而,小农经济微薄的回报,使乡村很难完成国家下达的各种任务;分散的家庭经营降低了农民对国家的依赖,乡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出现了断裂;乡村经济的多元化更加弱化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于是,在乡村社会与基层政府的博弈中,一种新的乡村政治文化得到建构,契约意识逐渐在村民意识中形成。

契约意识的第一个表现是农民自我意识的形成。阿尔蒙德认为,发展中国家政治文化的发展应该逐渐走向世俗化。“在这种世俗化的政治文化中,社会公众越来越重视在周围世界中可以把握的因果关系,人们用明确的方式而不是用笼统的方式来观察客观事物,自信拥有改变外部环境的能力,社会评价越来越注重个人成就而不是世袭地位。”[11]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由集体生产退回到小农经济环境中,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农业生产和成果支配的主人,农民的自我意识开始出现。

契约意识的第二个表现是反抗意识的增强。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乡镇企业的崛起,民工大规模进城,农民的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同时,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信息传播的发达,使农民的现代意识明显增强。在计划经济年代,人的价值和权利曾经遭到过极度否定,然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农民却越来越关注自身的权利,当他们的权利被恶性剥夺时,他们会以各种方式去抗争。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当农民难以承受沉重的负担时,当他们遭遇到野蛮行政时,当他们的权利受到无理侵犯和削弱时,他们或依照法律程序,或走上抗争之路,去索取自己的权利。

契约意识的第三个表现是村民自治的推行。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对村庄的影响力减弱,乡村公共事务出现了危机,作为村民自救的产物,村民自治诞生。而国家推行村民自治的目的是重新借鉴民间力量,加强对乡村社会的管理。“随着经济的增长、生活的改善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公众要求以某种形式参与政治生活,以实现自身的政治抱负或政治利益。”[12]不管目前村民自治在各地的发展水平如何,村民在选举与自治中契约意识都明显地得到了增强。

三、乡村权力结构变化与乡村政治文化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国家权力虽然占主导地位,但是它的影响力却在弱化;民间力量虽然还很弱小,但成长的势头却令人关注;家族势力虽有所抬头,但与时代潮流不符,应该成不了气候。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孜孜以求、并为之奋斗的社会理想。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真正转变成执政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绝大部分人口居住在乡村,因此,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管理,不仅是共产党执政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主要前提。乡村权力结构的变化,使契约精神在乡村社会不断加强,草根民主正在改变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并对中国现代政治生活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该秉承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规律,尊重基层民主发展的现实,调整管理乡村的政策和策略,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发展。

(一)草根民主的社会地位

乡村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因此英国统治者关于乡村社会的早期记载中就认为:“乡村带有一点共和国的意思,自给自足,有自己的负责人,能在整个帝国的崩溃中幸存下来。”[13]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是一个散漫的、平铺的、自然的社会,在乡村社会,皇权从来就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无所不能。正是由于皇权在管理乡村社会时力不从心,因此,传统社会自古就有一定限度的自治和民主。李昌平认为:“在封建社会,家庭是不民主的,但家族是讲民主的。行里是不讲民主的,但行业是讲民主的。”不过,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民主是自发的、内生的、有限的民主,它没有得到国家法律的认可,也难以形成令世人瞩目的政治力量。

建国后,国家力量虽然深入渗透到乡村,但是村庄内部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自由政治空间,只是这个空间依然是内生的、有限的,难以摆脱“工具化”的性质。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各项事业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人口流动的加快、大众传媒的普及,使农民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农民的民主素质、民主能力和民主热情都得到空前提高。经济的发展使农民从温饱的困境中挣脱了出来,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自身的尊严和权力问题。正是乡村社会的发展促使广大农民重新寻找“人的价值”,在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上,很多农民已经不再把人看成国家的工具,而是向社会要求把人作为出发点,尊重农民,重视农民,帮助农村走向现代化。农民正在从思想上把自己从“国家的工具”转变为“自己的主人”。主体思想的确立增强了农民的契约意识,促进了乡村社会公共空间的形成。

村民选举是农民自己的创造,后来得到国家认可,并在国家制度的层面上逐渐走向了规范化和法制化。村民选举在乡村的推行,使农民通过村委会、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等法定组织,获得了利益表达的法定渠道。利益表达渠道的建立又反过来提升了农民的利益表达意识,使农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我的权利,促使他们更加自觉地通过利益表达渠道主动地影响公共政策,通过法定程序追求和维护自身的合理要求。当农民的契约意识不断形成并走向成熟的时候,国家对乡村的管理就必须尊重草根的力量,让农民作为自己的主人决定自己能够决定的乡村事务。赵心树认为,一套制度的正当性有两个关键内容,一是合法,一是合民意。当合法度不变时,民意就成了决定因素[14]。民间力量的崛起使国家权力必须尊重民意,在法制的轨道上推进村民自治的发展。

(二)国家权力的有限退出

在中国近代史上,各种政权都力图在乡村完成国家政权建设,然而,“从近代以来村治兴衰的整个过程来看,政府的一厢情愿是乡村政权建设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15]政府的一厢情愿造成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乡村社会的榨取能力,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在中国只是部分地得到实现。“文革”以后,国家对乡村管理采用的是两手策略:在经济上,通过扩展基层政府的规模和权威,全面控制乡村的经济资源,以消化工业化、城市化所支付的社会成本;在社会上,国家权力退出乡村,放弃乡村公共事务的建设责任,要求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这种一手软一手硬的管理方式,在改革开放之初确实为国家消化了改革成本,但是,随着乡村社会过度输血之后的“贫血”,随着乡村社会矛盾的激化,国家在乡村社会的管理遭遇到局部的、根本性的危机,在少数地方,农民的群体事件增多,政府行政受到较多的抵制。

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末出现的村民自治和村民选举热,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家还权与民的重要举措,即通过村民自治,利用民间的力量,化解乡村社会的治理危机,节约国家治理乡村的成本。进入新世纪,国家更是把乡村的发展摆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今日的乡村社会,随着村民选举的推行、乡村社会民间力量的崛起,事实上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已经降低了。然而,少数地方政府受传统的乡村权力的影响,不愿或不敢接受村民契约意识觉醒的现实,往往采取保守的方式,维护自身传统的权威。当然,农民参与乡村事务的决策,确实给基层管理者带来很多挑战,“失败的风险使公共管理者常常想回避公民参与的要求,或者将公民参与的程度降低到最小化。”[16]然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基层政府都不能违背时代潮流,否则会让自己陷入到治理的尴尬之中。

现代社会是公民意识觉醒的社会,虽然农民总体的现代意识落后于城市市民,但是,乡村社会民主化道路必然是向前延伸的。在现代乡村,那种单一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手段,对乡村资源进行全面控制的模式,越来越不适应乡村社会的发展需要。

在乡村社会,国家权力应该坚决地、适度地退出,让农民真正拥有实质意义上的自治权。在实施威权体制(authoritarian regime)的国家,政府往往尊重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不提炼主导意识形态,统治集团无力也无法实行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很多威权国家,都开放具有一定竞争性或‘半竞争性’的各项选举。”[17]当然,威权体制不适应我国的社会现状,我们不能动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但是,我们可以对威权体制进行批判的吸收,抛弃具体的社会制度;我们可以从管理原则中找到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为治理乡村所用。按照威权体制的做法,国家权力可以有限退出乡村,尊重乡村社会的多元价值,限制威权领袖个人或集团权力的行使。

(三)家族势力的回光返照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人们附着在土地上很少迁徙。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借一位“研究语言的朋友”的口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费孝通总结说,“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即使在流动的情况下,也会形成新的宗法社会。“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命运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18]应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宗法意识一直在乡村占据着主导地位,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往往不是由个人决定的,而是由家庭或婚姻关系规定的。

“农民心目中的家族集体主义情结,是家族在共同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中所形成的社会共同体意识。”[19]这种共同体意识对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政治文化曾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政权建设中,乡村社会的家族势力得到了根本性的控制,家族势力在乡村政治生活中逐渐失去了自己往日的能量。人民公社、社会主义思想改革运动、“破四旧”等运动,最终使乡村家族势力几乎无立锥之地。改革开放后,小农经济地位重新恢复,国家权力退出乡村公共事务,乡村家族势力有所抬头。在一些地方的村民选举中,出现过家族势力操纵选票,造成旧时代的沉渣泛起,少数地方家族势力、黑势力、地方恶霸重新登上乡村政治舞台,给基层民主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乡村社会的流动性已经大大加快,乡村社会经济结构也在快速走向多元化,少数地方家族势力的恢复应该说只是一种回光返照,不会给乡村政治文化带来太大的影响。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应该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现代化,目前乡村社会已经基本实现了物质现代化,村民的精神现代化也在发展中,而村民选举是制度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因此,作为旧时代产物的家族势力会在特定条件下对乡村政治文化有所影响,但是,它已经赶不上村民契约意识的发展,在乡村社会,农民个人之间自由缔结的契约所包含的权利和义务,正在代替以家族所赋予的身份所包含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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