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监狱人权保障

第一篇：中国监狱人权保障

中国监狱的人权保障

半个世纪前，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是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性文献。监狱的人权保障，往往从一个侧面反映国家的文明与进步程度，是整个人权事业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５０周年时，研究监狱人权保障，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研究监狱人权保障，首先要解决采取什么样的视角问题。就是说，不能只着眼于对罪犯合法权益的保护，而应当同时肯定，国家依法惩罚犯罪分子，是对广大公众人权的有力保障。人权，首要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我们不能只是站在罪犯的角度来谈监狱的人权保障，而应在强调保障罪犯权利的同时，更要站在人民群众特别是受害人的角度，明确认识到，依法惩罚罪犯，正是为了伸张正义，维护法纪。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惩罚是正义的，合理合法的，当然，惩罚也绝不是为了报复，而是要在惩罚的前提下，依法保障罪犯的权利，切实实施有效的改造。

中国政府历来把犯罪的人当作人，对他有希望，对他有帮助，当然也要有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罪犯虽因犯罪被判处刑罚，但他仍然是“人”，是中国公民，这正是中国监狱人权保障的出发点。罪犯是人，监狱就应保障他作为一个人所必须享有的权利；罪犯还是公民，监狱就应保障他作为一个公民理应享有的由宪法规定而又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公民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根据我国一贯注重人道主义的行刑思想，结合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时代要求，对罪犯的权利作出广泛而具体的规定。《监狱法》共７８条，直接或间接涉及罪犯权利的就有３３条，并且把罪犯处于监禁状态下需要予以特别保护的权利写进了法的总则。法律规定的罪犯权利计有：人格不受侮辱权，人身安全不受侵犯权，合法财产享有权，申诉权，辩护权，控告权，检举权；入监时有携带生活必需品的权利，入监后有获知监狱是否通知其家属的权利；释放后获得当地政府帮助安置权，依照条件获得救济权，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通信权，会见权，依照规定接受物品和钱款的权利，获得包括衣、食、住、医疗等必要的生活保障的权利；获得行政或物质奖励的权利，依法获得减刑权，假释权，离监探亲权，受教育权，参加体育文娱活动权；劳动权，休息权，参加劳动的罪犯依照规定获得劳动报酬权，获得劳动保护、劳动保险权；享有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包括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享有选举权。此外，对女犯、未成年犯和少数民族罪犯，还规定一些特殊的权利。有些权利，虽然《监狱法》 未作规定，但实际是予以保障的，如宗教信仰自由、财产继承、专利申请以及婚姻、家庭方面的权利等。这些权利，既有法律、诉讼方面的，又有社会、文化方面的；既有政治方面的，又有经济方面的；既有基础性的物质生活，又有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既有服刑期间的权利，又有刑满释放回归社会后的权利。可见，中国监狱对罪犯权利的保障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

法律在规定罪犯享有广泛权利的同时，还规定了他们必须严格履行的义务。中国《宪法》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罪犯作为被判处刑罚的公民，更应严格履行特定的义务。《监狱法》不仅保障罪犯个人的权利，也要保障罪犯这一特殊群体的权利，强调罪犯个人对集体、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因此在法的总则中也规定了罪犯的主要义务，即“罪犯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服从管理，接受教育，参加劳动”。在其他条款中，还规定了罪犯的相应义务。众所周知，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享有权利是履行义务的基础，履行义务是实观权利的保障。罪犯只有严格履行义务，才能保证个人权利的充分实现；如果不认真履行义务，而是胡作非为，甚至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的权利，那么自己的权利也就很难得到保证，甚至可能会受到部分的限制或剥夺。

中国法律不仅规定罪犯享有的权利，还规定了实现这些权利的条件和手段，并且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律监督机制。为了保障罪犯的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等权利，《监狱法》明确规定监狱人民警察不得有“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罪犯”、“侮辱罪犯的人格”、“殴打或者纵容他人殴打罪犯”等九种禁止性行为，并且规定，监狱人民警察如有所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应当予以行政处分”。中国的《刑法》也专门规定了“刑讯逼供罪”、“虐待被监管人罪”、“徇私枉法罪”、“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等，并且规定了相应的刑罚。为了保障罪犯的申诉、控告等权利，《监狱法》规定：“罪犯对生效的判决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诉。对于罪犯的申诉，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处理。”“罪犯的申诉、控告、检举材料，监狱应当及时转递，不得扣压。”“监狱在执行刑罚过程中，根据罪犯的申诉，认为判决可能有错误的，应当提请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监狱提请处理意见书之日起六 个月内将处理结果通知监狱。”为了保障罪犯的生活，《监狱法》规定，罪犯生活费“列入国家预算”，“罪犯生活费标准按实物量计算，由国家规定”，“罪犯的被服由国家统一配 发”，“罪犯的医疗保健列入监狱所在地区的卫生、防疫计划”。为了保障罪犯依法获得减刑、假释权，《监狱法》列举罪犯有“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等六项重大立功表观的，作出“应当减刑”的法律规定，并且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减刑（或假释）建议书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审核裁定；案情复杂或者情况特殊的，可以延长一个 月”。为了健全监督机制，《监狱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监狱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依法实行监督。”中国所有的监狱，都有人民检察院的派出机构。在实际工作中，还建立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视察、监督制度，以及监狱内部的监督体系。事实表明，将罪犯的权利以及对侵犯权利者的追究，以法律形式昭告于天下，不仅世人知道，而且罪犯及其亲属也清楚，充分体观了中国对罪犯权利保障的真实性，也反映了中国政府光明磊落的态度和坚定不移的信心，这正是有力量的表观。

同世界许多国家一样，中国监狱重视罪犯的物质生活保障。监舍力求坚固透光，通风保暖，整洁有序；监区环境力求绿化、美化、净化。据１９９７年统计，全国罪犯每人每月平均伙食费为１０２元，实际消耗粮食２１．９６公斤，食油０．７２公斤，蔬菜２５．０９公斤，肉食１．９公斤，鱼、畜、蛋、豆类１．４２公斤，每人每日从食品中摄取的热量为３３４３千卡。近几年来，由于农副产品价格放开，为了保证罪犯生活水平不下降，许多监狱为罪犯食堂划出菜地，建立禽圈，发展“自种、自养、自加工”，产品扣除种籽（幼畜）、化肥、饲料等必要的成本后，全部提供罪犯食用。为了维护罪犯的身体健康，中国监狱系统形成了由省监狱局中心医院、监狱医院和基层医务室组成的三级医疗、防疫网络。１９９７年，罪犯每千人拥有医师数为３．７人，每千人拥有医院病床数为１２．７６张，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于一个还有５０００万人口没有脱贫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罪犯物质生活能保障到这样的程度，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不仅如此，中国监狱还规定了保外就医制度，对身患严重疾病、监狱医院难以治愈的罪犯，经监狱当局批准，予以保外就医。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７年三年中，全国有３５００余名保外就医罪犯经社会医院治疗得以痊愈或基本恢复健康。１９９７年底，全国尚有保外就医罪犯２．７万余名，约占在押犯总数的２％。

中国监狱不仅保障罪犯的生存权，而且更为重视罪犯的发展权。监狱实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方针，把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和合格的劳动者，是监狱一切工作的归宿。为实现这一目的，中国监狱在依法实行严格、文明、科学管理的同时，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高度重视对罪犯的教育。中国监狱当局认为，监狱不应只是惩罚机关，更应当是教育改造犯罪分子的学校。从８０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监狱系统开展了大规模的“办特殊学校”活动，对罪犯进行比较系统、正规的思想、文化、技术教育。受教育不仅是罪犯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思想教育以法制、道德、形势、政策、前途教育为主要内容，约９５％以上的罪犯接受这类教育。文化教育以普及初等教育和初级中等教育为主，１９９７年全国监狱共开设各级文化班１．２６万余个，５３万余人入学。自办学以来，经考试，累计已有２２２．４万余人次获得教育部门颁发的从脱盲到大专的学业证书，其中获脱盲证书的达７０．６万余人次。技术教育根据 监狱生产和罪犯释放后就业需要统筹安排，１９９７年全国监狱共开设各类技术培训班１．３３万余个，７５．２余万人入学，经考试、考核，累计有２１３．２余万人次获得劳动部门颁发的各类、各级技术等级证书。全国监狱共配备各类教师６．４万余人，其中包括一部分具备教学资格的罪犯担任文化、技术教师。监狱系统的办学活动，被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称誉为“向社会输送合格人才的一条特殊渠道”。

中国监狱还十分重规罪犯的精神生活，各监狱普遍建立图书馆、阅览室，举办墙报、黑板报，组织歌咏队、文艺演出队，开展各类体育比赛，大力加强监区文化建设，让罪犯生活在一个健康活跃、积极向上的氛围中。

第二，实行劳动改造制度。法律规定，凡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劳动。组织罪犯劳动，不是为了折磨他们，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引导他们养成劳动习惯，树立劳动观念，矫正犯罪恶习，强化组织纪律性，学会生产技能，掌握谋生手段。监狱根据罪犯体力和技能状况，合理安排劳动，实行与社会职工同样的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制度，执行国家规定的劳动工时制度，保证罪犯享有法定节日和休息日的休息权利。许多罪犯正是通过劳动实践和技术培训，成为熟练的劳动者，有的还成为技术专家和业务能手。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罪犯获国家专利１２９项，获地、市以上政府组织的科技评比奖８５９项，（其中国家级１１３项），完成发明创造项目４８８项，完成技术革新８９０４项。监狱给６８９６名罪犯评定内部技术职称，并发给相应的技术津贴。许多罪犯正是由于在监狱内学会了技术专长，释放后被社会企业聘为技术员、工程师，有的还当上了厂长、经理，被推选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从而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自立于社会，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第三，实行感化政策，让罪犯在希望中改造。考虑到罪犯中３５岁以下的占８０％左右，中国监狱要求监狱人民警察象父母对待子女、老师对待学生、医生对待病人那样，满腔热情地关心他们，耐心细致地教育他们。罪犯有病，工作人员亲自照料；逢年过节，工作人员与他们共度节日；罪犯思想有波动，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跟他们谈心；改造表现好的，允许他们回家探亲，或与配偶同居，等等。使他们看到希望，感到有出路，有前途。近几年，罪犯受到表扬、记功、物质奖励的，每年都占在押犯总数的一半以上。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７年，罪犯获减刑、假释奖励的，分别占在押犯总数的２３．６４％，２３．５９％和２４．６５％。

第四，动员社会力量，搞好对罪犯的帮助教育。改造罪犯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只靠监狱部门是难以完成的，必须依靠全社会的支持。社会参与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协助监狱搞好对服刑罪犯的教育改造，从国家领导人、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社会知名人士到罪犯亲属和在社会上作出显著成绩的刑满释放人员，都经常给罪犯做报告，讲形势，送温暖，提希望，使他们感到 社会的关怀，家庭的期待，从而进一步稳定情绪，树立信心，提高责任感。二是做好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教、安置工作。《监狱法》规定：“对刑满释放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帮助其安置生活。刑满释放人员丧失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抚养人和基本生活来源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予以救济。”目前，全国有２５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由党政领导人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帮教工作协调小组，积极帮助刑满释放人员解决生活、就业、婚姻、学习等实际问题，并在思想上继续给予关心和帮助，提高他们的“免疫力”，防止走回头路。

中国监狱通过这一系列活动，使一批又一批目无法纪，道德低下、精神空虚、愚昧无知、游手好闲的罪犯，改造成为守法纪、讲道德、有文化、会劳动、懂技术的人，成为无害于他人、有益于社会的人，从而真正实现做人的尊严，自身的权利也最终得到全部恢复。西方有些人往往对中国改造罪犯工作不以为然，指责中国监狱强迫“洗脑”，强制劳动，是“侵犯人权”。我们不否认改造过程中需要一定的强制性，我们同时强调引导罪犯由被强制到半自觉直到自觉地改造自己。这就如同医生治疗病人一样，医生的根本职责是确保病人恢复健康，但在治疗过程中，有时也必须采取诸如隔离、绝对卧床、禁食或忌食直至施行手术等强制措施，当然谁也不会因此而指责医生。同样的道理，中国监狱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最终目的正是为了使罪犯以一个守法公民的身份回归社会，这对于他们个人及其家庭，以至对社会、对国家，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怎么能说这是“侵犯人权”呢？倒是在有些发达国家的监狱里，罪犯长年无所事事，可以不学习，也可以不劳动，逍遥自在，甚至是随心所欲，看起来似乎享有了充分的“权利”，但回归社会后不久又重蹈覆辙，不得不再一次回到监狱，形成囚禁——释放——再囚禁的恶性循环，让可贵的生命白白地消耗在狱内，既给公众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危害，又给自身的权利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由此，我们想起了周恩来总理说过的话：“把罪犯改造成为新人，这就是人道主义精神。”应当说，这才是对“人道主义”最精辟的阐述，最准确的界定。

中国监狱对罪犯权利的保障，从总体上讲，符合《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精神，也符合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基本要求。但勿庸讳言，由于中国是一个基础比较薄弱 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一部分监狱人民警察法律意识、人权意识不强，政策、业务水平不高，在罪犯权利保障方面，确实还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诸如：有些监狱罪犯生活较差，没有达到规定的标准；有些罪犯的申诉、控告未能得到及时处理；少数监狱劳动条件较差，生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个别监狱警察违法乱纪，打骂罪犯，甚至致死、致残。对此，我们既要高度重视，又要客观地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由于监管工作人员与罪犯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监管工作人员侵犯罪犯权利的现象，世界各国几乎普遍存在，中国也在所难免。如何评价这个问题，关键看三条：一是国家法律是如何规定的；二是发生案件的数量和严重程度；三是一旦发生这类案件，国家是如何处理的。按照这三条来评估中国监狱的人权保障，如果不抱偏见，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中国法律明确规定罪犯享有广泛的权利，明令禁止一切侵犯罪犯权利的行为，并在法律上作出准确无误的规定；在中国，侵犯罪犯权利，虐待罪犯的案件年年都有发生，但数量不多，而一旦发生，中国政府都一一严肃查处。我们从不掩饰存在的问题，但西方某些人士所描绘的中国监狱酷刑充斥，黑暗一片，绝对是无中生有的蓄意歪曲。

监狱管理历来是国家的内政，体现着国家的主权。监狱人权保障理所当然也应属于国家的主权，罪犯的权利由国家依法作出规定，实践中发生的问题也由国家作出处理，毋需别人指手画脚，妄加评论。我们在实践中还体会到，罪犯权利保障不能脱离国情，不能割断历史，而是一个动态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尽管现阶段中国监狱人权保障还存在某些不足之处，但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行刑思想，坚持正确的方针政策，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经济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加强，中国对罪犯权利的保障，也必将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转载自《中国人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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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监狱服刑人员人权保障

监狱服刑人员人权保障

摘 要: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人类文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监狱服刑人员的人权保障是人权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监狱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保障服刑人员人权十分必要且势在必行。文章对我国监狱服刑人员人权的构成、保障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进一步保障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监狱；服刑人员；人权保障

引言：2004年宪法修正案写入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从而将人权保障提高到了一定的高度。监狱服刑人员作为特定的主体,一方面,它拥有未被法律剥夺和限制的一些基本公民权利以及法律专门赋予服刑人员的特殊权利,另一方面,也因为其“服刑人员”这一特殊身份丧失了一些本该属于公民的权利,或者某些权利的行使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由此可见,其人权保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本文在此就如何保障监狱服刑人员的人权进行了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服刑人员概念与范围界定

服刑人员是指依法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或者管制，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假释和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依法被关押于看守所，监狱或者在社区服刑的人员。根据我国《监狱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在监狱内执行刑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可见，“在监狱执行刑罚的服刑人员的范围是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余刑超过一年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犯罪分子。”①

二、监狱服刑人员权利的内容

关于监狱服刑人员的权利这一内容,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不同的分类。根据我国刑法学者屈学武教授的观点,监狱服刑人员的权利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平等权。监狱服刑人员作为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平等权。这是由我国法律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指导原则所决定的。既包括了作为 ①金鉴主编《监狱学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83页。自然人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权利,也包括了立法的平等、司法的平等和守法的平等。它体现了作为公民,既要平等地享有权利,也要平等地履行义务的立法精神。

2.政治权利。政治权利又称为参政权。它是指依照宪法规定,公民参加政治生活的民主权利和在政治上享有的表达个人见解的意愿的自由权。监狱服刑人员的政治权利指的是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监狱服刑人员所应当享有的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政治权利,最常见的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根据1983年3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监狱服刑人员可以行使选举权,但因监狱服刑人员正在接受侦查、起诉、审判,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决定可停止其行使选举权。而被选举权和担任国家机关职务及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则由于监狱服刑人员人身自由的剥夺而受到限制,其他政治权利则处于停止行使状态。可见,未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监狱服刑人员还是享有政治权利的,只是基于其人身自由被剥夺而暂时停止行使罢了。

3.人身权利。人身权利是公民一切权利的基础,公民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其他权利都无法行使。公民的人身权利是指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与人身有关的其他权利和自由受法律保护,不得非法侵犯的权利。在我国,公民的人身权利包括: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和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监狱服刑人员虽然被判处剥夺了人身自由,但是其他与人身相关的权利还是享有的。如:生命权、健康权、不受刑讯和体罚的权利、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通信权、知识产权中的发明和创造中的人身权利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三、我国监狱服刑人员人权保障的现状

我国基本保障了监狱服刑人员的人权，“首先我国已基本形成以《宪法》为基础,以《监狱法》为核心,并由《刑法》《刑诉法》《法院组织法》《法官法》《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民法通则》《民诉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内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司法解释所共同构成的法律保障体系。”②此外,还签署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如《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为我国监狱服刑人员人权的实现和保障提供了必要的法律基础。其次,建立了各种有效的管理制度,如民警直接管理、深入服刑人员生活、学习和劳动三大现场、安全防范措施等,对服刑人员实行依法、严格、文明、科学管理,从根本上保证了监所改造秩序稳定,包括创建现代化文明监所等,为服刑人员的人权实现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②参见邵名正主编《监狱学》,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页。

四、对进一步加强我国服刑人员人权保障的探讨

服刑人员在监狱服刑期间，一般要经历入监初期阶段，监狱服刑阶段和出狱前阶段三阶段。而服刑人员的内心转变最关键的时期在入监初期阶段。一般情况下，服刑人员在进行必要的入监检查之后，都会经历为期三个月入监教育。在这三个月时间里，服刑人员应当严格遵守监狱制度，认真学习监狱监规，认清自己的现有身份。“监狱狱警形象的把这些内容总结为明身份，习规范，学养成，吐余罪。”③由于入监教育是每个服刑人员进入监狱服刑的必经阶段，因此，这一阶段的学习与行为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在这一阶段最难做到的，往往是第一点：明身份。很多服刑人员虽然人已身陷囹圄，但是，对自己的现有身份不愿意承认或者是不敢承认。往往被沦为阶下囚的滋味是常人难以忍受的，他们不仅仅要克服身上穿的这身囚服所带来的痛苦，更要克服的是人在监牢，自由这一最基本权利受到剥夺之后的心灵伤害。可以说，要承认自己的身份，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监狱狱警要随时关注服刑人员的情绪波动与心理变化，必要时，给服刑人员提供心理辅导与心理疏导，而不应当强迫服刑人员承认自己的身份，有损他们的人格尊严，如果这样，有些服刑人员会对监狱产生逆反心理，从而极大的影响改造。监狱可以设立服刑人员心理辅导室，为他们提供心理辅导平台，尽快转化他们入监之后扭曲的心理状态。

入监教育之后，服刑人员则被分到监狱之下各个班中。监狱下设若干监区，监区下设若干分监区，分监区下设若干班，每个班都有责任民警负责。服刑人员在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是参加生产劳动，表现好的服刑人员有机会加分，评选劳改分子会见家属等。当然，这期间，也有表现不积极的甚至抗拒改造的现象出现。服刑人员积极改造的，应当允许他们参加监狱文体活动，允许他们同家属会见通信，保障他们应有的权利，抗拒改造的，应当先查明他们抗拒改造的原因，而不应当盲目将他们禁闭或用语言伤害他们，例如，有些服刑人员是因为家人生活问题无法解决，和同监舍的服刑人员之间有矛盾或者其他影响服刑人员改造情绪的问题而导致他们情绪不稳而将情绪转嫁于劳动改造过程中。监狱狱警应当定期做服刑人员的家访工作，了解服刑人员的家庭情况，子女上学就业问题，父母养老安置问题，了解他们的生活所存在的困难，并且为他们解决好必要的生活费问题，劝他们不要有思想压力，了解他们对服刑人员的需求与愿望，并定期安排他们会见，不方便会见的，为他们录制视频或录音，并将这些交给服刑人员观看和收听，以利于他们在改造过程中能够专心，放下思想包袱，保证改造的顺利完成。

由于服刑人员长期生活于高墙内，对外面的社会完全陌生了，而他们迟早还是要走出监狱，重新生活的，因此，为避免他们长期生活在监狱与世隔绝所带来的今后出狱后完全不适应这个社会，监狱可以决定让服刑期间表现好的服刑人员出狱接触社会，当然，这种接触社会的方式是有严格限制的，监狱可以将服刑人 ③参见盛桂英《中国监狱工作人员分类问题探讨》,《犯罪与改造研究》2003年第6期。员置于警车中，只让他们在车内活动，通过车窗观察外界，同时，可以为他们配备相应的心里辅导，使他们不至于对外界社会充满恐惧与陌生，为即将刑满释放的服刑人员尽早回归社会、适应社会做好铺垫。服刑人员服刑期满前三个月是监狱服刑的最后一个阶段。这期间，监狱应当为服刑人员出狱做好必要的工作。

例如，出狱前三个月，允许服刑人员不再剃头发，即给予服刑人员三个月的长发期，在身体上逐渐让他们了解他们与现押犯的微妙区别。这期间，监狱狱警应当为服刑人员讲解出狱后户口落户问题，必要时对工作问题，也给他们适当安排，因为，服刑人员出狱后会受到诸多歧视，找工作难于一般人，为解决生活困难的家庭的生存问题，可以为他们安排工作，以便于他们维持生计。服刑人员的权利，并不仅仅限于法律明文规定的，例如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依法获得减刑权等，更重要的是服刑人员作为一个人，应当具有的权利。监狱，应当充分考虑到这些权利，并保障服刑人员这些基本权利，为服刑人员积极改造创造必要条件。服刑人员也是弱势群体，这一点应当予以考虑。

五、关于监狱改造工作其他问题

服刑人员虽然在入监之前给国家，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是，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之后，被羁押在监狱之后，反而身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虽然说，这是犯罪分子罪有应得，但是，在现代文明社会，不能因为犯罪分子之前所犯下的罪，就将他们所有的权利都予以剥夺，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因此，监狱狱警在犯罪分子入监之后要做的，更多的是教育，是感化，让他们从内心上真正认识到他们所犯下的罪刑，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去洗刷罪恶的双手，而不是报应，不是一味剥夺他们的权利，他们仅有的一点权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服刑人员也是弱势群体，监狱应当能够保障这部分弱势群体的利益，帮他们实现他们应得的利益。

参考文献: [1]金川.罪犯权利的缺损与救济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2]幕亚平,周建海,吴慧.当代国际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3]吕世伦,文正邦.法哲学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4]王果纯.现代法理学—历史与理论[M].长沙:湖南出版社, 1995.

第三篇：中国人权保障的发展

中国人权保障的发展

摘要：人权问题是当代国际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从自己的历史和国情出发，根据长期实践的经验，对人权问题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和政策。本文通过介绍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让大家了解我国人权的发展历程及丰富成果。

人权是一定社会或一定国家通过法律确认的人所享有的权利的一般形式，特别是基本权利。人权不仅包括生存权、人身权和政治权利，也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权利；不仅包括个人人权，也包括集体人权。（李广民、欧斌主编：《国际法》清华大学出版社，第265页）

中国政府和人民从自己的历史和国情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长时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在积极参与国际人权领域中的活动和对外人权斗争中，将人权的普遍性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观。这种人权观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人权普遍性的原则必须同各国国情相结合（二）人权不仅包括公民政治权利, 而且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不仅包括个人人权，还包括集体权。

（三）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没有生存权、发展权，其他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

（四）人权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人权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我国人权观的基本原则之一。

（五）稳定是实现人权的前提，发展是实现人权的关键，法治是实现人权的保障——人权的实现离不开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和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民主和法制的保障。

（六）人权在本质上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

（七）评价一国的人权状况不能割断历史，脱离国情。

（八）对话与合作是促进国际人权发展的唯一途径——国际社会维护和促进人权的唯一正确的途径是对话和合作。我们主张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人权领域的对话和合作。

2008年，我们同舟共济，全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和蔓延，促使我们更加冷静地反思经济发展的和谐性问题，要求我们更加全面地考虑如何通过和谐发展来实现人权保障目标。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发展是解决当代社会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实现安全和人权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在贫困、愚昧无知、环境恶化的社会中生活，既没有安全，也不符合人的尊严。当然，有助于全面实现人权保障目标的发展应当是一种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一种病态、失衡、充斥经济泡沫的虚假“经济繁荣”。一旦偏离和谐发展，人权保障的目标就很可能会落空。（罗豪才《人权保障“中国模式”》第二段）

一起公民死亡事件见证了中国人权保障走过的道路。

2003年3月17日，27岁的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在广州的街头被收容，60小时后他死在了广州市卫生局主管的收容人员救治站中。孙志刚之死影响深远，他死后三个月，18名涉案者被认定有罪，23名政府官员受到处分，施行20多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

孙志刚事件的第二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随后，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决定，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2006年3月，“尊重和保障人权，促进人权事业的全面发展”被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由“人权”入宪，进而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最后到专门的行动计划，中国人权保障路线图的背后，折射着人权观的改变。

现阶段，司法部建议增设20或30年长期刑逐渐减少死刑，人权专家称最高人民法院应收回死刑核准权，高法要求保障人权切实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等等一系列的事件说明了中国的人权保障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完善。当然，虽然在维护和促进人权上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还存在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继续促进人权的发展，仍然是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

参考资料：李广民、欧斌主编《国际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国务院《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

联合国大会第34/46号决议（1979），35/174号决议（1980），36/133号（1980）和41/128号决议（1986）万鄂湘、郭克强著《国际人权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罗玉中、万其刚著《人权与法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第四篇：论监狱人权保障与检察监督机制完善

论监狱人权保障与检察监督机制完善

监狱服刑人员作为特殊的公民群体，其应有的人权如何得到有效保障，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检察机关作为法定的监督机构，如何针对当前我国监狱服刑人员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建立健全完善的监督机制，对于提升服刑人员人权保障质量与水平、构建和谐社会以及促进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当前监狱人权保障和监狱检察监督工作的法理基础和现状

从国际上看，截至目前，我国已先后批准和加入了《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囚犯待遇基本原则》等20多个有关人权保护方面的国际条约和公约。虽然这些条约和公约是建立在西方罪犯人权保障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但我们有效地吸收其合理成分，按照这些条约和公约规定的标准保障我国服刑人员人权，能够有力地促进服刑人员人权保障理论和实践的完善。在国内法方面，我国现行法律对监狱人权保障的规定，也遍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以及司法部颁布的规章等。

当前监狱人权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体现在：公众对服刑人员的人权保障意识淡薄甚至忽视、服刑人员的一些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服刑人员的部分非主体权利被忽视、监狱管理运行机制还不完善、监狱干警执法指导思想不端正等，严重制约着我国监狱人权的保障和监狱检察监督工作的进行。

二、构建完善的服刑人员人权保障检察监督机制

对服刑人员人权保障的监督主要渠道有人大监督、检察监督、监狱自身监督和舆论监督等，但最有效、最直接的监督渠道是检察监督，可以说强化检察监督是确保服刑人员人权的最关键屏障。我就建立完善监狱人权保障提出十项检察监督机制设想。完善监督与监管机关的工作联系机制。从根本上讲，驻监检察并不能直接维护服刑人员的人权。最终必须通过被监督者的行为才能实现。所以，要辨证处理与监管机关之间的监督与配合关系，使监管机关的人权保障工作走上正规，并取得对被监管人监管条件的改善。驻监检察必须加强与监狱的联系和沟通，制定共同遵守的工作制度，对依法提出的有关服刑人员人权保障的建议和意见易于为监狱所接受。并对监狱的刑罚执行活动产生影响。使其自觉履行人权保障义务。建立和完善与服刑人员及其亲属的联系机制。服刑人员最清楚自己的人权是否受到侵害、是否得到有效保障。所以，要建立完善诸如随时约谈、设置信箱、检察官接待日等制度，畅通与服刑人员及其亲属沟通的渠道，经常与他们保持接触，使他们反映的问题得到及时处置。这也可以使监狱更加认真地履行职责，加强对服刑人员人权保护工作的重视。同时，与服刑人员及其亲属保持经常性联系，可以了解更多情况，使检察机关监督有据，监督更加富有成效。建立人权档案监督机制。从服刑人员入监第一天起，就应为其建立人权档案，记录姓名、入监时间、起刑时间、刑满时间等情况。对服刑人员入监后的表现及应得的待遇，驻监检察要通过完善日常监督的内容和方式，每天都要对监管场所巡视，以发现监管设施或监管活动中可能威胁服刑人员人权的隐患：实地了解他们的生活、劳动状况，及时发现侵犯人权的情况，及时监督监狱予以纠正。并把服刑人员的人权记录在案，通过计算机管理。每天补充、更新数据，使每一名服刑人员从入监的第一天起，其人权状况就置于检察机关监督之下，直至释放。建立人权状况评估报告机制。可以参照学习香港人权监察定期公布《香港监狱状况》的经验，依据法律有关规定，检察院驻监检察部门定期对监狱监管情况、刑罚执行情况、服刑人员人权状况进行评估，并将评估报告提交人大或上网公布。一方面可以使权力监督部门和社会公众及时了解监狱刑罚执行的具体情况，消除公众对监狱的神秘感。另一方面，对于监狱可能存在侵犯服刑人员人权的问题受到人大和社会大众及媒体舆论的监督，增强检察监督的权威性。建立刑罚执行同步监督机制。服刑人员人权保障是随其改造动态变化来实现的，因此，监狱检察监督也应该根据人权保障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实现动态监督。在现行立法的框架下，检察机关应积极争取同监狱就监督的意义和方式达成共识，建立随时介入制度。对于在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存在侵权可能的各个环节，包括入狱、出狱、计分考核、减刑、假释、保外就医、警械具使用、安全卫生保障等活动，检察机关可以随时介入调查。各级监狱检察机构要根据网络化建设的要求，尽快与监狱实现计算机管理和动态监督双向联网，实现网络化管理和动态监督，变事后监督为同步监督、静态监督为动态监督，走上全程动态监督的良性轨道，不断提高服刑人员人权检察保障工作的效率和效果。健全检察机关与监狱定期联席会议制度。构建刑罚执行变更工作由检察机关、监狱、服刑人员本人和服刑人员代表参加的定期联席会议制度。由法院对服刑人员是否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听取执行机关、服刑人员本人、服刑人员代表和检察机关的意见，并将拟定同意减刑、假释的服刑人员名单在狱中公布。检察机关对监狱提请减刑、假释的案件进行审查和听证后，制作检察意见书，随卷提供给法院，由法官根据听证内容和检察意见书作出刑罚变更的裁判，达到公开、透明、说明理由式的刑罚变更。完善检察纠正违法和检察建议制度。畅通派驻机构了解、掌握刑罚执行情况的渠道，明确规定刑罚执行机关应当向派驻检察部门报送相关卷宗材料，检察机关有权主动调阅刑罚执行的全部卷宗材料，可以直接参与或列席刑罚执行机关的有关活动和会议，获取刑罚执行的第一手真实资料，这样，才能对监狱的执行活动提出中肯的建议，易于被监狱接受。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增强检察建议的刚性效力，不能使检察建议流于形式，监狱无正当理由必须采纳检察建议并对采纳情况在一定期限内予以回复。建立异议协调解决机制。检察机关与监狱是执法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对监狱人权的监督工作存在异议在所难免，关键是要建立有效的异议协调解决机制，为有效保障监狱人权的共同目标努力。监狱认为驻监检察部门提出的纠正违法意见不当的，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如果人民检察院经过复议决定维持原意见的，监狱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请复核。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复核，作出是否变更原纠正违法意见的决定，并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执行，建立健全驻监检察组织管理机制。作为我国司法制度中人权保障的一项重要措施，全国所有的监管场所都设立了派驻检察院(室)，成为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的触角和传感器。要充分发挥派驻机构检察监督的作用，当前应当以驻监检察机构规范化建设为契机，完善派驻机构的建制，规范监督行为，强化绩效问责，进一步提高检察监督效果。一是实行派驻任期制。以有效解决当前监狱派驻机构人员经常流动造成的监督乏力的局面。二是在物质装备方面给予一定倾斜，并落实生活补贴、特殊岗位津贴。提高检察干警对监管部门人权保障情况进行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建立健全工作考评机制和岗位责任制。通过制定目标考评办法、派驻干警绩效考评办法、办案责任制度、派驻检察人员岗位职责及工作流程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在监狱检察工作细化、量化上下功夫。将监督责任细化、量化，落实到具体的检察人员，防止出现问题后推诿监督责任的现象，逐步增强监督者的监督意识和责任感。完善检务督察制度。我国的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也面临着如何被监督的问题，检察机关应落实和完善检务督察制度，探索加强内外部监督制约的新机制，一方面要加强对监所检察部门的检务督察。根据案件当事人申诉、有关部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监所检察部门检察干警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和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实施专门性的内部监督，提出处理建议，通过完善内部监督制约的新机制，确保检察权的正确行使，实现检察工作对人权的保障。

第五篇：老年人的人权保障

老年人的人权保障

对老年人的权利保障可以归纳为：第一，宪法对老年人基本权利的保障主要体现在我国宪法第44、45、49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老年人的退休和社会保障权；（2）老年人获得救济的权利；(3)老年人的医疗卫生保障权；（4）老年人的人身、婚姻、要求给付赡养等权利保障。第二，刑法特别打击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伤害行为，如虐待、拒绝抚养等，保护老年人的权利并规定“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来限制对老年人适用死刑；民法通则和婚姻法分别对老年人的婚姻和要求赡养扶助的权利保障。第三，我国1996年制定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专门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2年修订通过了该法），对老年人的权利进行保障。首次将“常回家看看”精神赡养写入条文，不常看望老人将违法。

世界上的养老保险制度有现收现付制、完全积累制、“统账结合”部分积累制，我国现今确定的是“统账结合”部分积累制，但是对于已退休的老人采用现收现付制，在统账结合制下，来自企业和职工个人的当年缴费收入一部分计入社会统筹，另一部分计入职工个人账户。社会统筹资金由政府统一管理运用，个人账户基金作为个人养老储蓄。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一部分来源于社会统筹，一部分来源于本人个人账户的积累。

我国养老保险主要存在转制隐性债务

1、个人账户出现“空账”、覆盖面不够广、难以应付通货膨胀等问题。对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可以参考英国，区别于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的由国家干预进行全面保障、充分就业和普遍性的模式,以及以“现代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减少社会福利待遇鼓励私营企业参与到社会保险市场的模式的 “第三条道路”，主张逐步废除按固定年龄强制退休的制度, 延长老年人的退休年龄,有工作能力的继续工作,能够为社会贡献自己力量的人也尽量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日本推迟养老金领取年限和限制高收入者的养老金领取的方式,对于退休后再就业的老年人的养老金领取给予一定的限制,从而部分缓解养老金支付的资金问题,也使得养老保险制度更加合理。1所谓隐性债务，是指在养老金制度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或半基金积累制转变过程中，由于已经工作和退休的人员没有过去的积累，而他们又必须按新制度领取养老金，那么他们应得的，实际又没有“积累”的那部分资金。隐性债务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应继续付给新制度实施前已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总额;另一部分是新制度实施前参加工作、实施后退休的人员，在新制度实施前没有积累的养老金总额。我国的转制隐性债务被称为“达摩克利斯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