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权保障原则的理解

第一篇：对人权保障原则的理解

人权保障原则

人权保障原则：宪法在确认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确保公民享受各种平等的权利和自由。人权是指人依据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应平等享有的权利。在有德行的政治制度和宪政实践中，每个人都应享有被尊重和被保护的权利。德沃金说这就是政治道德的一种要求，甚至认为权利就是“个人握在手里的政治王牌”。

案例：山东青岛三名当年参加高考的考生——这三名考生分别是青岛铁一中高三四班姜妍(理科，高考成绩522分)、青岛一中高三四班栾倩(文科，高考成绩457分)和青岛15中高三九班的张天珠(文科，高考成绩506分)，由于未能达到山东省当年的重点大学的分数线，而不能就读重点大学。2001年8月23日，他们分别委托律师，以邮寄方式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诉教育部侵犯了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理由是，由于教育部以制定招生计划的形式，造成了全国不同地域考生之间受教育权的不平等，尤其是北京地区的高考录取线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山东低100多分。考生的诉讼要求是请求最高人民法院确认教育部所作出的“关于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的行政行为违法，并向教育部发司法建议书，以避免今后再发生类似的行为。９月３日，最高法院告知他们：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由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也就是说，３位当事人应该到北京市一中院起诉。鉴于以上原因，诉状寄回。９月８日，３位当事人及其家长决定终止这起诉讼。

宪法规定和保障的平等权一般意义是“形式上的平等”，即通常所说的“机会平等”，要求人们参加自由的竞争，保障人们在各种活动中起点上的平等。但社会的各个公民由于自身所不能改变的客观原因如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的先天拥有和分配不均，自然和历史形成的社会和个体差异等等，绝对的实行和保障形式上的平等就可能导致事实上的不平等。现代宪法或多或少的吸收了“实质上平等”的原理，即在起点时给与“弱者”以合理的优待。如在选举法中所规定的在人大选举中，少数民族代表所代表的人口基数可以少于汉族代表所代表的人口基数。体现对少数民族的照顾。又如在男女平等上，由于妇女生理上的特殊原因，在劳动中对妇女的特殊照顾和保护等。

实行实质上的平等必须以“合理的差别”为前提，对于何为合理的差别，法律上还未有明确的界分标准，可综合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加以确认。同时合理的差别还要限定在合理的限度以内，以免造成新的不平等。

从山东三名考生的案例来看，我国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自然、经济和历史等诸多的原因，教育水平较低，教育资源，特别是师资资源相对于东部贫乏等，致使考生的分数相对较低，与东部考生，如山东等事实上存在着“合理的差别”。在全国统一试卷、统一考试的情况下，适当降低西部考生的分数线，为西部培养更多的人才，是实质平等的体现，但分数的差距应在合理的范围内，应在充分考虑东西部招生考试人数、计划人数和实际分数的基础上确定，否则就是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恣意”行使，必然造成对东部考生的不平等。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分数线低于山东，明显违反了平等权原则。因为北京、上海的教育水平高于山东。从相关报道来看，北京、上海等地的分数线低于山东的原因一般是：山东考生较多，而高校相对较少，北京、上海考生较少，而高校较多。这不应成为“合理的差别”，恰恰是“不合理的差别”，是对平等权的明显违反。

毋庸讳言,在人权保障方面,我们还有许多不完善、不尽如人意之处,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人权入宪是中国宪政和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但法律上的人权规定并不等于现实中人权得到了切实的保障和实现。进一步研究和解决人权入宪后相应的人权立法及有效执法的问题是我们面临的重大任务。

第二篇：浅议强制执行中对人权的保障

长期以来，对被执行人基本人权的保护，在执行法官的心目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执行程序中因公共权力的扩张而对被执行人的人权侵害已屡见不鲜，这种行为与整个社会的法治文明的进程相悖。债务人无财产可供执行，及有财产也抗拒执行，是长期存在的“执行难”两大症状。要切实解决上述问题，保障债权人的基本人权，以下方面应当纳入我们的视野：

首先，制定单独的强制执行法，对强制执行中许多重要问题加以明确详尽的规定。

其次，加大对逃避执行、抗拒执法者的惩处力度。鉴于执行状况日益恶化，逃避执行、抗拒执法的情况日益普遍，并已造成严重的债权人基本人权的现状，立法上应考虑强制性惩罚措施的增加和惩罚力度的加大。如，可否对恶意逃避执行者采取人身限制措施来促使其履行债务，提高罚款上限，细化刑法处罚可操作性等。

再次，强化债权担保体系，减少民商事交易的风险，增加安全性。在这方面，必须做的工作主要有担保物的登记、信息的公开，债务人情况的监控等等。

第四，建议将民事保全法、破产法并入将来单独的强制执行法中，形成保全程序与强制执行法配套协调，单独执行程序与概括执行程序贯通连接的统一立法体例。

民事强制执行除执行程序除最大限度地实现债权人的合法债权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价值？执行权在行使过程中是否是唯执行结果是求？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最大限度地实现债权人的合法债权，体现的是对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财产权、人身权等基本人权实现的“结果的有效性”。执行程序本身就应当是体现人性要求的程序，并落实和细化保障基本人权的、富有德性的程序，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程序。

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民事强制程序的规定，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对执行当事人的人性关怀。如债权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发动强制执行程序；为了实现债权，法律规定了相应的强制执行措施；执行中只能执行被执行人的财产、到期债权及其他收入和法律文书确定的被执行人应完成的行为，不能执行被执行人的人身；在执行中必需保留被执行人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必需费用；当被执行人因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时，应当执行终结等等。

但是还不够，笔者认为，我国的民事执行程序至少还需要从下列方面来细化和落实对执行当事人及相关人的人性关怀和基本人权保障：

1.为保障公民的基本休息权，非经严格和法定程序在非营业时间和法定节假日不得执行。

我们注意到，在实践中，有的地方或有的时候，执行时还保留着历史遗留的搞“运动式”的执行方式，突然袭击、抓人打人、半夜搜查、等等。他们的目的是清楚的：只要能达到执行相应财产的目的，手段是不重要的。从维护人权的角度讲，这种运动式的执行是野蛮的、是践踏人权的。

在非营业时间和法定节假日进行民事执行，往往造成相当大的社会恐慌气氛，影响和妨碍被执行人和其他公众的休息权和生活安定权，一般是不得为之，除非万不得已。对此，很多国家都有明确规定。如《瑞士联邦债务执行与破产法》第56条规定：“除资产冻结程序或为保护资产必须采取措施情形外，不得在非营业时间，也即20点至7点之间及星期日和国家法定节假日采取任何执行行动。”同时也不得“在执行节假日期间，即复活节和圣诞节之前的七天和之后的七天以及7月15日至7月31日之间采取任何执行行动。”但也有例外，瑞士法规定汇票执行程序中无执行节假日的限制，原因在于，汇票执行时不会直接影响公民的基本休息权和生活安定权。

2.为照顾债务人特殊情况，从基本人性的角度，在下列特定的情形下必须暂停执行，不得采取执行行动。

(1)因债务人家中发生丧事而暂停执行。在债务人配偶、直系亲属或同住人员死亡时，在死亡之日起一定时间内暂停执行。

(2)因受逮捕而暂停执行。具体来说，在对囚犯的执行程序中，若其无代理人，在监护机构无法定义务指定代理人的情况下，执行人员应当给予囚犯指定代理人的期限。在该指定期限内，对该囚犯应当暂停执行。

(3)因重病而暂停执行。对患重病的债务人，执行员应准予在一定时间内暂停执行。

3.为保护债务人的基本生存权，规定特定物品或一定数额下财产不能执行。

这一方面，我国的执行标的有限原则有原则性规定，但尚须进一步细化。如规定下列财产不得执行：

(1)债务人及其家属必要的自用物品如衣服、必需家用器具、家具或其他动产；

(2)债务人及其家属从事职业所必需的工具、设备、器具及帐册书籍；

(3)为维持债务人及其家属生计三个月所必需的食品及燃料物品或者为购置该物品所需金钱或信贷；

(4)因疾病、贫困、伤残、死亡从慈善机构获取的求援和资助；

第三篇：行动计划对人权的保障（共）

《行动计划》对人权的保障

张弛

2012-07-04 10:32:00来源：《学习时报》2012年6月27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6月11日正式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简称《行动计划》）。这是继2009年颁布人权行动计划以后中国政府第二次颁布人权行动计划。与上期计划相比，本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立足人权工作中“人”的本位，从公民个人面临的实际情况规划部署，将公众关注的诸多问题纳入未来三年的行动规划之中。其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计划内容更充分、措施更具体

上期《行动计划》具有数字化、指标化等特点，但具体落实方案不够明确。本期《行动计划》增添了更为严谨翔实的任务安排，不但明确了每一项任务所要达成的目标，而且制定了实现目标的方案和途径，突出了任务的重点和难点。

人权事业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只有从人的具体要求和人所面对的生存境遇为前提，人权事业才能有的放矢。如果在规划中单纯靠指标拉动任务的完成，就可能偏离规划的初衷。规划的重点不在指标而在途径，寻找问题的症结，求得破解问题的钥匙，人权事业才能让每一位公民因此而受益。本期《行动计划》更加注重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具体实施中必然会带来更高的可实施性和可操作性。

从实际出发保障人权，着力破解民众关心的问题

本期人权计划将众多社会关心的问题纳入未来三年所要解决的任务，从而丰富了我国人权事业的内容。显示我国政府正在努力加强公民“权利”本位，以权利为出发点，创新社会管理，加强政府职能转变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此外，本期《行动计划》还强化了部分任务的重要性，如受公众强烈关注的生产安全问题，这次被提升到人权工作的战略高度，规定了各种高危行业在未来三年所需达到的安全标准，首次提出在2015年要100%建成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市以及高危行业和中央企业的应急平台。新计划的改变说明，我国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只有立足社会现实状况，尊重广大公民的诉求，才能有计划地攻克我国人权事业的重点和难点，使人权事业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协调一致、同步前行。

确权于民，提升我国人权事业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水平

公民权利，尤其是人身权利是基本的人权之一，也是我国人权事业备受关注的焦点。本期《行动计划》突出了人权精神的主旨，大幅度调整了公民权利的保护目标。例如，上期计划试图通过规制公共权力保障人身权利，提出要严禁刑讯逼供、严禁执法人员实施非法拘禁行为、严格控制并慎用死刑、严格死刑审判程序、建立和完善执法和司法监督机制五大任务。然而，保护人身权利首先需要明确权利自身的内容，而不是寄望于公共权力的主动回撤。本期《行动计划》将确权作为未来三年的工作重点。《行动计划》中专门提出，要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各项诉讼权利；不但要预防刑讯逼供，还要建立相应的救济措施；要求检察院注重听取犯罪嫌疑人的申辩；完善诉讼程序中的听取律师意见的相关机制；保障律师在职业活动中的人身权、辩护权和辩论权。本期《行动计划》抓住了人权事业的主旨，因为权利是先在的，只有明确权利的内容和范围，才能顺藤摸瓜找到制约权力的方案，从而为约束权力的行动提供更加充足的合法性依据。

在公民的参与权方面，本期《行动计划》也没有沿袭上期的做法，即把完善人大、政协、基层自治等基本制度等同于对参与权的维护，而是重在保障公民的正当参与行为和参与能力。公民在明确了自己能以何种途径、何种身份和何种程度参与何种公共事务的情况下，相应的制度才能随围绕着公民的参与权得到完善。因此，公民权利是整个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也是一切行政、立法、司法行为的基石和指针。只有从公民权利的性质和内容出发去思考制度和法律缺陷，方能真正提高我国人权事业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水平。

本期《行动计划》的颁布，反映了我国人权事业正在不断地成熟。《行动计划》着重将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反映了中国人权事业中所特有的“民本主义”思想主旨，同时也表明了中国人权工作符合20世纪以来全球人权事业进步的大趋势。

当17世纪人权概念在西方成熟的时候，它仅代表个人免于外部力量侵害的正当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权思想也在发生变化。19世纪的工人运动要求把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作为生存权的一个重要方面，进而拉动了受教育权、休息权、社会保障权、工作权等一系列新型权利的诉求。1948年颁布的《联合国人权宪章》正式承认了上述权利，使得人权在最初的“保护型权利”的基础上增添了“发展型权利”。而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型权利”无疑是更有分量的。改善生活质量、提供就业机遇、创造良好的卫生医疗和教育系统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由于国际竞争的残酷性，发展中国家无法如西方国家那样，采取线性发展的策略，即分阶段地完成国家建设、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也无法分步确立“保护型人权”和“发展型人权”，只能采取压缩式路径，一揽子解决西方国家在几个世纪内分别遇到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人权问题的重点依然集中在民生方面。广大人民群众对就业、健康、社会

保障、文化、环境等各方面有着最强烈的权利诉求，这也决定了我国的人权事业将以生存和发展为前提。

再者，我国政治权力结构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水平还远远不够，权力失范、滥用、腐败等现象依然严重。在我国比较常见的是关于征地、拆迁、税收等问题产生的纠纷，以及公民人身权利在羁押、审讯、诉讼过程中遭遇的侵害。本期《行动计划》就保障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和财产权等“保护型”人权做出了非常具体、细致的规划，期望在此方面能有所突破。

第四篇：老年人的人权保障

老年人的人权保障

对老年人的权利保障可以归纳为：第一，宪法对老年人基本权利的保障主要体现在我国宪法第44、45、49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老年人的退休和社会保障权；（2）老年人获得救济的权利；(3)老年人的医疗卫生保障权；（4）老年人的人身、婚姻、要求给付赡养等权利保障。第二，刑法特别打击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伤害行为，如虐待、拒绝抚养等，保护老年人的权利并规定“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来限制对老年人适用死刑；民法通则和婚姻法分别对老年人的婚姻和要求赡养扶助的权利保障。第三，我国1996年制定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专门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2年修订通过了该法），对老年人的权利进行保障。首次将“常回家看看”精神赡养写入条文，不常看望老人将违法。

世界上的养老保险制度有现收现付制、完全积累制、“统账结合”部分积累制，我国现今确定的是“统账结合”部分积累制，但是对于已退休的老人采用现收现付制，在统账结合制下，来自企业和职工个人的当年缴费收入一部分计入社会统筹，另一部分计入职工个人账户。社会统筹资金由政府统一管理运用，个人账户基金作为个人养老储蓄。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一部分来源于社会统筹，一部分来源于本人个人账户的积累。

我国养老保险主要存在转制隐性债务

1、个人账户出现“空账”、覆盖面不够广、难以应付通货膨胀等问题。对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可以参考英国，区别于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的由国家干预进行全面保障、充分就业和普遍性的模式,以及以“现代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减少社会福利待遇鼓励私营企业参与到社会保险市场的模式的 “第三条道路”，主张逐步废除按固定年龄强制退休的制度, 延长老年人的退休年龄,有工作能力的继续工作,能够为社会贡献自己力量的人也尽量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日本推迟养老金领取年限和限制高收入者的养老金领取的方式,对于退休后再就业的老年人的养老金领取给予一定的限制,从而部分缓解养老金支付的资金问题,也使得养老保险制度更加合理。1所谓隐性债务，是指在养老金制度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或半基金积累制转变过程中，由于已经工作和退休的人员没有过去的积累，而他们又必须按新制度领取养老金，那么他们应得的，实际又没有“积累”的那部分资金。隐性债务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应继续付给新制度实施前已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总额;另一部分是新制度实施前参加工作、实施后退休的人员，在新制度实施前没有积累的养老金总额。我国的转制隐性债务被称为“达摩克利斯之剑”。

第五篇：监狱服刑人员人权保障

监狱服刑人员人权保障

摘 要: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人类文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监狱服刑人员的人权保障是人权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监狱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保障服刑人员人权十分必要且势在必行。文章对我国监狱服刑人员人权的构成、保障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进一步保障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监狱；服刑人员；人权保障

引言：2004年宪法修正案写入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从而将人权保障提高到了一定的高度。监狱服刑人员作为特定的主体,一方面,它拥有未被法律剥夺和限制的一些基本公民权利以及法律专门赋予服刑人员的特殊权利,另一方面,也因为其“服刑人员”这一特殊身份丧失了一些本该属于公民的权利,或者某些权利的行使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由此可见,其人权保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本文在此就如何保障监狱服刑人员的人权进行了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服刑人员概念与范围界定

服刑人员是指依法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或者管制，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假释和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依法被关押于看守所，监狱或者在社区服刑的人员。根据我国《监狱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在监狱内执行刑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可见，“在监狱执行刑罚的服刑人员的范围是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余刑超过一年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犯罪分子。”①

二、监狱服刑人员权利的内容

关于监狱服刑人员的权利这一内容,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不同的分类。根据我国刑法学者屈学武教授的观点,监狱服刑人员的权利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平等权。监狱服刑人员作为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平等权。这是由我国法律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指导原则所决定的。既包括了作为 ①金鉴主编《监狱学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83页。自然人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权利,也包括了立法的平等、司法的平等和守法的平等。它体现了作为公民,既要平等地享有权利,也要平等地履行义务的立法精神。

2.政治权利。政治权利又称为参政权。它是指依照宪法规定,公民参加政治生活的民主权利和在政治上享有的表达个人见解的意愿的自由权。监狱服刑人员的政治权利指的是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监狱服刑人员所应当享有的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政治权利,最常见的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根据1983年3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监狱服刑人员可以行使选举权,但因监狱服刑人员正在接受侦查、起诉、审判,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决定可停止其行使选举权。而被选举权和担任国家机关职务及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则由于监狱服刑人员人身自由的剥夺而受到限制,其他政治权利则处于停止行使状态。可见,未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监狱服刑人员还是享有政治权利的,只是基于其人身自由被剥夺而暂时停止行使罢了。

3.人身权利。人身权利是公民一切权利的基础,公民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其他权利都无法行使。公民的人身权利是指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与人身有关的其他权利和自由受法律保护,不得非法侵犯的权利。在我国,公民的人身权利包括: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和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监狱服刑人员虽然被判处剥夺了人身自由,但是其他与人身相关的权利还是享有的。如:生命权、健康权、不受刑讯和体罚的权利、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通信权、知识产权中的发明和创造中的人身权利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三、我国监狱服刑人员人权保障的现状

我国基本保障了监狱服刑人员的人权，“首先我国已基本形成以《宪法》为基础,以《监狱法》为核心,并由《刑法》《刑诉法》《法院组织法》《法官法》《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民法通则》《民诉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内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司法解释所共同构成的法律保障体系。”②此外,还签署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如《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为我国监狱服刑人员人权的实现和保障提供了必要的法律基础。其次,建立了各种有效的管理制度,如民警直接管理、深入服刑人员生活、学习和劳动三大现场、安全防范措施等,对服刑人员实行依法、严格、文明、科学管理,从根本上保证了监所改造秩序稳定,包括创建现代化文明监所等,为服刑人员的人权实现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②参见邵名正主编《监狱学》,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页。

四、对进一步加强我国服刑人员人权保障的探讨

服刑人员在监狱服刑期间，一般要经历入监初期阶段，监狱服刑阶段和出狱前阶段三阶段。而服刑人员的内心转变最关键的时期在入监初期阶段。一般情况下，服刑人员在进行必要的入监检查之后，都会经历为期三个月入监教育。在这三个月时间里，服刑人员应当严格遵守监狱制度，认真学习监狱监规，认清自己的现有身份。“监狱狱警形象的把这些内容总结为明身份，习规范，学养成，吐余罪。”③由于入监教育是每个服刑人员进入监狱服刑的必经阶段，因此，这一阶段的学习与行为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在这一阶段最难做到的，往往是第一点：明身份。很多服刑人员虽然人已身陷囹圄，但是，对自己的现有身份不愿意承认或者是不敢承认。往往被沦为阶下囚的滋味是常人难以忍受的，他们不仅仅要克服身上穿的这身囚服所带来的痛苦，更要克服的是人在监牢，自由这一最基本权利受到剥夺之后的心灵伤害。可以说，要承认自己的身份，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监狱狱警要随时关注服刑人员的情绪波动与心理变化，必要时，给服刑人员提供心理辅导与心理疏导，而不应当强迫服刑人员承认自己的身份，有损他们的人格尊严，如果这样，有些服刑人员会对监狱产生逆反心理，从而极大的影响改造。监狱可以设立服刑人员心理辅导室，为他们提供心理辅导平台，尽快转化他们入监之后扭曲的心理状态。

入监教育之后，服刑人员则被分到监狱之下各个班中。监狱下设若干监区，监区下设若干分监区，分监区下设若干班，每个班都有责任民警负责。服刑人员在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是参加生产劳动，表现好的服刑人员有机会加分，评选劳改分子会见家属等。当然，这期间，也有表现不积极的甚至抗拒改造的现象出现。服刑人员积极改造的，应当允许他们参加监狱文体活动，允许他们同家属会见通信，保障他们应有的权利，抗拒改造的，应当先查明他们抗拒改造的原因，而不应当盲目将他们禁闭或用语言伤害他们，例如，有些服刑人员是因为家人生活问题无法解决，和同监舍的服刑人员之间有矛盾或者其他影响服刑人员改造情绪的问题而导致他们情绪不稳而将情绪转嫁于劳动改造过程中。监狱狱警应当定期做服刑人员的家访工作，了解服刑人员的家庭情况，子女上学就业问题，父母养老安置问题，了解他们的生活所存在的困难，并且为他们解决好必要的生活费问题，劝他们不要有思想压力，了解他们对服刑人员的需求与愿望，并定期安排他们会见，不方便会见的，为他们录制视频或录音，并将这些交给服刑人员观看和收听，以利于他们在改造过程中能够专心，放下思想包袱，保证改造的顺利完成。

由于服刑人员长期生活于高墙内，对外面的社会完全陌生了，而他们迟早还是要走出监狱，重新生活的，因此，为避免他们长期生活在监狱与世隔绝所带来的今后出狱后完全不适应这个社会，监狱可以决定让服刑期间表现好的服刑人员出狱接触社会，当然，这种接触社会的方式是有严格限制的，监狱可以将服刑人 ③参见盛桂英《中国监狱工作人员分类问题探讨》,《犯罪与改造研究》2003年第6期。员置于警车中，只让他们在车内活动，通过车窗观察外界，同时，可以为他们配备相应的心里辅导，使他们不至于对外界社会充满恐惧与陌生，为即将刑满释放的服刑人员尽早回归社会、适应社会做好铺垫。服刑人员服刑期满前三个月是监狱服刑的最后一个阶段。这期间，监狱应当为服刑人员出狱做好必要的工作。

例如，出狱前三个月，允许服刑人员不再剃头发，即给予服刑人员三个月的长发期，在身体上逐渐让他们了解他们与现押犯的微妙区别。这期间，监狱狱警应当为服刑人员讲解出狱后户口落户问题，必要时对工作问题，也给他们适当安排，因为，服刑人员出狱后会受到诸多歧视，找工作难于一般人，为解决生活困难的家庭的生存问题，可以为他们安排工作，以便于他们维持生计。服刑人员的权利，并不仅仅限于法律明文规定的，例如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依法获得减刑权等，更重要的是服刑人员作为一个人，应当具有的权利。监狱，应当充分考虑到这些权利，并保障服刑人员这些基本权利，为服刑人员积极改造创造必要条件。服刑人员也是弱势群体，这一点应当予以考虑。

五、关于监狱改造工作其他问题

服刑人员虽然在入监之前给国家，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是，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之后，被羁押在监狱之后，反而身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虽然说，这是犯罪分子罪有应得，但是，在现代文明社会，不能因为犯罪分子之前所犯下的罪，就将他们所有的权利都予以剥夺，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因此，监狱狱警在犯罪分子入监之后要做的，更多的是教育，是感化，让他们从内心上真正认识到他们所犯下的罪刑，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去洗刷罪恶的双手，而不是报应，不是一味剥夺他们的权利，他们仅有的一点权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服刑人员也是弱势群体，监狱应当能够保障这部分弱势群体的利益，帮他们实现他们应得的利益。

参考文献: [1]金川.罪犯权利的缺损与救济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2]幕亚平,周建海,吴慧.当代国际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3]吕世伦,文正邦.法哲学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4]王果纯.现代法理学—历史与理论[M].长沙:湖南出版社, 1995.