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正街的历史变迁

第一篇：汉正街的历史变迁

汉正街的历史变迁

历史的变迁，时代的更替，汉正街犹在，不过不再是“青青石板，白墙灰瓦”，只是朱颜已经改变了。500年悠悠历史，大江东去浪淘尽，汉正街却没有沉寂在历史的洪流中，而是以崭新的面貌不断踏上征途。

500年前的汉正街不过是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街，是一条与汉口沿岸大道平行的普通沿河墟市，后来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它逐渐形成玉带门、杨家河、武圣庙、石码头、永宁巷等若干个方向的“正街”。

汉江水孕育了沿河而居的人民，尤其是汉正街的居民。一条江水成全了一片街市，一片街市延续了原始住民的商业传统。早期的商人中流传着“要做生意你莫愁，拿好本钱备小舟”的戏言。汉江沿岸的码头众多，水运通达，被冠以“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行，万里唯意”，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商旅、墨客，繁闹非凡，成为内接荆州、孝感各省，外接山西、陕西、四川、湖南等各省，一时之间人们纷纷涌入慕名而来。由此可知：早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汉正街成为著名的货物集散地，经济达到了鼎盛时期，终于成为了“汉口之正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曾经一度经济活跃、市场繁荣的汉正街在政治暴风雨中沉寂了。历经几百年的汉正街个体市场摇摇欲坠，呼啦啦大厦将倾。汉正街只余下少数几家国营商店和合作商店，几家国营工厂和合作工厂，悠悠历史的商业街“汉正街”终于变成了冷清萧条的居民区。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务院发了一条通告，各地可以恢复和发展农贸市场。为了响应国务院的号召，国家工商局召集各省市区的工商局长到东湖宾馆开现场会，商议之后经济的发展方向。从此汉正街被中断的商业传统得以回归。

厚厚的迷雾笼罩了文化大革命后的整个中国上空，身处迷雾中的人们眼前一片迷茫，不知路在何方，更不知朝哪个方向前行。然而汉正街率先响应发展经济的号召，提出恢复小商品市场，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打破计划经济在流通领域的体制束缚。1979年，武汉市政府决定恢复中断了汉正街数十年的自由商贸传统，重新开放小商品市场。103名待业青年和社会无业人员工商登记，汉正街迎来了国内首批个体经营者。他们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都是小心翼翼摸着石头过河。

郑举选第一个站起来成为最早登记的个体户。身有眼疾的郑选举并没有整日自怨自艾，抱怨老天的不公正待而胡混度日。在文化大革命前，21岁的郑举选已经投入了千军过独木的商人队伍，成为众多商人大军中的一位微不足道的小商贩。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他最终在汉正街上有一席之地，成为汉正街里有名的商户。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政府缩紧了经济政策，个体经济难以融入集体经济的发展，暂时终止了个体私营经济。郑举选作为汉正街最知名的资本主义尾巴，被划入需要接受改造的名单中，从而进入“学习班”学习。一年后的郑选举出来了，面对空空如也的家，他毅然的把养家的重担扛上肩，改行在利济南路卖起了冰棍。郑选举借此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干起了小百货的生意。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以后，国家允许地方发展农贸经济，各个省、市面还在犹豫不决，武汉政府却大胆的提出发展个体经济。有利的经济政策出台，似乎预示着市场应该朝大家期盼的方向发展，但是时值风云变幻的多事之秋，还存在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在这样的年月里，做生意如同踩钢丝，必须要事事小心、步步为营。即使整日提心吊胆的做生意，不过依然难逃被抓的命运。

1978年的一天，郑选举的家和其亲戚的家同时被抄，当时抄出价值几万元的货物，在当时的年岁里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因此郑选举被关进了监狱。审讯人员要求他交代“同伙”，并提出了“如果供出买货或者供货人就放你出去”的建议，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沉默，一人揽下了所有的“罪名”。在昏暗的牢房里他足足呆了18个月，本有眼疾的他视力下降的越发厉害了，最后右眼彻底失明。从此，五颜六色的世界在他的眼中消失了。1979年6月，郑选举被释放出狱。众人钦佩他具有一种宁愿牺牲自己也不牵连他人的义气，尊称他为“盲侠”。

历来商人在文人眼中是一群重利轻情的势力小人，对他们嗤之以鼻，轻视并且不齿于人前；然而“盲侠”郑选举的重义望利彻底颠覆了文人想象中的商人形象，为一批同样注重朋友之情的“义气”商人正名。因为郑选举的“义”不关乎想要向涉案之人收取好处的利，更无关乎想要赢得众人称赞的虚名，只是凭着自己的一颗良心做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天的事。正是这样的一个有良心的商人，引领了一群有情义的追随者，在无情的商战中演绎出了一段又一段人的情人的义。

经过时代的洗礼，他现今俨然成为了汉正街街知巷闻的知名人物，也创造了自己的财富神话。他和“儒商”王任昌成为了汉正街永恒不灭的传奇。

20世纪40年代，与百年老店谦祥益绸布店并重的王润记纱布老板王裕卿，一位熟读三国，经商有道的儒商。他在文革期间被认定为需要接受党和人民教育的“工商业兼地主阶级”。他的大儿子王任昌进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熏陶，由于出身在“剥削阶级”的家庭让他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前后几进几出监狱，虽然历经磨难，但他依然保持着带着镣铐跳舞的生活热情。

20世纪80年代初，尽管出台了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但文革没有过去多久，很多人都担心会重蹈覆辙，作为“103将”中的王任昌也忧心忡忡。他与弟弟在汉正街一起经营一家店铺，虽说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赚了不少钱，但是一种无形的力始终控制着他们，使他们没有足够的底气放手一搏，做大自家的生意。他们一边静待政策环境的好转，一边观望市场的动向。

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促进整个大环境的好转。武汉政府为了巩固、扩大汉正街的市场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有利的经济政策来刺激市场的运作。王任昌开始清楚的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个体经济以势不可挡之势席卷而来，彻底的击脆了初期的犹豫彷徨。他开始放开手脚大干起来，热火朝天的经营自己的事业。没有后顾之忧的汉正街商户个个士气高涨，大有不干出一番名堂誓不罢休的气势。

汉正街起死回生，经济逐渐的发展起来，人民争先恐后的涌入汉正街，1983年，个体经营人员由最初临时凑集的103人扩展到991名，他们在1600多米长的汉正街上摆摊经营，日日生意红火，热情招揽来自四方的顾客；销售额也首次突破了亿元大关，振奋了全国人民，其他各个省份地区也争相效仿汉正街，发展个体经济，汉正街一时成为各地的学习标兵。

1988年，武汉政府大胆的圈出汉正街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田”。作为经济改革实验区的汉正街，个体户们开创了“前店后厂”的家庭工厂发展模式。武汉人民首创的发展模式丰富了小商品市场的经营范围，使汉正街不再局限于只发展小商品贸易，扩宽了汉正街的发展的广度。

1990年，汉正街第一栋专业市场——汉正街服装交易大楼竣工，成为汉正街在专业化经营道路上的成功尝试，预示了汉正街今后的规模化发展，而且提升了整条街的档次。同年，拍摄了一部取材于王任昌小说《曲线人生》的电视连续剧《汉正街》，红遍大江南北，从此“汉正街”家喻户晓。电视连续剧《汉正街》完整的记载了武汉个体经济的发展历程。汉正街人的生活就像其中的歌词“小街上的人走路越来越匆忙”一样越来越精彩。

2000年，汉正街被武汉市政府重新定位为商贸购物旅游区，先后得到龙腾、春江等五大开发商近50亿的资金用来打造汉正街，建成汉正街第一大道、暨济商城、汉正街品牌服饰批发广场等多功能、高档次的大型商场和特色街区。

汉正街从原始的小百货，发展到具有服装、副食、家电、鞋类、塑料、文化用品等10个专业大类10万多个品种的大市场。汉正街的商品辐射范围扩展到山西、四川、河南等华中、华北大片区域，并且延伸到海外市场。业界权威人士透露，联合国已在汉正街设立了中国第二个采购点。

伴随汉正街进入快速发展期，商品销售额不再是1982年的一亿元收入，销售记录多次被改写，在2004年又一次创历史新高突破200亿大关。汉正街不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引领全国大小街市，成为当之无愧的首脑，也被冠以“天下第一街”的美称。

在一个商业时代，一个地区必须时刻保持自我更新的警觉才能够在市场中领先。在2005年，一篇刊登在《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说：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发展和90年代中前期的极度辉煌之后，汉正街开始走下坡路。虽然汉正街市场规模比原先扩大了6倍，但税收增速却在下降，交易额从全国十大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前三位降到了第七位。近两年，汉正街个体经营户数量也在以 10%左右的速度递减。汉正街第一代103名小老板中，目前只留下不到10个。汉正街上的货品质量没有保持以往的水准，所以大多数武汉人如今不去汉正街购物了。

难道武汉人乐于见到汉正街的衰落吗？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汉正街的衰落已经成为铁板定钉的事实，不容人怀疑。

汉正街源于河运，也终结于河运。古代的街市大多是沿河而建的，陆续修建的码头，便捷的河流运输，低廉的运送费用，商人乐于接受；现代的街市多数是依据便利的马路交通来铺设，车流的通达可以节约大把的时间，对于视时间为金钱的商人来说就算是赚钱了。真正就是这陆上交通问题成为汉正街发展的硬伤，百年老街正遭受着现实的残酷考验。

在武汉读书的几年里，我多多少少去过几次汉正街。汉正街作为大型的批发市场，每天有着成千上百万计的货物流通量，可它的公路却不宽广。

汉正街的街头有很多的推车工，他们每天都推着沉重的货物到指定的送货地点。一路上，他们忙碌的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忽左忽右的闪躲靠近的人，以免货物受损。汉正街上也有不少的扁担工，他们全靠这根扁担养活。扁担工们不管货物有多重都扛上自个儿的肩，晃晃悠悠的徐步前行。惜时如金的汉正街老板每每都是依车代步，但是汉正街里没有专门的停车场，它们只好被随意的停靠在马路边，车辆横七扭八的霸占着本不宽裕的空间。最为可怜的要数行车在其间上的车辆了，以缓缓的速度向前爬行，甚为艰难。这样的情形是汉正街每天的必备功课，可想而知大型的节假日该是什么状况了？

汉正街分工明确，同类商品聚集在一起销售。“集生产、生活、储存”为一体的独特经营方式，有的商铺老板嫌回家吃饭太过麻烦，干脆在自己的店里做起饭来。门外的一侧铺放了许多的零零散散的商品，另一侧架起了锅碗瓢盆。

汉正街里存在一大片的居民住宅，其中夹杂商业用途的楼房，上面用于居住，下面则布满了林林总总的商铺。一家店铺紧挨着另一家店铺，昂贵的地价使得在相邻店铺间多留一些空隙，都被视为浪费的可耻行为。有的楼房年代久远，电线老化，承担不了太大的负荷，可怎料想一些黑心商户把塑料玩具、工艺品市场设置在楼房里。

不论是在自家的小店铺里生火做饭，还是汉正街的历史遗留问题，都为火灾的发生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历年来汉正街多次发生火灾，消防官兵只要谈及汉正街发生火灾就“闻火色变”。

在过去的几年里，流传着一条众人争论的消息“武汉市政府要把汉正街搬迁到汉口北”。听说这条消息之后，汉正街人有的悲，有的喜，有的忧，有的怒。这条消息的可信度有多高？我们暂且不提。众所周知，汉正街和汉口北分属于不同的地方政府管辖，在迁与不迁间存在太多的利益问题。

2010年8月，汉正街召集了部分有利益关系的商户，邀请了社会上知名的专家和有地位的政府官员，集体开了一个汉正街论坛发布会，为汉正街要搬迁的言论辟谣，同时规划了汉正街未来20年的蓝图，并提出投资700亿整顿汉正街提升汉正街的形象。这个新闻发布会有利的打击了汉口北，告诉准备投资汉口北的人：汉正街会永远屹立不倒，就算再破旧，也不会让肥水流入外人田。硚口区拿出了二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上进心开始大力整顿汉正街，扩宽马路，改善市场内外的环境，迁走客运站，搬迁汉正街仓储，斥巨资兴建大型批发市场。硚口区这一系列的强硬行为告诉对手：我们不会认输。

另一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汉口北也不示弱，十大市场群的修建分秒必争，工地通宵达旦，不分昼夜的加班加点。为争取早日完成十大市场群的第一期工程，投资金额不断加大。为了配合汉口北，黄陂区政府也十分豪气的投掷十几亿，自掏腰包开通轻轨，预计赶在2013年底前开通5.8公里的一号轻轨三期至汉口北。

双方的拉锯战正式展开，由最初的争斗升级到政府战略上，谁也不打算服软，死磕到底。

硚口区未来总投资大概700亿用于改造、规划汉正街，而黄陂区也预计投资600亿左右来规划汉口北。这就是说两大市场总共投资大约1600亿在无法确定的未来十年。武汉未来的商贸潜力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而两地的意气用事只会加大未来的风险，谁也不知道投入的钱能否赚回来。这个赌博，谁也输不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其中一方的市场倒下，那么花出去的几百亿谁能为它买单？是政府？还是普通老百姓？

汉正街未来的出路在哪？这需要今人好好的思量。是死守既得利益？还是突破困局，浴火重生？这需要汉正街人好好的权衡。如果不再纠结自己的小小利益，而是扩展视野，放眼世界，汉正街能不能迎来更好的春天呢？答案不言而喻。

今人应该向老前辈“郑选举”、“王任昌”们学习，凤凰涅槃，在艰难困苦中依然传承了汉正街的经商传统，也让汉正街在时代的新一轮转变中得到自我救赎，赢来了“天下第一街”的美名。在汉正街人还陶醉在历史辉煌中时，殊不知，他们已经慢慢败下阵来。历史的云烟，时代的更替，汉正街人又需要再一次披挂上阵打响新的商业战役。如果不想汉正街的历史停留在今时，我们何不放下成见，学习浙江的义乌，江苏的常熟，好好的经营各自的生意，实行产品差异化经营，各自发展各自的商贸客户，相互扶持，荣辱与共。何愁不能再次夺回“天下第一街”的盛名？

第二篇：如皋历史变迁

大禹治水九分天下水土为九州时，将江海大地称为“扬州”，“扬”为“荡”，水草荡荡之意。入夏以后这里成为统一的奴隶制国家的一个部分，到周朝时称这里为“海阳”，属吴国管辖，都城在今苏州；春秋时期，“如皋”开始从“海阳”的东南部海里“长”出来，齐国“总理”贾大夫72岁时以权谋私，娶了16岁的青春美少女为妾，结婚后人家身归他而心不归他，成天闷闷不乐，一次公费旅游时将她带到今天如皋大明村一带的江边上拚命射杀野鸡，以炫耀自己老而不衰，以博她一笑，“如皋”一字由此载入《左传》，但只是吴国“会郧”镇（今海安立发镇）治下的一个小渔村；战国时吴王夫差为了攻打卫国（在今河南省）在“海阳”挖“邢沟”（今大运河的前身）勾通江淮以便水师从长江直接进军；后吴国为越国灭，这里又属越国，越国又为楚国灭，这里又属了楚国。

秦朝时废扬州，将这里划属九江（今江西），后又划属东阳（今山东）。汉朝时刘邦将这里封给吴王刘濞，更名叫“海陵”，到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国家中央政府才开始在这里设立第一个县级行政机构——海陵县，隶属临淮郡（今淮阴），始建海陵县城（今泰州海陵区）。东汉末年，因海水泛滥淹没海陵县城，曹操挟天子，下令搬迁居民去邗江（今扬州），废除海陵县的行政建制，海陵以东（包括如皋）全部成了空地。

三国时这里属吴国，孙权在这片肥沃的空地上养马，形成了这片广漠的土地上许多与马有关的地名，如“白马”（今靖江县城南部）、“马塘”（今如东县马塘镇）、“马陵”（如皋县马塘乡），负责作战指挥的吴国大司马（中央军委副主席）吕岱将军常驻在这里与马为伍，依军队建制划分地块屯田养马，每50人为一个屯，分田5千田，养500匹马，海陵大地共有肥田沃土400多万亩，分成800个屯，动用军民4万人，养马40万匹，由于当时马匹的多少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相征，组织一次大型战争大约要损耗、淘汰5至8万匹成年、健壮的良马，为东吴迅速强大、最终能的鼎力三国作出了伟大贡献。当时为了保密，将“屯”写成“邨”字，读“村”，这个字成为当时政府、军民使用最多的一个字，演化为“村”的异体字，在东吴故土上流传沿用很久。

吕岱养马成功后，向孙权申请重建海陵县，孙权批复，让他兼任海陵县第一任县长，退休后举家搬离海陵县城，定居到高阳（今如皋市林梓镇），带领并传授子孙做木工活，种梓树、打家具，几年后梓树成林，“林梓”因此得名，后人为纪念他重建海陵县，泰州有吕岱庙，如皋有吕岱祠（原北门航运公司处），如皋今有“大司马路”（从陆桥小学到丽都大酒店）。

正是因为有了这段废县移民、屯兵养马的历史，在海陵大地上（北起徐淮，南到江阴、张家港，西起安徵境内，东到海边）遗留了许多与军队有关的方言及风俗，如尊称别人的丈夫为“男将”、尊称别人的老婆为“女将”；吃饭时不许将筷子竖插在饭菜上，因为这是军中、及地方百姓为开赴前线、上阵杀敌的将士们送行时的礼仪，表示站立不倒、吃了就跑，后来不打仗时，纪念阵亡将士也用这个礼仪，至今一些农村供祖宗时还沿用这个礼仪，从而产生一项忌讳，平常吃饭不许这样搞。吕岱将军还规定，农历七月半集中祭奠阵亡将士、向其家属发放抚恤金，每到这天各屯都要认真操办，不得有误，违令者斩。

东晋义熙七年（411年）中央政府提升海陵县为海陵郡（相当于地区级），下设建陵（今邗江）、宁海（今曲塘）、如皋（今如皋）、临江（老石庄镇，在今石庄以南30里的江水中）、蒲涛（今白蒲）五县，隶属南兖州；50年后如皋县政府迁往发扬（今立发，发是开始的意思，表示这里是扬州的开始，是今天所说的“发扬”一词的源词）。南北朝时，北周王朝宣布蒲涛县并入如皋县，县政府回迁如皋（今如皋）；临江县并入宁海县，县政府在曲塘。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海陵废郡，降级为海陵县，建陵县并入海陵县；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撤消如皋县，并入宁海县，县政府从曲塘迁发扬。

唐武德三年改海陵县称吴陵县，撤消宁海县，并入吴陵县，县政府从发扬合并到海陵（今泰州）；大和五年（831年）吴陵县恢复原名海陵县，分为东西南北四个“乡”（相当于现在的区），“乡”下设“场”（相当于现在的镇），“场”下设“庄”（相当于现在的乡）；其中“东乡”下设“如皋场”（今如皋），后改为“如皋镇”。南唐升元元年（937年）升海陵县为泰州（副省级），泰州之名由此开始，下辖海陵县；保大十年（952年）分海陵县的东乡为兴化、如皋两县，重建如皋县。

后周时，全国四分五裂，后周政府一度建都南京，划分如皋一部分建立“通州”，“通州” 是一个行政建制，作为军事州，驻军、种田、劳教贪官污吏和发配充军的“刁民”，其中“通”是一种官职，叫“通判”，相当于最高人民法院，“通州”是它下属的国家级“农场”，明朝时，迁都北京，中央政府为管理方便，在京郊重新开辟了一个国家级“农场”，仍叫“通州”，而没有撤消南方建立的“通州”，为区别两个通州，分别冠以“南直隶通州”、和“北直隶通州”，简写成“南通州”、“北通州”，清朝沿用这个叫法，但取消了两个通州的军事州建制，开辟了东北宁古塔为劳教贪官污吏及发配充军的国家级“农场”，两个通州成为普通州衙。民国初年废府裁州，两个通州全部降级为“通县”，其中南通州正式定名叫“南通县”。“南通”一词正式成为地名出现在中华民国的政府公文中。

至今南通市区以东约3平方公里的地块上遗存一种奇怪的方言，即不属西北部的江淮语系，也不属东南部的江南语系，这在全国十分罕见，它们是后周及宋元明四个朝代从全国各地捉来胡掳、当兵、充军的人及其家眷长期生活而遗传、融合的一种特殊语种。

宋初，长江南涨北塌，黄海西涨东塌，老石庄镇被江水冲毁后沉入江底，石庄人一再北迁，一直动荡了近一百年，迁三十多里，最后在今石庄位置上安定下来，百年间如皋县政府一再投资加固江堤，江水依然年年北侵，最后请来京城的道士采来几块泰山巨石，凿八卦、刻神符立于江边，滔滔江水还是吞没了这些巨石，最后剩下一块巨石时才不涨了，这块巨石成为石庄的福音，人们为它砌庙建园，常年供奉，后来庙废，被政府占用，至今这块石头还立在石庄镇政府大院中。

过去老石庄镇南边20里有一座深红色的麻石山，叫虾蟆山（摩诃山），高40米，山南10里才是长江的北岸，唐朝时，扬州的鉴真和尚、日本的圆仁和尚、碎叶（前苏联吉尔吉斯坦共和国）的僧伽和尚都驻足登山过，鉴真和尚还把它绘入地图带到日本，圆仁和尚将它写进入唐游记中，僧伽和尚定居泗州城（今在洪泽湖底），后在泰州、如皋，以及虾蟆山、狼山修炼，后来下落不明，传说得道升天，被尊为“大圣菩萨”，泗州、泰州、如皋、虾蟆山、狼山均建大圣庙供奉他，康熙年间泗州城沉入洪泽湖底，传说就是大圣菩萨发怒，以大圣庙门口石狮子眼睛流血为约，下达淹城计划的。

长江北侵、老石庄北迁后，虾蟆山成了江心巨石，蔚然壮观，曹雪芹、冒辟疆都渡江登山呤玩过，石庄北迁30里后，距此山50里，乾隆年间长江北岸开始退潮，此后一百多年间江岸向南涨20里，出现了“永安沙”、“又来沙”、“二百亩”、“头案”、“二案”、“三案”．“四案”、“头圩”、“二圩”、“三圩”、“四圩”„„等新的地名；与此同时，江南也开始退潮成沙，在虾蟆山南边10里江中长成一片沙洲，石庄人纷纷渡江迁往沙洲围垦种田，渐成村镇，自称“石庄”，归属如皋，县政府称它为“沙洲”。

光绪年间沙洲与常熟、江阴长成一片，常熟、江阴、靖江三县与如皋争抢沙洲土地，后经江苏省政府裁定：如皋地处江北，隔江管理沙洲不便，将沙洲划入常熟。宣统元年，沙洲向北涨了15里，虾蟆山离开江中，成为距江南岸边5里的一座小山，底部十多米被沙埋没，只剩了30多米高。为了北渡方便，首垦沙洲的“石庄人”在虾蟆山以北江边驳岸建港，分别有虾蟆港、段尾港、张家港。

1948年沙洲从常熟划出，成立“沙洲县”，隶属苏州，1958年沙洲县政府下令开山取石，拆了虾蟆山上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大圣庙，炸了山体，又在山根下挖了一百多亩深十多米的石坑，取走石头，填沙造田，历时4年，到1962年底完成，永载历史的虾蟆山从此在地球上消失。1987年沙洲撤县建市，以江边的张家港为名，取名“张家港市”。至今“张家港”附近还有几个村镇的人使用如皋方言，自称石庄人，沙钢集团党委书记沈荣庆说他的祖上是石庄吴窖一带的，对如皋很有感情，在如皋沿江开发中，他投资在如皋港开发区建沙钢集装码头。

元朝时，泰州一度为也成为军事州，至元十四年（1277年）全国设28个“路”（相当于现在的省），这里改为“泰州路”，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复称泰州，划属江南道（今苏州）管理，下辖海陵、兴化、如皋、江都；明朝时改江南道为苏州府（省级），泰州隶属苏州，下辖各县不变；清朝时合并苏州、江宁两府，各取一字合称“江苏”省，江苏由此得名，泰州下辖各县不变；清乾隆间分兴化的东乡为“东台”、“盐城”两县，隶属泰州。

民国建立，裁府废州，泰州改称泰县（县级），县城在泰州城，下辖各县全部归江苏省政府直管。抗日战争中，江苏省政府从苏州迁往泰县黄桥镇，新四军包围黄桥，围绕黄桥建立了五个“县”，其中在泰县境内成立“泰兴县”（宣家堡）、“泰东县”（今海安）、“紫石县”（今营溪）三县；在如皋县境内成立“如西县”（今江安），在靖江县境的季市乡成立“靖江县”与此同时，在东台县境内成立“大东县”，后更名 “大丰县”；在如皋县东部建“如皋县”（今丁堰）；在南通县境内南通县、海门县、启东县。解放战争后期，“紫石县”攻占海安，更名海安县；“泰东县”攻占泰州城，更名泰县，后泰州县城成立泰州市（县级）作为泰州专区所在地，将泰县县政府迁往姜堰，将“泰东县”曲塘以东划给海安县。“如西县”攻占如城，民国如皋县政府逃往李堡，“如皋县”县政府随之从丁堰迁往李堡与之作战，后又迁往马塘、再定于掘港，更名如东县，同时如西县更名如皋县，将民国如皋县的邓元、戴庄、袁桥、夏堡、搬经划给泰兴县，属泰兴县“城西区”；将原如皋县的立发、葛桥、柴湾、新民、宏坝、东陈一线以东划给如东县，属如东县“城东区”；将原南通县天生港、九圩港、平潮、九华、勇敢、龙舌划归如皋县，属如皋县“天生港区”，后更名为平潮区。

1949年1月21日泰州解放，22日成立泰州市人民政府，属苏皖边区第一行政区，5月1日，苏皖边区第一行政区在泰州成立“苏北泰州专区”、在如皋成立“苏北如皋专区”，如皋专区下辖东台县、大丰县、如皋县、如东县、海安县、南通县、海门县、启东县；1950年成立南通市（县级），南通县迁往金沙，如皋专区迁往南通市，更名南通专区；同时建立扬州专区、盐城专区，将泰州专区邗江、江都两县划归扬州专区；将如皋专区东台、大丰划归盐城专区；昔日地面广阔的“泰州”成了一块窄长的地块。

1950年泰兴县归还“城西区”给如皋，成为如皋县城西区。

1951年划出如皋县平潮区、薛窑区、石庄区，南通县唐闸区、靖江县西来区，合并成立“通如县”，县政府驻薛窑，划薛窑以南至江边碾砣港为“城区”，下设天生港、九圩港、碾砣港、张黄港等沿江客运、货运码头，以及内河运输、灌溉港闸，开发江中沙岛围垦建设，建立长江北岸的沿江重要港口城市，作为苏中、苏北军事防备、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

1952年取消“通如县”建设，唐闸区划回南通，平潮区、薛窑区、石庄区划回如皋，西来区划回靖江，而“通如县”的“城区”因为已经投资建设，砌好了县委县政府大院、边防公安局、军分区、粮食局、港务局等办公用房、大型仓库及宿舍，不便归还给如皋白白浪费，于是划属南通专区直管，成立“薛窑农场”，与如皋县平级。

同年底，将“通如县”港口城市计划更改后在南通市落实，着重开发天生港、南通港、狼山港，南通县划出狼山港至南通港一线给南通市，如皋县归还平潮区除九华、龙舌、勇敢三乡之外的地区给南通县。

与此同时，将如东县的柴湾、新民、宏坝、东陈、雪岸、丁堰、林梓、白蒲划归如皋县；将如东县的李堡、西场、洋蛮洋、立发、新生、壮志划归海安县；将东台县的白甸、瓦甸、古贲、仇湖、角斜、老坝港划归海安；从而使海安县成为一个“大县”。

1950年泰州专区与扬州专区合并为“泰州专区”，专署驻泰州市（县级），下辖泰州、扬州两市及泰县、泰兴、靖江、江都、兴化、高邮、宝应、仪征，六合9县。同年将江苏省划分为上海、南京、苏南行署（苏州）、苏北行署（泰州）四个省级单位，扬州市从泰州专区划出，由苏北行署直管，泰州专区辖1市9县。1953年苏南、苏北、南京三个省级单位合并为江苏省，上海脱离江苏省升为国家直辖市，泰州专区迁往扬州，改称扬州专区。

1954年11月21日，泰州市（县级）改为省辖市（地级）。1958年7月泰州市改为地辖市（县级），属扬州地区。1950年5月8日泰州市（县级）与泰县合并为泰县，至同年10月7日分开。1959年1月9日泰州市（县级）与泰县合并为泰州县，至1962年5月24日又分开。以上两次合并县政府均驻泰州城。1983年1月，江苏省实行市管县体制，泰州市（县级）属扬州市。1995年泰县撤县建市，成立姜堰市。

第三篇：汉正街导游词

翻开史册，汉正街历尽沧桑。历史悠久的汉正街是汉口最古老的一条街道之一，据《夏口县志》等书记载，这条街迄今为止已有500年的历史。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汉正街就已形成市镇，这里沿江从西至东，出现了宗三庙、杨家河、武圣庙、老官庙和集家嘴等众多的码头，为商埠吞吐，集散物资。由于水上交通便利，沿街店铺行栈日益增多，贸易往来频繁。到清代康熙、乾隆的经济发展鼎盛时期，汉正街已成为“汉口之正街”。乾隆四年（1739年），汉正街修起条石路面。同治三年(1844年)郡守钟谦钧在此主持修建了万安巷等新码头。从此，汉正街更是商贾去集，交易兴盛，市场繁荣。被称为“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门，万里唯意”，吸引了四方商旅，八方游客，热闹繁华，盛极一时。于是，本省荆州、孝感各县，外地山西、陕西、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省人口纷纷迁入。正如清代汉阳人徐远志的《汉口竹枝词》所云：“石镇街道土镇坡，八码头临一带河；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

近百年来，汉正街一直是旧汉口镇的商业精华之所在。旧汉口镇之商业有所谓上八行（商业行栈），下八坊（为手工业作坊）。据《汉口小志》称：最著名者俗称八大行，即盐行、茶行、药材行、什货行、油行、粮行、棉花行、牛皮行。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营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以及后来“文革”的影响，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曾一度停歇。那些年，小商品几乎无人经营，盛极一时的“三镇市场”门庭冷落，市场萧条，私人经营一度中断，整个市场处于封闭状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又获得了新生。1979年9月，武汉市人民政府批准，重新恢复、开放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当年就有100多待业青年、社会闲散人员在此经营小商品。至1982年，汉正街小商品个体户猛增到458户。至目前，汉正街个体经营户已达到13200户，日均吞吐货物400余吨，市场日均人流量16万人次，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新面貌。

地理交通

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汉正街坐落在白云黄鹤的故乡、长江和汉水交汇处，是镶嵌在华中腹地上的一颗璀璨的市场明珠。

汉正街市场东起三民路、民族路，西到桥口路，南临汉口沿河大道，北至中山大道，由汉正街、大夹街、长堤街、宝庆街、三曙街、永宁巷、万安巷等78条街巷组成，占地2.56平方公里，含有6个街道办事处的行政区划。市场内已建成服装、皮具箱包、家用电器、鞋类、陶瓷、布匹、小百货、塑料、工艺品、副食品等10大专业市场，营业面积共计60多万平方米，经营商品6万作余种，市场从业人员10万余人，客货运输站22个，拥有276条线路，对开500多班次，日均吞吐货物400余吨，个体经营户13200户，市场日均人流量16万人次，旺委可达20万人次。

具有经营特色的汉正街老店

一.谦祥益绸布店

谦祥益(衡记)绸布店开业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所经营的宝蓝布、宝蓝细布、宝蓝竹布(俗称“三宝”或“三蓝”布)畅销武汉三镇、江汉平原诸城乡吁因这三种蓝布均由该店自设染坊染整,必过三道缸,色正而深，质量始终如一而享有盛誉,是与当时舶来品“阴丹士林”布竞争的唯一对手。谦样益绸布店以谦和致祥,诚信待客树立店风,与买主建立相互信任关系。外地熟客到店,将购货单交柜即去办理另外事务。到时再来,照单付款取货,无须讨价还价,从无差池。店堂内悬挂有黑漆牌困,上书“一言堂”三个斗大金字,经历半个多世纪,成为汉口人的口头禅:“谦样益的招牌枣一言堂”。据估计,辛亥革命(1911年)前后,其日均销售额约5000银元,最高时曾达1.6万银元；年销售额在150万一180万银元之间。新中国建立初期,该店仍以经营绸布为主。1966年公私合营改建为谦祥益百货商店,自此经营方向发生变化。

二.苏恒泰伞店

苏恒泰伞店该店是汉正街的百年老店,其制造的伞是畅销省内外的名品。苏恒泰伞店的创业人苏文受是湖南长沙石门坎的伞匠。清同治元年(1862年)举家迁汉,住汉正街关帝庙茅屋。他起初挑修伞担游街串巷,随担少量兜售自制的雨伞。三年后,苏文受积累了白银30两，在关帝庙魁北巷口开设苏恒泰伞店,弃修伞而专制湖南油纸伞。从此，由月产伞100余把发展到6000余把,供不应求。苏恒泰的油纸伞能占领市场百年不衰,其秘诀就是质量过硬,同业难有匹敌。苏家制伞,讲究原材料必须采之道地。油纸伞的骨架材料采自湖南益阳、茶陵的毛竹，以其“肉厚质硬”不易弯曲变形；伞面蒙覆的皮纸采自湖北郧阳，以其经纬有力；伞面刷涂桐油采自湖南常德，以其纯度光泽俱佳。偶然原材料供应不及，宁可减产少销，也不以次充优、降低质量，如此数十年如一日。旧时，江汉平原一带，女儿出嫁时一般均要购买苏恒泰伞店的伞。以致顾客口铸“苏恒泰的伞”，远近闻名，有口皆碑。在经营管理上，该店力求改进，以达增产增收的目的。开始制伞是作坊制，一工到底。为了增产，改一工制为分工流水作业制，以7人为一组，4人做伞架(其中再按长达骨、短撑骨、装葫芦和伞把分工)，3人格伞衣(2人裕纸、1人刷油)。同时改计时工资为计件工资。经此改进,工效提高30％。进入本世纪30年代，苏家第三代传人为了加强市场竞争，潜心研究提高产品质量，推行伞面纸浸油工艺。伞的品种增加到花纸、改良蓝面、蓝面勾柄和红面大柄4大类、21个规格，伞的抗湿性和耐用度更加提高。为争取顾客，苏恒泰伞店在售伞时，还当着顾客面加刷一层油，并可根据顾客要求在伞面上为顾客题名或作画。新中国建立后，汉口苏恒泰伞店为湘潭制伞总厂的第一经营部。公私合营后，又由门市经营转向生产，月产油纸伞2000把、油布伞5000把。60年代以后，塑料伞、花布伞普及，油纸伞受自然淘汰，退出市场。但讲求质量、价廉耐用的苏恒泰伞的盛誉，仍在市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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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汪玉霞食品店

该店于清乾隆四年(1739年)在汉正街灯笼巷口创业,是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老牌名店。310附录汪玉霞食品店初期以经销安徽茶叶为主。当时全国茶叶以徽茶最好,因而得名“汪玉霞的茶叶”。清末民初,汪玉霞食品店转以产糕点食品为主，如春节的酥糖、京果,端午节的芝麻糕、绿豆糕，中秋节的月饼，都受到城乡居民喜爱。特别是汪玉霞食品店的喜饼，成为一般家庭婚娶聘礼、喜庆请客的必备之品。这些产品历经几代人，质量始终如一。直至现在，汪玉霞食品厂的酥糖、京果、绿豆糕，仍是武汉食品市场的首选产品之一。其关键在于这些产品有一套严格的配方和严格的操作规程，以确保产品甜、酥、香、脆，适合顾客口味。凡是产品推出，店东和掌作师傅必要先尝，经检验合格，方才批量应市。在经营管理上，尽管其产品已是“皇帝女儿不愁嫁”，但仍注重促销活动。比如，以副产品碱酥饼薄利销售招袜顾客(利润率为5％，是其他主要产品利润率的l／7)，带动其他高利产品占领市场。在服务质量上，讲求信誉，建立尊重顾客的良好店风。

四.叶开泰药店

该店开业于明崇帧十年(1637年)。新中国建立以前已经叶家十余代传人，成为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老店。创始人叶文机初在汉正街鲍家巷口设叶开泰药室，行医制药，以医荐药。清乾隆年问，其孙叶宏良拓展业务，更名叶开泰药铺。光绪年间，叶开泰营业额占三镇同业总额的13％左右。辛亥革命后，传人叶风池于大夹街陶家巷本家宅基兴建店堂，重振家业，进入鼎盛。叶开泰药店精制的膏丹丸散，质量好，疗效高，行销海内外。店内东家员工以“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为信条，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例如，生产“大活络丸”即选用白花蛇，必须除掉蛇头、蛇尾、蛇骨、蛇皮，再烘干研末配药。驴皮阿胶、龟板阿胶取材只准选用黑驴皮、龟底板。汉正街老店311门市草药配方，自有一套严格操作程序。病家置药方于柜台，专人照方抓药。每味药几钱几分以戮秤称好，倒在小包纸上，按方顺序排列。全方抓毕，另有专人按方逐味检查。检查无误后，再由原抓药人逐味包成小包，然后合成大包。药包整整齐齐，有棱有角。然后店员交药收钱。武汉人曾流传一句歇后语：“叶开泰的药枣吃死了人都是好的”，‘其声誉由此可见一斑。

五.黄志成拆货店

该店曾为远近闻名的杂货海味批发店，鼎盛时期每天营业额达两万两白银。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黄渤亟继承伯父店业开办黄志成拆货店，借欧美诸国在汉口推销海味、白砂糖之机，着手海味杂货二道批发业务。该店以放秤让价，品种齐全和代为包装托运等服务手段，以省内及沿江乡镇码头的中小客户为对象开拓市场，压倒同业，业务遍及省内乡镇，声誉远达湘、赣、川数省。据传，省内外一些乡镇杂货店每每于店堂张贴在黄志成拆货店进货的发票，以示其货真价实。1900年，黄志成拆货店员工发展到180余人，日营业额白银万两，每年利润常在7万一8万两白银，经营规模高速增长。其后，即在武昌、汉阳新办杂货店5家，碾米厂l家。黄渤亟因此任汉口咸宁同乡会会长，一度购买两艘火轮经营汉口至咸宁间客货运输业务。辛亥革命时清军火烧汉口镇，黄志成拆货店堆栈存货全遭焚毁，元气大伤。后虽赊筹款货复业，一度有所起色，终因店内高级职员各立门户，难改每况愈下之势。1927年，盛极一时的黄志成拆货店终于无法维持，从汉正街市场正式消失。

外国人眼中的汉正街

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是开放、搞活的窗口和风向标。它的成功不仅受到全社会的瞩目，而且也引起了国际舆论和外国友人的广泛关注。英、美、法、苏、日、德、荷、古巴、加拿大、罗马尼亚、乌拉圭等十几个国家的外宾先后来市场参观、访问，对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繁荣和发展以及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1985年9月8日，法国《生活周刊》驻京记者艾梅•萨瓦尔、雅克•乌泽尔斯坦参观、采访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后提笔留言：商业街生机勃勃的经济活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8年11月15日，以多布若德为团长的罗马尼亚代表团“高兴地参观了汉正街小商品市场。丰富的商品，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1986年3月12日，世界银行代表团一行4人参观了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对武汉市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管理工作及管理官员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给我们提供信息的商贩。希望你们管理的市场生意兴旺”。

1990年11月12日，美国国会议员鲍勃•布朗先生代表美国国会考察团的全体成员祝愿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生意兴隆，一切顺利“改革开放的缩影”1991年4月23日，英、美、法、德、荷5国10家新闻机构的驻京记者参观了汉正街小商品市场。他们对小商品市场面向农村、物美价廉、丰富多样的经营特色表示浓厚兴趣。一1986年8月7／8，英国伦敦《金融时报》记者罗森先生考察了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形成的全过程，对市场的发展表示赞誉，并祝“政府继续为中国的发展而实事求是”‘1985年lO月13日，日本新闻代表团参观、采访了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汉正街市场的繁荣景象，富有特色的经营方式，以及政府部门在此实施的有效管理，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代表团团长、日本《朝日新闻》东京本社社长梅本洋一先生动情地说：“从闻名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营活动中，我们对中国政府提出的开放、搞活政策，有了实质性理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1985年6月，《加拿大周刊》记者南希”：德海姆女士参观、采访汉正街小商品市场，从市场的繁荣景象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必定成功的希望：“因为邓小平的政治影响还在不断地向地方各级政府扩展，所以他的改革政策的命运是可以确定的”。

第四篇：吉祥物的历史变迁.

吉祥物的历史变迁 吉祥，好运之征兆，祥瑞，吉利；幸运等。古籍《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吉祥止止。” 成玄英 疏：“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徵。”

吉祥物是人类原始文化的产物，是原始的人类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形成的人类原始的文化。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人类首先以生存需要为中心，而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就形成趋吉避邪的本能观念。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许多用以祈求万事顺利的象征物，而这些向往和追求幸福美好的事物，我们便称他为吉祥物。

吉祥物是人们在事物固有的属性和特征上，着意加工而成，用以表达人们的情感愿望。由原物发展成为富于吉庆意味的吉祥物，采用的加工手法多种多样，因此，我国吉祥物具有多重演化特征。从这些吉祥物中，我们可窥知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人们共同珍视的事情。

各种吉祥物由原物衍生成富有吉祥意蕴，可谓意趣无穷。其手法之一是把事物的外形、特性或实用价值等属性，予以放大或延长，使之具祥瑞的涵义。吉祥物的这种演化特征我们称之为属性延长性。以椿树、萱草、芝兰、磐石和竹这“五瑞”为例，庄子说过“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唐朝诗人牟融也有“堂上椿萱雪满头”的诗句，因椿树的寿命长，人们便把椿树比作父亲，称“椿庭”，更象征老人的长寿。

“谐音取意”是中国民俗文化形成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民间吉祥物更是忠实地运用了“谐音取意”的原则。以“如意”为例，它是我国特有的吉祥物，本为军旅器物，后渐成民间的“爪杖”，即搔痒工具。若在一个瓶子里插上如意，即为“平安如意”。如以两个柿子或狮子配如意，便成“事事如意”。若画上童子骑象、手持如意，就是 “吉祥如意”。若如意加上盒子与荷花，组成的是“和合如意”。再如 “百事如意”，则是如意与柏树和柿子的组合。很多民间吉祥物的形成还具有传说附会的特征，他们出于民间神话传说：一代又一代的人，透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将故事流传、延续下去，人们对此深信不疑，遂相沿成习。如民间每于老年人寿诞时送上寿桃，以祝福老人健康、长寿、幸福，这个习俗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传说。相传战国时期齐人孙膑自十八岁离家，拜鬼谷子为师学习兵法，一别家乡十二年，有一年的五月初五才猛然想起正是母亲八十岁的生日，他想：“乌鸦反哺母娘，羊羔吃奶跪乳，禽兽还知恩达礼，我却已经有十二年没有报母亲的养育之恩”,于是向师傅请假回去看望老母，临行前，鬼谷子随手摘了一颗桃子让孙膑回家献给高堂。没有想到，孙膑回家将桃子给老母亲吃后，母亲竟返老还童。人们听说孙膑母亲吃了桃子之后变得年轻，也想让自己的父母健康长寿，于是竞相仿效，也都给自己的父母“送寿桃”。传说是否真实，人们没有去考证，但它所蕴涵的美好寓意，却被人传承下来，绵延不绝。

随着事物不断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吉祥物被我们所知晓，在我们生活中，就拿最普通的婚庆席来说吧，对于夫妻也好，新人结婚也好，都很很不错的吉祥物，能够为我们带来吉祥如意，是对我们身心健康的呵护，让我们事业顺利，婚姻幸福，生活美满。在家中具备此物，更是能带来顺势，让我们一顺百顺。

第五篇：汉正街商会发展史

第一章 汉正街商会发展史

1.1 商会概述

商会是指商人依法组建的、以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促进工商业繁荣为宗旨的社会团体法人。

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商会是商人利益的代言人。其具有协调市场各行业主体合法利益、提高市场配置资源效率和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秩序的功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政府与商人、商人与商人、商人与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纽带。故商会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地区市场化水平和经济规模。

商会有两种典型的分类。一种是行业协会，是由同一行业的企业法人、相关的事业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自愿组成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团体。其宗旨是加强同行业企业间的联系，沟通本行业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协调同行业利益，维护会员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发展。如汉正街全新服装商会、皮具箱包商会、鞋业商会及服装辅料商会等。另一种商会是地域性的，通常由某地区企业公司、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热心公益的公民所自愿组成的组织。如温州商会、浙江商会、湖南商会等。1.1.1商会的作用

一是参政作用。商会要进行行业调研，及时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反映行业企业生产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进而参与制定行业发展规划。

二是代表作用。行业商会代表并维护该行业自身利益和权益，能很好地反倾销、反壁垒、反制约，并提升行业的层次和档次。

三是自律作用。制定行业公约，维护行业权威。有效地矫正营业的弊害。与政府相关部门协调沟通，制定行业标准，统一质量认证、质量检测等。

四是服务作用。组团参展，进行行业培训、评审，组织学习、参观、考察，推动行业共同进步。

五是协调作用。协调业内企业之间的关系，协调业内企业与业外企业甚至外地企业之间的关系与纠纷，协调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与相关政府部门交涉，有效地抵制有关部门和人员吃、拿、卡、要的行为。

六是信息作用。通过行业组织，及时上情下达，掌握最新信息，了解商机，让业内企业少走弯路。还可与外地行业商会加强联系，结成联盟，共谋发展。七是政治安排。对业内优秀人士做好政治安排的推荐工作，使精英分子能担任地方或上级机关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更好地为本行业的发展做出贡献。1.1.2 商会的特征 1．公益性

商会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使各商户利益实现最大化，然而在商户自主经营的方式下，难免会遭遇困难挫折，例如资金、信息等等，这时候需要一个能代表商户利益的强有力的组织来维护其利益，而又能满足政府政策的要求。商会则是这样一个非营利、非党派民间组织，商会没有营利可言，纯粹是一种为商户服务的，以为会员创造利润，为行业发展拓展空间为宗旨的公益性组织。2．民间性

从历史上看，商会是民间自发产生的，是“自我管理、自我协调、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组织。商会的活动能力来源于有关企业将自己的部分私权力的自 愿授权和委托，形成行业商会章程和行业规约，凡承认和遵守章程和

行规的本行业企业、高度相关行业的企业和个人可自愿申请入会，退会自由。商会自筹经费，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会员每年缴纳的会费、理事单位的赞助以及其他捐赠、商会在服务中的创收等。商会自理会务，会员民主、自主选举领导人，按照商会章程管理商会事务，自聘工作人员，决定其薪资福利。3．自律性

商会作为一个非官方组织，其章程的制定及其依照章程所为的运作均是纯粹的独立行为，其作为企业利益的代表在遵照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制定本行业的行规或基本规则，供企业按照统一要求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我国行业商会须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独立实体。同时，行业商会的自 律性也并不排斥政府对其在法律规范范围内活动的监督权能。4．法人性

商会是由同一行业的企业法人、相关的事业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自愿组成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团体，或由某地区企业公司、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热心公益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公民组成的团体，故其具有典型的法人性，能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

是不是我们的组织才能有明显的特征。1.2 中国商会发展史

中国的行会最早出现于春秋时代的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前后。《论语》中说:“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其中的“肆”，指的就是中国最早的行会组织。

行业组织在先秦时代被称为“ 肆”，汉代称为“ 行列”、“ 市列”，隋唐代后则称为“行”。行以“ 行首”或“ 行头”主持本行事务，在行内负责贯彻有关官员和市场的规定，向政府交纳税收，办理与官府的交涉关系事项等。

行会在宋代有了较大发展。进入明清，行会则因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文化领域，开始分别以行帮、帮会、会馆和会所等不同名目和组织形式出现在社会生活中。行会通过制订行规行纪，用对会员强制的办法，限制行业内部的竞争，同时抵制来自外部的竞争。商业行会的行规偏重于统一市场价格，统一度量衡器，对其他方面的控制较为松动。

19世纪4 0年代，外国人在中国开始创办的近代工业，为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随着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工场作坊和以军火工业为代表的近代企业的涌现，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行业组织不断替代旧有的行会组织。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现代意义的行业商会在清朝末年诞生了。1874年辽宁工商界“公议所”成为中国最早的商会。1900年官方邀请各帮会筹建商会并拟订了章程。1902年后卜海、天津和杭州成立商会组织。1911年后各地纷纷成立总商会。1914年T商部颁布了《商会法》，规定各省城、商埠及商务繁盛区域需设立商会。同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各地商会达1099个。1929年重新制定《商会法》，1930年全日商会、商会联合会2046个二次山界大战结束后，各地纷纷恢复或市建商会。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工商业联合会。在政务院的指引下，各地在改造旧商会、旧同业公会基础上相继成立了工商业联合会，将同业公会作为团体会员参加工商联，工商联的各项工作都是通过这些同业公会贯彻执行的。1953年，同业公会改为工商联领导下的专业组织。这时的这种专业组织与原来的行会或同业公会相比有两方面的不同，一是改变后的这种专业组织不再或基本不再具有代表本行业企业利益和要求的义务，而是逐渐形成代表工商联与这个行业进行联系的渠道;二是这种变化使参加工商联的同业公会的会员只是以个人身份直接加入工商联，而不再作为团体会员开展活动。1956年公私合营后，到1958年前后，作为私营工商企业的民间联合体，行业商会(同业公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释放了相当的社会自由空间，整个社会自由度有所扩大。目前，中国正在经历从全能主义社会向后全能主义社会的转型，“ 第三领域”慢慢积聚了一些资源，开始尝试“去国家化”并一定程度上的自治，呈现出不断扩展和制度化的趋势。但同时由于全能主义时代的政治惯性，包括行业组织在内的中国社会自治组织存在着制度设计上的路径依赖。目前的行业自律组织按照生成路径划分，可分为三种形式:一是自上而下，依靠行政力量推动建立的，具有准政府部门性质，其名称多为行业协会;二是自下而上，由民营企业自主推动设立，具有完全的民间性质，其名称多为行业商会，是工商联的二级组织;三是政府与企业合力推动，其名称为行业商会或行业协会，无论其名称为何，其职能定位、活动方式、会员构成、制度建设等核心特征均与民间行业商会无二，只是由于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当地政府的开明，获得了行业商会所没有的独立社团法人地位和一定的政府支持。1.3 汉正街商会发展史

汉正街市场既有厚重的商业文化底蕴，又有浓郁的现代经济气息。历史上这里商帮、会馆林立，他们相互竞争，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今改革开放的春风又使这一方热土得以复兴。在此诞生的汉正街商会林林总总，形式多样，满足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

1996年9月25日，汉正街市场总商会正式成立，隶属硚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以团体会员身份接受硚口区总商会指导。截至1996年底，市场总商会下设6个商会，即新安街商会(名誉会长高彩云、会长申生麟)、三曙街商会(名誉会长彭涛、会长谢诗海)、宝庆街商会(名誉会长张惠吉、会长张菊英)、利济街商会(名誉会长张佑红、会长秦丽君)、汉中街商会(名誉会长刘季和、会长刘敦敏)和汉正街商会(名誉会长吴方桢、会长胡卫东)，会员2 800个(人)。

市场总商会的宗旨是：在党的十七大路线的指引下，坚持对广大会员进行团结、教育、引导、服务、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其主要职责是：本着一切为市场服务，一切为经营者服务的原则，以商会为抓手以市场为导向。维护商会会员合法权益，提高会员的综合素质，促进汉正街非公有制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总商会旗下共有19个各类行业商会、联谊会,他们都在各自的行业当中起着模范带头作用。

十多年来，汉正街市场总商会在区街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在市场各行业商户的厚爱中，充分发挥了商会的“帮手”。“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在引导谋划市场发展、诚信守法经营、反哺回报社会、维护会员合法权益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汉正街市场总商会将不负众望，一如既往地团结广大的会员，在党的十七大精神的指引下，在汉正街的二次创业中再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1991年4月，汉正街二期改造。将同安坊、来祥里、三曙街、大夹街、余庆里、利济南路等5万多平米的低矮“棚户区”拆迁，原地建起四层楼的“汉正街小商品中心市场”，将街头巷尾所有摊位“引雀归笼，还路于民”，长期在户外摆摊的商户，也告别了日晒雨淋的生涯。

小商品中心市场经营面积3．5万余平方米，有近3000经营户在此经营，主要经营小五金、小日化用品、毛巾牙具、针头线脑等，荟萃了全国各地的小商品，是华中小商品百货聚集地。这里的商品高、中、低档的、传统的、现代的、摩登的、质朴的交织在一起，和谐共处，吸引着众多的客商，满足了不同层次的消费者，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真正实现了开一个市场、活一片经济、兴一批产业，富一方百姓。

面向新世纪的挑战，中心大楼全体经营户在商会的带领下，抓住汉正街“二次创业”的契机，努力重塑品牌、重塑布局、重塑环境，力争把未来的小商品中心大楼培育成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全国性小商品流通中心和旅游购物中心。

汉正街市场皮具箱包商会成立于1999年3月，是汉正街市场最早组建的商会之一。会长李明高先生，是汉正街箱包市场的创建人。

1995年11月18日，随着李明高先生创办的华贸皮具箱包地下商城的开张营业，标志着箱包市场在汉正街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箱包市场创建初期，经营面积只有2500m2，商户不足200户，品种比较单一，档次一般化。箱包商会成立后，商会一班人勇于创新，敢为人先，几番走南闯北，深入市场调查，精心策划，广招商贾。从一个地下箱包城发展壮大成为现在的以华贸皮具箱包地下商城，华贸精品皮具城为龙头的汉正街皮具箱包经营区域。大小箱包商城已有五个，经营面积达30000 m2，商户560户。精品箱包、精品皮具、普包、休闲包、小皮件等专卖场已初具规模，并拥有众多固定的消费群体，是华中地区最大的皮具箱包市场。

箱包商会在一手抓市场发展，壮大经济效益的同时，还一手抓社会效益。八年来，商会对内积极做好商户的协调稳定工作，引导商户正当竞争，规模经营；对外注重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把国家的政策、政府的要求贯穿到市场中，形成了较强的凝聚力。多次调解商户与商户、行业与行业、商户与客户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为市场繁荣做了一定的贡献。其中龙头市场华贸皮具箱包地下商城就五次被评为市级文明市场，成为汉正街专业市场的一面旗帜。

自1979年汉正街在全国率先恢复小商品市场以来，服装市场占据重要地位，是汉正街市场的“支撑行业”。2006年汉正街服装销售额达到90亿元左右，占据整个市场的半壁江山。

随着汉正街市场的提档升级，武汉桥建集团投资兴建的汉正街中心商城，已开辟为全玻璃橱窗的名牌服装展示专营店，成为武汉服装品牌总汇，其国内国际名牌服装总经销总代理达数百户。其硬件环境堪称国内一流的汉正街第一大道、汉正街品牌服饰大楼也相继开业。这些投资过10亿元的大项目，彻底改变了汉正街“马路市场”的老形象，使之向商贸服务、文化休闲、滨水观光于一体的全新经营模式逐步升级。现代化的大卖场、专卖店、精品店、网络营销，正在取代传统的摆摊经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汉正街经销的品牌已达3000多个。大量品牌的抢滩不仅让市场商机和人气上升，也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总经销、总代理大本营。

汉正街服装行业的繁荣壮大，是汉正街市场经济发展的佐证，在汉正街大拆迁、大建设、大发展的今天，全新服装商会和商会党支部将在会长郑斌的带动下积极进取，不断创新，做大做强自己的产业，诚信经营，以优质的产品、完善的服务赢得客户。我们愿与广大客户合作，共同为美化人民生活而努力。

汉正街服装辅料行业在汉正街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行业起步早、规模大，是市场的“支柱行业”。近四年来，汉正街的服装辅料经营户由150户左右猛增到近千户，年销售额突破十亿元，年创税上百万元，商品幅射西南、西北、华中、华北及我国大部地区，是华中地区服装辅料行业的龙头老大，为汉正街市场的繁

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服装辅料市场的经营户随着汉正街市场的发展而发展，他们把自己的事业深深植入了汉正街这片沃土。他们的事业拓展，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程，大多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经营经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为了便于同国际接轨，适应社会发展，实行行业自律，进一步提升汉正街市场服装辅料行业优势，做大做强服装辅料产业，提高汉正街市场服装辅料行业知名度，维护服装辅料行业的合法权益，我们于2007年6月成立了服装辅料商会，年青有为的企业家万朝红先生被首推为会长，我们将蝉尽竭力地为用户之所急、之所需，提供优质新颖的服务和商品，美化实惠您和她。

汉正街行业商会还包括工艺饰品童玩商会、文化体育用品商会、床上用品商会、塑料商会、鞋业商会、副食商会、针织商会等等，这些商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带领商户走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沿。汉正街行业商会打造了一系列汉正街品牌，发挥其商会职能，诚心服务，为商户谋福利，使汉正街各行业得以协调、稳健发展。

汉正街商会也包括了一些区域商会。2005年3月汉正街晋商平遥商会成立，成为汉正街第一个以地域命名的商会，天下第一街与天下第一票号的精髓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传承和发扬光大。

平遥商人在汉正街商业发展壮大，以小商品、服饰为起点的转折，成为平遥商人的新生。目前，在汉正街类似平遥商会会长王承祥一样经商的人就有4000多，店铺近千余家，年销售额达到了一亿三千万元。直接通过他们拉动的地方投资就达两千多万元，成为平遥地区融资的新渠道。

晋商历来不乏巨商豪贾，汉正街平遥商帮——这是一个现今中国市场普遍的商贾群体，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亦是商品市场中普通的一角，从另一个角度来衡量，他们是穿过历史，让我们了解晋商走南闯北的一面镜子，他们连接过去几百年，亦将承继汉正街的晋商未来。

除了晋商平遥区域商会以外，汉正街还成立了汉川商会、武汉温州商会、武汉湖南商会等区域商会，为外商共同发展，共谋福利，“抱团取暖”提供了有力平台。

商会简介：

具有500年历史的汉正街，史称为“汉口的发源地”，改革开放之初是商品流通领域改革的“试验田”和“风向标”，现仍是我国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是湖北武汉最具有影响力的品牌之一，素有天下第一街之美称。

汉正街市场既有厚重的商业文化底蕴，又有浓郁的现代经济气息。历史上这里商帮、会馆林立，他们相互竞争，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今改革开放的春风又使这一方热土得以复兴。市场经济的进程需要协调发展，汉正街市场总商会正是在这样的呼唤下于一九九六年成立的，从她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商会的宗旨是：在党的十七大路线的指引下，坚持对广大会员进行团结、教育、引导、服务、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其主要职责是：本着一切为市场服务，一切为经营者服务的原则，以商会为抓手以市场为导向。维护商会会员合法权益，提高会员的综合素质，促进汉正街非公有制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总商会旗下共有19个各类行业商会、联谊会,他们都在各自的行业当中起着模范带头作用。

十多年来，汉正街市场总商会在区街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在市场各行业商户的厚爱中，充分发挥了商会的“帮手”。“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在引导谋划市场发展、诚信守法经营、反哺回报社会、维护会员合法权益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汉正街市场总商会将不负众望，一如既往地团结广大的会员，在党的十七大精神的指引下，在汉正街的二次创业中再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汉正街市场总商会

汉正街中心市场商会、汉正街皮具箱包商会、汉正街工艺饰品童玩商会、汉正街文化体育用品商会、汉正街电子商会、汉正街床上用品商会、汉正街塑料商会、汉正街鞋业商会、汉正街晋商平遥商会、汉正街全心服装商会、汉正街副食商会、汉正街针织商会、汉正街服装辅料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